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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贫困人口问题研究--优秀毕业论文 可复制黏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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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低估中国城市贫困现状-经济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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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的基本状况 &&&&识别城市贫困人口、判断城市贫困状况和确定贫困救助水平，需要依次考虑三个方面的：首先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该地区贫困线是多少；然后识别该地区人口中的贫困人口数量；最后将该地区估算的贫困线与实际的救助线之间进行比较，以判断该地区贫困人口的救助状况。 &&&&（一）城市人口的统计范围 & &&&&城市人口的范围是按照户口性质划分的，这和国际上通行的根据人口密度和生计来源等常用的标准不同，使得城乡人口的统计不能真实反映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一些居住在而持有非农户口的居民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另外一些居住在城镇而持有农业户口的居民却被排除在城镇人口之外。比如，１９９９年的４３０００万“非农业人口”（正式城镇人口）中，３７．２％（１６０００万）是农村居民，他们并不住在城市。而城市常住居民中３８．６％（１０１００万）持有农业户口的人，则被认为是农业人口，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与农业没有任何联系。此外，农村劳动力中约有３０％全职从业于非农产业，而且城市周围许多县的农村居民收入中除了很小一部分以外，均来自于非农产业。& &&&&因此，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在考虑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时候需要增加两个群体：一是长期生活并工作在城镇的流动人口，一是农村县的人口中符合通常“城镇人口”标准的人口。据此的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要高于官方数字３６％。 &&&&（二）贫困线确定的思路 &&&&根据用途，可将贫困线分为两种：诊断性贫困线和贫困救助线。诊断性贫困线是为了确定哪些人是贫困人口，通常称之为贫困线；贫困救助线可用于确定潜在的社会救助对象和救助力度，通常称之为救助线。 &&&&“诊断性贫困线”的计算涉及下列几个问题：地域覆盖范围、家庭大小及其构成的以及采用哪种贫困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特点各异的国家来说，地域覆盖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由于各地区消费结构、物价和生活水准（或人均收入）差异很大，因此，采用全国统一的贫困线可能会扭曲地区的贫困格局。尽管省级贫困线也有同样的缺陷，但比全国贫困线要可靠一些。同时，由于个人的生活水准取决于其家庭的规模和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因此，贫困线的确定还需要根据家庭的规模和构成进行调整。关于在何处划定贫困线的问题，本文主张采用几条而不是一条贫困线。这是因为：&第一，贫困的确定不是绝对的。第二，选定的贫困指标的测量值总是有一点的误差。 &&&&计算贫困线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绝对”和“相对”贫困线之间做出选择。本文所谈及的贫困线均指绝对贫困线，它以基本需求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这些贫困线在省与省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大体上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三）城市贫困线的估算结果 &&&&估算贫困线一般需要首先估计食品贫困线，因为减贫的首要目标是为贫困阶层提供足够的营养。在食品贫困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出人均基本的“非食品开支”，就可以得到一般贫困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贫困线。 &&&&根据１９９８年城镇家庭调查的数据，我们计算得到了各省及全国的食品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见表。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特征：第一，省际贫困线的差异很大。沿海省份的贫困线要高于全国平均数，内陆省份的贫困线要低于全国平均数，只有三个省份例外，这三个省份是：云南（内陆省份，其贫困线是全国平均数的１０２％）、辽宁和江苏（沿海省份，其贫困线分别是全国平均数的９５．４％和９６．５％）。这说明全国采用统一的贫困线会低估沿海省份的贫困，而夸大内陆省份的贫困，最终结果是严重歪曲各省的贫困程度。第二，食品贫困线与一般贫困线之比率差异也很大。这个比率表示根据一般贫困线定义的生活水准中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可以看出，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包括人均收入很高的省份，也包括人均收入很低的省份，如广东和上海（属于前者），贵州和甘肃（属于后者）。这说明虽然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随人均收入／支出的上升而下降，但对衡量生活水准来说，以食品消费所占的份额作为依据是有缺陷的，因为包括物价、家庭规模与构成以及与生活水准没有直接关系的当地的烹饪习惯等都对食物支出产生影响。 &&&&（四）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估计 &&&&我们分别采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作为贫困指标?测得省贫困人口人数及贫困比率。该结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选用不同的指标（人均收入或人均支出）测量的贫困人口数差异很大。如果采用人均支出代替人均收入以识别贫困人口，全国城镇贫困人口人数从１４７０万增至３７１０万，增加２．５倍之多。这一巨大差别表明采用两个指标测量贫困人口及贫困比率是很重要的。 &&&&就人均支出而言的人数高于就人均收入而言的人数表明：低收入家庭往往有存款。此外，许多这种家庭，其存款数目足以使他们的人均收入高于相关的贫困线，而人均支出低于相关的贫困线。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家庭相对于他们的收入而言有大量的存款，而是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比贫困线仅仅稍高一点。转换指标而使贫困人数产生巨大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按人均收入排列的家庭密集于贫困线上下，这说明城镇贫困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 &&&&（一）敏感性程度很高 &&&&敏感性程度很高意味着贫困线较小的移动会导致贫困比率发生很大的变化。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非贫困城镇居民，由于收入较小幅度的下降，或在非食品方面的开支加大，比如由于疾病，而陷入贫困的可能性相当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相当于收入的减少，因为受影响的家庭不得不在食品或非食品方面减少开支。这一表明：扶贫措施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同时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高的家庭。对于后一人群的适当政策不是提供社会援助而是增加低收入家庭应付风险的能力，比如提供大病健康保险。由于家庭人均收入较小幅度的下降而会使相当比例的城镇人口陷入贫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要求必须重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这一安全网要保护所有的城镇居民，而不能像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做法，只保护无工作能力、无积蓄和无亲人可依靠的一小部分人口。 &&&&（二）区域差异显著 &&&&根据国际标准，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全国的城镇贫困人口总数是比较少的，贫困比率也是比较低的。将长期外来打工人员包括在城镇人口中很可能增大贫困比率，但不会大到完全推翻此结论的程度。但是，各省之间的比率相差很大。我们测算发现，比率很低的地区，除北京外，都是沿海地区，属最富裕的省份。高比率的地区都是内陆地区，除河南外，均地处西部。不过，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地区是一种混合状态。某些最贫困省份的平均贫困率是４－６％，包括贵州和青海。某些较富裕的省份，如辽宁和天津，贫困比率比平均数高出不少。 &&&&省别贫困线的显著特点是变化的范围很大，这说明要是整个国家只有一条贫困线会扭曲城镇贫困的实际状况。同时还说明城镇扶贫的重心不同于农村地区，城镇贫困状况和地区贫富程度之间不是完全对应的。 &&&&（三）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突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员急剧增加，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据民政部估计，１９９９年，我国流动人口总规模（包括农村到农村、城市到城市和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已超过４千万，其中与城市贫困有关的流动人口即城市到城市、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占７５％左右。随着流动人口的增长，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关于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流动人口的贫困比率很高。流动人口贫困比率全国平均达到１５．２％，在一些城市超过了２０％，如乌鲁木齐、济南、南京、呼和浩特、银川、郑州等。 &&&&第二，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镇常住人口高出５０％。 &&&&第三，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多数城市，流动人口仅限于从事常住人口不愿干的工作。而且，在从事同样工作时，流动人口得到的报酬通常比常住人口低。 &&&&现有城镇贫困人口收入&&&&支持体系存在的缺陷 &&&&的城镇人口（流动人口除外）享有防范贫困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下岗人员生活费。目前下岗人员的生活费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是负责照顾和发放本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费，但最多只发放３年；一是下岗职工仅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生活费，而在过去是领取基本工资。下岗人员所在企业都按照要求成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登记下岗工人并支付他们的生活津贴，代下岗工人缴纳保险费，提供再培训及帮助求职或介绍工作。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所有的下岗人员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不再像以前那样，先进入下岗再就业中心，三年后找不到工作再进入失业保险。因此，尽管这项政策的保障范围最广，但其功能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阶段性措施，因而是临时性的，预计２００３年结束，将由失业保险取代。 &&&&第二道防线是失业保险。２０００年底，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在内，城市失业人口总数达到１４６０万，相对应的“职工”（正式雇员）以及“登记失业人员”总数为１．１８５亿，由此的城市失业率为１２．３％。目前失业保险主要覆盖正式雇用人员（“职工”），虽然缴费人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７９３０万增加到２０００年底的１．０３４２亿，但由于不包括城镇个体经营者和在城市工作的流动人口，因此，失业保险覆盖率实际上仍然不到城市从业人员的一半（４８．９％）。 &&&&第三条防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全国有６６８个城市和１６３８个县镇都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２０００年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式覆盖的城镇人口是４．５８亿（人口总数的３６．２％）。１９９９年，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几乎所有城镇人口的第一年，２８１万人领取了救助。其中，约２５％是“三无”人员。其余７５％的受助者主要是“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其中包括了下列曾经被排除在传统贫困救助之外的人员：下岗人员（尚未与工作单位正式脱离关系）、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 &&&&上述三道防线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最后一道防线。从原则上说，这项制度是足以抵御贫困的，但事实上却难以实现上述目标。存在的主要包括： &&&&第一，覆盖面有限，只有很小比例的城镇人口得到接受救助的认可。符合条件的城市贫困人员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员领取了救助费。另外，长期流动人口（在某一地方居住６个月以上）还被排除在外。在２０００年的前９个月，受助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为１４００万，这个数字在其他的估算中更高。根据民政部的数字，事实上只有２３％的城市贫困人口得到了救助。扩大覆盖面的主要障碍是较低级别政府的可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救助人口的需要。 &&&&第二，贫困诊断工作不完善，得到确认具有接受救助资格的城镇贫困人口数被低估。地方贫困人数的数量主要靠估计，调查是零星进行的，而且调查和覆盖面都有较大差异。同时，由于确定贫困的市级政府要考虑财政上的压力和约束，也了对贫困的诊断。 &&&&第三，救助的标准仍不足以预防贫困。测算发现，全国３５个城市中的２７个城市的救助线低于估计的贫困线。这些城市中有１７个城市的救助线和估计的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大于１０％，而且在一些城市，这一差距特别大，例如：青岛、深圳、乌鲁木齐和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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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生存现状及解决对策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在城市社区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的“四群教育”和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三深入”活动，是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和当前搞好群众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在城市社区开展“四群教育”“三深入”活动中首先遇到与城市社区居民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近几年来我国城市社区贫困人口一直是各级组织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随着改革力度加大，城市社区中的贫困人口与日俱增，居民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困扰着我们。现阶段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已经广泛地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解决好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生活出路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关注民生的一项重大工作举措。中国论文网 /3/view-3479403.htm　　1.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内涵　　贫困是指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是人们在寿命、健康、居住、知识、参与、个人安全和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而限制了人的选择。城市贫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衣食无着或收入低下而是经济和知识贫困。　　城市社区贫困人口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城市社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在我国城市社区贫困人口是指，收入低于所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非农业人口。　　现阶段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人，城市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物价上涨、社会保障措施不力、房价攀升、就业严峻、贫富差距的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城市社区居民陷入贫困之中。　　2.城市社区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和生存现状　　城市社区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产生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经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得城市引发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企业破产，产生收入无稳定来源的社区低保人员，这部分人无退休工资，收入主要来源靠社区申请领取低保，每月靠几百元的低保维持生计。形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的贫困群体。因病产生城市社区贫困人口。城市社区贫困人口大都过了退休年龄，由于身体带病，靠低保勉强维持生计。由于近年来社会福利政策没有真正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倾斜，从而拉大了社会成员贫富之间的差距。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城市社区贫困人口。我国面临两方面的国际竞争：一是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是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二是与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竞争。这种竞争主要是专业技术人才的竞争。在竞争中，各国将尽最大可能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劳动力的低价格成为了一种国际竞争的手段，因此导致各国竞相降低劳动力成本。这两种竞争同时存在的后果就是扩大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并使城市社区人口的贫困长期存在。　　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生存现状是：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生存条件相当差，大部分城市社区贫困人口原来多为生产一线的操作工人，大部分人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再就业的机会很小。年龄在40～50岁之间，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病致残、致贫，医疗费没有保障，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心的老、旧居民楼里，这些地方居住环境脏、乱、差。居住地楼楼相连，人口稠密，通道狭窄，存在极大的火灾安全隐患。　　3.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解决对策　　政府要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解决好城市社区贫困人口问题与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息息相关。必须把城镇保障工作做好、做实。各级部门一定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加强领导，把完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作为干部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紧、抓好。　　在发展中促进城市社区贫困人口就业。江泽民同志指出“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不管农村贫困还是城市贫困归根到底都是由落后的生产力造成的。因此应该积极主动地开展创业活动，为下岗失业工人创造更多机会。城市社区居民一旦失业，就很可能陷入贫困境地。因此要把促进就业看作是减缓贫困的根本措施。城市贫困人口只有提高自身的技能，才能够适应工作的需要，分享经济增长给他们带来的就业机会。　　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城市社区贫困人口就业。政府应作好组织协调工作，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在就业中，采取灵活的用人制度，组织失业和下岗人员以临时工、小时工、弹性工时等灵活就业形式搞劳务承包，并解决好从业人员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般来说生活在城市的居民面临的各种机会比农村多，但面临的风险又比农村大。为了避免对城市社区贫困人口带来的风险，政府需要实行适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防止经济的剧烈波动和物价的持续上涨。为了社会稳定，应把解决失业问题和城镇扶贫纳入宏观调控之内，使扶贫工作制度化、社会化和法制化。　　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促进城市社区的经济发展。城市社区承担着大量的繁重的社会工作，承担着社会管理的职能。今后应将城市社区服务纳入第三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通过发展社区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就业形式的发展，采取多种措施，多渠道地解决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增加其生活资源，减少贫困现象的发生。　　总之，城市社区贫困人口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必经阶段，城市社区贫困人口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正如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人民的小康一样，没有城市贫困人口的脱贫也不可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束、各项法律法规的完善我国城市的绝对贫困现象最终将消失，贫富差距也将大大缩小，真正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　　[1]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　　[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1997　　[4]周群英,杨金刚.透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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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
摘 要：本文侧重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城市贫困。通过调查认为，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贫困群体，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出现了与分离的趋势，这不利于社会融合。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会形成贫困群体文化，将更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因此，城市反贫困行动不仅要有助于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而且还要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
关键词：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群体；认同；社会融合
城市贫困人口是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它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变迁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大量的国有、集体职工下岗失业，致使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贫困群体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尤其在当今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越来越远离主流社会，因此，他们必然面临着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的问题。
认同概念及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问题
认同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他认为，认同就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①这一解释已经表明，个人与他人或社会保持一致的过程，就是认同。他当初提出认同这一概念时，仅把它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这是将认同理解为一个主客体相结合的过程，通过仿效榜样的行为，满足个人的归属感。简金斯对认同的含义做了考察，他指出认同有两个含义，第一，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为在时间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由此可见，“认同”揭示了“相似”与“差别”的关系。“同一”（或相似）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霍那斯进一步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分析了认同。从时间的角度看，认同指时间上的连续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认同是指在较长跨度的时期中可被识别和辨认的某些较为稳定的属性和 特性。从空间的角度看，个人认同是指把个人的各个方面结合成某种连贯性的结构性模式，而社会（或集体）认同则是散布在空间中的人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性不是绝对的相同和一致，而是异中之同。认同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成’。”
认同可以分为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社会认同是有关某个集体的共同认同。简金斯认为，社会认同包括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前者是指群体认同，即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有的群体归属感；后者是指社会分类，即社会对某一成员的群体归类和划分。可见，社会认同是群体认同和社会分类这两个过程互动的产物。在简金斯看来，社会认同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体现。“社会认同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特征或属性”。社会认同乃是我们对关于“我们”是什么人和“他们”是什么人的理解。“没有社会认同，事实上就没有社会”。所有人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均是社会认同。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相对应，个体认同也涉及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方面指的是个人在主观上的自我认同；外在方面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分类和综合评价。个体认同是个人人生经历的综合，但它并不排除社会认同。实际上，个体认同融合了个人的各种社会认同成分（如年龄、性别、职业等），是各种社会认同要素在个人身上的独特的综合。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因而构成辩证的统一。
认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首先，人们必须对“我(们)是谁？”有一个定位和概念。人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认同的形式和定型的过程。认同使人有了一个本体的支点，它是人们对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定位。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认同是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缺乏这种可接受的认同，人们就会陷入认同危机，处在彷徨和焦虑状态。其次，人们不但在心理上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和接受态度，而且对“他人”的认同，即“你（们）是谁？”“他（们）是谁？”也有了解和分类的必要。为了进行社会交流和互动，人们首先要对对方的身份、社会特征或社会认同有一个大概的识别，即对他人进行社会分类，人们总是根据某种分类规则和范畴而将别人放在社会结构中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对他人进行社会分类是我们建构自己的认同的另一种方式，“对他人的分类是我们可以用来建构我们自己的认同的资源”。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是指贫困人口对自己是否属于贫困群体的认识，是其对贫困群体的归属感。贫困群体尽管不是个实体，不是一种制度化的身份，但是一种社会标签，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对他们来说，贫困群体的身份是客观的，是社会对其进行社会分类的结果，那么，城市贫困人口是否认同贫困群体？他们如何看待贫困群体的身份？
本研究运用实证调查(采取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的，通过对调查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调查在2002年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之
之间进行。问卷通过北京丰台区民政局在丰台区发放。丰台区所有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为调查的总体，共向丰台区所属的各个社区发放了350份问卷。问卷回收了314份，问卷回收率为89.7％，其中有效问卷308份，问卷有效率为88％。调查结果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群体的认同
贫困群体也是一种身份。身份认为，社会身份的形成是个过程。在模糊的群体关系之中，这是相同类别的人群就其相似性的强化过程，也是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就其差异性的强化过程，强化的结果产生了类型的分化。社会身份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以及有关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这种两人以上的社会群体分享着共同的身份，是一种相同的社会类别，群体的属性就是其基本特征。城市贫困人口通过在社会互动中强化其身份，获得对其是否属于贫困群体的认同。
1．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的认同
为了解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身份的认同，我们在问卷中首先问到了这样一个：“您认为社会是否可以划分出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调查结果表明，回答“是”的有200人，占64.9％；回答“不是”的只有8人，仅占2.6％；而回答“说不清”的有88人，占28.6％；其余的人未回答。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城市贫困人口认为社会上已经可以划分出贫困群体和富裕群体。
在城市贫困人口对以上相应的社会现象作出评价之后，我们问到了涉及被调查者自身的问题，“您认为您是否属于贫困群体？”。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是，回答“是”的有246人，占79.9％；回答“不是”的有15人，占4.9％；回答“说不清”的有37人，占12.0％；其余的人未回答。由此可见，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属于贫困群体，只有很少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不属于贫困群体。还有一小部分人对此的回答是“不清楚”，他们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现了模糊的认同。
2．认同的因素
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认同上的不一致为我们进一步分析留下了空间，具有哪些特征的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为此，中选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身体状况及家庭人数作为自变量。性别变量为定类变量，职业变量分为“有职业”与“没有职业”两种情况，这两个变量可以转变为虚拟变量。而其他的自变量都是定序变量，也可看作定距变量用于统计分析。
把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的认同作为因变量，而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超过两个选项的定类变量，因此可以采用多元逻辑回归的来分析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多元逻辑回归是在因变量的构成类别中选择一项作为基准类，然后构成一组对数比率方程组，将基准类的概率与其他类的概率进行比较。本研究将因变量对贫困群体的认同中选择“说不清”这一类的作为基准类，然后比较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贫困人口选择“是”和“不是”的概率与选择“说不清”的概率的差别。多元逻辑回归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选择“是”的职业因素和选择“不是”的身体状况因素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较低，分别为0．003和0．05。
从回归系数检验的显著性水平来看，显著性水平越低，表示自变量越有可能对因变量有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两个趋势：第一，是有职业的城市贫困人口选择“说不清”的可能性比选择认同贫困群体的可能性要高，就是说更可能在贫困群体的认同上持模糊的认同；第二，身体状况越差的城市贫困人口选择“说不清”的可能性比选择不认同贫困群体的可能性要高，就是说这些人口更可能在贫困群体的认同上持模糊的认同。
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提出，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外群体是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
1．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 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是把贫困群体作为内群体来看待的。内群体的划分依据完全是心理性的，因为它主要依赖成员对群体的认同而不必然依赖交往。内群体的形成，也就是心理群体的形成，是在个体广义的自我概念中镶嵌进去一个“成员”的类别意识，以便个体通过群体获取仅仅依靠个体无法获得的东西，是个体对一个外在的、相对抽象的群体所具有的类特征表示认同的结果，是个体分别的、自主的选择。②
内群体所具有的群体内部的一致性就表现为贫困群体的特征。那么，城市贫困人口在心理上区分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依据是什么？他们所认同的贫困群体具有哪些一致性呢？事实上，对于贫困群体的特征具有哪些特征，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从认同的角度看，由于群体认同是有边界的，认同的边界是我们确立贫困
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界限的依据。我们借助于“理想类型”的方法来说明贫困群体的特征。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理想的”的类型，它只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这种极端的类型是不存在的”，它只?我们为研究的方便而作的一种抽象。我们设想的贫困群体的“理想类型”是：贫困群体的成员具有爱面子的心理、较低的自尊心、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冷漠的人际交往观、孤独无助感、压力感、宿命感和不公平感。
通过抽样调查可测量出城市贫困人口所具有的贫困群体特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同意“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家穷”、“我经常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经常感到自己是个无用的人”、“由于贫困，我不愿与人交往”、“经常有孤独无助的感觉”、“我感到生活的压力很大”、“我感到自己改变不了贫困的命运”及“我感到社会是不公平的”这些说法，从回答中就可反映出他们所具有的贫困群体特征。
为综合反映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我们对以上贫困群体的特征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这八个进行因子分析的贫困群体特征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结果表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值都比较大，除了有一个相关系数值小于0.3以外，其余的都大于0.3。而相关系数值越大越适合做因子分析。另外，从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测度值的计算结果来看，它的值为0.904。一般认为，当KMO的值大于0.9时，表明对观测量做因子分析有非常好的效果。 因子分析运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子，根据此分析法产生的特征值，结果有一个因子被抽取。其因子负荷值在0．612至0．808之间，相差不大。最低有0．612，表示所抽取的这个因子与不公平感的相关程度最低，而最高在0．808，表示所抽取的这个因子与宿命感的相关程度最高。但总体看来，由于因子负荷值相差不大，所抽取的这一个因子与这八个方面的特征的相关程度最低都比较高。因此，这个因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述八个方面的特征，而这八个方面的特征反映了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程度，因此，我们将这个因子命名为“认同度”。
因子分析所抽取的一个因子对变量的解释力可用这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占所有变量总方差来衡量。从分析结果来看，这一因子解释了所有变量总方差的53.967%。
2．影响认同的因素分析
通过对城市贫困人口所具有的群体特征的把握，就可以判断出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程度。在因子分析的过程中，对应分析结果中的因子，每个观察值都会生成一个因子得分，因子得分反映了每个被调查者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把这些因子得分作一个新变量保存起来作为因变量，仍然把城市贫困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以及家庭人口数作为自变量，分析这些自变量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他们对贫困群体特征认同的差异。由于自变量是二分变量或定序变量，而因变量的因子得分是一个定距变量，因此，可以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这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分析结果表明，只有文化程度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最小，为0.049，通过了概率为0.05的检验。文化程度影响城市贫困人口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文化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即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贫困群体特征的认同程度也就越高。其他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及标准回归系数值都很小，而且都不能通过概率为p<0.05的检验。这表明，这些其他的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变化没有影响。
城市贫困人口的融合
正如克拉顿和阿克罗夫的少数人贫困所强调的身份的作用那样，人们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理想身份做出行为的选择。贫困者第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接受主流社会中的主流文化所赋予他们的身份，即不认同他们的贫困的身份，但是这种选择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不被多数主流文化的成员所认同；这种选择同样可能在心理上给个人造成负担，因为这要求个人成为一个“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适应由现实的状况所决定的社会分类的身份，对贫困者来说，就是接受贫困的身份。这是与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种身份都有其理想的行为模式，对反面身份而言，这些模式和主流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对个人来说，这种反面身份可能较为容易适应，但同时这种身份对个体地位是不利的。
进一步从文化的层次看，由于结构变动导致了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产生，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存在一旦不再是暂时的，而是较为长期的现象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的。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种群体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行为特征。因为文化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持续性，它是
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成员适应社会生活的结果。由于群体成员的适应能力不同，这种结果在文化上表现为，要么是劣势群体的成员认同代表社会主流文化的优势群体文化，但他们却不能享有优势群体的地位，在一种扭曲的理性文化中求生；要么是劣势群体的成员不认同优势群体文化，生活在自己的劣势群体文化中。
调查结果表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他们属于贫困群体的身份，具有较强的贫困群体归属感。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基本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这些自变量的影响，而且他们对贫困群体的认同程度也不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人数这些自变量的影响，从而使贫困人口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些自变量方面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
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的结果是与社会的分离，而不是与社会的融合。认同与融合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认同的概念揭示了“同一”与“差别”的关系，“同一”与“差别”是认同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而融合就意味着“同一”。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意味着他们与贫困群体达到了“同一”，与非贫困群体出现了“差别”，表现出社会分离的倾向；相反，如果他们不认同贫困群体，则意味着他们与贫困群体形成了“差别”， 与非贫困群体出现了“同一”，表现出社会融合的倾向。由于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就会把自己看作为贫困群体的一员，与社会上非贫困群体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在其心理上拉开与社会距离，从而逐渐远离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断裂开来。因此，他们由于认同贫困群体必然面临社会融合。
从认同与融合的角度看，城市反贫困的措施不仅要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减轻贫困的程度，而且更要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融合。实现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参与，只有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融合。所以，在城市反贫困行动中，为有利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融合，城市反贫困的措施应注重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来实现社会融合。
从文化与融合的角度看，它提醒人们在制定城市反贫困对策时，不仅要注重物质方面的反贫困行动，而且还要注意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群体认同感，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那样，“减少物质贫困本质上不可能减少贫困文化，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方式”。因此，通过加强社会文化整合的行动来消除导致贫困的社会文化基础，是城市反贫困行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贫困文化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贫困人口的长期化和固定化，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群体认同感，防止贫困文化的产生就需要强化城市贫困人口的贫困人口社会流动机制，使贫困人口中不断有人摆脱贫困，给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让贫困人口长期化和固定化。增强贫困人口的流动性，可以阻止贫困群体认同的“内卷化”建构，阻止贫困文化的形成，有利于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融合。--博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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