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较大主要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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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网讯：　　最近，法国学家皮凯蒂很火，其新作《21世纪的资本》一经，即引发了激烈争论。　　该书的主题即是贫富差距问题。作者的核心观点是：过去30多年来20多个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大幅上升，财富所得占整体GDP的比重明显提高，从1975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30%；财富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如美国1%最富有人群所占资本量从二三十年前的不到10%上升到今天的20%以上；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出路在于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征收高额税收。　　之所以引起争论，一方面是因为他戳到了当今社会的痛处，另一方面其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研究样本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没有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情况，而且没有将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区别开来，政策建议显得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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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富差距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各种民意调查中，贫富差距大常常是居于老百姓最为关注的前三位问题之一。从数据来看，贫富差距确实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4年的0.473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高点0.491，此后逐年有所回落，2010年为0.481，2013年为0.473。虽然近年有所回落，但仍然大大高于0.4的警戒线。还有一些机构的调查显示，情况可能更严重，如西南大学的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有关中国贫富差距的报告指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位居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列。　　同时，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较大。从1978年的2.57倍，一度下降到1985年的1.86倍，此后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2.61倍，此后4年小幅下降，再自1999年的2.65倍震荡上升到2010年的最高点3.33倍，随后下降到2013年的3.03倍。而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为1.6—2.0倍，年为1.28—1.33倍，到了21世纪初缩小到1.17倍，目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相同。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倍，美英等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在1.5左右，只有中国等三个国家超过了2倍。　　必须指出的是，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是相互关联的两个不同概念。收入差距是一个流量概念，贫富差距则是一个存量概念，两个概念无论性质上还是范围上都存在显著的区别，但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收入差距随着时间的积累会转化为财富差距，财富差距的增值则是当期收入的差距。　　贫富差距是由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形成的。影响贫富差距的个人因素有：个人的受程度、家庭背景、身体状况、个性品格、勤奋程度等。影响贫富差距的社会因素有：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福利保障制度、制度、土地制度、垄断特权制度等。个人因素虽然重要，但不好把握，且有些个人因素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不作重点讨论，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影响贫富差距的社会因素。　　具体说来，造成中国贫富差距较大的主要社会因素（制度视角）有：　　一是收入分配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偏向政府、企业和先富者，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13%；同期美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同期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而年的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50%—55%的平均水平，而英国和美国在过去50年中一直在65%—80%之间。　　二是财税制度。一方面，对富者征税过少，对穷者征税过多，那些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富豪榜上的富豪，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而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则比较到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给富者过多，给穷者偏少，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有相当比例被富者占用了。　　三是福利保障制度。由于中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福利保障标准不一，且越是相对弱势的农民、城镇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等的福利保障程度越低，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而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的福利保障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高达70%，这些福利保障支出基本是按照统一标准全覆盖。　　四是金融制度。中国的非市场化利率制度使得企业和储户利益大规模向等金融机构转移。不断出现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集中体现在高房价中）使财富从穷者向富者大规模转移。同时，不规范的股市也成为财富转移、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渠道。　　五是土地制度。中国实行农村集体和城市国有两种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的权益是不平等的，在农村集体土地变性为城市国有土地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土地差价收入，导致了巨额土地增值收益从穷者到富者的转移。有人测算，近年政府和开发商仅从农民那里低价拿地获得的差价收入就达到约30万亿元。　　六是垄断特权制度。由于部分地区（如特区、实验区等）、部分行业（如等垄断行业）、部分企业（如国有企业）、部分群体（如部分拥有审批权的官员等）享有较多的垄断特权，因而能更方便地获得更多财富。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享有垄断地位的央企所获得的几万亿元红利中，上缴国家的比例不到10%。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　　缩小贫富差距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回到改革前的办法，即通过政府、明君和计划以平均主义的分配思路进行；一种是用改革的办法，即通过保障公民的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的思路进行。前者我们以前试过，可以解决部分贫富差距问题，但经济效率会降低、国际竞争力会下降、贫穷会加剧、民主法治可能倒退。所以，我们今后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由于贫富差距大是因部分群体垄断特权多、部分群体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的，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最关键的举措是公平权利配置：保障民权，限制公权，去掉特权。　　具体说来，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财税制度、福利保障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垄断特权制度等制度改革，用制度保障财富的公平分配，以缩小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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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财富在谁手里？ 中国新闻社评论文章　　中国人富起来了！但下岗工人没富，民办教师没富，山区农民没富。
　　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令人难以置信。贫富差距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我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怎样面对财富？
　　改革20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财富分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当今社会财富的分布情况到底如何？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国有资产还有一定的数目：经营性资产大约6 万亿元，非经营性资产大约有2 万亿元。那么私人资产能有多少呢？既然国家统计部门没做统计，那就让我们来做一估算。首先是个人存款，到今年底已达6.4 万亿元，加上手头现金、债券、股票、保险，私人手中的金融资产至少8.4 万亿元。再来算私人的固定资产，首先是房产，目前全国城乡私人住房一共200 多亿平方米，城市大约有50亿平方米，按每平米500 元计算，总共要10万亿元。也就是说，全国私人的房产价值大约有10万多亿元。
　　再就是经营性资产，这包括店铺、厂房、写字楼办公室、交通工具等，这一些资产总计起来大约也有六七万亿元。如此这般计算下来，私人资产总计在25万亿元左右，大大高于国有资产。但国有资产还有一块地下资源没有计算，如果算上地下矿藏以及土地资源、海上资源，国有资产还是大得多。
　　有人估算过，改革开放20年来，向私人转移的财富大约有30万亿元。但旱涝不均，有的摊得多，有的摊得少。并且根据统计数字，这种差别还相当巨大。例如，最近美国一家杂志登出了中国50名首富，其中荣毅仁家族排在首位，财富量大约为2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就是160 亿元。其余的从10亿美元到几亿美元。
　　短短的20年问，中国就生出这么多富翁，中国人在财富占有方面已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这种社会现实能不让人们拼命地追求财富吗？因此，赚钱已成了时代的主要特色。中国已进入了追求财富的时代。
蓝皮书反映的社会现实
　　上一年的社会蓝皮书，发现其中有大量的社会抽样问卷调查和民意测验，譬如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在去年对63个城市2500人的抽样调查中，55％的民私营企业工人和47％的国有企业工人反映说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下降，只有20％左右的人说有所上升。但在企业负责人和国家干部中，生活水平上升的大大多于下降 的。教师和科研技术人员提高的也比下降的多得多。可惜的是，这项调查没深入到农村，如果让农民来填写问卷，可能收入下降的比例还要大。
　　事情很明显，当今文化程度低或社会地位低的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与文化程度高和社会地位高的人拉开差距。由此引出另一个话题，中国贫富差距会继续拉大还是会缩小？在问卷回答中，将近40% 的人认为会继续拉大，只有20％的人认为会缩小。为什么在财富方面悲观的人要比乐观的人多？这是否反映了一个不可改变的社会现实？
　　在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山区农民生活水平仍很低。中国经济20年来以平均9.8 ％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财富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今天人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跻身于世界前八名，再有20年将超过日本甚至美国。但接下来要问个问题：这些财富是否能比较均衡地分配到了每个国民头上？改革20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不同的人中间，提高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某些发达的农村，一些农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有些地区，许多农民仍然住在几十年了的老旧房子里，生活条件和环境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在城市也是如此，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早已住进了花园洋房，坐上高级豪华进口轿车，但很多人仍然拥挤在空间狭小的街道平房里，过着与60年代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城市里又冒出了1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能否润泽全体人民？这已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发言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 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贫富差距是怎样拉开的
　　可以这么说，当前中国贫富差别拉开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非公经济的经营者，赚了都是自己的，因此，收入迅速膨胀起来。举几个例子，联想公司和四通公司的经营者，今年年初在香港市场的一次股票抛售，8 位公司董事人员便净收入1.4 亿港元，每个人平均一两千万元。这让那些工薪阶层干上八辈子也挣不出这么多钱。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目前也在改制，一旦大规模的进行，也会迅速崛起一批成千上万的大富翁。最近江苏春兰集团已经开始动作了，此集团拿出15亿元的股本（折合总资产的25％）向员工出售，按等级、资格划分股份，最高者可拿到5000万股。如果转制成功，集团老总陶建幸便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知名人物，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干国企为什么不能致富？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21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第二种贫富差别出在腐败上，成克杰任自治区领导几年的时间内，便敛财4000万元，其他的一大批没有被挖出的贪官污吏聚敛的钱财也决不在成克杰之下。腐败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远远大于个体私营企业主造成的贫富差别。不管怎么说，民营私营企业主还是靠智慧和劳动挣来的钱，君子取财有道，这种致富造成的社会贫富差别，群众从心里还能容忍。但贪官的暴富却是天地不容人间共愤的。改革20年来，通过腐败流向私人腰包的钱远比干民营企业挣的钱多，甚至比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利润还要高得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社会学所做的社会问卷调查中，「腐败」成了当前人们公认的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由上年的第三位跃升到第一位。需要指出并不是没有贫富差距就是好。像改革前的那种平均主义也不行。水没有落差不会流动，人没有贫富便没有干活的动力，社会便难以发展。所以，拉开差距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这种差距拉开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只要靠劳动正当得来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这种差距即使扩大到李嘉诚的地步，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要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行贿获得钱财，则得而诛之。
财富带来的病
　　追求财富是人类共同的本性，也是亿万人每天都在为之劳作的目标。当然追求财富的方法和手段很多，问题是当一个人有了财富之后该怎么办。当一个人拥有了资本，既可以使他做好事，也可以使他做坏事。这就要看一个人的品质和本性怎样了。有些人有了资本在拼命地搞建设，像有些民营企业家和国企领导人哪舍得随便乱花钱，辛辛苦苦积攒的一分一角也要用在继续发展上。我们称这一类人为良性资本。现在要找出那些恶性资本，即哪些人有了钱便胡作非为？这一类人的资本大多数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即使是个体私营企业者，其中也有一部分的财富是靠贿赂政府或国企人员，通过不正当的交易得来的。反正富得容易，钱花得也容易，挥霍浪费也不心疼。我们可以称这样一些富起来的人为恶性资本。谈 最可怕的是刚刚被枪毙了的广州原国有某公司的总经理谢鹤亭一类人物，此人拿着国有企业的钱跑到澳门赌博，直到输掉了公司的所有资产。上亿元的资产就这样被白白挥霍掉。这才是真正的恶性资本。如果财富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他占有得越多，给社会造成的浪费就会越大。这一类恶性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当前的中国特别多。原因何在？本人认为关键在于体制，即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国有体制下，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虽然不在名义上拥有企业资产，但却可以实际支配国有资产，决策失误后也可以不负责任。谢鹤亭是因为赌博输掉了钱才被枪毙，如果是正常的经营，亏损了几亿人民币，可能也就是拍拍屁股走人，甚至异地当官。这种人物与那种随意挥霍自己私有财产的资本家是一样的，都是恶性资本的代表。因此，在我们国家，与其花大力气去痛骂某些个体私营业主的资本横行，不如认真清查国有体制内的颟顸无能，暴殄天物。因为国有体制内浪费的钱财远远大于体制外其他经济成分的浪费。
为了明天，节制财富
　　如何节制财富这个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在一定制度的约束下，也不是可以随便横行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私人资本更难于恣意横行。在中国民企和私企业主往往都是夹着尾巴做人。即使夹着尾巴，工商税务公安还有找不完的麻烦。因此，节制财富的内容主要落到那些掌握国有资源而又不称职的人头上。一旦对这些人失去监督和制约，那么这些人便会由于品质的低劣、道德的败坏而大行贪污腐败之道。在前些年经济过热时期，物质利益和灯红酒绿腐蚀掉多少干部和企业领导。所以，在中国不管是私人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要节制。不要以为节制资本仅仅是私营企业家的事。更应当做的是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只有当国有资产不被轻易的浪费、挥霍的时候，企业的工人才会有好日子，我们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才不会比上年下降。甘肃一家国有企业的资产被厂长廉价地卖给南方的一家外资企业，不久停产，致使上千名企业职工生活陷入困境。所以，就中国目前的形势看，遏止国有资产流失的任务很重。但靠什么办法来遏止资本横行和财富流失呢？仅靠政府部门的纪律检查部门行吗？当然不行，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揭发，检举？仅靠这两方面还不行，还要建立一种真正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建立起一套法治的道德思想观念。也就是说，在一个制度合理、法律严明的真正按劳取酬富的社会，是不会有那么多「资本横行」的现象。只有在一个制度不健全、非法暴富的社会，资本横行的现象才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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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作者：之家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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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有修改【今日好文推荐】“淘金”（上）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获取《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精选二在中国，有两个规律颠覆着人的常识。一个叫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第二个叫做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股市的新规，监管堵漏，让董监高管的资金在“住”了下来。想跑，没以前那么容易。与此同时，楼市的股票化趋势还在加速。一二线楼市限交易，地方楼市去库存，这就是中国楼市版本的“”，用三四线楼市的“股”来置换库存背后银行的高债务风险，从而解救了银行和一部分开发商。但是，现在购房者买到手里的房子，居住价值已经越来越小，房子基本就等于一张用水泥钢筋做的。未来是亏是赚，还是未知之数。房价和股价，二者的某些规律已经合流。特别是分析楼市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城市、地段这些基本面，更要看整体资金量和交易量价比等等因素。股市化的楼市，本质上这就是一个不同楼盘之间的置换问题。老百姓真正想问的问题不是现在该不该买房，而是该如何置换自己手中的房产。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高达93.5%，意思就是说平均三到五口人的家庭，共同拥有至少一套房的产权，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人当中占比已经高达九成多。在一个小县城，一家子有一套以上的房产，这其实不难。在这些地方的购房成本也就区区几十万，一大家子凑这点钱，还是比较容易的。况且不少人购房还是早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小城市的房价，更为便宜.我们举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南通为例，在08年奥运会期间，南通房价平均仅仅为5043元，当时上海房价为14000元左右。而到今年5月，南通二手房屋均价为13411元，10年时间上涨了约1.7倍多。然而，这期间上海的平均房价，已经从08年的不足一万五上涨到现在的均价54908元，上涨了2.9倍。人们高喊买不起房，本质上是换不起房的意思。谁家里没有一两套房子呢？问题是这些房子能值几个钱。但是，在小城市住的人能不能安于现状，不往大城市跑，不进行房地产的置换呢？似乎不太可能。我们用数据来说明。上海、北京等地的人口净流入分别达到981万和822万人，深圳也达到782万人口净流入。此外，东莞和天津的人口流入也分别达到630万和520万。单算这些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其实已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总人口了。以全国来看，有10个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上，人口流集中于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从“沙漠”向“绿洲”挤压。这些外来人口会想尽办法在当地购房，从外地人变成本地人。为达此目的，他们就必然要卖掉自己在原户籍所在地的多套房产，以便凑足现金购房。这个事实说明两个趋势。首先，人口流失的小城市缺乏购房的实际刚需，因此其楼市的底部支撑力量是非常弱的；第二，由于小城市的人渴望迁入一线城市并且置产，那么抛售小城市房产势必会成为趋势。你也许会问，为何这些迁入大城市的人不直接用现金在一线城市买房，而要先抛售自己在家乡的房产呢？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人的失衡，不动产比例过高。据某学术机构统计，中国家庭的资产构成中，超过80%以上为（主要为房地产）。这无疑是一种高风险的资配结构，它直接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持有的纸币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当你想要使用大笔资金的时候，你最可依赖的货币其实不是纸币，而是不动产。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你就是今天所谓的“穷得只剩房的中产”。手里最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其实不是纸币，而是持有的房地产。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何小城市的人进入大城市生活越来越困难了。这其实就是房产货币化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速率不同，以及人口流向的不同，造成了各地房产的价值增幅不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增值最快，二线三线增值较慢，四线以下不但不增值，反而可能贬值。房产作为一种“货币”，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币值变化，造成了各地区人们财富的差距。这种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未来还将会持续增大。中国各地区有产阶层的财富总量，将随之经历一场大洗牌。这场财富的洗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格局，会在未来日益分化。城市的差序格局，将直接反映在房地产价格上。而居民持有实际总房价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和财富总量。换个说法，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北京市辖区的年末金融机构存在2015年，已达到122284亿元，据预测在年将上涨到156401亿元和175222亿元。同样的数据，上海在2015年达到103760亿元，而在2018年也将预计上涨到153131亿元。深圳的存贷款余额数据比较值得注意，在2015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仅为57778亿元，而到2018年，预计会上涨到101344亿元，涨幅接近一倍，是三个主要一线城市里最高的。而如果从金融机构数量分布来看，一线城市也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金融机构。仅仅以北京来看，此地集中各类金融机构1700余家，资产规模高达81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比重超过40%。又如另一个金融中心上海，2年前的数据，在沪的金融机构数量已经超过2100家，集中分布于城市的CBD地带。深圳的天量资金也是集中于以前海为主的CBD地带，超过12万亿。相反，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北京周围的一些小城市，例如廊坊，其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2016年仅为5655亿元，仅相当于临近的首都资金量的零头不到。这也就说明，像是廊坊这种严重缺钱的地区，房价之所以涨得那么高，根本不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北京楼市的溢出效应。换言之，廊坊是北京高房价和楼市调控政策的产物。这种类型的就是目前典型的高房价泡沫城市。把这个规律推广到另几个大城市群，只要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有变，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大城市周边的地方。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以下几个要素的关系：如果房屋是货币，那么金融机构的资金量，就相当于货币发行储备金。房价这种货币的实际价值，就取决于这种货币的储备金是否充足，成色是否上佳。也就是说，通过资金总量和人口流向两大指标，我们可以从长线判断未来房价这种货币的“汇率”。储备金越充足，金本雄厚的城市，房屋这种“货币”的就大。具体而言：一线城市以及其相关联的周边城市，房产显然会是一种良币，在重点城市当中，金融机构分布集中的区域，则又是为高房价筑起了一道护城河。而那些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失（或者说增幅缓慢）的中小城市，其房产在未来将会沦为一种劣币。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楼市急冻，同时在小城市大举去库存。这个举措，相当于是在一场麻将牌局的中段洗牌、砌牌。此时，各个城市都在暗自较劲，暗中布局。诸多决定财富流向的因素中，净流入人口和资金总量是最大的两个筹码。当这个经济的麻将牌局完成洗牌后，楼市的价格又会迎来一轮波动，依靠房产而活的中产，其财富格局也将在遭受一场大变动。在此之前，未雨绸缪，把手中的劣币换成有升值的良币，是中产避免自己的财富被釜底抽薪的方法。当然你来，也是不错的选择。百思贷新手年化15%还有188现金可领百思贷官网：https://www.bestdai.com百思贷是一家专注车贷的，具备：借款额度低、周期短、实物抵押等特点；平台主营1月-3，年化收益在11.2%-18%之间，50元起投；百思贷线上资产来源于全国二十六家线下营业部，经过严格的风险把控和筛选，为提供低风险、高回报的！点击阅读原文，领取188元新手注册现金《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精选三***ouwang中国的实践者官网网址：www.***ouwang.com热线：400-788-9566去年中新网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上海用平均工资买房，不吃不喝要71年时间。社科院的数据表明，2014年，30岁以下青年没有私人房产的比例为8.2%，但这一数字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翻了一倍多，达16.6%。而能够买起房的人，又陷入了“换不起房”的焦虑，换第二套房的人，大多数都是，将下半生牢牢地拴到了房子上，数据显示，接近1/3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强烈的“/购房费用”压力。中产阶级产生焦虑，缺乏安全感，感受不到心理预期的生活品质，以致于手里握着钱也不敢花，依旧走着买房置地，储蓄光荣的老路。穷得只剩房的中产，即将遭受一场财富洗牌在中国，有两个规律颠覆着人的常识。一个叫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第二个叫做股票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股市的减持新规，监管堵漏，让董监高管的资金在A股“住”了下来。想跑，没以前那么容易。与此同时，楼市的股票化趋势还在加速。一二线楼市限交易，地方楼市去库存，这就是中国楼市版本的“债转股”，用三四线楼市的“股”来置换库存背后银行的高债务风险，从而解救了银行和一部分开发商。但是，现在购房者买到手里的房子，居住价值已经越来越小，房子基本就等于一张用水泥钢筋做的票据。未来是亏是赚，还是未知之数。一，家家都有房？这竟然是真的！散户妄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把房价做高，这个难度比散户共同做高股价更加不靠谱。房价和股价，二者的某些规律已经合流。特别是分析楼市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城市、地段这些基本面，更要看整体资金量和交易量价比等等因素。这已经很类似于过去的股市分析。全民都买房，彻底让楼市变得股市化，这都是自己作出来的事情，怪不得别人。既然是股市化的楼市，本质上这就是一个不同楼盘之间的置换问题。老百姓真正想问的问题不是现在该不该买房，而是该如何置换自己手中的房产。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高达93.5%，意思就是说平均三到五口人的家庭，共同拥有至少一套房的产权，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人当中占比已经高达九成多。这数据，说实话，我真信。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人有房住真幸福。家家有房的格局，恰恰才是房市股市化的前提，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焦虑的根源。譬如在一个小县城，一家子有一套以上的房产，这其实不难。在这些地方的购房成本也就区区几十万，一大家子凑这点钱，还是比较容易的。况且不少人购房还是早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小城市的房价，更为便宜。我们举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南通为例，在08年奥运会期间，南通房价平均仅仅为5043元，当时上海房价为14000元左右。而到今年5月，南通二手房屋均价为13411元，10年时间上涨了约1.7倍多。然而，这期间上海的平均房价，已经从08年的不足一万五上涨到现在的均价54908元，上涨了2.9倍。这说明啥问题呢？这说明在一线城市的周围，小城市房价的上涨赶不上大城市。小城市涨了1.7倍，一线城市就给你涨2.9倍，两者差距越拉越大。一个小城市的业主，假如想通过置换自己在小城市拥有的住房，来换取一套大城市同等面积的住房，这是从理论到实际都是无法成立的事情。人们高喊买不起房，本质上是换不起房的意思。谁家里没有一两套房子呢？问题是这些房子能值几个钱。二，房地产是中产们最好的货币但是，在小城市住的人能不能安于现状，不往大城市跑，不进行房地产的置换呢？似乎不太可能。我们用数据来说明。根据某的统计，中国城市间的人口迁徙呈现着大城市迁入人口不断增多，小城市人口不断外流的状态，并且，一线城市对于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吸附能力，非常强大，犹如黑洞一般，吸干了周边城市的青壮劳动力。据最新的统计：上海、北京等地的人口净流入分别达到981万和822万人，深圳也达到782万人口净流入。此外，东莞和天津的人口流入也分别达到630万和520万。单算这些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其实已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总人口了。以全国来看，有10个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上，人口流集中于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从“沙漠”向“绿洲”挤压。这些外来人口会想尽办法在当地购房，从外地人变成本地人。为达此目的，他们就必然要卖掉自己在原户籍所在地的多套房产，以便凑足现金购房。这个事实说明两个趋势。首先，人口流失的小城市缺乏购房的实际刚需，因此其楼市的底部支撑力量是非常弱的；第二，由于小城市的人渴望迁入一线城市并且置产，那么抛售小城市房产势必会成为趋势。并且，由于城市间房价涨幅的巨大差距，使得小城市的置业者不得不以量换价，抛售多套房产，来置换大城市中的一套房产。这意味着越是小的地方，二手楼市待售的现房越多，交易周期就会更长，价格也将长期保持低迷。你也许会问，为何这些迁入大城市的人不直接用现金在一线城市买房，而要先抛售自己在家乡的房产呢？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人的比例失衡，不动产比例过高。据某学术机构统计，中国家庭的资产构成中，超过80%以上为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地产）。这无疑是一种高风险的资配结构，它直接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持有的纸币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当你想要使用大笔资金的时候，你最可依赖的货币其实不是纸币，而是不动产。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你就是今天所谓的“穷得只剩房的中产”。手里最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其实不是纸币，而是持有的房地产。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何小城市的人进入大城市生活越来越困难了。这其实就是房产货币化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速率不同，以及人口流向的不同，造成了各地房产的价值增幅不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增值最快，二线三线增值较慢，四线以下不但不增值，反而可能贬值。房产作为一种“货币”，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币值变化，造成了各地区人们财富的差距。三，城市的金融资本量决定着房价这种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未来还将会持续增大。中国各地区有产阶层的财富总量，将随之经历一场大洗牌。这场财富的洗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格局，会在未来日益分化。城市的差序格局，将直接反映在房地产价格上。而居民持有实际总房价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和财富总量。换个说法，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哪些城市的资金量充足，可以说哪些城市的房价打底的基础就越厚实。笼统而言，我们知道广义货币量由存贷款创造。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各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量，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不同城市的大小。这些资金池，便是支持该地区房价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一线城市是中国资金量最充足、资金池最大的城市，也就是说，北上深的楼市“弹药库”最足。数据显示，北京市辖区的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在2015年，已达到122284亿元，据预测在年将上涨到156401亿元和175222亿元。同样的数据，上海在2015年达到103760亿元，而在2018年也将预计上涨到153131亿元。深圳的存贷款余额数据比较值得注意，在2015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仅为
57778亿元，而到2018年，预计会上涨到101344亿元，涨幅接近一倍，是三个主要一线城市里最高的。从中也可得知，目前意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圳，其资金池成长的速度，在一线城市中是最快的。未来深圳楼市往上的反弹力度，或许也是一线城市中最高的。而如果从金融机构数量分布来看，一线城市也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金融机构。仅仅以北京金融街来看，此地集中各类金融机构1700余家，资产规模高达81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比重超过40%。又如另一个金融中心上海，2年前的数据，在沪的金融机构数量已经超过2100家，集中分布于城市的CBD地带。深圳的天量资金也是集中于以前海为主的CBD地带，金融资产超过12万亿。相反，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北京周围的一些小城市，例如廊坊，其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2016年仅为5655亿元，仅相当于临近的首都资金量的零头不到。这也就说明，像是廊坊这种严重缺钱的地区，房价之所以涨得那么高，根本不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北京楼市的溢出效应。换言之，廊坊是北京高房价和楼市调控政策的产物。这种类型的就是目前典型的高房价泡沫城市。把这个规律推广到另几个大城市群，只要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有变，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大城市周边的地方。四，换房是中产避免被财富洗牌的方法观察不同城市资金总量的变化，会发现也存在着和人口净流向类似的趋势。那就是资金量大的城市，增量和增幅比例都很大，资金量原本小的城市，其增量和增幅比都较小。也就是说，虽然全国各个城市的房价和资金总量都在上升，但由于升幅比例差别很大，造成未来实际房价会越拉越远。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以下几个要素的关系：如果房屋是货币，那么金融机构的资金量，就相当于货币发行储备金。房价这种货币的实际价值，就取决于这种货币的储备金是否充足，成色是否上佳。也就是说，通过资金总量和人口流向两大指标，我们可以从长线判断未来房价这种货币的“汇率”。储备金越充足，金融资本雄厚的城市，房屋这种“货币”的升值空间就大。具体而言：一线城市以及其相关联的周边城市，房产显然会是一种良币，在重点城市当中，金融机构分布集中的区域，则又是为高房价筑起了一道护城河。而那些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失（或者说增幅缓慢）的中小城市，其房产在未来将会沦为一种劣币。各个城市具体的数据，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列出，大家可以自己通过一些数据库和研究单位出的报告来各取所需。哪些地方的房产必须抛售，哪些地方值得购入，全都蕴含于以上几种数据要素当中。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楼市急冻，同时在小城市大举去库存。这个举措，相当于是在一场麻将牌局的中段洗牌、砌牌。此时，各个城市都在暗自较劲，暗中布局。诸多决定财富流向的因素中，净流入人口和资金总量是最大的两个筹码。当这个经济的麻将牌局完成洗牌后，楼市的价格又会迎来一轮波动，依靠房产而活的中产，其财富格局也将在遭受一场大变动。在此之前，未雨绸缪，把手中的劣币换成有升值预期的良币，是中产避免自己的财富被釜底抽薪的方法。掏不出钱的“百万富翁”：四成财富被房产套牢，中产阶级有钱也不敢花但是，又有一个疑问困扰着中产阶级：“只有一项工资收入月入3万的白领”和“在北京上海有四套房的扫地阿姨”谁是中产阶级？网友抛出的这个话题，让沉寂多日的中产阶级讨论再次浮出水面。你是中产阶级吗？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个人财富也在飞速积累。瑞信的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6年，每个中国成年人的财富从5670美元上升到22864美元，17年翻了4倍多（如下图所示）。中国成年人个人财富变化图（单位：美元）（来源：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16）一般而言，个人财富的积累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单从经济增速的角度讲，中国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国民财富能够实现累积的基础。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热议“中产阶级”，也是因为手里确实比以前有钱了。试想在吃不饱肚子的时代，谁还有心思去讨论“中产阶级”？我们比以前富了，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但是，我们富裕的程度还不够。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还令人啼笑皆非。早在2010年，专业造榜停不下来的《福布斯》认为，“生活在城里，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拥有大学学位，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在1万到”，满足这四个条件，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然后它推论中国有3亿以上的中产阶级，超过了美国总人口。但殊不知当年中国光农村贫困人口就有2688万，直到现在，全面脱贫依然是“十三五”的重要任务。如果要按这个标准套用“中产阶级”，“月入3万的北京上海白领”可能就要哭晕在厕所了。显然，中产阶级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因为它受制于个人财富类型、收支和国家经济实力等诸多因素，尤其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相连。五、掏不出钱的“百万富翁”：四成个人财富被房产套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消费升级的意义日益凸显。但是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产阶级，真的还有富余的消费能力吗？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个人财富规模达126万亿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令人咋舌的是，这些财富中的40%都投向了房地产。按这个比例计算，一个月入1万的人，其中就有4000块套在房产上。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年前，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还不到10%（如下图所示）。居住消费所占比重（来源：《转型时期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李欣佩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年鉴整理）要实现消费升级，就要引导中产阶级向高端产业的消费转型。而消费的条件之一，就是手里有现钱。但现阶段，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增加对固定资产的配置。2016年，中国中产阶级的超过了金融资产，成为中产阶级个人财富的最大来源（如下表所示）。中国中产阶级个人财富如何配置（来源：瑞信全球财富报告 制表：网易研究局）按上图的比例，我们来算算“月入3万的小白领”，最终能够用在“消费升级”上的花费有多少：如果是税后3万元，除去投在固定资产里的钱之后，小白领实际手里握有的现钱只有15600元，而这笔钱还需要偿还9%的债务，还完债之后只剩下14196元。上海5月的平均房价约为5万元，月入3万的小白领大概率上只能付得起首付，假如首付4成，分30年还清，月均需要还款10445元（忽略上海房市政策中对上限的规定计算），这样小白领剩下的钱只有3751元。假设上海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能够满足小白领生活的的最低需求，最后小白领剩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只有1451元。也就是说，月入3万的小白领，最后可能用在“消费升级”上的花费只有不到1500元，再加上消费升级主要与文化、娱乐、IT、旅游等产业有关，剩下不到1500元的小白领很有可能选择放弃消费这些花费较多但需求弹性较大的项目。层层过滤下来，小白领虽然名义上已经是中产阶级，但最终对“消费升级”基本没起到作用。这不是孤本。从资产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房价上涨，中国的百万富翁也遍地开花，但是买房者大多是，也就意味着购买者从买房的那刻起，就背上了“房奴”的包袱，后续还要支付大量的钱。虽然了，但是实际握在手里的钱却减少了。这也造成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报告，给人的一种假象：中国人很有钱。但实际上，获得“百万富翁”的名号容易，真正能拿出100万现金的中产阶级却不是很多。六、怪象：收入渐增却无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瑞信2015年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中产人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但社科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度并没有《报告》中的数字那么高，2014年时，即便是年入30万的劳动者，也有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中产阶级。而年入4.2万元的劳动者，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则更低，只有31%。4.2万元是当年城镇个人收入的平均值，也就是说，即便是年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只有三成左右（如下图所示）。不同年收入群体中的中产身份认同比例（横坐标单位：元）（来源：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度中国社会状况调查）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明明经济在发展，劳动者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符合中产阶级定义的人也越来越多，但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却没有显著增加。原本应该是较为富裕的中国中产阶级，却伴随着持续的焦虑。去年中新网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上海用平均工资买房，不吃不喝要71年时间。社科院的数据表明，2014年，30岁以下青年没有私人房产的比例为8.2%，但这一数字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翻了一倍多，达16.6%。而能够买起房的人，又陷入了“换不起房”的焦虑，换第二套房的人，大多数都是贷款，将下半生牢牢地拴到了房子上，数据显示，接近1/3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强烈的“房贷月供/购房费用”压力。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质有关。一方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激发了劳动者对生活品质和物质欲的追求；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还无法满足劳动者的诉求，从而使中产阶级产生焦虑，缺乏安全感，感受不到心理预期的生活品质，以致于手里握着钱也不敢花，依旧走着买房置地，储蓄光荣的老路。社科院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从数据上看，80%的中产阶级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收入比例低于20%，医疗则更低，只有10%，也就是说，医疗和教育对中产家庭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实际调查结果却与数据大相径庭。超过3/4的中产阶级感受到了子女教育支出的负担，其中超过三成的人甚至认为“非常有负担”。 换句话说，即便中产手里有了些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短缺仍是不争的事实，仍然会导致“看病难”、“上学难”。而这些社会问题，才是中产阶级焦虑更主要的原因。社科院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还显示，34.9%的中产阶级称“生活负担很重压力很大”，超过六成的中产阶级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所以，在笔者看来，在目前的环境下，中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经济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心理概念。中产阶级这个名词背后的心理意义，大于其经济意义。“有四套房的扫地阿姨”即便辞职不干，劳动收入为0，但凭借房租，依然可以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但“月入3万的白领”似乎很难有这样“任性辞职”的底气，因为他的财务并不自由。附图：2016全球个人财富分配图 （来源：瑞信）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是或不是中产阶级对他们的意义并不大，能否拥有“底气”，才是每个劳动者更看重的东西。中产阶级更像一道心理防线和一道安全感的屏障，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剧烈的社会生活方式变革，节节升高的房价和紧缺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加剧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相比于确认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级，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显得更为重要。来源：骥观天下（jiguantx）孙骁骥、网易研究局（hccyjj163）杨泽宇声明：本文观点不代表喜投网，若该文章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喜投网(www.***ouwang.com)是一家金融生态系统公司，围绕大众消费领域，提供、新媒体、社区和互联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高达12%;通过本微信订阅号注册送10000体验金，邀请好友注册赠送.1%投资收入；注册请点击阅读原文。《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精选四为什么你坐拥百万财富，却不敢花钱？去年中新网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上海用平均工资买房，不吃不喝要71年时间。社科院的数据表明，2014年，30岁以下青年没有私人房产的比例为8.2%，但这一数字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翻了一倍多，达16.6%。而能够买起房的人，又陷入了“换不起房”的焦虑，换第二套房的人，大多数都是按揭贷款，将下半生牢牢地拴到了房子上，数据显示，接近1/3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强烈的“房贷月供/购房费用”压力。中产阶级产生焦虑，缺乏安全感，感受不到心理预期的生活品质，以致于手里握着钱也不敢花，依旧走着买房置地，储蓄光荣的老路。穷得只剩房的中产，即将遭受一场财富洗牌在中国，有两个规律颠覆着人的常识。一个叫房子是用来炒的不是用来住的，第二个叫做股票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股市的减持新规，监管堵漏，让董监高管的资金在A股“住”了下来。想跑，没以前那么容易。与此同时，楼市的股票化趋势还在加速。一二线楼市限交易，地方楼市去库存，这就是中国楼市版本的“债转股”，用三四线楼市的“股”来置换库存背后银行的高债务风险，从而解救了银行和一部分开发商。但是，现在购房者买到手里的房子，居住价值已经越来越小，房子基本就等于一张用水泥钢筋做的票据。未来是亏是赚，还是未知之数。家家都有房？这竟然是真的！散户妄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把房价做高，这个难度比散户共同做高股价更加不靠谱。房价和股价，二者的某些规律已经合流。特别是分析楼市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城市、地段这些基本面，更要看整体资金量和交易量价比等等因素。这已经很类似于过去的股市分析。全民都买房，彻底让楼市变得股市化，这都是自己作出来的事情，怪不得别人。既然是股市化的楼市，本质上这就是一个不同楼盘之间的置换问题。老百姓真正想问的问题不是现在该不该买房，而是该如何置换自己手中的房产。有一个研究报告说，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高达93.5%，意思就是说平均三到五口人的家庭，共同拥有至少一套房的产权，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人当中占比已经高达九成多。这数据，说实话，我真信。但这并不说明中国人人有房住真幸福。家家有房的格局，恰恰才是房市股市化的前提，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焦虑的根源。譬如在一个小县城，一家子有一套以上的房产，这其实不难。在这些地方的购房成本也就区区几十万，一大家子凑这点钱，还是比较容易的。况且不少人购房还是早在十年前，那个时候，小城市的房价，更为便宜。我们举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南通为例，在08年奥运会期间，南通房价平均仅仅为5043元，当时上海房价为14000元左右。而到今年5月，南通二手房屋均价为13411元，10年时间上涨了约1.7倍多。然而，这期间上海的平均房价，已经从08年的不足一万五上涨到现在的均价54908元，上涨了2.9倍。这说明啥问题呢？这说明在一线城市的周围，小城市房价的上涨赶不上大城市。小城市涨了1.7倍，一线城市就给你涨2.9倍，两者差距越拉越大。一个小城市的业主，假如想通过置换自己在小城市拥有的住房，来换取一套大城市同等面积的住房，这是从理论到实际都是无法成立的事情。人们高喊买不起房，本质上是换不起房的意思。谁家里没有一两套房子呢？问题是这些房子能值几个钱。房地产是中产们最好的货币但是，在小城市住的人能不能安于现状，不往大城市跑，不进行房地产的置换呢？似乎不太可能。我们用数据来说明。根据某财经媒体的统计，中国城市间的人口迁徙呈现着大城市迁入人口不断增多，小城市人口不断外流的状态，并且，一线城市对于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吸附能力，非常强大，犹如黑洞一般，吸干了周边城市的青壮劳动力。据最新的统计：上海、北京等地的人口净流入分别达到981万和822万人，深圳也达到782万人口净流入。此外，东莞和天津的人口流入也分别达到630万和520万。单算这些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其实已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总人口了。以全国来看，有10个城市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上，人口流集中于一线和重点二线城市，从“沙漠”向“绿洲”挤压。这些外来人口会想尽办法在当地购房，从外地人变成本地人。为达此目的，他们就必然要卖掉自己在原户籍所在地的多套房产，以便凑足现金购房。这个事实说明两个趋势。首先，人口流失的小城市缺乏购房的实际刚需，因此其楼市的底部支撑力量是非常弱的；第二，由于小城市的人渴望迁入一线城市并且置产，那么抛售小城市房产势必会成为趋势。并且，由于城市间房价涨幅的巨大差距，使得小城市的置业者不得不以量换价，抛售多套房产，来置换大城市中的一套房产。这意味着越是小的地方，二手楼市待售的现房越多，交易周期就会更长，价格也将长期保持低迷。你也许会问，为何这些迁入大城市的人不直接用现金在一线城市买房，而要先抛售自己在家乡的房产呢？这是因为，中国大部分人的资产配置比例失衡，不动产比例过高。据某学术机构统计，中国家庭的资产构成中，超过80%以上为固定资产（主要为房地产）。这无疑是一种高风险的资配结构，它直接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普通人持有的纸币量严重不足，特别是当你想要使用大笔资金的时候，你最可依赖的货币其实不是纸币，而是不动产。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你就是今天所谓的“穷得只剩房的中产”。手里最具有购买力的货币，其实不是纸币，而是持有的房地产。现在，你应该知道为何小城市的人进入大城市生活越来越困难了。这其实就是房产货币化的结果。不同城市之间，由于经济发展速率不同，以及人口流向的不同，造成了各地房产的价值增幅不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增值最快，二线三线增值较慢，四线以下不但不增值，反而可能贬值。房产作为一种“货币”，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币值变化，造成了各地区人们财富的差距。城市的金融资本量决定着房价这种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在未来还将会持续增大。中国各地区有产阶层的财富总量，将随之经历一场大洗牌。这场财富的洗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格局，会在未来日益分化。城市的差序格局，将直接反映在房地产价格上。而居民持有实际总房价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和财富总量。换个说法，也就是所谓的社会阶层。哪些城市的资金量充足，可以说哪些城市的房价打底的基础就越厚实。笼统而言，我们知道广义货币量由存贷款创造。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各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量，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不同城市的资金池大小。这些资金池，便是支持该地区房价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数据，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一线城市是中国资金量最充足、资金池最大的城市，也就是说，北上深的楼市“弹药库”最足。数据显示，北京市辖区的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在2015年，已达到122284亿元，据预测在年将上涨到156401亿元和175222亿元。同样的数据，上海在2015年达到103760亿元，而在2018年也将预计上涨到153131亿元。深圳的存贷款余额数据比较值得注意，在2015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仅为57778亿元，而到2018年，预计会上涨到101344亿元，涨幅接近一倍，是三个主要一线城市里最高的。从中也可得知，目前意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深圳，其资金池成长的速度，在一线城市中是最快的。未来深圳楼市往上的反弹力度，或许也是一线城市中最高的。而如果从金融机构数量分布来看，一线城市也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金融机构。仅仅以北京金融街来看，此地集中各类金融机构1700余家，资产规模高达81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规模比重超过40%。又如另一个金融中心上海，2年前的数据，在沪的金融机构数量已经超过2100家，集中分布于城市的CBD地带。深圳的天量资金也是集中于以前海为主的CBD地带，金融资产超过12万亿。相反，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北京周围的一些小城市，例如廊坊，其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2016年仅为5655亿元，仅相当于临近的首都资金量的零头不到。这也就说明，像是廊坊这种严重缺钱的地区，房价之所以涨得那么高，根本不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北京楼市的溢出效应。换言之，廊坊是北京高房价和楼市调控政策的产物。这种类型的就是目前典型的高房价泡沫城市。把这个规律推广到另几个大城市群，只要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有变，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些大城市周边的地方。换房是中产避免被财富洗牌的方法观察不同城市资金总量的变化，会发现也存在着和人口净流向类似的趋势。那就是资金量大的城市，增量和增幅比例都很大，资金量原本小的城市，其增量和增幅比都较小。也就是说，虽然全国各个城市的房价和资金总量都在上升，但由于升幅比例差别很大，造成未来实际房价会越拉越远。我们不妨这样来思考以下几个要素的关系：如果房屋是货币，那么金融机构的资金量，就相当于货币发行储备金。房价这种货币的实际价值，就取决于这种货币的储备金是否充足，成色是否上佳。也就是说，通过资金总量和人口流向两大指标，我们可以从长线判断未来房价这种货币的“汇率”。储备金越充足，金融资本雄厚的城市，房屋这种“货币”的升值空间就大。具体而言：一线城市以及其相关联的周边城市，房产显然会是一种良币，在重点城市当中，金融机构分布集中的区域，则又是为高房价筑起了一道护城河。而那些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流失（或者说增幅缓慢）的中小城市，其房产在未来将会沦为一种劣币。各个城市具体的数据，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列出，大家可以自己通过一些数据库和研究单位出的报告来各取所需。哪些地方的房产必须抛售，哪些地方值得购入，全都蕴含于以上几种数据要素当中。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楼市急冻，同时在小城市大举去库存。这个举措，相当于是在一场麻将牌局的中段洗牌、砌牌。此时，各个城市都在暗自较劲，暗中布局。诸多决定财富流向的因素中，净流入人口和资金总量是最大的两个筹码。当这个经济的麻将牌局完成洗牌后，楼市的价格又会迎来一轮波动，依靠房产而活的中产，其财富格局也将在遭受一场大变动。在此之前，未雨绸缪，把手中的劣币换成有升值预期的良币，是中产避免自己的财富被釜底抽薪的方法。掏不出钱的“百万富翁”：中产阶级有钱也不敢花但是，又有一个疑问困扰着中产阶级：“只有一项工资收入月入3万的白领”和“在北京上海有四套房的扫地阿姨”谁是中产阶级？网友抛出的这个话题，让沉寂多日的中产阶级讨论再次浮出水面。你是中产阶级吗？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个人财富也在飞速积累。瑞信的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6年，每个中国成年人的财富从5670美元上升到22864美元，17年翻了4倍多。一般而言，个人财富的积累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单从经济增速的角度讲，中国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国民财富能够实现累积的基础。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热议“中产阶级”，也是因为手里确实比以前有钱了。试想在吃不饱肚子的时代，谁还有心思去讨论“中产阶级”？我们比以前富了，是讨论这个话题的前提。但是，我们富裕的程度还不够。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还令人啼笑皆非。早在2010年，专业造榜停不下来的《福布斯》认为，“生活在城里，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拥有大学学位，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在1万到6”，满足这四个条件，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然后它推论中国有3亿以上的中产阶级，超过了美国总人口。但殊不知当年中国光农村贫困人口就有2688万，直到现在，全面脱贫依然是“十三五”的重要任务。如果要按这个标准套用“中产阶级”，“月入3万的北京上海白领”可能就要哭晕在厕所了。显然，中产阶级是一个很难量化的概念。因为它受制于个人财富类型、收支和国家经济实力等诸多因素，尤其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紧密相连。掏不出钱的“百万富翁”：四成个人财富被房产套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消费升级的意义日益凸显。但是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产阶级，真的还有富余的消费能力吗？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个人财富规模达126万亿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令人咋舌的是，这些财富中的40%都投向了房地产。按这个比例计算，一个月入1万的人，其中就有4000块套在房产上。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年前，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还不到10%。要实现消费升级，就要引导中产阶级向高端产业的消费转型。而消费的条件之一，就是手里有现钱。但现阶段，中产阶级正在逐渐增加对固定资产的配置。2016年，中国中产阶级的固定资产投入超过了金融资产，成为中产阶级个人财富的最大来源。按上图的比例，我们来算算“月入3万的小白领”，最终能够用在“消费升级”上的花费有多少：1、如果是税后3万元，除去投在固定资产里的钱之后，小白领实际手里握有的现钱只有15600元，而这笔钱还需要偿还9%的债务，还完债之后只剩下14196元。2、上海5月的平均房价约为5万元，月入3万的小白领大概率上只能付得起首付，假如首付4成，分30年还清，月均需要还款10445元（忽略上海房市政策中对个人上限的规定计算），这样小白领剩下的钱只有3751元。3、假设上海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2300元能够满足小白领生活的的最低需求，最后小白领剩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钱只有1451元。也就是说，月入3万的小白领，最后可能用在“消费升级”上的花费只有不到1500元，再加上消费升级主要与文化、娱乐、IT、旅游等产业有关，剩下不到1500元的小白领很有可能选择放弃消费这些花费较多但需求弹性较大的项目。层层过滤下来，小白领虽然名义上已经是中产阶级，但最终对“消费升级”基本没起到作用。这不是孤本。从资产的角度来看，随着中国的房价上涨，中国的百万富翁也遍地开花，但是买房者大多是按揭，也就意味着购买者从买房的那刻起，就背上了“房奴”的包袱，后续还要支付大量的钱。虽然固定资产增加了，但是实际握在手里的钱却减少了。这也造成了我们看到的很多报告，给人的一种假象：中国人很有钱。但实际上，获得“百万富翁”的名号容易，真正能拿出100万现金的中产阶级却不是很多。怪象：收入渐增却无人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瑞信2015年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中产人数为全球之冠，高达1.09亿人。但社科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度并没有《报告》中的数字那么高，2014年时，即便是年入30万的劳动者，也有近一半的人认为自己不是中产阶级。而年入4.2万元的劳动者，对中产身份的认同则更低，只有31%。4.2万元是当年城镇个人收入的平均值，也就是说，即便是年收入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人，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只有三成左右。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明明经济在发展，劳动者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符合中产阶级定义的人也越来越多，但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却没有显著增加。原本应该是较为富裕的中国中产阶级，却伴随着持续的焦虑。去年中新网曾经算过一笔账，在上海用平均工资买房，不吃不喝要71年时间。社科院的数据表明，2014年，30岁以下青年没有私人房产的比例为8.2%，但这一数字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翻了一倍多，达16.6%。而能够买起房的人，又陷入了“换不起房”的焦虑，换第二套房的人，大多数都是按揭贷款，将下半生牢牢地拴到了房子上，数据显示，接近1/3的中产阶级感受到强烈的“房贷月供/购房费用”压力。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质有关。一方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激发了劳动者对生活品质和物质欲的追求；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还无法满足劳动者的诉求，从而使中产阶级产生焦虑，缺乏安全感，感受不到心理预期的生活品质，以致于手里握着钱也不敢花，依旧走着买房置地，储蓄光荣的老路。社科院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从数据上看，80%的中产阶级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收入比例低于20%，医疗则更低，只有10%，也就是说，医疗和教育对中产家庭来说不是问题。但是实际调查结果却与数据大相径庭。超过3/4的中产阶级感受到了子女教育支出的负担，其中超过三成的人甚至认为“非常有负担”。 换句话说，即便中产手里有了些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短缺仍是不争的事实，仍然会导致“看病难”、“上学难”。而这些社会问题，才是中产阶级焦虑更主要的原因。社科院201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还显示，34.9%的中产阶级称“生活负担很重压力很大”，超过六成的中产阶级认为“社会保障水平太低，起不到保障作用。”所以，在笔者看来，在目前的环境下，中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经济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心理概念。中产阶级这个名词背后的心理意义，大于其经济意义。“有四套房的扫地阿姨”即便辞职不干，劳动收入为0，但凭借房租，依然可以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但“月入3万的白领”似乎很难有这样“任性辞职”的底气，因为他的财务并不自由。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是或不是中产阶级对他们的意义并不大，能否拥有“底气”，才是每个劳动者更看重的东西。中产阶级更像一道心理防线和一道安全感的屏障，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剧烈的社会生活方式变革，节节升高的房价和紧缺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加剧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相比于确认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级，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显得更为重要。《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精选五摘要：作者：孙骁骥。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骥观天下”（jiguantx）最近，某网站发布了2017年的就业与收入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秋季，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白领平均招聘月薪为7599元，比去年上升作者：孙骁骥。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骥观天下”（jiguantx）最近，某招聘网站发布了2017年的就业与收入报告。报告显示，今年秋季，全国37个主要城市的白领平均招聘月薪为7599元，比去年上升。其中，北京、上海、深圳三个一线城市，工资全国前三排名，平均薪资分别为、8666元。但工作岗位竞争非常激烈，平均三十人竞争一个岗位。不过，笔者并不打算讨论所谓的“大城市薪资排名”这类话题。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会平均薪资这些年持续上涨的现象。按道理说，薪资上涨原本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也不知各位有没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工资越上涨，自己的感觉却变得越穷。似乎生活没有因为工资上涨而改善，反而变得更糟糕了。分析这背后的道理，或许有助于小白领们突破个人的财富瓶颈，找到财富增长的动力。一，大学生的职场竞争，不过是在“争当穷人”在“薪资排名”发布的同时，最近的朋友圈也流传着另一个图表：“中国小康家庭标准”。这个最新的标准把小康标准设立为“年收入36-50万”。也就是说，每个月至少要有3万以上的家庭收入，才有资格称之为小康。以一个三口之家来说，两个劳动力来算，平均每个人的月收入至少要有1.5万元，才能勉强称为“小康家庭”。北京、上海、深圳月入不到一万元的大学毕业生，显然距离3万元月收入的小康基本条件相差甚远。而如果从全国标准来看，七千多元的工资标准更是难以达到小康家庭的标准。大部分人，仅仅以工资收入水平来看，都可以被归类为年入10-36万的“贫穷家庭”以及年入5-10万的“贫困家庭”。换句话说，这些奋斗在北上深的职场新人，以30比1的激烈竞争淘汰对手之后，自己拿到的薪水不过是“贫困阶层”的水平。奋斗折腾半天，原来大家都在争当穷人。工资收入虽有增长，但大部分人的感觉自己变穷，背后原因其实是因为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当社会财富增加的时候，社会中的不同阶层财富增加的数量和速度不一。简言之，越是上层阶层，其财富增加越快，越是中下层，其财富增加的速度越慢。首先，我们以去年为例。据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的工资增加最多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9.7%，教育业增长11.9%，卫生和社会工作业增长11.9%。相反，全国的平均工资只增长了5%。我们仅仅从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来看，不同工种的收入增长可以相差2倍左右。其次，除了这种因工种不同造成的收入差距，更大的差距来自于经济景气以及社会财富分配规则。据统计，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要比非私营单位要少，仅仅相当于其工资的63.4%。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私营企业在去年开始急速萎缩，国有资本和公营企事业单位壮大，造成了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资本实力的增减。最后反映到人力成本的支出上，便是私营企业的工资收入显然不如国营。第三，再往大了想一想，处于企业中不同地位的人其收入差距变大的速度更快。而这样子的收入差距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被统计数据囊括的。因为从账面上来看，中高层人员和底层的打工者收入差距不算特别大，这是由于为了实现避税，做给税务部门看的。实际上，社会中层以上的人士有大量不会被计入统计数据的“灰色收入”，这些收入类别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获利。比如一个公司里边，假设一个基层员工每月薪水2千元，此人可以为公司生产1万元利润。即使这个人把生产的利润提高到2万元，但他的工资也仅仅会略有增加，不会有绝大的增幅。而高层管理人员除了工资以外，还有额外的资本权力。假设有1%权，那么一个底层员工创造出的1中，他就可以分到100元，如果有100个基层员工就有100万总利润，管理者至少可分到1万元。简单来说，这就是经济的规模效益。目前，收入在各个层面的差距扩大早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这种差距也如经固定化，被人们默许接受。换言之，社会的利益已经深度的板结化、凝固化。因此，打工者越累越穷，占据资源节点的管理者不做事也能挣钱，这已经是目前所谓的利益格局。我们常说中国的传统是敬老尊贤，其实就是尊重既定利益格局的意思。这是悠久传统，不可能被改变。如今的年轻人总是妄想凭借一己之力“干掉中年大叔”、“干掉中层管理者”，殊不知社会利益关系网中的最关键节点多年前早就被大叔们牢牢占据，根基牢固、利益无限，又怎可能被后生晚辈轻易撼动？年轻的你喝完微信微博上的成功学鸡汤以后，回到公司拼命竞争、玩命加班的结果，无非使你进一步成为了打工阶层中的贫困阶层。二，两次财富大洗牌，让白领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不过，工薪阶层和职场新人也不是一直都这么悲催，薪资收入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如此悬殊的差距。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在近几十年里边经历了重大的两次财富重新分配，最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第一次财富分配，造成了人们工资收入差距激增。这个过程大致来说从1980年代开始，直到2008年终结。根据统计，中国的国有单位就业人口从1978年到21世纪初期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对，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直线上升。1978年国有单位就业人口占总数78%，到2002年已经下降到59%。在这之后，这个数字很快下降到低于50%。到2008年，非国有职工已经占据就业总数的60%以上。表面上看，此举是为了搞活经济，从让私营单位职工收入提高，有意令国有单位职工收入减低。实际上，私营企业无非是创造了大量的“底层收入”的职位，解决就业问题，但是这和提高普遍收入，并无直接关系。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另一层核心含义就是“双轨制”，也就是说，什么部分完全开放市场、什么部分自己独占，都是有讲究的。实际上，在大量低收入的私企之外，一直都存在着超大型的国有资本和企业，它们所占据的行业都是与经济增长的热点息息相关的。虽然总体就业者中，私营经济的部分提高了。但是据统计，从1978年到2008年，包括采掘、电煤水、交通仓储、、社会服务业等几大重点行业的就业者中，国有单位数量**高于民营企业，其实际收入也**高于私营企业。此“双规制”格局就成了以下现象：不同行业的工资增长差距巨大，公私企业之间的员工收入增长差距巨大，独占资本类行业的管理层收入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巨大。这种薪资类收入的差距，是财富大洗牌的第一阶段。第二次大洗牌，发生在2008年以后，体现为非工资收入差距激增。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在2008年以后也是百业萧条，很难再指望仅仅依靠传统的工资收入增长而实现财富的飞跃了。于是，依靠大量发钞的经济强刺激计划应运而生。根据当年的华尔街日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在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占GDP的比重高达近40%，中国试图模仿美国的《美国复苏与再》，借助于新增货币来一个强势的经济触底反弹。可是，在一个赌博性与性极强的社会里，向市场投放天量货币、模仿美国的刺激计划的唯一结果，就是画虎不成，反倒造成两大经济弊病。其一是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和平台以及钢铁煤炭等等产能过剩行业，第二是直接造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工资收入增长远远低于投机性收入。在第一次财富洗牌过程中获利的人，此时已经占据了相应的重要社会资源。那么，在经济全面投机化的第二次财富洗牌浪潮中，占据较高商业地位的他们，也意味着占据了金融信息链的高层乃至顶层。而众所周知，投机市场的财富分配是依照信息链的分配完成的。金融的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在第一次财富洗牌中大获全胜的人，在第二次洗牌以后又彻底的赢了一次。相反，在财富链和信息链底端的人们只能望钱兴叹，逐渐认命。就这样，白领的工资经过两次财富大洗牌，彻底算是白领了。三，你的工资增长，只能说明通胀更严重了白领们可悲的工资单，告诉人们：单纯依靠提高个人工作效率，提高单位生产率从而实现财富积累的办法，完全不可行。纯粹依靠努力使劲，就想成为富人，这只会被证明是黄粱一梦。你也许会自我安慰：无论如何，大家的工资都涨了啊，虽然不多，每年5%以上的增幅至少可以让我每个月多下几次馆子吧。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幸福指数也是有所提高呢。穷奇是不可怕，但如果有这样的惰性思维，或许才是最可怕事实。老话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如果因为自己工资增加了一点点就不去思考未来的风险，这将会把人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过去，白领们的财富可以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现在，随着中间收入往下掉，底层收入往上走。“比下有余”的现实逐渐在被改变。最近官方公布，过去5年，中国平均每三秒就有一人跨过贫困线，但却没有说需要多久时间才有一个人跨过富裕线。这说明啥？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只能说明通胀严重，即使是普通人手里的钱也会无端端变多。并且，由于人民币的严格汇率管制，扭曲市场价格，使得这些多出来的人民币并没有大幅贬值。因此，社会所有人的名义财富，都增加了。收入最少的人脱离贫困线，无非是这个货币现象带来的一个副作用而已。用***术语表述，这也就是所谓的“菲尔普斯曲线”。菲尔普斯曲线给我们灌输了一个观点，工资增长、通胀与就业增长是同步的，因此通胀是经济景气的标志。不过，这个菲尔普斯曲线只是“局部真理”，只对于劳动力市场起作用，并不能表示资本市场的运作。虽然在底层的劳动力市场，菲尔普斯曲线的规律是存在的，但是在中上层的资本市场，根本不存在这个曲线。存在的唯一规律，即是通过哄抬的办法来获利，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后，再以实体经济方式来转移泡沫。这才是通胀和工资增加的唯一原因。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就像洗淋浴。一个全身肥皂泡的人冲走泡沫的过程中，肯定是金融的头部先被干净的水源淋到、冲走泡沫和污秽，其次被洗干净的是颈部、胸部、腹部、腿部、足部……越往下的部分，获得的泡沫和污秽越多，越不容易洗干净。工薪阶层集中位于经济体的脚部，平时干活最累、保养最少，但偏偏洗澡时收获的泡沫和脏水最多。当位于头部的金融阶层已经彻底洗白的时候，足部的打工者正踩在泡沫和污水中，脏得不得了。以此来看，你微薄的工资有所增加，仅仅是因为带着肥皂泡的脏水流到脚部了，如此而已，和你认真努力工作没有毛线的关系。真没啥值得开心的。最后还是要说点解决办法，否则大家不乐意。一个人怎么从经济体的腿部往腹部、头部爬升，以后少吃点肥皂泡呢？其实说起来并不难。只要你认清了中国经济就是一个绝大部分穷人为极少数土豪打工的经济，你就有可能顺着社会阶梯向上爬。简言之，土豪的需求在哪里，资本流向就在哪里，也就是所谓的“风口”。但土豪并不傻，其复杂的需求也需要你反复去思考揣摩。实际上，在所谓风口的背后，生财之道一是“搞概念”，其次是“走流量”，而无论概念还是流量，背后的核心都紧紧连接着人的周期性的欲望和需求。此处恕笔者不能言明，但顺着这个方向去思考择业就业，总是会有个圆满答案。目前中国的财富分层，正在从一个正态分布的“金字塔”型过渡到一个顶层和中间极小，底层巨大的形状。直观的来说，有点像是在一个橘子上插一支铅笔。大部分人都位于橘子的里边，每天被使用铅笔的人各种榨汁，直到光荣退休。在职场上，是被人榨汁，还是榨别人的汁，两者必居其一，就看你怎么选了。版权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阅读量：300《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精选六导语：经济的整体发展是由中产阶层买单的，GDP越增长，中产的境况越凄凉...来源：骥观天下（jiguantx）作者：孙骁骥最近，美国白宫的前战略分析师班农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国比作1930年的德国，认为其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在这个敏感的历史节点，中国如果选择不当，则很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德国的覆辙。他认为，中国对外输出了自身的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这说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种发展模式牺牲了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产阶层为代价。中国中产者的个人财富与安全，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在近些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财富缩水的感觉最强烈。班农的一番吐槽却令人联想到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流行的“消失的中产”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是由中产阶层买单的，因此，GDP越增长，中产的境况越凄凉。中产阶层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愈加趋于不合理，社会逐渐失去方向感的表现。如果换一个表达方法，我们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说穿了只是“假中产”。一，所谓的中产阶层，是个假概念什么是假中产呢？假中产就是一个社会中名义上中产，但实际苦逼的族群。狭义的中产阶级定义则是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31000美元或每天85美元，这样的阶层占全球人口的约12%。然而，达到了这个收入标准，并不一定表示你实际进入了中产的门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还考虑到物价水平、资产价格水平、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实际生活情况。曾经有咨询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尽管社会整体收入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增加，但人们对于中产的认同依然不强烈。这个调查结果也恰恰说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它逼迫着社会中间收入阶层的人士不得不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财富水平。中产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原因也很简单，即是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结果是表面越富，实际越穷。据统计，全国居民收入指数最高的地区为京沪。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北京以52859元位居第二，与上海的差距仅为103元。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一线城市，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五万多元人民币而已。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收入情况可想而知。所谓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税金和社保等等之后的实际收入，但这但当中并没有包括房租租金、按揭以及日常消费支出。如果把这些钱统统扣除，居民实际到手的那是在是非常可怜。我们还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根据EXPATISTAN网站统计，北京生活成本排名全亚洲第六。在北京的非豪华地段租一间85平米的房子，需要8566元每月。即使以两人合租来计算，对半平分，那么每月开支也在4200元左右，再加上食物、交通、娱乐、治装费用。在一线城市每个月的开销很容易就接近。而在上海，情况同样糟糕，上海每月的45平米房租为4818元人民币，整个物价的排名甚至比北京更高，排名亚洲第五。各种开支加在一起，每月生活成本至少也在一万一千元以上。换言之，在京沪等地区，如果你的实际收入每个月没有达到一万元以上，那么你的生活等于是不仅存不下钱而且还倒贴钱。但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计算，京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400元左右。这就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只能挣到当地平均的收入，那么你根本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如果要在当地立足并且长期发展，最起码你要挣到当地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这也就决定了一件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线城市的新移民，那么你只能通过某些特定的高收入行业和比较高的企业职位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否则只能被城市扫地出门。换言之，大城市的存在使得人们成为中产的机会很多，但残酷的现实又使得实际成为中产的人数并不多。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6%以上，全国税收的80%都将来源于城市，城市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达到95%以上。在这个加速城镇化和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的进程中，必将产生数以往更多的中间收入阶层。根据瑞信（Credit Suisse）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以个人拥有财富5到为标准，到2020年中国的广义中产阶层将会达到4亿之多。但如果考虑到城市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这些疑似中产，最后都会被逼成假中产。二，中国的假中产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曾告诫人们警惕“中产阶层的消失”。他在书里让读者自问三个问题：1. 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2. 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3. 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如果其中任一答案为是。那么，你就不算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你只是一个假中产。多年来，学术界的共识就是：只有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形成一个理想而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最危险的社会恐怕就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M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之所以危险，乃是缺乏了中产阶层的过渡，从而使贫富对立等等社会问题更加尖锐。换言之，经济发展迅速而中产阶层萎缩严重，这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的财富序列失衡，经济发展和财富再分配严重迷失方向。要了解中国跨入中产收入门槛的人们为何大量沦为假中产，这背后原因耐人寻味。中国中产阶层从“真”到“假”的堕落，让我想到学者傅高义在《日本中产阶级》一书中讲到的日本中产的情况。他认为，二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新兴中产人群的出现。与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相对，多为独立小业主或地主群体的“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却并未从1955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直接获益，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的标志，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大量消费的新时代。在傅高义看来，新中产在日本的崛起，在于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从而带领了新中产的文化以及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日本中产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似乎与中国今天的中产有很多相似之处。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最初的中产来自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摩车的冒险者、创业者。到90年代以后，一些有学历的、有知识的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