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东吴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在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书，以曹魏为正统，记载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在它以前，虽然有写三国历史的，但大都只是局限于写某一国。而陈寿打破了这种局面，以三国形成的历史期限作为断史的依据，所记历史自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开始，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结束，共计100余年。全书共65卷，其中《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在记载魏、蜀、吴三国时，该书所采用的风格各不一样。其中，《魏志》记载较详细；《蜀志》虽简明，但所记之事较多，而且叙述得体；《吴志》则比前两个差一些。《三国志》在叙事手法上以“简明扼要”为主，体例只采用纪传，这两点使《三国志》在文学性和体例完整性上存有缺陷。《三国志》所记载之史料较为翔实可靠，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三国志·吴书·张传》

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三国志·魏书·曹爽传》

为上者不虚授，为下者不虚受。——《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爵高者忧深，禄厚者责重。——《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三国志·魏书·苟彧传》

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其非人，虽亲不授。——《三国志·蜀书·许靖传》

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代表性典出成语： 

“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视人君相忤，是乃祀所谓傲慢；傲慢则无礼，无礼则不臣，不臣则犯罪，犯罪则陷不测矣。”——《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

“圣姿硕茂，神武在躬，仁覆积德，爱人好士，是以四方归心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且志士爱日惜力 ，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三国志·吴志·孙和传》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閴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三国志·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今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三国志·骆统传》

“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南朝·宋·裴松之注：“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三国志·魏志·齐王芳传》

“将军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三国志·蜀志·吕凯传》

“时太子未定，而临菑侯植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前后恳至。”——《三国志·魏志·桓阶传》

“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肩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三国志·蜀志·关羽传》

《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因而广受赞许。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三国志》文采斐然，描写精彩。比如赤壁之战，陈寿把赤壁之战渲染的有声有色，尤其是其中吴蜀双方，各自君臣之间的对话，非常传神。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三国志》良史实录。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三国志》行文简明，富有文学价值，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为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

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

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

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

刘勰：“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范頵：“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三国志》是一部记魏蜀吴三国的纪传体的历史。西晋陈寿著。主要版本有南宋绍兴、绍熙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末毛晋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同治金陵书局刊行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点校本。
(今四川南充北)人,西晋文学家。少为名儒谯周弟子。长成仕蜀,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因不附权阉黄皓,屡遭贬谪。蜀亡后入晋,以才学受司空张华赏识,出仕阳平令、著作郎、治书侍御史。他为人旷达豪放,多次违反礼数,遭时人讥讽。吴灭后,他以王沈的《魏书》、韦昭的 《吴书》、鱼豢的 《魏略》为基本依据,另采集蜀事,撰著《三国志》,历时约10年,书始成。由于恃才傲物,他在政治上屡不得志,于65岁时病卒。他曾汇编《蜀相诸葛亮集》,另著有《古国志》与《益都耆旧传》。
        本书65卷,主要记载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60年间三国鼎立的历史。本书只有纪传而无志表。作者将三个政权分门撰述,从而魏、蜀、吴三个部分各成体系。其中 《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
        本书三大部分虽然各自独立,但作者没有对它们一视同仁,而是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列出主次,他以曹魏为正统,而将刘蜀、孙吴排为旁支,其具体形式是把魏君部分称为纪。把蜀君、吴君部分称为传。《隋书·经籍志》云:“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陈寿还将魏君称为“帝”,蜀、吴君称为“主”。后来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宋肖常作《读后汉书》,均改蜀汉为正统。这类作法仅仅是为了争正统名份,实际上与治史本身无多大关系。陈寿撰写三国君主部分时,均采用编年体记事方法,和本记完全如出一辙。本书的列传部分,有相当一些篇章写得很简略,如陈琳、徐平、杨修、应玚、丁仪等传只被附于他传之后。由于汉末与三国初衔接的缘故,有很多人物的搜罗与东汉造成重叠,如董卓、袁绍、吕布、刘表、华陀、陶谦等16篇列传,在范晔《后汉书》中也可看到。《魏书》30卷中,4卷为魏帝纪,陈寿认为曹操尽管未曾登上皇位,但他是魏基的奠定者,故将他列在卷1;卷2是开国君主曹丕;卷3是明帝曹叡;卷4是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陈留王曹奂,因三者均系少帝,且大权旁落于司马氏之手,故将他们并为合纪。1卷为后妃传。24卷系群雄、名士、将相等人物传。1卷为少数族及邻国传,其分为《乌丸》、《鲜卑》、《东夷》三篇。《蜀书》15卷中,2卷系汉末益州牧刘焉、刘璋传。2卷系先主刘备与后主刘禅父子传。1卷系后妃传。1卷系诸葛亮传。1卷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五虎将传。8卷系其他人孙坚、孙策父子传。1卷是开国君主孙权传,1卷是孙亮、孙休、孙皓三嗣主传。1卷是后妃传。15卷是江东将相、士人传。
        本书的写作可谓上乘,《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对人物的评价较为中允,称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称刘备 “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称孙权 “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称诸葛亮是“识治之良才,管乐之亚匹。……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本书取材严谨,摒弃传闻之说,记事真实,且叙事颇有章法。刘知几在 《史通》中说: “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再者,本书首开三国分写体例,在“正史”中开创了新法。令人遗憾的是,陈寿缺乏直笔精神,他为了避免得罪因篡权而上台的司马氏,故对曹操一系列的篡权行为,都改成汉天子的酬劳让德,诏命封赐,从而形成了卑劣的“回护”笔法,为后代在修史中为君主隐恶扬善开了先河。此外,本书因未撰志表,遂使典章制度的专栏及历史的主线缺如,此时的典章制度只能到《晋书》中去翻查。最令人注目的是,文字过于简略,不但一些重大事件如魏的屯田制度等语焉不详,而且连马钧、张仲景等有特殊成就的人也未立传,著名哲学家王弼列在钟会附传中仅23字。
        在《三国志》问世百余年后,宋文帝嫌其过于简略,令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 (372—451),字世期,南朝宋中书侍郎,封西乡侯。裴松之作注时广征博引,用书达210种。晁公武在 《郡斋读书志》中说: “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裴注的特点是注重事实的增补和考订,而略于训诂。《四库提要总目》对裴注分析说:“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二曰,参诸书之说,以核伪异;三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四曰,传所无之事,补其缺佚;五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 六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注在充实史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在《任峻传》中添补了大量魏屯田的情况,在《杜夔传》中加进了马钧的详细事迹。宋文帝通览裴注后赞道:“此为不朽矣。”但对裴注后世亦有不同看法。如唐王通、刘知几等学者认为裴注过于芜杂;宋叶适直指“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清赵翼批评注不得当。虽然裴注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些荒诞不经,但其所引之书至今已经所存无几,故在保存史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由于《三国志》无志,后代学者多人作了增补工作。元郝经撰 《续后汉书》,其中有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8录,该书清人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惜 《刑法录》已佚。清洪亮吉作 《三国疆域志》,谢仲英作《三国疆域志补注》,侯康作《三国艺文志》,陶元珍作 《补三国食货志》。在研究考订方面,也颇多力作,清钱大昭撰 《三国志辨疑》,侧重考订谬误; 杭世骏撰 《三国志补注》,用稗官、神怪资料进行注解,与裴注角度迥然不同;赵一清撰《三国志补注》,在地理考证上颇见功力;梁章巨撰 《三国志旁证》,吸收历来研究成果进行详证,带有集解性质; 康发祥撰《三国志补义》、《补遗》、《附录》,采集前人未用之书,以拾遗补缺。民国时,卢弼汇集各种资料、版本校勘成果,对《三国志》正文及裴注的研究著作,加上自己的注释和评论,编成 《三国志集解》,此书已由古籍出版社刊行。此外,王祖彝的 《三国志人名录》,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 《三国志人名索引》,也均是有用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