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背景】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的第五种入篮货币。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后，SDR货币篮子权重构成变为美元权重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
　　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2019伦敦年会上，该机构发布的名为《以伦敦视角洞察人民币》的“人民币追踪特刊”显示，从2017年7月2019年7月，全球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11.31%，数量从1989家增长到2214家。
　　其中，非洲和中东地区使用人民币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幅最大，从2017年7月的143家增至2019年7月的173家，增幅高达20.98%。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为2.22%。同时，伦敦在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扮演领头羊角色。
　　【专题解读】
　　一、国际化货币及其职能
　　货币国际化是指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一个国际化货币的世界货币职能，就是在国际市场中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在此基础上，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具体的职能如下表：
　　通过上表可知，一种国际化货币能为居民或非居民提供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的功能。具体来讲，它可用于私人用途的货币替代、投资计价以及贸易和金融交易，同时也可用作官方储备、外汇干预的载体货币以及钉住汇率的锚货币。
　　二、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
　　1.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①提高中国的世界经济地位，并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
　　人民币国际化将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效率，从而大大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因为它们将更容易获取大量的人民币资产。竞争力的提高将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扩张。虽然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中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将大大有助于金融中心的建设。
　　②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
　　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是中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直接的收益。所谓铸币税，就是货币发行人依靠其拥有的发行货币特权，从而获得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则其他国家就必须接受中国的货币收支逆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非常低的发行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的资金，从而能够低成本地占有和使用别国的资源，就像是获得了一笔金额巨大的低息甚至是无息贷款，为我国提供一种新的国际资金来源渠道。
　　③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巨额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同时也增大了我们管理外汇储备的成本，影响了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当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后，一部份的国际贸易将通过人民币来完成支付，这样就可减少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所需要的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数量，从而有利于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并降低因汇率风险带来的外汇储备损失。
　　④降低汇率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更多的外贸和金融交易将由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因此，中国企业面对的汇率风险将降低;在计算国际清算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时，金融机构人民币资产权重的增加将降低风险。
　　⑤降低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历次美元加息周期，都会有国家遭殃。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进行了QE，美元贬值，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但我们无能为力。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时，全球资金会回流到美国，造成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要降低美元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一个办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2.人民币国际化负面影响
　　第一，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十分脆弱;中国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资本账户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一旦资本账户完全放开，可能会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中国正经受过度货币化。中国M2占GDP的比率为180%，一旦货币国际化，需要取消资本管制，但是如果取消资本管制，资本外流的规模可能十分巨大。如果没有资本管制，外汇交易需求将十分巨大，而且成本十分昂贵;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仍然有限，跨境资本流动的任何重大变动都可能极易导致中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第四，中国经济结构仍然缺乏弹性，企业应对汇率和利率变化的调整十分缓慢，企业需要资本管制为其提供喘息空间;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本国货币政策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当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时，金融机构可以轻易的从国际市场获得人民币。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同理，当采取扩张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时，部分人民币会流出境外，货币政策效果也会被削弱。
　　第六，如果一种货币完全国际化，则意味着投机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可轻易获得这种货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将非常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和路径
　　1.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①金融自由化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还不能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相匹配。更具体地说，由于货币市场存在缺陷，中国还不存在类似于美国联邦金率、英国官方贴现率和日本隔夜拆借率的基准利率，只放开了几个关键的并由市场决定的短期银行间利率。在人民币国际化之前，一个更加自由的利率形成机制应该首先到位。
　　②人民币离岸市场
　　货币可兑换性和一种货币在国际定价、结算、购买和支付的使用的增加是离岸市场发展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离岸市场设立在货币发行国领土以外，不受货币发行国司法管辖，并且离岸市场是一种货币国际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发达的离岸市场，人民币不可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③人民币汇率弹性
　　弹性汇率有助于远期市场上人民币的价格发现，有助于减少人民币汇率与均衡水平的偏离，减少货币价格的扭曲，特别是，人民币国际使用要求相应的资本项目自由化，那么在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同时，又能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时，弹性汇率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
　　2.目前中国采取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总体路线图：从结算货币、投资货币、最终到储备货币。
　　(1)第一阶段，实现人民币的计价结算功能，进一步发展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持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央行货币互换以及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市场建设等等。
　　(2)第二阶段，扩大境内外合格投资者的数量，全面推进国际货币的双向流动，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投资货币涉及到的工作有：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包括人民币债券市场、存贷款市场、保险和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资本账户开放，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流动。包括“沪港通”、“深港通”、QFII、RQFII、QDII、QDII2、QFII2、QDLP及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建设，逐步放开资本项目。
　　(3)第三阶段，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的汇率、利率市场化，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涉及到的工作主要是加入SDR，成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之一，这有利于外国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加入SDR的利益分析
　　(1)以此为契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加入SDR后，中国可以成为很多国际商品定价国，中国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借贷，人民币可以被更多的国家需求等等。
　　(2)获得认可，提高人民币声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迫切希望通过加入SDR提升自己在IMF和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声望。人民币和中国经济实力获得认可，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配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比重。
　　(3)SDR的代表性将得到显著增强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对建立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SDR货币篮子的作用明显。
　　(4)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国际货币无序变动，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下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入SDR篮子，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也有助于SDR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有序的方向发展。
　　【点评和例题】
　　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考点，随着我国国力的上升，近年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热点话题，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结合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改革等话题一起考查，颇受出题老师青睐。
　　例：什么是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谈谈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解。
　　思路分析：
　　首先，要先点出货币国际化的定义，然后过渡到人民币国际化。
　　其次，要着重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优点，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同时也要捎带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进行对比。
　　最后，谈自己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解，主要讲讲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或者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等等，还可以结合SDR的内容进行描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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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0年，回望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概有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是十年前想不到的。过去十年的五个意外第一，中国的GDP增速从2009年的9.4%，逐渐下降到了去年的6.1%。当然对于这个事实，可以有悲观和乐观的两种解释。一方面，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乐观者所预言的，在过去十年里仍然保持7-8%的增速。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像悲观者所预言的，遭遇到“硬着陆”。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表现仍然出色。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从2009年的8.5%，上升到了去年的16.3%。第二，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从2009年的141%上升到了2019年的245%（社科院数据）。这个事实，同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方面，十年前的乐观者恐怕不会想到，中国经济将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加杠杆。但一方面，悲观者恐怕也不会想到，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加杠杆，却没有发生任何接近债务危机的事件。第三，房价的迅速上升。十年前楼市空头，在一轮轮的房价上涨后，早已销声匿迹。而调控楼市，不论是十年前还是现在，对于政府而言都是极其困难，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第四，上证指数和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上涨。这个结果，恐怕是十年前的股市多头万万没想到的。但正如许多市场人士指出的，大盘十年不涨掩盖了市场内部的波澜壮阔。在银行、能源等行业长期低迷的同时，消费、科技等行业在过去十年中表现优异。第五，移动通信发展神速。2010年6月发布的iPhone 4，标志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微博微信到抖音B站，移动通信在过去十年中，深刻地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从淘宝到美团，电商的渗透率也在过去十年中大幅提升。MMT的黄金十年如果说还有一点想不到，就是现代货币理论（MMT）从十年前的默默无闻，到今天在政界和金融市场上都拥有了大批拥趸。这倒不是因为MMT的理论本身有多强大，事实上这些理论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MMT在政界成为热门话题，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贫富差距加速扩大，MMT主张通过政府赤字来达到充分就业，受到西方许多左翼人士的追捧。而在金融市场上的影响力，则是因为金融危机之后，MMT的预测能力比主流理论要好很多。过去十年，MMT的一系列预测，如政府赤字不会导致利率上升，以及货币宽松不会导致通胀上升，都是事前争议巨大，但在事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MMT的预测能力如此强大呢？在笔者看来，MMT有两个主要的理论来源：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以及凯恩斯理论。MMT大多数惊世骇俗的政策主张来自前者，而它的预测能力则主要来自后者。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凯恩斯理论诞生的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环境非常相似。过去十年全球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而结果就是“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至于有效需求为什么会长期不足，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家庭和企业都要去杠杆，导致需求不足。第二种解释是，人口逐渐老龄化，人口红利消退。第三种解释是，由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富人有钱不花，而穷人没钱花，所以需求不足。第四种解释干脆说，有效需求不足本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才需要特别解释。至于这四种解释哪一个是正确的，恐怕没人知道。社会经济的大时代，决定了不同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经济理论的本质是机制解释，或者说通过某种机制，来解释经济现象。现实中存在许多机制，哪种机制起主导作用，取决于大的宏观环境。不同年代诞生的经济理论，为了解释所在时代的现象，就会强调不同的机制。比如说，二战之后的六十年，有效需求相对充裕。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流经济理论，就会强调政府赤字会推高利率，从而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的机制。相比之下，MMT就会强调政府赤字会压低利率，从而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入”效应的机制。有效需求充裕的时代，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利率，就能使经济摆脱过热或过冷的状态，所以主流理论就会以货币政策为主导，相对轻视财政政策的作用。但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时候，像上世纪30年代和过去十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就会很明显，像现在许多国家已经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了，经济还是起不来，所以MMT的政策框架就会以财政政策为主导。对于学术界而言，机制解释的精确性和可积累性是最重要的，所以主流学派对MMT最多的批评就是缺少数学模型。但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模糊的正确远远大于精确的错误。而预测的正确，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起主导作用的机制。过去十年的全球经济，就是一个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这时MMT强调的机制就会变得更重要，而它的预测能力和主流理论相比也会好很多。也要看到，MMT的预测能力来自于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的时代背景。一旦全球经济脱离了低增长低通胀的环境，MMT的预测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另外，MMT很像一个非主流理论的大杂烩，其中有一些观点，的确为我们理解和预测经济提供了有用的视角，但不能因此就全盘接受其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需要采取个别观点个别分析，而不是贴标签的做法。像近期热议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其理论基础来自MMT中的货币国定论，而MMT的预测能力则主要来自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凯恩斯理论。从MMT看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正是适合MMT的环境。全球经济的长期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经济为什么仍然有相对出色的表现呢？MMT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视，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视角。相比主流理论，MMT更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并着力于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隔。在MMT看来，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时候，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的失效，不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不畅，而是由于实体经济缺乏融资需求。这时就需要财政政策发力，在需求不足的时候人为创造需求。MMT的很大一部分理论，都是在论证政府在财政上的约束，比通常认为的要小很多。而且, MMT认为财政政策不应追求预算平衡，而应追求整个经济的充分就业，也就是所谓“功能财政“。MMT的问题意识，来自西方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立的制度，以及在主流理论的桎梏下，财政宽松远远滞后于货币宽松的现实。而在我国，打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藩篱，远远比西方主要经济体要容易。原因在于我国的宏观管理的核心，不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分立，而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财政支出特别是基建，主要由地方政府来做，而金融资源则主要受中央政府控制。本世纪发展起来的“土地财政“也是如此，大多数房地产政策由地方政府制订和执行，”一城一策“，但对于房地产最重要的金融政策，像首付比率、房贷利率等，则是由央行来决定。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保留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和手段，中央又通过控制金融制约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预算软约束。但在必要的时候，也能够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从而实现了MMT所强调的财政扩张。不论是08年的“四万亿”，还是之后几次稍小规模的经济刺激，无不如此。像2012年夏天放松对融资平台的监管，使基建投资迅速回升。以及2015年3.30三部委地产新政，使房地产市场触底回升。过去几年来自央行的PSL贷款，大力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棚改进程。在过去十年中，我国经济之能够避免硬着陆，一大原因就在于财政能够有效扩张。而西方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欧元区，却一直都存在财政政策远远滞后于货币政策的问题。从MMT看关于债务问题的争论过去十年中，国内外对债务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对此MMT也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当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私人部门就会存在过剩储蓄。在MMT看来，这时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财政赤字来吸收私人部门的过剩储蓄。二是容忍经济不断下滑，最终通过更低的收入水平，来降低储蓄水平，从而消灭过剩储蓄。但第二种情况下，经济下滑会令人们更加悲观，从而更加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导致出现恶性循环。人们对杠杆率的一大担忧，就是债务风险。在MMT看来，以主权货币发行的政府债务，永远不会违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债务的主体，也就是国企、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或多或少都是广义上的政府债务，而且是以人民币发行的内债。再加上主要借款人主要是国有银行，可以通过地方债置换、企业债转股等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所以债务风险是不大的。许多人也有一个疑问，中国继续加杠杆的空间还有多大？在MMT看来，政府并不能无限加杠杆，但政府加杠杆的真正约束，不是预算约束或者违约风险，而在于资源约束和外部约束，也就是通胀和汇率。过去十年全球出于低通胀的环境，再加上我国有巨额外储和资本管制可以稳住汇率，所以通胀和汇率没有构成加杠杆的实质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杠杆率上升很快，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原因。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必然的，如果通胀重来，或者资本管制的放松，都会降低我国加杠杆的空间，增加债务风险。在有效需求长期不足，而且债务风险很小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加杠杆，成功地避免了经济陷入下降漩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需要为“四万亿”正名。但是，笔者不同意MMT关于政府债务是“免费午餐“的说法。不发生债务危机，不代表高杠杆率就没有成本。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财政主导下的资本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将越来越低。第二，不论是基建还是地产，都和土地市场密切相关，这就使得房价调控很难持续，而高房价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财富差距的扩大。第三，增加了对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财政分权，金融集权”的路径依赖，导致在土地和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正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解释过去十年的五个意外现在，就可以来回答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几个意外。第一，经济增速的下滑，一方面在于过去十年全球就是处于低增长的环境。而我国占全球经济占比的上升，原因在于“金融集权，财政分权“下，在必要时能够进行财政扩张。第二，债务上升，在于需要通过政府赤字来吸收私人部门的过剩储蓄。在这个意义上，不应该把上升的杠杆率全然看成坏事。更准确的说，高债务更像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本身，真正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长期不足。第三，房价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是“金融集权，财政分权“的核心，导致地产调控很难持续太久。由此而来的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又加剧土地供需错配，导致一、二线城市土地供不应求，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的房价。第四，上证指数十年不涨，原因在于不断上升的杠杆率，使投资者长期怀疑银行的资产质量。而有效需求的长期不足，导致传统重工业和能源行业的表现长期低迷。但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也使得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速，从而为消费提供了支撑。第五，科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也和宏观经济密不可分。过去十年低增长低利率的宏观环境，导致大量资金流入科技领域，造就了大批独角兽公司，也加速了科技应用于生活的进程。而财政扩张带来的大量投资，使我国的基础设施突飞猛进，是电商和科技产业链起飞的重要原因。未来十年最重要的经济问题MMT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十年很有启发。而展望未来十年，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接下来将是一个继续低通胀的时代，还是高通胀的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决定许多事情，包括主流理论和MMT的预测能力孰优孰劣。从前文提到的人口结构、财富分配，以及历史常态来看，低通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但历史也不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永远充满了意外。（作者为胡伟俊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白银货币化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 2020-08-05 08:57:12
成化二年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资料图片银锭。资料图片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早期打制银币。资料图片　　【争鸣与商榷】　　从全球史视野来看，明代白银问题非常值得关注，源自市场的明代白银，某种意义上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全球历史。明代为什么会有大量外银流入中国？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多是以当时欧洲不能制造出与中国商品相匹敌的商品来交换进行解释，这种只见外在不见本质的观点显然缺乏说服力。我们需要切实了解中国内部在经济全球化前夜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大力发掘利用中外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从市场崛起，孕育了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市场扩张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场经济。这里所说的早期市场经济是与传统自然经济相对而言的，其产品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交换的媒介是货币。明代张居正改革，赋役向货币税收转化，农民要将农产品通过市场卖掉，换回白银去缴纳赋税。这是货币经济化或者说经济货币化的过程，而货币经济是使用货币进行交换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经济是市场经济。明代白银货币化，突出了市场现象和市场的作用，因此笔者称之为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早期市场经济作为中国自身发展变化的驱动力，启动了中国前近代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见证了中国主动走向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大合流。如何从全球史视角展开我国历史上早期市场经济的萌生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前夜：白银自市场崛起　　明代白银形成主币，国外银两大量流入中国，早已是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对于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探讨，长期以来却属阙如，更罕有追问白银货币化历史发展过程意味着什么。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必须看到白银化与货币化不可相提并论。货币化，也即货币经济化，而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对于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的探讨，正是从白银货币化的市场起源开始的。　　明初建立宝钞货币制度，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根据《明会典》记载，有明一代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根本没有“银法”。由此可见白银作为货币本身不是出自明朝制度。白银使用从非法到合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我们称之为白银货币化过程。从民间土地买卖大宗交易市场来看，由于明初宝钞没有保证金、储蓄金等制度，而且发行无度，很快就出现了贬值的信用危机，明朝宝钞货币制度没有确立，白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货币开始出现在市场上。对第一手民间资料——明初洪武至成化119年间427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阶段梳理，可以发现白银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市场，是市场萌发调节作用的真实轨迹：一是洪武到建文时期，宝钞已经显示了迅速衰落态势，白银货币化趋势已经出现。二是永乐到宣德时期，宝钞经历了一个再发展又转向衰落的过程，宣德年间契约文书中出现许多实物交易，说明过渡出现了。三是正统至成化时期，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土地大宗交易，发展至成化年间，白银成为清一色土地大宗交易的货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白银推至了社会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地位。　　迄今为止明代白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一般中外学术界均以《明史》所记载的明英宗正统初年“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为据，认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并没有反映出问题的真相。一方面根据民间土地买卖契约文书，英宗时并无“朝野率皆用银”的社会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依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初年不仅没有“弛用银之禁”的专门法令颁行，而且在正统初年有关法令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想方设法地挽救宝钞，固执地采用宝钞的举措。白银崛起于市场，而不是从国家货币制度自然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毫无争议。　　大量明代官私文献显示，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是历史分水岭，一方面，白银崛起于市场，在市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中胜出，白银作为称量货币，具有自由银的本质，标志中国古代历朝铸造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在明朝中后期已经丧失。另一方面，成化末年，朝廷重臣丘浚注意到社会流通领域的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建议以“白银为上币”，是白银作为主币已经上奏到朝堂之上的证明。于是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市场崛起，到得到官方认可与自上而下合流，主要以赋役折银的方式，大规模推向全国的历程。市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说明市场与国家之间不仅存在博弈，而且也有调和，形成了新的动态平衡点。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通行于全社会，伴随着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赋役—财政货币化改革，引领整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农民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使得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在国内资源不足情况下，市场突破国界走向海外市场已呈不可阻挡之势。　　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根据明代民间第一手土地买卖契约文书，可以明了，经济全球化前夜（15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已悄然发生了白银的市场崛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并非出于国家法令推行，而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可视为中国古代经济转型的新起点。仅从制度史出发研究明代白银问题，是有局限的，无法揭示白银从市场崛起、代表的是早期市场经济的萌发，也不可能认识到明朝发生了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白银在流通领域快速崛起，在市场作用下，国家对于白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国计与民生两方面探讨白银货币化过程，货币化即市场化，这一过程打乱了明初原有的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引发了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市场与国家合力推动白银货币化发展进程，这正是前近代中国经济从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一转型，推动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大合流。　　经济全球化开端：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的连接　　明代成化、弘治之际，在中国社会强烈的白银需求推动下，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开始寻求海外资源，由此成为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的滥觞，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日本银矿。这是中国外来白银最早的源头。日本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从时间上看，日本银矿开采量的急剧增长，是在中国巨大白银需求下促发的。日本货币史专家黑田明伸指出：“可以认为石见银的需求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向中国出口。”　　二是美洲银矿。欧洲人探寻新航路的重要原因是对黄金的寻求，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重要转换，发生在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以后。西班牙人一到东方，几乎立刻发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青睐白银，因此开辟了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即跨越三大洲的所谓“大三角贸易”，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中国与全球。　　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人东来，中葡两国第一次正式交往的后果，是嘉靖初年明朝的一度闭关。中国白银供求关系不仅促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与当时国际上海盗兼海商纵横的无政府状况合流并愈演愈烈，而且促使明朝财政危机不断升级，迫使明朝中央到地方的财政货币化加速进行。此后明朝在平定海上“倭患”过程中转向开放，选择了改革路径和新的发展模式，使国内市场扩大与全球市场连接，将对外贸易政策从政治层面落到经济层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海。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得到朝廷允准。这标志着民间海商出洋贸易合法化，贸易模式从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一种新的东西洋贸易网络开始正式形成，促使民间海商迅速崛起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发展。明清之际，郑氏海商集团雄踞海上，建立了繁盛的海上贸易网，并在与西方“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上博弈中胜出，成为17世纪全球市场中最为活跃的海商力量之一。　　二是在广东澳门开埠。在市场作用下，财政危机迫使广东政府于1553—1554年允许葡萄牙人交纳商税进行正常贸易；接着1557年允许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的是繁盛的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积极参与下，以澳门为中心，不仅建立了与日本长崎的贸易航线，将大量日本白银运到中国，还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建立起环球国际贸易网络。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白银作为国际通用结算方式通用于全球贸易，形成了市场网络的全球性链接，大量美洲白银从多条国际贸易航线流向中国，同时助推了全球市场的早期发展。　　明朝开海政策使晚明与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代对外关系史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本土第一手官私文书与西方第一手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西方大航海带来的，其前夜明代白银不同寻常的货币化过程已经掀起了主动参与的第一波。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引进了贵金属白银，也开发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漳州月港开海和澳门开埠，创造出沿海地区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万历会计录》的研究表明，16世纪80年代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财政改革，国家实物与以力役为主的财政体系在向以白银为主的财政体系过渡，其中白银货币化已占有41%的比例，而关于河南省这个农业大省田赋个案的分析也表明，白银货币化比例竟然高达71%。中国市场扩大发展直接激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与间接促发了美洲白银矿产大开发，推动大量外银流入中国，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积极与全球市场进行互动。对此，有学者提出的外银流入才引发一条鞭法改革，外银拯救了中国市场之说，是本末倒置了。16世纪东西方具有许多共性：民间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市场参与调整提供了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明朝主动走向全球贸易，不失时机地成为全球大合流的预流者，是全球经济体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要贡献者。　　供求关系是经济学基本原理，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早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也是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演进过程。16世纪经济全球化开端之时，东方与西方普遍存在货币是财富形态的观念，获得金银的途径是开采金银矿和对外贸易，当时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及地区之间贸易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中的中国商品存在着比较优势，白银需求过度，供给不足，存在着巨大缺口，而海上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利润空间。明朝通过内部市场驱动力与一系列制度改革，主动与世界市场接轨。16—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输入到中国。美国学者丹尼斯·弗林与阿图罗·吉拉尔德斯提出了世界贸易诞生于1571年的观点。笔者则认为应该提前到16世纪40年代中国白银需求直接引发日本银矿大开发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明朝不是被纳入一个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而是积极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初步建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经济全球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结语　　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将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发展带入经济全球化构建和思考之中，综合考察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以及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经济全球化开端时期明代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前夜，白银货币化崛起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启动了中国传统经济向早期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嵌入并推动国家一系列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和国家财政体系乃至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明代白银不可逆转地成为流通领域主币、国家统一的财政计量单位和国家赋税征收形态，中国出现了一个白银时代。　　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中，国家在制度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社会上商帮兴起，历史发展进程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博弈与合作交错的复杂过程，而整体社会变迁不能简化为国家法令推行的单向过程。　　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产生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需求决定供给，推动社会力量依靠市场扩大发展，主动走向海外市场的寻求，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蓬勃兴起，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大开发和间接引发了美洲银矿大开发，引领了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潮流。　　白银货币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多面性，主要具有两种性质：一是建设性，一是破坏性。海上贸易的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财政窘况频现；整体社会变迁，国家面临错综复杂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全面冲突，矛盾难以调和。　　17世纪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全球货币危机，欧洲的西班牙和亚洲的明朝相继走向衰落均与此有关。这是16世纪全球白银贸易发展最繁盛国家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主要依靠外来资源，无法抵御外部变化的冲击。（作者：万 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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