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军事家、军事科学家对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而理性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人民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随着社会的进步，军事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逐渐深化，进而指导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宝贵遗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大、空间广、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经历了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以农业为主，包括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并存的民族构成，经历了才气横溢、勇于反抗侵略压迫、热爱和平、重战略、重荣誉、重凝聚力、长期科技领先的民族心理素质。各种学派的斗争与融合，其特点是在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上的优势，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山川等地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军事书。它出现早，数量多，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落在其他经典中大量关于士兵的章节中，史书中对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萌生、形成、丰富和完善、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出现期。从2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夏、商、西周。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就有部落之间的战争，人们开始对军事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夏朝正式建立奴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有师、旅、兵、，军事上广泛使用青铜兵器。著名的战争有干战、明条战、木叶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和车战，多为“唐阵”正面对抗。军事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开始萌芽，反映在甲骨文、金文、《尚书》等古代史料以及西周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军事书籍中。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战争的角度强调天命、主持正义、保护人民。《尚书》，《甘誓》，《汤誓》等。《泰誓》的都提出了天命作为出兵作战的理由，并呼吁“尊天之刑”、“悬人之罪”和“保人之罪”。军事决策和行动应该由天气好坏和占卜来决定。在军队管理上，强调所有人都要遵纪守法，教师也要遵纪守法，犯法者也要凶'(《易师》；‘尚欢’《尚书牧誓》，成为威武之师；重赏重罚，以命报国，以命杀社稷'(《尚书甘誓》。在战争指导下，重礼信仁义原则为主导思想，主张“礼为固，仁为胜”，不穷则不穷，鼓成排”(《司马法》；在战争的实践中，也注意到了胜利。在唱歌战和牧野之战中，我们都采取了积蓄力量、报国、削敌之翼、使用间谍、侦察敌情、把握时机、攻敌之心等策略。

　　形成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之中。争霸、兼并、统一之战激烈，兵多势众；铁制武器使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设防有所进步；在军事体系上，步兵、骑兵、海军逐渐分离成独立兵种，步、骑、车以各种形式协同作战；打破了‘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征兵制度和县征兵制度；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指挥官专业；学术上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以《军志》为代表的大量军事书籍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渐加深。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老师为强者而直，为老年人而屈；吴宓，禁止暴力，镇压士兵，保护大学，确定功德，与人民和平相处，和富有的人'(《军政》；军人，国家大事，生死之地，生存之道，不容忽视。战国时期，军事家进一步将战争划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即义’《孙子》，义者，兵之首领’《左传宣公十二年》，从而确定了他们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是安全的，杀人是可以的；爱国爱民，攻之；以战制战，虽可战’《孙子计》；兵，故整暴动，不许不义也’《吴子图国》。关于战争起源，作者提出了“兵来之地从民来，民皆属始”的观点(《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关于战争的起因，认为由于人多、财少、劳少、养少，内乱必然导致混乱，并已注意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战争的起因。

　　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与地理的关系以及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全是‘在德，不在危’《司马法仁本》；战术必须以政治胜利为基础’《尉缭子武议》；‘以武为主，文为种’《吕氏春秋孟秋纪》；天气不如地方好，地方不如人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军人要关心对人民好。战国时期军事家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石清实录”制度，奖励军事成就，特别是重新培育战争，强调强兵富国，表现培育战争的人'(《商君书战法》；视富国为强兵的基础、重点和紧迫性，即‘兵之本必先田宅’《尉缭子兵令上》。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争取统一，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军队建设的系统理论突出体现在军队建设、法律和教育方面。《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事组织、将领职责、军事物资、费用等也有严格要求。管理应该是“文命、力使”，而“兵训”是胜负的重要条件，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后来，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进一步丰富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

　　《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⒊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以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军事家、军事科学家对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而理性的认识。是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人民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随着社会的进步，军事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逐渐深化，进而指导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宝贵遗产。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大、空间广、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经历了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以农业为主，包括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并存的民族构成，经历了才气横溢、勇于反抗侵略压迫、热爱和平、重战略、重荣誉、重凝聚力、长期科技领先的民族心理素质。各种学派的斗争与融合，其特点是在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上的优势，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山川等地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军事书。它出现早，数量多，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落在其他经典中大量关于士兵的章节中，史书中对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萌生、形成、丰富和完善、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出现期。从2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夏、商、西周。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就有部落之间的战争，人们开始对军事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夏朝正式建立奴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有师、旅、兵、兵、兵，军事上广泛使用青铜兵器。著名的战争有干战、明条战、木叶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和车战，多为“唐唐阵”正面对抗。军事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开始萌芽，反映在甲骨文、金文、《尚书》等古代史料以及西周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军事书籍中。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战争的角度强调天命、主持正义、保护人民。《尚书》，《甘誓》，《汤誓》等。《泰誓》的都提出了天命作为出兵作战的理由，并呼吁“尊天之刑”、“悬人之罪”和“保人之罪”。军事决策和行动应该由天气好坏和占卜来决定。在军队管理上，强调所有人都要遵纪守法，教师也要遵纪守法，犯法者也要凶'(《易师》；‘尚欢’《尚书牧誓》，成为威武之师；重赏重罚，以命报国，以命杀社稷'(《尚书甘誓》。在战争指导下，重礼信仁义原则为主导思想，主张“礼为固，仁为胜”，不穷则不穷，鼓成排”(《司马法》；在战争的实践中，也注意到了胜利。在唱歌战和牧野之战中，我们都采取了积蓄力量、报国、削敌之翼、使用间谍、侦察敌情、把握时机、攻敌之心等策略。在…里

　　形成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之中。争霸、兼并、统一之战激烈，兵多势众；铁制武器使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设防有所进步；在军事体系上，步兵、骑兵、海军逐渐分离成独立兵种，步、骑、车以各种形式协同作战；打破了‘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征兵制度和县征兵制度；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指挥官专业；学术上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以《军志》为代表的大量军事书籍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渐加深。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老师为强者而直，为老年人而屈；吴宓，禁止暴力，镇压士兵，保护大学，确定功德，与人民和平相处，和富有的人'(《军政》；军人，国家大事，生死之地，生存之道，不容忽视。战国时期，军事家进一步将战争划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即义’《孙子》，义者，兵之首领’《左传宣公十二年》，从而确定了他们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是安全的，杀人是可以的；爱国爱民，攻之；以战制战，虽可战’《孙子计》；兵，故整暴动，不许不义也’《吴子图国》。关于战争起源，作者提出了“兵来之地从民来，民皆属始”的观点(《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关于战争的起因，认为由于人多、财少、劳少、养少，内乱必然导致混乱，并已注意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战争的起因。

　　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与地理的关系以及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全是‘在德，不在危’《司马法仁本》；战术必须以政治胜利为基础’《尉缭子武议》；‘以武为主，文为种’《吕氏春秋孟秋纪》；天气不如地方好，地方不如人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军人要关心对人民好。战国时期军事家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石清实录”制度，奖励军事成就，特别是重新培育战争，强调强兵富国，表现培育战争的人'(《商君书战法》；视富国为强兵的基础、重点和紧迫性，即‘兵之本必先田宅’《尉缭子兵令上》。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争取统一，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军队建设的系统理论突出体现在军队建设、法律和教育方面。《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事组织、将领职责、军事物资、费用等也有严格要求。管理应该是“文命、力使”，而“兵训”是胜负的重要条件，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后来，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进一步丰富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

　　《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⒊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⒋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以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大、空间广、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历了独特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经历了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以农业为主，包括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经历了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并存的民族构成，经历了才气横溢、勇于反抗侵略压迫、热爱和平、重战略、重荣誉、重凝聚力、长期科技领先的民族心理素质。各种学派的斗争与融合，其特点是在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上的优势，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山川等地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军事书。它出现早，数量多，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落在其他经典中大量关于士兵的章节中，史书中对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萌生、形成、丰富和完善、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出现期。从2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夏、商、西周。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就有部落之间的战争，人们开始对军事问题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夏朝正式建立奴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有师、旅、兵、兵、兵，军事上广泛使用青铜兵器。著名的战争有干战、明条战、木叶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和车战，多为“唐唐阵”正面对抗。军事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开始萌芽，反映在甲骨文、金文、《尚书》等古代史料以及西周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军事书籍中。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战争的角度强调天命、主持正义、保护人民。《尚书》，《甘誓》，《汤誓》等。《泰誓》的都提出了天命作为出兵作战的理由，并呼吁“尊天之刑”、“悬人之罪”和“保人之罪”。军事决策和行动应该由天气好坏和占卜来决定。在军队管理上，强调所有人都要遵纪守法，教师也要遵纪守法，犯法者也要凶'(《易师》；‘尚欢’《尚书牧誓》，成为威武之师；重赏重罚，以命报国，以命杀社稷'(《尚书甘誓》。在战争指导下，重礼信仁义原则为主导思想，主张“礼为固，仁为胜”，不穷则不穷，鼓成排”(《司马法》；在战争的实践中，也注意到了胜利。在唱歌战和牧野之战中，我们都采取了积蓄力量、报国、削敌之翼、使用间谍、侦察敌情、把握时机、攻敌之心等策略。在…里

　　形成期。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之中。争霸、兼并、统一之战激烈，兵多势众；铁制武器使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设防有所进步；在军事体系上，步兵、骑兵、海军逐渐分离成独立兵种，步、骑、车以各种形式协同作战；打破了‘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征兵制度和县征兵制度；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指挥官专业；学术上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的发展。以《军志》为代表的大量军事书籍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渐加深。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老师为强者而直，为老年人而屈；吴宓，禁止暴力，镇压士兵，保护大学，确定功德，与人民和平相处，和富有的人'(《军政》；军人，国家大事，生死之地，生存之道，不容忽视。战国时期，军事家进一步将战争划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即义’《孙子》，义者，兵之首领’《左传宣公十二年》，从而确定了他们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是安全的，杀人是可以的；爱国爱民，攻之；以战制战，虽可战’《孙子计》；兵，故整暴动，不许不义也’《吴子图国》。关于战争起源，作者提出了“兵来之地从民来，民皆属始”的观点(《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关于战争的起因，认为由于人多、财少、劳少、养少，内乱必然导致混乱，并已注意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战争的起因。

　　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与地理的关系以及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全是‘在德，不在危’《司马法仁本》；战术必须以政治胜利为基础’《尉缭子武议》；‘以武为主，文为种’《吕氏春秋孟秋纪》；天气不如地方好，地方不如人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军人要关心对人民好。战国时期军事家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石清实录”制度，奖励军事成就，特别是重新培育战争，强调强兵富国，表现培育战争的人'(《商君书战法》；视富国为强兵的基础、重点和紧迫性，即‘兵之本必先田宅’《尉缭子兵令上》。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争取统一，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军队建设的系统理论突出体现在军队建设、法律和教育方面。《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事组织、将领职责、军事物资、费用等也有严格要求。管理应该是“文命、力使”，而“兵训”是胜负的重要条件，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后来，战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进一步丰富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

　　《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以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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