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疆域形成以前,遵义疫情最新消息今天又封了府一直属于中原吗

第一章 特殊的地理环境

1、贵州地貌的特征和类型

2、贵州的自然资源优势

教学方法:讲授、提问、讨论、多媒体演示 教学时数:3学时

地貌也叫“地形”,即地表(包括陆地和海底表面)各种形态和形态组合的总称。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 1000 米左右。全省地势可分为三大阶梯:西部大方、织金、普安等地以西,平均海拔1500 米以上,是最高一级阶梯;东部沿河、思南、江口、三穗、锦屏、榕江等地以东及荔波、罗甸一带,平均海拔 800 米以下,为最低一级阶梯;中部广大地区为第二阶梯。从面上看,全省最高处是西部威宁,平均海拔 2166 米,最低处是玉屏,平均海拔 541 米。从点上看,西部赫章韭菜坪最高,海拔 2901 米,最低处是东南部黎平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 148 米。

(二)地貌类型。贵州地貌类型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

(三)地貌区域差异。在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和自然力的影响下,贵州地貌区域差异明显。

1.贵州东部山地丘陵区。范围包括梵净山、雷公山以东。地势东高西低、除梵净山、雷公山以外,海拔大都在 800 米以下。

2.贵州北部中山峡谷区。范围包括大娄山以北,地势南高北低,海拔在 800~1200 米之间。以中山峡谷地貌为主,丘陵、盆地、岩溶洼地也有零星分布。

3.贵州中部山原丘陵盆地区。范围包括黔西、织金以东、黄平以西、绥阳以南和镇宁、惠水以北地区。地势自西向东和自中向南、北倾斜,海拔在 800~1000 米之间。

4.贵州南部山地河谷区。范围包括苗岭中段以南的地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海拔 1200~1500 米,南部红水河一带海拔 300~400 米。

5.贵州西南部山原丘陵地区。范围包括普安县以南、望谟县以西、南盘江以北地区。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北部海拔1500~2000米,南部南北盘江河谷地带海拔 400 米,西部海拔1400~1800 米,东部海拔800米以下。

6.贵州西北部山原山地区。范围包括盘县,晴隆县以北、黔西县、织金县以西地区。地势西高东低,海拔 1400~2400 米,最高峰达 2901米,相对高差一般 400~600 米,最大为 700 米,是全省最高地区。

气候是指某一地区多年的天气特征,包括平均状况和极端状况。贵州的气候温暖湿润,类型复杂多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东半部在全年湿润的东南季风区,西部处于无明显干湿季之分的东南季风和干湿季分明的西南季风过渡地带。

(一)气温。由于海拔较高,纬度较低,因此,贵州的冬温较高,夏温较低。各地年均气温在 8~20℃之间。南部、北部和东部河谷地带为高温区;西北部地势较高地带为低温区。南部红水河和南、北盘江河谷地带,年均气温在 20℃左右,是省内气温最高地区。东南部的都柳江和北部的赤水河河谷地带,年均气温在 18℃以上。

(二)降雨量。贵州离南海较近,处于冷暖空气经常交锋地带,降雨量多,年降雨量在 850~ 1 1600 毫米之间。有 3 个多雨区和2个少雨带。3 个多雨区所降雨量均在 1300 毫米以上。贵州各地年降雨量比蒸发量多,达 50%以上,常年雨量充沛。

(三)日照。贵州阴雨多,日照少。日照时数在1050~1800 小时之间。日照西多东少,最少的在北部大娄山区。

(四)地域差异及类型。由于贵州地面起伏崎岖,加上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的差异,使得气候的地域差异比较大。

(五)气象灾害。贵州主要灾害有干旱、秋风、凌冻、冰雹。此外还有倒春寒、秋绵雨、暴雨和大风等。

河流是指沿地表线形凹槽集中的经常性或周期性水流。贵州河流纵横,河网密度较大。流域面积 1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 984 条。其中流域面积 10000平方千米以上的有 7 条。河流多发源于西部和中部山地,顺地势向北、东、南三面分流,以苗岭为分水岭、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以北属长江流域,流域面积为 11.57 万平方千米,占贵州总面积的 65.7%;以南为珠江流域,流域面积为 6.04 万平方千米,占贵州总面积的 34.3%。属长江流域的水系有牛栏江横江水系,赤水河綦江水系,乌江水系及沅江水系;属珠江流域的水系有南盘江水系、红水河水系,北盘江水系及都柳江水系。除地表河流以外,贵州的地下河流也比较多,已探明的地下河流有 1097 条,较大的地下河系有 23 个。全省河网密度按 10 千米以上河流计算,每 100平方千米河长有 17.1 千米。贵州的主要水系有:

(一)牛栏江横江水系:位于贵州省西部的威宁县,省内流域面积 4888平方千米。

(二)乌江水系: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东北部,下游部分区域位于四川盆地边缘,干流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的最大支流,发源于贵州省威宁县盐仓镇西南面,省境内河水 889 千米,流域面积 66807平方千米(含省外为 69313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37.9%,是贵州

最大的河流。乌江源流称为三岔河,自西向东流经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安顺市,在织金和黔西交界处与北来的六冲河汇合后称为乌江,自西向东流至思南县后转向北流,在重庆市的涪陵汇入长江。

(三)赤水河綦江水系:位于贵州省的北部,包括直接汇入长江上游段的中等河流赤水河、桐梓河和綦江上源松坎河,省内流域面积 13802平方千米,涉及毕节地区的毕节、大方、金沙和遵义市的红花岗、仁怀、赤水、习水、桐梓等 8 个县(市、区)。水系内较大河流

有赤水河、桐梓河、松坎河等。赤水河是长江右岸的一级支流。

(四)沅水水系:源于贵州省中部,从贵州东部出省后经湖南、湖北汇入洞庭湖;干流全长 1022 千米,流域面积 89163平方千米,省境内面积 30250平方千米。

(五)南盘江水系: 南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马雄山,流经滇、黔、桂交界处的三江口(即黄泥河口)后,成为黔、桂两省区的界河,至双江口与北盘江汇合后称为红水河。干流在贵州省境内长度 263 千米,流域面积 7651平方千米。

(六)北盘江水系:位于贵州省西南部,发源于云南省宣威市板桥乡西南,自西向东经宣威,至都格入黔境,再折向东南往茅口、盘江桥、白层至望谟之蔗香与南盘江汇合,全长 450 千米(贵州境内352 千米),流域面积 26538平方千米(贵州境内 20982平方千米)。

口处多年平均流量 384 立方米每秒,多年平均径流量 121 亿立方米。

(七)红水河水系:南、北盘江汇合后称为红水河,自西向东在黔、桂交界处流过 106 千米后折向东南进入广西境内,贵州省内流域面积 15978平方千米。

(八)都柳江水系:西江的第二大支流。省内流域面积 15809平方千米。

土壤是指泥土,即地球陆地表面能生长植物的疏松表层。贵州的土壤类型复杂多样。地带性土壤、非地带性土壤和耕作土壤交错分布。地带性土壤有砖红壤性红壤、红壤、黄壤、2 黄棕壤、山地灌丛草甸土;非地带性土壤有石灰土、紫色土等;耕作土壤包括水稻土壤和旱作土壤。在各类土壤中,黄壤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占贵州总面积的 38.6%;其次是石灰土,占贵州总面积的 24.4%;第三是红壤,占贵州总面积的 10.8%;第四是黄棕壤,占贵州总面积的 5.9%;第五是山地灌丛草甸土,占贵州总面积的 4.4%;第六是砖红壤性红壤,占贵州总面积的 0.18%;第七是水稻土。

(五)山地灌丛草甸土。

植被是指覆盖地面的植物及其群落的泛称。贵州植物种类繁多,并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性质。地带性植被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部地区则发育了南亚热带且具热带成分的常绿阔叶林。

(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自然资源泛指天然存在的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如土地、矿藏、气候、水利、生物、海洋等资源。贵州地处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山区,自然资源丰富。

土地资源是指可以开发利用的陆地、水域等形式存在的资源。贵州土地总面积 176167平方千米,合 26425.05 万亩,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8%,在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居第 16 位。贵州土地资源的特征,一是山地丘陵多、平地少,土地类型多样。在贵州土地总面积中,山地占 61.7%,丘陵占 30.8%,坝子仅占 7.5%。土地资源分布于 4 个 热量带:其中处在北亚热带或暖温带高原,高中山温凉湿润条件的面积占 9.4%;处于中亚热带山原和湿润条件的占 80%;处于中亚热带 低山丘陵温暖湿润条件的占 10.1%;处河谷南亚热带暖热条件的面积占 0.5%。由于地势起伏大,土地资源垂直差异明显。二是喀斯特土地面积大,特征明显。喀期特山地丘陵土地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生态环境脆弱、土层浅薄。三是山高坡陡,中低等土地资源比重大。贵州土地平均坡度21.5度,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占贵州土地面积的35.07%,35 度以上陡坡占贵州土地面积的 8.65%;贵州土地中,一等地约占20%,二等地占 43%,三等地以下约占 37%。中下等耕地占耕地面积的 80%。四是林牧地分布不平衡。贵州可供林牧用的土地中,一等地占 17%,二等地占 33%,三等地占 25.3%,四等地占 23.8%,其中林业用地主要集中在黔东南自治州,其次是铜仁和遵义,毕节和六盘水最少。草地主要集中在黔东南、黔南、遵义和毕节,其次是铜仁和安顺,六盘水和贵阳最少。

贵州的土地类型主要有:

(一)河谷河川与平地。

水资源指可资利用、可更新恢复,供永续开发使用的水源。贵州水资源丰富,居全国第 9 位。贵州水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一)资源丰富。贵州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035 亿立方米,另有入境客水 153.7 亿立方米,居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 9 位。贵州单位面积产水量为 58.8 万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 2760 立方米,丰水年水资源量为 1201 亿立方米,一般枯水年水资源量为 900 亿立方米,特枯年水资源量为 735 亿立方米。

(二)时空上分布不均衡。受降雨的季节性影响,时间分布上,每年 5~7 月河流水量丰富,是丰水期;冬春季节水量明显减少,出现枯水期。空间分布上,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趋势。流域分布上,长江流域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 668 亿立方米,占贵州水资源总量的 64.5%,其中乌江水系为 376 亿立方米,为各水系最多,占贵州径流总量的 36.3%;珠江流域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 367 亿立方米,占贵州水资源总量的 35.4%,其中红水河水系和柳江水系分别为 121 亿立方米、105 亿立方米,占贵州水资源总量的 11.7%、10.1%。从行政区域的分布上,最多的是黔东南自治州,为 186.9 亿立方米,占贵州水资源总量的 18.1%;其次是遵义市,为 136.5 亿立方米,占贵州水资源总量的 17.1%;最少的是贵阳市,仅 41.6 亿立方米,占贵州水资源总量的

(三)岩溶水分布广、水量丰富。

(四)贵州地表水天然水质良好。多数河流为微硬水、总硬度为140~290 毫克/升,偏碱性。东部河流为软水,总硬度在 70~140 毫克/升。

自然界可供开发利用的具有生命的物体,包括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贵州处于亚热带温湿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多类型的土地资源与光雨热同季的良好气候、繁衍了多种生物资源。

(一)植物资源。贵州的植物资源可分为五大类:

1.森林资源。贵州有森林面积 44212 万公顷,森林履盖率为25.1%,加上灌木林、林灌覆盖率为 32.6%。

2.草地资源。贵州有各类草山草坡 427.02 万公顷,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24.3%。

3.野生植物资源。贵州野生植物种类繁多,维管束植物有近6000种,其中大部分是可供人类直接或间接利用的植物资源。

(二)动物资源。贵州的动物资源包括饲养的畜禽品种和野生动物品种。

能源资源是指自然界可供开发利用能产生能量的物质。贵州能源资源主要由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组成,形成了煤水结合、水火互济的能源资源优势。

(一)煤炭资源。贵州成煤地质条件好,煤田分布广、储量大、煤种齐全、煤质较优。全省煤炭资源总量超过 2400 亿吨,其中已探明的资源储量 535 亿吨,保有储量 529 亿吨,在全国排名第 5 位,是江南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和。贵州 87 个县(市、区、特区)中,有 74 个县(市、区、特区)产煤,含煤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40%以上。煤炭资源相对集中在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煤种有气煤、肥煤、焦煤、瘦煤等炼焦用煤和无烟煤、褐煤、贫煤等非炼焦用煤。

(二)水能资源。贵州河网密度大,河流坡度陡,天然落差大,产水模数高,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水能总蕴藏量 1874.5 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 2.8%,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 6 位,按单位面积占有量计,贵州每平方米 1069 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5 倍,排名第3位。全省水能可开发量 1683 万千瓦,占全国总开发量的 4.4%。

地壳中有开采价值的物质。贵州具有良好的成矿地质条件、矿产资源丰富、分布广泛、矿种众多、门类比较齐全,是中国矿产资源丰富的大省之一。贵州已探明的矿产有 123 种,发现矿床、矿点 3000余处。其中 76 种已探明了储量,有 41 种保有储量排名全国前 10 位。

自然风光资源是指自然界中具有观赏价值,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物质和形态。贵州环境独特,地貌类型多样,山石、水景、洞穴等自然风景秀丽,是一座迷人的天然公园。

贵州的山,层峦叠嶂,峰耸岭峻,岩奇石秀。苗岭逶迤,乌蒙磅礴,大娄山耸峙,梵净山雄奇,构成一片涛翻浪卷的山海。在崇山峻岭间,流淌奔腾着大小河流上千条,山与水的奇妙组合,形成了众多的激流和壮观的瀑布,汇成世上少有的“瀑海” ;江河湖泊与山川峡

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精美自然的风景画。

(一)山奇石秀,山石景观多。

(二)瀑布与峡谷景观多而壮丽。

(三)洞穴类型多、数量大、洞景美。

(四)森林美景多。贵州山多林茂,森林景观较多。

(五)湖泊与水库景观多。

行政区划是指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贵州的行政区划,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贵州建省前行政区划;贵州建省以后至贵州解放前的行政区划;贵州解放以后的行政区划。

一、贵州建省前的行政区划

春秋以前,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荆楚”或“南蛮”的一部分。战国后期,夜郎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曾在夜郎地区修筑“五尺道”和沿途设郡县、置官吏,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武帝在夜郎地区继续推行郡县制。公元前 28 年至公元前 25 年,夜郎国灭,郡县制在夜郎地区最后确立。东汉以后,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较长时期实行羁縻与郡县并行的政策。唐代,在今贵州地区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其中乌江以北地区多属经制州,设有务州(后改思州,今印江一带)、珍州(今正安、桐梓部分)、费州(今德江一带)、夷州(今绥阳一带)、播州(今遵义一带)、奖州(今玉屏、岑巩一带)、充州(今石阡、施秉一带)等经制州,由朝庭直接派官员治理。乌江以南属羁縻州,设有矩州(今贵阳一带)、应州(今榕江、三都一带)、庄州(今平塘、独山一带)、琰州(今普安一带)、蛮州(今开阳一带)、盘州(今盘县一带)等羁縻州,由土著首领治理。宋代,大行政区称路,今贵州地区分属夔州路、荆湖北路、潼川路、广南西路、剑南西路、剑南东路等。开宝 7 年(974),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土著语“矩”与“贵”同音、朝廷敕书 5 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始于文献。宣和元年(119),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开始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元代,全国署 11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贵州分属湖广、四川和云南三行省。行省下设路。今贵州地区设置八番顺元宣慰司,播州宣慰司、新添葛蛮安抚司、乌撒乌蒙宣慰司、普定路、普安路。并普遍推行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唐宋以来羁縻政策的一种变形。所谓“土司”是指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宣慰使”等官职。贵州土司大小有 300余个,大者叫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小者叫长官司、分散的若干部落和村寨则联合成为蛮夷长官司。

二、贵州建省以后至贵州解放前的行政区划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设置布政使司,成为一个行省,下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八府,设置普安、永宁(今关岭)、镇宁、安顺四个州,设置普定、新添(今贵定)、平越(今福泉)、龙里、都匀、毕节、安庄(今镇宁)、清平(今

凯里)、平坝、安南(今睛隆)、赤水、永宁、兴隆(今黄平)、威清(今清镇)、乌撤(今威宁)15 卫以及金筑安抚司(今长顺)。清代初期沿用明制。公元 1665 年,设置黔西府、平远府(今织金)、大定府(今大方),并将乌撤府改为威宁府。将曾一度划归湖广的黎平府划归贵州。公元 1727 年,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划归贵州,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划归贵州设置永丰州(后改贞丰州),将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今玉屏)、天柱划归贵州,至此,今贵州疆域基本形成。清代后期,贵州的地方行政区划按府、州、厅、县设置。全省设置 12 个府、13 个州、33 个县、11 个厅、1 个直属州、3 个直属厅。贵阳府辖贵筑县(今贵阳)、治 3 个州、4 个县、1 个厅;安顺府辖普定县(今安顺以北)、治 2 个州、3 个县、2 个厅;都匀府治 2 个州、3 个县、3 个厅;兴义府辖安龙城,治 1 个州、3 个县;大定府辖大方城,治 3 个州、1 个县、1 个厅;黎平府辖开泰县(今黎平以北)、治 2 个县、2 个厅;镇远府辖镇远县,治 1 个州、3 个县,2 个厅;思州府辖思州城(今岑巩),治 2 个县;铜仁府辖铜仁城,治 1 个县;石阡府辖石阡城,治 1 个县;思南府辖思南城,治 3 个县;遵义府辖遵义县,治 1 个州、4 个县;平越直属州辖平越城,治 3 个县;松桃直属厅辖松桃城;赤水直属厅辖赤水城;盘州(今盘县)直属厅辖盘州城。

民国时期,1913 年将以前的府、厅、州一律改为县。省行政长官改为民政长,下设三道观察使:黔中道:治贵阳、辖 31 县,即贵阳、定番(今惠水)、长寨、广顺(后二县合并,称长顺)、罗斛(今罗甸)、平舟、大塘(后二县合并,称平塘)、独山、荔波、三合、都江(后二县合并,称三都)、八寨、丹江(后二县合并称丹寨)、都匀、麻哈(今麻江)、炉山(今凯里)、龙里、贵定、平越(今福泉)、修文、息烽、紫江(今开阳)、瓮安、余庆、遵义、湄谭、绥阳、桐梓、仁怀、习水、正安。黔西道:又称贵西道、治毕节、辖 23 县,即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赤水、威宁、水城、织金、清镇、平坝、安顺、普定、郎岱(今六枝)、兴义、南笼(今安龙)、贞丰、册亨、紫云、镇宁、关岭、普安、盘县、安南(今晴隆)、兴仁。黔东道:治镇远、辖 27 县,即镇远、施秉、黄平、邛水(今三穗)、台拱(今台江)、剑河、天柱、锦屏、黎平、榕江、下江、永从(后二县合并,称从江)、清溪、思县(后二县合并,称岑巩)、玉屏、省溪(今万山)、石阡、江口、铜仁、思南、凤泉(今凤冈)、印江、德江、务川、后坪(分属沿河、务川)、沿河、松桃。1914 年,改民政长为巡按使,观察使为道尹,省城治贵阳县。1916 年废巡按使,设省长。1920 年废道。1935 年,中华民国政府势力进入贵州以后,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设立省政府委员会,有主席一人,下设若干处、厅、局政府机构,各设厅长、处长等处理日常事务。省下设置若干督察区。1935 年设11 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分管各县,1936 年合并为 8 区,1937 年再并为 6 区。各县(市)的区划名称也有改动、调整。1941 年设贵阳市,另于市西南花溪镇设贵筑县;同年改定番为惠水,改安南为晴隆,并广顺入长寨改名长顺县,撤后坪县并分别划入沿河、务川 6 二县,划威宁东北地设赫章县,划务川西北地设道真县。此后,民国政府又根据各县土地面积、人口、文化、交通等条件,将各县划分成一、二、三等,至 1948 年,设直辖区 1 个、行政督察区 6 个:直辖区(1 市 10 县):一等县(市):贵阳市及贵筑、安顺、惠水;二等县:龙里、修文、开阳、贵定、平坝、清镇;三等县:息烽。第一行政督察区(12 县):一等县:镇远;二等县:黄平、天柱、台江、锦屏、余庆、炉山、雷山;三等县:施秉、岑巩、三穗、剑河。第二行政督察区(12 县):一等县:独山;二等县:榕江、黎平、罗甸、平塘、从江、荔波、都匀、三都、平越、麻江;三等县:丹寨。第三行政督察区(14 县)一等县:兴义、盘县;二等县:兴仁、安龙、郎岱、关岭、镇宁、贞丰、普定、晴隆、普安;三等县:望谟、紫云、册亨。第四行政督察区(9 县):一等县:毕节、黔西、威宁、大定;

二等县:赫章、水城、金沙、纳雍、织金。第五行政督察区(12 县):一等县:遵义、桐梓、正安、仁怀、赤水;二等县:务川、绥阳、湄潭、凤冈、道真、习水、瓮安。第六行政督察区(9 县):一等县:铜仁、思南、松桃;二等县:沿河、石阡、玉屏、德江;三等县:江口、印江。国民党政府还在县(市)之下建立了乡镇保甲制。到 1948 年,贵州有乡镇 1397 个,保 12940 个,甲 128435 个。

三、贵州解放以后的行政区划

1949 年 11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贵州省省会贵阳市。12 月 26 日成立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全省设 1 个省辖市(贵阳市)、8 个专区(贵阳、遵义、铜仁、镇远、独山、兴仁、安顺、毕节)、1个专区辖市(遵义市),改雷山设治局为雷山县,共置 79 个县。1952 年,贵阳专区更名为贵定专区,专署所在地由贵筑县迁至贵定县;独山专区更名为都匀专区,专区所在地由独山迁至都匀;兴仁专区更名为兴义专区,专署所在地由兴仁迁至兴义。1953 年平越县改为福泉县。1955 年春,贵州省人民政府改为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同年 3 月 将遵义市由专区辖市改为省辖市。1956 年 4 月撤销贵定、镇远、都匀 3 个专区,设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自治州)。黔东南自治州辖原镇远专区(除余庆县划归遵义专区外)11 县和原都匀专区的黎平、榕江、从江、麻江、丹寨 5 县,共 16 个县。黔南自治州辖原都匀专区的都匀、独山、荔波、三都、平塘和原贵定专区的长顺、罗甸、惠水以及安顺专区的紫云、镇宁,共 14 个县。同年 7 月,撤销兴义专区,将所属望谟、册亨、安龙、贞丰 4 县并入黔南自治州,其余各县并入安顺专区。1957 年 11 月,撤销安顺专区的贵筑县,并入贵阳市。至此,全省共辖 2 个省辖市、4 个专区、2 个自治州、75 个县和 3 个自治县(松桃、三都、威宁)。1958 年,全省行政区划有两个大的变动:一是增加建制市的数量,扩大市区范围———撤销安顺县,设置安顺市,由安顺专区管辖;撤销都匀县,设置都匀市,由黔南自治州管辖;撤销遵义县,并入遵义市,并改为专区辖市;将清镇、修文、开阳、惠水 4 县划归贵阳市管辖。二是小县并为大县,县的数量减少,县域范围扩大,道真县并入正安县,凤冈、余庆两县并入湄潭县,福泉县并入瓮安县,龙里县并入贵定县,荔波县及平塘县的东半部并入独山县,平塘县的西半部并入罗甸县,紫云县分别并入望谟县和长顺县,册亨县并入安龙县,贞丰县并入兴仁县,关岭县并入镇宁县,晴隆县并入普安县,江口、玉屏县并入铜仁县,天柱县并入锦屏县,台江县并入剑河县,从江县并入榕江县,施秉县并入黄平县,岑巩、三穗县并入镇远县,丹寨、雷山、麻江、炉山 4 县合并,设置凯里县。同年大定县更名为大方县,息烽县划归遵义专区,瓮安、福泉、龙里、贵定划归黔南自治州。全省共辖一个省辖市、4 个专区、2 个自治州、3 个专区辖市、49 个县、3 个自治县。1959 年,婺川县改为务川县,鳛水县改为习水县。1960 年,撤销郎岱县,设置六枝市。1961 年,恢复遵义、道真、凤冈、余庆、江口、玉屏、关岭、贞丰、册亨、晴隆、岑巩、天柱、从江、雷山、麻江、荔波、平塘、紫云、龙里、福泉 20 个县。1962 年,恢复施秉、三穗、台江、丹寨4 县;撤销安顺市,重设安顺县;撤销六枝市,改设六枝县;撤销都匀市,重设都匀县。1963 年,恢复开 7 阳(划归遵义专区)、修文、清镇(划归安顺专区)和惠水(划归黔南自治州)4 县。1966 年,重新恢复兴义专区,辖兴义、兴仁、晴隆、普安、望谟、册亨、贞丰、安龙 9 县,开阳、息烽县划归安顺专区。1966 年,为适应大规模开发矿产资源,加强“三线建设”的需要,全省增设六枝、盘县、水城、万山、开阳 5 个特区,并复置安顺、都匀 2 市。同年,六枝县改为郎岱县。1967 年,设置六盘水地区,辖六枝、盘县、水城 3 个特区。1968 年,撤销开阳特区和万山特区。1970 年撤销郎岱县,并入六枝特区,撤销盘县,并入盘县特区;撤销水城县,并入水城特区,并恢复万山特区。同年,遵义专区改名遵义地区,铜仁专区改名铜仁地区,安顺专区改名安顺地区,毕节专区改名毕节地区,兴义专区改名兴义地区。1978 年 12 月,撤销六盘水地区,设六盘水市,为省辖市,辖六枝、盘县、水城 3 个特区。1981 年 9 月,撤销兴义地区,设置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983 年 8月,撤销都匀县,并入都匀市;撤销凯里县,设置凯里市。1986 年11 月,沿河、印江、道真、务川 4 县,分别改置为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1987 年,撤销水城特区,改置六盘水钟山区和水城县。同年,撤销兴义县,改置兴义市;撤销铜仁县,改置铜仁市。1990年底,撤销赤水县,改置赤水市。1992 年,撤销清镇县,设立清镇市。1993 年,撤销毕节县,设立毕节市。1995 年,安顺地区的修文

县、息烽县、开阳县划归贵阳市管辖,安顺地区的清镇市由省直辖,委托贵阳市管理。同年撤销仁怀县,设立仁怀市。1996 年撤销福泉县,设立福泉市。1997 年,撤销遵义地区,设立地级遵义市,设立红花岗区,为遵义市的直辖区。遵义市辖原遵义地区的遵义县、绥阳

县、桐梓县、习水县、凤冈县、正安县、余庆县、湄潭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新设立的红花岗区。原遵义地区的赤水市、仁怀市由省直辖,委托遵义市管理。2000 年撤销安顺专区,设地级安顺市,原县级安顺市改设西秀区,安顺市辖西秀区、普定县、平坝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2000 年,在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设小河区,为贵阳市辖区。2003 年 12 月,在原遵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设汇川区,为遵义辖区。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解放 50 多年来,为了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逐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52 年,撤销炉山县,设置炉山县苗族自治区;撤销惠水县,设置惠水县苗族补伊族(后改为布依族)联合自治区;撤销丹寨县,设置丹寨县苗族自治区。1954年,撤销台江县,设置台江县苗族自治区;撤销威宁县,设置威宁县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撤销雷山县,设置雷山县苗族自治区;撤销罗甸县,设置罗甸县布依族自治区;并将惠水县苗族布依族联合自治区改为惠水县布依族苗族自治区。1955 年 12 月,将威宁、罗甸、惠水、雷山、炉山、丹寨、台江 7 个自治区改为自治县。1956 年 4 月,撤销贵定、镇远、都匀 3 个专区,设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改两州所辖雷山、台江、炉山、丹寨、罗甸、惠水6 个自治县为县。同年 11 月,撤销松桃县,设置松桃苗族自治县;撤销三都县,设置三都水族自治县。至此,全省设置两个自治州和威宁、松桃、三都 3 个自治县,民族自治区域面积 72194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41%。1958 年 12 月,黔南自治州的惠水县划归贵阳市,安龙、册亨、贞丰 3 县划入安顺专区,安顺专区的瓮安、福泉、贵定、龙里 4 县划归黔南自治州。1963 年 4 月,又将安龙、册亨、贞丰 3县划归黔南自治州,5 月,撤销镇宁县,设置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1965 年 12 月,从黔南自治州划出望谟、册亨、安龙、贞丰、紫云 5县归兴义专区管辖,并分别设置望谟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册享布依族自治县、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贞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1981 年 3 月,撤销关岭县,设置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9 月,撤销兴义地区,改设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各自治县改为县。1983 年 9 月,撤销玉屏县,设置玉屏侗族自治县。1986 年 11 月,沿河、印江、道真、务川 4 个县分别改设 8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和务川仡佬

五、2004 年的行政区划状况

截止 2004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设 4 个地级市、3 个自治州、2个地区、9 个县级市、56 个县、11 个自治县、10 个市辖区、2 个特区、760 个乡、253 个民族乡、692 个镇、88 个街道办事处)。贵阳市:辖 6 区 3 县 1 市即:南明区、云岩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小河区、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代管 1 市清镇市(省直

辖县级市,委托贵阳市代管)。

六盘水市:辖 1 区 1 特区 2 县即:钟山区、六枝特区、盘县、水城县。

遵义市:辖 2 区 8 县 2 自治县即:红花岗区、汇川区、正安县、桐梓县、遵义县、凤冈县、余庆县、湄潭县、绥阳县、习水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代管 2 市:赤水市(省直辖县级市,委托遵义市代管)、仁怀市(省直辖县级市,委托遵义市代管)。

安顺市:辖 1 区 2 县 3 自治县即:西秀区、普定县、平坝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铜仁地区:辖 1 市 1 特区 4 县 4 自治县即:铜仁市、万山特区、德江县、思南县、江口县、石阡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玉屏侗族自治县。毕节地区:辖 1 市 6 县 1 自治县即:毕节市、大方县、黔西县、金沙县、纳雍县、织金县、赫章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辖 2 市 9 县 1 自治县即:都匀市、福泉市、瓮安县、贵定县、惠水县、长顺县、独山县、龙里县、荔波县、平塘县、罗甸县、三都水族自治县。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辖 1 市 15 县即:凯里市、雷山县、黎平县、施秉县、麻江县、锦屏县、台江县、剑河县、三穗县、黄平县、从江县、镇远县、天柱县、榕江县、岑巩县、丹寨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辖 1 市 7 县即:兴义市、普安县、晴隆县、贞丰县、册亨县、望谟县、安龙县、兴仁县。

1.从点上看,全省最高点是:(A)——P15 A、赫章韭菜坪

D、黎平水口河出省处 2.贵州的气候,极端最低气温曾经出现在(C)——P18 A、赫章

D、铜仁 3.贵州同时具有“生态河”、“美酒河”、“历史河”美誉的河流是:

(D)——P22 A、红水河

4.在贵州的各类土壤中,面积最大的是:(A)——P23 A、黄壤

D、水稻土 5.贵州植物种类繁多,分布错综复杂,呈现过渡变化。在高大山脉具有垂直分布特点,一般从山脚到山顶依次表现为:(C)——P25 A、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灌丛和灌草丛 B、常绿阔叶林—针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混交林 C、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落叶阔叶混交—针叶林 D、常绿阔叶林—针叶林—落叶阔叶林—灌丛和灌草丛

6.贵州河网密度大,河流坡度陡,天然落差大,产水模数高,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水能蕴藏量为1874.5万千瓦,居全国(B)位。——P27 A、5

D、8 7.春秋时期兴起的夜郎国,其范围主要在(D)。——P47 A、广西

D、贵州 8.贵州的疆域范围基本定型是在(D)。——P53 A、唐朝

D、清朝 9.从(C)年起,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建立经济建设的计划管理体制。——P62 A、1949

D、8年,贵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方针,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人均生产总值突破(A)大关,取得了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阶段性成果。——P70 A、1000美元

11.贵州人口发展的快速增长期是(D)。——P74 A、战国时期

12.贵州少数民族有的存在自己的文字。有一种从字形看有的类似于甲骨文或金文,有的则是仿汉字倒写或反写,被称为“反书”。它是(C)族的古老的文字。——P77 A、彝

D、瑶 13.解放后贵州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不断变化,体现了工业化加快的过程。按三次产业结构的排序,贵州在1999年实现了(B)的历史性转变。——P92

A、由一、二、三向三、二、一

B、由二、一、三向二、三、一

C、由二、三、一向三、一、二

D、由二、一、三向一、三、二

14.2008年贵州国民生产总值突破(C)亿元大关,比1949年增长

D、4000 15.改革开发以来,贵州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连续(D)年高于全国平均

D、16.贵州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出现明显变化,2008年与1978年相比,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总产值的比例变化是:(A)——P96 A、种植业下降,林业、畜牧业、渔业上升

B、种植业上升,林业、畜牧业、渔业下降

C、种植业、畜牧业下降,林业、渔业上升

D、林业上升,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下降

17.在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的酒和茶分别是

(B)。——P110~111 A、青溪酒和湄潭绿茶

D、董酒和余庆苦丁茶 18.贵州目前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较高、利润最大、纳税最多的行业是

(D)。——P109 A、电力工业

19.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贵州电力工业实施国家“西电东送”战略,主要

以(B)为主。——P70 A、黔电送湘

20.2007年贵州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是(A)。——P 44 A、荔波

21.贵州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教育先驱是(D)。——P130 A、舍人

D、尹珍 22.南宋绍兴年间,贵州出现的第一所书院是:(B)——P131 A、阳明书院

23.清朝光绪年间向朝廷上奏《请推广学校折》,建议开设算学、外语、天文、地理、格致(理、化)、制造、农、工商、矿业、时事外交等方面的课程,推行新教育的先驱者是(A)。——P131 A、李端棻

D、尹珍 24.清代在黔北崛起了“独领中国西南文化之风骚”的(B),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道德、文化艺术遗产。——P150 A、清明文化

25.1907年周素园创办的贵州第一张日报是(D)。——P150 A、《新黔日报》

26.1913年,贵阳绅士张春山等筹建戏园“黔舞台”,将(B)传入

贵州。——P150 A、黔剧

27.贵州文化构成形态复杂,文化的(C)成了贵州文化的特殊现象。

——P149 A、苗族、布依族、侗族三大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突出

B、少数民族文化突出,汉文化衰退

C、多元并存、共同发展 D、各族文化大融合,汉文化尤为突出

28.(B)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组织形

式。——P171 A、民主集中制

C、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D、“一国两制” 29.贵州的扶贫开发工作1986年以后改进扶贫方式,实行(A)扶贫方针,贫困人口迅速下降。——P180 A、开发式

30.“十一五”时期是指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间,具体日期是(C)

三、多项选择题(所列答案中有一个以上为正确答案,请选出。)

1.贵州省主要的气候灾害有(ABCD)——P20 A、干旱

D、冰雹 2.贵州土壤的耕作条件具有以下特点(ABCD)。——P24~25 A、山地丘陵多、平坝地小,宜林地广、耕地少。

B、耕地质量较差,中低产田土面积大。

C、喀斯特土地面积大,生态脆弱,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D、林牧地质量不均,分布欠平衡。

3.贵州野生植物种类繁多,下列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植物有(ABC)。

D、马尾松 4.贵州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珍稀名贵药用植物主要有(ABD)。

——P34 A、珠子参

5.下列矿产中,贵州储量排全国前三名的有(ABC)。——P29~30 A、重晶石

D、黄金 6.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是(ABD)。——P46 A、北京周口店

D、贵州黔西观音洞 7.本世纪中叶,贵州人民掀起了一系列的“反洋教”斗争,主要有

(ABC)。——P54 A、青岩教案

D、安庆教案 8.下列属于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的历史纪念胜地是(AB)。——P56 A、黎平会议会址

B、遵义会议会址 C、息烽集中营旧址

D、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 9.贵州目前“一横一纵四联线”公路主骨架中的“四联线”包括了下列哪些市(州、地)政府或行署所在地与主干线公路相连接的高等级公路

D、铜仁 10.20世纪90年代,贵州开始制定和实施“三大战略”,具体是指

(ABD)。——P67 A、科教兴黔战略

11.下列民族中属于贵州世居民族的有(ACD)——P75 A、苗族

D、畲族 12.贵州少数民族大都通用汉语,但许多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目前国家还帮助(ABC)等民族创制了以拉丁文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P77 A、苗族

D、水族 13.贵州发展畜牧业已具有的优良品种有下列:(BCD)——P97 A、马头山羊

14.贵州彝族主要分布在(AB)——P76 A、毕节地区各县

D、安顺市各县 15.贵州种植业中的经济作物主要以(BD)为主。——P96 A、板栗

16.下列属于贵州名牌香烟的是:(ABC)——P110 A、黄果树

D、红塔山 17.贵州工业科技自主创新决策能力、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已开发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技术有:(ABCD)

A、无人驾驶飞机遥测遥感技术 B、中央空调智能化节能控制技术 C、新型半凝胶聚合物锂离子电池技术

D、纳米氧化锌开发技术

18.下列属于贵州特色食品的是(AC)——P111 A、老干妈辣椒

B、过桥米线 C、牛头牌牛肉干

D、手扒羊肉 19.截至2008年贵州通航机场除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外,还包括下列

B、安顺(黄果树)机场

20.贵州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下列(ABCD)——P128 A、化工产品

21.清代贵州夺魁天下的状元有下列(AC)——P131 A、赵以炯

D、孙应鳌 22.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的部分学校迁入贵州,促进了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迁入贵州的学校有(ABCD)。——P131 A、私立大夏大学

B、私立湘雅医学院 C、国立浙江大学

D、国立交通大学分校 23.贵州基础教育中的“两基”指的是:(AB)。——P134 A、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B、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C、基本达到高中毕业水平

D、基本小学文化程度 24.下列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是:(ABCD)。——P154 A、镇远青龙洞

B、赫章可乐遗址 C、安顺文庙

D、红军四渡赤水战役遗址 25.国务院批准的贵州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列有:(ABC)。

26.下列属于贵州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有(BD)。——P163 A、苗族的抢花炮、摔跤

B、布依族的丢花包、板凳操 C、侗族的划龙舟、爬花杆

D、水族的赛马、打手毽。27.贵州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中提到的“一府两院”是指:

(BCD)。——P172 A、各地、州、市人民政府

D、省检察院 28.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包括依法选举并按有关程序任免

A、贵州省省长、副省长

B、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C、各厅、局的领导干部 D、各地、县的领导干部

29.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要解决好的“三农”问题是指(ACD)。

D、农民 30.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对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ABCD)等情况时,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P183 A、伤残

1、认识省情正确的观点:一是要用系统全面的观点,二是要用发展的观点,三是要用辩证的观点。

2、贵州省情基本特点:(1)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山区自然条件。(2)多民族团结合作杂居的社会环境。(3)发展潜力巨大的社会经济。

3、贵州是一个海拔较高、纬度较低、喀斯特地貌发育的浅内陆山区。

5、贵州东与湖南交界,北与四川和重庆相连,西与云南接壤,南与广西毗邻。全省总面积为176167平方千米。在全省总面积中,山地和丘陵占92.5%,山间小盆地占7.5%。

6、贵州喀斯特出露面积为10.9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61.9%。

7、贵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温度在

15℃左右。全省气候复杂多样,各地差异较大,气温垂直变化明显,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

8、贵州已发现矿产123种,已探明储量的76种,保有储量位居全国前10位的有41种,优势矿产主要有铝、磷、锰等。

9、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盘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亚势带高原山地。省境东西相距595千米,南北相距509千米。

10、从面上看,全省最高处是西部威宁,平均海拔2166米,最低处是玉屏,平均海拔541米。

11、贵州地貌类型可概括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三种基本类型。

12、从点上看,西部赫章韭菜坪最高,海拨2901米,最低处是东南部黎平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拨148米。

13、贵州年气温变化幅度比较小,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5℃上下。极端最高气温是铜仁,最高气温达42℃。极端最低气温是威宁,低达-15.3℃。

14、贵州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15、贵州东部为山地丘陵区,北部为中山峡谷区,中部为山原丘陵盆地区,南部为山地河谷区,西南部为山原丘陵地区,西北部为山原山地区。

16、贵州降雨量多,有3个多雨区和2个少雨带。

17、贵州阴雨多,日照少。日照西多东少,最少的在北部大娄山区。

18、贵州全省可划分为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湿带和中温带。

19、贵州主要灾害有干旱、秋风、凝冻、冰雹。20、贵州的主要河流水系有:

(1)牛栏江横江水系;(2)乌江水系;(3)赤诚水河綦江水系;(4)沅水水系;(5)南盘江水系;(6)北盘江水系;(7)红水河水系;(8)都柳江水系。

21、贵州土地资源的特点:一是山地丘陵多,平地少,土地类型多样。二是喀斯特土地面积大,特征明显。三是山高坡陡,中低等土地资源比重大。四是林牧地分布不平衡。

22、贵州水资源具有以下特点:

(1)资源丰富;(2)时空上分布不均衡;(3)岩溶水分布广、水量丰富;(4)贵州地表水天然水质良好。

23、贵州煤炭资源总量超过2400亿吨,在全国排名第5位,是江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和。

24、贵州水能总蕴藏量1874.5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2.8%,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6位。

25、贵州是中国铝土矿三大产区之一,贵州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磷矿产区之一。

26、贵州是中国新崛起的又一黄金资源基地。

27、贵州重晶石资源丰富,保有储量达1.2亿吨,占全国重晶石保有储量的三分之一,居全国之冠。

28、截止2004年12月31日,全省共设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9个县级市,56个县、11个自治县,10个市辖市,2个特区。

29、观音洞位于黔西县西街30千米处沙井乡,由于观音洞出土的石器加工特殊,文化特点突出,因而被命名为“观音洞文化”,“观音洞文化”充分证明,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在贵州高原,其历史可追溯到24万年以前。30、贵州高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和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31、明代是贵州历史上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主要标志,一是在贵州建立了行省,使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二是在贵州大规模推行屯田,加快了贵州的开发。

32、到2005年,贵州全省铁路延展里程达3088.6千米,公路线路里程达46893千米,内河通航里程达到3715千米。33、2004年贵州第一批“四水四火”电源建设项目基本建成:洪家渡、引子渡、乌江渡扩能、索风营四个水电站简称四水。黔北电厂、纳雍电厂一期、安顺电厂二期、贵阳电厂脱硫工程四个火电项目简称四火。34、2005年,全省有13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有省级风景名胜区56个,国内旅行社154个。

35、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使贵州成为革命老区。1949年11月15日,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宣告解放。1949年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

36、贵州人口的发展,一是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外地人口的迁入。

37、到2004年,贵州共有2个国家级开发区和10个省级开发区。

38、国家在贵州的重点生产力布局:

(1)乌江流域以电力、煤炭、铝、磷、锰等为重点的综合开发区;(2)以六盘水—攀西能源、冶金、化工为重点的产业开发区;(3)南北盘江—红水河以能源矿产为重点的产业开发区;(4)建设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圈。

39、贵州国民经济管理主要包括: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物价管理、国土资源管理、统计工作、审计监督、工商行政管理。

40、贵州农业和农村经济受其自然条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一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二是主体性较强;三是农业生态比较脆弱;四是自然灾害频繁。

41、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贵州在农村全面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不断深化农村经济改革。

42、贵州的粮食作物以稻谷、玉米、豆类、小麦、大麦、荞麦、高梁、粟以及马铃薯、甘薯等为主。

43、贵州的油料作物主要有油菜、花生、向日葵、芝麻、蓖麻、苏麻、小葵籽、兰花籽、胡麻等。

44、贵州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现状和特点:(1)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

(2)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3)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明显变化。(4)科教兴农成效卓著。

(5)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6)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

45、贵州山多草茂,有“天然山区牧场”之称,发展畜牧业历史悠久。

46、贵州家畜主要是猪、牛、马、羊等。

47、贵州将建设为南方能源大省、全国优质烤烟种植基地大省、畜牧养殖业大省、旅游大省。

48、贵州将成为“西电东送”的南方能源基地;以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势原材料基地;绿色食品基地;、优质烤烟基地;旅游业基地。

49、贵州工业的主要特点:(1)产业梯度发展趋势明显。(2)资源型产业特色突出。(3)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4)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强。(5)经济外向化程度提高。

(6)探索出一条具有地区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50、贵州工业中,轻工业以烟草、粮食、肉食、油料等农副产品为原料,重工业以能源、矿产资源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较全的工业类别和体系,体现了贵州的自然资源优势。

51、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时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是:(1)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2)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3)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52、贵州的国防科技工业、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强,其整体实力仅次于四川、陕西,居全国第三位,其中航空、航天工业规模在全国最大。

53、贵州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铝厂、钎钢厂、钢丝绳厂、锰、铁合金厂、人造金钢石磨具磨料厂等企业,精密导轨磨床、海绵钛等产品系全国独家生产,铝、锑、工业硅等产品的产量名列全国前茅。54、2003年,贵州原煤生产能力约8500万吨,产量7802.5万吨,居全国第五位。

55、贵州省属煤矿主要在六枝、盘江、水城和林东4个矿区。

56、贵州工业布局:铝工业主要在贵阳、遵义;锑工业主要在晴隆、独山;铅锌工业主要在六盘水、毕节、黔南等地;钛硅工业主要在贵阳、遵义、黔南。

57、贵州以烟酒为重点的特色产业,其特色表现主要的一是产品、二是资源、三是技术、四是市场。

58、贵州烟草工业的分布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毕节、黔南等地区。59、2005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中,从工业增加值来看,烟草工业居全省第二位;居制造业第一位;利税总额居全省第一位;经济指标居全省前茅。烟草工业已是贵州的重要制造业和主要财源之一。

60、贵州茅台酒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61、贵州特色的制药业的主要特点:一是中医药新产品多;二是民族医药开发得到加强;三是生产规模扩大;四是药品的开发、生产已进入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五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62、国防科技工业,在贵州主要有航空器、航天器和电子产品等生产单位。63、贵州机械电子工业的特点:(1)发展方向发生战略性转变。

(2)成为贵州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3)企业结构以大中型为主。(4)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5)发展非国有制工业的空间较大。(6)生产力布局走向合理。64、贵州服务业的特点: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最高。(2)城镇劳动就业岗位最多。

(3)与工业化发展阶段基本适应。65、2005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46893千米,每万平方千米土地面积有通车里程2661.84千米。66、2005年,贵州省境内有国家干线铁路8条,支线铁路4条,地方铁路1条和若干专用铁路。67、2005年,全省有通航河流26条,内河航道里程3322千米。68、贵州古代邮政始于西汉。

69、贵州近代电信通信始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70、贵州电信通信业的主要特点:

(1)多种信息传输服务网趋向互联互通,通信基础网络的现代化水平提高。(2)电信市场出现激烈的竞争。

(3)电信通信业具有较好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基础。71、2005年,按海关出口商品分类,贵州出口商品共有18类,以化工产品、矿产品、机械电子产品、贱金属、橡胶制品等为主。72、到2004年,贵州已探明的具有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共1000多处,其中被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认定为一流的或有较高品位的有一半以上。

73、到2004年,贵州已形成红枫湖—贵阳、黄果树—安顺、马岭河峡谷—黔西南、织金洞—黔西北、舞阳河—黔东南、梵净山—乌江、荔波喀斯特森林—黔南、遵义—赤水8个旅游区。74、贵州旅游业的主要特点:

(1)属于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好。(2)结构显示的发展空间大。

(3)国内旅游在全国已有一定地位。

(4)国际合作推动了贵州旅游业与世界旅游业的对接。

75、贵州铁路网络已形成以贵阳枢纽为中心,六盘水枢纽为次中心,以电气化铁路为骨架,连接周围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西横贯连接华中、华东、南北纵接长江、南海,省内连接9个市(州、地)的格局,在西南地区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76、贵州航道分布主要在北、东、南的遵义、铜仁、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6个市、州、地,分别连通四川、重庆、湖南、广西、进长江,入南海。77、2006年1月,贵阳龙洞堡机场由国内干线机场升为国际机场。

78、到2005年,贵州有股票上市公司17户。其中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等10户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世纪中天投资有限公司等7户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79、贵州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原则,小城镇建设,突出重点,全面推进。

80、贵州的村寨建设,主要是道路、供水、供电、电信、广播电视、初级小学、文化室、卫生室和其他公共建筑等基础设施和农民住房的建设。

81、贵州已构建起以贵阳为中心的4条跨省骨架旅游线:

(1)以喀斯特生态景观和多民族文化为主的贵阳—红枫湖—安顺—龙宫—黄果树—织金洞—马岭河峡谷,延伸到云南路南石林、昆明的黔西旅游线。

(2)以苗侗民族文化和苗岭风光为主的贵阳—凯里—榕江—从江—黎平,延伸到广西三江、桂林以及施秉—镇远舞阳河—铜仁梵净山,延伸到湖南张家界的黔东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旅游线。

(3)以喀斯特原始森林生态和面依、水、瑶民族文化为主的贵阳—都匀—三都—荔波,延伸至广西的黔南旅游线。

(4)以长征文化、西文化和丹霞桫椤生态为主的贵阳—息烽—遵义—茅台—赤水,延伸至重庆、长江三峡的黔北旅游线。

82、贵阳市区不但向周边山麓和坡上发展,而且还向外布局若干片区,形成立体型、组团型的格局,城区内只能发展第三产业和都市工业。83、贵州民族村寨较多。仅民族乡,2005年就有252个,占全省总数的33.3%。84、贵州彝族村寨,建筑物最有名的是毕节大屯彝族土司庄园。85、纪世学堂是贵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86、贵州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

(1)基本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科技队伍,装备了部分较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试验设施。(2)有先进的国防科技工业及其设备和科技人员。(3)贵州自然资源比较丰富。(4)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5)体制改革将使科技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87、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贵州的石器、骨器等工艺已体现了原始的造型艺术。88、贵州是多民族山区,贵州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建筑、服饰、饮食等独具文化特色。89、贵州的环境法制建设工作坚持地方立法和强化执法并重的方针。

90、贵州环保科技工作紧紧围绕解决酸雨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矿山生态恢复和石质荒漠化治理等重大问题开展。91、贵州人民生活现状和特点是:(1)农民生活显著改善。

(2)城镇居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3)医疗卫生基本有了保障。(4)文化艺术生活日趋丰富。

92、贵州“五个一工程”即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一部好电影、一出好戏剧、一部好电视剧;(后增加了一首好歌、一部好广播剧),仍称“五个一工程”。93、2004年贵州全省森林覆盖率达34.9%。94、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主要成就:

(1)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3)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势头强劲。(4)以发展优势产业为重点,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5)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教育科技和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95、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2000年全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贵州有56个民族成份。世居民族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等18个民族,汉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2.15%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96、贵州的开发区大体可分为二类:

第一类为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黎阳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第二类为白云、都匀、顶效、红果、钟山、凯里、大龙等7个经济开发区。97、贵州土地类型主要有:

(1)河谷河川与平地;(2)岗台地

(3)丘陵地;(4)低山地;(5)中山地。98、贵州能源资源主要由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组成。99、贵州自然风景秀丽,是一座迷人的天然公园,表现在山奇石秀,山石景观多。瀑布与峡谷景观多而壮丽。洞穴类型多、数量大、洞景美。森林美景多。湖泊与水库景观多。

100、乌江干流沿岩岸地区是中国南方水能、煤炭、磷、铝、锰等资源富集地区。101、20世纪90年代,贵州制定和实施科教兴黔,开放带动可持续发展战略,简称三大战略。

102、贵州能源、原材料工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主要表现是:(1)产品更新;(2)工艺创新;(3)技术改造;(4)高新技术应用。103、中共共委高度重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认真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104、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105、1996年国务院确定深圳、宁波、青岛、大连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贵州。106、威宁已属全国三大铜矿之一。

107、威宁草海是中国地势最高,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天然湖泊,面积30平方千米,是杭州西源的5倍。

108、贵州“十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全力以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三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促进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09、贵州粮食种植面积居前三位的是水稻、玉米、薯类。

110、贵州福泉市境内的瓮福磷肥工业基地为亚洲最大。111、金融业的行业分类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

《贵州省情》第四次作业 调查时间:2011年5月16日 调查地点:清镇市

清镇市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对策清镇市有着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市内有国家级、省级、市级风景名胜区红枫湖、百花湖、东风湖,全市居住有汉、苗、布依、彝、仡佬等3O多个民族,具有生态资源丰富、特色突出、品位高雅、组合优良、潜在优势深厚的特点,为我市发展生态旅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业,首先要立足我市实际,努力探索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旅游发展道路。我市独特的自然景观有:

1、美丽如画的“三湖”风景名胜区,其中岛屿星罗棋布,群山挺拔、绿水青山,景色迷人。

2、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清镇有汉、苗、布依、彝、仡佬等3O多个民族,有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各种民族传统节日几乎是一年四季都有。

3、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仙人洞文化遗扯、梯青塔、马鞍山石刻、白龙洞、盘龙洞、小寨坝群墓址等,都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财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市场竞争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及发展前景。长期以来,我市未能充分发挥这些旅游资源的优势,且缺乏整体统一规划和统筹安排,严重影响了清镇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清镇经济的发展。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她的发展能带动交运、商贸、餐饮等行业的发展。其次,要精心培育生态旅游产业链,实现生态旅游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旅游业是产业关连度高、最能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通过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可以促进交通运输业、商业批发零售、社会餐饮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此,要整合旅游资源,推出有我市特色的旅游产品,如探险、步行、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等,建立优质的旅游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使游客游在清镇、住在清镇、消费在清镇。要坚持旅游与生态环境互动原则,制定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规划,这是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业的前提和基础。世界旅游组织提出了“可持续旅游”的定义,其基本含义是:“旅游资源和吸引物的开发、使用,不以牺牲我们子孙后代对其利用为代价”。因此,在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业过程中,必须坚持旅游与生态环境良好互动的原则,统筹考虑当地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现状与发展趋势,充分考虑生态资源与环境对旅游业发展的承载能力,防止因短期行为而过度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此,制定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显得尤为重要。第四,要重视旅游产品的形象设计,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品牌。旅游产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是一种高层次的产品形态。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欣赏品位的提高,对旅游产品的要求就更高。因此,要培育和发展生态旅游业,必须在对旅游产品的形象设计上下功夫,精心打造具有我市特色的旅游品牌,真正以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中取得优势,使生态旅游业真正成为经久不衰的经济增长点。生态旅游产品的类型主要有:观光游览、观赏、漂流、科考、探险、狩猎、垂钓、自助、度假、自行车旅游、滑雪、登山、田园采摘及生态农业主体活动等。根据我市旅游资源优势,可整合资源,确立旅游发展的重点:可把红枫湖作为生态观光游览区、百花湖作为休闲度假区、东风湖作为漂流旅游区、鸭池河及暗流河作为探险、自助旅游区、城镇周边农村发展田园采摘等,推动我市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第五,完善优质的旅游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完善优质的服务体系,是一个地区能否吸引旅游者观光渡假的前提;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不仅能吸引旅游者观光度假,还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保障。我市应通过优质服务和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使旅游者了解和认识清镇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

著名的红枫、百花两大高原大湖,主要水面在清镇市境内,40多年前修建的红枫湖,当时的功能除了发电外,主要解决工农业生产用水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对“环保”、“旅游”这些概念十分生疏,更没有形成这些产业,于是,在美丽的湖光山色周围,先后有十多家污染严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拔地而起,使清镇成为省内首屈一指的电力、化工、冶金、磨料等生产基地。当尘烟升天、污水横流、废气弥漫时,有的人还为这一派工业老景观而沾沾自喜呢。当这些企业又为地方财政税收提供可观的收入后,地方官员不仅不愁发工资等问题,还有大笔资金向上级财政作贡献,所以大污染与大效益使清镇市暂时成了一块怪味的肥肉。随着历史不断翻开新的篇章,红枫、百花两湖被列为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不久,又被列为贵阳市饮水源,省人大为此颁布了两湖保护条例。这样,对环湖企业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不少企业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效益逐年下滑,无力进行环保技改,使清镇市财税收入锐减,出现了贫困地区才有的现象。与此同时,许多老板看好两湖环境欲投资办企业,又遇到环保限制不能落户,严重制约了清镇的发展,使该市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老百姓说:清洁能源送外地,污染留给清镇市;清洁水源输贵阳,工业项目难得上;旅游产业省里办,清镇只能搞服务……清镇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而环保难题却一时困住了清镇人的手脚。在困难面前,清镇人开始了———

“围绕两湖做文章,主攻二产,注入一产,推动三产。”这10多个字,凝聚了清镇人破解环保难题的集体智慧。

围绕两湖做文章。红枫、百花两湖,水面总面积70余平方公里,其中红枫湖占有57平方公里,分别是杭州西湖、昆明滇池的13倍和10倍。过去,大家都盯着水面耗费心思,坐失了不少机遇。如今,当他们把目光移向环保领域,发现是块更加广阔和美丽的发展天地,于是作出新的决定,用好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在退耕还林上做大文章,将环湖陆上建设成为立体生态绿地,改善农村传统田园风光环境,充实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资源,与目前已开发出来的两湖旅游风景点,共同配置成大旅游区,提升旅游规模档次,增强共同市场效应,这不仅符合环保要求,还有希望进一步得到国家和国际环保组织的支持,已经有西湖、滇池等地先例,前景乐观。

主攻二产。必须以环保为前提来发展工业经济,否则就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因此,上级对两湖的环保要求,实际上是向清镇人提出了超前发展思路,既是压力,更是动力。他们采取厂地、内外、上下几结合的方式,把污染老企业尽快改造成为环保型工业园区,同时规划环保型新工业园区,将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跟上,再加上良好的行政服务措施,吸引投资者到清镇落户办企业,实现国企民企齐发展的主攻目标。注入一产。清镇农业基础仍很薄弱,库区移民达5万余众,占全省移民数的56%,完全自行安置消化,削减了不少优良的农业生产资料,政府负担非常沉重,使发展农村经济难度增大。只有二产发展起来,才有条件向农村注入劳动力市场,消化农村特别是库区移民富余劳动力;注入农产品市场,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拓宽出路;注入政府资金,完成农民单家独户力所不及的公共事业建设,最终实现全面奔小康的目标。推动三产。第三产业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终标志,清镇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三产后发优势十分明显。由于服务业还比较落后,他们采取走出去取经、请进来指导的办法,结合清镇实际,认真制定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在条件基本成熟地方先建示范项目,推动三产早日与一、二产业形成互动格局,有效推动全市社会经济尽快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最近,当记者踏着新年的阳光再次到清镇采访时,看到了一片令人振奋的新景象——

环保引资乘势而上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清镇人在环保上自我承重的奉献精神,以及围绕环保创大业的举措,得到境内企业的理解支持和上级的关心帮助,省政府针对两湖工业污染先后下达了六批50个限期治理项目,各方投入资金近3亿元,目前多数项目已经完工,每年向两湖减排污水1500多万吨,对改善两湖水质起到重要作用。昔日的污染源如今正在变成座座花园式环保工业园,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前来加盟,为企业资产重组和做大做强打下了新的发展基础。

在市区东北郊毛栗山医药工业园区,已通过国际药品生产质量标准认证的圣威药业,为这片新兴工业园树立了第一块牌子,企业老总是从四川来的投资者,他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没有享受到像清镇市这样好的政府服务,非常满意,首期工程将于近期投产,再用两年时间建成省内最大的输液产品基地。不远处,其它几家药业正在抓紧施工。市里规划引进10家药业入园,仅这个工业园建成投产后,可为清镇提供1亿元以上的税收。在市区西南郊规划中的猫儿山食品工业园区,以及由10多公里二级油路贯通的站街综合工业园区等地,前往考察的投资者络绎不绝,为办理立项建设手续,市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忙得四处奔走服务,办公室里经常找不到人。

随着首期3万亩退耕还林还草项目的启动,一批无公害的林果场、药园、花圃、蔬菜、鱼类、奶牛等兼具观光旅游功能的示范园区在该市农村纷纷建设起来,其中两湖片区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热土。特别令人兴奋的是,清镇市与斯洛文尼亚等国合作共建的两湖“绿宝基地”项目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与日本合作的两湖治理环保项目申请已获国家批准,两项目投资有望达20多亿元,将为该市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后劲。

2011春会计专科:金作永 学号:1***0

(1)省情是一个省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历史、现状和发展规律的综合反映,是一个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系统。

(2)欠发达、欠开发仍然是现阶段贵州的基本省情,但开发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3)贵州省东与(湖南)交界,北与(四川)和(重庆)相连,西与(云南)接壤,南与(广西)毗邻。

(4)贵州地貌以高原山地为主,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是一个海拔较高、纬度较低、喀斯特地貌典型发育的山区。贵州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呈三级阶梯分布。

(5)从面上看,贵州最高地区是西部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平均海拔2166米,最低地区是东部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平均海拔541米。

(6)从点上看,贵州最高点在西部赫章县的韭菜坪,海拔2901米,最低点在东南部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处,海拔只有148米。

(7)贵州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北部有大娄山(赤水和乌江的分水岭),东北部有武陵山(乌江和沅江分水岭),西部有乌蒙山,中部有苗岭。

(8)贵州的气候类型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特征气候温暖湿润,类型多样。(9)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0℃~20℃之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极端最高气温出现在东部的铜仁(42.5℃),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西部的威宁(-15.3℃)。(10)贵州凉都——六盘水。

(11)贵州年降水多在1100~1300毫米之间,属于湿润区,分为3个多雨区和2个少雨带。

第一个多雨区在苗岭西段南坡,雨量最多是晴隆。第二个多雨区在苗岭东段南坡,雨量最多是丹寨,第三个多雨区在东北部武陵山的东南坡。贵州雨量最少的是威宁、赫章、毕节一带,其中赫章最少。

(12)贵州主要的灾害性天气有干旱、秋风、凌冻、冰雹,以及倒春寒、秋绵雨、暴雨和大风等。省内危害最大的气象灾害是干旱,夏旱突出,春旱次之。

(13)贵州河流以(苗岭)为分水岭,苗岭以北属长江流域,包括牛栏江横江水系、乌江水系、赤水河 江水系和沅江水系;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包括南盘江水系、北盘江水系、红水河水系和都柳江水系。(14)贵州最大的河流——乌江。

(15)赤水河美誉——生态河、美酒河、历史河。

(16)贵州煤炭资源的理论蕴藏量高达2400多亿吨,列全国第四位,是南方12个省(市、区)煤炭资源储量的总和。贵州的煤炭相对集中于西部的六盘水市和毕节地区。

(17)贵州森林资源分布以黔东南最多,其次是黔南。分布最少的是六盘水和安顺。

草地最多的是(黔南)和(黔东南),最少的是(贵阳)和(六盘水)。(18)贵州有74种珍稀植物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19)云贵高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威宁草海

(20)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安顺市黄果树大瀑布景区、安顺市龙宫风景名胜(21)

唐代,今贵州属黔中道,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乌江以北地区多属经制州(有朝廷直接派官员治理)。乌江以南属羁縻州(由土著首领治理)。

开宝7年(974),土著首领普贵以所领矩州归顺,土著语“矩”与“贵”同音。

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设置布政使司,正式成为全国的第13个行省。

清代,公元1727年,今贵州疆域基本形成。

截至2008年,全省共设9个地级单位(4个地级市、3个自治州、2个地区),88个县级单位。

㈢个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遵义市位于贵州北部,属地级市,代管县级赤水市、仁怀市。

贵州以“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贵州高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三种文化类型——北京周口店、山西西侯度、贵州黔西观音洞。

唐代,今贵州之地属黔中道,朝廷对边疆地区实行“土流并治’,形成经制州、羁縻州与藩国并存的局面。贵州震惊全国的三大教案——青岩教案(第一次)、开州教案、遵义教案。1949年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12月26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

贵州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是从农村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的。民族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一些民族成片聚居的省份。

贵州有56个民族成分,世居民族除汉族外有17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苗族。苗族主要集中在黔东南、黔南、黔西南3个自治州各县;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南、黔西南两个自治州各县;侗族主要分布在黔东南自治州各县。

侗族三样文化——侗族大歌、鼓楼、风雨桥

贵州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教育先驱——尹珍(字道真,东汉)贵州清代状元——贵阳的赵以炯、麻哈的夏同郃

清代,在黔北崛起“独领中国西南文化之风骚’的“沙滩文化”。1907年,周素园创办了省内第一张日报《黔报》。贵州的特色食品——茅台、都匀毛尖茶

一 什么是和谐社会,结合实际说明构建和谐贵州。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是整个社会系统中各部分、各要素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均衡,社会系统良性循环运行、相互协调,人与人之间友爱、相互帮助,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之间协调的发展。贵州扶贫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成效明显,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二 贵州旅游业的特点

(1)属于新兴产业发展前景看好。贵州有“公园省”之称,发展旅游业的资源、区位条件好。随着贵州知名度的提高和旅游市场的开拓,贵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旅游者,旅游业也因此飞速发展。

(2)结构显示的发展空间大。除了内地游客以外,贵州境外的客源市场,主要是亚洲,其次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潜在的广阔的市场。

(3)国内旅游在全国已经有一定的地位。贵州旅游网络是西南地区旅游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华中、华南紧密相连。

(4)国际合作推动了贵州旅游业和世界旅游业的对接。三 以贵阳为中心的4条跨省骨架旅游线

一喀斯特生态景观和多民族文化为主的贵阳-红枫湖-安顺-龙宫-黄果树-织金洞-马岭河峡谷,延伸至云南路南石林、昆明的黔西旅游线;

以苗、侗族文化和苗岭风光为主贵阳-凯里-榕江-从江-黎平,延伸至广西三江、桂林以及施秉-镇远舞阳河-铜仁梵净山,延伸至湖南张家界的黔东民族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线;

以喀斯特原始森林生态和布依、水、瑶民族文化为主的贵阳-都匀-三都-荔波,延伸至广西的黔南旅游线;

以长征文化、酒文化和沙椤生态为主的贵阳-息烽-遵义-茅台-赤水,延伸至重庆、长江三峡的黔北旅游线。四 贵州经济的特点

(一)生产要素占有方面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变

(二)生产要素利用方面由资源型向技术型转变

(三)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四)增长动力因素方面由投资型向需求型转变

(五)发展阶段演进方面由渐进型向跨越型转变

(六)经济管理职能由直接型向间接型转变 五 贵州农业经济的现状

(一)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 表现:1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2农业产业化速度加快3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显著4农业产出水平不断提高

(二)农业生产结构得到调整

(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六 结合实际说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三大战略

(一)制定和实施科教兴黔战略(二)制定和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三)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七 试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成就

(一)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以“西电东送”为重点的能源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

(四)以解决工程性缺水为重点的水利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五)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教育事业取得显著成就

(六)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取得积极进展

八 实施西部大开发有何重大意义

实施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1)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人

(2)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利于促进全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实现第三步的战略目标。

(3)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推动扶贫开发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快西部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4)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维护边疆安全。

九 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的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历时6年之久,先后攻克32座县城,纵横驰聘于全省五分之四的地方,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在转战贵州期间,宣传北上抗日、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对团结贵州各阶级、各阶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十 为什么说明代是贵州历史上的里程碑。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主要标志,一是在贵州建立了行省,使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二是在贵州大规模推行屯田,加快了贵州的开发,使贵州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十一 贵州发展旅游业的自然资源优势的表现

(一)山奇石秀,山石景观多

(二)瀑布与峡谷景观多而壮丽

(三)洞穴类型多、数量大、洞景美

(五)河湖、泉水景观多,水质良好,景色美

十二 贵州土壤耕作条件

(一)山地丘陵多、平坝地小,宜林地广、耕地少

(二)耕地质量较差,中低产田土面积大

(三)喀斯特土地面积大,生态脆弱,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四)林牧地质量不均,分布欠平衡

十三 贵州的工业结构特点

一是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明显加强,结构进一步优化;二是特色食品、生物制药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逐渐成为我省工业经济新的亮点;三是传统工业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支撑作用仍十分明显;四是企业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五是技术改造进一步增强;六是市场经济多元化主体逐步形成。总的说来,呈现的特点是:结构变动的强度不断增加,结构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结构趋同现象逐步缓解。结构转换能力有所提高,主要工业行业构成格局发生变化。电力、黑色冶金、有色冶金、饮料、非金属矿物制品、医药等行业的比重上升,烟草、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等行业的比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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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云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04期 第262-295页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清前期,疆域基本上固定下来,东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在广袤的疆域内,既有中原内地,也有边疆地区(包括陆疆和海疆)。中国的边疆十分辽阔,居住着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气候和地貌与中原内地有很大不同。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有别于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片边疆领土被割占。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复杂多变的中国近代边疆形势,别有特色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使得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此外,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记述边疆情况的典籍十分丰富,进入近代以后,一些边疆史学者有感于边疆危机,在新形势下又整理出许多边疆史著述。这一切成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史取之不竭的资料宝库。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些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朱克敏《边事汇钞》、吴大徵《吉林勘界记》、曹廷杰《俄界情形》、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等,是这些成果的代表。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而其形成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不仅使中国边疆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且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新的危机中。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开展,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中社会的演进,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也再次呈现高潮。具体表现是:成立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等边疆研究团体,创办了《中国边疆》、《边事研究》等10多种研究边疆问题的专业刊物,纂辑了多种“边疆研究丛书”和边疆省区的通志,开展了对新疆等边疆地区的考察活动,出版了大量著作。从论著方面讲,华企云的《中国边疆》(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版)、黄定初的《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边事研究》第2卷第5期,1935年10月)、荆三林的《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陕西分社1942年版)、顾颉刚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西北通讯》第3-4期,1947年5-6月)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新中国成立至今50年来,受国内外政治形势以及学术发展的影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起始阶段(年)、挫折阶段(年)、初步发展阶段(年)、深入发展阶段(年)。下面就各阶段的情况进行简要评述。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边疆地区往往首当其冲。中国人民不甘受奴役,从内地到边疆,凡是帝国主义侵略过的地方,当地人民都曾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一个层面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来自帝国主义的威胁却丝毫没有减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映红了祖国的东部边疆。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战争乌云笼罩在东南海疆。1959年,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策划下,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妄图把西藏从祖国的大家庭中分割出去。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西南边疆的领土完整。从60年代起,受霸权主义的威胁,中国东北至西北辽阔的北疆地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以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起始阶段的大背景,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重要影响。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到底是怎样侵略中国和中国边疆地区的?中国人民进行了怎样的反抗?这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正确阐述这一课题,对当时面临帝国主义威胁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有着现实意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开始了起步阶段。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阶段出版学术专著24部,资料书3部,发表学术论文68篇。从内容上看,多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歌颂我国边疆地区人民反侵略斗争为主。从边疆区域上讲,则以涉及西藏、台湾和北疆地区的为多。尽管有些著述带有一定的宣传色彩,但是也有些著述表现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从专著方面讲,以下著述值得重视。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以丰富的史料,详细地阐述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过程。书中的许多论断就是在今天看来对人仍有启发。比如该书第150页写道:历史证明,反对像英帝国主义者这样的敌人,不发挥群众的抗英热情,不求得中央与地方的一致,即不取得祖国的援助,不团结联合临近各兄弟民族,孤军作战,是必然要失败的。卿汝楫《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引用了很多美国官方的材料,叙述了百年来美国侵略台湾的种种阴谋和罪行,并把美国如何一贯地企图以台湾为进攻中国大陆的基地,以实现“太平洋帝国”梦想的阴谋加以揭露。书中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都有美国档案即美国侵略者自己的供词为根据”(见该书序),鲜明地表现了此书的特色。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著的《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是当时唯一一部全面反映近代东北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著述。此外,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从整体上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后美帝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卷1952年版,第2卷1956年版)内容充实,叙事周详,选用了较多的美国官方档案,较全面地评述了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末美国的侵华历史。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不仅运用了丰富可信的中文资料,而且参阅了大量外文资料,包括外文档案,系统地论述了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这三部书中,都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

从论文方面看,丁名楠、张振鹍《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罪恶历史》、王忠《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的制度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等,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丁、张一文征引美国国会档案、俄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档案等资料,详细阐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过程,并明确指出,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道路以后,清朝政府保卫边疆、保卫西藏的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王文以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我国在西藏地方拥有主权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清和民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正是这种主权的无可争辩的说明。黄文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

从资料书方面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的《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锡良是清末满族中的著名大吏,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过山西、河南巡抚,热河都统,四川、云南、贵州、东三省总督,所以在他的遗稿中,有许多涉及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的重要史料。例如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对东三省加紧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打算插足东三省的实况,在遗集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起始阶段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是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严谨求实刻苦钻研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指导人们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普及。史学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高水平的中国近代边疆史著述的产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学者们选题具体,大量使用中外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有关文献进行认真鉴别,去伪存真,也保证了研究成果的质量。

不过,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把中国近代边疆当作一个独立研究的客体而开展研究,这就从总体上影响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政治方面讲,当时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始终存在。边疆作为敏感的地区,关系外交、民族等重要问题,因而存在着许多研究禁区,中国近代边疆作为独立的研究客体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形成。从学术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建设有一个形成和完备的过程,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学术批判,基本否定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有关资料显示,这期间没有出版一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专著。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关的,只是几部沙俄侵华史的书,即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此外,还出版了几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比如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写的《简明中国近代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这些书也都以一定篇幅叙述了中国近代边疆史上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著作的出版,主要不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而是配合当时备战形势的需要,以图激起国人对老沙皇和新苏修的义愤,进而巩固边疆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这种意图在《沙俄侵华史简编》前言中有明确的表述。

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有关中国近代边疆史的文章很少,且内容多是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我国边疆进行侵略,以及中国边疆军民的反侵略斗争。例如志力、钟锷的《涅维尔斯科伊——十九世纪中叶沙俄侵略黑龙江地区的急先锋》(《历史研究》1975年第4期),谭其骧、田汝康《“新土地的开发者”,还是入侵中国的强盗》(《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第3期),孙代兴《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云南的侵略和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民族与地方史研究》1975年第1期)。

“文革”期间,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揭露沙俄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为主要内容,这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决定的。当时,我国的政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出于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极力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编造谎言,散布奇谈怪论,为老沙皇侵华的丑恶历史进行百般辩护,为向中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被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歪曲了的沙皇侵华历史,用确凿的史实加以戳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武器,彻底揭露老沙皇侵华的滔天罪行,揭露和批判苏修叛徒集团篡改和伪造历史的罪行,痛击其反华谏言,总结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沙皇侵略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完成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这一阶段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有关著述才以沙俄侵略我国边疆地区为主要内容。

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关系到领土、边界、民族、宗教等问题,也与国家稳定密切相关,有很强的现实性。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应当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但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有它自身的客观内容,不能迎合需要,也不能成为现实政治的说明书。“文革”中的一些中国边疆史著述,过于迎合了现实政治需要,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因而很少学术价值。这一教训是人们应当汲取的。总之,挫折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主要著述,不是中国近代边疆史作为独立学科研究的产物,而是适应了当时反修斗争需要的结果。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要发展,还需要等待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三、初步发展阶段(年)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步进入正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学术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外学术的交流,也扩大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视野。80年代初,国家一度提出开发西部的战略,边疆问题引起关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从1978年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学术刊物。这些地方科研机构多以本省区为研究客体,近代史研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此外,一些学术团体也先后成立,如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中外关系史研究会、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等,近代边疆史研究是这些学会关注的重要方面。这一切有利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开展。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著名学者翁独健先生任主任。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它的成立,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约有50部学术专著出版,多部资料书问世,400余篇学术论文发表。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起来,可包括如下方面:

(一)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着重揭露沙俄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是这类主题的重点。由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叙述蒙古地区边界沿革的基础上,论述了俄国在蒙古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及其阴谋手段。《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概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蚕食,同时追述了这一地区中俄边界的沿革,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对于帕米尔问题、巴尔喀什湖问题、伊犁问题等,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同类著作还有《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以及赵春晨《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冀成《沙俄对中国西藏的侵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余绳武《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杨建新《清代的西北边防政策和沙俄的侵略》(《西北史地》1980年第1期)等。资料翔实,论证严密,把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是这些论著的显著特点。其中,《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简史》是第一部阐述中国近代海疆的学术专著,具有开创意义。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负责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1-3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4年版),丁名楠、张振鹍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都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在有关章节中论述了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1981年版),从整个世界局势和俄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的考察中来论述其侵华的政策和行动,对中俄东北、西北的疆域形成作了周密的订正,反映了该书在科学性、史论结合等方面颇具功力。

(二)近代中国疆域及边疆地区的管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近代疆域和中国古代疆域相比变化很大。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是什么?中国政府是怎样对边疆进行管辖的?一些著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都是以资本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疆域来确定其历史疆域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如此。因此,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代版图,就是中国近代疆域的基础。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11期)也提出,中国近代的疆域应以鸦片战争以前的疆域为基础。张博泉等著《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首次详细论述了东北疆域的发展。尤中著《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反映了这阶段西南疆域史研究的重要进展。尤著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西南疆域变迁的过程。方著从历史地理角度考订了我国西南边疆各个政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情况。

王魁喜等著《近代东北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详细论述了中国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刘邦厚《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右岸的巡边活动》(《北方论丛》1980年第3期)、《1861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左岸的巡边活动》(《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编印)分析了清政府为抵御沙俄侵略渗透,在呼伦贝尔和黑龙江左右岸等地区加强边防所采取的措施。

光绪年间新疆和台湾建省是清政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管辖所采取的重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新疆简史》第2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年)、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域史论丛》第1辑,1985年)等认为,新疆建省是清政府为了抵御沙俄扩张和巩固自己在新疆的统治而在行政建置上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加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统一。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第1期),概述了台湾建省的过程,指出正是因为加强海防建设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三)近代边疆开发和社会发展

近代边疆开发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引发了边疆社会的变化。这是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生活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这一课题。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从宏观上阐明了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方法,强调指出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钟祥财《试论中国历史上开发边疆的经济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指出,近代以来,陈炽和邵作舟等人都把边疆建设作为振兴商务、促进民族经济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更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宏伟蓝图,边疆的建设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董万仓《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具体论述了1881年吴大澂等人在吉林东部边疆宁古塔、三姓、瑷珲等地进行移民实边、试办屯田、驻军屯垦等项工作。马东玉《冯子材与海南岛开发》(1987年12月9日《光明日报》)介绍了1887年冯子材在海南岛大力组织军队士兵开山劈岭筑路的开发壮举。曲从规《近代黑龙江流域金矿业的开发与兴办》(《瑷珲历史论文集》,1984年)对黑龙江金矿业近50年的盛衰起伏作了宏观考察。姚永森、陈万钧《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福建论坛》1984年第5期)认为,刘铭传企图在台湾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以便有效地与敌争利,并进而达到求富的目的。

随着近代边疆的经济开发,边疆的社会和人口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学者分别探讨了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内蒙古一些地区社会形态和人口问题等。邓波《近代新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新疆经济研究》1984年第7期)认为,近代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特征,但商品经济也在缓慢地发展,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在新疆有特殊地位。汪炳明《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探讨了清末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认为20世纪初,在外国和内地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一部分蒙古王公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活动,同时蒙古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清末民初由蒙古王公联合清廷大员及内地官僚买办资本家筹办的蒙古实业公司。赵云鹏《清末至民国时期辽宁民族工业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5期)分几个阶段考察了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辽宁民族资本工业,认为辽宁工业有偏于轻纺、资本少、规模小、技术差、竞争力弱等特点。朱风《近代阿拉善旗社会初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认为,近代阿拉善旗在生产关系上,除了劳役制以外还有不同形式的雇佣制和劳动牧民之间的合牧制。张植华《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3-4期)依据有关档案,对清末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变化以及民国时期内蒙古各盟旗蒙古族人口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同类文章还有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等。

1979年1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编辑出版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是其中一种。同年3月,编辑出版任务下达各省区,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此后,55个少数民族简史陆续出版。到1987年底,已经出版了7种,它们是各编写组编写的《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达斡尔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门巴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畲族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些著述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

近代边疆是一个舞台,许多人在这个舞台上活动过,对近代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产生了影响。正因为如此,近代边疆人物就成为这阶段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专文论及的近代边疆人物主要有:抗俄英雄寿山,珲春勘界的吴大澂,蒙古族人民起义领袖嘎达梅林、进步思想家罗布桑却丹、王公贡桑诺尔布,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谪戍新疆的林则徐,抗击法军的刘永福,经略台湾的刘铭传等。在专著方面,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这阶段出版的在少数民族人物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两大领袖之一,对历史上西藏的政教有着重要影响。该书依据藏文版的历代达赖喇嘛传和大量中外资料,从1391年一世达赖喇嘛降生写起,到1952年十四世达赖欢迎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为止,叙述了历代达赖喇嘛的生平,兼及历代班禅的事迹,对近代西藏宗教和社会情况多有叙述。

从70年代起,由于对外关系的实际需要,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有关论著也多了起来。除前述《沙俄侵华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等书有这方面内容外,还有一些具体论著分别涉及中朝边界、中俄边界、中印边界、中越边界、南海诸岛、钓鱼岛等问题。

中朝边界研究。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门江段产生争议。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间岛归属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此后,经过吴禄贞等据理力争,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分析了间岛问题产生和解决的过程。

中俄边界研究。张本政《评1886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论述了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李之勤《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1期)全面论述了条约签订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赵春晨《谈〈中俄伊犁条约〉的性质和清政府谈判的成败》(《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第2期)论述了清政府在改约谈判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曾纪泽个人的功过。黄盛章《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2期)详细考定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在帕米尔地区的主权管辖范围的变化。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指出,这一问题的争议现存的唯一依据就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喝尔界约》,任何越过或离开这个条约的其它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中印边界研究。这阶段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值得注意的著述有,金宗英《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该文详细论述了中印边界西段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此外,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列有专章论述了中印边界问题。

中越边界研究。中越边界有陆界和海界之分,都涉及领土的归属。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1980年6月9日《光明日报》)、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1980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越南历史图籍中所说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的一些岛屿、沙滩,同我国西沙、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关系。

钓鱼列岛研究。钓鱼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早在明代就已经划入中国版图,19世纪末为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岛屿本应同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但日本却宣布其对该岛屿拥有主权,从而制造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2-3期),概述了钓鱼列岛的历史、主权归属以及有关中日间的争端。于福顺、刘耀祖编的《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摘录中外文献63种,叙述了钓鱼列岛的地理形势、主权归属和中日交涉等问题。

(六)对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前曾指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两次掀起高潮。这两次高潮的具体情况怎样?为了总结经验,促进学术进步,这阶段一些学者对这两次研究高潮进行了研究。

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一大批爱国学者深感边疆地区迫切需要进行过细研究,遂身体力行,由此产生了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综述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研究成果,认为1931年以前,由于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1931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学迅速发展,同时也为边政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提供了新内容。丛佩远、赵鸣岐《简评曹廷杰》(《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评述了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指出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分析了王国维的西北史研究,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等,评述了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和禹贡学会的业绩。

初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较多领域,局面基本铺开,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南,加强对史料的考订和史籍的校勘,出现了许多较高水平的著述。这些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深入发展阶段(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影响了中国边疆地区,使往日是反帝反修前线的中国北部边疆形势得以缓和。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区”不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这给中国辽阔陆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然,世界局部地区的紧张形势还时有发生,和中国相邻的有些国家也不时对中国提出领土(海)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海)主权。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国人希望进一步了解边疆,稳定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适应形势需要,得到了比较深入的发展。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对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深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1990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成立边疆史地临时评议小组,鼓励和资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项目,这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协调和发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方面也加大了力度。1988年,该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1年,又创办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学术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此外,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园地,从1988年开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先后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边疆史地丛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一些边疆出版机构也出版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丛书,如“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东北文史资料丛编”(辽沈书社出版)、“黑水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云南史料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上述出版物中,有许多是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内容。1999年9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边疆史地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认真讨论了1988年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情况,规划了未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同年秋,马大正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杀青,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入发展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日益繁荣的象征。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至1999年,共出版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专著80余部,发表论文1000余篇,资料书40多种。从主要内容上看,有的是前一阶段所探讨问题的继续和深化,有的是新开辟的领域。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中国(近代)边疆的理论探讨

这包括中国边疆的理论界定和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方法等。

首先是中国(近代)边疆的界定。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提出边疆是一国领土的外缘地带。吴文藻也认为边疆有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之分。1988年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大正、华立认为: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具有自然、历史、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邢玉林指出,近代以来的边疆,是指在国家陆路边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

其次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社会功能。丁伟志认为,研究边疆既有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中的现实价值,也有体现在和平建设中的经济文化方面的社会效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邢玉林提出,研究边疆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提供稳定边疆的历史经验,为边疆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见前引文)。

再次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方法。40年代林耀华、吴文藻、顾颉刚曾从环境、人类、文化三要素,政治学、人类学观点,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诸方面进行探讨。90年代初,马大正提出,应当加强边疆政策方面的综合性研究,既要考虑到民族、宗教、边防、外交等政策,又要考虑到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演变。特别应当加强现代边疆政权建设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研究,边防工作、边界交涉、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接境邻国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疆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邢玉林认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应当包含中国边疆通史、中国边疆断代史、中国疆域史、中国边界史、中国边防史、中国边疆社会思想史、中国边疆内外关系史、中国边疆历史学史(见前引文)。

以上关于中国边疆的理论探讨,有的是直接述及近代的,有的虽然不是专讲近代,但对研究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也多适用。

(二)中国近代边疆管理及边防观

关于中国近代的边疆管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可分总体性论著和区域性论著两部分。谈到总体性论著,首先应当提及赵云田著《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88年,赵云田提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概念,呼吁学术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认为这对于深入了解我国历代的政治制度和边疆统治政策,深入理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加强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3期)。《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正是他身体力行的结果。该书在理论上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则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摆脱了断代史和地方史角度的局限。该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晚清理藩部,中华民国时期的蒙藏事务局、蒙藏院、蒙藏委员会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此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设有专节论述了近代边疆危机和晚清政府加强对边疆管理的措施,内容丰富,议论精当。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概述了近代边疆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

关于中国近代边疆管理机构的区域性论著,涉及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较多。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4期),分析了光绪年间东北三将军体制的变化,以及废除军府、建立行省的原因和作用。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认为改建行省、整顿军事是清政府面临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的相应措施。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华书局1989年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卢明辉著《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都设有专章论述了近代管理蒙古地区的机构和措施。格日勒《北洋军阀政府与西盟王公会议》(《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乌云格日勒《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也考察了近代内蒙古地方管理的情况。

吕一燃《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樊明方《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论述了近代对乌梁海的管理情况。樊明方编《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叙述了19世纪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此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辛亥革命以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以及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的经过。赵云田《近代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陈延琪《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1997年第2期),从不同层面论述了近代新疆管理机构变化的情况。

吴丰培、曾国庆著《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版)、《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清代驻藏大臣的职权和管理西藏的情况。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第2期)、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具体评述了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情况。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论述了民国时期对西藏的管理。

在探讨中国近代边疆管理的同时,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近代边防观问题。毛振发《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军事史研究》1991年第2期)、牛俊法《浅析中国近代“争胜型”与“守土型”的国防观》(《军事历史》1989年第3期)、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军事历史》1989年第6期)、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等,从宏观上论述了近代边防观的主要内容、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军事历史》1992年第4期)、史滇《李鸿章与北洋海防》(《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何丰伦《中法战争后广西边防建设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等,则论述了具体人物、具体地区的边防思想和建设。

(三)近代边疆开发研究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汇集了15篇专题论文,其中9篇涉及近代东北、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台湾的农业、牧业、工矿业的开发。王戎笙主编《清代的边疆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是1991年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内有多篇文章涉及了新疆等地的开发。成崇德、张世明著《清代西藏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清末张荫棠在西藏的开发思想,联豫在西藏的开发措施,以及清末西藏开发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北疆地区畜牧业经济的变化、“移民实边”与土地滥垦的影响、手工业生产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探讨。华立著《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晚清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状况,并总结了开发的历史特点和功效得失。

此外,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提出,大批汉民的迁入,使黑龙江土地的开垦方法、耕作技术和农业习惯都受到了影响。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近代农地的开发,促进了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疆以农为主、各业并举的混合经济形式。唐凌《矿业在近代广西边疆开发中的作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指出,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深入,以及广西战略地位的日益提高,政府和民众开始大力对其进行开发,其中,矿业开发起了很大作用。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认为,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的大量侵入,海南传统农业逐渐解体,经济作物日益发展。

这一阶段近代边疆人物研究值得重视的是以下几部著作:阿拉腾奥其尔著《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伊犁将军是清代统一新疆后在该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天山南北,并管理归附的中亚地区及哈萨克各部,在巩固西北边防、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该书从清代历任伊犁将军中选出10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对他们在新疆的活动和政绩进行了述评。其中,奕山、布彦泰、金顺、志锐四人均属近代人物。本书拓宽了近代边疆人物研究的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近代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周轩著《清代流放人物》(紫金城出版社1993年版),周轩、高力著《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部书可称为姊妹篇,论述的都是被清政府流放的人物在边疆地区的活动。两书共收100多人,对他们在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发展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述。探讨流人对近代边疆的贡献,两书的开创意义功不可没。谷苞、蔡锦松编《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1842年12月含冤流放到新疆。他在新疆三年间,不顾政治上所处的逆境,为新疆开发不遗余力。该书选收论文19篇,从主张加强西北边防、兴修水利、勘查荒地、关心少数民族疾苦、重视协调民族关系、禁止鸦片及限制鸦片在新疆的蔓延等方面,论述了林则徐对新疆卓有成效的贡献。书中许多文章利用了档案资料,也有的是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是这阶段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取得成果较多的领域。学者们既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近代边界问题的形成,也具体考察了和邻国的边界情况,以及有关领土的争端。

从宏观方面考察的主要著述有:张锡群、吴真明《中国近代割地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郑汕、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著作从丧失土地和边防史角度综论了近代边界问题。此外,张振鹍《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认为,近代中国的边患经历了从海疆告警到边疆普遍危机,进而危机深化的历程。边患造成了中国丧失大量领土,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

考察中朝边界的著述有: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在论述东北历史地理问题过程中,也考察了中朝边界问题。杨昭全《中朝界务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4辑,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论著以详细的史料,对中朝界务作了细致的研究。此外,姜龙范《关于清季中朝边务交涉的研究》(《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崇实《历史上的以图们江为中朝东段边界的考察——驳“间岛”学说》(《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6期)等文,也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

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探究了沙俄侵略中国边疆、吞并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对有关中俄边界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经过、主要内容和边界走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资料翔实,考证精确,是研究中俄边界史的上乘之作。厉声《中俄伊犁交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系统地评述了中俄伊犁交涉的历史过程。李之勤《论〈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朱炳耀《关于新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1-2期),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

探讨中印边界问题的著述有:杨公素《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对中印之间传统习惯线、英国私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丁名楠《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由来的片断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第1期)、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房建昌《近代中印西段边界史略》(《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等,分别论述了中印边界有关段落的形成与界务纠纷的交涉。

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中尼边界洛敏汤考》、《中锡边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中国与不丹的边界及不丹在西藏的飞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边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填补了这方面专题研究的空白。

关于中缅边界研究。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认为,194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但这段边界始终没有竖立界桩,所以直到缅甸独立,南段未定界并没有最终解决。谢本书《片马问题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论述了清政府对片马的管辖,以及英国侵占片马的经过。金宗英《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分析了中英间关于中缅北段边界早期交涉和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中玩弄的伎俩,认为英国炮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之一是想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探讨了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中国政府指导中缅交涉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的由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陈瑞金《中缅北段未定界历史的变迁》(《云南史志》1995年第1期),分别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提出了有见地的意见。

中越边界研究。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1期),论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但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深入论述了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1992年第1-2期),前文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后文论述了中越边界桂越段会谈及勘定的情况,以及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萧德浩《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第1-2期),研究了中越边界广西段形成的历史。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黄国安、萧德浩、杨立水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分别从档案、文献中辑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

北部湾问题是中越边界研究的重要方面。萧德浩《北部湾问题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中越两国从未划分北部湾海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第3-4期),刘文宗《是“海上分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证了在历史上中越两国从未划分过北部湾的海界,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划分的是芒街附近海中岛屿的归属,越南政府把它说成为划定中越海上分界线是没有根据的。

南海诸岛研究。南海诸岛包括南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3期)、林金枝《民国时期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等,也都以大量事实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神圣主权。

钓鱼列岛研究。吴天颖《甲午战前的钓鱼列屿归属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列有专章论述了年日本觊觎、侵占我国钓鱼列屿的始末,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中日甲午之战签订《马关条约》后被日方侵占的中国领土。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论述了钓鱼列岛历史上的主权归属和今天的中日争端。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诸岛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从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

香港史研究。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被英国强割强租。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以后,国内学者对香港史研究逐渐重视,论著渐多。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证,叙述了英国割占香港岛,割占九龙半岛南端,强租香港新界的过程,是这一领域高水平的学术专著。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论述了20世纪的香港政制、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中英关于归还香港问题的交涉等,反映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外,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也从不同角度以大量史实论证了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

澳门问题。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明朝时期被葡萄牙占据,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加紧在澳门扩张,后来沦为葡萄牙领地。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郑炜明《葡萄牙人占有澳门附近凼仔、路环二岛的经过和性质》(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述,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葡萄牙强占我国澳门的经过。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收入了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

(六)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

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各种资源的掠夺,以及所实行的奴化政策,是这一阶段这一领域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著作有:丁清《近代以来日本对我国东北邮政的侵夺》(《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肖安鹿《论日本对我国东北、台湾的侵占及其推行的奴化同化政策》(《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霍辽原《日本在中国东北沦陷区实行的民族统治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1期),饶野《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连心豪《日本夺取中国海关述略》(《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晶、牛玉峰《日寇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疯狂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宋德玲《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掠夺》(《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佟静、赵一虹《略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工矿业的掠夺》(《辽宁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孙玉玲《浅析中国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对劳工的掠夺政策》(《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4期),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海南史志》1997年第1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等。应当指出的是,上述论著的共同点,即认为日本掠夺我国的各种资源,残暴地压榨中国人民,向世人显露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七)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考察

这是前一阶段该专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内容涉及学术团体、学者、著作和边疆考察等方面。

刘逖《中国地学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分别论述了中国地学会和禹贡学会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业绩,以及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和成绩。袁英光、桂遵义《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评述了西北史地学派及该派的代表人物张穆、何秋涛等人的学术成就。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认为,嘉道咸时期形成了一个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成员包括祁韵士、何秋涛、俞正燮等人。正是这些人的整体效应,才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

宝日吉根、宝音图《〈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蔡家艺《何秋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浅论〈蒙古游牧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张承宗《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评述了二人的学术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吴怀琪《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陈经忠《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文史杂志》1989年第1期),分析了姚莹边疆史地学著述的特征。

边疆考察是中国近代边疆学者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些政府官员的治边措施。马大正《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及军政要员新疆考察活动的历史功绩。吕一燃《谢彬及其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杨镰《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论述了谢彬的边疆考察经历和成就。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评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过程以及黄文弼学术活动和成就。

深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显著的特点是创新。表现在新概念的提出及系统阐释,如对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研究;新领域的开辟及详细论述,如对边疆大吏及流人对边疆贡献的研究;新课题的论证和薄弱环节的加强,如对唐努乌梁海的研究等。

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50年来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我们今后应如何加强薄弱环节呢?

首先,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今后应当加强探讨。应当承认,老一辈学者顾颉刚、吴文藻、白寿彝、谭其骧等人在关于中国疆域的界定等边疆理论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给晚学开辟了道路。吕一燃、马大正、邢玉林等人近些年来在边疆界定、中国边疆研究的功能和方法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为中国边疆史理论框架的构筑做出了贡献。此外,台湾学者胡耐安、林恩显在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做出了成绩(见胡耐安《边政通论》,1960年台北初版;林恩显《边政通论》,台北华泰书局1987年初版;《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年版),但是也应当承认,中国边疆史研究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比如边疆观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是中国古代边疆的延续和发展,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近代边疆才发生了不同于古代边疆的变化。中国古代边疆观已有比较明确的内涵,而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却还是很不明确。到底应当怎样揭示中国近代边疆观的内涵?中国近代边疆观和中国古代边疆观相比有哪些异同?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也才便于梳理。又比如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近代边疆既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含义,又和民族、宗教、人物等因素密切相关,它的研究方法就必然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而不可能是单一的。换言之,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都可以借鉴。而目前这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指导,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构筑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理论,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其次,研究领域还不够宽广,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展。中国近代边疆史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包括边疆民族、边疆宗教、边疆社会、边疆教育、边疆人物、边疆制度、边疆管理、边疆开发、边疆自然地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边界和领土问题等。就其中的某一项说,又可以分得更细,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就有割占领土、掠夺资源、宗教渗透、文化侵略等方面。由于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以近代边疆作为独立客体进行研究的时间还不很长,所以有些内容还没有涉及,或虽然涉及了但还很不深入。比如边疆社会。不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由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的不同,社会面貌也就很不一样,而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又比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在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学术界侧重于沙俄对我国边疆领土的掠夺,到了深入发展阶段,侧重的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资源的掠夺。这显然是扩大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内容。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的领域还需要拓展,应着重加强中国近代边疆内在问题的研究,比如边疆社会、边疆宗教、边疆教育等。

再次,有的研究主题还比较肤浅,今后尚需进一步深化。研究主题肤浅的主要表现是有些著述没有抓准实质性的东西,描述有余,分析欠缺,比如某些人物的研究,某些边界问题的探察等。为了深化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我们应当把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和现实的中国边疆问题结合起来,把文献调查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把边疆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结合起来。

最后,具有批评性的讨论不够,今后应当加强争鸣。综观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我们发现,至少在四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意见。一是中国疆域的界定,或者说是中国近代边疆的基础。这个问题尽管史学界进行过讨论,但意见仍没有取得一致。二是晚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效果。有人认为这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对后来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有人认为,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随心所欲,操之过急,直接给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造成口实,难辞其咎。真实的情况到底怎样?双方还需要深入研究,也更需要进一步讨论。三是清末内蒙古的移民屯垦。有学者认为,清末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从长远的历史影响看,对蒙古地区进一步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对蒙古族自身农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益处。也有学者认为,清末移民实边造成了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也没有起到充实地方、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由于两种意见争论不够,因此认识也没有接近。四是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针对台湾学者林恩显阐述的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大陆学者马大正提出,不应当用边疆民族研究取代边疆研究。由于缺乏深入探讨,问题也只是点到这里为止。总之,50年来的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只是因为缺乏交锋和讨论,各说各的,有些问题的认识才停滞不前。今后应当加强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中的争鸣,加强学术批评,以繁荣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马大正、刘逖著《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吕一燃、李国强著《近十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9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马大正、李国强先生审阅了本文初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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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修于道光十八年(1838)至二十一年的《遵义府志》共48卷、80余万字,是我国清代方志的重要作品之一。该书成书之后,为学者所重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给予肯定。(1)该书由贵州籍学者郑珍、莫友芝纂修,郑珍、莫友芝作为清代后期黔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在贵州区域文化乃至清代文化发展史上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一郑珍、莫友芝的生平与治学郑珍,遵义人,嘉庆十一年(1806)生于遵义天旺里(今遵义县鸭溪镇),先世居江西吉水,明万历年间郑珍七世祖郑益显随刘入播州平杨应龙叛乱,后留居遵义。郑珍11岁入遵义湘川书院读书,14岁退学返家(2),并随家迁居遵义乐安里尧湾(今遵义县新蒲新区),跟随舅父黎恂、黎恺读书。1824年,郑珍应乡试未中,但受贵州学政程恩泽赏识,得选拔贡。道光十七年(1837),郑珍中举。此后20余年间,郑珍除进京赴考和入川交游外,足迹未出贵州境,基本以教书、著述为业,同治三年(1864)病逝于遵义。郑珍治学广泛,著...

《遵义府志》和《遵义新志》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但在编纂上均有较高水准。目前研究有严易平、申茂银《论道光的特色与价值》,①何沛东《试论张其昀主编之性质》②等。以上学者主要对《遵义府志》和《遵义新志》各自的内容、特色等进行了单独研究,并未对两者作一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对比下,两部志书编纂的亮点和不足才能更加突显。故本文试图对《遵义府志》与《遵义新志》的体例、侧重点及编纂思想等加以比较,分析两者优缺点。一、《遵义府志》与《遵义新志》之简介(一)《遵义府志》《遵义府志》由清代学者郑珍和莫友芝编纂而成,内容涉及遵义的历史沿革、社会经济等方面。当时可供参考的资料甚少,纂书过程十分艰难。郑珍、莫友芝于道光十八年始修《遵义府志》,至道光二十一年成书,历时三年,其中搜集考证资料就花了两年时间,可见作者纂书态度之严谨。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遵义府志》获得了诸多好评,如梁启超评价:“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③(二)《遵...

清道光十八年(1838),贵州遵义籍学者郑珍!、独山州(今黔南州独山县)人莫友芝"受遵义知府平翰邀请纂修《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遵义府志》成书48卷,共80余万字。《遵义府志》上不列类(纲),直接平列33目,全面记录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理、建置沿革、文物古迹、经济生产、文教风俗各方面内容。在《遵义府志》33目中,图说、星野、建置、疆域、山川、水道考、城池、关梁、物产,基本属于对遵义府辖内山川、河流、地域面积、动植物,遵义府及其辖下州、县行政区划演变,府治及县治所在地等自然地理和政治人文地理情况的记录或考证;公署、户口、赋税、蠲卹、农桑、木政、坑冶、学校、典礼、兵防、职官、宦绩、土官、选举、人物、纪事,可视为对遵义地区经济生产、政治治理、军事防御、教育教化等演变情况的叙述或整理;坛庙、古迹、金石、风俗、祥异、艺文、杂记、旧志叙录,则属于对遵义地区文化遗迹、社会风习及精神性文化成果的介绍或记录。从涵盖的内容来看,《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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