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合伙人合伙,现在合伙人要清算接盘,除去现有资金,股份应该如何清算?


用户在酷骑单车总部要求退款。 新京报记者 陈维城 摄


11月16日,小蓝单车总部人去楼空,前台只剩保安。 新京报记者 陈维城 摄

町町单车创始人丁伟负债200万,准备去北京做“秀场”直播;首家倒闭的悟空单车创始人雷厚义称,小玩家都得出局

王朔的名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正成为共享行业的写照,一线两巨头摩拜与ofo在国际市场加速攻城略地,并传出合并传言;另一面,更多二三线的共享玩家正在加速被清场。

随着“最好骑”的小蓝单车倒闭,业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资本的影响。共享行业的失意者们对此看得很清楚。悟空单车创始人雷厚义如今有了解脱之感,经历了从“富二代”到“负二代”的町町单车创始人丁伟,还债、生存成为当下最紧要的任务,而仍陷在清算泥淖中的EZZY创始人付强,感叹完“怎么做都是错”后希望能在3个月结束流程。

复盘整个项目,在盈利、运营等争议之外,资本成为一把悬在所有小玩家们头上的利刃。项目短期难盈利,大机构看不上,小机构玩不起,雷厚义表示,“共享已被玩坏了,这个商业的本质就是垄断。”

失败的共同原因:没钱了

从看守所出来,23岁的町町单车创始人丁伟将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二代”,在他看来,这既是一种自嘲,也是自我鼓励。家族企业破产,町町单车倒闭,他从“富二代”到“负二代”,前后不过数月。

今年8月以来,丁父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町町单车运营方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接连被曝出,丁伟自己也卷入父亲案子,在看守所待了近40天,其间,町町单车办公点人去楼空、用户遭遇退款难,有媒体称其为首家“跑路”的共享单车企业,丁伟连同家人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之中。

丁伟反感别人说他“卖惨”,但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受访中,回忆起前几个月的浮沉,他仍不自觉地说了一句,“这些创业的人里面,我应该算最惨的一个。”

丁伟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还有1万多名用户的押金没退,金额约200万。他曾想过以车抵押,但“公司法人不是我(4月变更),父母都在里面,我说了不算。”他也提到,町町单车很分散,寻找难度大,加上回收又需要一笔钱,自己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如今负债近200万,丁伟选择到北京谋生,帮朋友打理一家传媒经纪公司,计划做“秀场”直播。面对直播是否已过红利期的疑问,他回说“事在人为”。

与丁伟同样曾陷入“跑路”传闻的,还有首家倒闭的共享汽车EZZY的创始人付强。

EZZY于2016年3月上线运营,清算前在北京拥有百余辆车,旗下车型以BWN i3及奥迪A3等车型为主。10月23日,EZZY创始人兼CEO付强召开内部会议,宣布由于公司资金链断裂,进入清算程序,公司解散。

共享汽车用户规模虽较单车企业小,但单个用户押金额高,普通会员缴纳2000元押金,VIP每月需额外支付1200元的会员费用。倒闭传言一出,遂引发恐慌性挤兑。有EZZY员工称,“当时有用户抱起打印机就走”。

付强回应“失联”称,电话不接太正常了,不认识的号都不接,“清算消息出来后一天收到几千封邮件,手机开静音模式,光来电闪灯一天就耗了两个充电宝的电。”

对于用户关切的退款问题,他说,“不会存在某一个用户拿不到钱的情况”,他以“一个人在干一百个人的活”来描述当前清算工作的压力,计划在3个月内结束流程。

对于全国首家倒闭的共享单车创始人雷厚义而言,5个月过去,这个行业已逐渐离开了他的视野。所幸悟空单车破产后没有款项拖欠,令他得以抽身,重新投入到公司主营的现金贷业务。“所以人最重要的是留有一条老命。命都丢了还做什么?”

悟空单车失败之初,雷厚义认为是自己找错了投资人,如今,他说,“像这种项目我以后做都不会做。”

在一次会上,小蓝单车一位联合创始人曾公开向摩拜胡玮炜叫板,“先赢不算赢!”他们相信极致的用户体验可以“后发制人”。胡玮炜回了一句:“唯快不破!”

在复盘项目时,雷厚义认为,悟空单车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入场太晚。

2016年5月,ofo完成A轮融资后总订单量突破五百万,摩拜单车在上海上线不久,雷厚义也看上了这一风口,苦于当时公司主营业务资金链断掉,无暇他顾。待公司业务扭亏为盈后,雷厚义决定入局共享单车,“想借此把公司做大”。

今年1月9日悟空单车在重庆大学城面市之前,他判断行业应该还有半年窗口期,公司计划采取轻资产的“合伙人”制度,避开一线城市布局,与两大巨头展开差异化竞争。不过项目后续的发展证明他错了。

8日,首批两百多辆悟空单车被运到公司楼下。那天夜里,雷厚义与女友在单车旁守到很晚,“感到战战兢兢”:第一批车是机械锁怕被偷,更重要的是当天ofo突然在大学城投了几百辆单车。

“当晚内心很沉重,在评估这场战打得赢打不赢。之前跟大家说要成为行业前三家,以为有半年时间窗口,结果其实是已经晚了。”雷厚义称。

回忆起早期现金贷创业入过的坑,雷厚义几次提到“来不及想,先活下来,再解决问题。”后来为抢占市场匆忙杀入共享单车时,重庆共需要多少辆共享单车、外行入场会遇到哪些坎、如何打动“合伙人”、地方政府会有多大的扶持……这些问题他似乎仍没来得及想清楚,后期也无法解决。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的丁伟也遭遇巨头挤压:去年12月18日,町町单车在南京面市,今年1月8日,ofo宣布进入南京,4天后,摩拜也登陆南京。“一夜之间摩拜和ofo都来了,政府当时本来说会保护本地企业,但哪限得住?他们一批就能铺几万辆。”不过,丁伟不认为自己入场晚,“如果资金链不断,我们会继续做电力车、共享汽车多个业态,至少在南京可以立足。”

EZZY的付强受访时却半开玩笑地怀疑,“是不是自己进入得太早了?”公司宣布进入清算后不久,便传出摩拜、美团等巨头入局共享汽车的消息。

“虽然EZZY失败了,但不能代表共享汽车失败。”在国外生活约十年的付强曾是Zipcar的用户,最喜欢的企业之一是Airbnb。他认为共享出行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市场,中国可能会出现一家高度整合的智能出行企业。但他认为,这个项目不适合小玩家,就他个人而言,也不会再做。

酷骑单车原CEO高唯伟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本来是好的,只是现在大家恶意竞争,把整个市场都弄坏了。行业现在比资金投入,看谁砸的钱多,刚开始各种数据很好看,但结果都不好过,最后造成行业与用户都是输家。”

丁伟一度认为,公司盈利模式没有问题,失败主要还是在于资金供血不足。

与悟空200-400多元的单车成本(前后期车型不同)相比,町町单车多元的成本价较高。酷爱跑车的丁伟亲自参与单车设计,车漆用的是类似保时捷上的金属车漆,车毂是仿制兰博基尼的车毂,电子锁配备防盗装置,并采用了永不掉链技术。町町单车前期投入约2000万,钱是丁伟父亲出的。

丁伟对定位高端的解释是:车是自家投钱做的,要保证耐骑,当时跟工厂签了3年质保。按其计算,摩拜、ofo的官方数据是每天10次左右骑行次数、每次1块。若町町定在5毛一次,预估每天8次左右骑行,这样仅靠单车使用费一年半就能回本。不过,对公司运营后的实际财务情况,丁伟表示不清楚,他负责运营但不碰财务,钱款收支都是父亲在管。

共享汽车盈利更是行业内一大难题。对于“重资产”属性的共享汽车而言,超高的投入与漫长的回报被一些分析认为是该行业的死穴。

EZZY租用了BMW i3、奥迪A3车型,“每天宝马奥迪换着开”的广告词曾让很多人记住了EZZY。付强称,按照公司的商业模型测算,每日订单8单,整个车队达到1万辆,营运层面能基本实现平衡。从单车实际运营数据来看,后期车队只有一百多辆,“与预想差距非常大”。

对于公司未及时止损的指责,付强说,“你在面临怎么做都是错的情况下,怎样去做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企业不仅要为用户负责,也要为股东、员工负责。如果我把公司停掉,把钱还给用户,那对股东而言我是一个非常不值得信赖的人。”

付强认为,融不到资当然是所有问题的表现,但不是因为盈利问题,是公司搭建的模式不够具有说服力。

在雷厚义的反思中,他多次提到“没法解释如何盈利”。但他同时说,现在看来,按资本的玩法,共享单车项目初期根本没法盈利,大型投资机构都投了巨头,中小机构又玩不起,小玩家都得出局。

小玩家出局:资本为王的游戏

在盈利、运营等争议之外,资本成为一把悬在所有小玩家们头上的利刃。一位长期关注共享经济的投资人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当摩拜与ofo占据共享单车的头部之后,后面像小蓝单车等一些产品做得比较好的共享单车都融不到钱了,VC(风险投资)不敢投了。”

丁伟回顾町町单车败局时表示,“小玩家就不要进了。我最后悔的是,这个年龄去和BAT打,根本打不过,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

创业圈里流行着“站队BAT”的说法,即创业公司被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投资、并购甚至是直接纳入旗下,最终成为百度系、阿里系、腾讯系的一员。与滴滴、Uber专车大战类似,共享单车领域,摩拜站队腾讯、ofo站队阿里的局面现在已形成。其他领域的创业公司,似乎普遍认为有BAT做靠山才有更多话语权。

资本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行业的自然进程。雷厚义说,这种项目是资金密集型的,早期比拼的根本不是你的运营能力,也不是你的商业模式,比拼的就是谁的钱多,谁烧钱烧得厉害。

共享充电宝企业来电科技CEO袁炳松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说我就要5000万元,投资人说这事这点钱打不住。去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百城万点,这样可以赚到钱,但现在行业起风了,更多玩家涌进来,资本跟我说,目标定得太低了,于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改成了百城十万点,2019年上半年达到百城百万点,先跑马圈地扩大规模。”

雷厚义曾认为自己找错了投资人,不该找已投了巨头的大机构,应该找那些想进又进不去的中小机构。但如今看来,他觉得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玩法下,这一模式短期很难盈利,中小机构玩不起,自然就很难投钱。

悟空单车今年4月召开最后一次发布会,准备推新一批车型,并将“合伙人”模式在更大范围推广。当时上百人有投资意向,多是较为传统的小B端,雷厚义回忆,“刚开始他们不懂,把它想成移动的邮储银行,押金也可以自己随便拿出去用。”后来一个人也没投。

丁伟也遇到类似困境,他们曾向多家大型投资机构发出融资BP,但未有下文。

今年3、4月份时,町町单车计划新推出电力车,与巨头差别化竞争,已和南京金鹰集团谈好,对方投资2000万、占股10%,但不料该集团最后突然改变主意,电力车项目也就黄了。丁伟事后猜想,“他们商超是做实体起家,估计是不能承担太大风险。”

在雷厚义看来,“共享单车被玩坏了,企业为了抢市场把价格弄很低,甚至免费,如果定两块一次我觉得有可能会盈利。这个商业的本质就是垄断,把所有市场全部垄断,让后来进场的没法玩,他一家玩或者两家玩,然后再慢慢把价格提上来。也能盈利,只是时间的问题,小玩家活不下来”。 新京报记者 江波 陈维城 北京、重庆报道

酷骑小蓝倒闭:“接盘侠”没出现

11月20日上午,被爆押金难退的酷骑单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布《酷骑单车后续使用及退押金事宜的通知》称,经过一系列磋商与谈判,最终委托四川拜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代理运营管理和运维工作,但不包括债务。

通知提到,想要继续使用酷骑单车的用户,可使用拜客的微信小程序免押金用车。选择退押金的用户可持个人身份证或驾照前往四川成都高新区吉泰路办理,或拨打退押金专线。

11月20日下午,记者多次拨打酷骑单车公布的退押金专线,三个号码均提示“您所拨叫的号码正忙”。

多位酷骑单车用户也表示,他们也始终没能打通电话。

酷骑单车前CEO高唯伟数日前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将有四川某集团接手酷骑单车。随后,酷骑单车官方微信发布收购进展,“四川的一个集团公司,已经同意全面收购酷骑。以10亿元的价格,接手了酷骑之前累计投入的价值9亿多元的资产,其中包括140万辆车,并将负责处理好酷骑后续押金退款事宜。”不过从目前进展来看,拜客科技仅代理运营和运维酷骑单车,不包括债务。酷骑的“接盘侠”并未出现。

小蓝单车也面临同样问题。被媒体曝出押金问题严峻后,有讨债者上门撒冥币。“退了两个月都没有退出来,小蓝单车有我199元的押金,199元的特权卡。”用户李先生向新京报记者介绍。11月15日,新京报记者实地探访小蓝单车北京办公地点,发现已人去楼空。

小蓝单车的员工尚信(化名)向记者表示,“昨天还在上班,今天一早有同事打电话给我说来一趟公司,大家都收拾完自己的东西就回家了。”与此同时,物业方面向记者介绍,小蓝公司的租金为一天2万,目前加上物业费已经拖欠了200多万。据此推断,资金断链已有2-3个月之久。

尚信在小蓝单车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今年9月份就感觉公司出现问题,目前还有1个半月工资未发。”据称小蓝单车拖欠供应商的资金有2亿人民币之多,涉及70余家供应商。虽然小蓝单车方面一度否认,但资金断链已非常明显。

11月16日,小蓝单车CEO李刚发公开信称,小蓝单车后续运营也将由四川拜客科技负责。李刚并未谈到小蓝单车的押金和负债问题。李刚表示,从6月份开始,资本市场急转直下,尽管“跑遍了上百家基金”,“但这一切都没有换来一笔资金”。

共享企业三种出路:倒闭、合并、跨界

资深互联网观察家丁道师认为,“随着共享单车进入洗牌期,共享单车企业无非有倒闭、合并、跨界三种出路。”

小蓝单车、酷骑单车都被曝曾与美团、ofo小黄车等企业寻求收购合并,但无人愿意接手最终倒闭。

“共享单车并购第一案”则花落永安行与哈罗单车,双方选择相依为命,将业务进行合并。合并之后,新公司的实际业务将由哈罗单车团队负责。

投资人朱啸虎称“唯有合并才能盈利”,言论一出,再次挑动共享单车行业的神经,关于摩拜和ofo合并的传言迅速蔓延。

“资本最后追求的是盈利,如果必须合并才能盈利的话,两方必然会有所妥协。”一位投资人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而最近的例子便是滴滴与快的合并,两大企业也是分靠腾讯与阿里巴巴。

在传言两大巨头将合并之际,有投资机构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目前两家前期投资人有促成合并的意向,负责合并项目组的人员也有所动作。”

不过摩拜单车创始人兼总裁胡玮炜曾表示,“两家公司的效率和产品的生命周期都不同步,这种情况下没有合并的可能。”

梳理摩拜单车与ofo小黄车的背后资本,可以发现是腾讯系与阿里系的较量。投资人朱啸虎曾回忆,“当时程维告诉我,把柳青拉过来了,我们是很惊讶的,但是找来了柳青,我觉得放心了。”业界认为,柳青和腾讯、阿里巴巴高层的关系都非常好,直接促成了网约车两大巨头的合并。而目前滴滴出行也是ofo小黄车的一大投资人。

共享单车合并远比网约车来得复杂,“共享单车与网约车毕竟不同,网约车企业合并只要软件上替代整合就行,而共享单车合并要考虑到市场实际运营,保留双品牌运营还是一方让路退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前述投资人也表示,“虽有投资人有意愿,目前两家巨头还在火热竞争中,还没到非合并不可的阶段。”在她看来,现在合并还为时尚早。

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跨界联合。从2016年9月至今,滴滴出行参与了ofo小黄车数轮融资。4月滴滴出行宣布,滴滴出行新增“ofo单车”入口,至此“4+2”模式初现。

9月底,摩拜单车与首汽约车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App接入、服务互通、用户对接、品牌营销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展开合作。10月底,摩拜单车还与顺路搭乘平台嘀嗒拼车达成战略合作,牵手网约车的老对手,似有破釜沉舟之势。

“网约车与共享单车的市场都很难再有提升空间,面对资本与市场的压力,几家企业推出‘4+2’共享出行合作模式是被迫的探索。”业内人士分析称。

互联网创业殊途同归,共享单车的前途可能类似网约车的结局。“ofo小黄车与摩拜单车短期内不会合并,但共享单车已经进入了寡头垄断阶段,当然其他二三梯队的企业如果经营得好也可以活下来。”近日,3vbike创始人巫盛华向新京报记者表示。 新京报记者 陈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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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马汪晨 1月10日报道

对于急切想转型互联网的范庆河来说,这次创业着实让他摔了一跟头,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市场先机。

范庆河早在1996年就进入了石油行业,彼时他怀揣280元,在山东临淄一个国有炼油厂的厂长帮助下,依靠倒卖石油完成资本积累。但他认为倒卖石油无法将企业做大,便谋求做互联网生意。

2014年4月,他建立加油O2O项目油通,打算从支付和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入手,帮助加油站获取客源,并希望借此提高石油生产到销售的流通效率。

但好景不长,1年零8个月后,油通宣布停止运营。外界盛传,油通是因为巨量补贴而倒闭。但范庆河向i黑马反复表示,项目停止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方和合伙人的不靠谱”。

范庆河认为,他的投资方国泰创投一开始就没有信任他。双方还签下了资金监管协议,每花费一笔资金都得向投资方申报。“这等于投资方参与了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使得整个公司运营变得不顺畅。”

“不靠谱”的还有公司CEO于凯。据范所述,这位曾经深得他信任的1984年出生的小伙在投资方进入后发生了变化:从原本主动向范庆河汇报变成范向他索要“汇报”,同时还在资方监管的情况下动用了消费者的充值资金,之后还要求成为公司大股东,最终二人撕破脸,于凯辞职,并将公司公章、财务章等材料偷走交给了投资方。

在这之后,公司每况愈下:每和一家加油站签约,范庆河都需要投资方进行审批通过,投资机构还要求范庆河根据投资协议赔偿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750万,无力赔款的范庆河只得签署备忘录,让投资方对公司进行转让。但转让未果后,投资方反悔,不履行备忘录条款。当下,范庆河准备收集证据状告投资方。

现在范庆河还没有死心,他认为油通的商业模式可以走得通且做得大,在转型之路上,他只不过是没迈过投资方、合伙人这道坎。“伯乐和千里马总是会有的。” 现在的他仍期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和合伙人,以东山再起。

以下为油通创始人范庆河自述(i黑马整理):

我一直在山东临淄做一个石油贸易公司,进入这个行业差不多20年左右。

这期间,我看到很多民营加油站的生存非常困难,一是他们的油源供给和油品质量不太稳定,二是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会获取新的消费者。

而且在这个行业做久了之后,我觉得只是做油品倒买倒卖的生意做不大,很想往“互联网+”转型。

我设定的商业模式是通过C端消费者的拥有量增加加油站销售量,并以此让炼油厂提供好的油源。从移动支付来下手,最后完成B2B2C的商业循环。

2013年8月,我项目正式立项,把支付作为一个突破口。之后我在北京做了4个月的调研,2014年4月在营业执照下来之后,我们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技术、产品、项目的商业运营等测试。

我希望通过产品测试看用户的反应程度。如果有消费者充值消费,我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如果没有消费者充值,我就放弃这个商业模式。

2014年8月18日,我们的微信服务号上线,我们在10月1日做了一次营销活动,收获了几万粉丝,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可以继续做下去。

C端获取客源其实问题不大,主要就是给加油站做策划、营销,以及帮他们解决油品供应的问题。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向他们提供运营系统。

要为他们打造运营系统,主要着力点之一是做移动支付。传统民营加油站基本采用现金和刷卡支付,但现在很多人都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解决经营问题中的客源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

我的想法是,通过油通的营销活动,给加油站带来了五万块的销售额。这样能够提升民营加油站的时间和效率,我们则拿时间换空间,用空间换价值。

加油站的物理空间是可以利用的。整个加油站不该只有油品储存、周转功能,我的想法,是在将来把加油站打造成网络公司、信息流公司、物流公司,摆脱单纯加油的功能,成为一个综合体加油站。

同时,我也给民营加油站解决客户的管理系统(CRM)。他们原来很少有客户管理系统,都是手写记录今天来了多少人、哪些人。我帮他们把CRM系统建立起来,让他们每天都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后台有多少人加油,加了多少油,销量提高了多少,带来了多少的利润。而且加油站做促销等活动,消费者都能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当时铺设加油站的速度是根据自己的资金预算来把控的,并没有疯狂铺设。我们对加油站的资质进行了挑选,选择的都是有盈利的加油站。后来加油站还会给我们返利,加一升油返利3毛到8毛不等,到了2015年8月我们有了30万的收入。

那时候,行业补贴风气刮来了。我是在国家设定的油价标准上打九折,补贴一折的钱,也就是说,一升油做活动也就补贴一毛钱、两毛钱左右。这个价格设定比很多在国家油价基础上打5、6折卖油的加油站还要高很多,不过,同行烧得更狠,他们直接在加油站自己设定的价格基础上补贴。

相比其他同行来说,我们前后加起来总共补贴了200多万,并不算多。

我们运营状况最好的时候,有六十个员工,签约了167个加油站。那时耗费的资金其实并没有多少,除了补贴,还有支付设备一台1500,采购设备总共花了20来万。

2014年底,我们参加路演后,碰到了我们的天使投资方(国泰创投),他们很看好我们的项目前景,当场便和我们签了投资协议,投资500万,占8%股份,他们还口头答应再贷款300万给我们,占我们4%的股份。(之后这笔300万的贷款投资承诺没有兑现)

但投资方进入公司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公司的前景不容乐观了。

“投资方与CEO的不靠谱”

投资方一开始就对我不信任。为了预防我们擅自挪用他们的资金,在投资协议签署后,还让我们签了资金监管协议,同时要求我们不要动用消费者充值的资金。但这样公司的运营变得非常被动,每一次想要使用资金都得向投资方报批。这等于投资方参与了公司的管理和运营。

整个公司运营变得不顺畅,主要体现在给加油站打款和发工资上。投资方手中有一个网银,我们向他们汇报,得到同意之后,和他们的网银合在一起,才能发工资、打款。但创业公司是没有多少节假日的,而投资机构有休息日,我们在周六日很少能找到他们,造成周六日无法及时将款项打给消费者和加油站。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公司被“绑架”了。

不仅如此,在发生了CEO离职的事情后,投资方说我们违约,要求赔偿750万。

回到项目正式开始后,我希望找一个人处理具体事务。有一个84年的小伙子叫于凯,他在网上看到项目后,觉得有前景,希望加入我们。不过他对石油行业不了解,我就让他做副手。

但之后,天使投资人要求必须让CEO来操盘这个项目,在他们看来,我还有山东的石油贸易公司要管理,忙不过来,而互联网业务让年轻人做比较顺手。我建议采用“创始人+CEO”的模式。之后我听从投资人的意见,给于凯15%的股份,一个月给他三万元工资,让他担任CEO,我担任董事长。

到了2015年6月,于凯突然和我翻脸。他认为他必须是创始人和大股东,让我只留3%的股份,其余股份全部转给他,我不同意。之后他还一直坚持当大股东,并且以辞职相要挟。最后我们两人谈崩了。他在2015年6月22日辞职离开。

在交接完工作之后,于凯偷走公司的公章、财务章给了投资方,一同偷走的还有我注册的一个期权池公司的所有公章材料。之后他们冻结了我的公司资金,我就无法通过公司的账户发工资,不得已我只能从同学手中借了180万才得以发工资。

工资发不出去还不是关键,公司的公章、合同章、财务章都在投资方手中,这样我们和加油站的协议以及打款手续都得通过投资方的审核同意后,才能办理,整个公司的运行变得更困难。

之后,投资方开始要求退出。因为当时签的协议里有一个条款,如果CEO离职,投资方将要回500万的投资资金。于凯离职后,投资方就说我们违约,想要回资金、利息、违约金共计750万。我们赔不了,于是他们想把我们的项目转手。

在2015年9月10日,投资方和我们签了转让备忘录,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盘公司。于是投资方又反悔了,说转让备忘录没有法律效力,只是一个双方的意愿。

所以目前,我们争论的焦点在备忘录上。我现在正在请律师收集证据并给法院提供材料,法院暂时还没受理,但如果法院判决这个备忘录有效,那么所有损失(公司债务、员工工资、消费者损失、我的损失)都由投资人承担,反之我来承担。这个公司无法破产清算,也有这个原因。

此前我们本来是想进行新一轮融资,但因为投资方的限制,新一轮融资也进行不下去。加上员工工资三个月没法发放,办公室房租也到期,只得在11月先把团队临时解散,并且在12月关停业务。

不后悔做互联网 ,投资人和合伙人需志同道合

做O2O加油支付,油通是首家公司。由先驱变先烈,我不后悔。

从工业时代以来,石油一直是大宗消费品里使用频次最高的,而且是刚需品,因此在这个行业是有机会去深耕做重度垂直的,无论O2O、B2B还是C2C。

之前的经历也证明了,我们的商业模式能够形成闭环,并且团队也不错,而其他的竞争对手没有读懂这个行业就大肆烧钱,行为不可持续。如果我们一开始找到了合适的合伙人,能够拿到更多的融资,投资方更加支持我们,结局或许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选好投资方非常重要

我本身没有和投资方打交道的经验, 找到投资人后频繁与他们沟通,但反而处处被投资限制。本来他们说有其他投资方、合作方资源,能够继续帮我们找投资,结果找了两家之后也没下文。

另外当时签订的投资协议条款由他们主导制定,一票否决权、优先清算权,现在让他行使这些权利也不行使,等于几乎所有的风险都是由创业公司来承担。

对于投资人的想法,我也不是没有换位思考过,但很多投资机构是不专业的,他们没有给予创业者应有的支持,对行业不了解,甚至都不知道行业的规模有多大。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投资机构对于传统行业的人有很强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只有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人才能够把互联网项目做好,但在我看来,“互联网+”和“+互联网”是可以划等号的,因为在这个行业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能够把全行业的销售额提高20%-30%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总结了一个道理,希望告诫创业者同行们,选好投资人非常重要,引进投资人的时候一定不要让投资人参与公司的运营管理,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2、合作伙伴需要好品行、志同道合

我之前并不怎么了解于凯,只知道他创过业,做过盒饭外卖这样的小本生意。当时他给我的印象还好,有一股拼劲,他还每天都对我说,你永远是老大,我永远是老二。

但投资方在2015年初入局后,于凯就开始变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在动用消费者充值的资金,本来说要监管的投资方也没有对他进行监管。以前还会经常向我主动汇报情况,但在投资人进来之后,也不主动汇报了,基本和投资人汇报。

6月他提出要控股的时候,他的理由是很多投资人告诉他,如果公司需要融资的话,CEO必须是大股东。之后他还和我吵了几次架,要求我必须把他提成大股东,否则他就辞职。我告诉他,你要想当大股东,依据这个公司一亿左右的估值和我拥有的公司87%的股份,你得给我多少钱?他又给了我一个理由,说自己有15万的外债得还,所以要这么做,我说一个月给你三万,半年就挣回来了,为什么还要这样?

所以我认为创业必须找到志同道合,对行业有前瞻性判断,而且品行好的合伙人,而不是像之前这样随便找一个人就当CEO。这也是我致命的一个错误。

现在虽然我欠了200万左右的外债,但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投资人和合伙人,东山再起也是有可能的。所有企业都是在失败中生存、成长的,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一个企业可能会破产,但创业者的精神不会破产,所以我还是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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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日报》(记者 陈美)讯,消息显示,红杉资本全球高级执行合伙人Doug Leone宣布将在今年7月份退休,红杉美国/欧洲的负责人Roelof Botha 将接替Doug Leone,红杉中国的沈南鹏将继续担任全球执行合伙人。

Doug Leone在退休声明中称,今年是红杉资本成立50周年,他将在自己65岁生日后退居二线。他表示,当年创始人Don Valentine用“红杉”这种高大长寿的树种来给基金命名时,就奠定了这家机构不断追求成长、进化和革新的组织精神,进而发展出了红杉资本的代际传承文化,使其成为半个世纪里唯一一家每次都能成功完成领导团队交接的合伙制投资机构。

记者了解到,Doug Leone在2012年成为红杉资本全球高级执行合伙人。在此期间,他和沈南鹏、Roelof Botha作为三位全球执行合伙人,共同推动了红杉资本在全球的发展。Doug Leone退休后,Roelof Botha将成为全球高级执行合伙人,并继续负责美国/欧洲业务,沈南鹏继续作为全球执行合伙人和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负责中国业务。此外,红杉印度/东南亚、红杉全球公开市场基金、红杉全球传承基金等不同业务线,将继续由各自管理合伙人独立负责,这些完整的业务线共同组成红杉重要的投资联合体,在全球持续运作。

此前,外界曾揣测红杉资本或将与红杉中国“分道扬镳”,但此次明确传递出的信息表明,红杉对中国市场依旧高度看好,在共同品牌下,红杉美国和红杉中国仍将继续是红杉最重要的两个投资载体。

过去一年来,红杉资本动作不断。

去年10月,红杉美国宣布成立一支名为“红杉基金”的单一、永久的常青基金,不再设立存续期。该基金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封闭式风投基金的组织模式,打破了几十年来的风投界游戏规则。近日,红杉中国据悉正在募集4支总计高达80亿美元的新基金。由于红杉美元基金的LP均为海外知名非营利组织,如主权基金、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慈善基金会等,这也说明虽然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陡增,但全球长期投资者依然对中国市场抱有高度热情,看好中国创新经济的发展前景,相信头部机构穿越周期的能力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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