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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格局的特点及问题
　　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格局的特点 中国论文网 /2/view-664915.htm　　 　　(一)地理格局:亚洲国家(地区)占主体的对外经贸关系 　　我国已与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对外经贸关系迅速发展。2009年,我国已同世界上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90个,对外投资目标国达到102个,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对象国达到183个,对外援助对象国(经常性援助)达到123个,并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经贸关系拓展的深度和广度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亚洲国家(地区)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从亚洲起步的。1978年,我国贸易伙伴国仅为40多个,其中,亚洲占16个,对亚洲贸易占外贸总额的49.2%;利用外资主要来源于日本、东盟、香港和澳门,约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70%以上。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集中在伊拉克、埃及、索马里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尚未起步,对外援助主要面向亚洲周边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2009年,亚洲国家占我国对外货物贸易总额的53.1%,亚洲十国(地区)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3%,亚洲占我国对外投资流量的77.9%(2008年),占我国工程承包总额的51.1%(2008年),占我国对外劳务合作营业额的79.2%(2008年)。从对外开放三十年来发展变化的态势看,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正在逐步从亚洲向全球更广泛的区域拓展,但以亚洲国家为主体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二)领域格局: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领域各有侧重的经贸关系 　　1　以货物贸易为基础形成的对外经贸关系全方位格局。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格局是从发展双边货物贸易关系开始,逐步形成的。目前,我国货物贸易往来对象遍及全球所有国家(其中包括25个没有外交关系或已经断交的国家)。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贸易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至2009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扩大至22072.7亿美元,共计增长了105.9倍。 　　2　依托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深化的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利用外资是我国深化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的重要纽带,以发达国家为主体,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成为当前经贸关系格局的主要特点之一。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前10位投资来源地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0%。年,美、日、欧发达国家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虽然没有显著提升,但我国与上述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却从35%提高到43.4%,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的更快发展。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来源国(地区)约有190多个。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近6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985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东道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 　　3　依托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迅速发展的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结构相比,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对外投资及对外援助等各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均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2008年,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91%,对外劳务合作的86%,对外投资的93%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对外援助也以“南南合作”为主要特色。多种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进一步密切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90年至2008年,我国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速达到21.4%,与非洲发展中国家贸易年均增速达到28.6%,均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增速。 　　 　　(三)产业格局:依托制造业分工合作形成的对外经贸关系 　　制造业是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载体。从贸易角度看,一是货物贸易发展规模大于服务贸易,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2072.7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为2868亿美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7.7倍;二是货物贸易以工业制成品为主,2009年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达到82.1%。从投资角度看,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2009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52%;二是对外投资主要体现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下游环节的对外延伸。虽然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产业类别中商务服务业的占比达到29.7%,居第一位,但这些领域的投资大多是制造业下游环节的对外延伸。因此,我国当前的对外经贸关系发展主要是以制造业为载体形成的。 　　产业分工合作是当前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特点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5%提升至42%。其中,加工贸易进口主要来源于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占我国加工贸易进口总额的57.4%,加工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占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61.9%,这一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主要体现为美欧发达国家与亚洲周边国家在产业梯次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多层次的分工合作关系。 　　 　　(四)发展模式:双多边合作共同推进的对外经贸关系 　　1　世贸组织框架内机制性开放条件下推进多边经贸关系。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经贸关系发展模式从双边框架下的自主选择性开放,转变为多边框架下的规则机制性开放,对我国经贸关系发展规模、水平及经贸关系处理方式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有利的方面看,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的经贸发展环境更加开放和透明,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的发展,2002年至2008年,我国外贸总额从6207.7亿美元增加到25616.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26.6%,高于年的年均14.9%的增长速度。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527亿美元增加到1083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12.8%,高于年的年均11.6%的增长速度。大型项目、高技术含量的投资项目显著增加,对外经贸关系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从不利的方面看,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贸易摩擦的数量显著增多,从加入世贸组织前年均22起发展到目前的年均82起。据世贸组织统计,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反倾销立案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案件占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且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反倾销案件针对中国。2008年全球
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十四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三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贸易摩擦的增多对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　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下更为紧密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关系。自2002年中国签署《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形成了新的推进机制。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目前,我国已与1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了双边和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了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税减让和领域开放进程,提高了领域开放程度,对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为例,2002年以来,我国与东盟各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27.1%,高于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年均17.4%的增长水平。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取得了较快增长,2009年,东盟主要国家对我国的投资额达到43亿美元。2008年,我国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额达到24.84亿美元。东盟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以货物贸易为例,我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2年以前的8.2%提高至9.1%,在亚洲国家(地区)中的地位从第四位提高到第二位。我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格局呈现出“多边框架下全面推进与区域、双边框架下重点发展相结合”的局面。 　　 　　二、我国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一)“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 　　1　地理分布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目前,我国经贸关系格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理失衡现象,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合作伙伴集中于少数国家。从货物贸易领域看,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前十大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度及俄罗斯,与十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占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6.4%。从服务贸易领域看,也存在着贸易伙伴集中度较高的现象。2009年,我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依次为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与该五大伙伴之间的服务贸易额占服务贸易总额的68%。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看,截至2008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中,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美国和中国台湾省居前五位,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8.1%。从对外投资发展看,截至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排名居前五位的分别为中国香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总额的83.4%。综合比较,美国、日本、东盟、欧盟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高度失衡的经贸关系格局将增加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发展的风险。 　　2　领域分布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我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在世界投资格局中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表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领域格局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从货物贸易发展看,2009年我国占世界贸易比重达9%,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其中,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进口则仅次于美国、德国,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从服务贸易发展看,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已经达到3060.3亿美元。其中,出口1471.1亿美元,进口1589.2亿美元,分别增长了66、57.8及82.6倍。我国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排位也不断提高,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及进口在世界的排名已升至第五位。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看,2008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仅占全球FDI流量的6.4%,截至2008年底,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6.6%。从对外投资流量和存量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占比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占全球的3%,而对外直接投资年末存量的占比仅为1.1%。由此可见,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不均衡现象是十分显著的。这种领域分布的不均衡使我国在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和应对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方面的灵活性大大降低。 　　3　贸易收支不平衡的经贸关系格局。这主要表现在货物贸易领域,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不断增加,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额已达1960.7亿美元;另一方面,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而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日本。尽管贸易收支状况并不完全代表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各国实际获益情况,但美、欧发达国家动辄以顺差问题作为其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干涉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行为的口实,这不利于我国处理与美、欧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不利于我国对外经贸全局的健康发展。 　　 　　(二)“低层次”的经贸关系格局 　　1　加工贸易方式占据半壁江山,产业分工层次较低的对外经贸关系。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2%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其中,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加工贸易总额近80%.这表明我国利用外资的较大部分也是以加工贸易为载体实现的。由于大部分加工贸易是以OEM为主要方式,附加值低,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一般在5%左右,大部分处于价值链分工地位最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即使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所占比重也达到81.5%(2009年),这些都表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产业分工格局仍处于较低水平。 　　2　关键设备和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贸易竞争力水平较低的对外经贸关系。从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看,我国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达到94.5%,但同时,关键设备和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我国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对外依存度达到85%,高端核心芯片与电子元器件99%依靠进口,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车床的70%,光纤制造设备的100%依赖进口。这说明,虽然我国经贸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中,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中,我国的贸易竞争力仍处于较低地位。 　　3　以价格、资源、环境成本为主要竞争手段,综合收益水平低的经贸关系格局。作为全球第二贸易大国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但现有对外经贸关系格局主要是依
靠低价格的成本竞争力,并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成本代价形成的。因此,是低收益水平的经贸关系格局。以出口产品价格来看,我国主要商品的出口价格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大差距。这说明现有经贸关系格局的扩张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不利于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从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看,大量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在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当前经贸关系格局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是综合收益水平较低的发展格局。 　　 　　(三)“被动型”的经贸关系格局 　　1　外资企业为主体的被动型贸易关系格局。在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外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外资企业完成的贸易额已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5.2%。其中,外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9%,进口占进口总额的54.2%。由于形成了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方式的高度依赖,使得外资企业成为左右进出口货物流向和引导外贸关系格局的主要力量,而广大内资企业长期缺乏自主营销渠道和国际化发展经验,市场格局的拓展受制于人,现有经贸关系格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动形成的。 　　2　“引进来”多于“走出去”的被动型投资关系格局。我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相对而言,“引进来”的发展规模、速度均大大超过“走出去”。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经贸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投资关系的发展更多地是以我国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为主要形式。尽管我国制定并多次修订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各级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大多制定了明确的发展定位,但从“被动型引资”向“主动型选资”的转变仅是近年来在部分沿海地区才有体现,而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利用外资仍以被动型接受为主。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虽有较快发展,但主动配置国际资源的能力仍比较弱。因此,投资关系格局总体上仍处于被动状态。 　　3　缺乏明晰战略的区域合作关系格局。近年来,我国与有关国家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大大加快,对提升和深化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我国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并无清晰的布局,已经达成协定的国家在我国与该区域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显著,自贸区协定签署的进程更多地取决于双方合作的积极性(特别是对方国家的积极性),及协定对双方市场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因此,这样形成的区域合作关系格局也带有被动型的色彩,不利于我国优化经贸关系格局,提升经贸合作水平。 　　我国经贸关系格局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我国开放战略相互作用形成的,既是国际经贸关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经贸关系发展的缩影。在努力提高我国自主发展能力的基础上,制定有效的国别及区域经贸关系战略,才能根本改变当前不平衡、低层次、被动型的经贸关系格局。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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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拉美关系：是处困难期，还是最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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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当代世界》2016年第1期）
美国学者陈懋修认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正在从“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的一段时期”进入“困难”时期。他之所以称前一段时期为“轻松”、“容易”，是因为中拉贸易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而目前“中国和拉美的经济及双边关系都面临着不少严峻的挑战”。因此，中拉关系已开始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1]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戴维?马拉斯也认为，“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中拉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困难时期??过去一直说中拉合作是‘赢―赢’模式，如今有可能变为‘赢―输’模式”。
上述两位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否正确？中拉关系的现状如何？如何正确判断当前及未来中拉关系的走向？如果中拉关系真的进入了“困难”时期，其原因何在？毫无疑问，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中拉关系的发展前景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这一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
如何衡量和判断双边关系的“难”、“易”或好坏，绝非易事。有人曾试图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例如，为了判断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等选取了七个指标，其中经济关系指标三个（对华贸易、对华投资和金融关系），政治关系指标四个（双边关系定位、外交互动、军事交流和欧盟国家的达赖政策）。他们给予每一个指标一定量的分值。例如，欧方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一次记3分，外交部部长来访，一次记1分。中国领导人或外交部部长出访，得同样的分值。萨科齐总统曾会见达赖，须扣除5分。经贸关系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例如，2011年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对华贸易仅占其国际贸易总额的1.2%；而德国的比重高达4.6%。因此，德国的分值高于立陶宛的分值，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比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更好。
该论文认为，七个指标的分值大小与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好坏或密切程度成正比。中国与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水平都比较高，与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政治关系水平高。
这一分析方法是否科学另当别论。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不胜枚举。在一定的条件下，貌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能反映双边关系的亲疏远近。换言之，仅仅用七个经济和政治因素来判断双边关系的好坏，未必经得起推敲。例如，在多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愿意把大熊猫租借给他国，或许比接待一位总统、总理或部长来访更能说明两国关系的融洽程度，更能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又如，加入亚投行（AIIB）或许比进口一定量的中国产品更能说明两国关系的亲密度。而一般的定量分析是很难把大熊猫或AIIB等可能会影响双边关系的因素都考虑进去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的基础。但在现实中，双边关系有时还呈现出“政冷经热”或“经冷政热”等奇怪的特点。这些特点再次说明，判断双边关系的亲疏近远是多么艰难。
中拉关系的现状
虽然难以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界定中拉关系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但是，以下几点充分说明，中拉关系并未进入“困难”时期。相反，目前的中拉关系处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的最佳时期。
第一，高层互访为中拉关系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在过去的十多年，推动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高层互访频繁。2004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后，时任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2005年初也访问拉美。两次访问间隔时间仅为两个月左右。2008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拉美后，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2009年初也访问拉美，两次访问间隔时间同样只有两个月左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至6月6日访问拉美,之前半个月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16日刚刚访问过拉美，一个国家的主席和副主席在两个月内、甚至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访问拉美，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充分说明，中国非常重视与拉美发展关系。
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也经常访问中国。通过频繁的互访，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可探讨如何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也能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流看法。近几年，中拉高层互访的势头并没有减弱。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习近平主席已两次访问拉美，李克强总理也在2015年5月访问拉美。因此，中拉关系并未进入所谓“困难”时期。
第二，经贸关系日益多元化。古往今来，贸易是经贸关系的主体。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国与国或与地区的经贸关系会进一步多元化。在这一过程中，贸易的重要性会下降，投资的重要性会不断凸显。这一变化不等于两国关系进入了困难时期。中国与拉美、非洲和欧洲及中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诚然，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因产业结构变化和增长方式调整而有所下降。受此变化和调整的影响，中国对海外资源的需求在减少，中国从拉美进口的初级产品在数量上并未继续保持十年前的那种“井喷式”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拉经贸关系停滞不前了。相反，随着中国对拉美投资的快速增加，中拉经贸关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一变化既符合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也表明中拉经贸关系在“更上一层楼”。
第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其他领域的交往也会不断扩大。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规律。中拉关系亦非例外。今天，经贸关系依然是中拉关系的主体，但政治关系、人文交流以及多边场合的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2008年中国发表对拉美政策文件后，中拉关系越来越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全面开花”的特点。从政党到民间，从议会到军队，从文化到体育，从科技到卫生，从媒体到智库，都能感受到中拉关系的热络气氛。
综上所述，所谓中拉关系进入“困难时期”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何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
否认中拉关系进入“困难”时期，并不意味着这一关系已进入尽善尽美的境界。毋庸置疑，中拉关系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中拉关系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拉美国家经常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因此，中拉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贸易争端。
拉美国家确实经常用反倾销的方式来保护其国内市场和企业。但是，与庞大的双边贸易额相比，受拉美的反倾销影响的中国出口产品在双边贸易额中的比重极小。而且，随着经贸关系的发展，出现一些贸易争端难以避免。因此，贸易争端不是中拉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拉关系的最大问题是双方相互了解不深不透。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之一就是“中国威胁论”以及恐惧中国的心态在拉美尚有“市场”，甚至在不断蔓延。例如，一些拉美的媒体经常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并称昨天的美国与拉美的关系就是明天的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又如，“中国帝国主义”、“中国新殖民主义”等污蔑性词汇经常出现在拉美的某些媒体上。在一些反对中国企业的游行示威中，还出现了不雅的反华标语和口号。
中国与拉美不仅远隔重洋，相距遥远，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此外，美国媒体对中国的不实报道在拉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改变一些拉美人对中国的不正确的认知，绝非一蹴而就的。
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国威胁论”和恐惧中国的心态，除了加大对拉美等宣传力度以外，还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鼓励中国企业在拉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严格遵从东道国法律，妥善处理投资项目与其所在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二是要吸引更多的拉美游客来华旅游，使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获得一个眼见为实的认知；三是要鼓励更多的拉美青年来华留学，为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四是中国驻拉美国家的使馆要多多举办一些宣传和介绍中国的活动。
对中拉关系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拉关系，除了加强相互了解以外，还应正确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拉经贸关系是否应该“超越互补性”？巴西是最大的拉美国家，因此中国与巴西的关系对整个中拉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2014年，中巴贸易额占中拉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30%。
众所周知，中国在制造业拥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巴西的比较优势是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意味着，中巴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是不容低估的。但巴西总统罗塞芙却在2011年4月访华时说，中国与巴西应该“超越互补性”，以便“使双边关系向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和均衡的方向发展”。[3]
确实，中巴经贸关系或中拉经贸关系应该不断实现多元化。但是，经贸关系的基础是各国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互通有无。超越这一互补性，双边经贸关系的活力就会减弱。
巨大的中国市场为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扩大出口提供了机遇。但中国市场上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且不论中巴贸易和中拉贸易是否应该“超越互补性”，要想在中国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包括巴西在内的所有拉美国家都应该进一步强化其竞争力。否则，“超越互补性”仅仅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冷落了拉美？根据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在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倡议未包括拉美。无怪乎中国和拉美的一些学者颇为失望。
其实，这一失望是没有必要的。首先，“一带一路”坚持开放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并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其次，“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虽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未提及拉美，但中拉关系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早已囊括“五通”。
由于中国与拉美隔海相望，就设施联通而言，如在太平洋上铺设铁轨或兴建道路是难度较大的。就此而言，中国学者和拉美学者关心的应该是如何实现“五通”，而非“一带一路”是否应该包括拉美这一伪命题。
第三，如何应对拉美的“国家风险”（country risks）？“国家风险”是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领域的不安全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国家风险”实际上就是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又有所谓“硬环境”和“软环境”之分。“硬环境”是人的主观愿望不可改变的，如地理位置、气候、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等等。“软环境”则是人能通过其自身的意志设法加以改变的, 如经济政策、发展水平、政治民主、社会治安、法律体系和基础设施等等。因此，在预测和分析拉美的“国家风险”时，不妨从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入手。
拉美国家的“国家风险”有很多：既有政局不稳定，也有政府的低诚信度；既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风险，也有汇率不稳定和通货膨胀压力；既有司空见惯的小偷小摸，也有毛骨悚然的绑架和暗杀；既有无处不在的腐败，也有政府的低效率；既有战斗力极强的工会组织，也有繁琐复杂的税法、劳工法和其他法律。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开拓拉美市场时，必须重视该地区的“国家风险”。
“国家风险”的最佳应对之道无疑是准确地预测风险能否发生或何时发生。有些风险是可预测的。例如，左翼政治家当政后，必然会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对外资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有时甚至会实施国有化；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奉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债务危机迟早会爆发；在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社会凝聚力极为弱化或中产阶级微不足道的国家，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必然会损害社会治安，甚至可能会演化为政府难以遏制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但是，有些“国家风险”是难以预料的。中国企业必须强化规避风险的意识，千万不要以为背靠强盛的祖国就能使企业在拉美高枕无忧。强盛的祖国能在“国家风险”演变为危机后通过外交手段或经济实力将危机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但并不能遏制拉美“国家风险”的发生。因此，中国企业在进入拉美市场之前必须时刻提防各种各样的风险，真正做到有备无患。有些“国家风险”是东道国不遵守商业规则或违反商业信用等不良行为导致的。对此，企业必须积极诉诸法律手段，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第四，如何认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在推动中拉关系中的作用？拉共体成立于2011年12月。其宗旨是：在加强团结和兼顾多样性基础上，深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建设，实现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继续推动现有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在经贸、生产、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制定地区发展的统一议程；在涉拉共体重大问题上进行协调并表明成员国共同立场，对外发出“拉美声音”。[4]
―9日，中国―拉共体首届部长级会议（又名中拉论坛）在北京举行。毫无疑问，这一论坛的建立为中拉双方开展广泛领域的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为双方加强政策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双方表示，今后将以这一论坛为对话与合作的新平台、新起点、新机遇，进一步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但是，拉共体与欧盟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尤其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已成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集团，实现了商品、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除统一市场、欧元和共同贸易政策以外，欧盟成员国还在外交、安全和司法等领域实现了较高程度的一体化。目前，欧盟正在向政治联盟、银行业联盟、财政联盟、能源联盟和数字联盟的大方向阔步前进。面对这样一个国家集团，中国有必要与其保持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中国既要与欧盟成员国发展关系，也要与欧盟发展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相比之下，拉共体正处于发展阶段，还未能从其成员国中获得从属于国家主权的任何职能，一体化的深度有待加强。因此，中国在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时，除了依托中拉论坛这一平台，也应重视双边层面的关系。
第五，并非所有拉美国家都适合与中国进行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中拉经贸关系多元化的产物，国际产能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必须注意到，中拉产能合作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掣肘：第一，在拉美的33个国家中，半数以上的国家市场规模小。因此，现代化工业的大规模批量生产极易造成市场饱和。第二，虽然一些拉美国家的制造业落后，但其推动工业化建设的愿望和决心不强，因为它们担心制造业会破坏其生态环境。第三，地理优势及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使拉美国家能很容易地从美国进口任何工业制成品，根本没有必要兴建自己的工厂，因此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动力不强。否则，美国制造业企业早就在拉美各国“安营扎寨”了。
所以，在与拉美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东道国的国情，考虑双方的需求，这样双方才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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