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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贪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官场总有这种现象。以当今中国反腐为参照，看看古代历朝历代是如何反腐的？贪官起源于何时？这种说法不一，有的说起于汉朝，有的说开始于西周，更有的说早在殷商出现私有制时就存在了，治理贪官，古人一般采用三种方式。NO1.选拔时监控先秦时期，为了选到“有德”官员，出现了“察举”制度，面相社会公开推荐官员，在民间称为“举贤”。汉朝时期，察举已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是也更加规范，如果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受牵连。随后曹魏时期出现了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为了更好的选官。NO2.设立监察机构历朝都设置了类似于反贪局这样的监察机构，秦朝时叫做“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相当于副宰相级别，汉朝时提升为了宰相级别，御史大夫下面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监郡御史，地方郡县都配备了监察官员。汉武帝时期，还正式设立“刺史”，成为古代一种新型的“反腐办”，以后各朝代都有借鉴。除了官方机构外，还动员民间参与“举报”，鼓励越级上访。NO3.惩治手段秦朝对于经济犯罪的官员惩治很严，有“通一钱，黥城旦罪”之说，就是行贿一个钱，就要被惩罚在脸上刺字，再去修城。汉代的标准也是很苛刻，“赃二百五十钱以上即免职”，250钱在当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长衫也买不到。隋唐时是“坐赃论加二等”，如果是重臣，则加重处罚。宋元时期规定“赃满五贯文者处死”，五贯钱还不到县令半月工资。明朝时期的惩罚是最严重，流放、杀头、剥皮、灭族等重刑都被用于贪官，贪污银子60两就被“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其实在古代惩罚贪官最严重的手段就是：自发现后，其子女后辈都受牵连，失去了做官机会。但尽管如此，法律总有漏洞，不论古代还是如今，还是不断涌现出许多巨贪，无奈。我是趣味的历史，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我。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
收起展开全部现在反腐有中纪委，在古代也是有“中纪委”存在的。我国最早的“中纪委”，应该始自秦代，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皇帝，就有了“中纪委”。从公元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就设立了“中纪委”，这个机构一直延续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废止。御史大夫也好，巡按御史也罢，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职能基本一样，都是对各级官吏及其执法部门的言行进行监督，享有皇帝赐给的最高生杀权。秦朝时期，在皇帝之下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其中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就是掌监察的。《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写道，“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秦朝的御史大夫官职仅次于丞相，有“候补丞相”之说。秦始皇还对郡一级机构派驻监察御史，负责地方的监察工作。在秦朝，我国的监察制度已经基本形成了。为什么要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呢？因为各级官员是帝国老板皇帝请来的打工仔，老板怕打工仔偷懒怠工，尤其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帝国大厦倾覆，所以找一些监工来监督打工仔，使其尽忠尽职尽责，“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督察之意）之；畏监督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三国志·魏书》）。汉武帝时代，为了监督各郡太守、诸侯国相等“二千石长吏”，将京畿之外的各郡、国分为十三个州部，设秩六百石的刺史来“周行郡国，省察治状”并“刺举不法”。御史监察制度在明清两代臻于成熟。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皇帝下令“遣御史分巡天下”，监察御史在都察院任职时为内差，外出巡视则称外差。以所巡事项命名的，分为清军御史、提学御史、巡盐御史、巡关御史等，类似今日的“专项巡视”。专门巡视地方官员者，则称之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约略等同今日的“常规巡视”。明代全国巡按御史的分派是：“北直隶二人，南直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朝制度沿袭明朝，没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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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反腐倡廉典故之兄劝弟廉发布日期：2012-12-19 00:00
信息来源：本站
访问量：清顺治年间，侯抒愫任潍县知县时，操守清正。大商人郭某遭了官司，有十多个官员为其说情，侯抒愫都闭门不见。侯抒愫为官清正与其哥哥的劝导是分不开的。当初，侯抒愫任知县时，其哥哥侯抒恽就劝戒说：“我们家世代清白，你如果贪一文钱回来，我就不认你这个弟弟了。”}

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治官治吏史，也是反贪反腐史。我国古代反贪反腐主要表现在反贪反贿和对官吏的监督监察上。严刑重典。一是立法严峻。这在古代社会的前期和每个王朝的初期更为明显。商初有警戒公卿百官的“三风（巫风、淫风、乱风）十愆”罪。秦、唐、宋等朝代实行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保任（推荐和任命）连坐的法规。唐律规定，主管者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明《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处以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酷刑。这说明，历朝历代的立法都表现出从严治吏治贪的特点。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也重于常人。二是不赦贪官。很多帝王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历代罕见对贪官进行大赦。“知强行弱”。议法立法是“知”，执法执纪是“行”。“知”主要表现为监察制度，以监督监察为主要内容的反贪反腐机制，成为历朝历代国家权力运行中不可或缺的政治元素。从对官吏的监督监察制度看，它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成熟于隋唐，强化于宋明。古代监察制度主要是纠察官邪、肃正朝纲的御史监察制度，“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的谏官言谏制度。前者是对下监督，后者是对上（皇帝）负责，二者构成监督监察制度体系，几乎贯穿于古代社会始终。但在实践中，“知”表现为强势，“行”却软弱得多。周期循环。历史上，每个朝代可划分为初、中、后期。王朝初期，借鉴前朝教训，使腐败得到抑制；王朝中期，反腐力度逐渐减弱，腐败现象蔓延；王朝末期，腐败盛行，反腐无力无效。于是，老百姓便群体反腐，表现为农民起义，最终王朝。兴衰治乱，循环不已。贪官的生命里程也大体如此，少年勤奋好学，中年有所作为，老年走进班房。“上紧下急”。历史上多数帝王都有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的主观愿望，对贪官污吏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皇亲国戚，大都能坚决打击。而老百姓感同身受的正是官吏贪赃枉法，但他们只有在“逼上梁山”时，才揭竿而起，成为反腐败的极端表现形式。“中层懈怠”。虽然历代皇帝能强力反贪反腐，但中层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却表现懈怠。其原因是由于中后期中央政府式微，地方官吏对其没有畏惧感，他们一面高喊反贪反腐，一面大搞贪污受贿。其次，窝案串案严重，已形成公开或潜在的集团。第三，某些官员或对前途失望寻求平衡，或对利益诱惑难以抗拒等，便选择贪污受贿。有些官员也曾忧国忧民，但在贪腐的大环境下，最后随波逐流。四是“小巫见大巫”，高层官员贪腐引起百姓不满，下层官吏利用这种不满为自己贪污受贿作掩护，层层效仿。五是官吏主体意识缺失，对民族、政权的认同感模糊，甚至王朝末日临近，仍加紧贪污受贿。人治方式是腐败的潜在支持。清朝乾隆的反腐力度最大，但仍很严重。这是因为皇权社会是权力主导性社会秩序，重大事情由皇帝及中央政府决策，施政方式主要靠圣旨、钦差等形式去落实，在公共信息传媒落后、人们文化素养低下的条件下，百姓知情参与、发挥作用的程度很低。过于集中的权力，使官吏个人权力强化，给提供了支持。主体缺位，对腐败监控乏力。国家事务和社会发展没有民众参与，没有法制和监督监控，即使是强力反腐，也难收到预期效果。“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过是对生存权力、生命尊严的空洞呐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才是其时法律意志的价值和真谛。付出重大成本。由于专制的皇权体制，导致，滋生贪官群体，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付出的社会成本很高。王朝统治者为消弭因腐败对政权稳固带来的危害，需要加大付出稳定的成本。说到底，我国古代反贪反腐不能在法制轨道上正常运行，是由皇权本质决定的。虽然历代王朝不断修改法典，有作为的政治家、改革家也做过种种努力和实践，但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下的腐败问题。（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