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机构能证明网上公司、个人卖的字画是不是真的?

拍卖行卖名人字画不保真 相关法律存漏洞_新闻中心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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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行卖名人字画不保真 相关法律存漏洞
  央视《经济半小时》4月18日播出“艺术品打假缘何难”,以下是节目实录:
  主编:庄严& 编导:王星灿&& 摄像:贡存& 景延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前几天我们栏目播出一期关于艺术品投资的节目,剖析了艺术品拍卖市场李鬼横行的种种乱象。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强烈关注。前几天,又有人向我们举报,怀疑自己在拍卖行花巨资买来的画作,连仿品都算不上,直接就是一副印刷品。现在,他正四处鉴定,但是遇到的麻烦不少。一起来看这位投资者的遭遇。
  郝惊雷,从事书画收藏近20年,对古代书画情有独钟。为了搜集心爱的藏品,这些年来他成为各大艺术品拍卖会的常客。在去年一家大型公司举行的春季拍卖会上,他被三幅古画深深吸引了。
  郝惊雷& 收藏爱好者
  郝惊雷:无论如何我都想把它拍下来,而且确确实实也经过多轮竞争买了,它是6万起的,举到将近10万。
  其中第1994号拍品在图录中还专门注明了“真迹无疑”,这更坚定了郝惊雷收藏的决心。随着拍卖师一声槌落,郝惊雷以20万4960元的价钱,拍到了那三幅作品
  郝惊雷:搞书画负责人说,你中了大奖了,这三件都让你买了,你中了头彩了,
  抱着20多万换来的三件宝贝,郝惊雷兴奋不已,回家后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坐下来细细品鉴。
  郝惊雷:我看了一下午,对这个画意,对这个印,还有另外这个欣赏,
  但是很快,郝惊雷就发现画有些不对劲。
  郝惊雷:在自然光下,我仔细又用放大镜看,就发现了其中有些破绽,不是人手绘的东西,工业产品
  郝惊雷凭经验判断,那三件花了大价钱的拍品很可能是赝品,而且极有可能是印刷品,其中包括那幅被专门标注了“真迹无疑”的《沧海秋波图》。
  郝惊雷:我玩儿这么多年,这个栽跟头还是第一次。
  郝惊雷找到拍卖公司,想通过协商把货退掉。
  郝惊雷:他说打死我都不相信这是印刷品,甚至还指着其中一件印刷品,这东西要是印的,我敢给它吃了。
  对方态度如此坚决,莫非真是自己看走了眼?在收藏界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郝惊雷找到了一家鉴定机构为那三幅画作鉴定。
  郝惊雷:这是文化部文化市场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出具的鉴定报告,他们请了三个国家级的鉴定专家。其中两个是故宫的,一个是荣宝斋的。
  郝惊雷:一致的意见是,王文治的,是并非王文治先生的真迹。这个方士树的这个,也是非方士树先生真迹,只有这个侧翼,当时没有鉴定结果,当时没有最后出来,结果待定。
  20万买来的画难道真的是印刷品?他又专门找到几位印刷专家。
  郝惊雷:他们看了发现里头确实有这个印刷,印刷品
  咨询了一圈之后,郝惊雷认定自己买的画作有假,一纸诉状将拍卖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返还自己支付的20余万元并赔偿1倍损失。
  画作到底是真是假,这些拍品在上拍之前都经过了哪些鉴定程序?记者多次尝试联系那家拍卖公司进行采访,但是都被婉言谢绝了。尽管没有接受采访,但公司表示,对于郝惊雷关于画作是印刷品的说法,他们并不认同。
  工作人员& 拍卖公司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就是说现在在法律进行法律这个诉讼进行当中,律师也是希望双方都不谈这个事情,就是很严肃,不是我们说想不想谈的问题。
  法庭上,拍卖公司请来了国内一家颇有名气的高端艺术印刷企业作证明,认为画作并非印刷品。
  郝惊雷:雅昌一鉴定,说这不是印刷的,所以这等于说,双方就有了分歧。
  但是对于这个说法,郝惊雷并不认同,郝惊雷指出,雅昌集团并不具备签订资质。
  对于郝惊雷所出具的鉴定报告,拍卖公司也不认同,认为不管是文化部文化市场艺术品评估委员会,还是印刷专家,都和雅昌集团一样,都并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对于画作的真假,两家相持不下。
  法院反复协商,普遍提出来,就是它这个印刷,鉴定是不是印刷可以归类到文书鉴定,这个法院司法鉴定里头有一个门类叫文书鉴定,北京有13家具有资质的文书鉴定,我们就在这个法院让我们去考察哪个能够鉴定艺术品的印刷品,是不是印刷的。
  最终,经过法院确认,郝惊雷和拍卖公司共同选定了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为那三幅有争议的拍品进行司法鉴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鉴定结果。华夏物证鉴定中心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对艺术品的鉴定范围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
  杨春松 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主任
  杨春松:咱们以齐白石老先生的画为例,首先你拿到这幅画,我们判断这幅画是不是印刷品还是手绘品,如果是印刷品,那就不用再往下做了。比如说是手绘的话,要从司法的角度来讲,我们只能对齐白石老先生的这幅画上的人名章和他的签名是不是他,齐白石老先生写的,但是这个有条件,第一你必须给我提供一个齐白石老先生真实印章盖印的样本是个什么样子的,另外还要提供一个,和这幅画同时期的齐白石老先生大量的这个字迹作品,以及它的这个签名的样本,如果提供不了也做不了。
  记者:那我觉得这些条件听起来好像都不太可能好像都。
  杨春松:所以说这种情况基本是达不到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从这个司法鉴定角度来讲,书画鉴定难度很大。因为我们要求提供的样本很苛刻,他提供不了,所以说我们一般是不做的。
  主持人:20万买来一个真假难辨的所谓“艺术品”,这的确让人疑惑。但疑惑的还不仅仅是投资人,被仿冒的画家也是满腔愤怒。著名画家史国良的画作市场价格15万一尺,但是他居然在一场名品齐集的拍卖会上,发现假冒他本人的假画赫然出现。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也加入到了维权打假的行列,他的维权之路是否顺利,接着来看记者调查。
  史国良是一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当代人物画家,现在,这位画家除了潜心做画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假。为了防止假画被拍卖,史国良经常都会上网浏览拍卖预报,一天史国良又发现北京忠信方成公司挂出的几幅拍品中,有好几幅打着自己名号的赝品。
  史国良:你看,这就是假的,这都是假的,我给打一个电话吧。
  拍卖公司负责人:您好。
  史国良:忠信方正是吧?
  拍卖公司负责人:对。
  史国良:我是画家史国良。
  拍卖公司负责人:您好
  史国良:你们这次要上拍的作品有我好几张假画,我希望你们能撤下来?
  拍卖公司负责人:好的,我们全都撤了,好吧?
  史国良:那就拜托你们。
  拍卖公司负责人:好好。
  拍卖公司会撤拍吗,记者到了忠信方成的拍卖现场,拍卖场内几乎座无虚席,竞价声此起彼伏,一天之内的拍品就接近1000件。记者拿到了一本书画图录,发现署名史国良的四幅作品赫然出现在第17页,成为第100号到103号拍品,起拍价最低的只有800元。
  拍卖公司工作人员:101号起拍价是800元,800哪位考虑,还有继续加价的吗?
  那几幅作品都以不超过而2000元的价格被拍出,而史国良作品现在的市场价格大约在一平尺15万左右。
  史国良:我打电话,提醒你们,你们说是都撤了,都是假画。
  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已经都撤了。
  史国良:没撤呢,已经拍了。
  史国良和工作人员沟通了半个多小时,对于撤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没人再理会史国良。
  史国良:知道我也没招,你看,他们很轻松,一脸轻松,真的觉得是很悲哀的事。
  拍卖会正常进行,不过工作人员发现记者在现场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史国良:你这事怎么解决?
  工作人员:要不然这样吧,我把您的画现在全部都拿走行吗,就算是客人买了我也不让他成交。
  史国良:你要公布一下,还是?我觉得要公布一下。
  工作人员:等一下跟您做一下协议和公告。
  记者注意到,那场拍卖会的拍品可谓是星光熠熠,齐百石、张大千、黄胄、徐悲鸿的作品比比皆是。但仔细一看,那些名家名作的起拍价高的不过几千元,低的如这张齐百石的菊酒居然只有800元,那么全场价格低廉的其它名家大作到底是真品还是赝品?拍卖前经过了怎样的鉴定程序呢?&
  记者:怎么那么便宜呢?
  工作人员:那是起拍价,一看您这是不是这行的人,公司跟您说了,任何拍卖公司都不保真。
  主持人:我国《拍卖法》第61条第二款的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之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品的真伪或者品质的,拍卖之后,即便是赝品,拍卖公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规定,就给了一些不法拍卖行以可乘之机,拍卖乱象由此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拍卖企业已经超过了五千家,鱼龙混杂的局面也损害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如何取得投资人的信任?有家拍卖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尝试,他们对外的广告就是保真拍卖,这样的做法,能否为假货泛滥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办法?
  主持人:来自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艺术品拍卖市场全年的成交总额达573亿元,较2009年增幅超过150%,但是在这个数字的背后,有多少交易是货真价实的正品交易呢?收藏界又一个行话叫“打眼”,说的就是哪怕是收藏大家也有买到假货的时候,可见收藏界存在赝品由来已久并且让人无可奈何。不久前,有家拍卖公司打出了这样的广告:保真拍卖,这样的尝试是否成功?能否为杜绝赝品找到一剂良药呢?
  徐显峰是北京亚洲宏大拍卖公司的总经理,有着十多年拍卖行业从业经历的他在业内掀起了一阵波澜,在大多数拍卖品都推出免责申明的时候,它却打出了保真拍卖的招牌。
  徐显峰 北京亚洲宏大拍卖公司总经理
  徐显峰:以画家的鉴定结果为最终的结果,不管画家承不承认,只要是他说了我们就以他为准。
  徐显峰说,由于以画家本人的鉴定结果为准,能保真的只能限于当代在世的画家作品。现在他的保真拍卖会已经举行了11场,但累积成交额还不如其他同规模公司的一场的成交额。
  徐显峰:拍品的数量和拍品额的高度肯定都受影响,拍品大额的基本上都已经去世了,齐白石张大千什么的,这个没法做保证,我们只能是以当代,所以每次只做一个专题,做一百多件。
  徐显峰表示自己不惜以牺牲直接的经济收益来进行尝试,但记者发现,这种以画家本人为唯一鉴定标准的做法在业内一直存在着争议。
  王凤海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王凤海:有一些画家出于政治的目的,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做过的作品是真的,但是事实是他的,有一些作家出于艺术的因素,不愿意承认当时自己水平不是很高的时候作品是他的,
  有的出于个人的品质的问题不愿意承认。
  徐显峰 北京亚洲宏大拍卖公司总经理
  徐显峰:这肯定存在这种问题,但是没办法,不承认我们就当假的处理,只能这样。
  记者:那找不到其它更好的办法?
  徐总:没有,至少我们觉得没有,
  在宏大公司的保真承诺中记者也发现,如果买受人能够找到画家本人,证明自己买到的是赝品,公司将无条件退货,但是买家的这个权力只有短短十天时间。
  徐显峰:但是如果说有这种情况,有的买受人提前给我说一下,我和委托人再商量一下,这个结款再推一点,可能要推20天,甚至一个月,这个带有一个伸缩性。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找到权威的专家或画家本人来证明拍品的真伪,这对普通人来说并不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徐显峰也很无奈,毕竟现在拍卖市场竞争激烈,最稀缺的就是好拍品,所以拍卖公司都会想法设法争相吸引委托人,而付款周期的长短也成为重要的竞争手段。
  徐显峰:因为我毕竟是一手托两家,它不是我的货,它是我受委托于别人的,既然是都在做生意嘛,压钱还是不是一件很明智的举动。
  主持人:归根到底,关于艺术品真伪问题的难点就在一个鉴定上,为了规范这个行业,2005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出了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等职业,但是专业资质似乎并不被业界看重,和中国传统的中医一样,经验才是这个行业的王道。究竟谁能为艺术品真伪负责?如何走出鉴定难的怪圈?让我们再来听一听各方意见。
  早在2006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为规范艺术品行业管理和从业人员等级标准,就设立了艺术品鉴定师和艺术品评估师两个职业,社会上也随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那么通过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的那些人,是否能够立即成为合格的艺术品鉴定师或评估师呢?
  张忠义& 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
  张忠义:它这个考虑鉴于什么呢?就是为了社会上这种鉴定人才的缺乏,因为中国文物艺术品短短这么时间,没有各方面人才都缺乏。
  张忠义,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长年从事艺术品收藏和鉴定工作,应邀担任艺术品鉴定师和艺术品评估师的培训教师。虽然对这一职业培训的初衷持肯定态度,但他对客观结果并不乐观。
  张忠义:集中一个星期以后,就是这种短期的、快速的培训,想让这个学员就能够名副其实地成为艺术品鉴定师,艺术品评估师,这个可能性不存在。
  而在拍卖企业采访时,记者也发现,这两个国家认定的职业资质在业内的认同度也并不高。
  刘尚勇& 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尚勇:这种所谓的鉴定也好,评估也好,它是一种经验积累的过程。那么就是它的从业经历是我们最看中的,在实践当中,那个鉴定师还不如上过中学,在库房里干过十年的人可能经验还更加可靠。
  既然艺术品鉴定师,评估师得不到认同,作者自己的意见也不能作为鉴定的唯一标准,那么还有哪些专家或者机构的意见会让人信服呢?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我国当前最权威的鉴定专家组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里面聚集了全国最著名的各个门类的文物艺术品专家,那么这个专家团队是否可以协助拍卖行或者竞买人来鉴定拍品的真伪呢?
  张建新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
  张建新:这个委员会的,它主要的任务是为我们现有的国有博物馆来进行这种服务,当然很多要提供一些司法方面的服务,目前来讲,文物专家委员会应该是我们国内水平最高的,我们甚至是在相关的管理规定上,还是不要求,或者是禁止这些专家去参与有偿的商业性的鉴定的活动。
  一方面拍卖市场空前火爆,一方面最权威的鉴定机构无法为商业性活动服务,这似乎成为一种悖论。张忠义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组建为市场服务的权威鉴定机构。
  张忠义:有意识地,有步骤地要建立国家认可的,不只是一个,你可以分级,比如国家,然后还有省市一级的,这种文物鉴定机构,不至于在琉璃厂大街上随便一个店,进去就给人家交钱就开证。
  但是张忠义的看法,也遭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反驳,反对方强调,艺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真伪鉴定往往来自于个人主观判断,因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难题,再权威的专家也会有走眼的时候,有时还会出现权威专家之间意见不统一的情况。
  王凤海&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王凤海:我们国家当时就是南谢北徐,南面就是谢之柳,上海,北京就是徐邦达,并且谢之柳是当时国家专家组的组长,徐邦达是组员,一块去看东西,在张大千的画上两人分歧就很大。
  王凤海,中国拍卖行业副秘书长,他坚持主张,既然艺术品的真伪难以确定,那么作为中介机构的拍卖行就不应该承担赝品的责任。
  萧玉田:专家目鉴,文献佐证、仪器辨伪都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让拍卖行保真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我们国家立法的公平正义原则。
  萧玉田& 中国工笔学会副会长
  萧玉田:中介机构你就是说一手托两家,你既对委托人负责,你也要对买受人负责,特别是天价的东西,你卖出个假货,你卖出千万、百万,甚至过亿,然后你再不负任何责任,这是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能被允许的。
  萧玉田,人大代表,曾在两会期间提交修改拍卖法的建议。在他看来,法规的不完善,让原本困难重重地艺术品鉴定,滋生了很多造假售假的灰色地带。
  萧玉田:就是因为61条中的那句话,就是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句话,实际上就等于是给拍卖艺术赝品的人开了绿灯。
  张忠义告诉记者,在艺术品鉴定的管理上,除了法规的完善,国际上还有很多做法值得借鉴。
  张忠义:如果一旦你发现了这个,你这个单位出售假的,行业协会就给你出名了,就取消你(从业)资格了。
  王凤海:我们协会毕竟是一个自律团体,我们只是建议,我们还没有做出一个行政处罚的权利。
  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对于已经被公众获知的一些违规案件,最终几乎都是不了了之。比如前不久媒体曝光的,收费就给赝品开假鉴定证书的事件,协会最终只能给予当事的金坤国际拍卖公司通报批评。
  张忠义:像这种主管的行业协会,应该赋予它更多的职能,更强的执行力度。
  张忠义指出,相对来说,国外一些大型拍卖行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诚信体系,也很值得国内企业加以借鉴。他告诉了记者一个在国际指明拍卖行,苏富比成功退货的案例。
  张忠义:中国四把黄花梨的椅子,卖家卖完了,找我们这方面的专家一鉴定说这不对,给出了证明,他们一看这个问题确实,他们仔细再一推敲,也认为是有问题,怎么办呢?他负责把这个钱都退了,退了还不说,然后负责征集定价的这个公司的主管专业人员,你或者你辞职,或者你离职,因为你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那么苏富比这样的国际知名拍卖行,他们是在对待赝品方面倒底有些什么规定呢?&&&
  在佳士得买家须知上有这样的规定:佳士得保证在拍卖日起的五年期间,任何以大楷标题形容作者和出处的拍卖品为真实的。买家必须在购买五年之内,东南亚现代及当代艺术和中国书画拍卖品要在12个月内,提供两位佳士得和买方都可以接受的专家的书面意见,可以退还购买款项。苏富比的买家须知与佳士得类似,即在五年内,如果苏富比所出售的拍品被发现是赝品,根据一定的条款,苏富比将取消该交易,并退还购买款项。
  张忠义:有疑问以后,经过它拍卖公司认可的几位专家鉴定,认为这个东西不对,是赝品,那么它负责给你退款,负责向卖家追索,它不能追索的时候,它不能追索的时候,它自己的拍卖公司要承担这个责任,拿出钱进行赔付。
  萧玉田认为,对于拍卖市场上出现的赝品,完善相应的追则机制也确实有效。。
  萧玉田:不管是委托人、拍卖人,卖假货都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可以由委托方提供书面意见,一个是说明这个送拍拍品的来源,另外对它的真伪做出一个承诺。那么百万元以上的贵重拍品,就需要由拍卖行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去做鉴定。治乱必用重典,法律的规定一定要严谨。
  主持人:来自法国的专业网站“艺术价格网”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31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33%,成为世界第一。而来自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中国拍卖业蓝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拍卖行业年成交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较2009年增长了41.55%,持续了2009年自金融危机后行业经营逐渐回升和增长的态势。俗话说“乱世藏金、盛世藏宝”。艺术品投资热显示我们现在赶上了一个投资收藏的好年代。但是在行业内一连串不断飙升的交易数字和投诉数字的背后,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赝品泛滥,将对中国的艺术品投资将会形成致命的打击。目前无论是针对委托者、竞拍人还是鉴定人,相关法律责任都不够明晰,导致投资人最终承担了风险。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健全拍卖法规,让各方信息透明化,即使鉴定过程中出现不同意见,拍卖行也应该将争议如实公布。只有行业自律并完善相关法规才能够让这个行业健康平稳地发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编辑:SN002)真真假假中国书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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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打假遭遇封杀   中国书画界的两件大事最近发生在我国著名人物画家史国良身上。8月,史国良发现拍卖公司公开拍卖署名为自己的假画,要求撤拍无果,随后他将该拍卖公司诉至法院,索赔& & & &&& & & & 1元,并要求该拍卖公司公开道歉。10月,另一家拍卖公司宣称,因史国良画作真伪难辨,决定不再拍卖其画作。前一个官司已经于11月16日开庭审理,史国良希望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收藏者的利益,而后一个被称为中国书画界的首起封杀事件,同样引起社会关注。   画作真伪本人说了不算   尽管1995年就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法号释慧禅的史国良对“造假”事件还是万分愤怒:“我已经书面证明画作是假的,他们凭什么还署我的名字拍卖?”   今年7月27日前后,史国良无意中从深圳某艺术网上了解到,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夏季拍卖会将拍卖三幅自己的作品。经对图片放大辨认,史国良确定其中两幅作品是署自己名的假画,分别是《搓线图》和《傣家三月》。   “印章、笔法、落款全都不一样,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会看错!”他认为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那幅是地地道道的伪作:他的《搓线图》原作题字在左上角,而拍卖品题字在左下角;原作8只鹅被改为7只。   此外,两幅仿作的颜色也与原作不同:原作一般是在红底上面垫色,而仿作为直接上色。史国良说,这两幅仿品的水平拙劣,一看就未经过专业的绘画训练。   最让史国良气愤的是《傣家三月》,他说,临摹得真是太糟糕了:“第一个妇女的右手无名指只画了半个、大脚趾比二脚趾长出一倍;第二个妇女的耳环离耳朵太远;第三个妇女左手中指粗细是其他手指的两倍;第四个妇女左脚只画了四个脚趾,而最后拄棍少女仅见棍子而手部模糊。”显然,对于史国良这样以作画严谨著称的人物画家而言,这样的错误是难以想象的。   “造假者只是对我画作的简单临摹,并没有掌握真正作画的密码。”史国良说,自己作画从来不用墨汁,而是自己研磨,创作时使用纯净水,而不是自来水。而最为关键的是用色先后的绝活儿,这是只有自己才掌握的“程序”,因此遇到仿作,自己能很轻松地通过看画面颜色清楚区分出来。   史国良说:“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就想证明一下这是假的,他们说‘好,你马上发个传真过来,有书面证据’,我就写好了这个传真。这是7月26日给他们发的,我说‘收到了没有’,他们说‘收到了,你放心吧’。”   按照以前打假的规律,史国良以为此事就算过去了,该公司肯定会撤拍。但8月下旬,史国良从朋友处得知该公司仍将拍卖此画。将信将疑的史国良又与北京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通了电话,要求立即撤拍。该公司有关人员表示,此事已处理。8月20日晚上,有买家告诉史国良,三幅作品全部进行了拍卖,但全部流拍。   史国良说,他从8月20日晚上开始与该公司的一位姓谢的负责人联系,但直到8月21日早晨才联系上,对方答复:确实收到传真,但卖家不同意撤拍,而且真伪不应该由画家本人说了算。   画家遭遇封杀   11月9日,记者致电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其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此事便挂了电话。记者辗转找到该公司中国画负责人谢飞,谢飞表示,拍卖品经过了该公司鉴定专家组的鉴定,且委托人称作品是购自画家之手,确认没有问题才进行拍卖。至于拍卖品真伪,在预展期间,买家可以亲自鉴定是否为真品。谢飞还强调,“委托人的情况,我公司将会保密”。&   史国良以前也遇到自己画作赝品公开拍卖的例子,但经与拍卖方交涉后,拍卖公司很客气地将赝品撤拍,而此次他三次同拍卖方联系,对方却态度强硬。史国良对该公司的态度显然不满意,最终将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告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希望该公司以书面形式公开道歉,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他说:“拍卖市场中的造假越来越猖狂,就像一个井盖,如果没有人堵上,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正当史国良期待法院开庭讨个说法的时候,北京轲尔多拍卖公司10月份突然向社会发布声明,表示该公司今后将不再拍卖一切署名史国良的画作,理由是其画作真伪难辨。   轲尔多拍卖公司总经理康连生表示,轲尔多拍卖公司向社会各界发布这样一份声明,是公司决策层在关注史国良打假事件之后,决定在混乱的艺术品市场中作个表率。当前的艺术品市场上,赝品确实多,许多书画家的作品都被模仿,然后拿到市场上出售。画家史国良近两年来数次到拍卖公司打假,比较频繁。   康连生说:“不管史国良指认的是不是假画,这种行为都给拍卖公司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有委托方拿来署名史国良的画作,公司上拍了,被史国良指认为是假画,就会影响公司声誉。依照拍卖法,在鉴定不明真伪的情况下,拍卖公司有权拒绝拍卖。”   在史国良看来,轲尔多拍卖公司发表这样一份声明,是一种自我炒作。“因为自己打假的事情最近媒体曝光率比较高,而且是比较敏感的事情,掺和进来,可以提高该公司的知名度。但是一家拍卖公司能不能较好地杜绝假画,关键看管理水平,封杀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画家的作品,并不能阻止其他假画的渗透。”   史国良说,现在的书画造假,已经由过去的作坊式操作发展到集团化生产,作假、批发、炒作、拍卖一条龙,参与者实力雄厚,而且获利颇丰。自己站出来呼吁打假,必然会损害到某些人的利益。对于在打假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史国良表示,如果有人想封杀自己的画作,自己肯定会蒙受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损失,但是即便如此,打假行动也要坚持下去。   假画是真迹的4倍多   史国良画作真假还有待法院判决,拍卖公司封杀是否炒作仍在争论不休。   史国良说,自1995年以来,他每年拿到市场上去的画作不超过100幅,所以10年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史国良真迹应该不超过1000幅,但是史国良说,在全国各地的拍卖公司、画廊和类似潘家园这样的市场上,署名史国良的画作随处可见,其数量远远超过了1000幅。在北京,转上一天,就能发现100多幅署名史国良的假画。他在多年的明察暗访中发现,现在艺术品市场上,署名史国良的画作有80%以上是赝品,其数量是真迹的4倍多。   “如今造假泛滥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中国书画的交易,同时也使许多投资者感到寒心,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程度。”史国良说,有的人让美院的学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临摹后当作业上交,另找人题字,而图章的任务则由另外的人完成。为了制造假象,还会用电脑合成的方式制作与画家合影的照片,有的还会将“伪作”放在合成的照片中。   除了作假画外,有的还对画家的画集进行造假,史国良自己出版的一本画集就遭到“克隆”,从封面到封底,甚至连出版社等内容都与真画集一样,但是内部的几幅画被“偷梁换柱”,把伪作夹进了伪画集内,这样可使伪作以“正规出版”的名义蒙骗买家,让人难以区别。   史国良认为,这些假画不但影响到自己的声誉,给收藏界和书画爱好者造成的损失更大,所以近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有意识地打假。如果走到某家画廊,看到有署自己名字的假画,就告诉店主,让他撤下来。画廊老板热情地接受史国良的建议,等他走了再把假画挂上,这种“游击战”的方式让史国良十分无奈。   近年来艺术品拍卖十分火爆,全国各地新拍卖公司层出不穷,老公司也在不断增加拍卖场次,每年全国会有数百场艺术品拍卖,每到拍卖会的旺季,史国良就要挤出时间看看各拍卖公司上拍的署名史国良的画作中有没有假画。每一次发现假画,为避免投资人的损失他都全力阻止,2005年这一年,史国良给国内大大小小的拍卖会发出过将近20份确认假画的传真。   其实,2005年,史国良就有一次和传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类似的打假活动,该活动还被《北京日报》评为200&5年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十大焦点新闻。当年11月27日,中佳国际拍卖公司、中国名家书画研究院和北京匹夫营销策划公司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当代名家书画慈善拍卖会”,在预展现场,史国良发现了六七幅署自己名字的假画,当即向现场工作人员指出,这些画全是假的,要求撤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主办方不仅没有撤拍,事后还振振有词地说:一幅画到底是不是真迹,不应该由画家本人说了算,而应该由鉴定家说了算。   史国良说,前几年,他曾经找到了一批伪造自己假画的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起诉。打假成了史国良近年的主要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与精力。史国良表示将通过建立“博客”方式为自己的作品把关。通过建立个人博客,把新作全部上传到网上,包括作品名称、尺寸和画面,以前作品的资料也尽量上网,这样只要买家在网上一看,登记在册的则是真品,未登记的自然是伪作。   “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史国良表示,因为目前有些拍卖行、卖家及作伪者相互勾结,已经形成了“一条龙”,使画家及买家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在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措施面前,只能自己为自己维权。   打假之难   面对巨额利益诱惑,加之法律监管薄弱,中国书画的造假随着市场的日益红火而越发猖獗,画家维权深感无力。而造假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书画真伪究竟谁能一锤定音?专家?画家本人?抑或画家家属?如何终结“鉴定无权威”的混乱局面?&   中国画造假第一案   日,85岁高龄的老画家程十发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其子程助先生当时向媒体披露:如今一场拍卖会上经常会出现八九张程十发的拍卖品,但一般六七张都是假的,甚至有时连一张真迹也没有。程助哀叹,假画真是打不胜打。   大师级画家、雕塑家韩美林也发现了更让他吃惊的结果:经统计,1999年到2004年一共有246件署名韩美林的作品被拍出,其中95%的作品韩美林本人认为有问题。2006年1月,隶属于百年老店荣宝斋的一家拍卖公司欲拍卖一幅署名为韩美林的《八骏图》,起拍价达25万余元。然而这幅画却没有得到韩美林本人的认可,并且在韩美林对该拍卖公司发出将提起诉讼的警告后,“假画”才最终撤拍。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是,目前中国书画市场混乱不堪。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陈履生说:“以前造假的手段跟现在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我举个例子,现在仿傅抱石先生的作品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精于他的山水,那山水你来仿。你的书法不是不行吗,有人专门临摹傅先生的书法。仿好了作品后再有人来落款。这样长期以来,形成规模化。制作赝品的分工是很细的,比如你画山水,人物不行,没关系,空下来,有人来画这个人物。”   2006年5月,江苏警方捣毁了一个书画造假窝点,仅名人印章,民警就装了两蛇皮袋,已经装裱的仿制名画近百幅,启功、傅抱石等名人大家的作品一应俱全。据警方了解,该造假窝点的老板专门雇一批人加班加点地仿造名人字画,卖到国内外市场。为了让买家相信,这些字画都进行了做旧处理,一般收藏者很难辨别真伪。   而2002年的国内书画造假第一案——“石鲁遗作案”,造假者胆大妄为堪称疯狂,该案涉案金额之巨、涉及鉴定专家知名度之高、在海内外影响之恶劣,均前所未有。   著名画家石鲁为中国“长安画派”旗手,1982年他被癌症夺去生命,终年63岁,被西方的一些收藏家称为中国的“凡?高”。看到名人字画可以赚大钱这个“商机”,43岁的农民郭圣生与其父亲郭伦信以及另一商人郭圣海,煞费苦心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   三人找到西安一造假者,请其临摹石鲁的作品,付给报酬。又勾结郑州某公司退休干部,让他向媒体透露“石鲁遗作惊现河南”。为了使这批假画变假为真,几人决定找名家鉴定题跋,大肆鼓吹一番。他们从仿制的假画中找出60幅大画,由郭圣海与郭家父子携带进京。经多方活动,几位造假分子期盼已久的“石鲁遗作展”、“石鲁研讨会”同时在北京大张旗鼓地举行,一批鉴定界、美术界知名专家参加了研讨。   面对这些无论笔墨、构图、书法都十分拙劣的赝品,专家们竟对这批“遗作”赞叹不已,称赞此次发现功不可没。一位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国内书画鉴定大家还亲笔逐幅题跋。   丑陋不堪的伪作就如此滑稽般地被“点石成金”了。在得到京城知名专家们的认可后,造假者喜出望外,四处奔走,鼓吹自己的画是“金不换”,有恃无恐,高价贩卖,获利达4000万元。   石鲁的家人、学生和研究者当时多次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并多方奔走呼吁司法介入“石鲁遗作”案件,但直到3年后的2005年才彻底揭开这一天方夜谭式的惊世大骗局。   万两黄金付官司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风云涌动,屡出重磅新闻,与“造假第一案”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涉及艺术大师吴冠中的假画官司。   在中西绘画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当代绘画大师吴冠中,其作品拍卖价格油画每平尺161万元,国画每平尺33万元,在当代画家中排名第一。但这样的顶级艺术大师同样难逃假画之苦,仿冒的吴冠中作品层出不穷,在打击假画过程中,吴冠中也是历尽波折,乃至心力交瘁。   日,上海朵云轩与香港永成拍卖公司联合主办中国近代字画及古画拍卖会,吴冠中在其拍卖前印出的目录中发现,竟然有两幅他的作品,分别是《乡土风情》和《炮打司令部》。吴冠中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作品,分明是冒名伪作。他当即通过文化部艺术市场管理局正式通知上海朵云轩,要求他们撤下两幅伪作。但对方并没有撤下,结果《炮打司令部》以52.8万元港币最后成交,并宣称此画是他们此次拍卖的最高价。   很快,吴冠中在某媒体撰文《伪作炮打司令部拍卖前后》,对此事进行揭发,而上海朵云轩却一口咬定此画确是吴冠中所作。   于是,同年11月30日,吴冠中委托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以侵犯姓名权、名誉权为由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第一次开庭没有判决结果。法律专家认为此案主要是侵犯著作权,于是,吴冠中又重新聘请了律师,另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次开庭,吴冠中的律师向法院提供了国家公安部的鉴定书,证明伪作上的落款署名不是吴冠中亲笔所写。对方也出示了他们的专家鉴定书,证明此画是吴冠中所作。吴冠中的律师要求为对方做鉴定的几位专家出庭作证,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全是上海朵云轩的职工,答辩中,他们对吴冠中的绘画风格、做法,以及一般鉴定常识一窍不通,这个专家组完全是为了开庭受命组合的。   1996年,最终吴冠中胜诉。但对方却拒绝向吴冠中公开道歉并声明所拍是假画,最终只能以法院向社会发布公告了结。   面对这样惨胜的结果,耗费大量精力的吴冠中不禁喟然长叹:“黄金万两付官司!”   继曾经的假画官司第一案后,1999年北京翰海“99迎春拍卖会”油画专场上,当拍卖第6号拍品、署名为吴冠中的一幅《风景》作品时,吴冠中的委托人在观众席上起身向买家声明,吴冠中说这幅画是假的。这一声明没有影响该画的命运,这件拍品最终以22万元人民币落槌成交。有了《炮打司令部》假画案之前鉴,吴冠中对此也只能是有心打假而无力回天了。   绝大多数画家及其后人打击制假、售假举步维艰,甚至遭到打击报复最后只能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   20多年来,中国现代书画大师傅抱石画作的行情一涨再涨,在国内外的拍卖价接连被刷新。真迹经常卖出天价,伪品也就随之而来。对此,几年来傅抱石的二公子傅二石屡次打假,从某国际知名拍卖行到上海博物馆,他都曾亲往打假,最终引来造假者的嫉恨。   在香港,有人扬言要砍下他一条腿;在上海,他住的地方被投掷石块。打假之路充满风险。对此,傅二石说,他这几年来为打假弄得疲惫不堪,实在顾不过来,也不想再管。现在经常有人请他鉴定他父亲画作的真伪,他一般不轻易发表意见。&   一批打假勇士拼搏一阵子后,觉得太难,只好败下阵来。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先生说:“造假谋财不害命。”&他曾很无奈地向媒体表示,假画实在太多。现在他经常遇到这样的场面,很多人花大价钱买到假画,拿过来让他鉴定。因为一旦说假,人家的损失就很大,他有时候就不直接表态说真假,只是说:“这张画画得还行。”   而北京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画家说,现在打假太难了,一方面顾忌人情关系,一方面自己出来打假,家里经常会接到恐吓电话,索性不管了,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是求个平安吧。言语之中,尽是无奈。   拍卖只能靠自律?   日,傅抱石的巨作《雨花台颂》在北京以4200万元落槌,加之10%的佣金,其成交价为4&620万元,此价格一举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上的最昂贵之作,有人粗略计算,除去税收,凭此一幅画,拍卖行至少可获利500万元,卖家则可收入3000万元。   像《雨花台颂》这样的巨作毕竟不多。目前,全国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企业有3000多家,专业的艺术品拍卖机构6&0多家,而且每年都在增加,但是拍卖资源毕竟有限,于是铤而走险,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几成家常便饭,知假贩假的现象比比皆是。   常年与拍卖行打交道的中国文物学会理事赵榆告诉记者,在利益的诱惑下,买家的权益和中介的原则早已不值一提了,更有人把“诚信”视为“傻瓜”的代名词。现在不光是小拍卖公司假货比例大,就是一些大的声誉好的大型拍卖公司也照样会出现假货。   这些国内拍卖公司明目张胆拍假底气何在?《拍卖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而有关这条的声明在任何一本拍卖目录中都可以找到。也就是说,无论拍品是真是伪,成交后便可概不认账,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   法律界普遍的看法是,《拍卖法》对艺术品拍卖没有什么细化的特殊要求。就大的原则来说,拍卖公司没有为买家保真的义务。当然,如果拍卖公司自己承诺保真,那另当别论。所以,当画家说是假画时,只要委托人不撤拍,拍卖公司就可以继续拍卖。因为画家说的事实,与法律事实不是一回事。   史国良对此深有感触:“你亲自到场告他这画是假的,他也不撤拍,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能忍就忍了,能妥协就妥协了,我觉得这个事再不管一下,大家再不呼吁一下,那么这事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拍卖法》的漏洞太大了,每次他们会以《拍卖法》的漏洞说事,作为一种保护伞。我想可能不光是我,很多画家都有这种经历,都是不了了之。”   情况也的确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走向法庭的假画官司中,除了吴冠中胜诉外,大部分都悄无声息。2000年,上海博达拍卖公司拍卖一幅画,署名为著名画家任危英,任危英后人认定该画为赝品,将上海博达拍卖公司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最终以调解告终。2003年,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拍卖了北京画院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卢平的名画《摇篮小曲》,而该画真迹一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被卢平送上了法庭。案件经调解结束后,卢平感慨地说:&“假画官司很难打,《著作权法》规定不是很明确,对方只是象征性地赔了几千块钱。”   既然不用保真,拍卖公司在拍卖活动中究竟负担怎样的责任呢?北京荣宝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刘尚勇说:“他负的是一种比如说类似于一种信誉上或者道义上的责任,它是一种信誉上的损失,或者是对你能力的一种不认可,你负的责任是这样一种,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   书画真伪究竟谁说了算   数百万、上千万元的艺术品真伪难道仅仅维系于拍卖公司的商业自律?修改《拍卖法》是否迫在眉睫?事实上,《拍卖法》第六十一条并不像有些人所理解的,只要声明不能保证拍卖物品的真伪就无须承担卖假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曾党志2006年9月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拍卖法》不是拍卖人的避风港:《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在“声明”的前提下,免除出卖人瑕疵担保责任。然而,这一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出卖人自己不知道拍卖物品的瑕疵。如果明知拍卖物品是假冒而故意隐瞒时,则应当依法向拍卖物品的买受人承担责任;即使出卖人“声明”了,也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出卖人也不能以《拍卖法》的规定作为自己的避风港,逃避法律制裁。   曾党志认为,拍卖人知假卖假不仅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还有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的美术作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曾党志对《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的解读,与国外拍卖公司的做法其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据了解,苏富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征集拍品时有专家进行严格的检验。若买家拍得艺术品后,如获得两位行内认可的专家出具证明是假货,该拍卖公司将作退款处理。而在拍卖前获知是赝品,将立即撤拍。   显然,要追究拍卖公司的刑事责任,必须有“专家”在“拍卖前”向拍卖公司指出“假货”,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究竟谁才是专家,书画的真假谁说了算?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法律事务部有关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企业必须尊重画家的著作权,但是按照规定,在拍卖活动中,只有委托人和司法机构的介入才有权利中止拍卖活动,而对于画家对自己作品的鉴定权究竟是否属于画家本人,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   几年来,关于“谁是书画鉴定主体”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北京画院艺委会主席杨延文认为,当前艺术品鉴定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没有一个鉴定主体,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权威鉴定机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同样可以被一个小拍卖行否定,收藏者被弄得不知所措。   杨延文介绍,目前,大致有如下三种鉴定主体并存:专家、画家家属、画家本人。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是官方惟一的最高鉴定组织,其中的书画碑帖组曾经是国内最权威的书画鉴定机构,其成员都堪称专家级人物。但由于大多数成员基本上是国内各大博物馆的专家,长于古书画的鉴定,而现当代书画绝大多数并未列入馆藏文物征集范畴,所以这些专家对近现代书画,特别是当代书画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近几年一些老专家屡屡发生错鉴,就足可说明问题。   “石鲁遗作”案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中国书画五人鉴定小组一成员在石鲁伪作上欣然题跋:“刘先生所藏石鲁水墨卷轴,皆为六尺中堂,手卷长丈二有余,随意操觚,笔墨淋漓,风茂独具,气势雄强,开一代之先声,于国内外传世诸作中,当属上品,诚乃一生从事艺术创作之精华。”大师鉴定遂成伪作护身符。   当今书画鉴定专家的职业道德同样受到了公众的质疑。有业内人士披露,在当代中国书画鉴定领域存在着一种怪现象,即专家收取“鉴定”红包,就能出具与一定金钱数额相对应的“鉴定证书”。另外,书画界一些权威公然给假东西鉴定后,他们的学生、晚辈、同仁不敢说破,只是附和随从。   就在专家不断遭到质疑的情况下,目前许多的国内拍卖公司开始逐渐依赖艺术家本人和亲属。北京一些拍卖公司制定内部规定,凡是收藏家送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上拍,一般要请作者本人过目。太平洋拍卖公司副总经理胡智勇认为,如果某艺术品存世时曾经被艺术家家属亲手收藏,那么家属出具的鉴定具有很强的可信度;反之,其鉴定结果让人怀疑。事实上,“家属鉴定”只是一种包装,在鉴定理论上并不成立。鉴定应该是一门学科,需要多方面的鉴定知识、多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很高的专业水平。所以,家属对画家风格、习惯的把握、了解,只是鉴定的基础步骤,而并不能成为主要甚至惟一依据。   不仅如此,“画家本人鉴定也不一定完全可信”,胡智勇列举了两种情况,一是真的说成假的。一些画家成名之后画价提高,对早期不成熟的画作不愿意承认是自己所画。有的画家规定除某代理公司所售画作之外的所有画作都是赝品,就是要将自己的作品升值,因为这些代理机构的价格往往会比外面高很多。还有一种情况,一位画家送了某人一幅画,某人欲将其出售,有买家来找画家本人鉴定,画家出于不悦,就故意说是赝品。   二是把假的说为真的。画家因为年纪大了,画不动了等原因,会找人代笔,但署他的名,虽然客观来说作品不是真的,画家却承认它的真实性。“画家认为是真的作品不一定就是真的,判断为赝品也有可能是真迹,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胡智勇说。   之所以当今书画鉴定领域屡出新闻、错鉴不断,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陈履生指出,究其原因是国内书画鉴定体系在根本上存在着架构上的缺陷与盲区,从而使鉴定多元化,鉴定宽泛化。   陈履生认为,专家的泛化是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倾向,这种泛化的倾向以当代学术腐败为基础,反映了当代学术退化的趋向。目前国家的专家鉴定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泛化的专家团体,如其中就没有研究近现代书画的专家,却承担了鉴定近现代书画的任务,那么,这种专门性所反映出的权威性必定会受到社会的质疑。   实际上,专家体系所反映出的问题早已显现出来,关键是有关部门没有引起重视,或者说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实质。杨延文、陈履生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当前中国书画尤其近现代书画亟待重新架构鉴定体系,组成科学的、权威的鉴定评判机构。艺术品鉴定应该有什么依据,然后这个东西的价值鉴定应该有什么样的依据,能够提出真假和价值鉴定的这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资格,国家都可以进行界定,否则,出了书画真伪问题,很多情况下也是难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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