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郑板桥画竹为例+说明中国画是如何进行意境营造的?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1693—1766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读书人家,其父是个私塾先生。郑板桥从三岁起就随父识字读书,史称其“生有奇才,性旷达,不拘小节”。郑板桥自己也说,打小“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树立,不苟同俗”。作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却能自觉向原始儒学靠近,像孔子要求的那样,奋力挣脱“小人儒”,回归“君子儒”,特立独行,作文、作画、做官,都有惊世之举、非凡成就。

  据《郑板桥年表》,郑板桥于乾隆元年(1736)考中进士,时年44岁。第二年,由北京南归扬州,与好友顾万峰相遇,顾万峰作《赠板桥郑大进士》诗,其中有句曰:“亦有争奇不可解,狂言欲发愁人骇。下笔无令愧《六经》,立功要使能千载。”郑板桥“狂达”“狂言”,直抒胸臆,为文竟要力追原始儒学《六经》,为官也要建功立业,名垂千古。

  孔子授徒,所教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才艺,多是当时能让弟子立世、用世的实学,并叮嘱弟子们要“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自己也不讳言“多能鄙事”,还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郑板桥力拒程朱误导,遥承原始儒学重才艺这一光辉传统,反对读死书、著空文,怒问:那结果,“究何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怒斥:“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他认为:“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亦可以化乡党而教训子弟。”要像孔子、孟子等原始儒学先圣一样,积极做利国、利民、利乡之事。所以他不尚空言,而务实学,多才多艺,既悟“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之道,施之于政,而为循吏,又娴诗文书画之技,以作“糊口觅食之资”,于国于己,皆有大用之才可依,其人生之精彩有味,实得于此。

  郑板桥十六岁学填词,二十二岁开始绘画创作,此后不久,即小有名气,经常为人写字作画,“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年纪轻轻,已能靠卖字画缓解家中困境。六十一岁时罢官还乡,郑板桥又前往扬州,以卖书画诗文为生,正如其诗中所述:“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正是扎实而曼妙的人文才艺,滋润了辉耀了郑板桥的晚境,也为那个时代耸起一个君子儒的生命高度。

  郑板桥自觉抵制复古之风,力求师法自然,立足现实,论画主张“以造物为师”,论诗主张“即情即景”,论文主张“切于日用”,自己的作品,必“自出己意”、自铸新格。“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板桥辄呵恶之,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

  郑板桥主张“学者当自树其帜”。他写信鼓励友人江昱、江恂兄弟说:你们哥俩“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我愿戴军帽、穿军服,“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之下”。其实,郑板桥早已给自己的诗文书画,定下了唯我独有的创作宗旨。他在《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中直言:自己所作“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今无古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所以郑板桥的作品,诗、词、书、画,“皆旷世独立,自成一家”。

  郑板桥的诗和词,时称“别调”,且多“挚语”。诗言情述事,恻恻动人,不拘体格,兴至则成。词又胜于诗,不肯作熟语,吊古摅怀,慷慨啸傲,尤擅胜场。他的文章尤为宏博雄丽,特别是所写家书,皆老成忠厚之言,情真语挚,感人至深,“皆不可磨灭文字”。

  郑板桥的书法,以隶、楷、行三体相参,古秀独绝,自称六分半书,极瘦硬之致,间以画法行之。蒋士铨有诗赞之曰:“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

  郑板桥的画,天资奇纵,兰、竹、石,随意挥洒,皆非凡手所能。画竹更是横空出世,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一格高标,无人能及。所作论画文字,充溢真气、真意、真趣,卓识妙悟,如天机乍泄,不仅是画界至论,也是随笔神品,任谁读之,都会情不自禁为美沉醉。

  造拯世亲民致治之境

  徐悲鸿先生说:“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章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与书画不仅相见高致,而且寓仁慈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徐悲鸿先生堪称郑板桥的异代知音,一语道出了板桥诗文书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其万世不朽的根源──“寓仁慈于奇妙”。的确,面对板桥的作品,我们常常会被一种情怀浸润,始而悲悯,继而振奋,欲有所行,像伟大的原始儒学先贤一样,“拯民水火”“救人饥渴”。

  稻穗和白菜,算是最普通的谷物、最低廉的蔬菜了,友人李鱓画了幅稻穗白菜图,郑板桥的题词,却为之赋予了堪称“天价”的意义:“稻穗黄,充饥肠;菜叶绿,作羹汤。味平淡,趣悠长。万人性命,二物担当。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几点寻常墨水,一幅小小画作,只因画了平民百姓日常食用的能担当“万人性命”的粮食和菜蔬,就算作了一篇大文章,为民生而作,即是天地间分量最重的画最重的文。在郑板桥心中眼中,民生,占据着何等地位!正是从这个标准看去,他很瞧不起名声极盛的王维、赵孟頫,说:“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生痛痒!”明确表示:“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但“道着民生痛痒”,终究不如直接解救民生痛痒来得干脆。郑板桥考中进士,等待吏部选官时,就表示,要做能亲民的邑宰,以救助穷人。所以顾万峰《赠板桥郑大进士》诗中有句曰:“世上颠连多鲜民,谁其收之唯邑宰。读尔文章天性真,他年可以亲吾民。”

  乾隆六年,郑板桥被任命为山东范县县令,上任第一个行动,就令人骇怪,下令将县衙的墙壁打了百来个窟窿,说是以“出前官恶习俗气”,其实是向社会宣示,他这个县令,要消除历来县府与百姓的隔膜。出衙办事,也常免去鸣锣喝道、肃静回避的例行威仪,直接入村入户,访问社情民俗。“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进,惭愧村愚百姓心”“布袜青鞋为长吏,白榆文杏种春城。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亲民、勤政、公正、清廉,范县五年,史书为郑板桥的施政作了这样的记述:“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正是儒家向往的至治之境。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任潍县令。和在范县一样,经常便衣下乡,深入民间,“春雨长堤行麦陇,秋风古庙问瓜田”。一天夜间,听见一个茅屋里有书生在读书,读得很投入,心生赞许。访问得知,其家甚贫,便经常给予生活资助,该生后来考中进士,即一代名儒和循吏韩梦周。时逢夏荒,斗粟值钱千百,人相食。郑板桥立即开仓赈贷,属吏劝阻,说是按惯例,须先请示上司,求得批准方可。郑板桥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迅速发出一批粮食,令县民具领券借给。同时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责其平粜。几种救济并举,救活万余人。秋季又无收成,百姓无力偿还夏季所借,郑板桥又自掏腰包,“捐廉代输”,及至罢官还乡的时候,“悉取券焚之”。

  郑板桥在潍县令任上所为,很让当地富商骇怪,背后骂他“喜事”,好揽事惹事。指责他“讼事则右窭子而左富商”,判案时,不按官府惯例偏向富人,而向着穷人。更有甚者,“唯不与有钱人面作计”,公开羞辱获得监生身份的商人。明清时,中央大学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在社会上颇有地位。一些富人,遂用钱买个“监生”名头,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大搞特权。潍县一些富商也这样,但郑板桥却不买账。这类监生有事到县衙拜见他,则待以非礼,且据案大骂:“驼钱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又命皂卒脱其帽,或用脚踏之,或捽头黥面而驱之出。

  “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毛泽东评价郑板桥书法时如是说。这话用于评价郑板桥的人格与风骨,亦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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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花鸟画作为抒发和表达人意念的重要媒介,体会它带给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深厚情感。理解花鸟画家通过富于情感和生命的花鸟形象,来表达画家对自然界、客观实际,以及对社会的客观法则的体验和认识,来反映社会的情调和气氛。那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写意花鸟画方法技巧,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第一节 花鸟画的简要概述

  要求通过对中国画三大画科之一花鸟画的说明,了解花鸟画涉及的范围,表现范畴,并且怎样通过花鸟画作为抒发和表达人意念的重要媒介,体会它带给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深厚情感。理解花鸟画家通过富于情感和生命的花鸟形象,来表达画家对自然界、客观实际,以及对社会的客观法则的体验和认识,来反映社会的情调和气氛。

  另外主要了解花鸟画的历史演变,按照中国美术史发展的脉略,注重学习它的形成,风格的演变,流派的生成等。

  再者了解文人水墨画带给花鸟画的生机以及文人画注重情感,重墨轻色和人格化的表现特点。最后应理解花鸟画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上,具有极大创新性和创造性,注重极具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现,了解近现代花鸟画名家在近现代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二、教学内容(主要了解花鸟画的形成和发展)

  (1)花鸟形象比人物、山水出现要早,如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出现的花木鸟兽、虫鱼、龙凤等纹样。如长沙马王堆的帛画《人物夔凤图》等,当时还没有产生专门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和理论,花鸟画也多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这些作品或是常有较多的装饰性,或是主要表现人物生活环境。

  (2)唐代经济繁荣,统治者生活奢侈豪华,社会习俗与审美观念都有新的要求(此期间出现不少花鸟画高手,如画鹤的薛稷,画马专家曹霸、韩干,还有如韦偃画龙,戴嵩画牛等)。

  (3)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形成了“黄家宝贵,徐熙野逸”的两大流派,标志着花鸟画已进入成熟阶段。黄筌:西蜀宫廷画家,重视写生,专写宫中奇珍异石,珍禽异兽,风格富丽工巧。徐熙:南唐布衣,专画山野花鸟草虫,其画法“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主张笔墨为主,设色为辅,墨迹与色彩互不相遮盖。徐黄二体的不同风格遂形成五代以后花鸟画工整和粗放的两种风貌。

  (4)进入北宋,因皇家画院独钟“黄家宝贵”之风,工笔花鸟画在此期间得到很大发展。直到北宋中叶,崔白、吴元瑜等创造了与黄家浓艳重彩大异其趣的“放笔墨以出胸意”的风格,才使宋初埋没多年的徐派画风得以光大。(宋徽宗赵结是北宋花鸟画的集大成者,使工笔花鸟画达到顶峰)。自此以后,工笔花鸟画便开始走向衰落,这与文人画出现不无关系。

  (5)宋代文人画的兴起,宋代文人画的标志是水墨梅竹成为独立的画科,其代表人物是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文同、苏轼等。他们主张“不专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崇尚笔墨、形式的意趣,强调寓意抒情。可以说水墨梅竹是文人画理论的实践。因此水墨梅竹一经出现,立即被士大夫掌握,作为感事抒情的艺术形式而迅速地发展起来。

  (6)到了元代,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发展文人画的良好土壤,所以水墨梅竹风行一时。特别是画竹,名家之多,作品流派之广,是任何朝代无与伦比的。元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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