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这是中国人民皆知的。

从新中国诞生至今，关于国旗的基本常识及诞生的过程，相关文章、专著大论和影视作品，多之又多。但时间铺陈的原始档案，在红色颂扬赓续的今天，从秘闻披露一角到解秘后完整公开呈现，让读者获知你所知和你所不知的往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设计的，这是人人皆知的。

但这又有一个问题，曾联松本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创作者，但在官方的表述中，曾联松的个人创作最后成为个人设计？

“创作”与“设计”之别，在国旗设计者心中留下了怎样的憾事？又是谁披露出来的？而国旗设计的诞生地又是在哪里？

在与历史史实的校对中，又有哪些史实新发现。

1949年7月15日至26日，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分别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

启事一经刊登，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纷纷转载，消息迅速向全国、向海外传开。

这是一个讯号，再次向世界宣告——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

这是一个需求，创建者们把国旗的设计交给了人民——国家的主人！

的确，像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则启示牵动了广大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激起了澎湃的爱国热情，引发了中国人民热诚的报国行动。

然而，罕见的国旗方案征集启发出，却不想在转载时出现了偏差。上海的一家报纸在转载国旗征集方案启示时，在启事的末尾加了一句：在国旗设计图案上，最好要有代表共产主义的镰刀和斧头。

这一画蛇添足的一笔，给许多参与国旗图案设计的人，造成了一定的误导。这一误导的就造成一些应征稿件参考或仿照了苏联的国旗。这个误导，在当时难以说清原因，以难以追责，因为当时人们都在盼望着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稿件之二，是他寄到北平的原搞

当然，带有误导的启示，还是局部，小范围的。以《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大报纸上连续刊登，面向海内外公开征求国旗图案的启示，以绝对的规范语句，迅速地在向全国、向海外传开。

上海解放前，在“现经社”党的秘密办事机构工作的曾楫，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改名为曾联松。

曾联松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征集国旗图案的启示后，经几个不眠之夜，在自已的宿舍构思出轮廓后，剪出一个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并以大星导引于前，4颗小星环绕一侧，如星拱北斗。并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旗面相协调，也表达了中华儿女作为黄种人的自豪。

那把这几颗星摆在红旗的什么位置呢？经过反复推敲、比划，曾联松最终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如此一来，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明朗而不萧疏。

曾联松非常满意自己设计出了一一个最佳的构图方案。当然，为了比对，也或是受征集启示的影响，他设计了并绘制了两幅五星红旗图案：

第一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上贴着用红色油光纸制作的“镰刀斧头”标志，即“红地五星旗”。

第二幅图案上，左上角大五角星里则没有“镰刀斧头”标志。

两个图案绘制出来后，在投稿邮寄前，曾联松把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校友陈树三请到家中，征求老同学的意见。

中央政府给曾联松的公函和观礼证。

陈树三仔细看了二幅图案后，建议曾联松寄送第二幅没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作为老同学，陈树三把看法说得特别直率：“第二幅红旗好，第一幅不好。第一幅从内容上说，政治意义重大，符合国情；从形式上看，简洁明了，鲜艳亮丽，看了令人喜爱。但第一幅大星上嵌镰刀斧头，不但影响了大星形象，而且看后有压抑感。有些挤，不自然、不自在！”

陈树三的这个意见，着实让曾联松感到的意外。但曾联松还是在不动声色地听着。同时也在思考着旗面的是否要改进。

但曾联松，不知是怎样思考的，最终没有听取老同学陈树三的意见，还是向北京寄出了那幅有镰刀、斧头的国旗图案。

当时，全国共收到应征的国旗图案3012幅，从中筛选出38幅，在北京饭店举办了国旗图案选阅室，供大家评选。

曾联松给人民政府办公厅的回信。

曾联松设计的有镰刀、斧头的图案，因简洁明快且主题突出，比较醒目，所以首先被田汉、郭沫若看中了，他们认为图案很好。可入选，还建议送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主席主席看完这幅国旗图案后，比较满意。但建议要把镰刀、斧头删去。毛主席说：“五星红旗表现我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

由于大星上的镰刀斧头被删去，并最终国旗图案是在9月27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得以举手的方式得以通过。也正是因为有建议修改意见，又是集体讨论通过，这样作为国旗的五星红旗的创作属性，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原来的“个人创作”变成了“集体创作”。

也就是因为这一重要改变，曾联松也就由此成为集体创作的一员，所以曾联松就被称为五星红旗“设计者”，而不是“创作者”。

假如曾联松当时就把第二幅五星红旗，即大五星内镰刀、斧头的图案的设计稿，作为应征稿，就不会有建议删改的问题，那曾联松肯定就是独占鳌头的五星红旗——国旗的创作者。

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让曾联松留下了，在内心中的一生的遗憾。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2

或许对这终生遗憾存有选择失误和难言之隐的内疚，曾联松对制作两幅五星红旗稿和把第一幅留下的事实，始终讳莫如深。也就是说，他从未向外人讲过，知道的人只有他的同学陈树三。

当然，曾联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同样获得特别的殊荣。

1950年9月13日，已担任全国合作社总社华东办事处供销处副处长的曾联松来北京出差。曾联松刚在饭店住下，就有来自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来人问了曾联松关于国旗设计的情况和投稿的经过，问得很详细，一边问还一边作记录。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

1950年9月27日，回到上海的曾联松收到一封北京寄来的公函，邀请曾联松参加国庆一周年活动，一份红色的观礼请柬，一份绸质的观礼劵。

这一天，离曾联松投稿的日子，相隔了整整13个半月。迟到的喜悦，依然令曾联欢欣不已。

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能够为伟大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旗，这是个人的无上光荣，更是共和国的无比荣耀！

曾联松如期来到北京，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侧的97号座位上，喜庆共和国的生日。这特殊的待遇，让他兴奋难眠，于是在宾馆内，他写下天安门观礼诗。《赴京观礼》：“乘风秋日走燕台，香拥红旗桂蕊开。巧夺天工遗玉宇，叨陪盛典萃英才。霞帔牛斗留诗去，铠甲山河入画来。更喜月明燕赵夜，高歌万户一新醅。”

197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曾联松再次被邀参加国庆典礼，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观礼。

1982年3月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给曾联松寄来了一封征询函(革保第11号)，称：“我们拟将您的国旗设计原稿作为革命文物收藏，今去函与你协商，不知意见如何，你有什么要求也可详细说明。”曾联松当即复函，表示同意，并寄去“国旗设计原稿”，并特别明确：个人没有任何要求。

革命文物，弥足珍贵，若开价拍卖，定锤数以万计。但曾联松无私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他认为这一举措，不仅增添了国家的荣誉，还有利于教育后人。

1994年曾联松将他珍藏了45年的国旗设计图案原稿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晚年的曾联松有三个心愿：一是看到五星红旗插上香港岛，二是看到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飘扬，三是希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让祖国大地都飘舞五星红旗。

1999年10月19日，曾联松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有的心愿未能等到实现。

1999年10月，经浙江瑞安市市委宣传部和外滩房地产公司等单位的共同努力，曾联松先生的铜像安放在瑞安市区滨江大道。曾联松铜像约1米高，戴眼镜，穿中山装，大衣领掀起一角，有了动感。曾联松举首凝眸，似在仰望天空构思五星红旗，似在眺望天际那一抹金色的曙光……赭红色的花岗岩上，镌刻这样的金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铜像。约2米高的铜像底座上刻着笔势遒劲的魏体曾联松的生平事迹：

曾联松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出生于瑞安城关。早年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一九三八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解放日报》一则国旗征稿启事引起了他的关注，根据征稿启事要求，经过反复构思，设计了五星红旗。此稿件在全国应征稿件三千零一十二份中被列为第三十二号。而后，受到毛泽东主席赞许。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确定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九日，曾联松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