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2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131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第一章：锐出江东　　
　　 距今大约七千年以前，波涛奔涌的长江在江苏镇江以东汇流入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江口逐渐东移，旧有的河网如扇箕张，形成了长江三角洲，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终于使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辉煌的吴文明和越文明，合称吴越文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时值中原腹地之上晋楚双雄争霸正酣，偏处东南一隅的吴越文明也进入了它的青春期。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正是这块不久之前还给人以蒙昧落后之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崛起于此的两大新兴强国：吴国和越国，彻底打破了业已持续近百年的晋楚争霸格局，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吴越文明起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苏南、浙北、皖东一带。由于自西向东而去长江在流经过安徽省东南部的时候，其一段江道陡然转向，略成南北之势，将两岸的土地沿江分为东西两部分，故而称此段江道以东地区为江东，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吴越故地。的岁月的年轮进入了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中期，远离中原腹地的江东之地掩然崛起了两个新锐强国：吴国和越国。吴、越两强的异军突起很快就给相持不下的晋、楚中原争霸战带来了强劲的冲击，改变了春秋时代的整个历史进程。　　一谈起今天江浙地区，人们很快所能想到的是附庸风雅的才子，清纯俏丽的佳人，正所谓“东吴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一派温柔婉约之景。但疏不知，两千多年前的吴、越之地，其民风面貌与今天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有着天壤之别。当时，此地非但没有这般小桥流水人家的柔弱之气，反倒是其民风之膘悍，举世少有，冠绝天下。东汉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在其所著《汉书·地理志》中以最简洁的笔触这样向人们诠释到：“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谈起古代吴越民风的强悍，另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绝天下。秦朝末年，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横扫天下；数万精甲破釜沉舟，大破数十万秦军；彭城决战，三万精骑狂扫五十六万刘邦联军。　　纵观两汉时列位史家所记载的有关吴越一带民风膘悍的语句，甚至另我们感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谈及吴越之民便会产生一种溢于言表的憎畏感。江东公元前154年，时值西汉汉景帝三年，以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分封在江东地区的吴国和分封在江苏的楚国为首的七个刘姓诸侯国公然发动武装叛乱，因而引发了西汉历史上著名“吴、楚七国之乱”。此次判乱为首的吴王刘濞与汉景帝本人本就结有宿怨，《汉书·荆燕吴传》记载：“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待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汉文帝在位时，当时的汉景帝还身为皇太子。吴王刘濞的太子入朝觐见，与做太子的汉景帝玩一种名为“博”的游戏，《汉书》的作者班固写到，吴太子和他的随从都是楚人，行事作风轻悍骄横，面对皇太子竟无私毫敬畏，反而因为博局与皇太子争执不下，惹怒了皇太子。皇太子愤而举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这样一句话：“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必须提醒一下，由于到了战国后期，原来地处长江中上游的楚国不敌来自西方的秦国军队的打击，丢失了它在湖北故地的全部领土，退避至东方江淮一带，所以到了两汉时期，人们通常所说的“楚”指的都不是原来的湖北地区，而是指吴越地区。而被汉景帝所杀的吴太子也正是汉朝初年刘邦封在江东吴越之地的吴王国的太子。看来，直到东汉时期，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依然有着吴越之民轻悍速骄的深刻印象。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汉景帝任命西汉名将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周亚夫在出发之前也向汉景帝作了如下一番陈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原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同样认为吴、楚两国的军队轻锐难挡，所以不愿与其正面抗横，制定了以地处河南东部的梁国固守消耗，自己又率军断其粮道，双管其下的稳键作战计划，最终平定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武装叛乱。　　所谓吴越，本为吴、越两国，由于后来越王句践灭吴并吴，吴、越文明方才和为一体。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吴越一带的民生事迹少有被载入史册的内容，故而吴越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直到今天还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典籍和考古发现慢慢去竭视。　　首先，让我们先来一窥典籍中的越国。《左传.宣公八年》注文写到：“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自号於越。”越国，又被称为於越，“於”是发声词，无意义。青铜器铭文也将“越”写作“戊”。戊为何物？《就文》曰：“戊，大斧也”。在今浙江嘉兴、余杭一带，发现过许多有捆扎安柄痕迹的穿孔石斧，这些石斧即是古代先民生活劳作所需的砍劈工具，又是作战的武器。随着时代的发展，戊逐渐演变成为象征权力的神器—“钺”。正所谓“夏执玄戊，殷执白戚，周左执黄戊，右秉白髦”。其意义就在这里。所以，越的原意便是钺，一种象征权力的大斧。生活在此的古代居民便自名为“越”，北方齐鲁一带的人则读为“於越”。　　
历史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长江以南地区的先民均被冠以“百越”的称呼。《吕氏春秋·恃君览》写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对于“百越”这一称呼，其实所指的并不是某一个种族，而是对南方各个部族的一种泛称,“百越”字面意思直译过来就是“上百个用大斧的部落”。就如《汉书·地理志》注言中所引臣瓒言那样：“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所以，这一带的古代居民虽然概称为“百越”，但种族成份仍然十分复杂，社会组织的发展各地并不平衡。为后世做熟知的越王勾践所部应该只是其中的一支，而且也是这一支正式用“越”这一名字命名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并被载入史册。它在中原文明的冲击下，率先进入文明阶段。　　越国的形成，其时间大约与夏王朝的时间相当或略晚。其文明的早期演进情形，由于资料缺乏，很难能进一步描绘。由典籍所知，越国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上古王朝：夏。《史记.夏本纪》则记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大会诸侯于江南，封赏完治水有功者之后便死起了，于是就地葬在此处，并将此地命名为“会稽”。这里所说会稽，大约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至今，当地还保留有大禹的宗庙。《华阳国志·巴志》也有与《史记.夏本纪》相同的记载：“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又大会诸侯，进而平定九州，他的儿子夏启继他之后建立夏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天下共主地位的上古王朝。《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段话的意思是，越国的先君原是夏王朝时少康帝的一个儿子，被封在了会稽，使命是世代守护夏王朝先帝大禹的坟冢。这便是史书中越国的起源。　　对于史书中这一记载，后来的学者多表示怀疑。理由是夏王朝的腹心之地在中原，而越国则在东南，上古时期交通不便，夏的军事经济力量不可能到达长江下游东南地区。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也许低估了上古时期的人们活动的能量。考古发现证明，原本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为良渚文化，但在其高度发达之后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判然有别，其面貌确有许多夏文化的因子，夏、越之间的确有许多联系，司马迁的话并非向壁虚拟的无稽之谈。学者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一文中曾经就此一问题作过论证，认为夏后之说是完全存在可能的。　　但是，自夏朝以后，直到商朝末年，越国少有事迹记入史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越文明的发展都比较缓慢，一直没有迎来文明的勃兴。而正当越国的发展略显徘徊停顿的时候，公元前12世纪，一支来自北方的更先进的文明豁然闯进了长江下游的密林深处，与当地土著文明进行了一次强烈的撞击。这次文明的撞击之后，长江三角洲一带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国。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这个新生的国家竟然后来居上，领先于越国，成为此地第一个勃兴的文明。它就是吴越文明的另一大基干：吴。　　吴国的起源，见于《史记》一书。司马迁撰著《史记》，将《吴太伯世家》列在“世家”的第一篇，原因是吴国的开国之君太伯乃周文王的大伯父，所以吴国在周时所分封的姬姓列国中辈份最长，故而其传列在世家之首。司马迁写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根据《史记》的记载，吴国的起源来自周王室，它的第一个部族领袖乃是周文王的伯父吴太伯。商朝末年，当时的周人尚没有入主东方，其部族生活在关中的周原，周部族的首领是周文王的祖父，周太王古公。司马迁写到，周太王非常喜欢小儿子季历，也很喜欢孙子姬昌。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由于太王想立幼子季历为王以便最终能传位给姬昌，因此季历的两位兄长，太伯、仲雍二人就逃往了南方荆蛮之地，象当地蛮人一样往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了弟弟季历。这就是“太伯奔吴”的故事。　　这段绘声绘色的记载显然带有春秋笔法的典型风格。根据周王朝自己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君位传承长幼有序，立嫡以长才符合周人自己的传统观念。这一观念还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王朝君位传续方式长达两千多年。可谁能想到，周王朝的奠基人，伟大的周文王，他的父亲竟然并非嫡长。不但不是嫡长，就吴太伯和仲雍后来的遭遇来看，文王之父季历甚至是使用了非正常手段谋夺了君位。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创造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嫡长思想的周天子竟然有季历这么一位幼弟篡位的老祖宗，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周王朝是周武王灭商之后所建立，周文王是周武王的父亲，季历是周文王的父亲，季历的王位来路不正，那么其下历代周王的王位也便统统失去了合法性。这样的话，依照周礼制度，连周王朝本身都成了一个错误，这可如何是好啊？所以，吴太伯和仲雍必须自愿奔吴，必须自愿放弃王位继承权，必须文身断发、自示不可用。既然两位长兄怎么也不愿意继承王位，那么季历的继位自然是情非得已的，是被动的，甚至是屈就的。经过怎么一番润色，三十几代周天子们的合法性终于保住了。　　太伯和仲雍率众逃到南方之后自称“句吴”， “句吴”，许多出土的金文又将其写作“攻吴”或“工吴”，“句”、“攻”、“工”，都是发语词，并无实义，所以“句吴”其实就是吴的意思。在太伯奔吴之前，吴地还有土著民族“荆蛮”，他们“文身断发”，似乎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太伯来到吴地后，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和思想，同时又移风易俗，逐渐与当地土著民融和，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化，吴太伯的后人在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是春秋时的吴国。这段记载虽然离奇，但却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辩驳。不过，依然有人对其表示匪夷所思。　　多年以来，在吴国故地今江苏省南部地区，考古发现这里曾经同时并存过两支早期的青铜文化，一是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二是太湖地区的“马桥文化”。区别在于，湖熟文化的青铜器发现较多，而且有冶铸遗迹；其出土青铜器物及其他器物的形制所体现出的特征与当时北方的商文化近似。而马桥文化发掘的结果却是少有青铜器，也未发现冶铸遗迹。马桥文化倒是有一组与二里头夏文化相似的陶器群。湖熟文化所被发现卜骨、卜甲也都拥有典型的商文化风格，马桥文化则无。总之，湖熟文化有较多商文化因素的影响，马桥文化则有更多的地方土著色彩。这说明，吴国的始源可能与商王朝时期一支近于殷商文化的外来文明与当地土著的结合有关。 　　司马迁在《史记》中又写到，吴太伯死后，没有儿子，传位给弟弟仲雍，仲雍又传位给季简，季简传位给叔达，叔达传给周章。这时周武王已伐灭殷商，访求太伯、仲雍的后人，便把周章分封在吴地，为诸候。按照西周分封的惯例，吴国在此时应该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它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周人输入的。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一文中又为我们列出了一份吴国君位世系表。从这份材料中所知，周章死后，其世系如下： 周章、熊遂、柯相、强鸠夷、余桥疑吾、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转、颇高、句卑、去齐、寿梦。太伯、仲雍、季简、叔达这四位最早的吴君的名字中都带有伯、仲、叔、季等称号，这是周人的命名习俗。从周章开始，到寿梦共十五代君主，他们的名字都与这种周人命名习俗无关。从上述诸王的名字来看，尤其是自柯相以下的“强鸠夷”，“余桥疑吾”等人开始，他们的名字显然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名氏有很大区别。就这份世系表的真实性，学术界也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　　主张这是吴国王室的真实谱系的学者认为，此材料所显示出的奇怪现象可以解释为周人东迁后“从蛮夷之俗”的反映。这表明，来自中原姬姓的太伯之族已基本完成“蛮夷化”的过程。这也符合吴国文明乃是在中原姬周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冲突、交流与融合之中而产生乃至勃兴的观点。但是，反对者认为，这份表更像是将一个周人谱系安置在当地领导家族原有谱系之上的结果。　　公元前584年，吴军曾经一度北上深入，征服了沂水流域的郯国(今山东郯城北)，此举令中原各国大为震惊。时任鲁国执政的大夫季行父就曾痛呼：“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左传》中的这一记载，也引起了很多人怀疑，怀疑吴国是否真是周王室之长的吴太伯之后。如果吴国乃周王同源，掌管天子之礼的鲁国又怎会以“蛮夷”称之？由于吴国后来被正宗的姬姓侯国晋国所拉拢，以结成一个反楚联盟，所以也有人怀疑吴国的姬姓之长的地位有可能是晋国为了换得吴国的加盟而巧借“太伯奔吴”的故事符合而来的，目的只是给吴人一个较高的名誉地位。　　笔者认为，吴国的起源与北方文明的迁入有关已基本被考古发现所证明，太伯奔吴的典故似乎不该有假，吴太伯的后人经过“蛮夷化”之后摆脱了原有风俗面貌也属合理。由于吴国远离中原腹地，之间又被许多各色各样的部落方国阻隔，而且又经过数百年的时间流逝，所以到了春秋时，吴国最终所展现出的面貌大大有别与中原诸国，反而与周围的蛮夷各族别无二致，被中原国家视同蛮夷或有可能。但吴国早期发展史料极为缺乏，所以其中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的确难以肯定。其实吴与周的真实关系，许多年来也一直是学界所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尚无定论，也许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帮我们解决这一难题了，本文对吴国是否属于吴太伯之后的问题就不再多做讨论。　　吴王寿梦以前历代，吴国的史迹基本不可考。到了寿梦之时，吴国国力日益强盛，同时又因为正值得东周王室衰落，以晋、楚两国为首的天下列国相互征伐之际，寿梦因此僭号称王，吴国得以勃兴。也就是从吴王寿梦开始，吴国的历史才有了连续且完整的记录。　　公元前6世纪，距太伯奔吴已经过去了大约六百年的时间，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春秋时代最壮阔的双雄争霸期。所谓“双雄”，也就是南方的楚国和北方的晋国。为了争夺中原列国的统治权，晋、楚双方自公元前634年的城濮之战开始，连续在中原腹心之地进行了差不多一百年的反复争夺。而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原腹地及晋、楚两国的时候，偏处东南的长三角倒成了一个相对“悠闲清静”的地方，吴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起的。　　《左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典籍，吴国和越国第一次在《左传》中的出现是在《宣公八年》，也就是公元前601年，正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熊侣图霸中原的时刻。这段记载的原文是：“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当时，楚庄王北上图霸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接连几次攻打郑国都打不下来，楚国的东方位于今天安徽省境内的舒族各部又叛服不定。为了更好的北上与晋国争雄，为了稳定自己的大后方，这一年楚庄王暂停了北上作战，转而发动东征，灭掉了舒族各部中最强的舒蓼，将其吞并。随后，楚庄王又继续向东推进，直抵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吴、越两国订立盟约，划定了各方疆界。　　这是吴、越两国第一次在《左传》一书中出现。此后，公元前584年，《左传》又记载了吴国军队一度北上深入征服了沂水流域的郯国的事迹。可见，在楚庄王盟与吴、越两国之后，吴国与楚国确实达成了某种互不侵犯的协议，甚至有可能是某种同盟关系。但是，吴、楚两国之间这种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关系没能维持多久。　　楚庄王去世后，年仅十岁的太子熊审即位，也就是后来的楚共王。楚共王即位之初，年幼资浅，楚国的军政大权主要由子重、子反两位王叔辅理，此前所掩藏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楚庄王生前的霸业开始转衰。而在此前遭受了楚国短暂打击的北方晋国却乘机发动了对叛服不定的齐国的战争，并将齐国折服，稳定了侧翼，随后再次展开了与楚国的争霸。当时，申公巫臣由于与子重、子反二卿不和，乘机逃往晋国。子重、子反因此怨恨巫臣，两人利用自己身居军政高位的特权灭掉了巫臣的全族。身在晋国的巫臣得知自己全族被灭，义愤填膺。立志要向二人报复。他在给子重、子反的书信中满怀悲愤的说：“你们两个奸邪贪婪、滥杀无辜的小人，你们就用这个来事奉大王吗？我一定要让你们后悔，我要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　　为了报仇，巫臣将目光投向了东南方正在崛起的吴国，他向当时的晋景公献策，主动请缨出使吴国，教唆吴国背叛楚国。巫臣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吴国当时的腹心地带是今天苏南、浙北、皖东一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江东之地。当时其都城在梅里，也就是今江苏无锡，农业、兵工、造船及手工业均极为发达。所以，吴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楚国的东方，在楚国北上与晋国争霸的过程当中，它完全处于楚国侧翼的关键性位置上。由于当时晋、楚双方总体实力不相上下，所以中原争霸战在楚庄王死后已呈现出拉锯状态，双方都很难取得彻底的胜利。晋国采纳巫臣的建议，为的就是在楚国的侧翼给它制造一个能够掣肘楚国北上中原的牵制。　　自从当年楚庄王东征群舒后与吴、越两国结盟划界，吴国这些年来在江淮一带悄然发展壮大，此时除原有的江苏南部、浙江杭嘉湖平原及安徽江南地区之外，向北已经据有了今江苏省的绝大部分领地，已经发展为一个新锐强国。巫臣自请为晋景公出使吴国，晋景公欣然同意。巫臣到达吴国后，即位仅三年的吴国国君寿梦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了晋国来使。很快，巫臣的联吴之策就收到了成效，晋、吴两国取得了初步联系。　　当时的吴国，在许多方面比之中原国家还是略显落后，据史料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军都以水军和步军为主，即不会制造和使用战车，行军作战也没有严格阵法。这一点倒是象极了春秋初年的楚国，楚国也是在楚武王熊通时期才有正规的军队编程和车步阵法。吴军不会排阵，不会用车，除了与某些领域的落后有关，也和江南地区水网稻田的特点有关，这里不像中原腹地那样拥有广阔的平原。所以，巫臣到了吴国后还带去了三十辆战车，并留下十五辆和一批教官，教吴人乘车和战阵之法，促使更加有力的与楚国对抗，吴国从此开始将扩张方向由向北改为向西。　　巫臣入吴之后，吴王寿梦认为结晋对其扩张势力更为有利，转而向晋人学习车战战法，组建战车部队，并不断攻楚，企图乘楚无暇全力东顾之机夺取江淮。但是，史书中对于巫臣究竟对吴王寿梦说了些什么，寿梦又是出于什么样考虑而改变原有扩张方向，基本没有谈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吴国的客观情况来对吴国叛楚的原因做一简单的分析。　　史书记载，吴王寿梦即位不久（公元前585年）便僭号称王，寿梦可真是像极了当年同样僭号称王的楚武王，他们俩都是那种不甘偏处一隅，且拥有雄才大略和扩张野心的强悍君主。寿梦称王次年，吴军便北上攻服了郯国。不过，对于拥有开疆扩土、称雄一方之梦的寿梦来说，这一次北上也许仅仅是一个尝试，一种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尝试。也许正是这一次看似成功的尝试反倒另寿梦开始思考另一种扩张方式。当时，吴国在向北发展中显然已经遇到了某种瓶劲，那就是继续向北扩张的行为已经成了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低回报率生意。我们知道，江苏省的版图南北跨度很大、东西纵深却较浅，呈一南北长狭形。吴王寿梦时，吴国的势力范围已经从江苏省的南部一直扩张到了最北端，然而吴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却依然是江东地区，江苏其他地区的经济和交通情况并不理想。如果吴国继续北伐，那就意味着吴军的作战补给线将从苏南一直拉到苏北，然后再往山东省拉，前后跨度长达几百公里。被寿梦攻服的郯国便位于今天山东省的郯城一带。我们可以想象，北上作战在当时交通并不便利的春秋时代，尤其是在开发程度还不如中原的江淮地区，其困难程度是多么大。继续北上结果有可能是花了大力气打下了某地，却没有精力来照料；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连个运兵的时间都没有；从打下来的国家身上捞到的油水能不能补回路费怕都是个问题。寿梦之后数十年，吴国在击败的西邻楚国之后，吴王夫差再次转向北方与中原各国争霸。为了北上争霸，吴王夫差耗费了大量财力凿修了一条人工运河，也就是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域。这样一来，吴国的军队和物资便可以直接用船只运往北方，吴国继续北上的条件才算真正具备了。所以，继续北扩对于当时的吴国可能来说已经是一项高入低出的陪本生意了。　　既然北扩不挣钱，剩下只有两条路，一是向南打百越，二是向西与楚国争夺。向南攻打百越显然也不合理。当时的越国位于今浙江余杭一带，越国再往南的百越比起吴国来开发程度更低。换句话说，如果性质向南扩张，那跟开荒的性质差不多。别看百越开化程度低，但野性却丝毫不输于任何人。与百越开战即不见得有多少油水，又不见得是件什么轻松的事情，费力不讨好，吸引力也明显不够。　　北扩和南扩都不符合吴国当时的实际需要，所剩下的唯一选择自然就是向西，去与楚国争夺江、淮之间的广大领土，甚至攻向楚国本土。这里小国众多，开化和开发程度在百余年时间里由于楚国的缘故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此地又紧靠着江东地区，水、陆交通均极为发达，不存在补给线过长的问题。油水多，路途近，占一地是一地，夺一国是一国，快捷直接。改变扩张方向的确符号客观实际。　　除了客观条件和自然因素之外，吴国西扩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正来自楚国本身。我们都知道，楚国在历史上一直采取东、北两线并举的战略方针。根据自身的需要，楚国时而以北上争霸为战略重点，时而又向东扩张叛图。这一特点在楚国的发展史上不止一次被表现出来。当年，楚庄王的祖父楚成王在位时，楚国国力大步上升，楚成王便将伐郑霸中原视为己任，屡次兴兵北上。结果，同样也在图霸的齐桓公率八国联军南下伐楚，楚成王只好与齐桓公媾和，北上一事也就暂时放下，转而向东发展，灭掉弦国(今河南息县、潢川间)，击败江、黄。至公元前646年，楚国势力已推进到了淮河中游一带。　　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再次北上争霸，先是击败了宋襄公，后又摄服中原地区绝大多数国家。但是，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爆发的晋楚城濮之战，成王北上之势又遭受了挫折。事后楚成王和接下来的楚穆王又继续向东进展，灭六，灭蓼，一直深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就算到了楚庄王时，楚庄王北进小受挫折，他也马上向东进兵，前文提到《左传.宣公八年》，楚庄王灭舒蔑、盟吴越便是。　　当楚国的东进之势进展到了“盟吴越”这一地步的时候，整个江淮地区也就剩下吴、越两国还不是楚国的直接控制范围。谁都很难保证在往后的日子里，楚国这种忽而北上、忽而东进的事情会不会再次发生。要知道，江苏省是一个南北狭长的态势，北方的齐、晋等国与这里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楚国的势力所及却已近在吴国咫尺。谁都吴国自身威胁最大，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与其等着哪天楚国又跑来攻打自己，倒不如该出手时就出手，正好北方的晋国与楚国争霸正酣，晋国的使者又自己找上门来，与晋国联盟共同打击楚国，即符号自己利益和安全的考虑，晋国又送来了现成的战略方针，晋吴联盟实为双方一拍即合之作。　　一年之内，伐楚、伐巢(今安徵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风台)。“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通中原诸国)”。吴国不断侵扰楚国在江淮地区的与国乃至领地，楚国后院连连起火，子重、子反二人带着军队四处奔命，吴国对外战略的转变终于使楚国感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吴国叛楚之前，楚国在晋楚争霸战争的前期，西有秦国为友，东又一直设法拉拢齐国。秦国自从崤之战后与晋国结仇，一直与晋为敌；齐国在齐桓公逝世之后国势转衰，但它始终是东方大国，多年以来一直有复兴之梦，不甘心臣服晋国的统治。而秦、齐正处于晋国的左、右两翼。尤其是秦国，它与晋国最直接接攘，和晋国背后的少数民族一起时常侵入晋国本土。相比之下，楚国远有秦国的协助，近与吴、越保持友善，在与晋国争霸时属于外线作战，有比较明显的战略优势。但是，楚庄王死后不久，吴国很快就背楚联晋，既打破了楚国原有的战略优势，又危及了楚国自身的安全，所以楚过对吴国问题非常恼怒，积极采取手段竭力遏制和反击吴国。吴国问题也成为楚共王即位后与晋国达成第一次弭兵停战的原因之一。　　但是，发生在公元579 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吴王寿梦七年）的晋、楚第一次弭兵会议所带来的和平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三年，晋、楚之间兵戎再起，并且爆发了晋、楚争霸史上继城濮之战、邲之战之后第三次大规模决战，也就是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中，晋、楚两国基本打了平手，楚军由于楚共王本人在战斗中被射瞎一眼而主动退却。事后，晋、楚争霸的焦点郑国依然坚定的选择站在楚国一边，可见晋、楚两强难分伯仲的状态依然在继续。公元前573年，在经过了一系列政局动荡之后，年仅十四岁的晋悼公姬周即位，晋悼公的到来才使得这种相持不下的拉锯出现了一时的改变，晋国也在晋悼公手里再次的恢复了完整的中原霸权，晋悼公也被称为“复霸之君”。　　晋悼公的复霸方略概括起来大体是保宋、和戎、联吴、疲敌四大部分，这四项措施分别牵涉到宋、戎、吴、郑四方。所谓“保宋”，也就是保护宋国不受楚国的侵犯。由于鄢陵之战后郑国等中原南中部地区依然被楚国所控制，只有地处中原东部及北部的宋、卫两国依然听命于晋。宋国襟带河、济，屏蔽淮泗，地势开阔，若落入楚国之手，其可直趋曹、卫，进逼齐、鲁，钳击晋国。所以晋悼公首先就要保护现有势力范围的安全，故而称之为“保宋”。 　　所谓“和戎”，指的是晋悼公采纳大夫魏绛“和戎”的建议，与身处晋国东北方的山戎各部修好，继而善待，目的是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又可集中兵力对付强楚。　　同时，为进一步牵制、削弱楚国，晋悼公继续坚持晋景公时巫臣所提出的“联吴制楚”的战略，继续与吴国交好。此为“联吴”。　　由于晋、楚两国国力相近，楚共王又积极投入到与晋国的争霸，双方又有打拉锯战的趋势，这另地处两者之间郑国苦不堪言。郑国无奈之下采取了晋来则从晋，楚来则附楚的态度，使得晋悼公难以有效的实现对郑国以南地区的控制。为此，晋悼公接受荀罃的建议，将晋国现有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个部分，每军均配合一定的诸侯军队，轮番南下作战，要求速进速退，不求取胜，将郑国作为诱饵疲劳楚军。此为“疲敌”。　　晋悼公的实现联吴之策的时候还颇有一番波折。晋悼公第三年，即公元前571年，当时悼公刚刚成功了完成了保宋战略，随之与南侵郑、楚，初战告捷。次年（公元前570年），晋悼公为了重振霸主之威，召集齐、鲁、宋、卫、郑、莒、邾等七国国君或代表，外加周卿士单顷公，大会于鸡泽(今河北邯郸市东北)，鸡泽之盟。这一次会盟，除了旨在重塑霸主威严之外，晋国也计划借机进一步与东南方的吴国修好，孤立楚国。所以晋悼公和中原诸侯准备在鸡泽会盟吴国，派人去淮河之濒迎接吴王寿梦，希望吴国方面以国君亲自与会，双方来一次“峰会”。但可惜的是，派出去的人到了淮河边却等不来吴王，史载“吴子不至”。吴王没有参加鸡泽之会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楚国已经难以容忍吴国不断的侵扰自己的后方，所以在鸡泽会盟这一年年初，楚国发动了伐吴战争。　　为了打击吴国的气焰，这一年春，当时的楚令尹子重在出兵之前先行演习，挑选军吏、士卒，大规模地进行东征。但是，楚国发达的这次反击作战却落了一个惨淡的收场。《左传.襄公三年》记载：“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 　　子重率精兵东进伐吴，先是攻取了吴国西部的鸠兹邑（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进至衡山。随后，子重又命邓廖率领一支由三千三百名精锐甲士组成的前锋部队继续深入吴地，结果却被早以设伏多时的吴国军队拦腰截断。吴人的膘悍作风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楚将邓廖被生虏，其属下三千三百名甲士仅有三百八十人生还。三天之后，吴军向西反攻楚国，进行报复。子重无奈，只好罢手。子重回国之后，国人全都怪罪子重用兵不当。子重深感痛苦，不久就心疾而死，也就是患了精神病去世。　　所以，晋悼公在鸡泽之会时并没有等来吴王寿梦。直到鸡泽之会两年以后，晋悼公六年（公元前568年），吴王寿梦主动派出使者赶赴晋国，为失约一事向晋悼公致歉，并解释了没有参加会盟的原因，同时请与晋国及中原诸国通好。从此，晋悼公的联吴政策完全展开，吴国与晋国也正式缔结了盟约，晋、吴联盟也就完全形成了。　　但是，晋、吴联盟是针对楚国而结成的联盟，其合作的基础是双方都有与楚国对抗的需要。相比之下，吴国的这种需要比起晋国来更甚。对于吴国而言，它与楚国同处中国的南方，在地理上紧紧相邻。邻国之间，从来都是此消彼长、互相倾轧的。更何况，就吴国而言，除了与楚国为敌，眼下并没有更好的扩张方式。所以吴、楚两国已经成了势成水火、有我无他的死敌关系了。这一点与当年的秦、晋两国关系的变化是异曲同工的。而对于晋国而言，它与楚国一南一北，风马牛不相及，此前数十年的争夺争的只是中原国家的控制权，说的再庸俗一点，争的就是小国的那几个“保护费”。当晋、楚两国都已疲倦、都以不再有兴趣为这几个“保护费”去拼死拼活的时候，晋、吴联盟还能够继续得以维系吗？一旦晋、楚两国再次息兵停战，吴国能够独自完成他的抑楚自大之梦吗？　　公元前558年，年仅三十岁的复霸之君、晋悼公姬周病逝，晋国短暂的复霸很快结束，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战争阴云又将呈现新的变化。吴国，即将迎来它最辉煌的时刻……　　　　　　　　（ 下节预告
第二章：霸业余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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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员要出来了。
　　吴越之地，本来民风是很强悍的。
　　到三国时还是这样，　　晋代就不行拉。
　　强悍民风
　　第二章：霸业余晖　　
　　公元前562年，年轻的晋悼公在连续三次伐郑疲楚之后，楚军未能再次北上救郑以维护原有对郑国的控制权，郑国随之诚心投靠晋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反复拉剧战之后，北方晋国终于迎来了再次对中原霸权的独占，史称“晋悼公复霸”。但是，晋国短暂的复霸在晋悼公逝世之前就已经暴露出它的虚弱性。晋悼公死后，此前掩藏已久的所有内部危机和外部矛盾均顷刻爆发，乱部的激烈倾轧、外部的巨大挑战，很快就另短暂的辉煌归于暗淡，晋国也逐渐丧失了继续封堵和打压南方楚国的能力和信心。停止战争、实现和平、转而与楚国弭兵，也就被提上了晋国统治者的议事日程，昔日的霸业已剩余晖。而这一变化也将对吴国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去世。楚共王熊审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庄王死的时候他还只有十岁，当了三十年的大王，跟晋国景、厉、悼三任君主耗了三十年，最终还是败在晋悼公的消耗疲敌计手里。其实笔者倒是一直有个疑问，那就是晋悼公短暂复霸的原因到底是疲敌之计把楚国给拖垮了还是把楚共王给拖垮了。因为一直以来的观点都将楚共王去世两年前楚国没有在晋国伐郑时去救郑作为晋悼公复霸的标志，人们都认为楚国没有北上的原因是国力已经被拖地受不了了。但实际上，就在晋国取郑的第二年，楚国为了报复晋国取郑，联合秦国攻打了宋国，看似这台戏本该还有下文，但攻宋不久楚共王就死了。可惜这位年幼丧父的楚共王，连着跟三代晋君打了三十年的拉剧战，到头来刚满四十岁就一命呜呼，要不然还真不知道这事情会怎么往下发展。
　　楚共王死了，晋悼公赢了，那下一步该干什么？晋悼公决定伐秦，他知道楚国现在忙着料理内部事务，楚国的东面又有吴国拖着它的后腿，至少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晋悼公不觉得楚国还能再对自己干出点什么来，所以晋国接下去就应该向西教训教训总跟自己做对的坏邻居秦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晋吴联盟出现了第一道裂痕。　　楚共王死，子楚康王初立。吴王寿梦比楚共王早死一年，王位由长子诸樊。新吴王听说楚共王死了，自己国家的丧期还没结束就迫不及待得乘机伐楚。可是诸樊的这一行动显然仓促冒进的，同时他也亲视了楚国在大丧期间的战斗力，事情的结果是吴军因为轻敌而被楚军打败。　　按照吴国与晋等国所达成的同盟关系，吴国方面马上就把自己战败的事情通报给了北方各国，北方各国就按程序凑在一起商议怎么样帮着吴国一把。但是，在这次为了吴国战败而召开的会议上，盟主晋国非常明确的提出不助吴国的主张，理由是吴国趁着别人有丧事去打人家不合礼数。其实趁着它国有丧而去攻打别国的事情在春秋历史上本就是屡见不鲜的，晋国自己也不是没有干过。其实晋国真正的原因是它真正筹备伐秦之战，根本就不打算在吴、楚问题上浪费什么时间，楚王刚死，还是让吴、楚两国自己争去吧。晋国在晋吴联盟上真正的态度逐渐显露出来了，这也成为了晋吴联盟的第一道裂痕。于是，楚共王死后次年的春天，一直致力于重振昔日晋文公霸业的晋悼公自认为在与楚国争夺的较量中已经稳操胜券，因而开始移军打击此前多次与楚联兵攻晋的秦国。　　公元前559年农历四月，晋悼公命荀偃、栾黡等六卿率军会同齐，卫、宋、郑、鲁、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十二国大夫所率军队联兵攻秦，晋悼公自己留在在秦晋边境等消息，名义是报复此前秦国败晋于栎的战役。也就是从这次联兵伐秦之役开始，晋悼公短暂复霸的虚弱性第一次被暴露。　　其时，诸侯各国因连年发兵助晋征战，早已不堪其苦，大多有厌战之意。因此，当诸侯联军进至今陕西泾阳的泾水渡口，并准备渡河挺进秦国纵深时，宋、齐等国军队都不肯渡河入秦。后来经郑大夫子峤、卫大夫北宫懿子的劝说才勉强渡过泾水，驻于泾水西岸。过了河后，联军又碰到了秦人的“生化武器”。秦国的士兵在泾水上游投置毒物，结果致使诸侯军士因饮水中毒死了许多人，士气再次受挫。　　联军继续西进至械林(今陕西泾阳西南)，晋军内部又闹矛盾，主帅荀偃要继续前进，命令全军：“明天鸡叫时套车，填塞水井，推平灶台，跟着我的马头的方向前进！” 荀偃的原话是“唯余马首是瞻”。下军主将栾黡早就觉得联军士卒厌战、士气低落，自料此役难以取胜，听了荀偃“唯余马首是瞻”的狂言之后，马上气地跳出来捣乱：“什么，看着你的马头？我们晋国哪里有人下过这样的命令的？我的马头不跟着你，我就要往东去！”居然违抗主帅继续西进攻秦的命令，擅自回撤。栾黡早在此前伐郑时就不听前任主帅知罃的命令，拒不执行“疲敌”之策，曾擅自进兵企图与楚军决战，差点坏了晋悼公的大事；现在又不服从荀偃的命令，擅自撤兵，两次粗野违背主帅命令，并且都是当着各国友军的面公然抗命，在诸侯面前丢国家的脸，丝毫不懂得从国家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靠他父亲栾书，毕竟晋悼公是栾书立起来的，要不然这样的人早该混不下去了。　　现在栾黡一撤，下军佐魏绛是栾黡的直接下级，也跟着他撤，整个下军全都撤。主帅荀偃无可奈何，只好下令全军撤退。诸侯联军徒劳无功，晋人称之为“迁延之役”，意思是拖拖拉拉、一事无成的战役。这场战役是晋悼公复霸即将结束的一个标志，它充分暴露出了晋国国内各卿争权夺利的继续和盟国面和心不和的事实。而且很快，晋悼公本人也去世了，此前一直被掩藏的许许多多矛盾和冲突在晋悼公死后很快爆发，激烈的内部斗争和外部危机接二连三的猛烈的发起了对晋国的冲击。 　　公元前558年，也就是“迁延之役”的次年，楚共王死后两年，晋悼公去世，子晋平公立，晋、楚关系史、乃至我国古代春秋史，已进入了新的阶段。晋悼公十四岁即位，在位十六年，死时不过三十岁，可想而知新即位的晋平公能有多大，最多不过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个新的幼主即位，对于当时大家族林立的晋国来说，难以避免的是国家权力继续从国君手中向各大家族手中流失， 　　晋平公即位之初，也有过一次与楚国的争夺，事情就发生在晋平公元年。为了维持霸主地位，晋国先也是搞了一次诸侯会盟，会宋、鲁、卫、郑等国国君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这次盟会对于晋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自打晋悼公一死、甚至是从晋国伐秦失败的时候开始，诸侯各国就已经可是蠢蠢欲动了。尤其是东方的齐国，虽然晋国对齐国一直采取谨慎拉拢政策，但从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起，齐国就已经老调重唱，又要趁晋国打盹的时候唱晋国的反调了，连年攻打鲁国，自己打北，又让邾国打鲁国南部。　　晋国这次会盟的重点内容就是敲打一下不听话的齐国。可结果却是，一直以来都不满晋国统治的齐国第一个在晋悼公死后不给晋国人面子，齐灵公自己不到，仅派大夫高厚赴会。其实齐、晋关系一直一来都是很微妙的，齐国自从齐桓公去世之后，国势转衰，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晋国压着，齐国几代君主虽大多拥有复兴之梦，但苦于不是晋国的对手，始终痛苦的屈就于晋国的威摄之下。但是，只要一有机会，齐国还是会寻找各种机会去跟晋国叫板的。就比如当年楚庄王在黄河边打败了晋军，齐国马上就跟着楚国一起不把晋国放在眼里，结果让晋国给痛打一顿，又只好向晋国低头。所以如今悼公一死齐国就如此行事，晋国方面当然不满意，马上对齐国杀鸡儆猴，以邾、莒两国侵鲁且通齐、楚为名，逮捕两国国君。其实这个事完全是做给齐国看的，因为邾、莒两国攻打鲁国的后台老板就是齐国，而说两国通齐、楚的意思也就更明白了，晋国是把齐国和楚国都当成了敌人了。齐使高厚害怕，中途逃盟。　　晋、楚两国的这一次冲突，起因是许国。许国本来是郑国南部的一个邻国，因为不堪郑国的侵略，所以原来已迁到了楚国的叶地，成为楚国的一个保护国。这时可能是跟楚国有了什么矛盾，许灵公竟然打起了弃楚从晋的主意，在晋平公盟会诸候请迁本国于晋，于是晋国就打算把许国从楚国那边迁过来。但这一行为遭到许国国内大夫的强烈反对，难以实现。晋国于是伐许，并进而攻打楚国，楚公子格率军与晋军战于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楚军被击败。晋军接着攻至楚方城之外，然后返回。这是楚康王、晋平公时双方发生的一次较大的战争，此后双方就少有这样的正面冲突了。而且这次战争也只是局部性的，晋以自己一国之军独进，楚国也没有出动主力，且许请迁晋并未实现，所以对双方影响不大。 　　晋平公元年这次争夺结束之后，晋、楚双方的情况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其首要的变化是晋国内忧外患均在晋悼公死后出现，晋国已经无力继续维持在中原地区的独霸地位了。所谓晋国的内忧外患，一是晋国国内尖锐的内部矛盾再次引发了一场激斗，其次就是齐国公然叛晋，并在晋国发生内乱的同时直接发起了对晋国的打击。　　晋国早在晋景公、晋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非常尖锐。晋景公之前，本来是赵盾专权，当年赵盾先是在晋襄公死后消灭了许多国内反对派，立了个晋灵公做傀儡；晋灵公长大后，赵家又把灵公给杀了，换了个晋成公。等到晋成公和赵盾都死了以后，景、厉两代，晋国国内那些此前一直附耳听命于赵氏的家族就一个个跳出来争夺权利，结果是先氏一族被灭掉，赵家后人被杀的就剩个赵武，新崛起的郤氏一族又被灭族，连晋厉公本人都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晋悼公也是因为厉公被杀而得到了即位的机会。　　晋悼公时，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和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晋国国内大世族林立争权的本质在此期间并没有什么改变。晋悼公复霸，整个过程才短短十六年。悼公死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公元前554年(晋平公四年)，晋中军帅荀偃卒，晋平公以范宣子、也就是士匄（也称士丐）为中军帅，主国政。又过二年，那个在伐秦之战是擅自率军撤回的栾黡也死了，栾黡的嫡子栾盈（《史记-晋世家》写作“栾逞”）成了栾氏家族的新族长。晋国的一场新的内部激斗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栾家的新族长栾盈的祖父栾书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栾家在赵盾专权的时候一直是被赵氏设防的一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个不尴不尬的家族。但是栾家人也是真够厉害的，一面趋炎附势，一面韬光养晦，结果赵盾一死，栾书在晋国内部几次家族争权中得利最大，灭赵氏、灭郤氏、杀厉公、立悼公，栾书都是主谋，栾家也就这样成了现在晋国国内的一个豪门旺族。尤其是栾书杀了晋厉公，晋厉公是一心想要消灭国内世族，所以晋国的大族也都感激栾家帮助各家保住了各自的利益，栾氏在晋国一度声望很高。但是，栾家的兴旺却造成了一系列的不良结果，首先是栾书的子孙们一个个都是些娇横跋扈的主，那个栾黡就是几次三番的不把主帅放眼里，几次违抗军令；再是这么多年的巧取豪夺给栾家结下了许多仇家，连晋悼公即位后都一直防着这一大家子。按照晋臣士鞅的话来说，栾书有恩于国人，人们还会看着他的面子上对他的儿子宽让一些，但到了孙子辈，大家就要淡忘栾书了，对他的孙子也就不会再给什么面子了。晋国的这次激烈内斗就是从孙子辈的栾盈这里开始的。　　原本栾家和现在新上任的主帅士訇一家是亲家，栾盈的母亲（史书称其为栾祁）是士匄的女儿，那么栾盈就是现任首辅的外孙，可疏不知，事情坏就坏在这里了，这两家人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亲家，双方的关系并不友善。比如此前的伐秦一战，栾盈的父亲栾黡是不想打秦国的，但他的弟弟栾针却跟着自己的小舅子士鞅冲击秦军，结果栾针战死了，士鞅却一个人回来了。栾黡非常生气，跑去找岳父士匄，说：“我弟弟跟着你儿子去打仗，我弟弟死了，你儿子却一个人回来了，这算什么事，我也要你儿子抵命！”结果吓的士鞅逃到秦国避风头，可见两家的关系实在不怎么样。　　　　栾盈跟外公家的关系不好，他老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父亲栾黡死后，栾盈的母亲栾祁跟自家的大管家州宾私通，两人还勾结起来侵吞栾氏家财，栾家几乎都被掏空了。而栾盈为人乐善好施，以此聚集人才，也要花很多钱，母亲又与家臣闹出如此丑闻，这让栾盈十分不快。不过没等到儿子向老妈声讨，老妈倒是先下手了。　　　　栾祁害怕自己的那些见不得的事遭到儿子的责难，就跑去找担任执政的父亲范宣子士匄告自己儿子的刁状，她说：“栾盈想要对父亲您不利，他说我们家害死了他父亲，然后独把朝政，还说：‘我父亲赶走了士鞅，他擅自回国，但我父亲没有表示愤怒反而以宠信相待。现在他和我同为公族大夫，独断专行。我父亲死后，范家突然如此暴富（指栾家大量财产的流失流入了范氏）。害死我父亲，独揽国家大权，我死也要给他好看！’”　　　　栾祁的这段话充分暴露出两家的复杂恩怨，范家一直在谋取栾家的财产，两家有经济纠纷；范家独揽大权，夺取了栾家的权利，两家有政治利益上的冲突；栾盈的父亲栾黡的死还可能与范家有关，双方甚至可能有杀父之仇。这亲家看来做的挺不容易，能不斗起来吗？士匄听了女儿的话，他自己也一直对栾家心存恶意，害怕栾盈党羽多、势力大，于是就决定对付自己的亲外孙栾盈。　　士匄当时是执政，掌国政，为了对付外孙，他先来了招调虎离山，派栾盈去外地公干，去边防地区修城去。等到栾盈一走，随即通令全国，将栾盈驱逐出境。　　
《国语》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说是当时栾盈的三个部下作乱，计划败露被处死。晋平公就与大夫阳毕商议栾氏问题。晋平公向阳毕坦言对国家内乱不断的担忧。阳毕就向平公建议：“您应该树立国君的权威。一方面可以选择世代有功勋但现在却沉沦的家族子弟来做官；另一方面，除掉一些曾经祸害国家的大臣的后代。比如，栾氏长期以来一直祸害国家，栾书就是罪魁祸首，他杀害厉公来增强自己势力，如果您现在灭掉栾氏，您就树立了权威。同时，您如果起用瑕、原、韩、魏等家族的后人并赏赐他们，您的恩德也就章显出来了。树立了权威，章显了恩德，国家就稳固了。”然后阳毕建议平公马上宣布栾盈为乱党，把他驱逐出境。　　　　《国语》与《左传》记载有所矛盾，但也可以互为补充，以栾氏一族一贯的嚣张跋扈，引起国君和国人的反对倒也符合情理。士匄一派与晋平公都有除掉栾氏的念头也是合理的，不然那纸驱逐令士匄一个人也下不了。　　　　栾盈被迫出逃之后，士匄马上处死了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等十名栾氏同党，十人皆为晋大夫。伯华、叔向、籍偃三人被囚禁。然后，晋国又会盟诸侯，发布指示，命令各国均不得接纳和协助栾盈及其同党。第二年（公元前551年），晋国又再次会列国于沙随（今河南省宁陵县），再次重申禁锢栾氏。　　　
昔日的豪门阔少栾盈无奈的踏上流亡的旅程。但栾盈并不就此罢休，他心中复仇的怒火趋使他义无返顾的投入到了寻去杀回国去的任何一种方法。最终的结果，栾盈和百年来一直在寻求摆脱晋国统治的齐国殊途同归，建立了反晋同盟。　　其实齐国反抗晋国统治从晋悼公一死就开始了。前文提到，晋平公即位以后立马大会诸侯，以期维持霸主地位，当时齐灵公就公然背弃中原联盟，与楚通使交好，并兴兵攻打鲁、卫、曹等晋国的中原盟国；晋国开会，齐灵公自己也不去，只派了个下臣与会。晋国恼怒齐国的不忠，杀鸡儆猴，拘押了跟着齐国一起侵略鲁国的邾、莒两国国君。但齐国的复兴之梦绝不会因为晋国扣了两个盟友就作罢，齐灵公依然不拿晋国当会事，依旧故我，忙着侵略南边的邻国鲁国，以图称霸东方、实现复兴。在栾盈的事发生以前，晋国为了阻止齐国的图谋就发动够一次旨在驯服齐国的战争，史称平阴之战。　　公元前555年，当时是晋平公四年，也就是栾盈被逐的三年前，为巩固中原联盟，维护霸业，晋平公亲自领兵出征伐齐。晋、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一国军队会师于鲁济(即鲁国界内济水，今山东境内)，会合鲁军，共十二国一同伐齐。齐灵公率军在平阴组织防御，并在平阴附近之防门挖壕筑墙以坚守。诸侯联军兵分两路，以主力攻打平阴之齐军，余部经鲁、莒国境，越沂蒙山奔袭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这是自齐晋鞍之战之后，齐、晋之间第二次正面抗横。　　这场战役，联军主力在防门展开攻坚战。齐守军死伤甚众。为了迷惑齐军，先是士匄假意告诉齐国的析文子，说联军此次伐齐光是鲁、莒两国都各出一千辆战车的兵力伐齐，以恐吓齐灵公；后又在平阴南面山泽险要之处虚张旗帜为阵，用战车拖柴扬尘，摆出一副联军兵力极为庞大的架势。齐灵公见状大惊，吓地连夜率军逃遁。联军于是攻克平阴，俘获了齐军殿后将领殖绰、郭最等人。继而克京兹(今山东平阴东南)、邿(今山东平阴西南)，围卢(今山东平阴东北)，主力进抵临淄城下，与先前直插临淄的先遣军会合，将齐国都城团团包围，火攻其四面城门。齐灵公欲退逃邮棠(今山东平度东南)，被太子光和诸臣劝阻，于是齐灵公继续坚持抵抗联军。联军穷追溃逃的齐军，东至潍水，南及沂水，齐军大败。这个时候，楚国也兴兵攻郑，以图吸引联军注意力而救援齐国，但由于遭遇冬雨，军队冻死者甚多，在军中服杂役的人甚至死绝。不过晋平公依然担心腹背受敌，于是在次年春与诸侯会盟于督扬(今山东长清东北)后撤军。事后晋国本欲再攻齐国，但由于齐灵公去世，所以暂时作罢，以观察齐国新君的政治立场。但是，继齐灵公后即位的太子光、也就是齐庄公，同样是一个立志复兴的有志君主。齐国原有的政治立场还是没有丝毫改变。　　齐庄公，名光，是齐灵公的太子。齐庄公虽然在位时间很短，但却是个与此前数代齐君一样一心谋图振兴齐国旧日大国地位的有志君主。在他即位的时候，齐国虽然在平阴之战刚败给晋国，但经历了数十年漫长等待的齐国在国力上的确已有很大的恢复，所以齐庄公一即位就朝思暮想着怎么样才能挑战一下晋国的霸权主义。　　为了齐国的百年复兴之梦，齐庄公是史书中写明的第一个在国内采取以军功赐授勇者以爵位的君主。《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齐庄公为勇爵”,其意是指为齐庄公设置了勇士爵位,凡是在战场上表现勇敢的人就可得到爵位，这无疑是一大创举。大家都知道，在后来的战国时代，为了使军队拥有强大的战斗主动性，列强均有一个变法革新的过程。在各国的变法内容中，军功授爵、以战功多少决定平民乃至奴隶的地位升迁也就成了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齐庄公为勇爵，也许不如后世列国变法时的军功授爵制那般完善和先进，但的确开创了一个历史先核，这使得社会最底层的人能够通过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摆脱原有卑微贫苦的生活状态，可以很大的提高军队的战斗主动性。而齐庄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打败晋国、实现齐国的复兴。正巧这个时候，栾盈来了，这给了齐庄公一个实现理想的绝好机会。　　公元前552年，晋国内部再次出现大族互斗，栾盈受到以士匄为首的范氏一族的打压，被迫逃往国外，晋国还在此后两次与诸侯会盟，严令各国封杀栾氏。栾盈无奈得踏上了流亡之路。 　　　　栾盈流亡南下，首先经过周王都城的西部。刚一入周境，栾盈一行就遭到了当地人的抢劫，携带的财产被当地人掠夺一空。这世道，连天子脚下的人都成这个样子了，还能指望谁啊？悲愤的栾盈没有别的办法，他知道周人不见得能抵地住晋国发出的通缉令，弄不好自己还会被周人拿去送给晋国，只好去向周朝掌管迎送宾客的官员（称行人）申诉：“天子的陪臣栾盈，因为被王的守臣（指晋国）降罪，准备流亡四方以逃避处罚。但不想又在天子的郊外被人降罪，实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因此冒死向天子陈言。以往您的陪臣栾书（栾盈的祖父）对于周王室有过贡献，天子也曾经给过褒奖；而他的儿子栾黡没有继续保持其父的勋劳。天子如果不遗弃当初栾书的贡献，那么我还可能有条生路；如果您遗弃栾书的贡献而追究栾黡的罪过，那么我本来就是有死罪的人，现在就回晋国去领死，不敢再回来了。在此斗胆向王直陈心意，一切听从您的处置。”　　　　栾盈这样一个落难的豪门阔少，一番集凄凉和骨气与一体的言辞打动了周灵王。周灵王命令负责司法的司徒抓住那些打劫的人，把找回的财物交还栾盈，并派人把他护送出王畿边境，栾盈这样才算逃过一劫。　　　　栾盈出了周境，又来到楚国。楚国是晋的死敌，想必自己能在这里找到些帮助吧？可到了楚国没多久，栾盈就感觉到了失望。也许楚国人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但楚人这时自顾不暇，一心就想着对付东方的吴国，似乎根本无心帮助他实现复仇的愿望。栾盈无心继续等待，他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的复仇计划化作泡影，于是又离开了楚国，辗转来到齐国，也就是一直琢磨着摆脱晋国统治的那个齐国，寻求帮助。　　　　其实这个时候也就剩齐国还有可能好好的帮助栾盈。当时齐庄公才刚刚即位两年，正是雄心勃勃想洗雪国耻、挑战晋国霸权的时候。这两个人的结合真是天造地设，一个是一心想向晋国复仇的落难阔少，一个是一心想复仇的有志君主。齐庄公不顾大臣晏婴的劝阻，答应为栾盈复仇，展开了他长途奔袭晋国的秘密作战计划，晋国一内一外的两大反对力量就这样达成了一致，结成了一个旨在推翻晋国现有政权的联盟。　　　　公元前550年春，晋国要嫁个公主到吴国去，齐庄公主动提出派大臣归父往晋国送陪嫁女，栾盈苦苦等待了两年的时间，复仇机会终于到了。齐国大臣归父把栾盈偷偷得藏在送陪嫁女的车中，顺利通过晋国的边防哨检，送栾盈回到晋国，让栾盈回国招集旧部谋反，齐国再乘机发兵攻晋，准备里应外合对付晋国。　　　　栾盈回到晋国，秘密潜回曲沃。栾盈潜回曲沃有两个理由，首先是曲沃乃是晋国的一个大邑。我们都知道，在春秋初年，晋国是分裂的，现在的晋君一支实际上是原来晋侯一支的兄弟，被封在了曲沃，后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才灭掉原来的晋侯、夺位自立。所以对于现在的晋侯一支来说，曲沃是祖地，也是重点经济开发区，故而是一个兵强马壮、人财两旺的大邑，这里有充足的“造反资源”。其次就是戍守曲沃的大夫胥午本就是栾家的心腹，可以帮助自己完成大计。　　曲沃大夫胥午最终答应旧主栾盈，答应帮助他招集旧部，展开复仇阴谋。当然，既然要招集旧部，首先得弄清楚那些旧部到底还肯不肯为自己卖命。于是胥午就把栾盈藏在家里，再请大家饮酒。酒过三巡，胥午就拉这众人闲谈，谈到一半，胥午借兴就问：“假如少主人能在这里，大家会怎么办呢？”少主指的就是栾盈。　　
估计栾盈走后这些人在国内也并不得志，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如果能见到主人，为他去死，虽死犹生，我们会一心一意跟着他！”有的人甚至开始哭泣。于是栾盈知道这些人依然还能为自己所用，就从幕后走出来，一一拜谢众人，谋反计划可以实施了。　　　　笼络完旧部，栾盈的下一部计划就是要在当权各派中寻求支持。当时的晋国，范、中行、知、赵、魏、韩六大家族中，范家就不用说了，外公士匄本来就是栾盈被逐的直接主谋，是死敌；赵家因为当年的赵氏一家被栾书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好赵武命大才保住一条命，赵家对栾家恨之入骨；韩家因为此前的韩厥本就是赵家的养子，与赵家一直是铁竿，韩家也对栾氏不善；而中行家与范家是又的姻亲，当年伐秦之战中栾黡又与中行氏的荀偃有过节，不听号令，也没什么好说的；知家与中行家本来就是中行氏的老祖宗荀林父的弟弟荀首的后代，几十年前是一家，同气连枝两兄弟，一切听老兄弟家的。　　　　这样一来，可能支持栾盈的就只有当年的老爸栾黡的老部下魏绛的后人魏舒。在魏舒的帮助下，栾盈率领曲沃的甲士公然发动叛乱，直接杀进了晋国都城，直冲范家而来，想先干掉外公士匄再说。　　　　两年前就被驱逐出境的栾氏突然杀回来了，而且已经杀入都城，外公士匄接到报告的时候还悠闲得坐在家里跟人聊天，一听到这样的消息着实吓了一跳。士匄的家臣乐王鲋看见士匄慌了，马上给他打气，说：“你不用怕！栾氏从外面来，这是公然是叛乱，所有人都会反对他。你是我们晋国执政，代表晋国官方，大权在握，有什么好怕的？”乐王鲋向士匄建议，让他马上保护晋平公一起转移到晋侯的别宫固宫坚守，这样一来，如果栾盈要杀士匄，就等于同时在攻杀国君，在政治上就能让栾氏陷入被动，到时候大家就会一起出来对抗栾盈。士匄马上照办。　　　　同时，士匄又派儿子士鞅马上去魏家，目的是说动魏舒不要再帮栾盈作乱。士鞅赶到魏家，当时魏氏族军的战车军队已经整装待发了。士鞅赶紧跑上前，对车上的魏舒喊：“栾盈进城叛乱了，我父亲与卿大夫们已经和国君在一起了，他派我接你赶紧过去会合，我们一起坐车去吧！”意思是说栾盈已经成了国家公敌，同时又不提魏舒帮助栾盈的事，先给压力，再给台阶。然后还没等魏舒反映过来，士鞅又一下子跃上魏舒的坐车，右手紧握剑柄，左手抓住车的挽带，命令车夫驱车离开行列，车夫向魏舒请示去哪里，士鞅抢着回答说：“去国君那儿！”这样就等于把魏舒的车与其它部队分开了，等同挟持了魏舒。　　士鞅把魏舒给弄到固宫以后，老奸巨滑的士匄马上上前相迎，握着魏舒的手许愿：“等你很久了，你终于来了，等我攻灭栾氏后，我一定请国君把曲沃封给你！”几个动作下来，魏舒已经不知所措，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成了反栾阵营的一员了。　　　　形势已经万分不利，栾盈已经完全孤立，他已经站在了整个晋国的对立面上，完全成了实足的国家公敌。但栾盈一党毕竟实力强大，能量依然骇人，何况还有齐庄公的支持，齐国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栾盈还不觉得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何况当时栾家军还在攻打固宫，只要打下固宫，谁输谁赢还是未知之数。　　　　为了消灭栾盈，士匄也是不择手段。一个名叫斐豹的人因为犯罪而沦为奴隶，士匄焚烧“丹书”，丹书就是用红字在木牍上记载某人因某事而被罚为奴隶的证书，以此向斐豹承诺，只要斐豹杀死栾盈是手下猛士督戎就还他自由之身。斐豹出门之后立刻与督戎激斗，终将其杀死。　　栾家军继续攻打固宫，范氏族军死力防守，栾家军登上了宫门。士匄严令儿子士鞅：“如果敌人的箭射进国君屋子，你给我去死好了！”士鞅听到父亲如此严令，身先士卒，指挥士卒严防死守，终于把差点攻进宫室的栾家军打退出去。然后士鞅跃上战车追赶敌军，碰见栾家军的栾乐，士鞅高喊：“投降吧栾乐！”栾乐不理他，开弓就射，没射中，正要搭第二支箭，车轮碾在一条突出的槐树根上，战车倒了。结果栾乐手臂被人用戟钩住，扯断手臂而死。栾家军溃退，栾盈伧惶逃回曲沃固守。士匄率领各家的兵马一齐包围了曲沃。　　　　这个时候，齐国的军队也动手了。当年秋，齐庄公倾发国内精锐士卒，趁晋国国内大变之机全力西出攻晋。此次伐晋，是这多许来齐国发动的最大一次对外战争，其规模也是齐桓公时所不能比的，齐庄公将大军编为先驱、前、中、左、右、后六军，声势浩大的西出伐晋，先攻入齐、晋之间的卫国，然后马上越过卫国攻入晋国地界。侵入晋国之后，齐军首先攻占晋东方军事要地朝歌(今河南淇县)，随后分兵两路：北路入孟门，孟门在今河南省辉县境内，是太行山的一大隘口，军队登临太行，直趋晋国都城；南路沿太行山南麓向晋国腹地急进。两路齐军会师于荥庭，与固守此地的晋军展开激战。晋军伤亡非常惨重，尸体堆积如山。史称齐军于荧庭用晋军成堆的尸体修建了巨大的武军，也就是将堆敌军的尸骨堆成为山丘，用土封住做成金字搭形的纪念物，再又在少水、也就是今天的沁水边堆晋军尸体为坟山，可见晋军伤亡是何其的惨重。此战，齐庄公出其不意，长途深入，从山东省出发，一直到今天山西省中部，直入晋国腹地，给晋军造成了很大损失，史称“齐晋荧庭之战“。但也就在这个时候，齐军的战线已经很长了，也很难继续深入，不可能去再进军去远在山西西南部的曲沃，坚守曲沃的栾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晋国方面，强忍一时之辱，内乱未平，没能对齐军的入侵作出有效的反击，只能继续加强对曲沃的围攻。到了冬天，曲沃终于失陷。栾盈身死，栾氏家族及其同党皆被处死，晋国国内这次声势浩大的叛乱终于被平息。齐庄公见栾盈已经失败，自己也已经捞足了便宜，也就率军撤回了。　　但是，栾盈虽然死了，内乱虽然结束了，可晋国这次内乱却充分暴露出了晋国内部赵氏、魏氏、韩氏、智氏、范氏、中行氏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以及矛盾重重的事实。栾氏的反叛虽然被晋国各大家族联合镇压了下去，然而晋国卿大夫之家权却更加强大，公室却日益卑微，国势也随之下降，晋平公已经无力重复父亲晋悼公时的风光，逐渐的沦落到听命于众卿、君权日弱的地步。　　在外，晋国的处境也日益陷于被动。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连年对诸侯各国收取重赋，各国均不堪其苦，郑国执政子产曾致书给晋国执政士匄，说：“ 你是晋国的执政，现在四邻诸侯都看不到晋国对大家的恩德，你们之是一味向各国索要重币。你们再这么搞下去，诸侯都快要受不了了，弄不好大家都要背叛晋国。我看你们是不是也该收敛一点啊？”这说明晋国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对与国的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士匄只得减轻诸侯之币。后来士匄死，赵文子(赵武)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为了改善与各国关系，也一再减轻各国进贡数量，申之以礼，借以缓和与盟国的紧张关系。 　　但是，仅仅是减轻诸侯的贡赋还不能真正解决晋国日益紧张的外部关系，比如齐、秦两国与晋国的敌对就与贡不贡赋的事情无关。晋国虽然曾经希望与西方秦修好，但秦国则始终亲楚而敌晋。在楚、晋相争中，楚国几次得到秦军援助，使晋国受到极大的压力。当年的“迁延之役”失败，秦国依然时时威胁着晋国自身。以齐国为首的东方反对力量也不满晋国对中原列国的统治，一直把矛头对准晋，引发了晋国与楚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直接对抗。齐庄公伐晋结束之后，齐国军队不如国境，马上移师攻打山东南部的莒国，迫不及待的企图乘胜重塑自己在山东半岛的统治地位，结果战和而退。公元前548，也就是栾盈之乱两年之后，齐庄公和当时齐国国内的权臣崔杼的妻子私通，结果崔杼在家中设圈套杀了前去偷情的齐庄公，庄公庶弟齐景公新立，晋等国又乘机伐齐，齐又被迫赂晋请和。但是，新立的齐景公同样是一位有志图强的君主，他在即位后没多久又杀死了权臣崔杼，并继续于晋国对抗，齐国与晋国之间的大戏还是没唱完。 　　内部六卿争权，外部又有齐、秦为敌，晋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独霸中原的能力，已经无力继续晋悼公时对周边的强势。所以，再次与南方楚国、乃至于与周边所有敌对国家弭兵媾和的想法被再次提到晋国执政者的议事日程中来。那么，在晋国霸业衰落，并再次谋求与楚国的和平的时候，楚国又是怎样一个态度呢？另一方面。此前的晋国一直与东南方的吴国组成了一个抗楚联盟，如今晋国已无力再维持霸权，也无力再与楚国继续争夺，一但晋国退出抗楚联盟，吴国岂不就等于是被盟友抛弃了吗？以吴国今时今日还尚显弱小的综合国力，它能单独对抗春秋双雄之一的强大楚国吗？吴国会怎样应付这一不利变化，吴国的又未来将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　　　　　　　　( 下节预告 第三章:双雄弭兵 )
　　第三章：双雄弭兵　　　　蒙门之盟是春秋中期发生在以晋、楚两国为首的诸侯各国之间的一次旨在停战媾和的著名盟会，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弭兵大会”。如果说先前的晋、楚西门之盟是弭兵运动的先声，那么时过三十余年后的宋蒙门之盟，弭兵运动则终成现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未再发生大的战争，旷日持久的晋、楚争霸战基本结束。但是，此次弭兵大会的意义却远不止此，它的背后暗藏着晋、楚两个大国各自的用心，参与会盟的国家除了晋、楚两国之外，几乎包括齐、秦在内的所有重要国家，却惟独只有吴国未被邀请加入，吴国被生生得排除在了停战弭兵的范围之外，这又是为什么呢？　　　　上一章我们谈到晋悼公复霸的虚弱性，以及晋悼公死后晋国的霸权陷入了内外交困，所以得出了晋国已无力维持其霸权的结论，晋国已经打起了与楚国弭兵的主意。当然了，既然是敌对双方停战媾和，那光是晋国一家不想打了还是不够的，必须是两家都想和才能和的起来。那么楚国想和吗？答案是：想和。楚国又是为什么想和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该来看一看楚国当时国内国外的情况，然后找出楚国也想媾和的原因。　　楚国想与晋国媾和的原因也包括内外两个方面，所谓外部原因，当然指的就是吴国问题对楚国的牵拌。自从当年申公巫臣教吴叛楚以后，楚国的周边环境就变地越来越恶劣了，在争霸过程中既丧失了外线作战的战略优势，而且还得疲于奔命、两线作战，同时也危及了自身的安全。原本，楚国所采取的对策是以北为主、以东为辅的战略方针。说明白点，也就是以北上继续与晋国争霸为主要使命，而对吴国则采取防御措施、外加适当反击的方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北攻东守”战略。可是几仗下来，楚国渐渐得就感觉到这招不太管用了。首先是晋悼公的“疲楚之计”，楚国的“北攻”说到底就是想在中原地区跟你晋国搞场大决战，痛痛快快得把事情搞定，可谁想晋悼公不上你的当，一天到晚跟你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楚军几次倾主力北上，晋国却是碰你一下就走，不跟你纠缠。楚国为了决战，人力、财力大把把的花，对手却连一根毛也不给你留下，国家耗不起了，楚共王也耗死了，这“北攻”也就攻不出什么明堂来了。　　“北攻”不成功，楚国的“东守”战略做地也不怎么样，几次交手下来，楚国可在吴国手里吃了大亏了。先是晋悼公在鸡泽会盟诸侯的那年，这件事前文已经交代过了，也就是吴王寿梦没有付晋悼公之约的那件事。当时楚军由令尹子重亲自率领伐吴，结果半途中惨遭吴军埋伏，前锋部队被当场打成两段，几乎被全歼，事后吴军还乘胜反击，攻掠楚地。子重也因为这一仗成了精神病，没过多久就死了。本来是楚伐吴，结果变成了吴伐楚，楚国损兵折将，自己还丢失城池，再又陪上令尹子重一条老命，损失可真不小。　　第二仗发生在楚康王元年。上一章内容提到，楚共王去世，吴王诸樊即乘楚国有丧攻楚，结果因为轻敌而失败。当时晋国忙着筹备西出伐秦，不肯给吴国什么支援，所以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晋悼公西进伐秦，楚国这边就乘机伐吴，楚令尹子囊率军出征，以报复吴国。当时楚军气势汹汹得杀进吴地，吴军则是坚守不出。子囊不想恋战，看看差不多了就撤军回返了。可没想到的是，你楚军以为什么事都没了，可吴军那边却觉得战机到了，趁着楚军回还途中警惕性差，悄然跟进，追到一处险隘就猛一杀出，又一次拦腰截断楚军，楚军首尾不能相救，被打得大败。当时令尹子囊自己负责殿后，自己被截在了军队的后半段，拼了老命才突出重围，回到楚国后不久也死了。子囊临死前嘱咐子庚(继任令尹)：“必城郢!”意思是要子庚在都城附近的郢地修城以防备吴国。　　这两仗下来，对楚国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损失了多少军马不提，光是前后两任令尹均为伐吴而死这一件事就够震悍的了。楚国的令尹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总理，为百官之首，一个原被楚国视为次要战线的吴国居然连着折了自己两任总理，楚人不能不以此为训。特别是子囊临死前“必城郢”的那番遗言，这说明子囊终在临死之前意识到身边的这个看起来远不如晋国那么庞大的吴国对于楚国而言却比晋国更具有杀伤力，吴国对楚国的杀伤力是直接指向楚国的国家安全的，子囊要子庚修郢城，意味着楚国统治集团内容已经在重新权横吴国的真正能量了。　　所以，楚国之所以也有弭兵的想法，首先源于它在与吴国作战中的连连失利，楚国已经意识到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比不是来自晋国，而来自吴国。对于楚国来说，继续跟晋国无为了几个“保护费”打来打去已经有点不值得了，继续跟晋国人打其实也就是继续浪费国家的实力而已，没有什么好处，当务之急应该是把原在南方的即得利益给保住，把吴国先干掉。这就是楚国打算弭兵的外部因素。　　 然后是内部因素。楚国弭兵的内部因素是国内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成员的斗争日益尖锐复杂。晋国的内部问题是大家族专权，公室却日益卑微，国君自己控制的土地、人口、军队一天比一天少，大家族手中的却一天比一天多，当时晋国的那些豪门旺族所拥有的私兵甚至能与一个中小型国家比肩，其本质分封制度发展到末期，国家政权正在逐渐走向分裂。楚国的内部矛盾和晋国有所不同，楚国并没有发展到政权分裂的地步，它的问题属于统治成员相互之间的权利争夺，是一个一般性质的问题。当然，一般性质的内斗也会对国家机体构成种种损害。　　
楚国没有沦落的晋国的那种地步，首先要感谢此前几代君王对国内大世族的打击，尤其是楚庄王时平定了若敖氏一族的叛乱。当然了，奴隶制社会，分封制是依然的，没有大世族，但普通的奴隶主贵族还是存在的。楚国的大世族在遭到沉重打击之后，楚国就出现了以王族公子和中等世家为主要政治力量的情况。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楚国国内并没有像晋国六大家族那样的大豪族，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王族子弟以及王族子弟与一般世家之间，与晋国不同，它的内部斗争在性质上属于政府要员之间的相互倾压，同时也夹杂着君王与政府要员之间的矛盾冲突。　　楚国的这一问题，其实早在楚庄王死后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又太小，才十岁，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庄王的两个兄弟把持。一个是公子婴齐，也就是子重；另一个是公子侧，也就是子反，两人一个任令尹，一个任大司马，成为楚共王时期楚国国内的两大权臣。子重、子反两派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楚共王与二卿之间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楚国统治集团成员的斗争也就从子重、子反这里开始。　　子重、子反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在鄢陵之战，楚国在鄢陵之战中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二卿相恶”，也就是令尹子重与大司马子反之间不和，内部倾轧，指挥不力，而且无心战事，身为主帅的子反甚至在军中饮酒大醉，搞的楚共王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兵。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楚共王的表现就很奇怪，当时他派人去安慰子反，所说的话就挺让人摸不着头脑。共王责人告诉子反，说当年城濮之战战败，主将子玉自杀，那是因为成王不在军中，没有指挥军队；这次失败，楚共王自己在军中，所以责任不在子反，让他不要想不开。这话乍听起来是一番好话，但细想起来，身为主帅的子反，大战之时居然饮酒误事，导致出师不利，这对子反来说本就是巨大的耻辱，也该受到严惩。共王派人劝慰时却还要提畏罪自杀的子玉，弄地子反国家惭愧，其中意味看似并不寻常。后来的结果也就更糟糕了，令尹子重又火上加油，跑来劝子反学学当年的子玉，逼得子反只好自杀。　　鄢陵之战之后，楚国内部的倾轧还在继续，右司马公子申又跳了出来与子重一派作对。子反身前是大司马，左、右司马当是子反的直接下级，公子申官为右司马，很有可能是子反一党。子反死后，公子申继续与子重为敌，(《左传·襄公二年》)写他“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对外受贿赂，在内又争权，结果又被杀。到这里为止，原来楚庄王死后所形成了子重、子反两党，子反一党基本上都完了，接下去就该是子重那边的人了。　　子重伐吴失败，回国后被国人所恶，不久精神失常死去，令尹一职由原来的右尹子辛（公子壬夫）继任。同样，左、右尹都是令尹的直接下属，子辛显然是子重的心腹。子辛上任后，北方的晋悼公正在积极复霸，可他不但不想着为楚国的争霸事业作点什么贡献，反而利用自己身居令尹之职的特权对小国求索无厌，不断的在楚国的属国身杀诈取钱财，直接导致了陈国叛楚附晋。楚共王借着陈国背叛的话题，毫不犹豫的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子辛任令尹不过二年，因为陈国叛楚就被杀，此事轰动一时，《春秋》一书予以醒目记载。　　我们从子重、子反两党这一系列斗争来看，整个过程当中除了“二卿相恶”这条主线之外，其实还有楚共王在背后暗暗发力。子反因为鄢陵之战而被子重逼死，但其间共王态度暧昧，真实用心难以琢磨，子反的死很可能是共王的本意；其后身为右司马公的子申被子重一党所杀，令尹子重竟然有权杀死当朝右司马，楚共王则听之任之，未间有什么表态；再后，官居令尹高位的子重仅因为伐吴失利就在国内遭人唾弃，要知道，战败虽不光彩，但毕竟胜败常事，因为一战之败就能导致国人把当朝令尹逼成精神失常而死，也的确罕见；继子重担任令尹的子辛更是楚共王亲手干掉的，显然楚共王对国内这些把持朝政的公子们也早有不满，他十岁即位，朝政一直由二卿辅理。在这一过程中，朝中以二卿为首的两大派明争暗斗，楚共王则是利用双方的矛盾，从中渔利，一一清除当权势力，达到了收拢王权的目的。到了子辛被杀为止，共王算是把原来的两大集团收拾的差不多了。　　可惜的是，楚共王解决完了长期以来困扰着他的权臣问题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时候只有四十岁，又一个年少资浅的新王楚康王即位，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还是要继续，新即位的楚康也必须经历一个类似的收拢权力的过程。稍微另人乐观一点的是，相比十岁即位的楚共王，楚康王即位的年龄要稍长些；楚共王杀死令尹子辛之后，新任命了子囊为令尹，子囊在楚国的群公子当中还算是个比较正派的人物，显然也是楚共王所能信任的人，由他在身后辅助自己的儿子，倒也能另楚共王安心的去。不过，子囊在楚康王元年率兵伐吴，回来之后很快死去，初登大位的楚康王接下来就必须独自面对大局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为了整肃政纪，楚康王即位第二年，也就是子囊去世之后，对统治集团成员作了一番重大的调整，“以靖国人”。楚康王新任命的九位大员中，公子午、也就是子庚，继任令尹一职，其他八位分别是公子罢戎、公子橐师、公子成、公子追舒、蒍子冯、屈到、屈荡、养由基。九位大员中五人为公子，其余四人为世族，这实际是楚康王笼络王族公子和大姓家族的行为，同时又对公子和世族这两种力量进行调节平衡，实现权力再分配，目的当然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　　有一件事充分的表明了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状况：楚康王五年（公元前555年），令尹子庚死，楚康王想任命蒍子冯为令尹，蒍子冯是楚庄王时的一代名相孙叔敖的儿子。蒍子冯接到任命，他心里也没个底，就去征求大夫申叔豫意见。申叔豫给他的回答是：“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 “多宠”，指的是公子和大姓势力强大，左右国家政局；“王弱”，说明楚共王死了以后，君王年轻势弱，楚国的王权也开始削弱了。所以，申叔豫认为国家是不容易治理的，劝子冯别去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令尹。蒍子冯接受申叔豫的意见，称病推辞，没有继任令尹。楚康王只好另行任命自己的叔叔公子追舒（字子南）为令尹。　　但是，公子追舒的令尹也只当了短短一年，他很快又被楚康王所杀。史书写明的原因是公子追舒的手下有一个叫观起的人，出行时居然拥有几十辆马车。国人不满追舒的对观起的偏宠，于是就因为这么个原因遭到了楚康王的讨伐，并被杀。要知道，追舒是楚庄王的儿子，是楚共王的弟弟，也是楚康王的亲叔叔，一个三代楚王的直系近亲，仅仅因为特别宠幸某个手下，就惨遭如此下场，可见楚国国内新君与大臣之间的关系的确很是紧张，申叔豫作出国家不好治理的判断是有理的。　　由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楚康王即位以来，先是在吴国问题上遭到失利，促使楚国统治层重新衡量吴国对其自身的威胁；其次是楚康王即位之后，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内部权利争斗，楚康王自己也急需收拢权力、巩固地位。所以，当晋国正因为栾盈之乱和齐国的攻伐而焦头烂额的时候，楚国也是一个门心思的忙着自己的内部事务，从楚康王元年（公元前559年）子囊伐吴失败回来开始，直到楚康王十一年（公元前549年），整整十年时间，楚国对外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当然，这十年时间里楚康王还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统治集团成员前前后后进行了三、四次改组，对政要们平衡打击两不误，一点一点的把权力收拢到自己手中。另外，楚国在经历了两任令尹均因为伐吴而死的重大教训之后，楚康王也在考虑如何更有力的与吴国作战，所以他在这十年除了调整统治集团成员构成之外，还在组建适于南方作战的水军。　　我们都知道，楚国此前百来年时间里，他的军队主要的使命是北上争霸，军队的建设也是以建设适合大平原作战的车兵及大型军阵为重。但是庞大的战车和严整的军阵在南方的水网稻田地区根本施展不开，楚军原有的强项在与吴国作战时反而成了弱势；吴军则是以舟师为主的部队，而且吴越步兵强悍耐战，善于单兵激斗，比楚军更有优势。为此，楚康王耗时十年，一面着手整顿吏制，一面加紧打造水军。　　到了公元前550年，北方晋国发生了激变。楚国起先送晋国叛臣栾盈去了齐国，栾盈入齐之后，很快与齐庄公达成协义，齐国配合栾盈共同攻晋，引发了“晋栾盈之乱”和“齐晋荧庭之战”。楚康王乘晋国与齐作战、无力南顾的机会，开始转变对外政策，开始对东方的吴采取攻势作战，同时在国内进行兵役、兵赋制度改革，扩大兵源，充实军备。这里稍微补充一点楚康王时楚国兵、赋改革的内容。楚国的兵、赋改革最终完成其实是在楚康王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48年，由楚令尹屈建颁布法令，对田制赋税及兵役制度进行了改革，史书上称为“书土田”、“量入修赋”。　　土田，即田地。书土田和量入修赋的内容是对全国境内的各种上地，包括山林，沼泽、丘陵、平原、耕地、瘩地、低洼地、江河中的陆地等等，一一加以区分，以地形地质的不同分别计量其不同的收入，再以此确定不同的土地应交的赋税等级和赋税量；然后按照每年能征收的赋额，征集车、马、甲士、步卒、兵器等，登记造册，汇总上报，政府审查后，照此执行。这是一种从实际出发量入为用的土地赋税改革，从原来按人户所在地的田土面积交纳固定的军赋，改为按不同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定军赋；这种制度还打破了原有自耕农和奴隶的界限，并且进一步打破了“国、野”界线，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任何人都同样交纳军赋。这样做不仅合乎实际，而且军赋总额也有增加。当然，这里也得说明一点，事实上楚国的兵、赋改革还是比较晚的了，晋国早在晋惠公时就实行了“爰田制”和“州兵制”。换句话说，其实此前多年的争霸，楚国的潜能其实并未发挥到极限。　　通过上述的讲述，我们已经能够看清楚康王的真正想法了。楚康王即位十年，一面着手打击国内权臣、收拢权力，一面推行改革、加紧对吴国的军事准备，一面又设法挑起栾盈和齐国对抗晋国。其真实的意图再明显不过。楚康王的意图就是希望晋国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然后楚国才能腾出手来好好对付东方的吴国。　　公元前550年，即楚康王十年，晋国发生栾盈之乱，齐国趁机伐晋。第二年，即楚康王十一年，楚康王亲自率领刚刚训练完成的水师部队出兵伐吴。但初战不利，因为不设赏罚，军政不善，军队士气低落，结果无功而还。　　楚军水师伐吴无功而还，吴国方面很快作出回应。为了报复楚国伐吴，吴国派人教唆舒鸠国叛楚。舒鸠是楚国的一个属国，位置在今天安徽省的舒城县附近，属于“群舒”之一，当年楚庄王东征时被楚国压服。楚康王闻听属国背叛，亲自领军讨伐，同时派人前去交涉。舒鸠见楚军大兵压境，失口否认，说自己并没有叛楚行为，楚康王于是领军撤回。到了第二年，楚令尹蒍子冯去世，舒鸠又乘机公然叛楚，楚新任令尹屈建（字子木）率军攻讨，吴国也马上出兵来救。　　当时楚军与吴军在舒鸠城附近遭遇，令尹屈建马上上楚右军继续前进去舒鸠，左军则回退吸引吴军注意力。吴军却得以穿插至楚左、右两军之间，切断了两军联系。当时，楚军将领略有怯战心理，吴军虽然穿插到了左右军之间，但它自己也等于陷入了楚军前后夹击之中。但楚军坚守不出，没有很快发起对吴军的围歼，吴军在楚左右两军之间待了整整七天，实际上吴军当时可能还没有判明敌情。到了第七天，楚将子强等人不愿意继续相持下去，于是向屈建请战，屈建也同意出战。于是，屈建率左军主力列阵于后，子强自率少数部队诱击吴军。吴军当时没有判明楚军主力的情况，贸然向子强率领的诱饵部队发起进攻，以致被引入了楚军预设阵地，遭到楚左军主力伏击，大败而归。吴军败走，楚军乘机攻灭了舒鸠。此即为“吴楚舒鸠之战。”　　吃了败仗的吴国不甘失败，决意报复，吴王诸樊又亲自率军伐楚，攻打巢城(今安徽瓦埠湖南)。当时坚守巢城的楚将牛臣知道吴王诸樊“勇而轻”，利用吴王勇猛却轻敌的弱点，假装城门被攻破，引诱诸樊。诸樊果然中计，亲自率军冲至城门，结果被牛臣等人用乱箭射死。吴军失去统帅，只得撤退。 　　又过两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十三年），楚康王又联合秦军伐吴，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听闻吴国有备而停止行动，转而攻郑。这次伐吴半途而废的原因，恐怕并不单是“闻吴有备”这么简单，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秦、楚联军之间互不配合。秦过在与晋过作战时，与楚过联系密切，既有战略呼应，又有战役配合，但对于胜败均只有损耗而毫无利益可言的逾国越境对吴作战，秦国找不出有什么理由去插上一脚。晋国是秦国的近邻死敌，联楚伐晋自然为秦国所愿，但大老远的从陕西跑江南去打吴国，秦国很难产生积极性，此后秦、楚之间也基本没有联合伐吴的事情出现。吴国问题依然需要楚国独自下功夫。　　除了吴国问题的困扰之外，从楚共王那代开始，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那就是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过程中，一些世族在国内遭到打击之后逃往晋国及其他一些国家，这些人熟知楚国的一切，出逃之后为他国效劳，反而对楚国自身造成了很大打击。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在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楚令尹屈建的一番长谈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这些人中包括教吴叛楚的巫臣、若敖氏的贲皇（鄢陵之战中助晋败楚），还包括其他多位。蔡声子考察晋、楚相争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意思是说，楚国流亡到晋国的人就像杞梓、皮革，一样，虽然产自楚国，但却被晋国所用。蔡声子告诫屈建：“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蔡声子的话不但切中长期以来楚国内争的要害，实际上也是对当时楚康王在国内对强臣大搞打击消灭的一种警示。这番话深深得剌痛了屈建和楚康王，使他们不能不感到忧虑。　　楚康王即位，在内打击整顿吏制、实行改革，在外积极采取对吴国的攻势，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楚国虽然在这一阶段与吴国作战时略有取胜，但楚康王心里也很清楚，这些胜利都是局部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光凭这些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楚国必须更有力的与吴国作战。卧榻之侧，已容不下一头恶虎在那里打盹了！同时国家也不能再继续激烈而残酷的内耗了。楚康王真正需要的是彻底停下与晋国的争夺，一方面善加处理国内关系，同时把全部精力腾出来对付东方的吴国。所以楚国在转而考虑与晋弭兵。　　照此来看，晋国因为六卿专权的困扰、同时苦于与齐、秦、楚等国几线作战，所以希望与各国弭兵；楚国因为希望腾出手来对付吴国，而且内部也有问题，所以也希望弭兵。既然双方都有了讲和的意思，那就等着有人先提出来了。　　弭兵的呼声首先自晋国传来，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晋平公十年)，当时晋国的执政士匄去世，赵武（赵文子）继掌国政。赵武执政后，马上采取“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政策，这一政策是赵武基于对楚国也与晋国同样倾向于弭兵的判断得出来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赵武在接待它国来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赵武的意思是说，齐国的齐庄公刚死，崔氏、庆氏初掌国政，所以齐国必定求善于诸侯；楚国令尹屈建也有弭兵的想法。所以，只要有诚相劝，战争停止的日子应该不远了。 　　赵武不失为一位头脑清醒、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