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北京浙江村三十年变迁（四）
大红门服装一条街
大红门路，呈南北斜向走向，与南苑路平行，与南苑路相交形成中间三角地带。大红门路北起南三环中路木樨园立交桥东南角100米远，西南至南苑路与大红门西路相接。因途经大红门，故名。1949年前成路，1963年3月改建成现路，现在道路两侧有大红门消防队、大红门中医院、大红门邮电所、南极食品厂、北京橡胶五厂等单位。路北端路西有木樨园长途汽车站。大红门路通有366路公共汽车。
大红门路北段至凉水河路段属于南苑乡果园村，八十年代末至2000年的十五年间，该路段两侧商铺被来自温州的商户占据，形成大红门服装一条街，就是2000年以后发展成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的初始阶段，因为这些浙江人聚集在这里，北京人称这里叫“浙江村”。
最初的大红门路浙江村服装市场，在木樨园长途汽车站附近都是小门小铺，卖服装、窗帘、布料、鞋帽、皮衣等，路东有二个大棚市场，每个市场有几百个摊位。
北京最早的“城市村落”就要算浙江村了。提到“浙江村”，人们自然会记起“三把刀”的故事，因为早期进京创业的温州人通常带有“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后来这“三刀”的故事几乎成了进京创业的代名词。
北京“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也非行政编制，它是指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大部分是温州乐清人）自发形成的聚居区，它的范围主要沿着南三环外南北走向的大红门路向两侧发展，南北从木樨园到大红门，东西从马家堡到成寿寺，遍及24个自然村。这里本地人口只有1.4万，2000年外来人口却有10万之众，2004年发展到20万人。因为这人都是搞服装的，因此就有个北京大红门服装市场这个享誉世界的美名。
走进浙江村，眼前就呈现出一派拥挤忙乱的景象。大小汽车、三轮车，甚至还有老北京特有的毛驴车，在喧嚣中穿梭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偶尔一个衣履不整的外乡人，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听不懂的方言大声地嚷着什么。放眼望去，到处是一处处临时搭起的砖棚，它们沿着北京的胡同，顽强而无序地向四处蔓伸，一块块横七竖八的牌扁上写着“成衣店”、“美容屋”、“粉干店”，让人眼花缭乱。
整个“浙江村”虽然缺乏京城雍容、优雅的气度，但却充满了发展的欲望和活力。
&初期的浙江村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一些浙江人陆续来到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租住当地农民的房屋，做起了服装买卖。庞大的京城市场，日渐红火的生意，使得包括河南、安徽、东北等地的外地人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1990年，包括常住和流动人口在内，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有3万多，到1994年突飞猛增到11万多，而当地农民却只有14301人。那时候，常住外地人口是当地农民的7倍！外地人反客为主，在南苑乡的土地上建起50来个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出入的“大院”。
“浙江村”是一个让人感觉“外人无从进入”的“自治”社区，它与北京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整合状态，是一个孤立于北京之外的群体。而这也正是其被称之为“浙江村”的原因之一。北京与“浙江村”之间真正直接的相互依赖联系是利益，就是“浙江村”居民为北京的房东带来了可观的房租收入，每户的年房租收入少则5000元，一般都达上万元。
随着“浙江村”集聚规模的扩大，这些温州人发现，在生活需求上开始碰到困难，因为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北京没有提供充分的条件，“浙江村”只能自谋生路。
部分温州人瞄准了这一点，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办起了幼儿园、诊所、饮食店、菜市场等，向居住在此的老乡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而当地的北京人却很少光顾这些场所，完全是一种自我服务。
1988年初“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幼儿园，1989年形成第一个集中的菜市场，1990年后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纷纷出现，1995以后，“浙江村”里又出现了自己改建的公共浴池……
这种自我服务结构的建立，增强了“浙江村”的自我生存能力和一定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浙江村”内北京农民的原有住房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从1992年末开始，就有一些大户合股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合作，当地出地皮，温州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二层楼房，再分间出租给温州人。
据统计，到1995年，这类大院共有40多个，容纳人口大约3万多。一些大院提供系统的用水、用电、排污、邮电、教育、治安及娱乐服务。
这种“自治”，源自当时城乡二元体制的环境，也源自温州人所特有的群居个性。
从1988年以来，“浙江村”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夹克。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倒爷”直接入村采购，生意火红得不行。
那个时候，“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成了这些温州人的发家经历。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确实很辛苦。一般租的柜台只有二三十平米，空间不大。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
1992年，借市场经济大潮，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建成使用，服装产销开始初见规模。“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间批发点。
渐渐地，这个群落越来越大。据南苑乡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介绍，来此经商的浙江人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1994年10月的统计显示，该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动人口11万人，而当地农民仅有1.4万余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其中乐清人约占70%，永嘉人约25%，其余来自其他县。这些外来人口95%属于农业户口，从农村出来；只有5%的人直接来自城镇。
南苑乡政府199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聚居在“浙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或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北京做服装生意或者其他轻工业生意的经营者；或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或是没有职业的游民。
水满易涝，人满为患，八十年代兴起的“浙江村”一度成为臭名昭著的是非之地。聚居在东罗园、果园、大红门、时村和石榴庄5个村子里的11万外地人，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75平方米，而居住浙江人最多的时村，人均住房面积才3.2平方米，生活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本来就狭窄的街道两旁摆满了鱼虾、贝壳，垃圾堆积如山，腥臭气四处弥漫，脚底下是常年淤积的一寸多深的泥水，下水道早已堵塞，厕所粪便四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根本不相信这里还能住人。在浙江村中，打架斗殴几乎天天发生，重大恶性杀人抢劫案件也时有发生。1995年，该地区派出所打击处理各类违法犯罪分子403人，其中外来人口就有368人，占91.3%。该地区发生的113起刑事案件中，属外地人作案或被侵害者为外地人的占90%。天黑了不敢出门遛弯，白天逛市场皮包贴在肚皮上不敢撒手，就连出租车司机听到“浙江村”三个字都含糊：“要不，您再换辆车……”大红门成了臭名昭著的是非之地。
但是，这11万外来人口，是区乡政府税收的“财源”；是附近几个村村民出租房子的“财神爷”。对于这些外来人口，靠“轰”、“赶”的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
1990年亚运会前夕，丰台区、南苑乡两级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清理，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亚运会刚开完，外地人又大批增加，很快扩展到东罗园村、石榴园村和大红门村等地，并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据乐清市驻北京联络处机关支部书记金岩涛介绍，在这些村落里来自浙江的流动人口其实不止10万人，他们已经逐渐将村中原住的居民彻底“置换”了——有许多房东在村外拥有住房而不在村中居住。
金岩涛说：“1985年时，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贼一样，摆地摊时东躲西藏。但从1988年以来，‘浙江村’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茄克。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客商直接入村采购，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1992年，‘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间批发点。”
“我摆了半年地摊后，随后在王府井租了一个柜台。当时生意很好，自己做的衣服不够卖，到别人家去收又怕不能保证，于是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这样分工体系和‘经营网络’就自然形成了，大量本来根本不经营服装生意的人也纷纷来到‘浙江村’。不过，大家雇的都是‘自己人’，也就是亲戚或者朋友。”1990年3月来北京的“村民”王凡回忆说。
2004年在浙江村注册的各类企业有36000多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16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乐清市驻京联络处京温党支部书记叶长青说，“浙江村”相当一部分的产品销往由乐清人经营的东北服装市场。现在它已经成为我国华北、东北中低档服装的加工和销售中心。有的人从北京或直接从老家流向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其他城市从事服装产业，有的根据季节、各地市场行情的不同，在北京与其他城市间流转经营。另外，“浙江村制造”很会赶潮流，一般先是从香港、广东那边来，然后到上海北京，销路非常好。
至于“浙江村”为什么选择木樨园、大红门一带，精明的浙江人自有一套高论。
乐清市驻京联络处主任章纪光点出了其中的奥秘：“浙江人有着外出经商的传统。北京对质优价良的服装、皮货的需求非常大，同时对美容、美发、家电维修等服务的需求也很大，这是‘浙江村’兴起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北京城南房租相当便宜，又有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北京南站的便利交通。于是政策环境一旦出现，他们很快就在木樨园附近发展起来。”
“刚来北京创业时，确实很辛苦。我刚来北京时，在西单附近租了一间面积只有30平方米的房子，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许多乐清人的发家经历。”乐清人林昌永说。“现在好多了，我已在珠江骏景买了房子。”北京珠江骏景小区的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走了，共有630户。
谈起“浙江村”的成功，王凡的话很有说服力：“对我们来说，个人的资源相当有限，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族亲、朋友和乡邻来互相帮助，为自己的流动、存在、就业、融资、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一个网。例如温州曾有‘台会’这样的民间融资方式，据我所知，在北京经商的许多温州人或多或少，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过一定的资金。”
&政府失控的“浙江村”
“一批来自乐清县东片地区的罪犯流窜到北京，专门抢劫在京乐清人，据反映大概有6个团伙，他们白天摸情况，夜里蒙面抢劫，每夜都有四五户人被劫，金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十多万元，手段非常恶劣，气焰非常嚣张……”这是浙江乐清县委组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对北京“浙江村”情况的描述。另有资料显示，
“浙江村”曾经成为北京区域犯罪的“高地”，1994年大红门派出所为治理“浙江村”的犯罪问题，曾大幅增加警力，由原来的40人增加至70人，不过，当年的重大凶杀案件仍发生11起，死亡11人，被抢财物共计50余万元。1995年1—9月“浙江村”的治安刑事案件继续攀升至1543起，比1994年同期上升了99.6%。
“浙江村”是一个既像农村又不像农村，既像城市又不像城市的“四不像”区域。所谓“既像农村又不像农村”，主要表现为“城中村”的形成是通过亲戚带亲戚，朋友串朋友，以“滚雪球”方式逐渐完成的，血亲地缘仍是该区域的主要特征，据说“浙江村”的开拓者是一位来自温州乐清县的农民，名叫黄贵余，他曾在北京读过中专。1979年他乘改革之风来北京考察服装业，并选中了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落户”，经过打拼和致富吸引来十里八乡的乡亲，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村”的外来人口已达11万，本地农民仅有1.4万余人，其中，外来人口中75%来自乐清县。
所谓既像城市又不像城市，是指从职业特点看，不同的“城市村落”具有不同职业侧重。“安徽村”主要从事室内装修和家政服务业；“河南村”主要从事废品收购业；“新疆村”主要为餐饮业；“浙江村”主要为服装业。夜晚、节假日人们以“城中村”为居住点，工作日又会融入城市的业缘和竞争环境，“城中村”成员因工作特点流动性大，增添了成员之间的交往的匿名性色彩，具备城市文化的特征。但是，“城中村”的业缘文化又缺少城市“单位体制”和“科层制度”的支撑。
这些“四不像”区域出现过农村社会控制体系和城市控制体系的“双重失灵”。农村社会控制体系的失灵主要表现为①债务纠纷。以血亲为纽带的传统乡村借贷关系在匿名性增大的“城中村”中失去了原有的伦理保障，同时村民不知如何寻求城市“契约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保护，债务纠纷多发，人际关系紧张，暴力犯罪频发。②劳资纠纷。在“城中村”中，雇主与雇员依然沿用传统乡村的“年终分红”的分配方式，与城市的月薪制度相分离，结果是矛盾丛生，劳资关系紧张，报复性犯罪频发。③竞争冲突。“城中村”的农民们来京时大多两手空空，但在城市竞争的环境中，一些人因勤劳、机遇、关系、技能等因素迅速致富了，而另一些人则无所作为，或“一贫如洗”，以地缘血亲为纽带的同情、援助系统在城市业缘文化的影响下被弱化或丧失，导致一些人心理失衡，行为极端，雇凶手抢劫同乡的案件时有发生。
这些城市控制体系的失灵主要表现为“城中村”像一个“独立的王国”，村民们有着自己不同于城市的语言符号、交往方式、交易手段。城市原有的社会正式控制系统似乎无心介入或介入效果不佳。2007年底，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处强调，今后对于地缘、亲缘流动人口聚居区，北京警方将与外地警方联建流动人口管理机构，“乡音好沟通，当地警方管理当地流动人员，更亲切。”而“浙江村”的村民则批评当地政府对该地区治安管理的怠慢；“派出所管什么用？那只是北京人的派出所”。“要想把‘浙江村’治理好，就得设立浙江人自己的法庭，别人管不好也管不了。”面对“城中村”混乱的社会治安，“村民”不依靠地方政府，而是自发组建“联防自卫基金会”、“民间联防队”、巡逻队，或雇用保镖，实行自治化的保卫方式……城市的以警察为主导治安治理方式在“城中村”失灵。
“城中村”的治安紊乱不管是出自村落内部的混乱，还是外部地方政府的管理无效，都表明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曾出现过“失范”现象，传统的乡村文化曾经丧失了对“城中村村民”行为的控制力，而新的城市规范文化又无法迅速被“村民”所接纳，城市社会控制系统无法与“城中村”达到有效地互动，区域性“失范”导致这些区域曾一度成为城市犯罪的高发区。
在浙江村通行的是能人原则。能人的特征包括———拥有财富，拥有帮派关系。
乐清驻京联络处一负责人浙江村缺乏民间协调组织，而通过司法程序调解矛盾的成本又很高。由此，权威人物往往会成为纠纷中的主导因素———周祖豹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他一出事，那个市场（指周祖豹的市场）就算是完了。
这一说法表明：在“浙江村”这个传统的小社会里，个人因素显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以人缘和地缘关系凝结而成的“浙江村”的优势，在于产业主体明晰，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但与此同时，在公共管理跟不上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什么纠纷，个人就很容易成为左右全局的核心要素。
在乐清老板卢毕泽看来，谁要想进入“浙江村”，必须依靠一些特定的“关系”——亲戚或朋友。
卢毕泽一语道破了“浙江村”的秘密：你可以身无分文，但只要你能打进那个网络，并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你就会有机会。
黄邦谦就是由此发迹的一位乐清老板。他与人合伙开了“众人众”批发市场。
据他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浙江村”基本上都是做服装产品的，从1992年开始，很多人开始做市场，集中做产品和面料，到今天，这样的市场已达20多个。
与此同时，很多人开始从北京或直接从老家走向东北、华北和西北。这种流动使得“浙江村”的资源调动范围空前扩大。比如，“浙江村”的布料，就主要来自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那里同样有很多乐清人），而产品则大多销往由乐清人占领的东北服装市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就这样形成。
尽管“浙江村”创造了某种市场奇迹，但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暧昧状态。
据乐清市驻京联络处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地政府对待“浙江村”的态度是“轰赶”，到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放任自流。
“尽管从1992年开始，政府和工商户开始合作，但这种合作只限于出钱盖市场方面，真正的管理还是缺乏的”。
这种暧昧关系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浙江村精英”的凸现。这些精英人物具有权威性和控制力。
一位乐清老板作了这样一番解释：在北京人眼里，我们都是外来人。没什么可依靠，只能依靠老乡。
这一过程生动地说明：精英人物的出现，并非人们的主动选择，而是在与既定结构、体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生存发展策略。
据“浙江村”的老板们称，周祖豹也是这一带屈指可数的人物。在浙江村通行的一个原则就是“能人原则”。而“能人”的特征则包括：拥有财富，拥有某种帮派关系。
“能人”们在获得权威后，为实现其再生产，一方面运用传统规则来调解纠纷、设计自己的形象，整合他身边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则积极进行进一步的规则创新。总之，要构造一个新的“系统”。
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内部矛盾”、协调内部利益分配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以黄邦谦为例，1994年，黄和6个朋友合股做成“众人众”批发市场，之后不久，黄便通过股份合并的方式，把“众人众”收归为自己一人所有，而且“一切都很顺利”。
在黄邦谦看来，要保证这种利益分配不出现大问题，一个首要条件就是老板的个人品质和做事方式。“因为都是朋友，如果你太黑太霸道的话，肯定要惹出一些事情来”。
个人因素是“浙江村”市场化过程中的一根平衡木。
“浙江村”缺乏某种民间协调组织，在现有条件下，通过司法程序来调解矛盾的成本又很高，权威人物就会成为纠纷中的主导因素——周祖豹事件可以说是一个例证。
&亿万富翁大血案
2004年5月19日，稳重法院审理了震动全国的乐清籍亿万富商周祖豹被杀案。
周祖豹，现年50岁，北京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董事长，人称亿万富翁。2003年2月上旬，向来保镖不离身的他一反常态，只身回到乐清市蒲岐镇老家。他要为同时结婚的二儿子、三儿子操办婚事。谁也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
2月11日早上9时许，周祖豹和大儿子周建勇、三儿子周建南，打算到酒店结算结婚酒宴款项。已坐进停在家门口的私家轿车的周祖豹，发现轿车坐垫比较脏，就从车中出来，叫大儿子将坐垫抖一抖。这时，一辆小型面包车迅速靠近周祖豹，车上下来5名带刀的歹徒，挥舞着杀猪刀向他刺来。周建勇见状冲上与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矛头直指周祖豹。当三儿子周建南从屋里为他拿出提包时，周祖豹已身中14刀倒在血泊中。凶手们见状，迅速跳上面包车逃走。周祖豹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当时，周家兄弟虽然没有擒住凶手，但和邻居一起，把遮盖在那辆面包车牌照上的“百年好合”彩纸撕下，发现这车挂的是外地牌号：陕A?P2735。
此前，山西民营企业家李海仓遭枪杀、黄石天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害……面对又一起富豪被杀案，人们将目光迅速投向这一新的社会热点上。
此案更引起官方的高度重视。公安部、浙江省委、温州市委主要领导多次批示，要求迅速破案。由此，省、市、乐清三级公安机关调集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立即投入破案。
周祖豹出生在乐清市蒲岐镇一户渔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小学毕业后，周祖豹随父亲出海捕鱼。上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周祖豹和许多当地农民一起，开始外出闯荡。他先后到过西宁、郑州等地。后来辗转到了北京，从包柜台、租商场卖衣服起步，逐步发展到创建自己的服装专业市场。
周祖豹的生意越做越大，在京城的乐清籍商人中崭露头角。有人说周祖豹的资产已达上亿元。那期间，周祖豹的一些亲朋好友纷纷到北京投靠他，帮助他管理市场。周祖豹大哥的独子周建波（后因故被杀）也放下在郑州的生意来到北京加盟周祖豹的市场。
三级公安机关联合专案组追踪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那辆陕西车牌面包车。2003年2月19日，警方循着车牌号线索，在西安抓获了车主李勃。第二天，犯罪嫌疑人朱智金因吸毒被乐清市公安局刑拘。3月17日，躲在永嘉县黄田镇罗溪一尼姑庵的杨金富收到情妇送来的1万元准备外逃时，被温州市公安局刑侦重案大队刑警抓获。
随着犯罪嫌疑人的相继落网，本案涉嫌幕后“雇凶”杀人者王伟坚、屠金安浮出水面。王伟坚闯荡京城多年，据称为人慷慨大方，结识了一批政要巨贾。面对这个头上光环炫目的犯罪嫌疑人，警方排除重重障碍，将目标紧紧锁定王伟坚。3月25日，讲究派头的王伟坚仍像过去一样坐头等舱飞回老家温州。当晚，他在乐清新世纪大酒店与朋友一起吃饭时被警方抓获。几乎与此同时，屠金安也在杭州市的一家四星级大酒店落入法网。
行凶者是什么人
在数名涉嫌杀人的凶手中，根据温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的排名，居第一位的是杨金富。现年43岁的杨金富也是乐清人，小学文化，无正式职业。他在北京闯荡多年，以残暴和讲“义气”闻名于黑道。
排在第二位的王伟坚，现年40岁，未婚，大专文化，相貌斯文，戴一副时髦眼镜。人称“儒商”，是个资产不低于周祖豹的亿万富豪。王在乐清籍温州京城商人中享有盛誉，因创办著名的大红门“龙湫商贸城”，大红门“众人众面料市场”等数个大型市场而被称为“市场大亨”。
1987年，王伟坚从乐清市虹桥镇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城，其间做过服装，包过柜台，还与香港某公司合资注册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制衣公司,30岁时就拥有了千万资产。后来，他跟另一名杀人嫌疑人屠金安合伙，成立了北京市丰台区龙湫商贸城（批发市场）。王伟坚任董事长，屠金安任总经理。两人搭档后，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2001年，王伟坚的户口获准迁入北京，成为“首位外地私企老板户口入京者”，并一度成为新闻人物。
排在第三位的屠金安也是乐清市虹桥镇人。他14岁便出来做木工，18岁去杭州做皮鞋生意，23岁到北京搞服装。起初是小打小闹，自己做了衣服拿到商场柜台上销售，后来积蓄了一些钱，1991年办起了“北京城南服装批发市场”。屠金安曾为此自豪地说：“在北京的外地个体户中，我是第一个办专业市场的！”
涉案人员还不止这几个人，还有杨金富、余存军、朱智金、林玉薇等。
合伙不成反结仇
1998年3月，王伟坚经屠金安介绍认识了周祖豹。后来，王伟坚和屠金安决定共同出资190万元，与周祖豹等人合伙筹备开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辅料综合市场（该市场后改称为祖豹毛皮辅料综合市场）。工商登记过程时，王伟坚、屠金安和周祖豹在商定法人代表等问题上产生磨擦，后在经营过程中双方矛盾加深。二人便要求退出该市场，退还其投入的190万元资金，但遭周祖豹拒绝，双方睚眦从此结下。
1998年9月，王伟坚、屠金安经人介绍认识了犯罪嫌疑人杨金富。得悉杨金富在北京丰台区打架斗殴有一定的名气后，二人便商议让杨金富帮助讨回在周祖豹处的190万元投资款。随后，王伟坚、屠金安和杨金富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即将其二人在大红门辅料市场的股份转让给杨金富，让杨金富以该市场股东的名义去向周祖豹讨钱。为搞得“干净”，王、屠二人特意另与杨金富签订附加协议，约定讨钱发生的一切后果由杨金富本人负责，如讨钱成功，将支付杨金富钱款57万元。签订协议后，杨金富先后多次持该股份转让书向周祖豹讨钱，均未果。
1999年4月左右，杨金富带领柯良柱、迪蒙（绰号）等人，携带灭火器、铁管子等凶器强行冲进祖豹市场。周祖豹方的保安前来制止时，杨金富方和其发生械斗，械斗中市场保安李红凯头部被打伤，经鉴定为轻伤。杨金富方的柯良柱、迪蒙因逃跑不及被周祖豹方抓获殴打，柯良柱眼睛被打瞎，迪蒙脚被打断。后王伟坚、屠金安获悉杨金富方有人受伤住院后，应杨金富要求，分别出资交杨金富为柯良柱和迪蒙治疗。
1999年11月10日凌晨6时许，杨金富带领犯罪嫌疑人杨国富（杨金富的兄弟）、朱智金、赵坚、吴银富、吴银余、郑祥志、方加千、方阿五、李勃（另案处理）等十多人，携带铁管子、鱼叉、灭火器等凶器，闯入祖豹市场再次“讨债”，试图强行控制该市场，逼周祖豹就范。在驱赶、控制市场在场人员中，该市场副总经理周建波持一支猎枪反抗，这伙人即用鱼叉刺中其心脏，用灭火器击打其头部，致其受伤倒地后逃之夭夭。周建波经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周祖豹接到了法院传票。已“转让”股权的王伟坚和屠金安，将其告到了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要求其返还投资款。周祖豹强忍失侄之痛，聘请律师应诉。2000年9月间，在法院主持下，周分别与王、屠两人自愿达成调解，周返还王、屠两人投资款各85万元。
1999年至2002年在杨金富潜逃期间，王伟坚、屠金安仍积极提供钱款，帮助其继续逃匿。
周建波被杀后，周祖豹多次上告北京市有关部门，要求北京警方查明杨金富杀害周建波一事的幕后主使人，催促警方及时抓捕当时正在潜逃的杨金富。杨金富等人因此更加仇恨周祖豹。
惊天命案终爆发
据屠金安在法庭上交代，杨金富带人将周祖豹侄子打死后就跑了，后来陆陆续续给他打电话，以各种理由要钱，具体每次给多少他不记得了，大概总共给过二十多万。而周祖豹一直在活动，一面通过警方施加压力要求尽快抓获凶手，一面又向社会上放出风去，说是他和王伟坚支持杨金富去杀人的，并扬言不会放过他们。
2002年11月左右，杨金富通过手机联系屠金安，要求由屠金安、王伟坚二人出资50万元，由他组织人员杀掉周祖豹。随后，王伟坚在北京方庄一炸酱面馆交给杨金富现金10万元。杨金富即开始组织人员策划杀人。在西安市购得一汽嘉宝面包车一辆，挂上陕西牌号，并通过电话指使杨家富在乐清虹桥镇购得五把杀猪刀并改装刀柄。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干掉周祖豹。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乐清市蒲岐镇周祖豹的老家下手，是认为周祖豹平时保镖不离左右，回老家肯定不会再带着他们。
2003年1月28日左右，杨金富、朱智金、余存军等雇人开车，将购得的小面包车开回乐清市虹桥镇。另外杨金富还准备了雷管、导火索等爆炸物品。经多次踩点，2003年2月12日，杨金富、余存军等人携带着杀猪刀、灭火器、雷管、导火索等凶器，驱车来到乐清市蒲岐镇北门村周祖豹居住处。
5月19日上午9时20分，温州亿万富翁周祖豹被杀案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的8名被告人共聘请了10位辩护律师出庭辩护，被害人周祖豹的亲属也聘请了两位律师代理诉讼。
关于与周祖豹的恩怨，王伟坚是这样供述的：以前周祖豹和我并没有什么矛盾。1998年我应屠金安之邀，投资周祖豹的“祖豹轻纺织品市场”。有一次周祖豹私下说让我当法人代表，我说我太忙，不当这个法人（代表）。周祖豹也客气了一下，并说自己也不想当。当时，我没注意到周是假客气就推荐屠金安当法人（代表）。周没说话，可能这时他对我有了看法，因为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周对市场是全面控制的，从没考虑让我或屠金安插手……再后来双方的关系每况愈下。说到周祖豹的死，王伟坚认为自己“没罪”，至少没有“直接责任”。
在法庭上，王伟坚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均予以否认，称杨金富最后杀了周祖豹是其个人行为。王伟坚说，在杀人行动之前，屠金安曾经打了个电话给他，对他说，杨金富开价50万元，问王伟坚是否愿意。王在电话中说，干掉周可能会影响自己，这是掉脑袋的事情，没有回答。不过，王最后还是在电话中对屠金安说：“你看着办。”王认为这样的答复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己不想参与进去。
屠金安则辩称，王伟坚是公司的法人代表，50万元只有王同意才行，而且杨金富杀人之前是直接打电话给王的，王是同意的，而不是由他做“中介”。
为屠金安出庭辩护的律师提出：虽然周祖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值得人们同情，但是从整个案件的起因来看，可以说悲剧的发生是周祖豹一手造成的。周祖豹、王伟坚、屠金安都是乐清人，为了挣钱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并且还合伙办起了市场。三人合资，注册登记之时，周祖豹开始说董事长让王伟坚来当，王说不当他就写成了自己。在工商登记填写股东时，也没把真正的股东（王伟坚、屠金安）作为股东，而将自己的儿子等人作为股东。这些事是导致以后矛盾产生的关键所在。
大命案了犹未了
就这起惊天血案本身而言，相关的罪犯嫌疑人已归案，法院也如期开庭。经一审，直接的杀人凶手已昭然若揭。至于谁是杀害周祖豹的幕后指使者或者本案到底有无幕后指使人等关键问题，则等待法院合议庭加以认真分析，深入研究，作出一审判决。
这起惊天大血案对外界、对温州人的震动都是前所未有的。20年来，温州人在北京的创业者有20万人。其中巨商不下三百，主要精英都是些“市场大王”。周祖豹、王伟坚、屠金安当数其中叱咤风云者。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温州人的“商道”便是崇尚“大气度”、“和为贵”，擅长“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他们的成功业绩，正是其独特商道的有力印证。但是，眼前的周、王、屠，几个温州亿万富豪，商界的风云人物，却为一个小小的合作项目互相拆台，反目成仇，血溅商场。许多温州人说，这一血案不能不说是温州商人的一大耻辱。
&我接触的温州官场和商场
笔者作为开发商，曾与北京温州老板们有过接触。笔者参与在南苑乡征地1200多亩，其中马家堡、右安门二村就有大批温州人居住，北京著名的“皮革大院”就在马家堡村。
1999年6月笔者第一次到温州，为宣武区广外红居项目转给一温州商人而去，呆了4天。
九十年代初，北京中央单位派了5名处级、副处级干部到温州市政府机关挂职锻炼五年，每人提半格，处长任温州市副市长，副处长任温州市各局的局长。五年期满，应该回北京原单位当局长副局长了，结果一个人都没回来，全下海在温州当起大老板，可见温州“人人经商，各个赚钱”的商海诱惑力有多大。但是，甚为北京中央单位官员他们官气忒大，很难长期融入当地商海之中。再过五年，五人中有四人灰溜溜地回到北京，在那里混不下去了。剩下一人本身是浙江人，在温州官场混了五年，打好了丰厚基础，积累了上亿资产，自然留在温州了。
我在温州礼节性地拜见过时任温州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杨秀珠，这可是位中国“名人”，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当时只觉得这个女人肚里一点文化水都没有，就认识钱，可在温州却掌握着房地产开发大权。官场上的杨秀珠珠光宝气，一点不逊色外国总统夫人，这样的官员我见的多了。1996年我随建设部代表团到韩国访问，团员中竟然有一位是桂林市副市长，还带着漂亮女秘书，在韩国9天期间，他俩明铺明盖睡一间客房，这就是中国官场，谁不懂，就混不下去。
杨秀珠，1947年出生，只有小学毕业文凭，1961年刚上初一，因为城市压缩人口，回农村务农。文革中是造反派，享誉温州。文革后从政，1990年任温州市规划局局长，直至温州市长助理、温州市副市长。2003年4月20日，当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机场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在美国华尔街竟然有二栋大楼属于她。2004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已追回金额￥4240多万元，冻结￥7000多万元国内的资金或房产。已立案查处的涉案人员中，厅级官员2人，处级以上官员11人，科级官员7人，被调查取证的有100多人，并牵涉相关经济案件12起，其中以原温州市市长陈文宪受贿案与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局局长王天义贪污案尤其引人注目。杨秀珠一案被定为“中国一号”特大贪污受贿案，在中国涉案外逃的高级官员中处显目位置，曾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
在北京我有几位温州老板朋友，有过利益上的接触。有一次，在首都机场高速路上，某温州老板新买的奔驰S320被后面飞驰的美国大吉普剐蹭了。温州老板气坏了，加大油门，把大吉普车挤停在路旁。他和司机下车论理，谁想从美国大吉普跳下四个人醉醺醺地把他俩暴揍一顿，然后开车就跑了。细心的温州老板记下了吉普车车号，但他没报警，而是通过内线从交管局查出肇事车辆属于国安俱乐部。然后，温州老板派几名打手到工体国安俱乐部送肇事照片，扬言国安俱乐部不处理，就火烧国安俱乐部。国安俱乐部哪敢惹这帮“浙江村”的啊，他们吃过亏。温州老板对我说，我不在乎他们赔我一辆新车那一百多万块钱，我就是看不上国安那牛逼劲儿。我说，话别说大啦，国安可是北京人啊。他笑着说，不包括你，不包括你。我这位温州老板朋友原来是温州市某国营建筑公司经理，在北京下海快二十年了，哥仨在北京一人一家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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