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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45241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4.26元
更名历史：TCL集团,GTCL集团,TCL集团,*STTCL
注册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十九号小区
法人代表：李东生
总经理：薄连明
董秘：廖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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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宽处：思想家的商业秘籍 民营企业财富经
书目基本信息
　　书名：《行在宽处》
　　作者：冯仑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字数：240千字
　　内容简介：
　　民营公司如何才能走出“原罪”？在处理政商关系中，如何才能做到“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制度建设与效率优先在公司治理层面如何考量？在多元化发展与专业化道路中，管理者应当如何选择？如何才能达到离钱近，离事远，离是非更远的挣钱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有效的与他人沟通、交到朋友，提高个人实力&&
　　这些问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当下，重要性更加凸显。冯仑，作为一位具有责任、情怀与远见的企业家，集数十年思想沉淀，以诙谐、麻辣的文字，一一给予了解读。
　　作者简介：
　　冯仑，商界思想家，带领万通前进20年，守正出奇，践行理想，筑梦踏实；他是民营企业的布道者，体察历史，探究现实，勤于思考，乐于分享；他是社会公益的先行者，从学习国外先进到成立万通公益基金会，发起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知行合一；他是一个平和的人，有着智者的光辉和仁者的魅力。自序：宽即自在　　自序：宽即自在
　　书是一种行状，可以描述人们的所思所想，涵盖人生的经验、过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洞见。总之，一书在侧，或放案头，或在手边，或在车里，人生便会更丰富、更有趣、更多样，不会孤单。你会和书中的人、写书的人、看书的人一起经历，一起成长。然而，书中所展示的人生远不及现实丰满。书往往只教你一个方面，而生活会教你多个方面；书往往只讲一个道理，而我们要活下来，坚持下去，发展事业，需要懂得各种不同的道理。书会给你一时的宽慰，而人生要坚持下去，需要一生的努力；书会丰富你生活的一个侧面，而真实的生活是由多样的侧面甚至互相矛盾的侧面织成的。
　　放下书，我们还要回到现实中来。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道理和书里的教育是相反的。比如说，人生需要进步，但更多的时候需要退却。如果人生一味地进步，一味地直线发展，一味地马不停蹄向一个目标前进，而中间没有停顿，没有迂回，没有退步，甚至没有失败，那么这样的世界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人生是不精彩的，这样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能存在的。
　　人生需要勇敢，我们往往把勇敢当成唯一的标准，一种鼓励的方向。然而，我们时不时会产生一些懦弱的心理。我们会在强权面前表现出懦弱，会在突然临至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懦弱，会在不可知面前表现出惶恐和懦弱，还会在一系列无奈中表现出最终的懦弱。所以，只知道勇敢其实是不够的。
　　人生需要很多热闹的场景，需要丰富，需要温暖，需要互相支持，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鼓励，需要在人群中得到很多褒奖和赞许的目光。然而，实际上，人生也需要寂寞和孤独，需要安静地审视自己，需要在寂寞中品味，感受热闹之后的真实。有人说孤独是你想找别人，别人却不理你，而寂寞是别人要理你，你却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无论是孤独还是寂寞，都是要让一个人体会世界，这的确也是一种很美好的需要。
　　人生需要浮华，需要成功，需要被成功包裹的夸大的赞美，这是一种生活在虚荣中的快乐。但是，人生也需要质朴，需要退去浮华之后的最真实的坚强，需要完全不加修饰的自然的生活。当你褪去了官服、华服之后，你穿着宽松自然的衣服四处溜达，然后在躺椅或沙发上悠然地吹着自然的风，这种真实的生活会让你感到更多的自在。
　　人生需要获取，更需要施与。如果我们一味获取，那么我们将始终处在得与失的焦虑中；如果每个人都一味获取，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贪婪、冲突、矛盾；如果你一生都想要获取，那么你将会有很多抱怨、愤懑、失望甚至绝望。当你学会施与，感到给予是一种快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获取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需要获取的东西并不多。当你有能力施与的时候，你的价值恰恰在于你能帮助别人；当你被需要的时候，你本身便在发光，生命才更闪耀。
　　人生需要活着，需要生命，需要长寿，但有时候也需要死亡，需要戛然而止。我们不能安排自己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也不能安排什么时候离开，因为我们要死很久，所以要好好活着。如果不能体会死亡带来的生命价值，就往往会忽视活着的真正意义。
　　人生需要探索未知，也需要放弃已知。对未知的探索，除了证明科学的能力、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或者满足人类对社会的好奇心外，也表明了我们对现实的无奈。很多事情，我们不是不知，而是知道得太多。不知和未知固然使我们焦虑，而已知却使我们无奈、痛苦、绝望。所以，学会放弃，减少信息对我们造成的压力，使自己处于无知的状态，这恰恰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加轻松、快乐、有意义。
　　人生需要角色，也需要放下。人生的场景中需要扮演好角色，需要有精彩的演出，也需要回归自然，赤裸裸地为自己活着。角色让人不自由，因为有角色就有是非、有冲突、有戏剧化的表演，就要为别人而活。放下就是为自己活，赤裸裸就是让自己自在、自由。当你没有角色的时候，你会发现无处不自在，无处不自由。
　　人生需要忙碌，也需要休息。休息是为了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忙碌是为了使休息更加踏实、更加安然、更加坦荡。没有休息的生活让忙碌失去了目的，没有持久的动力，所以，我们不光要每天忙碌，更要关注我们当下的心情是否快乐。
　　人生需要牛X，也需要屌丝。牛X总是偶然的，总是少数人的，总是个别事件的，不牛X甚至屌丝总是多数时候、多数人的，多数场合、多数事件的。失败本身是屌丝的同义语，但当你获得牛X之后的失败时，失败本身就成了牛X的同义语。比如拿破仑的滑铁卢，虽然是失败，但和他的成功相比，这次失败丝毫不逊色。
　　人生需要聪明、聪慧，也需要愚钝，需要大智若愚，需要看淡。过于聪明的人总是在斤斤计较，总是在算计得失，总是在所有的机会中跳来跳去，以自己的聪明来蔑视别人的智慧，这往往会使自己陷入绝境。而愚钝和大智若愚实际上是真正的淡然、超然，是驾驭了所有事物规律之后的自信。有时候，愚钝恰好避免了很多风险，超然恰好使自己掌握了一切事物的主动权。有时候，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恰好证明我们洞悉了一切规律，最终拥有了支配权。
　　总之，人生往往关注书中提到的一些道理，比如进步、勇敢、浮华、牛X、进取、获取等，而忽略了另一方面，比如退却、懦弱、愚钝、赤裸、屌丝等。生活教会我们的，正是后面这些我们平时认为负面或者贬义的方面。
　　生命的意义、延长与拓展，恰恰不在于前面提到的具有正面激励作用的美德与状态，而在于后面这些常常被忽视或避免的状态、心情以及真实的生活。所谓向宽处行，事实上不是向大家都关注的进步、牛X去行，也不是向浮华、获取去行，而是学会退却、放下、懦弱、面对死亡，学会做屌丝，学会淡然、超然。只有这样，生命的宽度才可以无限拓展。行在宽处的意义正在于此。
　　这本小书实际上包含了我的很多点滴的体验、思考和述说，把这些东西拿来和读者分享，也使我自己感到释然，感受到生命的宽处就在脚下。
　　非常感谢博集天卷的黄总，他一再鼓励我把过去点滴的文字和想法结集出版，变成与朋友共享的观察与思考。书中所有的不足，都由我个人来承受、来负责；大家若能从中得到愉悦和启迪，都要感谢黄总以及为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和发行团队。此外，此稿的成书过程还非常仰赖我的同事喻潇潇，她总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对本书的审校工作花了很多心血。
　　生活在继续，生命在延续。所以，说话仍然是一件停不住的事情。当然，用语言来思考也是一件无法停下来的事情。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用语言来相互扶持，用生命的温度彼此依偎、彼此给力，共同铸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是为序。
　　冯 仑
　　日于纽约万通立场　　第一章
　　万通立场
　　与官交往的原则：只“精神恋爱”，不“上床”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我不追求传奇
　　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
　　熟人的“管理陷阱”
　　做企业，上游资源放海外，下游资源要根植本土
　　一群商人的公益践行
　　实战问答
　　民营企业的“四化”，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和发展本土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这四个问题是大家在做民营企业的过程中特别容易纠结的问题。
　　与官交往的原则：只“精神恋爱”，不“上床”
　　什么是资本社会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钱，你要不要用别人的钱？比如，进行项目合作就会有别的股东，别的股东究竟选什么样的股东，是国企还是民企，是私人的钱还是上市公司的钱？公司要上市，究竟要发多少股票给别人？等等。你做生意，当自己的钱不够的时候，你就开始找别人，这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就像人一样，你一个人过简单，当你开始找对象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只要你开始和人打交道，就会有故事；只要你的钱和别人的钱碰到一起，哪怕是稍微碰一碰，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不同。
　　在资本社会化时，你可能碰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和国企的关系，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国有资本的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千万别碰国有企业，忒麻烦。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就非要找国企。我认为，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关系无非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和政策环境、法律的关系。国有资本有制度支持，有超经济特权。他跟你吵架，制度总是偏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爱你，你占他便宜叫调戏，再狠一点儿叫耍流氓。所以，你和他发生关系，首先就是你不好。举个例子，我们和一家国企合作一个项目，80%的活儿是我们干的。分红的时候，他们提出能不能不按股份分，因为他们要业绩，说将来再想办法找补给我们。当时，我们的老总说问问他们想怎么分。最后他们说了个数，总之比原来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当时没有法律文件，他们直接就把钱拿走了。后来，等我们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又换人了。大家知道，国企一换人，新来的人就不认之前的账了。后来他们搞审计，一审计，占便宜的事他们就更不提了。反正我们是吃亏了，这钱就算白给他们了。这就是制度的不公平，国企有超经济特权。在股改以前，中国证监会还有一个潜规则：你买国企的股份，如果是亏损企业，要按净资产上浮15%，他才敢批准，因为他怕犯错误；如果是赢利企业，大概要上浮30%，他才能批。我们买了一家国企的股份，为了获批，在那儿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为做大以后，还没等批又涨价了。所以，目前在中国，民企和政府、公家做买卖的制度性安排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认为你可以和他打官司，永远不可能。
　　二是和政治家的关系。国企上面都是一层层的领导，民营企业和政治家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
　　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历史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一个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虞洽卿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到上海做生意。他开始是在油漆行里跑街，后来到荷兰银行做了经理。清朝末年，同盟会有个叫张静江的人，是虞洽卿的同乡。这个人跟蒋介石很好，就把蒋介石介绍给虞洽卿。那时候蒋介石刚从日本回来，没什么事做，就在虞洽卿家里住了40天，这一住，俩人就成了哥们儿。后来，蒋介石通过虞洽卿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之后，蒋介石离开虞洽卿家，去了广州，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就是搞共产主义，消灭富人；扶助农工就是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当时上海的这些有钱人非常不安，大家找到虞洽卿，说阿德叔（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你得向北伐总司令探个底，这事总司令到底打算怎么办。于是，虞洽卿连夜赶到了九江，蒋介石也从广州赶到了九江大营。见了虞洽卿，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虞洽卿问了蒋介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穷人或老百姓都起来了，我们买卖人怎么办，我们有钱人怎么办？蒋介石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放心了，也就是说，你蒋介石还把我们当哥们儿，不会翻天，不会没收我们的财产。然后他又问：你要统一，就要打倒列强，把洋人都赶走，我们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后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非常简短的两句话，拿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微博体。这样一来，虞洽卿心里就有数了。第一，蒋介石还是会支持工商业者；第二，他还是会和洋人搞好关系。于是，虞洽卿说，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黄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后，帮我维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说，那行，除了帮你传话，我还能帮你筹集革命经费。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我们不讲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钱。虞洽卿在上海通过商界三次筹集资金给蒋介石，叫筹集革命善款。蒋介石把钱给了黄金荣、杜月笙，这帮人晚上抓人、打架。从此以后，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关系，他的企业也一直和这个政权的命运捆在一起，虽然他有所牺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当他的企业遇到困难时，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归还革命善款的名义支持他。最后，虞洽卿得以善终，抗战结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后代因政权的改变衰落了。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关系很远，基本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外面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领域。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摧残荣家，那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份都被国有资本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绑票荣家的人。所以，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满意。1949年以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毅然从海外回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关系。1956年，他带头把自己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怨言。后来，开始创办的时候，政府没什么钱，荣毅仁就把政府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遇到困难，政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我们只是“精神恋爱”，不“上床”。因为“上床”没悬念啊，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很好，你欣赏我呢就帮帮我，不欣赏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险，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对方怀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那就要乱了。所以，马云说坐怀不乱的原则，是不往怀里坐。我曾经到柳下惠的家乡，他们那儿有个节日，相当于“作风正派”节，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作风正派，坐怀不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乱。他们说得比较调侃，说因为那时候太冷，都穿着棉袄，所以不乱。我说，如果身强力壮，即使穿着棉袄，他也得乱。
　　马英九的方法是绝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会，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恋爱”也是这样，避免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使你不乱，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三是和资本（国有资本）的关系。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资本占多少好呢？我认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麻烦。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什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心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回来。所以，这人一说，我们赶紧把它改了回来，不改回来，以后拿我们当国企监管，那就麻烦了。开个玩笑，那就相当于“天上人间”的“小姐”去妇联上班，怎么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来说，让国有资本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它折腾死。而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负责的。比如你跟一个人打架，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属可以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负责。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负责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所以，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面的问题，和民企的关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还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还是30%、20%？我相信大家会经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赚钱，那你可能后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赚钱，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当时要是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远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以后能赚多少钱，你永远也说不对，因为我们算不出来。第二，未来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来。第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算不出来。虽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但前两件事我们天天都在算。男人爱算第一件事，女人爱算第二件事。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准。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将来到了医院，医生跟我们一起算。所以，人们总是很纠结。那么，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第二，要考虑治理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让董事会变成一种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因为你得和董事们商量。这也牵涉到公司怎么管、怎么治的问题。治理和利益的平衡（2）　　依我看来，在30%～50%之间最好，为什么？因为30%～50%之间考虑到了公司的治理问题，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时候，你获得的也足够多，最多能有将近50%，少了也有30%，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动力。如果你只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没动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别人就没动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个股东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动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给领导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王石为什么不送钱？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挣的钱跟他有多大关系呢？没太大关系。第二，即便他要送，这么多人，一送送1000万元，审计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账怎么披露，怎么做账啊？
　　如果个人的股权太大，往往就没有自我约束了，因为人们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太愿意被约束。有了股东，你就能跟人商量，这样就可以控制风险。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个平衡，股份在30%～50%之间既考虑到了利益，又有所制约，可以控制风险，让企业稳定发展。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人的朋友出了状况，他听说某人能帮忙“捞人”，就连夜开着车，车后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结果被英勇机智的公安和纪检人员抓住了。大家想想，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样防止自己不做这样的决策？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来约束。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用开玩笑的说法，你是做“大奶”还是做“二奶”“三奶”，也要做个选择。上市公司做大了以后，如果你是大股东，那你赚钱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少，因为你不能退出，你是创办者，你一退出股价就下来了。而且，现在中国证监会限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的减持，你也没法儿卖。股价好的时候，你想卖他不让你卖；股价坏的时候，他还要让你增持，这就是你做“大奶”的代价。“大奶”只负责体面和维持秩序，表示你的事业还在。但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二股东、三股东非常爽，股价好了就卖，有问题、有危机的时候也不需要他出面，因为实际控制人不是他。而且他的股份也不算太少，你30%～40%，他20%～30%，他可以减持10%。所以，很多人不选择当“大奶”。
　　比如百度，李彦宏到现在为止都没卖过什么股票，但百度早期的创始人，那些“二奶”“三奶”都卖了，结果不到40岁就退休了，现在每天在家里“盲品”，就是蒙着眼睛品酒的味道，然后到处去玩，开心得很。等到经济状况实在不好的时候，他再入市收购一家公司，就可以当“大奶”。他永远有当“大奶”的机会，但他先把“二奶”的钱套现了。所以，在股权的安排上，我们要兼顾很多因素，包括刚才讲的利益问题、治理问题、自我约束，也包括实际套现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搞海外上市，一方面当“大奶”，另一方面通过家属或朋友安排一些其他的可流通的股份来平衡。我不追求传奇　　我不追求传奇
　　第三方面的问题，效率问题。说到效率，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多快呀，五六个人商量，慢、扯皮。实际上，这里还是有算不清的账，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集权有效率，还是相对民主的、有程序的管理有效率。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比较，首先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集权是点上有效率，系统没效率。什么意思呢？比如朝鲜的先军政策，什么都以军事为先，点上很有效率，但饿死了300万人，系统是无效率的。再比如我们办奥运会花了约4000亿元，全国很多事都停下来了，系统成本太高。
　　我们万通和别的公司合作，私人公司和跨国公司对我们的批评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私人公司总批评我们万通像国企，太慢。当然，在批评过程中，它在规模等各方面与我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后来我想想，私人公司也有道理。为什么？它是比点上的效率。我们曾经和一个私人老板合作一个项目，他是自己在那儿卖楼，而我们是经理人在卖楼。我们的经理人都不敢自己做决定，他一个人就把什么都决定了，反正最后干坏了他自己也认了。所以，他效率极高，晚上不睡觉都行，而我们的经理人下班了肯定要休息，要有假期，公司还有一些后台支持，总体来讲效率就低。但这个私人老板只能做一个项目，到现在他做了快20年了，一直是做一个项目。万科现在已经做了300个项目了。所以，私人老板总认为规范的、正式的组织和系统没效率，因为他是点对点比，他不建系统，因为系统是有成本的，很慢。
　　跨国公司总抱怨中国企业太灵活了，什么事都想变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比如我们招标一块土地，大家知道，在中国，招标这事，如果大家都商量好了，找几个朋友来投就可以了。因为必须有人来投，有些领导会说希望哪几家来投，这种事在中国并不违法。但在跨国公司看来，这是不行的，这叫违反公平交易法。大家谁都不知道谁，这才叫投标，如果事先都知道了，那这事就不行。
　　那么，到底是系统有效率好，还是点上有效率好？这就要看你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想把事业做大，那就要讲求系统的效率，而不是点上的效率。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想给哪个领导钱就给哪个领导钱，1000万元现金说拿走就拿走了，点上是很有效率，但系统没人管你，没人提醒你，到时候一反腐，你和企业就完蛋了。这叫系统无效。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办奥运会总共花了约4000亿元，中央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指导委员会，全国人民都支持，花了四年，终于把这个奥运会办完了。美国的世贸中心被拉登炸掉，整个重建项目花了36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成本和我们办奥运会是差不多的。但是，整个世贸重建项目没有政府管，也没有成立什么特别协调小组，人家就是按商业合约做。
　　最有意思的是，有个犹太人在“9·11”事件发生前取得了世贸中心的租约，世贸被撞了以后，他要求赔偿。他找律师想了一个招儿，要求赔偿两次。为什么赔两次呢？因为世贸的两座楼倒塌前后隔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等于是撞了两次，所以要赔两次。当地的老百姓和舆论就说这人太奸诈、太精了。后来律师说“9·11”事件就一次，而且这两座楼的基座是连起来的，所以是一座楼。他说我看着是两座楼，双方就这样扯来扯去。这要是在中国，全国人民受了这么大的伤痛，政府还能允许你在这儿扯？这哥们儿就非要打官司，要求赔两次，也不管媒体怎么看。后来判的是赔一次，他就认了，不再说什么。在我们来看，这事太没效率、太扯了。
　　世贸大楼重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大楼的地基已经建好，拿水泥封住了，突然有个“9·11”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出来哭，说到现在都睡不着觉，总觉得自己家的人还埋在里面，你们当时一定没好好挖。怎么办？那得挖啊，如果不挖，这事在美国来说就是伤害别人的心灵，选票都没有了。于是就挖，谁出钱呢？政府出钱。挖了大概两个月，花了4000万美元，就为了安慰一颗受伤的心灵。你说这是不是无效？如果从系统来说，它很有效，为什么？因为以后不会再有翻烧饼的烂事了。如果你当时图快、图省事，后面翻烧饼的烂事就会很多。所以，系统有效率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质量；第二，成本，也就是未来节省的钱；第三，对未来负责任。
　　这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其次是短期有效和长期有效，点上有效其实就是短期有效，长期是无效的。拿中国历史来说，如果集权是有效的，中国就不应该到今天经济才发展，因为500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集权，是专制，这显然是无效的。为什么无效？因为集权的体制永远不可能保证你持续地创造财富，它总是在进行“创造财富—破坏财富”的周期循环。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好皇帝统治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00年。好皇帝一般出现在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太祖或高祖，也就是开国皇帝，杀了很多人当上了皇帝，这算好皇帝。再一个是中兴皇帝。皇位传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由于老婆太多、皇子太多、太监太多，一搅和就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其中一个皇子或小老婆和一个大臣勾结，折腾一番，就出现了中兴。每个朝代都有中兴皇帝，中兴皇帝也很厉害，中兴皇帝再往下传两三代，这个朝代就结束了。所以，在集权体制下，国家的统治者都是通过战乱、内乱选拔出来的，财富得不到积累。我不追求传奇（2）　　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财富就能得到积累。比如英国、美国，财富每增长一点儿，都能积累起来，越积累越多。而中国过去几千年来经历了那么多朝代，在汉朝、唐朝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GDP在全球的排名都比现在高，但财富没有积累下来。这就是短期有效率，但长期没效率。
　　再有，究竟是集权做决策的正确概率高，还是适度的分权、有一定的约束做决策的正确概率高，这也有个比较。集权制度的决策正确性从负分到零分、到90分都有可能，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1949年成立新中国，这么翻天覆地的决策就是90分，但一场“文革”让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就是负分。如果是民主制度，或者说有个董事会制约一下，决策的正确性又如何呢？大体上是60～80分，最差的不会低于60分，最好的能超过80分。以我们中国的体制来看，奥巴马在当总统以前连个科级干部都不是，噌一下当了总统，也做得有板有眼。他敢做决策，多大的决策都敢做，因为美国的制度系统保证了你所做决策的正确性不会低于60分。
　　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追杀拉登的纪录片，讲的就是做决策。“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下令说一定要抓住拉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中情局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拉登的情报，十多年来，一天都没停过，这就叫系统有效。后来，中情局的一组人找到了拉登的藏身之所，据情报分析，这个屋子里的人有60%的可能性是拉登。因为这组人天天追踪拉登的情报，追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们很希望他就是拉登，把他打死就立功了。他们会在主观上夸大这种可能性，就像办案一样，我一定要出成绩，即使你不是贪污犯，不是坏人，我也说你是坏人。这时候怎么决策呢？他们找来另外一组人，叫作红队。第一，这组人从来没接触过拉登这件事；第二，这件事成不成功和他们的利益、升迁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让这组人来分析，这组人分析完，认为只有40%的可能性是拉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奥巴马，让这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人来决定这么大的事，因为这件事的决策权在总统手里，谁都不能取代总统。当天晚上，奥巴马跟这些人说，这么多可能性，我今天决策不了，休息，明天早上再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底下：干，折腾！于是，下面的人就开始执行。从决策的角度来说，有一组人分析的可能性是60%，还有一组人分析的可能性是40%，这种制度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是有底线的。而如果是非常集权的制度，可能自己一个人就定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演员也好，黑人也好，女的也好，都可以当总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整个系统的运作。
　　所以，我们在选择股权比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追求系统的稳定性，还是追求个别点上的效率？你是假定自己一辈子都做正确的决策，还是假定自己也会做错误的决策，所以要找个人看着你？拿我自己来说，我肯定是选择系统有效性。所以，在万通，我现在的股份大概是30%，我们有若干董事，我不追求传奇，只做80分以内的决策。虽然我们每年的增长比较小，但很稳当，负债比较低。可是男人有时候突然来劲了，就背着手撒尿，非得干一件伟大的事。那怎么办？如果我想过瘾，我就拿自己的钱赌，不拿公司的股权。你自己拿钱跟朋友做一件事，砸了就砸了。刀郎有首歌叫作《冲动的惩罚》，作为男人，你要冲动，就拿自己的钱去冲动，但60～80分这个体系不能变。每次决策你都老老实实地按程序走，这样就不会出错，最后你会很踏实。
　　拿万通来说，我现在要出去送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体系绝对不允许我这么做，没人配合我。为什么？因为公司的出纳不是我定的，我们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考核这个出纳，而且这个出纳跟我非亲非故，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她不可能听我的。即使出纳要动，我们也有别的制约，总之这事我是干不成的。我要干，只能从自己家里拿钱。大家都是有理性的人，我从自己家里拿钱搞定一件事，让其他股东得利，我脑子又没进水，算了，不干了。所以，现在不管哪个官员出事，都跟我们一点儿关系没有。我老开玩笑，说我们是“夜总会里的处女”，平时大家看不出来，“扫黄”的时候才知道谁是好人。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 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　　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
　　专业化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很多人，是做一件事还是同时做很多事？大家现在都做投资，李嘉诚投很多，巴菲特也投很多，GE（通用电气）也投很多，有些人就想，那我也投。我认为，大家应该相信一点：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多元化的企业实际上是想多赚钱，或者是想规避风险；专业化的企业也是想多赚钱。刚才我讲了，这其实是算不准的。目前全世界市值较高的公司，有专业化的，也有多元化的。一会儿专业化的公司上来了，比如沃尔玛，一会儿GE也不错。总体看来，在市值较高的公司里，专业化的公司要多于多元化的公司，比如微软、苹果、facebook（脸谱网）等，这都是专业化的公司。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专业化的公司市值高的概率要大一些。
　　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累。比如万科的王石只做住宅，他把这一件事做到了全球第一。专业的活儿是手艺活儿，越做越熟练，所以他的公司的体系越来越好。他不用去跟领导搞那些暧昧的事情，人家活得很舒服，60岁跑到美国学外语去了。所以，专业化节省精力，而且也不少赚钱。比如，擦地板挣的钱一定比开餐馆少吗？我看不一定，我擦得好了，全世界的人都来找我擦，全中国的人都来找我擦，那我也是个庞大的公司，一样可以挣钱。当然，你开餐馆也可以开得很大。但你既开餐馆又擦地板，同时做两件事，就会浪费精力。我们曾做过一个比较，在地产行业，一家母公司在做地产的同时还做很多别的事，和一家只做地产的公司比，一般来说，只做地产的公司的效率要高于多元化的母公司。在只做地产的公司里，只做一个产品的效率又高于做多个产品。
　　还是讲抓拉登这件事，决策做出以后，就进入执行阶段。他们照着卫星拍下的照片盖了一栋房子来模拟拉登的藏身之所，然后找了大概60个特种兵，事先不告诉他们是什么任务，让他们在这栋房子里训练，训练了40天。最后这60个人蒙着眼睛都能找到每个地方，而且完全是靠肌肉反应来射击。什么是肌肉反应？通常人在射击的时候，看见目标后大脑要反应一下，才扣扳机。肌肉反应就是看见目标就自动瞄准、自动开枪，这就是专业化到极致了。我们现在让小孩儿读四书五经，小孩儿读得滚瓜烂熟，但不过脑子，这也是一种肌肉反应。
　　到了最后一周，他们才告诉这60个人，说你们的任务是击毙拉登。然后这帮人就拼命地记拉登的形象，完全是把拉登的样子印在脑子里，闭上眼都能很具体地说出拉登长什么样。到了阿富汗，他们给武装直升机贴上盔甲，这种盔甲贴上以后，飞机就隐形了，雷达都找不到。美国的这种技术外界以前从不知道，在这次行动中才暴露出来。然后他们预测天气，那天晚上没有月亮，直升机就飞过去准备行动。但百密一疏，有个问题他们没考虑到。那天晚上天很热，大家知道，热气流是往上顶的。直升机降落的时候，螺旋桨产生的冲击力和向上的气流使直升机一下倾斜了，结果撞到了地上，不能再飞了。大家看，专业化到这种程度还有可能失误。前方指挥的人就问有没有人伤亡，说没有人伤亡，于是继续执行任务。这些特种兵头上装有一个摄像头，能把画面传回白宫，所以后来我们能在网上看到击毙拉登的镜头。在那么黑的情况下，这些人从一楼开始往上攻，只要看到一个人影，立马开枪，完全是肌肉反应。拉登从一个房间里出来，看见人以后刚想往回走，乒的一枪被打中心脏，倒下了。这时候又是百密一疏，这帮人没带尺子，没法儿测量倒下的这个人的身高。于是有个特种兵立即躺下，和拉登的尸体比了比，估算了一下身高，马上报告给白宫。最后，他们把尸体装进尸体袋抬走，运到了航空母舰上。
　　什么叫专业？整个行动本来计划在30分钟内完成，实际用了多长时间呢？39分钟。如果你不够专业，你搞些城管去弄这事，那我估计你弄它个一天两宿也搞不定，最后全牺牲了。所以，公司如果专业化，至少你做老板的会很省心，系统会更有效率，而且任务达成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我再举个例子。一家很著名的公司最近在走下坡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板的心思分散了。他的团队来和我们谈合作，讲话都跟财经记者和证券分析师一样，而我们相对来说集中在一个领域，所以总能讲出一些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结果双方的分歧就比较大。一旦你花的精力不够，你讲话的水平就会流为大众水平。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民营企业想长期生存，专业化是一个非常靠谱儿和省力的招儿。系统有效率，再加上专业化，这样，公司的老板就会比较省心，不用这么纠结。
　　做投资也是一样，如果你想做投资，就交给专业的投资银行或基金去做。我发现很多老板让女朋友做投资，结果都失败了。第一，动机不对；第二，不够专业。不管是“小姐”还是“大姐”，做投资都不是专业的，结果既赔了钱又生了气，还惹了是非。熟人的“管理陷阱”　　熟人的“管理陷阱”
　　再一个问题是经理职业化的问题。经理职业化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加强企业内部的培训。现在，像王石、马云等这些企业家，都很重视企业内部的培训，从基层员工中选拔未来的领导层。我们万通也搞培训，叫mini MBA，就是培训公司未来的领导人。培训这活儿是个慢活儿，是个腌咸菜的活儿。大家知道腌咸菜，把白菜帮子放进坛子里，撒上盐，压块石头，盖上盖子封好，开始时是白菜，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咸菜了。这个过程就是培训的过程。如果腌完以后变好吃了，那你就培训成功了；如果烂了臭了，培训就失败了；如果不变味，进去是白菜帮子，出来还是白菜帮子，那你的培训同样是失败的。现在很多企业都“腌咸菜”，不断“蹂躏”公司的员工，就像鞣皮子一样，越鞣越软，越鞣越有韧性。
　　所以，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民营企业要通过长期的培训来培养自己的职业经理人。我所说的“自己的”，不是自己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中国本土的职业经理人，是有本土文化特征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万通的职业经理人可能跑到万科去，万科的可能跑到恒大去，不管跑到哪儿，都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职业经理人，是在本土文化下培养出来的适合民营企业未来长期发展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留洋回来的，或者是在跨国公司受到西洋文化“摧残”的职业经理人。这是我们民营企业家形成的一个共识。目前，所有着眼于未来10年、20年的企业，都在加强自己的内部培训。
　　另外一个方法是检讨我们自己。在洋人那儿工作过的或者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到了我们这儿，为什么不适应呢？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们的系统不够好。越是纯私人老板，越没法儿用这种职业经理人，因为私人老板都用自己的“家臣”“家奴”“死党”，都用可靠的人。但跨国公司出来的人是在系统里生存的，每个人只管一部分，当民营企业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他就没法儿干了。很简单，就像做手术一样，没有麻醉师，没有护士，没有输血的，甚至没有管空调的，这个手术医生怎么做？你老埋怨这个手术医生做得不好，其实不是他做得不好，他得有系统支持，才能完成手术。所以，怎样建好这个系统，让这些专业的职业经理人能落地，这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我们要从公司治理的专业化出发，把这个系统建好，让这个系统能接纳任何人。
　　举个例子来说，赶马车的车把式很牛，要赶马车，得让这个车把式来赶，因为换一个人，这匹马可能就不听使唤了。而开汽车呢，谁开车都会走，因为车的系统大家都知道。职业经理人就像你的司机，你让他去赶马车，他一定是不称职的。如果你的系统很好，你给他一辆汽车开，那老太太也能开，小孩儿也能开。系统包括内部的系统和外部的系统，内部系统就是我们的企业。外部系统就是信号系统、救援系统、加油系统、维修系统、灾害处理系统，等等，也就是我们讲的宏观经济政策、法律、环境、地方政府等，这些都是外部系统。外部系统如果不好，再加上你的内部系统也不行，这个职业经理人就没法儿干。有很多事情，职业经理人是根本看不懂的，只有“老江湖”才行。因为职业经理人看人是平面的，“老江湖”看人是“裸体”的，他看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裸体”的，这个人怎么样，“老江湖”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而这些海归的职业经理人呢，他们不知道人还有另外一面，要看透人的另外一面，看清人恶的那一面，而不是善的那一面。善的那一面不用看，每个人都在表现，要看的是人不装的那一面，不装的那一面这些职业经理人就看不明白。但我们不能一直靠“老江湖”，“老江湖”顶一段就要退下来，就像柳传志上去顶了一段，等把车从泥地里拉上来以后，他又不管了。所以，我们要把内部系统调适得相对标准，让这些职业经理人能来开车。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做公司很私人化，没有建立系统，一直用的是家里人。用家里人最大的风险是很难分清是非，白天讲是非，晚上又在一张床上睡觉，这哪能分清是非？没法儿分清。你儿子把事情做坏了，你肯定不能炒掉他，所以你就会很难办。如果你建个开放的系统，逐步地规范化，那你就可以引入一些优秀的人才。
　　此外，你还要有耐心，因为培养人这件事是个慢活儿。一件事情对不对、有没有价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时间。去夜总会，当下给钱叫嫖，一个礼拜给钱叫礼品，一个月给钱叫友谊，一年给钱叫爱情，一辈子给钱就是婚姻。决定这件事好坏的不是你给不给钱，而是时间，时间长了，事情的味就变了。熟人的“管理陷阱”（2）　　二是跟谁做。如果你跟一个坏人做，那叫卖淫嫖娼；如果是蔡锷，我们现在说这叫千古风流；如果是跟总统这样的伟大的人，你就可能是第一夫人。姿势一样，感觉一样，但结果不一样。所以，企业培养人，第一要坚持，培训一下就完了，这没用。如果你能坚持几年，就会有效果。第二，选人很重要。如果你选的人有领导基因，那他未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的公司就有可能发展。我们以前总是犯着急的错误，一说经理人职业化，就赶紧通过猎头公司挖人，马上让他给我们挣钱，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你让一个人马上“生儿子”，他是不会给你“生”的，因为他没有安定感，也不适应。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持久的观念来处理和安排经理人职业化这件事，这样你的企业才能人才辈出。万科到现在已经30年了，王石是最老的一代经理人，郁亮是第二代，现在到了第三代，这些人都是逐步培养出来的。大家会发现，在万科，跳槽概率高的人都是从外面请来的。我们要培养中国本土的经理人文化，用自己企业长期培养的经理人来解决系统持久运转的问题。做企业，上游资源放海外，下游资源要根植本土　　做企业，上游资源放海外，下游资源要根植本土
　　大家现在都很强调发展国际化，其实，全球化以后，国际化和本土化很难分清楚。比如iPad（苹果平板电脑），研发是美国的，生产是中国的，销售是全球的。
　　作为企业的领导，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判断，未来你的资产究竟怎么安排？进攻的时候怎么安排，退守的时候怎么安排？你的钱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战部队”，就是拿来赚钱的钱；另一部分是“退守部队”，就是给养，也就是吃饭、活命的钱。从进攻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做事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要以中国没有的东西为出发点来思考所谓国际化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有什么。首先，中国肯定是有市场的，因为中国人够多，闭着眼睛都能说中国有市场。另外，中国有客户，有我们熟悉的文化，还有我们熟悉的党的领导，等等。
　　那么，中国没有什么呢？从目前来看，第一，对财产权利的保护不够好。第二，政府的法治和廉洁、程序的公正透明不够好。党中央都说反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以这一点肯定不够好。第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好，对创造性劳动不够尊重。第四，资本市场带有歧视性，不够开放和流动，也就是资产的交易不够开放和流动。第五，对某些领域的限制、垄断很多，有很多门槛。所以，如果你要做进攻性的安排，简单来说，就要把上游的东西放到海外，把下游的东西放到国内。所谓上游的东西，就是产权、资本市场、知识产权、流动性等；下游的东西就是市场、生产、销售等。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共同的想法。
　　举个例子，阿里巴巴和百度为什么都在海外上市呢？显然，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支持它们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在互联网、房地产领域，很多人都很有钱，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因为他们是在海外上市，卖股票，这是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把上游的东西—从产权到资本，到知识产权—放在海外，这显然是近年来民营企业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使财富最大化的一种安排。税务的安排也放在境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的税都非常低，所有行业的综合税率大概在12%以下，而我们这里的税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所谓发展本土化，是指市场、客户、生产、销售的本土化，而产权、资本、技术和知识等看不见的东西要国际化。举例来说，所谓资本国际化，就是用海外的钱；所谓资本流动性，就是你今天可以在香港上市，明天可以跑到纽约上市，卖了以后又可以跑到伦敦，到处可以跑。但目前在我们这里，因为受到制度层面的限制，公司上市要审批，资本流动很麻烦。所以，从进攻方面来说，想要赚钱，就要把上游放在海外，把下游放在本土，这是目前来看比较有效的办法。
　　从守的方面来看，全世界的华人基本上都是把个人财富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开的系统和平台做的公开业务，比如和黄（和记黄埔）、长江实业，这都是公开的系统；第二部分是私人业务，这部分业务交给私人银行、券商、投行去做，别人往往不知道；第三部分是公益慈善业务。也就是说，挣钱分成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两部分，花钱是半明半暗的。李嘉诚现在就是这样，他给大儿子的是公开的这部分，给小儿子的是看不见的那部分。那么，现金从哪儿来呢？肯定不可能从和黄拿现金给小儿子，除非分红，不分红，他就不可能把账上的现金拿给小儿子，因为他只有不到50%的股份。另外，做公益的钱也不可能从上市公司拿。所以，他是从私人业务里拿出一部分现金给小儿子。也就是说，公开业务是上市的，是社会公众的资源；私人业务比较隐蔽，决策相对比较灵活，流动性比较好。公开业务的风险相对比较高，比如上市公司，你只占三分之一的股份，做的事却很多；而私人业务百分之百是你自己的钱，所以比较小心，风险相对比较小。公益慈善业务当然是花钱的，比如办汕头大学、长江商学院，这是捐钱的业务。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事业没有李嘉诚这么大的规模，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做企业，上游资源放海外，下游资源要根植本土（2）　　从企业日常的安排来说，你要有一个算账的方法，因为国内资产有些是虚幻资产，有些是真实资产。拿房地产来说，房地产的国内资产很多是虚幻资产。打个比方，墙上贴着的美人跟你过日子似乎有关系，因为你每天看着她挺高兴，但实际上是没关系的，她不能帮你生儿子。中国现在还没有征收遗产税，如果征收遗产税，假定你有100万元的资产，那你儿子可能只能得20万～30万元，这还要算你儿子有福气，如果没福气，连这个数都拿不到。
　　为什么？很简单，缴税是根据资产的估值来缴的。假如你有100万元的资产，其中60%是房产，假定遗产税是50%（中国的遗产税不会低于50%）。按你是1月份死的来算，你儿子有10个月的时间来处置你的资产。假定你死后你们家的房子增值了，11月份卖出去卖了80万元。因为总要有一些中间的交易成本，比如请中介、律师、会计师等，所以卖80万元就算好的了。卖了80万元，缴50万元的税，还剩30万元。但你能控制自己死的时间吗？没准儿你是10月份死的，你儿子马上就要把房子卖出去，因为马上就要缴税了，所以可能只卖了70万元，最后落了个20万元。如果赶上市场不好，只卖了50万元，那你儿子就啥也没落着，还给人一个“富二代”的印象。
　　大家都知道陈逸飞的故事，陈逸飞去世的时候，他现在的太太、以前的太太和儿子曾经争遗产，后来为什么无声无息了呢？据我所知，这跟税有关。陈逸飞是美国籍，他们家的人争遗产要在美国打官司。美国的法院说打官司可以，先立案，立案之前先对资产做个评估，你们先把遗产税押在银行，然后再打官司。开始他们觉得陈先生钱很多，假设有1000万美元，那就要交500万美元现金给法院，然后才能开始打官司。但娘儿几个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也不行，因为你们已经暴露你们有遗产了，你们就得想办法把它变现了。也就是说，要先把资产全部卖掉，把税扣掉，剩下的钱他们再争。后来他们一想，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都是亲人，就这点儿钱，互相商量一下分了算了。
　　未来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遗产税的问题、通货膨胀的问题，等等。为什么现在海外移民那么多？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我认为与海外的资产配置有关。举个例子，我们在台湾卖一个项目，是一个度假性的项目—阳明山的276套度假屋。阳明山是台湾著名的风景胜地，可以观赏淡水夕阳、北投温泉等美景。台湾是有永久产权的，而且贷款利息不到2%，最重要的是，它的遗产税非常低，不到10%。也就是说，大陆的房子虚幻的增值很高，但实际保值很差；而台湾的房子虚幻的增值很小，但保值。我们跟客户开玩笑说，到你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怎么对你负责的了。客户一算账，还真是这样。而且台湾还有一个好处，它算境外，叫作“国内境外”，这是一个法律概念。也就是说，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来说，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具体的财经政策算境外。所以，钱到了台湾，就可以全世界跑了。还有一点，在境外消费可以刷银联卡。比如你在境外买套房子，100多万元人民币，付个首付，就相当于你买块手表或者买颗钻石，银联卡一刷，钱就出去了。所以，你应该选择在低税区配置你的私人财产（不是所有的私人财产，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这样才能保值。也就是说，你的家庭财产也要国际化。当然，你的整体事业肯定是本土化的。
　　总之，究竟应该国际化还是本土化，不能一概而论，要做些区分。如果你想发展事业，就应该把上游放在境外，把下游放在境内。如果你想对儿子好一点儿，就在国外给他安排一点儿私人财产；如果你想对儿子坏一点儿，就告诉他交了遗产税他的资产就是负的了，让他白高兴。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安排，这样你的事业和生活才能有节奏，才能平衡，你才能把挣钱、花钱、捐钱这三件事平衡好。一群商人的公益践行　　一群商人的公益践行
　　最后，我还想说说公益的事情，这件事对我们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不能回避的，因为你总得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目前，国内公益慈善捐款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是私人。也就是说，目前国内的公益慈善主要是我们民营企业在做的。民营企业创造了70%的就业、50%的GDP、50%的税收，而且提供了将近70%的捐款，只用了30%的信贷资源，所以，民营企业是非常光荣、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民营企业也有诸多不被尊重的地方。我开玩笑说，我们做了这么多，而且做的都是实事，“生儿子”“养儿子”，但我们仍然只是个“二奶”，得不到太大的肯定，也没有名声。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继续做。现在国内做公益慈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道德和传统激励下的公益慈善。比如陈光标是个好人，他见谁可怜就捐钱。再比如我从小生活的村子很穷，现在我有钱了，帮助村子修个桥、修个路、盖个房。这是传统的慈善行为。另一种叫现代公益，比如壹基金、阿拉善，这是通过建立有效的组织来提高公益的效率，对全社会给予持续性的回报。
　　大家知道，壹基金原来是李连杰个人的，后来马蔚华、马云、马化腾、王石、我，还有几个人，我们一人拿了1000万元，把它重新注册了。这些企业家在这方面做事很有效率，而且绝不贪污，因为你都捐钱了，还贪污它干吗呢？我和李东生（董事长）最早发起了一项公益基金，叫作爱佑华夏慈善基金，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基金，每年做几千例儿童心脏病手术。这些钱不是我一个人捐的，也不是李东生一个人捐的，我们只是发起者，我们会去找钱，也就是有效地组织募集，提高执行效率，这就是企业家的能耐。用非政府组织和公益组织的形式有效、长期地回馈社会，这就是现代公益慈善的方式。目前，国内一共有1300多家以企业和个人名义发起的私募公益基金会。
　　我现在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长。阿拉善是由国内的100多个企业家发起和参与的国内最大的民营环保机构，上一任会长是台湾人，再之前的两任会长分别是王石和刘晓光。所谓最大，是从三个方面来说的：第一，参与的人最多，都是企业家，没有企业以外的人。第二，它在民间环保资金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占到50%。也就是说，目前国内民间公益环保的钱，50%是阿拉善的。当然，即便是50%，也很可怜，美国的民间环保资金是60多亿美元，中国只有不到一个亿。第三，它是目前国内和国际上最被认可的民间环保机构。它有很好的治理方式和很持久的发展战略，就像做企业有战略一样，它也有战略，而且很详细、很有效。做公益其实是在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因为当你愿意出来捐钱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改变了，和过去不一样了。当你愿意去做环保，愿意对环境负责任的时候，你其实也在改变自己。
　　我们这些企业家自从加入了阿拉善，我们的公司都制定了绿色战略，绿色战略是什么？比如你盖房子，如果你真能做到节能环保，政府会有补贴，你不会吃亏。而且你卖房子的时候，按照美国的市场，绿色建筑比非绿色建筑的租金和销售价格高10%～15%，也就是说，你会有溢价。最后你会发现，它不仅能让你改变自己，还能让你的生意获益。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阿拉善的公益环保事业。实战问答　　实战问答
　　您是如何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的，尤其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您有什么心得？
　　我现在不太敢说自己教育孩子的问题，因为我的小孩儿现在大了，不太好说。我说说我周围的朋友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一些普遍问题。第一，花的时间太少。教育孩子确实是不能偷懒的，但我们的确偷懒了，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多少都有些问题。第二，比较注重孩子技能的培养，让孩子学这学那，但比较忽视价值观的培养，也就是对人生方向的培养，比如怎样看待金钱，怎样看待“富二代”。我干爹有很多干儿子，我是他众多干儿子中的一个，他有一套教育小孩儿的道理。我现在也收了几个干儿子。我每年都会办一次家庭夏令营，跟我这些干儿子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价值观的问题。我跟他们说，你们非常不幸，所以必须来好好培训。他们不理解，说我们的父母都觉得我们很幸福，怎么会不幸呢？我跟他们说，因为你们的起点是别人的终点。什么意思呢？别人上学、上班、打工挣钱、买车买房，小车换好车，小房换大房，孝敬父母，养老送终，这套活儿是多数人必须经历的。而你们呢，一生下来就房也不用操心，车也不用操心，父母也不用你们养，所以你们就没方向了，到底怎么活啊？
　　我觉得人有两种活法，一种活法是为别人活，做两件事：第一是做公益，第二是搞政治。富家人搞政治的很多，搞公益的也很多，这都是为别人活。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别人的事、公共的事。做公益很辛苦，跑非洲、跑贫困山区；搞政治也很辛苦，从农村开始干起。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们的孩子是哈佛和耶鲁毕业的，一个到湖南的农村当村官去了，准备搞政治，还有一个做公益，在非政府组织里打工。大家会发现，很多富人的小孩儿都是在这两个领域里折腾。还有一种活法是为自己活，发展自己的个人兴趣，比如像张爱玲那样写写小说，骂骂人，耍耍脾气，谈谈恋爱，反正是为自己活。你要为别人活，搞政治和公益，那你就要有一个很高尚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必须和社会未来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期待相吻合；你要为自己活，那你就可以使点儿小性子，“小清新”也好，“白富美”也好，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总之，在教育孩子方面，我觉得第一要花时间，第二要知道他们今后可能的选择，而不是天天让他们学技能，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啊。另外，我觉得逼着他们做生意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摧残。为什么？古时候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生那么多孩子，都不一定能选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你现在只有一个老婆，只能生一个孩子，就算你能多生几个，也不一定能选出特别适合做生意的。偶然性是很大的。我看到现在很多超级“大哥”的小孩儿压力都非常大，因为他们身上背着上百亿的东西，谈恋爱没法儿谈，在企业里做决策也没有自主权，因为老爸还在。我认为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最好办法。我不是教育专家，但这些话我会跟我的小孩儿讲。幸运的是，我的小孩儿还算听话，没给我添什么乱。
　　假如我手上有1000万元的闲钱，我凭自己的能力找不到什么好的投资途径，只能看哪家银行的理财利息高，就投到哪家银行去。如果您有1000万元，您怎样让钱生出钱来？
　　每个人的偏好和观念不同，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风险高的投资。如果我有1000万元，那我可能会给一个特别能创业的人，他可能三年五年就成功了，如果不成功，我就当把这钱扔了，这是我的性格。如果你想非常稳健，看哪家银行的利息高就投哪家，其实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当然，每个人的偏好不同，你说买不动产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我认为，从目前来看，在二、三线城市买最优质的物业也算是不错的投资。因为现在一线城市最优质的物业的价格和全球人均GDP在四五万美元的市场相比差距很小，所以投资的空间比较小。但二、三线城市最优质的物业的价格和国际市场相比还有5～8倍的差距，所以还有一些投资空间。当然，一定要买最优质的房，不要买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虽然也可能涨，但绝不会有太好的前景。这也是中国现阶段可以考虑的一种投资。
　　如果是商用物业，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买散售的写字楼，因为多业主的物业未来都不值钱，就像一个孩子有五个爹、三个妈，这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我举一个自己的真实例子。1993年的时候，我和潘石屹做一栋写字楼，当时我是董事长，他是总经理，我们俩配合得很默契。当时那栋写字楼我们散售，平均3000美元/平方米，底下的商铺最高卖到6000美元，平均4000多美元。这在当时的汇率下算卖得很好了。现在怎么样？我告诉大家，现在它每平方米的价格还不如旁边拆迁的土地楼板价高。现在这个地方新拆迁的楼板价是3万元/平方米，我们这栋楼只能卖2.5万元/平方米，这就是散售的结果。相反，我们在北京东边还盖了一栋楼，叫万通中心，这栋楼我们没卖。当时我们这栋楼旁边散售的楼大概是2万元/平方米。现在北京CBD的写字楼租金涨得特别厉害，我们这栋楼如果整体卖的话，至少能卖5万元/平方米。所以，大家如果要投资商业不动产，就不要去买散售的写字楼，肯定是不赚钱的。社区性的商铺我建议也不要买，所谓社区性的商铺，就是新社区稀稀拉拉有些商铺，这也是不赚钱的，但老城区的人口密度很大的社区商铺是有价值的。
　　一般的企业接触不到很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在和政府打交道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倪润峰讲过一句话，他说政府关系“离不开、靠不住”，就像“小姐”一样，很多人都被夜总会里的“小姐”害死了，《知音》《家庭》杂志上全是这些故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中国现在中间地带的事的确比较多，我知道香港有些公司让律师设计了很多方法来降低风险。举个例子，假定你做商业地产，搞定某件事可能有500万元的利益，但可能有20万元的成本，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你老板不想冒着风险给人钱，那样肯定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会把这事转换成公司内部的奖励，谁能把这事搞定就奖励谁50万元。某个员工想，20万元进去，50万元出来，我还能挣30万元，可能也就一个月时间，于是他就回家跟老婆说拿20万元出去。老婆问他干吗，他说你甭管了，一个月之后我给你拿50万元回来。老婆一想，这事行啊，就同意了。一个月之后，这事可能就搞定了，但公司永远不知道这事，公司只是针对某些事制定奖励的政策，只是给员工发了50万元奖金而已，该缴税缴税，最后落了450万元。如果你手下的五个员工都是从美国回来的，讲的是经理人文化，都觉得那是公司的事，对奖励无动于衷，那你就只能认了。另外，我知道中纪委对企业和政府打交道有一定的豁免尺度。比如你卖房子打折，千万不要多打，10%以内的折扣算是正常的，超过10%，就算行贿，这是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就把握在10%以内，这样将来查起来就不会有问题，因为市场总得打折，这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种情况，两个人在做生意以前就认识了，比如你们俩是发小儿，最后你当官了，他做生意了。他家里有困难，他妈生病住院了，你给了他100万元，这种情况中纪委在办案的时候可以界定为人情关系。第一，你们的关系是在做生意之前建立起的私交；第二，你给他经济利益，但你并没有用公权力帮自己谋私。这最多算是馈赠，是可以理解的。
　　我曾在新加坡看到报纸上曝光的一条新闻，说有一个相当于边防武警司令的人，和某家供货公司的女老板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新加坡的法律是按次数算的，做一次爱判一年刑。这人和这个女老板“车震”一次，在欧洲一次，在某个公寓三次，最后加起来一共判了好几年。而我们是按人头算的，不是按次数算的，这是我们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中纪委是怎样掌握这个尺度的，这样我们才知道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这很重要。
　　企业越做越大，要用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企业招聘的员工大多是80后，甚至是90后。对于80后、90后的管理，您有没有什么心得？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必须承认你老了。你千万不能用自己的思维去取代别人的想法，你要敢于让年轻人到前台来做事。我们公司比较注重公共关系，注重与人沟通。我们有三个媒体，一个媒体是一个老人办的。这个老人跟我一样，从进公司起就没变过工作岗位。我从进公司起就当董事长，他从进公司起就办一本内部传播的小杂志，到现在他已经退休了，我们还让他继续办。当然，他那本杂志越办看的人越少，现在我们全是给政府寄，政府里年纪大的人在看。另外，我们还找年轻人做了一本电子杂志，叫《风马牛》，现在有iPad版、iPhone（苹果智能手机）版，还有社区，搞得非常活跃，都是这帮小孩儿在折腾。这本电子杂志现在是我们跟客户沟通的最大的平台，每个月有200万人在看。
　　所以，我们要改变观念，对80后要重用，要让他们去做未来的事情。创业者最大的悲哀就是总相信自己，看不见自己错误的那一面。我们总是在用自己的观念来框定别人的未来，我们创业者就是这么牛。当你的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像王石讲的那样，你要放手，要让大家看不见你，要让后来的人能真正成为公司的主体。所以，80后应该成为公司的主体，你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干。凡是规范的、专业的、公开的事情，80后都能做，比如生产、研发、市场、客户等。但那些不规范的、看不清的事情，他们现在还需要历练，这些事就由你这个“老江湖”去安排、去做。最重要的是你要支持他们，他们就是未来。对我们这些企业的创办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开始，而是逐步地结束自己的故事。在吴晓波写的《激荡三十年》里，再牛的时代、再牛的人，他们的故事也不可能从第一页写到最后一页。中国的个体户时代是很有影响的，但那个时代两三页就写完了；我们这些当年在海南做房地产的人，也只写了寥寥几页。所以，你要知道，你这一页是会被翻过去的，而别人会在下一页出现，下一页写的就是80后。
　　什么样的税率适用于商用地产，什么样的税率适合住宅地产？税率高，会对房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税率的计算很专业，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总体来看，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根据原值来收，就是购买价值，还有一种观点是根据评估价值。现在的税率很低，不到1%。我认为今后商用地产的税率不会超过3%，住宅地产的税率应该在1%以下。因为房产税年年收、天天收，量特别大，所以税很少，而且面积越大，税越少。但遗产税可能很高，因为富豪不是天天一批一批死的，如果天天死很多，还收那么多税，那就要造反了。目前全世界的房产税都非常低，而且面积越大，税率越低。目前看来，房产税对房价的影响不大，在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但对持有人的心理影响比较大。比如你有一亿元的房产，即便只收0.1%的税，也有10万元，你还是要交钱的。第九章　　第九章
　　好男人外面硬，里面软
　　快乐来源于自由
　　男人要先征服自己
　　立志要趁早
　　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
　　好男人外面硬，里面软
　　年轻人如何快意人生
　　做好“经济适用男”
　　痛苦是男人的营养
　　如何做成功的男人
　　接近目标，接近幸福
　　80后的核心竞争力
　　快乐来源于自由
　　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你会慢慢体会到，快乐其实来源于自由。自由包括哪几方面？
　　第一，时间自由。很多时候，人都是时间的奴隶，比如每天必须几点赶车、几点吃饭。所谓时间自由，就是你不用算时间的账。比如聊天，你想聊到几点就聊到几点；比如吃饭，你想吃到几点就吃到几点。
　　第二，财务自由。对普通人来说，财务上只要有小自由就可以，不需要有大自由。所谓小自由，就是你一个月赚个两三万就很开心了，不需要有私人飞机、游艇之类的大自由。
　　第三，角色自由。人一旦有角色，就会陷入困境。比如，你是男人，就和女人是对立的；你是老人，就和小孩儿是对立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成功者，那你在潜意识里就和普通人对立了；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高收入人群，那你就和低收入人群对立了。总之，你只要有角色，就会陷入一堆是非，就会不开心。
　　很多人都不能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有的人只会正经，在台上的时候是一副正经八百的嘴脸，回到家，在家人、朋友面前仍然端着，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正常，有点儿装。相反，一些胡同里的大妈，在主席台上说话和在家里说话一样随便，这就是只知道正常，不知道正经。也就是说，你没有进行角色转换，公众要求你演某个角色，但你没演。理想的状态是既能正经，又能正常，需要正经的时候就正经，需要正常的时候就正常。比如，一到台上讲话，自然而然就不说荤话了，说的都是标准格式。回到老百姓中间，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又变回正常状态了。很多领导都是这样的，台上一副嘴脸，台下又一副嘴脸。
　　出家人其实就是自由的。第一，他忘掉了金钱，所谓出世，就是不和钱打交道。第二，他忘掉了时间，每天暮鼓晨钟、念经诵佛，不用看表。第三，他没有了角色，成功不成功都和他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认为，创造生活、快意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不自由的制度、财务和人生环境里，尽可能地获得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和角色自由。男人要先征服自己　　拿我自己来说，我现在也有很多不快乐的地方，比如时间上很不自由，角色上也不是很自由。另外，因为万通是公众公司，是上市公司，所以公司的财务数据是不能随便透露的。很多正在运行的业务或正在筹备的新项目，在公开披露之前，也不能在私下里跟别人讲。如果不做上市公司，做私人公司，那自由度就大得多。所以，我现在也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但我尽量不把自己当回事，这是我心里能得到平衡、能觉得舒服的唯一办法。如果你总是在扮演某个角色，总是端着，那你可能就会崩溃。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想达到快意人生的境界，就要尽可能地去追求自由，这样你才能快乐。
　　男人要先征服自己
　　男人都有征服的欲望，想征服很多东西，女人、财富、世界&&我认为，男人最先应该征服的是自己。有句话叫作人必自强而后强人，也就是说，你先得把自己当块料，先得重用自己、提拔自己。你把自己提拔成男人了，在面对别的男人的时候，你才会有力量。征服自己实际上就是正确地认识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角色。唐骏为什么会遭遇“学历门”事件？因为他没有征服自己，他不相信自己的实力，非要编一个故事出来忽悠人。
　　当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跟学校领导一起吃饭，大家都在谈这几年在学校的感想。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多数人都会说感谢老师、读书不容易之类的话。我记得我喝了点儿酒以后说了八个字：巴结群众，重用自己。领导一听，很不高兴，当着领导的面，你不说巴结领导，而说巴结群众，而且你不等着被领导重用，你敢自己重用自己。那时候我大概25岁，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你巴结领导，在机关里，领导就那么几个人，下面所有的人都巴结，你就要和他们互相竞争，大家互相踩。而且你没有竞争优势，你要巴结，就要把自己糟践得更厉害，这样领导才有面子。反过来，我巴结群众，我就有机会变成领导。比如，有20个群众，这20个群众你都巴结得很好，你在群众中就会很有威信，最后领导还得巴结你。你巴结群众，群众每个人给你一口，你就饿不死；你巴结领导，这么多人竞争，一旦领导不待见你，你就饿死了。
　　除了巴结群众，还要重用自己，什么意思呢？你要把自己当块料，你得先认为自己是人才，才有可能变成千里马。如果你老是等着别人来发现你是千里马，那你基本上会饿死。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定位，去发掘自己的潜质，否则你就不可能去征服其他东西。立志要趁早　　立志要趁早
　　从自然过程来说，男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15～20岁）像块海绵，不管你给他灌输什么东西，他都能吸收。在这个阶段，他很容易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决定未来的价值观。我有四个干儿子，我经常和他们讨论一些关于立志的问题。打个比方，你在荒漠中行走，怎样才能找到方向呢？如果你有个GPS导航仪，那你就不会迷路。立志其实就是找到你人生的GPS导航仪，如果你在15～20岁的时候有了这样东西，那你一辈子都不会迷失方向。当然，有了导航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能顺利到达。所以，在20岁以后，你还必须去选择朋友，去选择在现实中奋斗。另外，当你的理想和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你要有勇气去面对。人有坚韧不拔之志，才有坚韧不拔之力，也就是说，你先要立志，先要有这个GPS，这样，在翻山越岭、赴汤蹈火的过程中，你才能扛得住。从立志的时间来说，什么时候立志都不晚，但在15～20岁这个阶段，机会是比较多的。
　　走上社会以后，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会很多，这种碰撞有点儿像布朗运动，这儿撞一下，那儿撞一下，指不定会撞到哪儿。不管怎么撞，你心里的方向不能迷失。三联书店曾经请我主编一本讲中国20世纪90年代时代特点的书，90年代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下海做生意。我访问了很多人，为什么这些人做生意也能做得很成功？后来我发现，这批人内心的志向没有改变，所以他们的格局很大。志向大的人格局就大，所谓格局大，就是胸怀远大，包容、宽容，有毅力，善于学习，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虽然没做成学问，去做了生意，但最后也成功了。生意成功以后，他们又开始做基金会，资助别人去搞研究，于是大家称他们为儒商。也就是说，在生意场上，他们仍然在施展自己曾经的抱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志向。所以，不管过程多曲折，你手里这个GPS都不能扔，扔了以后，你就会恐惧、死亡。
　　有一次，我和王石，还有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从西安开车去新疆，在戈壁滩里迷失了方向。那时候我们没带GPS，手机也没了信号，我们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我们不敢开空调，因为一开空调就费油，万一没油了，就走不了了。不开空调，车里热得要死，但又不敢开窗户，因为不开窗户，车里还有点儿潮气，一开窗户，车里的水分就会被抽干，我们也会干死。我们又热又渴，大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多恐惧。没有方向是最令人恐惧的，但凡我知道方向，我拼着命走，一定能走出去。后来，我们的司机凭着他的经验找到了一道最深最新的车辙，然后把车横在那儿，等着看有没有车经过。结果还好，等了一个多小时，有一辆车经过，但这车要去的方向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我们还算聪明，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写了张字条给那个司机，让他出去以后到能打电话的地方给我们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的方位，让他们来救我们。如果这个人拿这张字条擦了屁股，那我们就熄火了。好在他出去以后真帮我们打了电话，后来有人开车过来，把我们带了出去。
　　人生也是如此，最恐惧的时候就是没有方向的时候。没有志向的男人，就好像没有GPS、迷失在沙漠中的人，随时会死亡。当你有了方向，你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所以，立志非常重要，至于这个“志”是什么内容，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不同。你想成为最好的电脑工程师，这是立志；你想像丁俊晖一样打台球，这是立志；你想像孟京辉一样当个话剧导演，做先锋话剧，这也是立志。不一定非得是救国救民的大事才能作为志向，小事也可以作为志向。我碰到过一个日本家族，三代人立志做一件事，什么事？做世界上眼儿最小的筛子。他们家的筛子，眼儿小到连最细的颗粒都过不去。我们现在用的复印机滚筒上的滤网，就是他们家做的。这也是立志，三代人立志做世界上眼儿最小的筛子。所以，不管立什么样的志，只要按志向坚韧不拔地去做，都会成功。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　　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
　　现在这个社会，生存非常困难。同样是没钱，我20年前没钱和今天大家只挣这点儿工资相比，你们比我更困难。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一样，都囊中羞涩，虽然生活很紧张—比如我跟人借钱，借个几十块钱都借不到—但没有太大的压力，不讲究吃好的穿好的。而且那时候社会的评价体系比较传统，比如你会写写文章，会讲讲课，就算是不错的男人了。但今天很麻烦，男人不仅要能挣钱，还要有个性、有幽默感，要成功，要外面强大、家里温柔。最好的男人是外面硬里面软的。除了这些，不要忘了，你还是独生子女，你上面还有好几个老人等着你去孝顺，这压力太大了。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小两口儿吵架，吵上电视了，两边的父母也跟着搅和。对80后、90后这代人来说，社会的确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另外，这代人选择的机会太多。选择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枷锁，人越自由，越不知道怎么选择。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刚从牢里放出来的朋友。他说他在里面的时候，很清楚自己每天该干什么，该放风放风，该吃饭吃饭，一出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说他出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呆，接下来他该干什么、该去哪儿，全是自己决定的事了。自由反而带来恐惧，自由反而变成了枷锁。所以，对80后、90后这代人来说，幸运的是社会开放了、自由了，但因为自由，你反而不知道该怎样选择，成为自由的奴隶。也就是说，你在自由的过程中反而不自由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有对自己负责的勇气。这小两口儿吵架，谁在替他们负责呢？双方家长在替他们负责，节目的主持人和社会工作者在替他们负责。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他们自己来负责。自己负责的前提是自由选择，而选择的前提是学会放弃。在一个高度自由的选择空间里，所有诱惑的门都向你打开，如果你不懂得放弃，你每个门都要进，那你就会困惑。想不困惑，你就只能进一个门，而且，一旦进入这个门，所有的结果你都要自己负责，没有人会替你负责了。每一个决策都是对自己的巨大挑战。当年我做生意的时候，我父母一口气问了我一大堆问题。的确，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了房子，没有了职称，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单位，没有人为我负责了。我只有一个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成功了，那我就分享成功；如果失败了，那我就咽下苦果。所以，认准目标做单一的选择，不要做很复杂的选择，这样，你的内心就会很平和。如果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选，那你的内心永远不会平静，你的苦恼就来自选择太多。
　　好男人外面硬，里面软
　　男人可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外面硬，里面也硬的，比如在外面打架斗殴，在家里打老婆孩子。一般来说，这种人和他人相处的方式比较简单，他虽然爱打架，但他什么事都不管，比如家里有多少钱他不管，他就在外面折腾。
　　第二种是外面软，里面硬的，就是在外面装孙子，回家充老大，这种人是女人最怕的。女孩子找对象找学生干部的，最容易有这种落差。在学校的时候，看着班长挺厉害，就爱上了。因为他是班长，政治上比较成熟，所以后来当了公务员。当了公务员，就喜欢巴结领导。结果，你发现他当年的英武、自信都没有了，每天上班就是巴结领导。因为你们是同学，你对他知根知底，你老是不待见他这种样子，所以他回到家就硬要充大，硬要保持自己的强硬。
　　第三种是外面软，里面也软的，在外面老老实实上班，在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惹事，努力赚钱养家、供房子、孝敬老人，这叫小男人。这种小男人算是新好男人。
　　第四种是外面硬，里面软的，在外面叱咤风云、顶天立地，谁拿刀砍他，他都敢和人对砍。回到家里，对家里人特别温馨、特别照顾，这种人就是所谓的江湖大哥。很多江湖大哥都是这样的，比如《古惑仔》里的陈浩南。他们属于坏人里的好人，从社会、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们可能是坏人，但他们对老婆、对身边的人，甚至是一些很弱势的人非常温情。外面硬里面软的男人才是女性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可以依靠的对象。年轻人如何快意人生　　年轻人如何快意人生
　　快乐的感觉是一种自我体验，当然，也要有社会的评价。如果你自己的体验和社会的评价能平衡，那你的快乐分值就会比较高。比如，你认为自己很牛，大家也吹捧你很牛，这就说明你的自我体验和社会对你的评价是一致的。而像唐骏，他自己认为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大家发现他的学历可以粘贴，这就说明他的自我评价和社会对他的评价出现了误差。人生其实是非常公平的，在每个阶段，你得到的快乐都来自自我的评价和社会的评价。极度爱慕虚荣的人内心是极其虚弱的，他的自我评价系统很弱，他完全靠社会对虚荣的评价系统来支撑自己。外重者而内荏，所谓外重者，就是特别在意外在形式的人，比如一个人出门带五个保镖，八辆汽车跟着，吆五喝六的。内荏，就是内心胆怯、恐惧。也就是说，如果你特别在意外在的东西，比如特别在意别人怎么吹捧你，你不是博士，非要让人家说你是博士，就说明你的内心其实是很懦弱的。
　　所以，要有理想和信念，也就是说，要建立内在的价值系统和自我肯定系统，同时要获得一点儿成功。获得一点儿成功，外部就会给你一点儿评价，就会鼓励你、鞭策你，强化你的自我评价系统。如此，这两个系统就能保持平衡，你就能一直很快乐。如果只有社会的高度评价，你内心完全不够自信，就会出现这个门、那个门的笑话。相反，如果你只相信自己，完全不在意别人怎么看，那你就可能走向极端。所以，一个健全的人，其内在的评价系统和外在的评价系统要保持平衡。
　　对80后来说，在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要靠自我评价的，因为你刚进入社会，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对你的评价。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20多岁的时候，也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热血澎湃，想干很多事情。有一天，一个很大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听说你思想很活跃，我要跟你谈谈。领导要找我谈话，这事多了不起啊，进去以后我就开始说，说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这个领导说了两句话，从此我就踏实了。他说：第一，你说了这么多社会问题、这么多现象，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比你还知道，因为我是领导，我看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比你多。第二，你着急，我比你还着急，因为我是领导，出了问题，我遭受的损失比你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干，你跟着我干就完了。我一想，这个逻辑也对啊。
　　后来我明白了，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想得到很多的社会评价是比较难的。在这个阶段，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比如我想做一件事，我是偏执狂，我就要去做，不管别人怎么说，因为这时候社会不可能马上承认你。等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的机会就变多了，因为社会是被四五十岁的人控制着的。那时候，我在机关里是年龄最小的，我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干不了，找谁都是老爷爷，年龄大的人根本不理我。今天我发现，我们同学里什么人都有，有做生意的，有当博导的，有当部长的，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打个电话，都能找到相应的人咨询。所以，在20多岁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你扮演的是一个候补队员的角色，甚至可能连候补队员都不是，只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到了30岁，你就混成了一个候补队员，到了40岁，就差不多可以上场踢球了。
　　在20多岁这个阶段，怎样才能快意人生？就是用理想来鼓舞自己，用时间来检验自己，用些许成功来安慰自己。你只会有些许成功，不会有很大的成功。当然，有的人在20多岁的时候已经小有成就了，比如丁磊、李彦宏，但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的。等你熬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另一种快意人生的状态。大家知道，王石60岁的时候又去爬珠峰了，爬珠峰除了要有毅力，还要有很多其他条件。我记得他第一次爬珠峰的时候，因为经费不够，找朋友集资，那时候他40多岁。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在20多岁的时候，你获得的快意并不是人生巅峰上的那种快意，男人的人生巅峰应该在45～55岁之间。在20多岁的时候，你有时间、有未来、有理想、有健康的身体，你不怕失败，你可以做无数次的尝试，等待最后那一次的成功。有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年轻人吃苦不叫吃苦，叫有福气，因为你有选择的机会，有失败的资本。老了以后吃苦才真叫吃苦，比如你到了60岁，贫病交加，这才是真苦。在20多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目标，不要怀疑自己的未来，而且要坚信时间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这样，你就可以快意人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