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新领军者年会参会企业家、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CEO及优链创始人高伟：供应链，推平世界的第七种力量_宏观_财经_经济网_国家一类新闻网站
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新领军者年会参会企业家、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CEO及优链创始人高伟：供应链，推平世界的第七种力量
文章导读：
“供应链是推平世界的第七种力量，这句话来自全球非常畅销的讲述国际化的书籍《世界是平的》。”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CEO及优链创始人高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肖翊 摄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璐晶&| 深圳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24期）
&供应链是推平世界的第七种力量，这句话来自全球非常畅销的讲述国际化的书籍《世界是平的》。&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CEO及优链创始人高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优链（www.youscm.com）是深圳市润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润泰&）独立运营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母公司润泰的中文名来源于《易经》，英文名Run in time（效率的领跑者）则代表了供应链企业可以为上下游企业提供的及时服务，节省时间和成本。包括为上下游企业提供跨境物流配给、快速通关、实时跨境支付、低息贸易融资等综合交易服务。
由于深圳的产业和外贸优势，这里聚集着中国80%以上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总部。成立于2009年的润泰从成立之初就将服务对象锁定为中小微企业，2015年的营业收入为82亿元人民币，2016年预计将达到120亿元人民币。
&一条产业链上80%是中小微企业&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一直是困扰企业和政府的难题。
今年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着力扩大民间投资。督查组对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围绕国务院2014年出台的39项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相关文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数据显示，全国2016年一季度，民间投资53197亿元，同比增长5.7%，比1&2月降低了1.2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增速降低了4.4个百分点。与之相伴的是，一些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倒闭原因之一是资金链断裂。
&我们最头疼的就是融资难问题，作为小微企业，尽管有些政策要求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但多数是指导性意见，实际上并没有太强的可操作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企业家告诉记者。
银行业人士也有自己的苦衷，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中小微企业就像是小麻雀，&肉少还容易飞&。中小微企业贷款数额不高，但发放程序、经营环节缺一不可。据测算，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平均是大企业的5倍左右，而风险却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当然乐意做大企业的大额业务。
&通过行业内多年的观察，我们发现的一个怪象是越是大公司、大机构，越不差钱，越是资金需求旺盛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反而难上加难。&高伟说，&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大概80%是中小微企业，资金紧张是这些中小微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也是因为看到了中小微企业的需求，从优链上线之日起，高伟就将其服务的对象锁定为中小微企业。
&作为供应链公司，可以看到上下游企业每一家的供应链，展现在优链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金融网络数据库。&高伟说，&所以优链评估企业不是用银行的固定资产、注册资本这一套传统方法，而是希望通过企业和行业的大数据和供应链管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对平台上下游企业生产环节、流程的了解和把握，在优链的平台上通过审核的企业可以做到200毫秒贷前资质审核，动态授信额度最高500万元、月利率低至1.2%。
高伟认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银行不作为，中小微企业自身的融资短板，让政策无法落于实处，也是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供应链金融企业应运而生，成为了银行与中小企业的桥梁。
高伟介绍，作为桥梁，供应链企业更为灵活，可以通过订单融资、保单融资、贸易融资等多种灵活机动的方式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解燃眉之急。于银行而言，供应链企业提高银行贷款的安全度，加快货币资金的流转速度，增强经济创新的动力，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2016年5月，优链与中国最佳供应链金融创新银行平安银行总行达成合作意向，优链成为平安银行旗下橙e网的战略合作联盟成员。平安银行橙e网的&互联网+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帮助百万中小企业基于橙e云服务平台接入属于自己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能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平安银行总行公司网络金融事业部风控总监牛学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目前下行压力大，但是我国中小企业对资金及商业配套服务的需求仍然强劲，很多中小企业和贸易商亟需一批安全高效、诚信优质的第三方金融服务，平安银行愿意与优链平台合作，深耕供应链金融领域。
对于供应链金融的优势，牛学峰表示，首先，供应链金融涵盖传统授信业务、贸易融资、电子化金融工具等，具有整合性服务特征，相比传统银行信贷业务来说，优链平台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理念先进，具有适应市场环境的发展前景。
其次，优链平台的数据基于真实交易，通过对信息流、物流、商流、票据流的控制，形成闭环供应链生态体系。且优链通过自身的风控体系，评估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并将供应链金融资产进行打包转化，对接银行等资金。
&通过优链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银行不仅跟单一的企业打交道，还跟整个供应链打交道，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小额、高频、短期的资金需求。&牛学峰称，&同时银行的信贷风险也会减小。&
&优链，让中小微企业享受世界500强式服务&
对于很多中小微企业来说，时间和效率就是生命。
不过大部分中小微企业信用等级不高、订单金额小，在面对专业的海关清关程序时都缺乏专业的人才，此时优链的极速通关成为他们的首选。
作为全球顶尖的手机品牌商之一，深圳市天珑移动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曹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优链为天珑提供了包括快速进出口清关在内的综合供应链与物流服务。
&使用优链的服务后，企业的进出口通关效率得到快速提升，实现了各项进出口业务的电子化、快捷化，流程化，对我们的全球交付业务提供有力的保障。&曹勇说。
云汉芯城(上海)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总监白向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产业服务平台之一，平台的海量订单及物料通过优链提供的API接口将进口订单一键推送到优链平台，极大地提高了平台的进口效率，降低了他们的运营成本，而且做到了零失误率。
优链提供了&快速通关&的保证，力争做到的是让广大中小微企业享受与世界500强企业一样的供应链服务。
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高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首先优链是具备中国海关AEO高级认证的企业，属于国家认可的高信用、高资质类企业，在海关政策上和欧盟的海关政策是互通的。所以欧盟企业通过优链通关，速度极快。同时优链也是深圳海关客户协调员企业，广东省综合外贸服务试点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顶级资质，凭借着优链团队多年的供应链运营技术和管理经验，最终达到了快速优质的目标。
&优链平台上线以来，已经服务了超过3300家中小微企业，月交易服务额过亿元。优链的目标是为中国百万中小微企业提供跨境B2B交易服务并最终建设成为千亿级规模的交易服务平台。&高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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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2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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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签到天数: 1308 天连续签到: 30 天[LV.10]以坛为家III
中国的制造业转型，正在迎来一个关键时刻。
首先是全球制造产业链的结构性调整。过去30年欧美负债消费，中国加工制造，资源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制造贸易循环链条，似乎正在断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进行工业4.0升级，日本发布制造业白皮书，都预示经历了2008年金融泡沫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动能的趋势。
其次，中国制造面临的国内要素供给环境产生了变化。劳动力价格增长，土地升值，人民币虽然当下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但贬值未到出清点。偏此时国内经济又整体减速，2016年将重点清理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各类重压相叠加，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带来了重重阴霾。
广东是中国贸易进出口和制造业最密集的省份。本刊选取东莞和佛山两市进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调查，意在观察这样一种正在进行的变化：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将经过什么样的途径，是自身科技研发助力，是技术引进融合，还是区域间合作，或者制度要素助推，能使得制造业产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以承载中国制造业转型顺畅实现？
按照制度演进的逻辑，思考改革关键点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分析哪些改革能够保证真正转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可以获得比不转型企业、不创新企业更高的经济回报。而从制度发力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是中国制造业需要补的三堂课，一是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用制度要素进行助推，将是保证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终极因素。
1东莞：中国制造的转型时刻
文︱王延春
中国制造业的战略方向，在于发挥既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体系优势，加快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在良性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自身的独特竞争能力。
东莞市厚街镇上，华坚集团“世界鞋业总部”的高楼依然耸立，但该企业已将六条制鞋生产线和鞋材厂搬迁到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约有3500名埃塞俄比亚青年在生产流水线上忙碌。像华坚集团一样，这几年厚街镇陆续有鞋企外迁东南亚或中国中西部。
“世界鞋都”厚街镇部分工业区看上去没了往昔的热闹。六家搬走鞋厂留下的老旧厂房已被粉刷，成了寮厦皮料市场。一家挨一家皮革店堆积如山的皮料，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鞋厂的繁盛。
30年繁盛的加工贸易式微。中国制造似乎也陷入最逼仄的时刻：需求“天花板”和成本“地板”的夹缝；外资高端制造回归发达国家与中低端制造部分外迁印度、东南亚的“夹击”；“去产能”和转型升级的双重挤压；工业4.0浪潮的冲击带来的，不仅是面对高级人才匮乏的煎熬，也要直面低端人力短缺的尴尬，更要为“工业2.0”、“工业3.0”的缺课而承受重压。制造业逼仄的天空，弥漫着灰色的雾霾。
过去30年欧美负债消费，中国加工制造，资源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际大循环链条，似乎正在断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都预示经历了2008年金融泡沫的爆破后，发达国家重拾制造业动能的趋势。
恰逢此时，中国制造却遭遇强大的逆风：全球需求疲软、国内经济减速、产能过剩、清理僵尸企业，各类重压的叠加，让制造业企业在逼仄的天空下艰难寻路。财新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包含了更多民营企业，官方的PMI偏重大型国有产业。两个数据均显示制造业连续数月在荣枯线以下。
东莞走在中国产业转型爬坡的最前沿，被视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尽管有上述种种转型问题，我们在东莞调研发现，制造业转型逼仄的天空已初露曙光。机器换人、智能制造设备更新、互联网渗透工业流程、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创新热情，一些新的转型苗头正勾勒出中国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寻路的轨迹。
受访的业界专家均表示，或许，经济低迷、重压叠加的时刻，正是催生技术革命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期。焉知最坏的时代，不是制造业“蝶变”的最好时代。
“东莞制造”爬坡转型
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开始，经历七年的“腾笼换鸟”，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已走入深水区，制造企业出现明显分化：那些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转型企业，已经从工业1.0走过2.0达到3.0，进行了几轮升级迈向中高端；一部分企业这两年受成本等综合压力难以支撑，开始转型求生；一部分有国际市场的代工企业外迁中国中西部或东南亚、非洲等地，寻求低成本洼地；一些挣扎在微薄利润边缘的企业无力转型已经倒闭；仍有一部分企业在各种因素夹击下依然纠结，“不转会死，搞不好会不会转死”，基本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转型升级的能力。
东莞上世纪80年代主要承接香港纺织、制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制造业； 90年代，台湾及日韩IT制造业大举进入，东莞逐渐形成以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并成就了“东莞塞车，世界制造告急”的制造工厂地位。然而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让“东莞制造”从30年欢愉之梦中惊醒，欧美订单萎缩，人工成本攀升，没有研发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没有市场渠道，成为“东莞制造”之痛。
思略特大中华区总裁徐沪初表示，2008年暴发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积累的潜在产能过剩压力逐渐显现，然而随后的“四万亿”经济刺激，使产业错过了一次较好的转型升级契机。如今制造业企业面对的转型空间更为逼仄。
关停或外迁企业大多是当年从台湾、香港等地转来的，以服装、纺织、鞋帽、家具等传统加工贸易为主，也有部分电子代加工企业。东莞1万多家外资企业，每年都有从事低端代工生产的外资企业关停或搬迁。2015年，台资企业万士达、联胜关闭东莞工厂，为三星代工的东莞普光相继停产。
然而，在这些企业关停的背后，一场技术革命和制造业革新也正在进行。以石碣镇为例，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采取机器换人、引进技术等方式就地升级。
东莞石碣镇被称为“中国电子产业名镇”，云集着一批电子企业。2015年机器换人和机械装备自动化在这个镇蔚然成风。走进五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机器轰鸣的车间，墙上贴着“机器换人”的前后对比表，改造前产量7200支/天，改造后11.7万支/天；合格率改造前90.2％、改造后98.5％，提升了8.3％。电脑控制的机器手在有序地摆动，偌大车间工人很少。
该公司董事长蔡志浩指着一排控制电脑说，“过去这些活全靠手工操作，员工容易打伤手，眼睛也容易疲劳。” 他计划继续改造工艺流程，将来要搞类似丰田汽车那样的组装车间，机器自动作业，几乎无人操作。
这家生产高端多层电路板、HDI手机板、柔性电路板等产品的企业1993年创办，拥有梅州、深圳、东莞三大生产基地，5家子公司,员工6000多人。从2008年金融风暴开始，这家企业就开始转型升级，以高品质和新工艺的开发，控制成本走出了金融危机。2010年投资10亿元成立东莞市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并定位为手机HDI电路板高端产品，实现了整体升级。最近三年，五株投入了十几亿元引进最新设备，替换掉了三分之一的工人。
蔡志浩算了一笔账，人工总成本每人每月大概是5000元左右，两班倒一个岗位就是1万元，一年就是10多万元；而购买或改造一套设备需投资30万至50万元，差不多三年多可收回成本。
蔡志浩说，“我微信朋友圈的很多同行都是早期一起从作坊开始打拼起来的，经过几轮爬坡转型，一些无力投资技改的退出去了。”
在制造行业，有品牌、有市场，或者有资本实力上规模的大企业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引进高端设备，更新工艺流程，活得不错；没有资金和社会资源能力，没有自主品牌的中小企业则被同行大企业兼并收购，沦为品牌企业的附庸，成为它们的代工厂。成为产业链条上的代工厂还算幸运，那些没有被吸纳到产业链条上的中小企业则只能搬迁或倒闭。
“市场就那么大，小企业被挤死了，目前行业寡头经济的趋势值得关注。” 蔡志浩说。
在生产着全球30％羊毛衫的小镇——东莞大朗镇，传统织机在几年前纷纷改为半自动织机，最近两年又多改为电脑织机。我们看到车间里每个工人可以操控七八台电脑，每台电脑可操控近十台织机。自动化控制设备改造了工艺流程，也让私人定制的小批量羊毛衫销量很好。
东莞市经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已有六成工业企业进行了“机器换人”，2014年东莞启动“机器换人”计划，总投资超过62亿元，减少用工约4万人；2015年1月－11月，东莞全市工业技改完成投资额204.4亿元，同比增长114.5％。2015年预计东莞市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2％、7.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47.0％、36.0％。
高端设备和更新的工艺流程更使东莞形成的区域性产业集聚效应突出。
长安、塘厦、松山湖、大朗、虎门各镇产业聚集各具特色，区域内上下游合作的产业群优势更为明显。由于东莞制造业机器换人市场大，一些专门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搬到东莞，针对不同的集群生产不同的机器人设备，研发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和工业机器人装备制造商约70家，机器人企业数已占全国总数的10％。如今松山湖已是智能制造装备研发力量集聚区，这里寄望打造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松山湖长盈精密技术公司今年还计划打造东莞第一家无人工厂。
“机器换人”缓解东莞制造业企业用工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局面，这只是表象，自动化设备的大量应用，使工业服务业乃至工业互联网逐步渗透到工业体系，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经历着一场变革。如今制造业周期犹如过山车，传统程序被抛弃的速度越来越快。东莞一些企业开始向工艺设计、增值服务、电子商务等下游延伸。
东莞站在了转型的风口上，正经历着一个“痛并快乐”的转型期。受访的一些业界专家表示，中国必须借全球产业转移之机，以中高端制造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这是未来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而网络技术正在催生新的生产模式。目前，东莞有跨境电商企业4000家，超过7000万家制造企业从事跨境电商交易。
接先进制造
景色宜人的松山湖南部国际总部区，道路宽阔，绿意盎然。两栋新楼拔地而起，正在建设的13栋楼就是中以产业园的一期工程。
从中以产业园获悉，今年10月一期工程完成将对企业开放。该园区主要从以色列引进水处理技术应用和孵化水处理相关企业，帮助即将进驻的以色列企业更好对接国内市场。
这个由广东中以水处理环境科技创新园有限公司建设的环保与水处理产业园区，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水处理技术国际创新园”。园区规划面积380亩。目前已经有20多家合作企业签约。
“以色列的水处理技术全球一流，但他们的技术不一定适合中国需求，我们在园区进行改造，让它更接国内地气。”园区工作人员黄振强表示。
在东莞，为了吸引国际先进技术，采取中外合作工业园区的方式，将国外技术与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业完备基础嫁接成为一种趋势。松山湖类似这样的园区大约有四五个。东莞与英国气候变化部的合作项目“中英低碳产业园”也将落地清溪镇。
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是北京百年融投资集团、OHK中德创新合作中心、欧洲天鹅湖投资公司合作成立的园区，计划打造一个集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型材料、德国教育培训等的工业示范园区。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友伦说：“我们的新产品将来都与行业龙头企业对接。”他的名片上打着一句话：“德国技术，中国制造。”
园区已将德国机器人开发团队60多个工程师引进中国，帮助企业量身定做；采用德国环保技术，引进饮用水过滤、海水淡化技术、城市污水净化项目以及德国物流装备4.0技术等。“希望中国强大的制造体系能够嫁接德国工业4.0。” 东莞中德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袁柯灵表示。
张友伦的想法是，将占德国企业总数90％、拥有发明专利80％的家族式中小企业作为合作重点，中方企业出资金、供土地、建厂房、购设备，德方企业出技术、出管理、出品牌，双方合作办企业、拓市场、创效益，打造出一条中德合作的制造业升级捷径。
“这些家族式中小企业看好东莞制造业链条完备，港口和交通便利，东莞制造业又处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前沿，相当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时期，营商环境相对不错，并且中国拥有庞大市场的潜力。”张友伦说，他们的目标是三年就将引进的德国技术孵化，同时在河南等地设立欧洲制造之窗，在欧洲收购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注册公司。
“更重要的是引进德国工程师来中国培训中国的工程师，培训技术人才。” 目前园区已经派出几批技术人员到德国实习，并请德国专家到园区工作；将在园区建立培训学校，将技术标准与欧洲学校对接，按欧标培训的技术人才服务于产业园区。着力打造德国先进技术推广中心和德国先进装备国产化中心，高位嫁接德国管理、智力、品牌和技术，走一条转型升级的新路子。
“技术种子长成参天大树需要30年或更长时间。而我们这种方式则是拿到了中树，大幅缩减了程序，这正是后发优势国家在技术进步上的优势所在。” 张友伦说。
从东莞商务局了解到，去年东莞在美国硅谷建立了一个以引进技术、人才为主的办事处，下一步还打算在欧洲建立类似的机构，中德、中以产业园这样的模式是一块探路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表示，嫁接德国技术是好的捷径，因为在全球工业4.0的浪潮下，留给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是也要防止依赖性的拿来主义，要在引进的同时更注重本土的消化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吕铁说，研究表明，企业对于外部技术的吸收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已经具备的内部创新能力。因此，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通过并购获得核心技术仍然是比较困难的。
对这一点，袁柯灵深有感触，“德国的技术轻易不给中国，有时候一个项目需要磨合十年或更久，才能获得德方的信任。德方工程师反复到中国考察，他们派来专业公司的人员进行尽职调查，最后才同意转让技术。如果磨合不深，他们只给你工业1.0、2.0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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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转型制造业看到未来
东莞厚街镇相关负责人说，厚街镇几家代工企业前几年选择“走出去”，不过，去年又搬迁回来了，因为这里有东莞经过30年形成的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在厚街造鞋、制家具，从皮革、钉子、设备、油漆、木材，一应俱全，更让企业感到政府服务意识较强，企业增资扩股，政府帮着跑手续。
东莞的技术创新之所以在全国领先，更重要的是创新制度的红利释放。推行三年多的商事制度登记改革，持续激发出东莞市场主体的活力。
东莞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东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2.3万户，同比增长7.7％，总量突破71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0.4％，总量达到25.6万户。这两项指标均位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
我们了解到，东莞一些企业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普遍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企业对转型升级存在信心不足的情况，因此制度环境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曾直言，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扭转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像德国一样以制造业为根基，致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能看到未来。
吕铁亦表示，东南亚虽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有限；印度虽然同时具有市场优势和要素优势，但受制于体制掣肘和基础设施短缺，短期内还不能形成对中国制造业的替代。中国制造业的战略方向，在于发挥既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体系优势，加快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在良性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自身的独特竞争能力。
基于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很可能在于模块化架构下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市场规模+产业体系+独特能力”是中国理想的三维竞争优势框架。当前，关键是通过体制建设形成第三个要素，即独特能力。
国务院参事汤敏等一些专家提出，在企业转型升级痛苦的过程中，东莞政府还亟待克服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制度弱点。还应通过普惠性的政策降低绝大多数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制造业行业的各类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制造企业, 让创新者有力前进、山寨者寸步难行。
我们了解到，东莞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从银行直接获得融资升级设备存在一定难度。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去年推出“机器换人技改前贷”，专项用于设备按揭贷款；推出“五金模具特色行业设备贷款”，专项用于支持东莞市重点行业设备抵押贷款；“机器换人技改后贷”，专项用于企业技改后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补充；并申请支持东莞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装备企业贷”。同时东莞还采取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基金等资本运作方式帮助技术更新。
在融资租赁方面，东莞通过“省市共建专项资金”，来撬动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智能装备升级。广东省财政每年拨款1亿元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设备融资租赁贴息补助，东莞市财政每年匹配1亿元主要用于设置融资风险池。东莞将通过融资租赁补贴、融资租赁风险补偿和融资租赁业务奖励等多项措施，推动中小企业设备升级。
调研了解到，从全国产融情况看，金融抑制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缺位等现象普遍，制造业企业发展不仅面临高税费和整个生产与流通环节的高交易成本，而且深陷高额的贷款成本和无融资渠道的困局。
张友伦表示，目前最艰难的是融资，除了自有资金就是民间融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低迷，民间融资萎缩，通道不畅，即便发私募基金，但基金一时看不到项目进来，也不愿意投，资金到项目落地之间的空当没办法跨越。希望金融部门能对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设计金融产品鼓励企业去国外并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科技企业。“寻找德国高科技企业并不难，难的是前期融资，资金不到位，好项目也难以引进。”
目前的现状是，私营企业没有资金实力搞研发，引进技术政策环境和融资渠道不通畅，国有企业有实力，但是按照中国技术研发的流程走，从立项、研发、临床试验到推广非常漫长，如今制造业周期犹如过山车，这样的程序无法匹配。
因此，张杰表示，“中国制造2025”最应该强调的是制度革命，而不单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也不光是财政补贴多少，而是制度和环境的营造。否则“中国制造2025”的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条。
同时张杰提出，产业生态链的整体转型升级是关键问题。大中小微企业如何协作，使整个产业链向中高端推进。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成功，只有月亮企业带领星星企业的整体配套，上下游链条协作提升才是出路。
另一个趋势也在东莞呈现：机器人慢慢占领工厂，东莞制造业的人才结构开始嬗变——低技能、高危险的一线普工岗位需求降低，机械调试、维护和控制的技术性人才走俏。
东莞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光景说，现在找高技能技工很头疼。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短期不能用，必须进行二次培训，在社会上招聘，大多数是农民工，只适应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种。高技能蓝领工人一时不好找。
在东莞，有近800万外来人口，他们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近些年，针对企业的人才需求，东莞市启动了新莞人培训工程。
在日本，蓝领工人收入甚至超过白领工人，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在98％以上,远远超过大学生,这也使蓝领工人有着不断钻研的动力。日本的普通学前和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对技术钻研的兴趣。因此，采访的许多专家建议，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无法与转型升级中的制造业契合，中国的教育制度亟待改革，应引导和培养蓝领工人的精神和价值观。
据人社部统计，中国技工劳动者1.5亿，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3762.4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2％，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
不过，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在东莞调研后表示，2亿多农民工不能一下子成为科技知识分子，中国制造业产业大军的主力军仍是农民工，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要有的，转型还不能操之过急。
2015年关闭的诺基亚东莞工厂进入2016年，昔日诺基亚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热闹的聚大电商产业园。这里能容纳100家左右电商企业，涵盖家具、电子、服饰、通信等行业。
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企业在彷徨间寻找定位，政策上亟待营造转型升级的大氛围。如何度过转型爬坡期，让制造业成为托举中国经济最强的支柱，是摆在与制造业相关的企业和政府面前的共同课题。
深莞惠一体化助推产业升级
随着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扩散的加快，深圳的技术随之向两市扩散，三地产业分工及企业内部经营要素分置协同效应，已显出苗头。
因产业利益相通，在珠三角“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在此之前，相对长三角和京津冀，珠三角面临的主要考验之一，是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协同性差，因此拖慢了其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
故在一体化方案设定之初，深莞惠经济圈就被寄予了为珠三角建设世界级都会区进行产业升级及城市间协同发展探路的多重期待。
“创新能力最强的是深圳，它就要扩大自己的服务半径，半径大了，经济体量大了，服务对象就多了，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也会更加巩固。其他城市可重点利用深圳的服务，互利共赢。”此前广东一位主要领导对三地合作提出如是建议。
来自政府规划、企业自动产业转移等多个层面的合作推动多年后，深莞惠三地之间正在逐渐搭建起这种全新的“前店后网”升级平台：以往城市间单纯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继而推动各地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协同发展。
企业、金融间的合作之外，作为宏观层面的政府间协同合作效果如何，将是决定深莞惠三地产业升级合作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合作牵涉到更多的利益和敏感因素，是否能步调一致、协调共进，值得高度重视。”深圳市的一份政府报告提醒称。
虽然考验重重，但深莞惠之间的产业互动趋势仍在持续加速。“广东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话，区域协调发展是一定要突破的。”深圳市市长许勤称。
地处珠江口的东岸、总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的深莞惠三市，渊源颇深。它们原本同属惠阳地区。1979年，成为特区的深圳与惠州分开。1988年，东莞、汕尾也均设市脱离。
为减少城市间盲目竞争，广东从1989年起进行第一次城镇体系规划，相继提出相邻城镇整合发展建议及珠三角经济区设想，珠三角一体化启幕。
在1995年的珠三角现代化建设规划中，则提出了“城市群”概念。东部深圳东莞、北部广佛、西部中山珠海江门三大构想出现。
十余年后，借国家级《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获批，珠三角一体化的宏观构想，被广东层面分解为具象的“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一体化，并呈“品”字形分布在珠江口上。
三块之一的“深莞惠一体化”，自此进入实施阶段，建立合作框架的尝试持续至今：
2009年2月，三地签署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多项重点合作内容：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区域创新、交通运输、能源保障、水资源及城市防洪、信息网络、环境生态、社会公共事务、加强与港澳合作。
在此基础上，以《规划一体化合作协议》、《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交通运输一体化补充协议》及《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专责小组章程》等细化规定逐步签订为标识，三地合作进入拓展、深化阶段。
2014年10月，汕尾、河源按“3+2”模式参与承接辐射转移，深莞惠经济圈扩围。“汕尾、河源加入，将使深莞惠经济圈区域面积翻番，经济总量接近全省40％，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珠三角与粤东北之间要素通道进一步打通。”当时深圳一位主要领导分析。
对广东来说，形成并壮大上述“抱团式”发展模式，源自如何应对外来竞争——随长三角、环渤海等城市群迅速崛起，珠三角创新力度不断被赶超——发挥“传帮带”精神，有利于广东整体经济实力提高。
具体到深莞惠三地，经济圈合作则被赋予了“1+1+1&3”的期盼：惠州土地面积占整个珠三角的21％，但开发强度只有10％左右，开发空间较大。相较之下，深莞则建设用地紧缺。
互补性因此得以体现：三市各自的产业优势和条件（深圳技术、东莞产业、惠州土地），通过调整优化，形成区域内新的合理产业分工，打造上下游相互配套完整的大产业链条。从而对三地的产业升级，均起到推动作用。
曾参与这一体系规划的一位深圳市官员，则指出了这一合作框架的最理想状态：
一是推动形成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兴产业群；二是统筹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和高新园区规划建设，推动现有产业园区整合、链接和功能提升，并研究探索合建产业园区，形成不同功能分区；三是依托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先行先试实验区；四是共建重点区域经济走廊。
“到2015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优化整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到2020年，形成更加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成为全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对深莞惠经济圈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
一体化升级中
一系列与三地产业升级相关的宏观协同性规划目标，均已进入了深浅不一的落地生根阶段：
对深圳来说，拥有多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其核心竞争力。 近些年来，深圳在四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之上，陆续重点发展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了四大未来产业，形成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和产业集群。
但以其有限的土地，已经很难在大型制造业项目的数量上与其他地方一争短长。
在资源整合规划中，深圳应吸纳莞惠的优势资源，出让本市的经济效能、成长经验、资金等，换取深圳内部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提升。
“将其一系列研发成果落地，是深圳的内在需求。”广东省政府参事陈鸿宇称，“在深圳发展的人力、土地天花板日趋明显的今天，莞惠有供给，一旦实现一体化，深圳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增多，产业布局能更合理地安排，产业发展也有更多的选择。”
而对莞惠来说，它们则都看重了作为华南产业创新及金融中心的深圳对周边地区的强大辐射带动能力：自从2013年广东省将对汕尾与河源的对口帮扶对象由中山调整为深圳后，仅中兴通讯项目带动的关联产值，就有望五年间再造一个河源。
一方面，其大量的传统产业将通过深圳的科技创新成果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深圳的金融产业规模，亦能够为当地创新提供破解瓶颈的渠道。
东莞的积极性，已经在部分临深片区得到体现：包括樟木头、清溪、塘厦、凤岗等地，近年来不断采取措施对接深圳产业。
以凤岗为例，通过实施“揽月”和“造月”计划，重点招引深圳的优质企业和高端产业；且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设立1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同时，还以“莞深同城”为主题开发房地产项目，为深圳客商投资营造环境。
东莞市内资经济促进中心数据显示：东莞主动承接周边地区高端产业转移，精准招商效果明显，其中在主动对接深圳先进产业溢出方面，2014年引进符合自身产业发展的项目共158宗。
对于惠州来说，因其发展相对落后，深圳对其产业升级的互补性帮助较多；另外，因两地的领导多有渊源，亦使得莞惠的合作度亦较高。而在积极承接深莞两地信息制造产业转移的同时，惠州亦招商发展了一些不依靠两地的重化产业及汽车零部件产业，产业根基正在日渐扎实。
随着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扩散的加快，深圳的技术随之向两市扩散，三地产业分工及企业内部经营要素分置协同效应，也已显出苗头：深圳华为、酷派等品牌将生产落户东莞；TCL通讯研发在深圳、生产放在惠州；比亚迪惠州产业园生产的电池，会被运到深圳基地，成为新能源车动力电池。
此外，因其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上面的大量投入，东莞也开始为深圳的产业升级创新提供反馈机制：东莞和全国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20多个新型研发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它们已累计服务了珠三角2万多家企业，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深圳和惠州。
因利益相通，在粤港“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以往腾笼换鸟的核心，是传统产业在珠三角地区内的扩散，而‘前店后网’则是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的区域产业及创新体系。城市之间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陈鸿宇说。
在资金合作领域：因广东自贸区于2015年成立，通过前海片区涌入东莞、惠州等地的深港资金，也正在日益增多。
“虽然东莞制造业的日子仍不太好过，但投资于服务业的港深资本已填补进来，整体而言，形势还不算太差。”近期刚刚到东莞等地调研过产业发展的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称。
我们亦从当地一些投资界人士处获悉：因深港资金组团进入东莞，东莞本地的富余资金，亦开始重新回流本地产业。它们不会直接投入本地项目，而是相信深港等地资金的眼光及投资经验，愿意组团进入。
形势趋暖之时，各方对地区间宏观层面合作的需求亦在增强。
“深莞惠三方，经(济)热也要(行)政热。”这是许多周旋三地生意人的共识，否则经济内驱力再强，也会耗损在行政区划固有壁垒带来的摩擦上。
接受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相比于广佛一体化而言，深莞惠一体化的进展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广佛组合已形成第二及二、三产业间的结构性互补：佛山偏重白色家电等轻工业，广州则自2000年之后开始造船、汽车等重工业，两地产业多互补、少竞争；且因临近广州这一华南的商业贸易中心及交通物流枢纽，佛山的运输、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靠广州。
相较之下，在深莞惠“的‘前店后网’合作中，微观（企业产业链自发调节）合作较多，中观（深圳金融市场、风投对莞惠企业对接）开始增多，宏观（政府间产业协调机制）则有待加强”。常年关注深莞经济发展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称。
在现实中，三地的利益合作与冲突往往交织在一起。“各种会议、合作不少。都知道深圳是个富矿，但突破不易。”陈鸿宇称，“松山湖曾请院士研发机器人，但当地无法给其配齐助手，深圳也不愿意为其组建团队，导致项目的进展很慢，因为成果很难计算。”
此外，“相对于深圳的一些边远地区如龙岗等地而言，东莞与其接壤的凤岗发展并不差，可能还相对较好，这会令其产生一种我其实亦有产业根基，为什么一定要做你的跟班、服务于你的心理落差。”本身是东莞人的林江分析称。
深圳和东莞的关系因此变得微妙起来：深圳有现代金融业、创业板和发达的物流业，而东莞多年前就提出打造“珠三角新兴物流城市”的目标。
为避免可能的竞争，林江建议：深圳的金融机构可以进驻东莞，寻找并培育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上市。而东莞企业则可以依靠深圳金融机构的辅助上市融资，再把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可以引进深圳先进的物流企业，促使东莞物流的发展。
广佛肇“一体化”的经验，或可为深莞惠“一体化”提供部分经验：佛山顺德获得了英德市北郊的清远华侨产业园的25年土地使用权，英德方面下放了属地管理的审批权限，承诺25年内按5∶5的比例与顺德共享产业园的税收、GDP、工业产值，以实现共赢。
此外，为提升三地间宏观合作的可能性，目前各方希望推动两个层面的合作：一方面，增加多层级领导机构的通盘考虑与决策；另一方面，则是要继续努力突破既有观念、行政区域的束缚，将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区域，以拓展更为广泛的“发展腹地”。
一种更为激进的建议，近年来亦在被广泛讨论：在2014年省“两会”的政协广东省第十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致公党广东省委提交提案称，不但要合并深惠莞，更可合并广州佛山、潮州汕头、湛江茂名等，“只有这样，广东才能一方面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又为广东未来发展增强后劲，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这份建议主要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一、广东地级市过多规模过小；二、行政区划严重阻碍行政效率和经济发展；三、以城市合并带动城镇化。而在大深圳统一领导及规划之下，就彻底地解决了土地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大深圳有可能再次迎来高速增长期。
就在原有三市协调机制尚未落地之时，随着汕尾、河源加入，珠东五市经济圈框架初成，培育城市一体化的有机生长机制，也正在变得愈加复杂。
因在珠江东岸产业走廊上增加了汕尾及河源，深圳的产业转移及成果落地的选择，已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惠州、汕尾及河源三种选择之外，即将于2019年左右开拓的深中通道，也意味着给东莞与深圳合作的窗口期正在日益缩短。”林江说。城市之间的密集竞争与合作，将为制造业升级带来什么样的未来，犹待观察。
德国工业4.0喊得那么响，其他国家在做什么？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南周知道”，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如果把第四次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追逐游戏，第一梯队的各玩家都有什么样的杀手锏？他们的出招模式有何不同？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有何借鉴？让我们先从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开始一探究竟。
一、规则制定者：德国
杀手锏：工厂智能化
路径：自下而上，传统工业的智能改造
要理解德国工业4.0路径，可以追溯到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在工业2.0及之前的世界工业变革中，德国一直是世界工业化领导者、行业游戏规则制定者。然而，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工业3.0以来，德国曾经一度落后。由于整个欧洲的互联网底子极为薄弱，作为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德国天生缺乏信息技术的革命土壤。
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带来的刺激，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制造业的“底层翻身”，德国只能从自己的优势领域开始革命，先发制人提出工业4.0战略。
基于德国工业的优势与弱势，其4.0战略路径必定是传统工业向信息技术化发展的“自下而上”路径。简单说来就是传统工业制造的智能革命，借助信息产业将其原有的工业模式智能化和虚拟化，定义智能工厂和智慧生产，抢先建立“游戏规则”。
智能工厂什么样？我们可以从一个刹车部件生产车间里看到它样貌。
在流水线上，每一个装有原材料的盒子上都贴有射频码，也就是这盒零部件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可以在不同场景下进行不同的“对话”：与机器对话，在流水线生产中，告诉机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与仓库对话，盒中的零部件用完后，在特定环节通过盒子上的射频码识别进入网络系统，自动向供应商提出新的订货要求……这种高自动化原材料输送系统，是庞大的智能工厂中的一小部分，它可以实现生产流程可视化监管，从而减少库存，降低消耗，提高效率。
二、玩家二：美国
杀手锏：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
路径：自上而下，通过信息产业带动工业发展
同样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路径与德国路径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革命的驱动力。“工业4.0”的美国版称为“工业互联网”，顾名思义，美国希望在各种工业环境下建立互联性，充分利用它强大的互联网能力，带动工业的发展。
举特斯拉的例子，它的安全极速可达每小时297.7公里，百公里加速只需3.2秒，续航480公里。然而这样一款酷炫的车型其实是“拼凑”出来的，它的材料和零部件分别来自14个国家的不同供应商。
不同于德国努力打造智能工厂，优化制造流程，美国却把自己的制造业外包出去，它通过“互联网”建立中枢系统，支配其他国家为其供给“血液”和“营养”。这就需要一个IT技术极为成熟的国际网络生产管理系统来支持全球化的生产，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保证所有生产线持续不断的标准化生产。
举个简单的模型为例，如果要做到甲厂生产的螺丝恰好可以被乙厂的螺丝刀拧进丙厂生产的螺母，那么每一颗螺丝的尺寸就都需要完全符合标准。特斯拉的动力系统中7000多块电压完全一致的圆柱型小型锂电池的生产正是根据这个模型。生产线上大量的传感器和软件，以及大数据分析，可以实时测试每个电池组的电压，然后自动的调节电流，以确保电压完全一致。
这一工业资源的智能整合，其内涵大大超过了制造过程本身，是美国工业互联网的一大特色。
三、玩家三：日本
杀手锏：能源与效率
路径：延续德国模式，加大社会创新力度
在美德两国火拼下，日本制造业也不再低调。
实际上，日本的产业竞争力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甚至一度赶超德国和美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年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表明，日本以0.5409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排第一，德国和美国分别排第二和第三。这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发展的转折点选择重点发展工业制造，而非重点发展IT产业的决定有关。
面对工业4.0的压力，日本重新将IT、物联网、大数据在制造业中的作用写进了《日本2015版制造业白皮书》。由此看来，日本工业的发展路径与德国类似，但它更走出了自己的优势。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水本真治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日本工业的发展趋势总体看来和美德等国都是一样的，而日本的特色是利用工业4.0手段进行的社会创新，从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切入，通过完整的工业解决方案，最大程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效率。”
在日前开幕的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记者了解到日立为了推进智能物流业务，开发了智能物流模拟系统Cyber-PoC。在现场展示的该系统在苏州的模拟事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利用循环取货和共同配送的核心功能，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城市能耗。通过Cyber-PoC智能演示道具，可在事前设定不同条件进行模拟，让效果直观呈现。
首先，日立智能物流系统Cyber-PoC会根据多家客户每天不同的供应链需求，定制一张原材料供应商的最优取货路线图，以及当天卡车的装载方案。然后，对应的卡车会到第一个供应商处装上准备发运的原材料，按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到第二家、第三家，以此类推，直到装完所有材料再运送到各客户工厂处。
在高度共享与连贯的网络中，如果制造商的生产计划有变，将会实时反馈至系统，确保卡车可以迅速调整取货方案。并且，系统会实时显示配送路况，卡车可以灵活调整取货路线，避开拥堵。
这种高度集成的智能物流系统，实现了“高频少量”的运输模式，进而减少了供货不及时的风险，降低配送延迟率；同时，大幅减少了车辆数、驾驶员数，并且避免了单线模式的空载返回的情况，降低了总体成本，减少尾气排放。在日立集团公司的智能物流试行中，以循环集货为前提，智能物流可以令运输配送路程削减42%，配送成本削减10%-20%。
不仅在工业制造领域需要物流，在一个供应链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生活物资在流通、交换，因此智能物流系统是社会创新的基础与保障。而如何通过工业4.0触及更广泛的民生问题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创新是否可以达到新的深度。在这点上，日立在民生领域的发展版图也成为了日本工业的缩影。
在医药领域，医药品生产管理系统“HITPHAMS”可记录从原药生产到之际制造工序的完整信息，提高实现优质、可靠的以药品制造；食品工业领域，数字综合监控系统“HIDIC-AZ”可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智能型的监控解决方案；在智能硬件制造领域，日立糖尿病康复伴侣系统可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服务（饮食、运动指导等），提供与医生以随时沟通的管理平台……
从日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制造业社会化发展的决心。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在未来生活的每一秒钟，各种需求都可能被积聚起来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最有效的生产供给。
无论路径如何，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工业第一梯队上的玩家都看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反观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那个在世界印象中只会生产衬衣袜子的时代已经远去。从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两化融合”的雏形，再到2015年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所存在的诸多基础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不高……而不同于美德等国从工业3.0到工业4.0的渐进式发展，我们需要实现从工业2.0到4.0的跨越式发展。这一过程难免痛苦，有些问题只能“边跑边调整”，并不断从美、德、日等工业强国的发展路径中获得一些借鉴。
来源：财经（ID：mycaijing）& & 转载：自国家财经周刊
我国的制造业PMI近几个月一直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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