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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 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主要起着衡量和转移与个别商品相分离的价值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货币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它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文化的底蕴。 首先 ，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 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 货币化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 人 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 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惟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 其次，货币 是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的产物，它所体现的价值和价值交换，本质上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 会关系的交换，货币形式的变迁记载着社会制度形式的变迁。 在经济活动中的货币，不仅因 为社会而具有重要性，而且也只有通过社会才获得它的价值。 它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作 为一群人的共同的行为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尤其是，在商品经济社会，货币进入了社会 的各个细胞，牵动着社会每个成员的生存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 尽管货币是整个社会的共同 创造物，但是对于每一个单个人来说，它仍然是不依赖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 最 后，货币交换和形态发展的成熟度乃是量度人性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 货币的存在 并不是货币自身的单纯定在，就货币属人的本性而言，它既作为人的异己对象，又作为人的 活动对象，是属人的存在。 货币与人性、人的自由相联系。 货币被深深地烙上了人类智力进 化的印记，正是人的智力水平使得一些本不具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对象之间有了对等的关系， 货 币体现了这种社会的抽象理智。 如马克思所言，“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 资料之间的皮条匠。 ”??〔1〕?正是这个“皮条匠”给人类的个性存在和自由开辟了无 限大的活动空间。 货币反映并升华了人对于他的目的、他的力量施加的对象以及他无能为力 的对象的实际关系。 ? 开展货币哲学讨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其一，当代急剧发展的成熟的货币经济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得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生活和活动的焦点、关键和要害，对此问题 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在展开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中，去关注和解答现代人生命被物化的本质奥 秘。 在都市化的生存空间里，人们通过包括交换、所有权、个人自由、贪婪、挥霍、生活风 格、文化等，能够充分感受到货币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活动空间；同时， 由于人类“现代性”生存状态至今摆脱不了货币经济的 *** 和支配，货币的存在与流动，正 在加速改变着现代人生存交往的理念和方式，人们越来越感到，货币在开拓私人财富和私人 生存空间的同时，却程度不同地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 尤其货币对现代人性的改变和 侵蚀的事实，使我们至今无法消解类似马克思、席美尔、卢卡奇曾对货币、资本所持有的忧 患意识。 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理应包含对货币的哲学批判。 这种批判有助于我们揭示当 代货币经济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去关注当代人生命的形而上学问题。 ? 其二，我国正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货币经济 。 当代中国人需要一种成熟的、健康的、适时的货币社会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除了懂得怎 样用钱、怎样理钱、怎样对待钱外，还要深刻地认知货币与人性、货币与自由、货币与人类 交往、货币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真解读货币的手段与目的、货币的真实性与虚 假性、货币的能动性与杀伤性等矛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度推进，在中国人告别了 传统的义利观后，一种新的货币观念，正在国人心理中发育。 货币经济承载和关联着社会的 各个阶层和各种事物，并正在导致整个中国社会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变化，对国 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变化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经济现象，它已 进入了人的精神领域。 ? 其三，展开货币哲学讨论是国内经济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需要。 国内经济哲学的研究应当从 “什么是经济哲学”的讨论，转入经济哲学重大个案问题的研究。 而货币既是一切经济活动 的润滑剂，又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属人本质，更能揭示出人的生存世界的矛盾及其异化根源 等问题，因此，它有着重大个案问题的代表性。 应当说，历史上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探讨货币 问题的思想家比比皆是。 如，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斯密、马克思和席美尔等。 国外货 币哲学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席美尔的《货币哲学》(1900)，此后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所关涉到的某些哲学问题研究。 如凯恩斯的《货币论》、米尔达尔 的《货币均衡论》、托马斯·梅耶的《货币、银行与经济》；二是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 、心理学等领域来研究货币问题。 如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 ——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小劳埃德.B.托马斯的《货币、银行与经济活动》、安德 里斯.R.普林多的《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栗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等。 国内有 关货币哲学的讨论似乎尚未开始，只是有一些介绍和评价席美尔的《货币哲学》的文章，如 刘小枫的《<金钱·性别·生活感觉>——纪念席美尔货币哲学问世100周年》；还有 学者从社会学或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货币问题，如林继肯的《货币神奇论》(《 东北财经大学 学报》2002)；在某些社会科学著作的章节中也有学者谈到了货币哲学的有关内容， 如李维 森的《经济学如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尽管如此，在我国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的今天 ，货币思想、货币理念的发育发展应当与货币的发展相一致，我国货币哲学理论研究匮乏的 现状应当改变。 ? 关于货币哲学研究的路径席美尔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理念：一是从承载货币之存在的实 质和意义的条件出发阐释货币；二是从货币对内在世界影响的角度考察货币的历史现象、货 币的观念与结构及对个体生命的情感、个体命运的连接，对一般文化的影响；三是从社会生 活入手剖析货币的本质，剖析产生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所满足的需求；四是综合考察货币对 整体的人类生活的影响，以此建构起人类理想的生存图景。 总之，哲学对货币的解读，主要 有三个视角：(1)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货币存在的社会本质。 (2)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揭 示交往与货币的互动关系，从而认清货币与交往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 (3)从人 性和人的自由、平等、公正的角度来揭示货币的人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美学的重要理念。
? 当前，货币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西方经济学货币哲学思想与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 比较。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关于货币的外在运行规律与现象的科学，是经济现象的表层理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则是深入到货币内部本质的关于货币的深层本体论。 马 克思的资本论在揭示货币的动力学机制的同时，深入剖析了这个动力学机制内部的深层人 学价值。 其伟大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正在于深刻地揭示了货币内在力量的人学来源，以及 通过货币增殖与流通过程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生成过程，并在此科学分析的基 础上，分析了货币对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 ? (2)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以及在当今废除金本位以及电子货币出现 之后货币本质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当代虚拟经济对市场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 理 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具有深刻的人学内涵，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人们之间经 济关系的价值表达形式。 在金本位废除之后，货币本质没有根本性变化，但在表达形式上采 取了虚拟的形式，由此导致货币在市场中的流通方式与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作用发生基 础性变化。 ? (3)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关于货币运行机制的理论，以及现代货币流通方式的新特点与新 机制。 《资本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流通机制，揭示了以货币为交换媒 介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显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基本结构与本质特征。 随着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出现，今天的货币流通 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货币关系的深处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并且由此衍生出相应的政治关系与意识形态关系，并对这些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 ? (4)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中货币伦理思想。 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货币伦理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特别是《资 本论》中这些伦理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货币及其各种 变化形态，特别是虚拟经济中的新货币形态，以及信用机构、股票市场的发达与电子货币的 出现，对人们的伦理观念产生了新的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的建设中，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的货币伦理观念，如何建设这些伦理观念，以及如何建立社 会信誉体制等等。 ? 关于货币哲学的研究方法有三：(1)文本的学习与解读。 从马克思经典原著出发进行双向度 的解读，从而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链条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从马克思所处的思想环 境和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在研究方法上对货币进行历史哲学、人学 、 社会哲学和伦理学深度透视的智慧和精髓；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思想内涵的历史时空的超越 性，寻找理论的现代性意义和实践上的张力，尤其是结合中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 问题，从中获取指导性的实践启示。 (2)思想史的梳理与提炼。 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历史，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发展历史，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资本 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思想的发展历史，来认真梳理和寻找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的逻辑、方法 和论述的体系，充分体现研究方法上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史料与观点的统一、事实判断与 价值判断的统一，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繁杂和艰巨的。 (3)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法，展示马克思思想的实践性、科学性、批判性的风格和特点。 主要从今天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紧密联系由货币功能所引起的人的生存状况、精神现象、价值 取向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和讨论；依据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来诊断当 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回答经济理论和经济行为中的疑难问题；同时，立足于新的实践， 积极吸纳当代人的文明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 ?',getTip:function(t,e){return t.renderTip(e.getAttribute(t.triangularSign),e.getAttribute("jubao"))},getILeft:function(t,e){return t.left+e.offsetWidth/2-e.tip.offsetWidth/2},getSHtml:function(t,e,n){return t.tpl.replace(/\{\{#href\}\}/g,e).replace(/\{\{#jubao\}\}/g,n)}},baobiao:{triangularSign:"data-baobiao",tpl:'{{#baobiao_text}}',getTip:function(t,e){return t.renderTip(e.getAttribute(t.triangularSign))},getILeft:function(t,e){return t.left-21},getSHtml:function(t,e,n){return t.tpl.replace(/\{\{#baobiao_text\}\}/g,e)}}};function a(t){return this.type=t.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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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基调九年不变 今年有了新内涵_中国经济网
2018-12-22 11:11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12月22日电 (谢艺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基调已经连续九年维持不变，但表述出现了新的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会议还强调，“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　　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今年的会议则要求，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如何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成为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　　2018年，中国除了年初确定的全年减税降费1.1万亿元的政策措施外，又出台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措施，全年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1.3万亿元。　　“未来政策重点或将体现在加快推进增值税三档变两档的调整、加大出口退税力度、降低企业非税负担、降低社保费率等方面。”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告诉记者。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说，如果财政赤字在扩大支出和减税规模方面的结构比例水平与2018年一致，那么2019年的减税规模大约为1.64万亿元。其中针对个人的减税规模将在5000亿-6000亿元左右，针对企业的减税将在1万亿元左右。　　货币政策如何松紧适度？　　2019年的货币政策相比今年也将有新的变化。　　2018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要求是，“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2019年则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2019年的货币政策会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实施适时、适度地向偏松方向的调节；会继续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他判断，2019年的货币政策还会在加强协同，控制好节奏，做好预调、微调等方面加以强化。　　潘向东分析，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配合，为了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更好地实现稳增长，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准、降息均有可能。　　连平也指出，为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政策会运用各种工具，包括定向降准以及货币市场投放流动性的一系列创新工具，甚至是一些传统工具，比如再贷款等，以有目的地、定向地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对小微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同时，将运用相关工具，针对性地降低对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给中小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低成本的融资。　　为何财政和货币政策表述要变化？　　会议在肯定今年成绩的同时，提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给民营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中小企业出现生产收缩、利润下降、甚至停产等情况。　　为此，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而去年的会议要求，宏观政策“要统筹各项政策，加强政策协同”。　　“发展民营经济，除了减税降费，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财政体制改革，建立长效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表示。　　会议还提出，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华鑫证券分析师曹愻川表示，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包括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从制度层面保障了企业成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八个字是啥意思？　　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持续推进。　　今年的会议通稿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内容有了更丰富的含义。　　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　　巩固意味对前期成果的肯定。曹愻川分析，此次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预计前期各类相关政策后续仍将继续推行，但针对性更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指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外部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当前国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向有不同声音，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等，实际上是表明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坚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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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柠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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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2023年02月23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学会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楼继伟在申万宏源2023资本市场春季策略会上发表了“中国财政与长期经济展望”主题演讲。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学会会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楼继伟　　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楼继伟表示，首先必须明确，财政赤字货币化或政府债务货币化，无论在我国或在其他国家都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现象。我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明确立法，不允许中央银行通过一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为财政赤字直接融资，在制度层面做出了明确的限制。但是政府债务货币化做为一种现象，在特定国家以及特定的经济周期中是确实存在的。主要发生在经济低迷时期，非政府部门无意愿或无能力投资和消费，金融部门认为借债方信用过低也不愿意给予融资。这一时期确实需要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过发行债券对政府债务融资。货币政策通常处于量化宽松状态，中央银行从二级市场大量购买国债和其他资产，市场利率极低甚至接近于零利率。从而政府债务可以极低的利率从市场融资，形成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特定国家是指成熟的发达国家。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出现这种现象，因为政府信用和货币信用都比较低，财政和货币政策大规模扩张往往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货币大幅贬值和资本外逃。　　还有一点也需提醒注意，各国中央银行都在二级市场购入和卖出国债，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与财政赤字货币化无关。我国中央银行从不做类似操作，而是发行和回购自行创造的各类工具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这种做法需要对冲各类工具到期产生的流动性变动，操作成本高、透明度不足，市场方需要计算净投放或净收回的流动性。还是应当借鉴国际通行的做法。　　他列举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国际案例。财政赤字货币化最典型的场景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到现在仍未结束。九十年代初期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30多年来维持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国债利率长期处于近零状态。政府债务率从不足100%到现在达到250%，日本央行也开启了“零利率+QE”时代，通货膨胀率到近期因输入性因素才超过了2%。多年来日元汇率虽有波动，但目前的汇率水平大致与九十年代相当。日元作为完全可兑换货币，成为全球资本做carry trade（套利交易）的工具，本国企业也可低利率融资大量在海外投资获得超额回报。日本经济最需要的是结构性改革，但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日本经济早已崩溃。　　美国出现了两个周期的“财政赤字货币化”。　　第一次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除了增加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外，还推出TARP计划，发行约7，000亿美元特别国债，一部分以累积可转优先股方式入股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充实其一级资本。另一部分用于从市场上购买MBS，防止其价格过度下跌，稳住市场预期。美联储实施了多轮量化宽松，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了4倍以上，从二级市场大量购入国债，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2009年股票市场快速回暖，金融机构得以在股票市场融资补充资本金，一部分有毒MBS破灭，大部分MBS止跌回升。5年之后TARP计划的资金得以逐步回收并有所盈利。美国经济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快速走出。　　第二次是在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到现在仍未结束。疫情后美国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再次出现。问题在于扩张性政策退出太晚，2021年3月已经出现通胀苗头，仍通过了巨额的财政支出法案，美联储维持零利率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流动性为国债低成本融资和推高资本市场价格。去年二季度随着通货膨胀率快速抬头，美联储不得不快速加息应对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股债双杀”，去年是全球配置型投资者最为艰难的一年。　　在2009年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也应采取阶段性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由于欧盟有统一的中央银行，没有统一的财政，各国的财政状况十分不同。有的南欧国家因为过度福利化，税收能力差，财政赤字率过高，在欧盟内部达不成统一的意见，最终要求脆弱国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重点是结构性改革。欧央行虽然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债风险过高的某些国家并不给予更多的购债支持。一直到2020年疫情发生，欧债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本轮疫情对欧洲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欧洲各国也采用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杠杆率快速上升，利率高企，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压力。当年7月21日，欧盟领导人在欧盟特别峰会上达成了“历史性协议”，这项协议是总额18243亿欧元的一系列财政扩张计划，其中包含协助欧盟疫情复苏工具即下一代欧盟计划（NGEU） 7500亿欧元，以及长期财政框架（MFF）10743亿欧元。与之相应的是由欧央行推出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并实行降息政策，间接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进行货币化融资。2022年多重因素导致欧洲通胀高企，3月欧央行实质上削减PEPP，并于7月加息，目前正在防止高通胀和防止经济衰退之间，两难平衡。　　他表示，国际经验表明在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受到重大冲击等情况下，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不可缺少的政策选项，同时必须掌握好退出的节奏，否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另一点更为重要，财政赤字货币化代替不了结构性改革，只是为结构性改革购买下时间。　　而对于我国的特殊场景，楼继伟表示2020年疫情爆发三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受到的冲击也十分严重，目前还没有从“供给冲击、需求不足、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完全走出，财政货币政策也都处于扩张的状态。目前企业和个人都处于恢复信心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消费和投资大概率不会出现报复性反弹。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可以加大一些，特别是增加中央预算赤字，主要是加大经常性支出用于“三保”。三年来也产生了一些财政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做法，但截止到目前，我国还不需要采取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反而是在过去一段时期，出现了市场流动性大量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集中的特殊现象。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通常是地方隐性债务的载体，做法是各地“城投公司”发行城投债。中央银行用各种政策工具释放出来的流动性，由于传导机制缺陷大量的转为对城投债和房地产业融资。所谓机制性缺陷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出借方常常抱有“城投信仰”，认为当地政府不会让融资平台公司破产。地方政府也常常抱有“救助信仰”，认为中央政府不会让地方财政破产，最终会出手救助。第二、城投债通常为“高息刚兑”结构性固定收益产品，甚至“名股实债”，投资人风险厌恶偏好强，理财公司销售这类产品十分有吸引力。第三、坚信房地产价格只升不降，从而居民杠杆率快速抬升，借款尽快买房甚至炒房，金融机构也认为房地产抵押物更为安全，贷款更为集中到房地产业。第四、一段时期“资金池”、“通道业务”等金融工具泛滥，金融机构利用这类工具将资金和风险“出表”，资金主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公司。第五、地方融资平台同房地产公司在资金融通上形成了正反馈机制，房地产价格越高涨，房地产公司负债率就越高，资金流转越快，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也就越高，地方融资平台就更有还款来源。由于这些机制性缺陷，市场流动性大量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　　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政府债务为46.55万亿元，负债率为45.8%。其中，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0.8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万亿元，均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数据不可能有官方统计，市场方估计在30~50万亿元。更有市场方人士利用财经数据平台，搜集各地城投公司债务余额，加总竟有65万亿元之多。对这些数据我很难做出评判，总的情况是数量巨大，而且同房地产公司债务高企，居民债务率快速上升交织在一起，蕴藏着系统性风险。　　如何化解系统性风险又在此过程中不爆发风险，是今后一个时期对我们重大的考验。他认为，措施可以聚焦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补上机制性缺陷，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总的方向上，2015年起中央陆续提出去杠杆、“房住不炒”，坚决遏制地方隐性债务增量，有效化解存量。在金融领域，近年来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资金池”、“通道业务”等金融业务已被清理，已不得新发行“高息刚兑”产品，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将资金和风险“出表”，适当分离所办理财公司等等。在财政领域，中央文件明确省级政府要承担起化解隐性债务责任，中央财政不予救助。并要求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当然完全补上机制性缺陷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设计和推行过渡性措施，是最为困难的。地方专项债券对应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建设项目，目前这类项目越来越少，但中央向各地安排的专项债额度还在增加。除了继续安排地方再融资债券外，还可以批准将一部分专项债额度用于借新还旧，这有助于逐步消化隐性债务。更难解决的是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房地产“三高”运行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由于各种因素作用，2022年大量的房地产企业现金流断裂，甚至申请破产。“烂尾楼”也大量增加，又引发了“断贷潮”，购房业主、商业银行、甚至城投公司都卷入其中。在预期转弱的现状下，简单的刺激购房作用不大。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针对性的综合施策，首先要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去年11月发布的“金融16条”就是比较有效的做法，属于过渡性措施，着力于在化解风险过程中不产生新的风险。最终要过渡到取消“预售制”，这是房地产“三高”运行的重要节点之一，我估计过渡期至少需要几年。　　更为重要的也是更为艰巨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我国租房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央各部门早就提出提高租房比例，并要求“租购同权”，但进度并不理想，十四五规划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要求。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制度性问题，户籍、就学、就医、甚至买车都同住房所有权挂钩，居民多购少租也是不得已。解决制度性问题需要结构性改革，这需要克服大量的既得利益障碍。有一个数量指标可以表达扭曲的严重程度，即租购价格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实现了“租购同权”，租购价格比不超过15年，也就是不足15年的房租相当于购房价格。我国一些一线城市这个比例达到了30年以上，反映了制度扭曲溢价。十四五规划确立的这一结构性改革任务是艰巨的，需要各部门、各地方共同配合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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