月薪在3000元左右的年轻人该如何进行理财呢？月薪在3000元左右的年轻人该如何进行理财呢？曾经美好百家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很多年轻人的工资开始上涨到3000元左右，这应该算是年轻人中的中等收入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工作了很多年，手头一点儿积蓄也没有，一旦有个小病小灾，往往要靠朋友的接济，非常狼狈。月薪在3000元左右的年轻人该如何进行理财呢？有什么好的理财方案呢？首先，你当然要留下足够支持自己日常花销的资金，最好在事先确定好这样的硬性开支，并且定期对开支做一个严格的检查，建议设立一个账册专门记录每天在某样东西上花的钱，这样就可以把那些不必要的开支取消掉，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在银行里或者进行投资。其次，虽然收入水平提高了，但生活却不应该随之而变得奢侈。在生活中，我们绝不应该大手大脚地花钱，而是应该能省则省，只有省下了钱，你才有进行投资理财的资本。比如，你可以尽量减少在外面吃饭的次数，自己在家做饭吃，不仅可以节省不少钱，而且还更加健康，减少生病的可能。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小钱的积累，把硬币等小钱放在固定的地方，不久后，你就可以拿它们去银行换一张百元钞票。当手中有了足够的闲钱之后，月收入3000元的年轻人应当去买一份储蓄型疾病意外保险。买一份含有分红的储蓄型重大疾病意外保险，每月只需很少的钱，但不幸发生意外时则会获得较大的理赔款，至少不会成为家人的负担，也能够保证自己不会被疾病或者意外打倒。如果在保期内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那么保期过后，还可以收到一笔额外的钱，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情。除此之外，在理财的时候我们还要格外注意下面的几个问题。（1）在投资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较好的理财方案，控制好风险，但手中资金不富裕的投资者则应该选择较为稳定的投资方式，如可投资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具有流动性好、风险低、收益稳定等特点，而且还可以采用定期定投的方式，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2）每月最好还要留出一定的钱进行积蓄，把钱存在银行里，可以选择那种定活两便的存款方式或者和银行约定好当卡中的资产超过某个数目的时候，自动由活期转为定期存款，这样的话就会为投资者节省大量的时间，最大化地实现存款收益率，实现轻松理财。（3）理财要学会与时俱进，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投资品种，如近些年比较火热的“纸黄金”。在2011年，不少投资纸黄金的投资者都获得了较高的收益。而且纸黄金的门槛很低，只需要投资者投入1000元便能开户交易，纸黄金和其他新兴的理财方式一样都是很好的理财选择，但这些理财方式一般都需要对其有一定的了解，具备一定的投资知识，并在投资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别人学习。（4）要学会为自己买份保险。工薪族压力大、负担重，除了公司给办的五险一金，没有任何保障，风险防范能力低，因此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保险，尤其是纯保障或者偏保障型的理财产品。办理这类保险主要是因为保险能够转移风险，从而达到摆脱困境的目的。人生路上最难预料的就是各种风险，俗语曾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由此可以看出疾病等风险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的压力。（5）理财的时候要细心、谨慎。工薪族由于家庭的承受风险能力较小，其理财方式主要以保本、增值为主，可将资产进行分类，尽量选择稳定的投资方式，如储蓄、货币市场基金、国债等，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月入三千算是一个中等的收入。作为工薪族，最主要的理财还是投资在个人身上，刻苦工作，力争上游，争取早日实现加薪，才是最重要的理财之路。当然，在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你同样要注意对手中的资产做出合理的规划，这样才能使资产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实现财富的增值。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曾经美好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大千世界，看我千寻。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社会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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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不同经济水平的人怎么理财?
如今，理财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识到投资的重要性。在国际经济大背景下，钱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值钱了，而使自己的财富进行一定的增值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投资简单分类，每种理财方式都有其特点，所以没有所谓最好的理财方式，只有最合适的理财组合：比如保险，投资收益不高。但是起到分摊风险的作用。那么，不同经济水平的人该如何理财呢？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蓝领阶层：绝对稳健的理财方法
对普通的上班族来说，一般理财观念传统。因为他们收入较低，承受风险能力也较差，理财要求绝对稳健。建议每月做好支出计划，除正常开支外，再将剩余部分分成若干份，进行必要的投资理财，可优先考虑投资保险、基金和国债等投资项目。
如国债利息略高于银行同期储蓄利息，因此可以将家里短期之内用不到的资金购买国债；如果对外汇感兴趣的话，建议购买银行和证券公司推出的MMF等；在保险投资方面，对于刚就职的年轻人而言适当购买人寿保险，既可获一些基本保障，也可强迫储蓄，且尽早购买，费率较低。对于已组成家庭的，建议保险支出约占家庭收入10%左右，可考虑购买养老保险、重大疾病险以及意外伤害险等。
白领阶层：选择风险适中理财产品
白领人群是现代社会中很具代表性的一类，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收入稳定，有良好的信用意识，有丰富的互联网行为。会用网络查手机账单、信用卡账单，都是通过网络来管理关于生活中的日常生活、日常消费的记录。
白领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比如想买车，想拥有自己的房子，装修的时候可能还要比较有品位。他们享受更高的教育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想到国外去旅行。在消费过程中，更注重客户体验和精神品质。中等收入人群的理财目标，是在风险适中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家财增值。该类家庭风险承受能力较高，可以选择风险适中、收益较高的产品，如p2p理财产品。
P2P理财产品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以低门槛高收益受到投资人的青睐，适合各阶层投资人进行投资，但是P2P网贷风险性较高。投资人投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口碑较好，制度较全，收益较合理的网贷平台，如房易贷，平台年化收益可达14%，是网贷行业少数几家对接用户资金银行存管和每笔借款都公示资金走向的信息中介平台。
金领阶层：多元化理财方法
金领阶层是上班族中的富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较强，资金节余较多，有充分的资金可用于投资理财，因此可以采取多元化投资组合的方式进行投资。风险与收益永远成正比，若风险投资比较得当，收益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金领们由于其日均工作时间、工作压力都会远远高于常人，健康状况并不理想。因此，对于这类人群来说，购买保险特别是健康险，为自己的健康与生命提供保障就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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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包括不断提高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财政系统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如何提高理财能力的研讨，笔者试从宏观经济和中长期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粗浅体会。
　　增强用间接手段调节全社会投资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越来越宽，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绝对量虽然明显增加.但在全部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2003年的4.6%。而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规模增加更为迅猛，占全部投资来源的比重随之显著上升。年，国内贷款比重由12.7%上升到20.5%，利用外资比重由3.8%上升到4.4%，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由55.4%上升到70.5%。
　　在投资主体日益市场化、投资来源多渠道的格局下，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1998年以来预算内资金包括了每年增发的建设国债，预算内...
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相关信息能力的提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包括不断提高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财政系统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如何提高理财能力的研讨，笔者试从宏观经济和中长期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粗浅体会。
　　增强用间接手段调节全社会投资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越来越宽，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绝对量虽然明显增加.但在全部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2003年的4.6%。而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规模增加更为迅猛，占全部投资来源的比重随之显著上升。年，国内贷款比重由12.7%上升到20.5%，利用外资比重由3.8%上升到4.4%，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由55.4%上升到70.5%。
　　在投资主体日益市场化、投资来源多渠道的格局下，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1998年以来预算内资金包括了每年增发的建设国债，预算内资金在投资来源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建设国债减少发行规模，这一比重仍会逐步回落。那么，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调节手段是否会被削弱?应该说不会。从经济增长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较快增长期，全社会投资来源规模将不断扩大，即使停发建设国债，国家可支配财力仍然会水涨船高。
　　更重要的是，政府实现对全会投资的调节，应当着眼于投融资领域的市场化趋势，来考虑进一步转换宏观调节机制。目前，多主体、多渠道的市场化投融资活动日趋活跃，财政以外的投资来源越来越广，比重越来越大，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实施间接调节的对象范围日益广阔。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求政府调节全社会投资的手段应当相应地多样化，而且，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这些间接调节手段，比预算内投资的调节作用更灵活、更有效。尤其是财政贴息，对于引导银行贷款方向进而调节投资的杠杆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在投资来源中约占70%的自筹和其他资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也来自银行贷款。
　　现实的投资格局表明，寄希望用财政投资来调节全社会投资，既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也越来越不可能得心应手。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当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
　　增强财政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防范和化解公共危机，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按照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应当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提供充分的、可靠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改进公共管理职能。根据“五个统筹”的要求，增强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可从常规性和应急性两个方面考虑：
　　1.增强常规性公共服务能力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应当按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要求理顺财税体制和收支结构，为促进农民进城和转向非农产业做好财力和相关的制度准备。许多城市的财政部门担心，扩大农民进城机会、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壁垒，会增大城市的财政负担而难以为继。确实也有一些城市在放松户籍限制时因不堪重负而被迫停顿。这种困局恰好说明，现有的财政体系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应当跳出“增加负担”的被动看法，积极地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和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保障，提高城市财政适应农民进城趋势的能力。
　　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公共财政应当着重改善不同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人民福利水平，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较小，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不利于体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致使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还不理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相关的财税政策，使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财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适应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趋势，改变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平状况，主要是改变公共卫生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过分向城市和高等教育倾斜的状况。二是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初次分配进一步打破“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克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现象和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由于我国相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手段还不健全，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难以进行有效调节。需要坚持“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原则，此外还应再加上“救助贫困群体”，探讨怎样使再分配手段既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又不挫伤投资积极性。三是建立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适应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应当坚持“广覆盖、低水平”的原则，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保证资金供应的可持续性。
　　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要研究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我国已明确提出，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坏的相应政策，遏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生活和投资消费方式。财政税收政策需要适应上述要求进行必要调整，做出应有贡献。例如，可以考虑加强税收手段的扶优限劣作用，对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课以重税，运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又如，可以考虑完善资源税制度，运用税收手段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开发资源，及早谋划接续性产业的发展，并预先积累起必要的财力，以利于在资源枯竭时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应当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国内产业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贯彻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等原则，需要在进出口、引进外商投资等领域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等税制改革，实现公平税负。此外，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在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也对现行财政税收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随着经济领域的区域性开放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旅游、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便利化、自由化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优惠政策可能作为例外而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这为现行财政税收体系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留下一定调整余地。财政税收政策的适当调整需要从两方面考虑，既要有利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又要有利于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
　　2.增强应急性公共服务能力，健全财政应急手段
　　主要包括财政预备费、减免税费、转移支付等。其中，只有财政预备费已列入当年预算，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5%，专门用于处理重大意外冲击，因而具有稳定性(动用其他手段都需相应调整预算)。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在GDP中的比重明显回升，随着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政府运用财政预备费的余地随之扩大。因此，近期应当尽快完善财政预备费的功能，稳定提取比例，扩大资金来源，防止随意挪用，形成可滚动使用的机制。
　　为应对突发事件，还可以组合使用其他应急手段(如发行内债、政府征用社会资产或动用自身资产、向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动用外汇储备等)。今后应当重视发挥短期国债的作用，发行短期国债是弥补当年赤字的常规手段，其应对突发事件相对灵活，比长期国债带来的后遗症要小。同时，发行短期国债有利于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也有利于扩大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回旋余地，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目前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回购操作的余地有限，也难以形成市场化的基础利率，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按公共财政要求优化支出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建设财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58.22%的绝对优势下降到30.06%，降低28个百分点以上，下降幅度很大。社会文教费比重由16.2%上升到26.24%，提高约10个百分点，与经济建设费的差距明显缩小。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了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相对减弱，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增强。
　　但是，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财政支出结构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部分特征，还存在不少缺位和越位的情况，缺位主要表现在用于社会保障、调节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发展公益事业的支出不足；越位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各种补贴过多，以及行政性支出范围过宽。一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占比仍然高于其余各类支出。按功能分类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5类。2003年这5类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比重达30.06%，仍然是最高的。二是经济建设费的投向不够合理。基本建设支出比重高，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46.27%，占预算总支出的13.91%；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低，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15.31%，占预算总支出的4.6%，明显低于%的比重。还有约占30%的经济建设费没有明确列出，而这些不公开的经济建设支出是否都应由财政负担，其投向是否合理，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是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社会福利支出比重过低。年，行政管理费由75.53亿元增加到4691.26亿元，增长62.1倍(未剔除价格变动因素)，是各类支出中上升最快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由1990年的1.78%上升到2003年的2.02%(不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全口径，因为不在预算中)。这表明政府自身开支尤其是一般行政支出增长过快，而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足。
　　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府开支，相关的支出比重应当继续提高。二是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控制行政管理费上升过快的势头，使之保持在较低水平。三是进一步减少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和流动资金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更多地通过股票、债券和贷款等市场化的融资方式，满足投资主体的资金需求。四是认真清理不透明的经济建设费，凡是可以由企业自主投资的一般经济建设支出项目，都应当削减，重点压缩随意性大的支出项目。只保留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投资支出，例如全国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以及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投资等。
　　增强通过政府消费改善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应当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支出转向政府消费支出，这也是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一个重要“抓手”。
　　适度的政府投资和消费，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主要依靠政府消费支出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而政府投资支出则是相当次要的。从政府消费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从政府投资率(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看，1996年，韩国为5.5%，美国为1.7%，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英国为0.8%。
　　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術开发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政府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2年的2.3%上升到1998年的3.4%和2001年的3.8%(发行建设国债是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财政政策取向已经由积极转为稳健、建设国债将逐步停止发行，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
　　我国的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我国20世纪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3%，其中亚洲为25%。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今后，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方面，除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外，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要尽量减少。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应当保持大体稳定，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其他答案（共5个回答）
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方面，除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外，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要尽量减少。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应当保持大体...
相关信息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方面，除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外，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要尽量减少。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应当保持大体稳定，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理财能力的提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包括不断提高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财政系统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如何提高理财能力的研讨，笔者试从宏观经济和中长期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粗浅体会。
　　增强用间接手段调节全社会投资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越来越宽，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绝对量虽然明显增加.但在全部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2003年的4.6%。而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规模增加更为迅猛，占全部投资来源的比重随之显著上升。年，国内贷款比重由12.7%上升到20.5%，利用外资比重由3.8%上升到4.4%，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由55.4%上升到70.5%。
　　在投资主体日益市场化、投资来源多渠道的格局下，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1998年以来预算内资金包括了每年增发的建设国债，预算内资金在投资来源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建设国债减少发行规模，这一比重仍会逐步回落。那么，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调节手段是否会被削弱?应该说不会。从经济增长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较快增长期，全社会投资来源规模将不断扩大，即使停发建设国债，国家可支配财力仍然会水涨船高。
　　更重要的是，政府实现对全会投资的调节，应当着眼于投融资领域的市场化趋势，来考虑进一步转换宏观调节机制。目前，多主体、多渠道的市场化投融资活动日趋活跃，财政以外的投资来源越来越广，比重越来越大，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实施间接调节的对象范围日益广阔。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求政府调节全社会投资的手段应当相应地多样化，而且，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这些间接调节手段，比预算内投资的调节作用更灵活、更有效。尤其是财政贴息，对于引导银行贷款方向进而调节投资的杠杆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在投资来源中约占70%的自筹和其他资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也来自银行贷款。
　　现实的投资格局表明，寄希望用财政投资来调节全社会投资，既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也越来越不可能得心应手。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当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
　　增强财政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防范和化解公共危机，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按照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应当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提供充分的、可靠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改进公共管理职能。根据“五个统筹”的要求，增强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可从常规性和应急性两个方面考虑：
　　1.增强常规性公共服务能力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应当按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要求理顺财税体制和收支结构，为促进农民进城和转向非农产业做好财力和相关的制度准备。许多城市的财政部门担心，扩大农民进城机会、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壁垒，会增大城市的财政负担而难以为继。确实也有一些城市在放松户籍限制时因不堪重负而被迫停顿。这种困局恰好说明，现有的财政体系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应当跳出“增加负担”的被动看法，积极地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和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保障，提高城市财政适应农民进城趋势的能力。
　　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公共财政应当着重改善不同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人民福利水平，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较小，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不利于体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致使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还不理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相关的财税政策，使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财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适应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趋势，改变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平状况，主要是改变公共卫生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过分向城市和高等教育倾斜的状况。二是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初次分配进一步打破“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克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现象和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由于我国相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手段还不健全，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难以进行有效调节。需要坚持“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原则，此外还应再加上“救助贫困群体”，探讨怎样使再分配手段既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又不挫伤投资积极性。三是建立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适应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应当坚持“广覆盖、低水平”的原则，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保证资金供应的可持续性。
　　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要研究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我国已明确提出，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坏的相应政策，遏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生活和投资消费方式。财政税收政策需要适应上述要求进行必要调整，做出应有贡献。例如，可以考虑加强税收手段的扶优限劣作用，对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课以重税，运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又如，可以考虑完善资源税制度，运用税收手段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开发资源，及早谋划接续性产业的发展，并预先积累起必要的财力，以利于在资源枯竭时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应当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国内产业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贯彻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等原则，需要在进出口、引进外商投资等领域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等税制改革，实现公平税负。此外，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在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也对现行财政税收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随着经济领域的区域性开放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旅游、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便利化、自由化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优惠政策可能作为例外而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这为现行财政税收体系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留下一定调整余地。财政税收政策的适当调整需要从两方面考虑，既要有利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又要有利于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
　　2.增强应急性公共服务能力，健全财政应急手段
　　主要包括财政预备费、减免税费、转移支付等。其中，只有财政预备费已列入当年预算，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5%，专门用于处理重大意外冲击，因而具有稳定性(动用其他手段都需相应调整预算)。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在GDP中的比重明显回升，随着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政府运用财政预备费的余地随之扩大。因此，近期应当尽快完善财政预备费的功能，稳定提取比例，扩大资金来源，防止随意挪用，形成可滚动使用的机制。
　　为应对突发事件，还可以组合使用其他应急手段(如发行内债、政府征用社会资产或动用自身资产、向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动用外汇储备等)。今后应当重视发挥短期国债的作用，发行短期国债是弥补当年赤字的常规手段，其应对突发事件相对灵活，比长期国债带来的后遗症要小。同时，发行短期国债有利于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也有利于扩大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回旋余地，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目前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回购操作的余地有限，也难以形成市场化的基础利率，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按公共财政要求优化支出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建设财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58.22%的绝对优势下降到30.06%，降低28个百分点以上，下降幅度很大。社会文教费比重由16.2%上升到26.24%，提高约10个百分点，与经济建设费的差距明显缩小。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了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相对减弱，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增强。
　　但是，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财政支出结构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部分特征，还存在不少缺位和越位的情况，缺位主要表现在用于社会保障、调节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发展公益事业的支出不足；越位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各种补贴过多，以及行政性支出范围过宽。一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占比仍然高于其余各类支出。按功能分类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5类。2003年这5类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比重达30.06%，仍然是最高的。二是经济建设费的投向不够合理。基本建设支出比重高，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46.27%，占预算总支出的13.91%；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低，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15.31%，占预算总支出的4.6%，明显低于%的比重。还有约占30%的经济建设费没有明确列出，而这些不公开的经济建设支出是否都应由财政负担，其投向是否合理，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是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社会福利支出比重过低。年，行政管理费由75.53亿元增加到4691.26亿元，增长62.1倍(未剔除价格变动因素)，是各类支出中上升最快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由1990年的1.78%上升到2003年的2.02%(不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全口径，因为不在预算中)。这表明政府自身开支尤其是一般行政支出增长过快，而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足。
　　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府开支，相关的支出比重应当继续提高。二是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控制行政管理费上升过快的势头，使之保持在较低水平。三是进一步减少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和流动资金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更多地通过股票、债券和贷款等市场化的融资方式，满足投资主体的资金需求。四是认真清理不透明的经济建设费，凡是可以由企业自主投资的一般经济建设支出项目，都应当削减，重点压缩随意性大的支出项目。只保留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投资支出，例如全国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以及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投资等。
　　增强通过政府消费改善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应当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支出转向政府消费支出，这也是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一个重要“抓手”。
　　适度的政府投资和消费，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主要依靠政府消费支出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而政府投资支出则是相当次要的。从政府消费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从政府投资率(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看，1996年，韩国为5.5%，美国为1.7%，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英国为0.8%。
　　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術开发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政府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2年的2.3%上升到1998年的3.4%和2001年的3.8%(发行建设国债是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财政政策取向已经由积极转为稳健、建设国债将逐步停止发行，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
　　我国的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我国20世纪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3%，其中亚洲为25%。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今后，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方面，除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外，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要尽量减少。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应当保持大体稳定，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理财能力的提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包括不断提高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财政系统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如何提高理财能力的研讨，笔者试从宏观经济和中长期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粗浅体会。
　　增强用间接手段调节全社会投资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越来越宽，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绝对量虽然明显增加.但在全部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2003年的4.6%。而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规模增加更为迅猛，占全部投资来源的比重随之显著上升。年，国内贷款比重由12.7%上升到20.5%，利用外资比重由3.8%上升到4.4%，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由55.4%上升到70.5%。
　　在投资主体日益市场化、投资来源多渠道的格局下，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1998年以来预算内资金包括了每年增发的建设国债，预算内资金在投资来源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建设国债减少发行规模，这一比重仍会逐步回落。那么，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调节手段是否会被削弱?应该说不会。从经济增长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较快增长期，全社会投资来源规模将不断扩大，即使停发建设国债，国家可支配财力仍然会水涨船高。
　　更重要的是，政府实现对全会投资的调节，应当着眼于投融资领域的市场化趋势，来考虑进一步转换宏观调节机制。目前，多主体、多渠道的市场化投融资活动日趋活跃，财政以外的投资来源越来越广，比重越来越大，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实施间接调节的对象范围日益广阔。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求政府调节全社会投资的手段应当相应地多样化，而且，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这些间接调节手段，比预算内投资的调节作用更灵活、更有效。尤其是财政贴息，对于引导银行贷款方向进而调节投资的杠杆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在投资来源中约占70%的自筹和其他资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也来自银行贷款。
　　现实的投资格局表明，寄希望用财政投资来调节全社会投资，既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也越来越不可能得心应手。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当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
　　增强财政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防范和化解公共危机，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按照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应当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提供充分的、可靠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改进公共管理职能。根据“五个统筹”的要求，增强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可从常规性和应急性两个方面考虑：
　　1.增强常规性公共服务能力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应当按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要求理顺财税体制和收支结构，为促进农民进城和转向非农产业做好财力和相关的制度准备。许多城市的财政部门担心，扩大农民进城机会、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壁垒，会增大城市的财政负担而难以为继。确实也有一些城市在放松户籍限制时因不堪重负而被迫停顿。这种困局恰好说明，现有的财政体系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应当跳出“增加负担”的被动看法，积极地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和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保障，提高城市财政适应农民进城趋势的能力。
　　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公共财政应当着重改善不同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人民福利水平，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较小，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不利于体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致使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还不理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相关的财税政策，使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财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适应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趋势，改变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平状况，主要是改变公共卫生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过分向城市和高等教育倾斜的状况。二是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初次分配进一步打破“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克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现象和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由于我国相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手段还不健全，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难以进行有效调节。需要坚持“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原则，此外还应再加上“救助贫困群体”，探讨怎样使再分配手段既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又不挫伤投资积极性。三是建立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适应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应当坚持“广覆盖、低水平”的原则，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保证资金供应的可持续性。
　　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要研究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我国已明确提出，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坏的相应政策，遏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生活和投资消费方式。财政税收政策需要适应上述要求进行必要调整，做出应有贡献。例如，可以考虑加强税收手段的扶优限劣作用，对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课以重税，运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又如，可以考虑完善资源税制度，运用税收手段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开发资源，及早谋划接续性产业的发展，并预先积累起必要的财力，以利于在资源枯竭时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应当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国内产业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贯彻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等原则，需要在进出口、引进外商投资等领域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等税制改革，实现公平税负。此外，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在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也对现行财政税收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随着经济领域的区域性开放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旅游、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便利化、自由化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优惠政策可能作为例外而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这为现行财政税收体系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留下一定调整余地。财政税收政策的适当调整需要从两方面考虑，既要有利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又要有利于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
　　2.增强应急性公共服务能力，健全财政应急手段
　　主要包括财政预备费、减免税费、转移支付等。其中，只有财政预备费已列入当年预算，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5%，专门用于处理重大意外冲击，因而具有稳定性(动用其他手段都需相应调整预算)。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在GDP中的比重明显回升，随着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政府运用财政预备费的余地随之扩大。因此，近期应当尽快完善财政预备费的功能，稳定提取比例，扩大资金来源，防止随意挪用，形成可滚动使用的机制。
　　为应对突发事件，还可以组合使用其他应急手段(如发行内债、政府征用社会资产或动用自身资产、向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动用外汇储备等)。今后应当重视发挥短期国债的作用，发行短期国债是弥补当年赤字的常规手段，其应对突发事件相对灵活，比长期国债带来的后遗症要小。同时，发行短期国债有利于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也有利于扩大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回旋余地，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目前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回购操作的余地有限，也难以形成市场化的基础利率，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按公共财政要求优化支出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建设财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58.22%的绝对优势下降到30.06%，降低28个百分点以上，下降幅度很大。社会文教费比重由16.2%上升到26.24%，提高约10个百分点，与经济建设费的差距明显缩小。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了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相对减弱，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增强。
　　但是，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财政支出结构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部分特征，还存在不少缺位和越位的情况，缺位主要表现在用于社会保障、调节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发展公益事业的支出不足；越位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各种补贴过多，以及行政性支出范围过宽。一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占比仍然高于其余各类支出。按功能分类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5类。2003年这5类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比重达30.06%，仍然是最高的。二是经济建设费的投向不够合理。基本建设支出比重高，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46.27%，占预算总支出的13.91%；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低，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15.31%，占预算总支出的4.6%，明显低于%的比重。还有约占30%的经济建设费没有明确列出，而这些不公开的经济建设支出是否都应由财政负担，其投向是否合理，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是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社会福利支出比重过低。年，行政管理费由75.53亿元增加到4691.26亿元，增长62.1倍(未剔除价格变动因素)，是各类支出中上升最快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由1990年的1.78%上升到2003年的2.02%(不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全口径，因为不在预算中)。这表明政府自身开支尤其是一般行政支出增长过快，而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足。
　　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府开支，相关的支出比重应当继续提高。二是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控制行政管理费上升过快的势头，使之保持在较低水平。三是进一步减少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和流动资金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更多地通过股票、债券和贷款等市场化的融资方式，满足投资主体的资金需求。四是认真清理不透明的经济建设费，凡是可以由企业自主投资的一般经济建设支出项目，都应当削减，重点压缩随意性大的支出项目。只保留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投资支出，例如全国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以及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投资等。
　　增强通过政府消费改善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应当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支出转向政府消费支出，这也是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一个重要“抓手”。
　　适度的政府投资和消费，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主要依靠政府消费支出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而政府投资支出则是相当次要的。从政府消费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从政府投资率(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看，1996年，韩国为5.5%，美国为1.7%，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英国为0.8%。
　　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術开发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政府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2年的2.3%上升到1998年的3.4%和2001年的3.8%(发行建设国债是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财政政策取向已经由积极转为稳健、建设国债将逐步停止发行，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
　　我国的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我国20世纪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3%，其中亚洲为25%。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今后，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方面，除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外，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要尽量减少。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应当保持大体稳定，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理财能力的提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包括不断提高驾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财政系统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正在进行如何提高理财能力的研讨，笔者试从宏观经济和中长期发展的角度谈一些粗浅体会。
　　增强用间接手段调节全社会投资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越来越宽，其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绝对量虽然明显增加.但在全部投资来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2003年的4.6%。而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规模增加更为迅猛，占全部投资来源的比重随之显著上升。年，国内贷款比重由12.7%上升到20.5%，利用外资比重由3.8%上升到4.4%，自筹和其他资金比重由55.4%上升到70.5%。
　　在投资主体日益市场化、投资来源多渠道的格局下，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的下降是必然趋势。1998年以来预算内资金包括了每年增发的建设国债，预算内资金在投资来源中的比重有所上升；随着建设国债减少发行规模，这一比重仍会逐步回落。那么，政府对全社会投资的调节手段是否会被削弱?应该说不会。从经济增长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较快增长期，全社会投资来源规模将不断扩大，即使停发建设国债，国家可支配财力仍然会水涨船高。
　　更重要的是，政府实现对全会投资的调节，应当着眼于投融资领域的市场化趋势，来考虑进一步转换宏观调节机制。目前，多主体、多渠道的市场化投融资活动日趋活跃，财政以外的投资来源越来越广，比重越来越大，宏观调节的微观基础发生很大变化，可以实施间接调节的对象范围日益广阔。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不仅要求政府调节全社会投资的手段应当相应地多样化，而且，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这些间接调节手段，比预算内投资的调节作用更灵活、更有效。尤其是财政贴息，对于引导银行贷款方向进而调节投资的杠杆作用更为明显。因为，在投资来源中约占70%的自筹和其他资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也来自银行贷款。
　　现实的投资格局表明，寄希望用财政投资来调节全社会投资，既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也越来越不可能得心应手。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当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
　　增强财政的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防范和化解公共危机，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按照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政府应当保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提供充分的、可靠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改进公共管理职能。根据“五个统筹”的要求，增强均等化公共服务能力可从常规性和应急性两个方面考虑：
　　1.增强常规性公共服务能力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应当按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要求理顺财税体制和收支结构，为促进农民进城和转向非农产业做好财力和相关的制度准备。许多城市的财政部门担心，扩大农民进城机会、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壁垒，会增大城市的财政负担而难以为继。确实也有一些城市在放松户籍限制时因不堪重负而被迫停顿。这种困局恰好说明，现有的财政体系还很；不适应新的形势，应当跳出“增加负担”的被动看法，积极地加快公共财政建设和调整支出结构，逐步形成稳定的制度保障，提高城市财政适应农民进城趋势的能力。
　　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公共财政应当着重改善不同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人民福利水平，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差距。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很不完善，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较小，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不利于体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致使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还不理想。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相关的财税政策，使之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在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财政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一是适应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趋势，改变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平状况，主要是改变公共卫生资源和公共教育资源过分向城市和高等教育倾斜的状况。二是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初次分配进一步打破“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克服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现象和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由于我国相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调节手段还不健全，对收入差距扩大势头难以进行有效调节。需要坚持“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的原则，此外还应再加上“救助贫困群体”，探讨怎样使再分配手段既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又不挫伤投资积极性。三是建立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适应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应当坚持“广覆盖、低水平”的原则，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保证资金供应的可持续性。
　　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要研究运用财税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建立节约型社会。我国已明确提出，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完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实施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坏的相应政策，遏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生活和投资消费方式。财政税收政策需要适应上述要求进行必要调整，做出应有贡献。例如，可以考虑加强税收手段的扶优限劣作用，对能耗高、污染大的行业和产品课以重税，运用零税率甚或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行业和产品。又如，可以考虑完善资源税制度，运用税收手段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开发资源，及早谋划接续性产业的发展，并预先积累起必要的财力，以利于在资源枯竭时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
　　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方面，应当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国内产业和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贯彻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等原则，需要在进出口、引进外商投资等领域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坚定不移地推进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一等税制改革，实现公平税负。此外，我国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在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等方面，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也对现行财政税收体系提出新的要求。随着经济领域的区域性开放与合作程度不断加深，旅游、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便利化、自由化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些优惠政策可能作为例外而不受世贸组织规则约束，这为现行财政税收体系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留下一定调整余地。财政税收政策的适当调整需要从两方面考虑，既要有利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又要有利于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
　　2.增强应急性公共服务能力，健全财政应急手段
　　主要包括财政预备费、减免税费、转移支付等。其中，只有财政预备费已列入当年预算，一般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5%，专门用于处理重大意外冲击，因而具有稳定性(动用其他手段都需相应调整预算)。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在GDP中的比重明显回升，随着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政府运用财政预备费的余地随之扩大。因此，近期应当尽快完善财政预备费的功能，稳定提取比例，扩大资金来源，防止随意挪用，形成可滚动使用的机制。
　　为应对突发事件，还可以组合使用其他应急手段(如发行内债、政府征用社会资产或动用自身资产、向中央银行或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动用外汇储备等)。今后应当重视发挥短期国债的作用，发行短期国债是弥补当年赤字的常规手段，其应对突发事件相对灵活，比长期国债带来的后遗症要小。同时，发行短期国债有利于扩大债券市场规模，也有利于扩大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回旋余地，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目前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回购操作的余地有限，也难以形成市场化的基础利率，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按公共财政要求优化支出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建设财政”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58.22%的绝对优势下降到30.06%，降低28个百分点以上，下降幅度很大。社会文教费比重由16.2%上升到26.24%，提高约10个百分点，与经济建设费的差距明显缩小。财政支出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了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相对减弱，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逐步增强。
　　但是，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财政支出结构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部分特征，还存在不少缺位和越位的情况，缺位主要表现在用于社会保障、调节地区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发展公益事业的支出不足；越位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资金投入、各种补贴过多，以及行政性支出范围过宽。一是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占比仍然高于其余各类支出。按功能分类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5类。2003年这5类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比重达30.06%，仍然是最高的。二是经济建设费的投向不够合理。基本建设支出比重高，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46.27%，占预算总支出的13.91%；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低，2003年占经济建设费的15.31%，占预算总支出的4.6%，明显低于%的比重。还有约占30%的经济建设费没有明确列出，而这些不公开的经济建设支出是否都应由财政负担，其投向是否合理，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三是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社会福利支出比重过低。年，行政管理费由75.53亿元增加到4691.26亿元，增长62.1倍(未剔除价格变动因素)，是各类支出中上升最快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由1990年的1.78%上升到2003年的2.02%(不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全口径，因为不在预算中)。这表明政府自身开支尤其是一般行政支出增长过快，而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足。
　　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考虑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主要是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国防和外交等方面的政府开支，相关的支出比重应当继续提高。二是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控制行政管理费上升过快的势头，使之保持在较低水平。三是进一步减少基本建设、企业挖潜改造和流动资金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更多地通过股票、债券和贷款等市场化的融资方式，满足投资主体的资金需求。四是认真清理不透明的经济建设费，凡是可以由企业自主投资的一般经济建设支出项目，都应当削减，重点压缩随意性大的支出项目。只保留必须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投资支出，例如全国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以及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投资等。
　　增强通过政府消费改善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应当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支出转向政府消费支出，这也是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或者说是一个重要“抓手”。
　　适度的政府投资和消费，是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常主要依靠政府消费支出履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而政府投资支出则是相当次要的。从政府消费率(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看，20世纪90年代美国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从政府投资率(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看，1996年，韩国为5.5%，美国为1.7%，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英国为0.8%。
　　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術开发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政府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2年的2.3%上升到1998年的3.4%和2001年的3.8%(发行建设国债是一个重要原因)。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道路。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财政政策取向已经由积极转为稳健、建设国债将逐步停止发行，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
　　我国的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我国20世纪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3%，其中亚洲为25%。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今后，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应当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一方面，除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外，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另一方面，公共服务职能应当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要尽量减少。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消费支出有必要随GDP增长而相应增加，但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宜过快上升，应当保持大体稳定，以免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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