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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各种“陷阱说”给忽悠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近年来，西方不仅乐于向国际社会贩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还频频向中国推销五花八门的“陷阱说”。这些陷阱说中，“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最新的，也是最不负面的，源自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虽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未能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2017年1月，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的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旨在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在笔者看来，“金德尔伯格陷阱”和各种“陷阱说”一样，本身就是陷阱。其一，“陷阱说”自有其话语体系，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用来形容中国，无形中就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中国正在取代美国霸权却又不能承担美国霸权的责任。其二，“陷阱说”总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中。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才能维护秩序。那么，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只是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真如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么？这么看来，美国人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出力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崇洋媚外，陷阱说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接着跟风。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中国就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说中不自觉地帮助美国提升了话语权。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国学者提，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或者一直兢兢业业，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改革开放强调国际接轨，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关键时刻，西方理论不够用，古代中国经验不好使，容易为各种陷阱说动心。还有，中国发展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许多不自觉呼应西方陷阱说的国人也是爱国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复兴有闪失，一直小心谨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生怕掉进各种陷阱中去。对满天飞的“陷阱说”，我们大可听听罢了，不必完全当真。“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就充满了豪情。眼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是正在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总和，平均占三分之一。拿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话来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就陷入衰退局面，并不存在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西方看中国，总是从需要、期待出发，试图将中国纳入其轨道。我们要看穿这套把戏，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谦虚谨慎是对的，继续研究、学习西方也是必要的，但崇洋媚外要不得。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被各种“陷阱说”搞得一惊一乍。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就不会被这说那说给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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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关于“问题疫苗”的10大疑问，专家一次解答清楚
疫苗，儿童疫苗。舆论一阵喧嚣。这个炎热的周末，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在朋友圈持续发酵。家长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纷纷去翻孩子的疫苗接种记录。他们焦虑的根源是：到底“生产记录造假”对疫苗功效有多大影响？一旦孩子接种了这批疫苗该怎么办？今后该怎样选择疫苗？……关于疫苗的是是非非，《生命时报》（微信内搜索“LT0385”即可关注）第一时间采访权威专家答疑解惑，帮助你理性应对。受访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主任吴昊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事件回顾7月15日，国家药监局称，近期查获一批生产记录造假的狂犬疫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生生物日前发布公告，其公司子公司长春长生日前又因“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白破”）检验不符合规定，遭到吉林省药监局行政处罚。7月2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通报，经查明，长春长生公司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长生生物公司大门疑问1：到底有没有“假疫苗”？两种问题疫苗分别存在什么问题？吴昊主任：不是假疫苗。不少媒体或自媒体所谓的“疫苗造假”，这个概念其实是不准确的。根据目前官方的通报显示，并非狂犬疫苗本身出了问题。生产记录造假和实际产品造假不能划等号。而“效价不符合标准”的问题，是“劣药”的问题。其实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不达标，也就是说，疫苗是安全的，只是有效剂量不够，会影响疫苗接种的效果。目前的疫苗都是灭活或基因工程的，没有活的病毒或细菌，所以不会对接种者造成健康危害，但如果万一接种的是效价不符合标准的疫苗，那也只是有效成分的含量不达标，也就是说，疫苗是安全的，只是量不够，会影响疫苗的效果。此次的涉事疫苗，均不是“假疫苗”。严格来说是属于“劣药”，也就是质量不合格产品，而并非假疫苗。实际疫苗制假的情况也不排除没有，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一些偏远山村或者落后地区，或许存在一些私人诊所从非法渠道购买假疫苗的现象，但这并非此次话题的讨论内容了。疫苗制造的技术本身难度并不高，这的确会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疫苗制假属于严重的刑事案件，属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范畴。王月丹教授：暂时不能将其说成是“假药”。因为是生产记录造假，很难推测对产品到底有什么具体影响。需要相关部门进行鉴定确认。疫苗作为生物制品，其安全性主要是指使用过程中或使用后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而疫苗的有效性，是指其在规定适应证、用法和用量条件下能满足预防疾病的目的。本次的问题疫苗出现的是“效价不合格问题”，就个体而言，接种低效疫苗可能无效，也可能会产生有效的免疫力。疑问2：效价指标不合格的百白破疫苗涉及哪些企业和批号？国家药监局7月15日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开展飞行检查，发现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目前，吉林省药监局已收回长春长生《药品GMP　证书》，同时长春长生已被要求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这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18日，吉林省药监局公布，该公司2017年11月生产的25万支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按劣药处理，罚款344万。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日的公告显示，两批次百白破疫苗抽检，发现效价测定结果不合格，涉事疫苗产品批号分别为“长春长生生产的百白破疫苗：－01；武汉生物生产的百白破疫苗：－2”。疑问3：如何查询孩子是否接种了此次涉及的问题疫苗？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可以查看儿童预防接种证上的百白破疫苗接种记录，与公布的疫苗生产企业和批号进行对照，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同时，也可以咨询接种单位，由接种单位协助查询所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批号，判断是否接种了相应批号的不合格百白破疫苗。疫苗接种记录中，标注了疫苗批次和企业▼疑问4：如果孩子打过长春长生的涉事疫苗，需不需要补打？吴昊主任：这要分情况，我不主张补打。疫苗的效价出现问题，其实是预防效果差的问题。比如乙肝疫苗，实际上，接种乙肝疫苗后不出现抗体是很常见的。如果孩子真的注射过国家药监局公布的涉事批次疫苗（长春长生：－01；武汉生物：　－2），可以考虑补种疫苗。但其他批次的疫苗是没有问题的，涉事疫苗批次扩大化。另外，如果孩子的家长是乙肝患者，那孩子属于乙肝感染高危人群，需要确认孩子体内是否产生乙肝抗体，如果没有，就要及时补打乙肝疫苗。王月丹教授：具体是否补种，需要等专家和国家调查出结论后再确定要不要重新接种。疫苗补种存在一定的风险，不可擅自盲目补种。疑问5：万一接种了该批次的狂犬疫苗，该怎么办？吴昊主任：补打狂犬疫苗意义不大。狂犬疫苗的注射有效期是24小时，如果超过24小时，即便进行补打也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被狂犬咬伤，应该在24小时之内尽快注射疫苗，只要在疫苗生效前，也就是疫苗刺激机体产生足够的免疫力之前人还没有发病，疫苗就可以发挥效用。狂犬病一旦发病，其进展速度很快，几乎100％的病人会在3～5天内死亡。不管被咬的宠物是否接种过疫苗，伤口是否出血，一旦被咬后均需立即接种狂犬疫苗。不过，狂犬病有潜伏期，一般为3个月之内，极少数病例可长达数年。在这段时间，如果被咬伤者没出现问题，那就不必担心狂犬病的问题；如果出现问题，那不光是疫苗，一些紧急治疗手段，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疑问6：狂犬疫苗打到一半（例如需要打5针，目前只打了3针）是否需要更换厂家和批号？王月丹教授：如目前免疫程序未完成，建议后续几针更换为其他厂家、同规格的狂犬疫苗，完成全程免疫接种。疑问7：接种疫苗后是否需要查抗体？去哪儿查？吴昊主任：除了直系亲属有患乙肝的新生儿以外，一般不需要查抗体。一般正规的医疗机构都能够检测到乙肝抗体，各地疾控中心可以查部分抗体，如水痘、麻疹抗体。但百白破的抗体是无法检测到的。疑问8：疫苗上市前不是每一批都检测吗？吴昊主任：每一批都经过严格检测。我国的疫苗检测实行的是“批批检验”制度，也就是全面检测，对生产过程所产生的每一批产品逐批进行检验，从而判断每批产品的合格与否。我国目前从上至下，监管环节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针对大的疫苗企业，疫苗造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疫苗是实行全流程监管的产品，从原料到生产，从销售到运输，从保存到接种，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法规和正规的流程。疫苗的储存完全按照要求在冰箱冷藏，并冷链运输。目前，即便是在一级乡村诊所，也必须配备冷链终端，我国疾控系统才给配发疫苗注射许可。疫苗的注射也是严格按要求完成的。疑问9：进口疫苗一定好？吴昊主任：进口疫苗不一定就更好，国产疫苗性价比更高。目前国产的疫苗和进口的疫苗并不存在明显差距。严格上来讲，无论进口还是国产，都是检验合格才能上市，是安全有效的。而且，从性能与价格综合来看，国产疫苗的性价比通常都高于进口疫苗。大家关注疫苗的问题，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一叶障目，公众的恐慌情绪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我国的疫苗整体上是没问题的，不必因为一些报道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王月丹教授：不要迷信进口疫苗。目前我国的疫苗生产技术达到了国际水平，国产疫苗和进口疫苗差距不大。另外，我也不主张去国外接种疫苗。这是因为接种疫苗需要在身体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进行，如果去国外舟车劳顿，可能影响疫苗的效果。疑问10：疫苗能不能不打？王月丹教授：不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不让孩子读书一样。接种疫苗对孩子对大人都很重要，大家不要对此产生恐慌情绪。吴昊主任：不能因为此次疫苗事件，对接种疫苗产生不信任。近代医学一百多年的成就表明，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的最根本途径，无论是消灭天花和小儿麻痹症，还是预防狂犬病和破伤风，疫苗都功不可没。切不可因噎废食，无论是新生儿的常规疫苗接种，还是被动物咬伤后的狂犬疫苗、破伤风疫苗接种，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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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微信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她走过的道路，让我们仍有理由去期待和想象：如果中国的“山寨”或逆向工程能力在制药领域得到充分发挥，如果中国能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推动制药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精造”，甚至再大胆一点，有朝一日，中国制药业具备了更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能够超越简单的市场逻辑，站在“反向运动”的潮头浪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诸多廉价而高效的药物，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不同过往的新世界。
在近年来不多的现实主义电影佳作中，《我不是药神》是尤为特别的一部。它唤起了我们对生死疲劳的感慨，更敦促着我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艺术和现实中的法律和伦理困境。
让我们从影片中面目可憎的药企说起。《我不是药神》热映后，诸多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下意识反应不是哀民生之多艰，而是忙不迭地讨论&《我不是药神》错在哪里&，为跨国药企&辩诬&。很多人说，如今开发新药的平均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如果不让药企在专利保护期内以高昂的价格销售药品，药企就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失去研发动力，最终导致大家都没有新药可用。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识产权&的逻辑，也是资本运作的逻辑。资本是逐利的，对利润高的产业更有敏锐的嗅觉。《我不是药神》中的&诺瓦公司&的原型是诺华集团，世界三大药企之一，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2016年，诺华集团销售额为510亿美元，利润为177亿美元，净利润率高达34.7%。对比一下，苹果公司当年净利润率不过21%，甚至高通都比不上诺华。
生命是最大的刚需，没有什么比疾病更能让人倾其所有。因此，一种新药，尤其是能够治疗绝症的&神药&，无疑能够成为钱景最好的商品。药企挣得盆满钵满，患者保住了千金难买的生命，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但是，千金难买的生命遇上千金难买的药品，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
资本以自我增值为本能，对利润的追求没有止境。诺华集团的格列卫从2001年开始销售，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了540亿美元，除去研发经费、生产成本和分销利益，净利润仍有数百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多少人因为高昂的药价倾家荡产，多少人因为吃不起药而心怀不甘地死去，在诺华集团光鲜的财务报表上是看不到的。&利润&和&暴利&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划在哪里？
诺华的辩护士们说，公司需要这些利润来研发新药，以便在格列卫专利到期后维持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福更多的人。且不说其研发费用仅仅是利润的一半甚至更少，即便诺华成功地实现了&扩大再生产&，那时的情况仍会是，一方面某些疾病不再是绝症或能够得到彻底治愈，另一方面许多患者因为新药的天价而徘徊在贫困和死亡的边缘。科技的进步，仍然不会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类的福祉。
而从长时段来看，药企的说辞更加站不住脚。作为人类征讨癌症的重大突破，格列卫并不是诺华从平地建起的高楼。没有十九世纪末以来几代科学家对癌症发生机制的不懈研究，这种起死回生的新药根本不可能出现。就格列卫而言，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Peter Nowell和David Hungerford指出慢粒白血病与染色体变异存在关系，1973年芝加哥大学的Janet Davidson Rowley发现费城染色体易位机制，1980年代多位科学家证明bcr-abl酪氨酸激酶是致病元凶，为格列卫的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先导工作，而他们都不是诺华的雇员，而是大多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高校科研工作者。
到了寻找激酶抑制剂这个环节，诺华才粉墨登场，而这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即便如此，领导抑制剂研发的关键人物也不是诺华自己的研究人员，而是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Brian J. Druker博士。对于这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来说，自己的科研成果成为药企的摇钱树，这让他们深受困扰。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科学家言：不要滥用专利》（Don&t abuse patents: scientists）的开头，Druker这样写道：
&在最近关于专利、药价和基本药物获取途径的争论中，科学家、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资源以及参与医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经常遭到忽略。&
他表示，科学家投身医学事业，大多是为了通过自己的研究帮助病人，而诺华在全球天价售卖格列卫，让他和同事们感到非常难受。&投资药物研发的药企应该得到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滥用排他权利，定出天价，并为细微改动申请专利，延续垄断价格。这有违专利体系精神，也缺乏正当性，因为是公共部门持续数十年的投资使这些药物的发现成为可能。&
换言之，花费纳税人大量金钱的基础研究，和药企耗资不菲的临床（前）研究，对于格列卫的诞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是美国人民，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无从参与格列卫的价格制定，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药物的天价。和流传于中文媒体的说法不同，格列卫在美国的售价根本不是&中国的一半&。根据Drugs.com、PharmacyChecker.com等网站的查询结果，一粒100mg的格列卫的价格是惊人的接近100美元，按一盒120粒计算，折合成人民币高达8万元！
Drugs.com查询结果
PharmacyChecker.com查询结果
而且，格列卫在美国的价格以每年10%-20%的速度不断攀升，病人的治疗费用随之从2001年的26000美元/年增加到了2016年的146000美元/年。更令人惊讶的是，诺华的专利到期后上市的仿制药价格也超过了100美元/粒。相比之下，在邻国加拿大，仿制药的价格是8800美元/年，原研药的价格是38000美元/年。
格列卫在美国的价格为何居高不下？这就涉及到诺华以及其他药企利润中的非研发部分。在各级员工的薪水之外，药企在销售、管理、推广等各个方面都要投入巨资。除了聘请明星代言，在各个领域投放广告，到医院发放试用药品，各大药企还大力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府，以至于美国至今没有实行药价管制，任由药企随心所欲地哄抬药价。药企还会收买参与新药审批的FDA医学专家，甚至干预FDA的官员任命，让自己的财路畅通无阻。正是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明显违法的运作，营造了对药企极为有利的制度环境，为药价逐渐上涨大开方便之门。
事实上，在专利的保护下获得一定时间内的垄断地位后，诺华对格列卫的定价完全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准的。在各国的价格有所差异，除了各国制度环境不同（如在加拿大，药价就因政府的管控而远低于美国，以至于许多美国人组团到加拿大去买药），剩下的考虑就是拿捏分寸，让苦苦求生的患者支付尽可能多的救命钱而不至于直接放弃治疗。
在某些福利制度较好、管控能力较强的国家，患者的压力相对较轻。前段时间朋友圈疯传澳洲&白菜价&格列卫，事实上的确如此。由于有药品津贴计划（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的补助，服用格列卫的澳大利亚慢粒白血病患者每月只需支付36澳元，老年人只要6澳元。但这并不意味着诺华大发慈悲，一年下来药价仍然高达45000澳元，只不过政府支付了绝大部分，等于说全国人民平摊了这笔费用。这个价格是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谈判从诺华那里拿到的&医保价&，原始价格超过90000澳元。
此前的一些媒体文章说，在中国近邻国家和地区中，韩国是&正版格列卫&价格最低的地方，所以我们不妨仔细考察下格列卫价格在韩国是如何演变的。2001年格列卫进入韩国时，一粒是23045韩元（约合人民币140元），一盒是2765400韩元，约合人民币1.63万元。如此高价，患者自然受不了，于是，患者自发组织起来（如韩国白血病患者协会），进行各种抗议活动，以及向法院乃至宪法裁判所提起诉讼。
诺华拒绝降价，一度停止向韩国供药&&你不让我卖高价，我就拿患者做人质，这被一些韩国分析者称为&悬崖战术&（brinkmanship）。拉锯到2003年，诺华韩国表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我们制定的、一粒23045韩元的价格，那我们将为患者提供药价10%的资助。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下调了医疗保险中癌症和白血病患者本人需要承担的费用的比例（这个比例一直在下调，2003年从30%下调到20%，2005年从20%下调到10%，2009年再次从10%下调到5%）。
2010年，韩国保健福利部从减少福利支出的角度出发，把格列卫药价下调了14%，从23045元调到19818元。结果大吃国民福利的诺华韩国向韩国法院状告韩国保健福利部，要求取消降价措施，韩国保健福利部居然败诉了，于是药价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直到2013年6月专利权到期后，由于仿制药的竞争，诺华才被迫下调了价格。
但是，诺华并没有善罢甘休！格列卫针对白血病的&用途专利&本来是到2023年4月到期，经过韩国制药公司的抗争才提前到2013年6月。然而，格列卫还有治疗胃肠道间质瘤的效果，这也被诺华韩国申请了&用途专利&，而这项专利2021年10月才到期。所以，韩国制药公司虽然研发了仿制药，却没法正大光明地卖，而且诺华韩国一纸诉状又把这些公司送上被告席，声称它们侵犯了格列卫对胃肠道间质瘤的&用途专利&。这个案件2016年就进了韩国大法院，到现在还没出结果。
格列卫在韩国的价格现在比较低，除了仿制药发起的竞争，还与近期爆出的贿赂丑闻有关。2017年6月，韩国反垄断部门以不正当竞争的罪名起诉诺华韩国，并决定对后者处以约45万美元罚款。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表示，诺华公司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共花费约700万美元用于资助医生参加海外学术会议，以换取医生更多使用诺华公司的药品。韩国政府本来是要把诺华韩国名下的涉嫌回扣问题的几十种药物都从医疗保险中开除出去的，后来考虑到各种因素，对格列卫的惩罚从开除出保险药单改为罚金。这之后，诺华再次下调了价格。目前格列卫的价格是一粒11052韩元，一盒120粒是1326240韩元，合人民币7801元。
对比一下，格列卫在中国上市之初的价格是23500元一盒，十七年过去了，价格依然在21000元左右。中国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和逐渐成为治疗费用主要支付方的医保基金，依然负荷沉重。
是中国患者没有抗议吗？舆论没有关注吗？显然不是。
跨国药企是全球化时代的怪兽，它们的强大力量并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体现在药物研发，而是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国家与社会时，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各个击破，从而尽可能多地牟利。如果国家尤其是相关管理部门不能秉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感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老练的药业巨头手段频出时，难免左支右绌。
近年来多起轰动一时的医药外企行贿案证实了跨国药企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导致葛兰素史克被处以30亿元罚单的惊天大案之外，百时美施贵宝和诺华也先后涉嫌贿赂中国医护人员以提高药物销量，不得不因&不正当竞争&向美国政府支付巨额&和解费&。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称，诺华中国部门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通过交通、娱乐、会议、讲课、推广活动、教育研讨会及医学研修等多种费用名目来向中国医护人员行贿，谋求他们对于诺华产品的支持。
一方面，诺华无孔不入的钻营未能得到很好的遏止，另一方面，最能够釜底抽薪的仿制药迟迟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出现。在电影中，廉价而有效的印度仿制药成为中国患者的福音，而在现实中，印度更成为&世界药房&，为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提供了大量救命良药。这种情况并不能简单地用&印度漠视知识产权&来解释，因为在软件版权等其他领域，印度就接轨国际通行规则，对侵犯版权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印度在医药领域对于专利的阻击，根本而言是站在本国民众立场上抵制唯利是图的跨国药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印度本身的国家实力和意志较为强大之外，还和代表全球社会呼声的多个跨国非政府组织在博弈过程中提供的学术、法律和舆论支持有关。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必将引发回避市场负面影响的种种保护性&反向运动&。&得道多助&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印度仿制药生产，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泛滥所引起的一场&反向运动&。在医药这个领域，印度因其事实上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福祉的保护和促进，实现了尼赫鲁的梦想，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遗憾的是，在这场事关公义和良知的斗争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的身影。
若论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意志，总体而言较印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在医药领域与手握&知识产权&的跨国药企及其背后的法权体系展开灵活而有力的斗争，也没有对进口药物的仿制给予足够的扶持和鼓励，甚至在格列卫这种天价药物进入医保目录时，也未能通过谈判达成较大幅度的降价。仅仅是在最近，抗癌药物关税才取消，增值税下调到3%。
&中国制造&已经改变了世界，但在药物制造领域却不然。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药企提供的主要还是原料药，仿制药的水准亟待提高，至于新药研发则十分薄弱。但在漫长的混乱、彷徨之后，中国制药业渐渐走上了正路，这也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整体上亡羊补牢的一部分。
曾几何时，&医疗市场化&的主张甚嚣尘上。直到今天，这种主张仍然不断冲击、牵扯着中国的医改进程，造成种种乱象。医疗卫生事业密切关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幸福，具有极强的公益性，因此，如果将这个领域交由市场主宰，让药企和医院以逐利为本，殷鉴不远，就在美国。由资本主导的体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绑架药品的问题，甚至整个医疗卫生制度的设计都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以治疗为中心，忽视预防和康复，不断寻找疾病，加上商品化的医药制度，成为资本利润源源不断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基础研究为前提的药物研发，虽然为人类带来了一些格列卫这样的优质药品，整体上看却是一方面浪费严重，一方面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如何集中资源为人民解决最迫切需要的疾病，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有效的药物，最大程度地维护人民的健康，是摆在有关方面面前急迫的问题。
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她走过的道路，让我们仍有理由去期待和想象：如果中国的&山寨&或逆向工程能力在制药领域得到充分发挥，如果中国能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推动制药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精造&，甚至再大胆一点，有朝一日，中国制药业具备了更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能够超越简单的市场逻辑，站在&反向运动&的潮头浪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提供诸多廉价而高效的药物，这个世界，必将是一个不同过往的新世界。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李广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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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看不起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美国政府一般不会在提供廉价的能源、公共住房、医疗、教育等核心生产、生活必需品方面大幅增加支出。这些必需品都是刚性需求商品，就是少数人控制以后，便能卡住其他社会成员的脖子，让他们老老实实把收入的绝大部分吐出来，把他们榨干净的商品，是命根子商品。
近几年来，由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又加大了在医保方面的投入。可是只加大医保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未来，公共医疗支出太多会不会拖垮财政呢？要挣脱国际医药垄断资本绑架，我能看到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着手做优做大做强中国的国有制药企业，将医药领域被新自由主义冲击垮的自主研发能力再重建起来，形成和掌握自己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用最小的成本保障人民的健康事业。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之下的医疗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后，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饱受古训“大医精诚”、“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熬煎，在医疗市场化、产业化的压路机倾轧之下，在莆田系这样的恶性竞争之中，不知有多少可以守住本分的医院、医生能够生存下去，我们的一些医院院长、医生不知什么时候被迫变成了紧盯患者口袋的“含灵巨贼”。逼良为娼式的医院奸商化，制药资本和医院资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价值链，利益共同体，他们的利益和病人的利益直接对立，形成了医院为刀俎，病人为鱼肉的关系。在扫除药价畸高的“蜘蛛网”的时候，我们政府将会或者也许正在摁住制药垄断资本的“蜘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