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称呼中国人把周围民族都称作什么?

1. 阅读下面的诗歌,完成下面小题。

    祈祷闻一多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告诉我那智慧来得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①;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请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霤②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麟③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注释】①河马献来的馈礼: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②石霤(liù):滴下的水。③孔子吊唁死麟:麟,麒麟;史书记载,鲁哀公郊外狩猎捕获一怪兽,请孔子辨察,孔子视之曰:“麟也。”以袖掩面,涕泪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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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里的神圣二字都很古老,甚至出现在甲骨文中。这两个古字的含义透露出中国老祖宗如何得到神字与圣字的概念,不禁令人联想古代中国人和古代以色列人可能有的接触与影响。

中国人时常把神圣二字并列。因为圣字辅助中国人认识神的概念,同时神的概念又帮助国人理解圣的含义。然而要充分理解二字和它们的关联,古代以色列人的一次经历能提供完整的解答。请看在线汉语字典对神圣二字的解说。

神字形中的“申”其实是个“电”字。甲骨文的神字像天上的霹雳,朝各个方向开裂的闪电。造字本义是,古人祭拜的天公,万物的创造者和掌控者。古人认为打雷闪电是至高无上的天公在操纵。所以对中国老祖宗而言,“电”字(或“申”字)就是指神。

“申”字神的本义消失后,晚期金文再加上“示” 另造“神”字代替。“申”、“电”、“神”这三个字本来是同一个字,后来才分化的。“申”的“闪电”和“天神”本义逐渐消失,篆文再加“雨”另造“電”字,加“示”另造“神”字代替。

圣字的金文(又,持举)、(土,土地),造字的本义似乎是敬拜土地,后人看字形不明白其含义何来。事实上圣的古字是“聖”。早期甲骨文 像长着大耳者,表示耳聪,智慧。晚期甲骨文的口代表预言者,造字本义是先知先觉者,并能预言。金文聖字下面增加人形,突出“聖”者超过凡人的能力,被人崇敬。篆文承续金文字形。

所以今天的古文字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对神的概念是天上有一位创造者掌控一切,打雷闪电都是神在操纵。圣是形容一位非常的智慧者,有耳聪和预言的能力,能与众人相通又在众人之上。文字学者也坦诚古代中国人的共识失传,造成文字本意部分消失,古人对神的完整的认识已经不明确。

古人生活中共有的记忆与承传消失,令后人望文兴叹,心生疑问。比方说,令人感到造物主伟大的自然现象很多,为何中国甲骨文造字者独选闪电“申”将神的概念文字化?篆文造神字为何加上形似高出土地之祭坛的“示”字与电字并列?甲骨文中那位耳聪的圣人从哪来的预言能力?为何祖先的共识里,圣人与敬拜有关?

中国学者望文生叹的时候,古代以色列人跟神的一次独特经历,默默地提供了这些谜团的可能解释。神第一次和古代以色列全民沟通发生在三千五百年前西乃山脚下。“神跟以色列人会面之前,吩咐以色列的领导摩西叫百姓自洁,到西乃山脚聚集。当天神使山上有闪电、雷轰、密云和巨大的角声,西乃全山冒烟烟气上腾。摩西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神对摩西说,百姓不可过来观看恐怕多人死亡。百姓见状发颤,求摩西替他们传话,不要神和他们说话,恐怕他们死亡。摩西说不要怕,神降临是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犯罪。你们不可雕刻什么像与神相配,要为神筑土坛,献牛羊为燔祭平安祭。”(参看圣经出埃及记19、20章,申命记4章)

三千年前的一首古诗描述了古代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与敬畏,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多么重视那次跟神会面的经历,神的神圣性和主动跟人沟通的方式所引发的敬畏一览无遗。(诗中耶和华三字是神的名字,是神吩咐摩西这样告诉以色列人的。)

“耶和华作王,万民当战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摇动。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 。 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王有能力喜爱公平,坚立公正,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 他们。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耶和华我们的神阿,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 (圣经诗篇99篇)

细心比对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记录和中国神圣二字的含义不难发现,中国祖先造神圣二字时他们对神的概念和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认识如出一辙。

上古中国人取“电”(申)之形造神字。以色列人与神相会时山上闪电。(圣经出埃及记19章)

中国祖先造神字,电(申)左侧有“示”字,形状貌似祭坛。古代以色列人与神相会时,神指示他们筑土坛在上面献牛羊为燔祭在神前赎罪,或献平安祭感恩。(圣经出埃及记20章)

中国人造圣(聖)字有耳有口。神人相会时以色列人听到神讲话,神也听人讲话,回答人的求告。使人心生敬畏(圣经诗篇99篇)聖字底下的人,有俯首的敬虔貌“壬”。以色列人与神相会,见雷电火烟的景况,听神讲话内容,心生畏惧,直说神本为圣。他们不是敬畏圣人,是敬畏那位在闪电中,能听、能说、能赦罪、能惩罚、能预言的神。(圣经申命记4章)

古代中国人和以色列人对神、圣的认识如此吻合,为什么?学者众说纷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史实口传于后,以口传口的传播过程中也被中国老祖宗们接受。问题是今日中国和以色列地隔千里,能传那么远吗?神在圣经明言,世上最早的人是住在一起的,巴别塔事件人的语言被神混乱,人才开始分开迁移。合情合理的迁徙过程多半是分时分段进行,非一次完成。而且不同语言部落居住的扩散面不会像今日之大。因此三千五百年前以色列人和神会面之后,他们和中国人驻地的距离不一定如今日之遥。这两群人对上帝的敬畏与重视不相上下。

另外一次古代中国人与以色列人相会,并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发生在大约三千年前。当时古代以色列的第三任国王所罗门向神求智慧,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罗门得智慧之后“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讲论草木、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来朝见求听并记录所罗门的官员当中,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吗?为什么中国古籍中有山海经一书,学者们匪夷所思不知其来由呢?山海经可能是商周时期慕名奉派前往聆听所罗门王的官员所作的记录吗?

众所周知的是代代相传古事佚失,一般人对神的认识逐渐模糊。但是领导群众精神命脉的族长们明白敬畏神的重要,中国上古造字的精神领导就是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决定把过去口传的史实借着造字把那位至圣的神传给后人,好叫子孙后代秉着敬畏的心遵行神的教导而蒙福,以免犯罪灭亡。古代以色列人跟神交往的过程中,明白神赦免人的罪,人当向神献祭赎罪。同样的观念也出现在中国的尚书与诗经中。毋庸置疑中国造字的祖宗们是敬畏神的人,他们还保留了神跟古人会面的记忆。他们相信这次经历的意义极为重要,因为事情是出于那位圣神的旨意。

根据圣经及记录,神与以色列人会面的时间在公元前一千四百多年,比孔子年代早了大约九百年。古代以色列人极为重视这一次与神相聚的经历,其影响可想而知。但是这件事的重要性竟然也保留在中国上古文字神、圣二字之中,和尚书、诗经、山海经等中国最早的古籍中,当今的中国人也当看重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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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词的现代意义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民族”一词现代意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辞彙。中国的古意义“民族”一词可见于《南齐书》列传之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中,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

1899年,梁啓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着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1年,梁啓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 “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

  •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契约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啓超在这里反覆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巨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

1901年,梁啓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啓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接着,梁啓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啓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辞彙,一直沿用。

1905年,梁啓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啓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1907年,继梁啓超之后,晚清着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

梁啓超先生创造的“中华民族”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中华”是中国词,“民族”是西方词。一开始认为“中华民族”指“汉族”,即“汉人”,但后来发现难以解释,又用“中华民族”指称“中国人”。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

1924年以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仅明确认同此一理念,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出了"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由国民政府组织编撰的《绥蒙辑要》,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更是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主张:

“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

1935年《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中华民族"观念传遍大江南北。抗战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为了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大力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性民族的观点。

抗战使得中国各军阀重新团结起来,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发表的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中,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係,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係(包括政治上的权利义务关係,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平等关係等),以及这种关係认知的现实必要等各个方面,反覆说明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解,其核心就在于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其各个组成部分都不能单独称为"民族"。他虽然并没有直接阐述自己对民族概念的定义,但其所谓"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已然表明了其对"民族"概念的理解。

实际上最终把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在最为广大的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脑中与心中的,是这场持久而壮烈的抗日战争。

50年代,中国仿照苏联的民族政策,史达林在阐发其民族政策时曾指出,某一群体成为“民族”要具备以下四个标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从共同的文化特徵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心理构成。于是根据这些标誌,中国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400个需要识别的群体进行了调查。他们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体的分支,最终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并且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或中国。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陕西大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

在可信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意即因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历史学家认为华是源于上古的华胥国(位于陕西西安附近),也有人说“华”是因华山而得名,“夏”是因夏水(汉水)得名。久而久之“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等意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中华”,原意与中国相通,又与华夏相系。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唐律疏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中国近代着名学者章炳麟认为:“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章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这里强调中华一词乃区别文化高下之族的含义。“中华”在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这是由于中华与华夏一词有关。华夏文化发达,遂以中华自称。

“中华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啓超提出,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梁啓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啓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但是梁啓超也创造了东方民族一词,他于1899年所撰之《东籍月旦》,中有“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着万国历史,其自序乃至谓东方民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梁啓超、孙中山等先贤的话语中,渐渐出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经由最初的强调满汉之辨和排满,到梁啓超的主张“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再到新中国参照苏联民族理论的识别认定活动,最终使“中华民族”的概念成为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

这一概念真正深入人心还要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才最后完成,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三点原因导致:1、大规模抗战使大多数中国人有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与集体记忆;2、国共联合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3、战争造成的人员迁徙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隔绝。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提出到不断的引申和发展,在现今文辞用语中已不再是单一的中国各民族的代称,而是一个与中国的国家、民族、地域、历史紧密相连的整体的代称。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概念,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也是这样一个概念。

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一辞已成为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凝聚和象徵。从感性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等词语的引申和发展,具有广泛的涵盖意义。同时,现代概念上的中华民族,也是广义上的中国的一个代称。

根据中国的官方档案,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源到汉族的神话炎黄起源,而在现代则包含在中国境内非汉族的少数族群(然而这些民族不是汉民族),有时还延伸包括中国境外的海外华人(没有中国国籍)。

中华民族因此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公民的人群分类概念,而是政治辞彙。可能因历史、政治及国族立场不同,中华民族在族群内涵及地理範围上或有差异。但全球华人在“中华民族”这一大背景、大前题下团结奋进,气壮山河的历史却堪与天地同寿,日月同辉。从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康梁的维新变法,何子渊的教育革新,再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不得益于华夏炎黄子孙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敢为天下先、善为天下先、屹立潮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就像是泰山、长城一般壮丽的雄峙于世界的东方。

梁啓超的“多元混合”说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深受西方影响。梁啓超指出“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是从甲午战争时期才正式开始”。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啓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的后代,不断壮大的汉民族。他在该文中,在“黄帝子孙”一词特别注文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之朝代,不足冒吾族之名,故改用此。”

1905年,梁啓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明确地指出其含义,“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于是中国民族主义最初趋于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方面是被梁啓超称为“大民族主义”的势力,即把中国国境内的民族视为一个整体,通过效忠满清,主张以满汉合作、维护中国主权为诉求;另一方面则是被梁啓超称为“小民族主义”的汉本位民族主义,以排满倒满、推翻满人的统治,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为诉求,其中以孙中山受甲午战败影响最深为代表。

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以“仇满”为中心口号的阶段;当时意图推翻清朝的革命党人士早期的国族政治主张,是将满族赶出汉地(中国本土)的十八行省,如辛亥革命时用的十八星旗仅代表汉族生活的十八行省。而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则正式提出了体现资产阶级民族平等原则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

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将中国解释为地域观念,将中华阐释成文化一统,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所有生长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经过交流融合,已经不可分割地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这里,杨度将中华民族的含义赋予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意蕴,颇具文化色彩和理论意义。

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

章太炎并不反对杨度乃至梁啓超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国各民族的论断。他与杨度所不同的是:一是坚持要以汉族为中心;二是要由汉人组织政权;三是以汉族来逐步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众所周知,章太炎是一个汉族中心主义者。 但他的观点较其1903年前后宣传的民族复仇主义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孙中山的“五族共和”说

一向倡导“革命排满”的孙中山也接过了“中华民族”的旗号,在1912年进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号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来达到民族融合和民族和谐。

然而,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主张重提民族主义并扬弃五族的说法:“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

于其1921年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孙中山说道“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或有人说五族共和揭橥已久,此处单讲汉族,不虑满、蒙、回、藏不愿意吗?此层兄弟以为可以不虑。彼满州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的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兄弟想到一处调和的方法,即拿汉族来做箇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的机会。”

1271年蒙古大汗国改名为大元国,或称“大元大蒙古国”,是为元朝的正式开始,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全面占领中国,成为中国沦陷时期皇帝。

蒙古人建立的的元朝创设了“行省”制度,现今的内蒙古、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都在行省的管辖之下。把云南、四川、华北、东北广大地区纳入到中央政府的有力管辖下,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同时在云、贵、川、康等民族地区设土司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辖。蒙古族人建立的元朝的大统一,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尤其是元朝首次实现了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範围的的大统一和把以前的中原王朝无法统一的青藏高原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在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其民族分化政策使得全国民众反抗其统治,这个半奴隶制半封建国家仅仅尴尬存在了89年。

中华民族的最早使用单指汉族,其内涵其为汉族并以炎黄遗族、华夏族为代称或另称的同义词。而自雍正《大义觉迷录》提出以文化地理为区分中华以后,“中华”一词逐渐由汉族扩展到更广阔的含义。

1902年,梁啓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1907年,继梁啓超之后,晚清着名立宪派代表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是年5月20日,他在《中国新报》连载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在与梁基本相同的意义上,即“中华民族”指的是汉族,也多次使用“中华民族”。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一直到辛亥时期,汉族推翻外族统治。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蒙古、回(指今新疆境内使用突厥语系语言并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藏等民族。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1911年12月1日,一些外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在库伦(中国清朝中央政府外蒙古办事大臣驻地)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尼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国”。

针对这样的分裂叛国行为,1913年初,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并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档案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

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而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示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尼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可是融合论是背叛了民族学,民族的融合必须是“一切被融合民族特徵和民族差别的完全消失,被融合民族的消亡”。显然,谈融合就是否定了56个民族的存在。

1922年,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梁啓超撰写《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他在书中一方面指出“中华民族”通常指的是汉族,同时又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徵,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又‘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斯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并具体指出“故凡满州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明确指出:“近四百年来,民族主义日渐发生,日渐发达,遂至磅礴郁积,为近世史之中心点,顺兹者兴,逆兹者亡。”梁啓超毫不动摇的坚信,要使中国不亡,必须推行民族主义。但是一个民族的融合必须是语言文化宗教习惯的融合。从政治上谈融合势必被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所不耻。

1924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义,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了日本以及西方对于民族的理解。

1926年蔡元培在北京写《说民族学》一文,认为民族的特徵是“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这也是对民族的正确解释。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乃中国做为国家共同体的一个国族概念。由于现代中国自晚清迄今的历史及政体更变,此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及争论,如孙中山革命时,关于满族人是否为要驱逐的外族,还是五族共和之一的民族。“中华民族”一词的演进也因此反映了近百年来国族与民族主义的相关争议。“中华民族”其内涵是否为汉族还是指指国族,成为对汉本位、大汉族中心的主要疑虑。因此,此词不同于“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等于有外显的种族及文化的象徵,而是有外显政治象徵,如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反映了做为国家共同体的国族概念。

华人学者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换言之,中华民族并非传统中国里的民族,而是中国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后,经由“民族自觉”所出现的国族团体。他还认为,在过去的三千年中,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他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繫关係作用的网路,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

史式认为中华民族是用来指代由古开始的主体曾经在中国,在现代可理解为大中华地区,长期居留且有较深层次的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同化的一批族群的统称。

若以公民身份国族定义中华民族,则该词包含由中华民国宪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中国人的国族。亦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乃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合为一体。例如芮逸夫曾诠释孙中山之说,将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说是“三位一体”。

国族文化及汉文化的分歧或融合

中华文化可指“中华传统文化”(以汉族传统文化)或中华民族的“现代国族文化”。因此中华民族其文化内涵定义的差异,会因现代化主张、处理传统汉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等等不主的主张上,在国家政策文化上产生分歧或融合。

举例来说,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代表,提倡以现代民主和科学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以西洋文化推动并改进中华文化的现代进步意义。这和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政府主张信奉孔学的主张则不同。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这两种称呼有时候可以通用,都是指的中华民族。但是大同之中又有小异,"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更愿意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太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即使这些词最初都是仅仅指汉人。

大约在5000年前,当华夏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国族学辞彙也应运而生。

“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有疑义)“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陕西)

舜名“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的“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九年》)。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

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

“华”作为族称见之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即远古社会的贵族。这是初始的、狭义的内涵。而后来的“华”作为族称见于《北史·西域传》,意思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广义的内涵。以后“华”作为族称从此流传下来,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即使迁徙到海外,也叫海外华人。如果拥有其他国籍,也叫外籍华裔。

在“华”的族称形成之后,历史上一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朝代名称,也曾经作为华人的别称流传,如秦人,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唐人,见于《明史·外国真腊传》;甚至于契丹在北方声名远播后,也成了华人的别称(俄罗斯误解)。

“中华”一词,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在公元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準。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见载于《南齐书·芮芮传》。同时,“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出于诸君王之口,以明中华圣人本身也多有出自边疆族的先例。此外,也有的政权强调中华的地理内涵。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中华民族、海外华人与双重国籍

由于海外华人常拥有中国之外的国籍,因不同的国籍法则有不同的国籍及侨务政策,而为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人主张採取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如中国台湾当局的作法。 1956年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使周恩来明确採取单一国籍的政策,以避免东南亚诸国对对华侨华人政治忠诚度的疑虑。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侨委会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专有名词,指“认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人”。侨委会号召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并期望华侨教育能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民族区别处于混乱模糊状态。为了使我国各民族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使他们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有必要在全国範围内进行民族识别。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过深入细緻的实地考察和科学研究,这一阶段首先认定了(包括历来公认的)蒙古、回、藏、满、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拉祜、高山、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羌、撒拉、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鄂伦春、保全、裕固、塔塔尔等38个少数民族。

  • 第二阶段:从1954年至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在第一阶段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把民族识别工作引向深入。本阶段对上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所剩族体名称(183个)进行逐一研究,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赫哲、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后改名为德昂)、独龙、京、毛难(后改名为毛南)、门巴;同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併到已确定的53个少数民族中。

  • 第三阶段:从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一阶段中,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1979年认定了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至此,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增加到56个。

  • 第四阶段: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本阶段的民族识别工作除继续为一小部分族体的认定进行调查研究外,主要进行民族成份的恢复、更改和某些族体的归併工作。据统计,自1982年以来,全国恢复、更改民族成份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

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顺利进行,解决了民族工作中一个艰巨而複杂的问题,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过民族识别,现今的中华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朝鲜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全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共56个民族。

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民族。

包括僜人、蔡家人、菜族人、老品人、八甲人、夏尔巴人、土克曼人、摩梭人、克木人、穿青人(根据国家民族政策身份证标示为“XX人”,如“穿青人”)等未识别民族。

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人,占8.49%。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

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统计,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总数为126583万人,其中汉族11594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1064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8.41%。与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1692万人,增长了11.22%,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23万人,增长了16.70%。由于不平等的计画生育政策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约96%下降为今91.59%,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重由上升为8.41%。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下同),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有18个民族,他们是: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满、侗、瑶、白、土家、朝鲜、哈尼、哈萨克、傣、黎等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00多万人。

人口在百万人以下10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他们是:傈僳、佤、畲、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等族。

人口在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他们是:布朗、撒拉、毛南、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全、裕固、京、基诺等族。

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有7个民族,他们是:门巴、鄂伦春、独龙、塔塔尔、赫哲、高山、珞巴(按实地普查区域的人数计算)等民族。另外,还有未被确定民族成份的人口,共73.4万多人。

儘管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到10%,但分布却十分广泛,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除了新疆西藏外汉族均居于绝对多数。由于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与内地沿海汉族地区的人口密度差距悬殊,例如少数民族聚居的西藏自治区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8人。总的来说,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有两个特点:

  • 第一,小聚居大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各省、自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宁夏5个自治区和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l200多个民族乡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但在这些地区同时也是汉族人民的世居地,其比例也相当高,如内蒙古、广西、宁夏三个自治区的汉族人口都超过了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总和,分别占到79%,62%,64.58%,新疆的汉族人口也占40%强。同样,在各汉族地区也杂居着许多少数民族。近20年来,少数民族杂、散居人口增长快,民族杂散居的县市越来越多。

  • 第二,分布範围广,但主要集中于西部及边疆地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各民族平均分布在30个省区,其中29个民族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拥有56个民族的省区有11个,占全国31个省区的35.5%。儘管少数民族分布範围很广,但其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及边疆地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西、云南、贵州、新疆4个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之和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再加上辽宁、湖南、内蒙古、四川、河北、湖北、西藏、吉林、青海、甘肃、重庆和宁夏,以上16个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91.32%。另外,我国陆地边境线全长2万多公里,绝大部分都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城里的老胡同,乡下的古村落,作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遗忘的角落,它们保存了中华文明最悠久、也最鲜活的记忆,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魂。——冯骥才

以汉语为来源的英语词语是汉英两种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华民族与英语民族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来自汉语的英语词语及表达方式将会越来越多。——周海中

中华民族根本就不会被任何文化所同化,我们一定会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现在的我们很难考证,盛唐文化有多少是原创的,你还真不好考证当年世界的中心,有多少东西是吸纳了许多文化的精华做了拷贝之后流传开来的。——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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