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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服务面临的困难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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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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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农村的经济现实出发,探讨小额农贷产生的必然性,从农民需求角度和金融机构供给角度,探析了这种信贷形式所遇到的尴尬处境,揭示了其“叫好不叫座”的深层次原因,并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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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农村金融的困境与出路
&&&&王军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我省农村金融还存在着较大的非均衡性，农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省“三农”发展面临的金融困境依然十分明显。 &&&&一、商业银行的“集体退出”。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加速了对农村网点的撤并，即使是支农色彩浓厚的农业银行，也大幅度精简了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基本上退出了乡镇以下的农村金融市场。 &&&&二、农村信用社支农力道在减弱。随着农信社商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省农信社的网点在不断减少，很多业务在逐步向城市转移，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弱化。 &&&&三、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根据调查，2015年全省有意愿贷款的农民中，44.8%的农民因为各种原因贷不到款；全省近81%的合作社希望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仅有0.7%左右的合作社能获得贷款；全省2047个现代农业园区，得到银行贷款的不足百家。我省农村金融供需缺口已达到3000多亿元。 &&&&四、民间金融的“抑制性成长”。在我省一些地方，地下钱庄、互助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当铺等民间金融相当活跃，特别是陕北地区，民间金融已经成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一种补充融资渠道。 &&&&我省现代农业推进慢、农村发展难、农民增收乏力，根子在金融上，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一）大力推广蒲城县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加快布局30个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蒲城县是我省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省级试验区，试验确定了两个农民合作社进行信用合作试点。这两个合作社严格按照“对内不对外、吸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两头扎死、封闭运行”的原则开展工作，今年共发放小额信贷资金2382笔，金额达3600多万元，6年来没有一笔呆坏账。目前在这两个合作社，农民发展任何产业都“不差钱”，需要3万-5万元贷款，喝一会儿茶的工夫就可以拿到钱，农民“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的品质德性三五里路范围内的人都知道，农民来贷款，几个理事长一碰面就知道该不该贷，从效率、成本、风险控制各方面都比商业银行强得多。有农民说，这样的合作社才是我们的“贴心人”“同路人”。最近，汪洋副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上指出，“那些看准的试点证明切实有效的改革经验，要抓紧总结推广，让农民在深化改革中真正享受到获得感。”从蒲城县近6年的改革试验看，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起到了农村金融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是农民生产经营最可靠、最可信赖的金融组织，为在全省更大范围的试验示范提供了经验。我省今年出台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在全省选择30户运行良好的农民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目前要尽快明确推进主体，加快速度落实。 &&&&（二）稳步推进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不断扩大全省的覆盖面。近几年，我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对于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贷款问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截至今年9月底，我省互助资金项目村已发展到2013个，资金总规模达到6.2亿元，发放资金5.3亿元，借款会员人均增加收入1600元以上。目前，我省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利息仅是商业银行的三分之一，真正解决了农村“贷款贵”的问题；贷款手续简单、速度快（一天之内拿到钱），也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省扶贫办最近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建设的意见》，决定在脱贫攻坚战中着力发展互助资金，提出用三年时间在有条件的贫困村实现互助资金全覆盖。这个文件的落实，必将极大缓解农村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现在要进一步创新思路，把这一做法扩大到相对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
（作者单位：省委农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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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建华 许晓云 张晓玮　　8月5日，“广东普惠金融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以“发展普惠金融”为主题。省金融办、中国银行业协会农合委、驻粤银行业监管部门、全国各省级农村信用社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论坛，共话普惠金融，共谋创新发展。　　在此次论坛上，广东农信(包括全省农信社、农商行，深圳除外)展示了自2005年以来改革发展、践行普惠金融取得的成果。10年来，广东农信通过设立60多家早市银行和夜市银行、3000多个助农取款服务点、400多家村级金融服务站、100多家“三农贷款”专营中心和“小企业贷款”专营中心、推出了近200个“金摇篮”信贷和理财产品等方式，让“三农”和小微企业享受到了“低价”和“便利”的金融服务。　　10年间，广东农信在践行普惠金融中实现了“惠人达己”，不断做大做强，将一个资不抵债870亿元的烂银行发展成为所有者权益达1600多亿元的好银行，将一个总资产6300亿元的小银行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2万亿的大银行。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以来，带领全省农合机构深化体制改革、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论坛上，广东省联社理事长周高雄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金融机构都必须回归金融的本质。农村金融具有特别的生存发展意义，除了回归金融本质外，还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出发，找准市场定位，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谋求新的突破。　　论坛期间，《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对周高雄进行了专访。就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丰富普惠金融产品服务，加大普惠金融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普惠金融生态环境等措施，形成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普惠金融阳光照耀更多的微小经济体，促进其科学发展等问题，周高雄给予了充分解答。　　从一个资不抵债870亿元的烂银行改革发展成为所有者权益达1600多亿元的好银行;将一个总资产6300亿元的小银行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2万亿的大银行，广东农信10年来在发展农村金融、解决“草根”金融配给的缺位问题、完善农村金融的便利性和覆盖性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为此，《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周高雄。　　《农村金融时报》：中国农村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周高雄：中国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中国农村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中国农村金融的核心价值就是各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中创造新价值，取得新发展。　　《农村金融时报》：中国农村金融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是什么?　　周高雄：随着“市场决定论”、“利率市场化”、经济增长放缓等宏观环境的深度影响，中国农村金融率先遇到发展的新困境。　　一是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需要。在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长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林权、宅基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等农村主要生产资料要素没有实现市场化，对农村实体经济而言是不公正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缺少解决不公正问题的市场体系，包括主要生产资料要素评估机构、交易平台、担保退出机制等。　　二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强大，不能承受“主力军”的重担。在众多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三农”结缘最早，已确立起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地位。但是，部分农合机构历史包袱仍然较重、法人治理结构仍然不够完善、经营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小法人、大系统”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联动发展的动力不足、后台服务能力不强，农合机构整体实力不够强大。　　三是定价机制不健全，不能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首先，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议价能力较弱，定价机制不健全，尚未能准确运用各种精细化模型和定价系统对本机构存款成本水平进行科学核算;尚无法根据客户群进行有效的分层管理和细化管理;尚未能分别制定有吸引力的贷款利率，优化客户结构;尚未能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来实现精细化管理，引领机构朝精细化管理转型。其次，民间金融定价大起大落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冲击。最后，监管层同样严格的资本约束和业务管理，对农村金融机构议价定价形成了一定的时空限制。 [上一页] 第 [1]
责任编辑：周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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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控股：亚洲金控（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互联网理财在农村推广面临哪些困境？
作者: 咕噜网来源: 咕噜网 16:30:02
农村互联网理财有着巨大潜在的市场，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在尝试运营。如新都化工和平安信托合作，共同拓展农村互联网金融市场，开发适合农村的互联网财富管理体系；京东金融则通过为乡村推广员试点授信，引入京东金融的白条、小额信贷等金融产品，今年3月京东乡村推广员就突破了3000人，覆盖50个县级以上农村地区。不过，由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低、交通不便、地域较为分散、农民理财意识弱等原因，致使农村地区互联网理财推广面临诸多瓶颈。第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与城镇相比差距较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城镇网民普及率为71.4%，农村为28.6%；2014年城镇为72.5%，农村27.5%；到了2015年农村普及率有所提高，为30.1%，但与城镇的64.2%相比仍差距较大（如图1）。网络是互联网理财推广的基石，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低，对互联网理财的推广产生直接的阻碍作用。图1 年中国城镇与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对比第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我国的农村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较低，很多地方交通还不是很便利，导致其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虽然在国家大量惠农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的部分农村地区已取得了较快发展，但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发展依然较为落后，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因此，经济的落后导致在农村地区发展互联网理财难度较大。第三，农村地域较为分散，推广成本高且难度大目前，互联网金融在资产和渠道上更多是覆盖了城市地区，因为城市人群的互联网用户行为培育比较完善，也习惯了互联网金融、社交、理财等行为，因此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渠道来覆盖投融资服务需求。但是，对于农村而言，农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较为分散，导致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推广成本较高。同时，由于现有的电商和社交客户群覆盖有限，很多人还尚不了解互联网理财业务，推广难度较大。第四，农民教育水平和收入较低与城镇人口相比，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整体偏低。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年，相差足足近一倍。同时，我国城乡在居民收入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统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99元，农村仅为5554元，差距较大。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还是靠从事农业劳动及外出打工所得。而较低的收入使得很多农民的追求还只是停留在温饱的层面上，没有多余的资金去投资理财产品，这使互联网理财在农村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五，农民安全理财意识薄弱目前在农村地区，农民办理金融业务主要以存取款和转账为主，大多数农民只是把银行当做资金的保险箱和转账汇款的工具。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民理财意识则较为薄弱，对诸如保险、基金、证券、互联网理财等诸多业务了解较少，安全理财意识不强，比如，部分农民盲目追求高收益，将资金投向地下钱庄，而对其中存在的巨大风险并没有充分认知。总之，尽管仍面临诸多制约瓶颈，但农村互联网理财市场的发展空间不容忽视。而企业在向农村地区推广互联网理财时，只有注重农村生活和消费习惯，围绕农民生产、消费、生活、理财、娱乐、社交需求等提供相适应的理财服务，才有可能切下农村互联网理财市场的“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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