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发展，其原因不外乎自身的内在演进、外在因素的支持与促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乾隆初叶兴复古学之风的酝酿与形成，即是此一学术法则的体现。当时，清廷倡之于上，名儒硕彦行之于下，而更有地方大吏，乘时势而起，于古学的兴起与演进，予以扶持与资助。其中，两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即是开风气之先者。

卢见曾的仕宦经历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自号雅雨山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卢见曾生而颖异，年十五（康熙四十三年）补博士弟子员

    卢见曾就官洪雅不久，于雍正四年及五年连遭其父及生母王氏、嫡母程氏丧。服阕后，于雍正九年补官江南亳州蒙城知县，并协理州务。未三月，旋授六安州知州。雍正十二年六月，由六安调治亳州。未几，世宗亲擢见曾为庐州府知府，又奉檄摄凤阳府事。雍正十三年秋，迁知江宁府；未逾月，而调任颍州府以去

    力惫宣勤敢自怜，薄才久任受恩偏。齿加孙冕余三岁，归后欧公又九年。犬马有情仍恋主，参苓无效也凭天。养疴得请悬车日，五福谁云尚未全。祖道长筵舟满河，绿杨城外动骊歌。重来节使经三考，归去与人赋五?。绛帐唱酬郊藉在，清门交际纪群多。二分明月樽前判，半照离人返薛萝。……长河一曲绕柴门，荒径遥怜松菊存。从此风波消宦海，才知烟月足家园。……痴愿无多应易遂，杖朝还有引年恩。

其疲惫官场、息意田园之意不觉溢于言表。返家后，卢见曾乃“修坟墓，置祭田，恤宗族，教后学”

    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以相沿充公之提引舞弊入告，于是历任盐政如高恒、普福等皆得罪，而卢见曾因曾长期任两淮盐运使，亦牵连入案。高宗对此十分震惊，因命江苏巡抚彰宝，会同尤拔世立案办理。六月二十五日，高宗谕令将卢见曾“革去职衔，派委妥员解送两淮，交彰宝并案审讯。仍一面将卢见曾原籍赀财，即行严密查封，无使少有隐匿寄顿”

  大学士刘统勋奏，审讯卢见曾寄顿赀财一案，先后究出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之候补中书徐步云，伊戚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并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军机处行走郎中王昶，漏?通信，应照例拟徒。……得旨：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遇此等紧要案件，敢于私通信息，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甚属可恶，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纪昀瞻顾亲情，擅行通信，情罪亦重，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余依议。

其后，因查出卢见曾尝令商人代办物件，且不行发价银一万六千余两，因将卢见曾解赴扬州严审究拟。八月三十日，“刑部议覆江苏巡抚彰宝奏，原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隐匿提引银两，私行营运寄顿，照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应如所奏，从之”

    卢见曾一生为官，勤于吏治，锄强治剧，颇能识其大体，所至皆有殊绩。如其任六安、亳州、庐州及颍州时，于水患之祸，皆能兴利除弊，造福一方。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州重浚西湖记》??引者注）中一段，疏别是非利害，直是见得到，做得彻。然非心乎民瘼，亦不能直行独断如此。诸御水患记，当以此为第一。”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卢见曾于所到之处，每以兴学造士为先。如“在洪雅，建雅江书院；在六安，建赓扬书院；在永平，建敬胜书院；在长芦，建问津书院；扬州旧有安定书院，更因而廓其规制，严其教条。前后所成就者，不可枚数。于前汉古迹，缺者补，坏者修，罔不兴举”

      乙巳春，予来宰是邑，会落成焉。……征邑士之贤而文者，从予游，为讲道艺、敷弦歌之地。颜其门曰雅江书院，广文教也；颜其楼曰雅雨楼，志风土也；又易桂香阁曰望春阁，邑故多孝廉，无捷南宫者，为从予游者勉之也；堂曰博文，仍旧额，前有作者，不忍没也。

  余束发后习为诗，今七十年矣。……维扬安定书院，余初任运使时，偕博陵尹公所经始。大江南北，士肄业其间，享大名，显当世者，踵相接。迨余再莅维扬，弟子员日益夥。弗精弗勤，虑且坐废，请于上官，稍更张之。厚其廪饩，检稽其出入先后，娄东沈光禄、武进刘侍读主教席。光禄以经术课士，侍读之学出入史传选骚，其爱士皆癖于余。而余亦间至讲堂，或时延诸生，上下其议论。其负过人之才者，置上舍，有加礼。行之比年，诸生文益上，诗益工。虽遇合之故未知何如，有数人焉，足以窥古人之心，成一家言，而必用于世无疑也。

见曾之汲汲于此，亦可谓用心良苦。惠栋曾曰：“先生勤于吏治，所至皆有殊绩。其在津门，奏课之余，修理学官，创立书院，以身为士子表率。所以扬厉而鼓舞之者，虽文翁之化蜀郡，何武之治扬州，不是过也。”

兴复古学的为学宗尚 

    卢见曾一生沉浮宦海30余年，于民生利弊多所更张，且取得了有效的成绩。然官事之余，甚且贬谪塞外军台之时，见曾于学问之途，亦颇能沉潜切究，有所心会。其中，对古学的研讨与张扬，乃其为学的倾心所在。 

    卢见曾之于学，初尝致力于声调之学，而导其入此途者，为田香城先生?。卢见曾尝称：“余少受声调之传于同里田香城先生，香城受之难兄山姜，而山姜则因谢方山转叩于渔洋，而得其指授。”

    卢见曾通籍后，曾与“学问渊博，尤邃于经”的顾栋高相友善。见曾初任两淮都转盐运使时，延顾氏课其子。两人谈艺论学，颇为相得，多所启发。言谈间，顾栋高语及“少时尝欲钩贯《六经》，作《周官联》一书未就”，见曾极力鼓励顾氏速成之，并慷慨允诺“吾为子任剞劂之费”。后因见曾“以事谪徙塞外，而顾君有《春秋》之纂述，遂不果”

    以为学大体而言，卢见曾于经学之研究甚为关注，尤重两汉之师承家法，以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

    卢见曾之所以主张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乃基于“《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为挽救宋代“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的说经之弊，他提出一通经路径。其言曰：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 

对卢见曾此一通经路径的宗尚，惠栋曾有评语云： “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即是对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

早在清初之时，万斯大即提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的治经方法。于此，卢见曾深有同感，是以评价道：“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因此，卢见曾于万斯大之人之学，甚为推崇，并因嘉斯大之志，慷慨解囊，“为助其刻资之半，而重为序之”

    卢见曾既识通经之大体与门径，其于《周易》一经，颇能体现其为学精神。卢见曾之研治《周易》，始于谪戍塞外之时。在塞外几年中，卢见曾并没因遭遇坎坷而消沉，而是致力于《周易》的探讨。其于《出塞集》中，尝自道学《易》经过曰： 

     篝火研朱夜每深，敢将分寸负光阴。宽闲帝与消灾地，忧患天开学《易》心。鸿渐陆时终有用，鱼当贯义却难寻。杞中但有包瓜在，泥井何须问旧禽。

     多君立雪叩坟邱，半载蹉磨愿岂酬。赢得他年传故事，授经却在海西头。

正是这一研《易》经历，为见曾此后刻《雅雨堂藏书》打下了基础。 

    卢见曾之究心于《易》，于汉学尤多心契。其尝言：“余学《易》有年，每讲求汉儒遗书，以求印正，虽断简残编，未敢有所忽略。”故郑康成《周易》之书之传，“虽不及《三礼》、《毛诗》之完具，然汉学《易》义无多，存此以备一家，好古之士，或有考于斯”

     《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纬书非学者所尚，是不然。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为梓而行之，以备汉学。

又其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亦因其能存汉代费直、荀爽、虞翻之学，是以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而宋儒王应麟于《易》颇采郑康成之说，卢见曾即将之附于李鼎祚书后，“以存古义”

《雅雨堂藏书》对汉学的表彰 

卢见曾不仅在思想取向上对汉儒治经方法有所心契，其于汉儒之学，亦能予以极力表彰，其体现为自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所刻之《雅雨堂藏书》（又名《雅雨堂丛书》）。《雅雨堂藏书》计有《郑氏周易》（汉郑玄）、《易释文》（唐陆德明）、《周易乾凿度》（汉郑玄注）、《李氏易传》（唐李鼎祚）、《尚书大传》（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汉卢辩注）、《郑司农集》（汉郑玄）、《高氏战国策》（汉高诱）、《匡谬正俗》（唐颜师古）、《封氏闻见记》（唐封演）《唐摭言》（唐王定保）、《北梦琐言》（五代孙光宪）、《文昌杂录》（宋庞元英）十三种。其中，除高诱、封演、王定保、孙光宪、庞元英五种著作属史部、说部外，其他八种皆为解经之作，乃整个丛书的核心。 

卢见曾《雅雨堂藏书》之刻，实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人之襄助。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先世扶风人，明嘉靖中迁于吴。秉承其曾祖有声、祖周惕、父士奇之庭训，惠栋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无不及之”，而尤邃于《易》，实开有清一代研治汉学之先声，于一时学风影响甚深。其所作《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古文尚书考》诸书，大为世人所推重。钱大昕有言： 

      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亦曰： 

  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震入都过吴，复交于先生令子秉高与二三门弟子，若江君琴涛、余君仲林，皆笃信所授，不失师法。先生之学有述者，是先生虽已云逝，而謦?仍留。震方慨然于徒接先生画像，而吴之贤俊后学，彬彬有汉世郑重其师承之意，可不谓幸欤？

而卢文?推扬惠栋《九经古义》之务实学曰： 

 《九经古义》十六卷，吴征士惠松崖栋先生之所著也。凡文之义，多生于形与声。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今读征君此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为性理之学者，或视此为糟粕。然虚则易歧，实则难假，承学之士要必于此问途，庶乎可终身不惑也。

戴、钱、卢乃乾隆朝一代大儒，其推崇惠栋之学如此，足可见惠栋学术之成就与其治经取向对学人之影响。虽其后学术发展愈益精密，惠栋之学不无可商榷之处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覆?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夫所贵于学者，谓其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也。……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

所谓“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足可见惠、沈二人论学之相契。而汪大经叙次其师沈大成之学曰： 

先生幼承家训，长师黄宫允广堂先生（指黄之隽??引者注），而交吴中惠征君松崖、天都戴孝廉东原、西泠杭太史堇浦、青浦王廷尉兰泉。故其为学，原本《六经》，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与夫一名一物流传，考索研究，原委井然。藏书万卷，手自校雠，镌本讹阙，字体从俗，必标识而补正之。绳头蚕子，件系条属，非目力心细者，不能辨其点画也。其校定《十三经注疏》、《史记》、前后《汉书》、《南北史》、《五代史》、杜氏《通典》、《文献通考》、《昭明文选》、《说文》、《玉篇》、《广韵》、顾氏《音学五书》、梅氏《历算丛书》，尤为一生精力所萃。……且曰：“学未有不自《六经》入者。”

沈大成为学之规模，于此可见一斑。 

正由于惠栋、沈大成二人深于经史之学，而二人又论学最相契，故卢见曾延之为其校书。李斗《扬州画舫录》尝曰：“公（指卢见曾??引者注）两经转运，座中皆天下士。……惠栋，……博通今古，与陈祖范、顾栋高同举经学。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抄》诸书。”

    《雅雨堂藏书》之刻，大抵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

    《易》自伏羲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经秦燔书，遂演为卜筮之事，然传者不绝。汉儒继兴，传者颇不乏人。田何开之于前，“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卢见曾张扬郑《易》之外，于其他汉儒之说《易》义者，亦广为搜讨。在他看来，“两汉传《易》者数十家，唯费氏为古文《易》，今所传之《易》，乃费《易》也。费长翁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颇得圣人遗意，唐有《章句》四卷，惜已亡佚。其后荀慈明祖述费学，亦以十篇之义诠释经文。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传荀氏学。九家亦以荀为主。虞仲翔注《易》，其说六爻升降之义，皆荀法也。……先是王辅嗣《易》专尚黄老，谓卦中所取之象，皆假象也。韩康伯因之，《易》之大义始乖。六朝，王氏之《易》与郑氏并行。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有见于此，故他于较多保存荀、虞之学的李鼎祚所撰《周易集解》甚为推重。然“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故见曾为之“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就此，卢见曾不无感慨地说：“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

与刊《郑氏周易》、《李氏易传》主导思想相应，卢见曾于《周易乾凿度》一书，亦相当重视。有人以为，纬书非学者所尚，因于《周易乾凿度》不以为意。卢见曾则认为：“圣人作经，贤人纬之，经粹然至精，纬则有驳有醇。成、哀之纬其辞驳，先秦之纬其辞醇。《乾凿度》先秦之书也，去圣未远，家法犹存，故郑康成汉代大儒，而为之注。唐李鼎祚作《易传》，是时纬候具在，独取《乾凿度》，非以其醇耶？”更为重要的是，《周易乾凿度》包蕴着《易》之大义。其言曰：“《周易乾凿度》二卷，其中多七十子大义，两汉诸儒皆宗之。京房之注大衍，?诵之用甲寅元，陈宠之论三微，张衡之述九宫，许慎之称君子五号；又郑康成注《易》，谓《易》一言而含三义；注《礼》，谓三王郊用夏正，以《易》之帝乙为成汤，咸本《乾凿度》。一行言，卦气之说出孟氏章句，而不知《乾凿度》已言之。此皆《易》之大义也。”然此书虽于明代有刊本流传，但阙误之处在所多有。卢见曾因以所得明嘉靖中吴郡钱君叔宝藏本，补阙正误，刊而行之，“以备汉学”

    《尚书》自秦焚书多不传，而济南伏生壁藏之。汉兴之后，“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

    《周易》、《尚书》之外，卢见曾又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

    按《大戴礼记》，为戴德所撰，见存三十九篇，然为其作注者，向来颇多异说。卢见曾辨之曰： 

《大戴礼》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朱子尝以为郑康成，亦以其精核有似之者。然其间有引郑说及郭象、孙炎之言。惟王深宁断以为北周卢景宣所注。景宣名辩，本传云，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之曰：“昔侍中著《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然今所传，惟二十四篇有注，其余十五篇无注。朱子亦谓，其不可晓。则在宋时，本已然矣。此书篇第，或阙或重，颇不为后人所更易。如明堂之制，本即在《盛德篇》中，魏李谧著论，梁刘昭注《续汉志》，及唐杜氏《通典》，皆如此。今又别出《明堂篇第六十七》，非也。其他如《投壶》、《公冠》等篇，皆错乱难读，学者病之。……独惜侍中小戴注不传，但散见于诸经注疏中。昔朱子嘉东汉诸儒说礼甚有功，而以侍中为称首。安得更为之搜辑，次比之以传乎？

至此，卢辩之注《大戴礼记》，始彰显于世。 

    先是，戴震尝注目于《大戴礼记》，而寻得五种旧本，为之参互校正。乾隆二十二年春，卢文?以其所校本示戴震，戴震“又得改正数事。卢编修本所失者，则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阙句，无从考得，姑俟异日”

    卢见曾不仅注目汉学之经书，其于汉儒之发明史事者，亦颇为之张扬。《雅雨堂藏书》所刻高诱注《战国策》

表彰汉儒研经之功外，卢见曾于唐宋之致力古学、保存旧观者，复加甄采。其于李鼎祚之《周易集解》，即因其保存荀爽、虞翻之说独多，而为之刊刻流传。他如唐颜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卢见曾亦因其“所引典籍，及诸家训诂，多上世逸书，言辨而确，可资后学见闻”，而其书自元明以后，未有刻本，故为之刊板行世。颜师古是书之作，乃鉴于“世俗之言多谬误，质诸经史，匡而正之”。但窥之当时风气，诗赋实为众人所趋之的。较之自身所处时代，卢见曾不无感慨地道：“盖唐人尚诗赋，而师古、冲远（孔颖达??引者注）独毕力于经史。近代采唐人之诗者，无虑数千家，二君者顾不预焉，用知古人学有专门，不尚兼长。今人经史诗赋，事事求工，而身后遗书，不免蔑如之叹。读是书，可以知所务矣！”

    刘锦藻尝言：“见曾深于两汉之学，推尊郑氏，如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凡有涉于郑氏说者，采辑殆尽。以为欲求得圣人之遗意者，莫北海经师若也。其他校正宋本，刊落谬误，足与文?并美云。”

卢见曾除宗尚古学外，还对当世贤哲之致力经学、研讨汉学者，大力推扬、扶持，于一时学术转向，不无倡导之功。卢文?尝论见曾曰：“公最笃师友之谊，珍其遗文，而表章之。若虞山汪容斋应铨、桐城马相如朴臣、怀宁李啸村?、全椒郭韵清肇?各家集，皆公序而梓之。此外，补刻朱竹?《经义考》成完书，又刻《尚书大传》、《大戴礼》等书十四种，皆善本。又惠定宇《周易述》，王渔洋《感旧集》，亦皆梓行。”

尤可注意的是，卢见曾之礼聘惠栋，其意义并非仅止于延其为己校书，在彼此的论学质疑中，卢见曾于思想取向上实已深受惠栋之影响。其在刻《经义考》序中所揭示的通经方法，即承于惠栋之说。

在入卢见曾馆之前，惠栋已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易汉学》诸书，而《周易述》亦于乾隆十四年开始撰作。王昶论惠栋《易汉学》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一卦气，一纳甲，一世应，一爻辰，一升降，而汉儒以象数说《易》者始备。……夫汉儒诸家之说，今略见于李鼎祚《易传》，颇恨其各摘数条，参差杂出，不获见其全，因不能推而演之也。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

    可惜的是，惠栋于《周易述》垂成之际，却因疾而溘然长逝，遗憾于人间。卢见曾既服膺惠栋之学，且深相交契，因于惠栋下世当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八月下旬，为序而梓之。其言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张氏及项平甫诸家，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 

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先生周惕，砚?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

即此可见，卢见曾对惠栋的推扬，洵可称深得其肯綮矣。钱大昕有言：“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指惠栋??引者注）绪论。”

刻《周易述》外，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二年还曾刻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按王士?以博雅之资，“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其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梵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故注其诗为难。惠栋因其祖周惕先生为王氏所取士，而父士奇先生又亲炙王氏之门，乃得闻其绪论，故为之博稽详考，经历岁月，始著为是书。此书一出，“而渔洋之诗，无不了然于心口之间”，世人始得资以纵览。而惠栋“又别注《年谱》，凡渔洋生平出处，与其师友?络，无不昭揭如日星”，是故黄叔琳誉之为“渔洋毛、郑”

乾隆十九年（1754）夏，卢见曾又补刻朱彝尊所撰《经义考》一书，至次年竣工。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浙江秀水人。举康熙己未（1679）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彝尊为学，博闻淹贯，于经学源流尤所留心。彝尊“尝以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之例而推广之，著《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自御注、敕撰以迄自序，为类凡三十种”

《经义考》成书后，先曾刊一百六十七卷，而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种以及《补遗》，因属草未具，而不幸遘疾，故未能付梓。朱稻孙承其祖彝尊之志，护持遗稿，且于奔走四方之际，谋求寿之梨枣，以成完帙。雍正十二年，稻孙于扬州得识马?谷曰?，而马君好古博雅，笃于友谊，嘉稻孙之能不坠家学，遂欣然约同志，欲成全稻孙之志。然遗憾的是，因为事所格，未果。其后，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稻孙谒之邗上，见曾询及《经义考》，稻孙因为述其颠末。见曾为叹息者久之，遂慷慨首捐清俸为同志倡，且以其事嘱托于马曰?。马曰?“由是与令弟半查尽发二酉之藏，偕钱塘陈君授衣，仪征江君宾谷、元和惠君定宇、华亭沈君学子，相为参校。而稻孙仍率次子昌凉、长孙休承暨从孙?同里金蓉，共襄厥事。既?年而剞劂乃竣，计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书”。故而朱稻孙感慨地说：“书之显晦，与夫行世之迟速，固有天焉。继自今穷经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与?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浅矣。宁特稻孙等戴君子之德于无穷也哉！”

    卢见曾既倡刻《经义考》，又为序以表彰朱彝尊是书之意义。其言曰： 

《六经》至孔子而论定，孔子殁，西河七十子之徒转相授受。延及两汉，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学勃兴，诸儒各以己意说经，义理胜而家法转亡矣。故《二经》、《十翼》之分合，朱子谓《郑风》为淫奔，蔡氏谓商、周不改月时，胡氏康侯谓圣人以天自处，好古之士不能无疑。顾所见古书绝少，无征不信，往往恨焉。今观《经义考》所载，虽其阙佚者过半，犹必为之稽其爵里，条其同异。其存者在学士大夫之家，如得购而读之，讵不为厚幸欤？ 

窃尝谓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譬如秦人谈幽、冀事，比吴、越间宜稍稍得真。必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勿信今而疑古，致有兔园册子、师心自用之诮，以仰副圣天子尊经劝学之至意。是则余区区刊是书之志也夫。 

而惠栋对卢见曾所揭示“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以及“末幅言通经之法”，甚为推崇，以为有功学林不浅。

与刻朱彝尊《经义考》取向相类，卢见曾于乾隆二十三年又资助刊刻万斯大遗著《经学五书》（指《学礼质疑》、《礼记偶笺》、《仪礼商》、《周官辨非》、《学春秋随笔》）。先是，是书由斯大之子万经次第刊行，但于乾隆五年不幸毁于火。其后，复从友人处觅得一本，万经子福因谋诸同志，重梓以广其传，以免“先人著述如一发之引千钧，倘遂因此灭绝，则某之罪兹大”之憾，并谒卢见曾于扬州，请为序之。卢见曾嘉万福之志，遂为助其刻资之半，而序之曰：“窃惟先生为梨洲黄公入室弟子，故其学皆务实践，覃研经典，务去剿说雷同、傅会穿凿之病。其立说以为，非通诸经则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因是由博致精，而深求乎造化之微妙，凡所解驳，悉发前人所未发，出马、郑后千余年，数百家辩论之外。故虽老师宿儒，读其书者无不心折首肯，而信其必传于后无疑也。”

沈起元（1685－1763），字子大，号敬亭，江苏太仓人。与卢见曾为同年友，尝著《周易孔义集说》一书，于乾隆十九年质之见曾，见曾因其说与己相契，故撰序予以表彰。按沈起元之著《周易孔义集说》，多采宋项安世《周易玩辞》之说，“复广辑诸儒粹言，以明孔子之《易》，由孔子以溯羲文周之《易》”。在他看来，“伏羲初有卦画文字，文周系之以吉凶悔吝，而其故不显。自孔子定之以中正，以一卦分二体，而以二五为中之象，以六爻分阴阳之位，而以所乘之阴阳当位为正之象。微中正则吉凶悔吝不可得而明，微吉凶悔吝，则伏羲之卦画亦徒设。知此，而羲文周之《易》，尽于孔子之传辞无疑矣”。就此，卢见曾亦指出：“以彖传释彖，而乃得彖；以象传释象，而乃得象。推之卦爻，无不皆然。恍然曰：道尽于孔子之《十翼》，但先儒之义不能尽合于孔子耳。”由此，卢见曾乃引沈起元为同调，以己欲成《尊孔》未就而沈氏成《周易孔义集说》，故有“沈子之志，即项氏之志，即余从绝塞中焦思劳心，扪?而得之者，三人代隔五六百年，地殊万余里，而所见不谋而合。此可见人心之同，然而《易》道之不必远求也”之慨。又卢见曾于汉京、焦二氏之说阴阳灾异，以为与孔圣之《易》绝远；而于宋邵雍之为先后天方圆图，引干宝之说，以为邵氏说于《易》义无预。而在卢见曾看来，“惟就每卦中逐爻逐位，观其进退往来之变，占其吉凶悔吝之辞，以识夫吾生趋避修省之道，斯则孔子教人学《易》之旨”。于此，惠栋评卢见曾解《易》曰： 

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

惠栋此评，可谓一语中的。而卢见曾之加意褒扬沈起元，其意亦在于此。 

卢见曾表彰惠栋、朱彝尊、万斯大、沈起元之阐述经学外，于黄宗羲之《金石要略》，亦表而出之。按碑碣之有例，断自唐韩愈，而元潘苍崖尝创为《金石例》十卷，于“制器之楷式，为文之矩?，靡不毕具”，明王止仲更撰《墓铭举例》四卷，“兼韩子以下十五家，条分缕晰，例之正变，推而愈扩”。而黄宗羲“以潘书未著为例之义与坏例之始，作《金石要例》一卷，用补苍崖之阙”。此三书出，而金石之例赅矣。然世人所为碑碣，“叙次失宜，烦简靡当”，其弊乃缘于未曾体悟此三书。有鉴于此，卢见曾乃将此三书汇而刻之，以使世人“晓然于金石之文，不异史家发凡言例，亦《春秋》之支与流裔。触类而长之，庶乎知所从事矣”

    卢见曾一生，不仅能勤于吏治，而且于兴学育才、表彰学术诸途，亦卓然有所倡导。基于庭训之熏陶、师友之讲益，卢见曾在对古学的研讨与总结中，认识到为学研经之途径，即“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而欲通经，则应“先从记传始，记传之所不及，则衷诸两汉，两汉之所未备，则取诸义疏，义疏之所不可通，然后广以宋、元、明之说”

卢见曾不惟能发以上之论，还曾付之学术实践。其所主持纂辑的《雅雨堂藏书》，即是对上述通经途径的阐发。《雅雨堂藏书》凡涉《易》、《书》、《礼》及唐宋说部书十余种，大要以阐扬汉唐诸儒说经之义，特别是汉代通儒郑玄之学为主旨。其中，《郑氏周易》、《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及《大戴礼记》卢辩注，即能体现卢见曾的此一思想取向。卢见曾尝谓：“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

当然，卢见曾之刻《雅雨堂藏书》，一方面基于自己的学术积累和为学好尚，另一方面，则得力于惠栋、沈大成诸儒的襄助。尤其是惠栋，对卢见曾为学宗尚的形成及刊《雅雨堂藏书》的取舍，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的思路，即是对惠栋“汉经世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世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学术主张的庚扬；《雅雨堂藏书》对汉儒《易》学的表彰，更可看出惠栋在其间的作用。而对惠栋来说，其得以参与纂辑《雅雨堂藏书》，实乃将其为学主张付之实践的一大契机。此外，戴震于乾隆二十二年客卢见曾官署时，参与《大戴礼记》校刊事外，更得以有机会结识惠栋，而成为忘年交。此次会晤，对戴震的为学影响颇大，其后戴震所倡导的“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卢见曾刊刻《雅雨堂藏书》表彰汉学之外，其于当世致力经学、深研汉学诸儒，亦能刊刻其遗书，推扬其学行。朱彝尊《经义考》、万斯大《经学五书》，即赖卢见曾为之慷慨资助，付之剞劂。尤为有意义的是，卢见曾不仅能于惠栋生前引为知己，作同调之鸣，更于惠栋去世之当年，刊刻其遗著《周易述》，且撰序以彰显此书之学术价值。作为乾嘉学派的开派宗师，惠栋对汉学的表彰，及所揭示的通经信古的为学方法，其对乾嘉学术宗尚的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为继起者所共识。而推其源始，卢见曾对惠栋学术的表彰，功不可没。 

综上所言，卢见曾“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的为学取向，其刻《雅雨堂藏书》对汉儒特别是郑玄之学的表彰，以及对前哲时贤如黄宗羲、万斯大、朱彝尊、惠栋、沈起元的扶持与褒扬，于乾隆初叶古学之复兴，实为一有力的倡导。卢见曾虽不免为官场所累，但其对汉学的阐扬与扶持，于学术风尚的转移，实能发一时之先声。知世论人，知人论世，卢见曾于乾隆初叶兴复古学的努力，实有可称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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