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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商学院☎：400-8227;📣📣【导读】最近一段时期，大数据这个词风靡全球，作为云计算、物联网之后信息社会又一次革命性技术的突破，正在将信息社会发展引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大数据为代表的IT技术将催生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的融合，从而促发人类巨大的革命。
&大数据可以使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更快地发展吗？是的，因为我们的生物技术已经能够破解我们的RND，我们能对里面每一个基因，包括里面分子构成核苷酸进行分析，但这需要超大量的数据计算，如果我们有超大量的计算，能把这些遗传基因逐步排列，并且用最新的方法来改造他们，那么人类很多的疑难杂症就可以解决。
大数据兴盛以来，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大数据将来像资源，像、自然资源一样，会成为一个国家十分重要的禀赋，并且对我们的生产生活、行政管理产生非常深远的价值。
第一个是，可以实施精准的营销，不断发现商机，根据典型的案例分析，在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条件下，零售商可以实现利润将近60%的增长，制造商可以降低50%的成本。比如说亚马逊的推荐法非常有名，他们能够根据消费记录，推测每个记录的消费偏好和潜在的需求。
&世界第二大零售商乐购从用户的购买记录中解析了每一个用户的类别，进行品种的推送和精准营销。还有专家根据大数据的网友情绪变化来做股市预测，预测的成功率很高，我看报告，预测率高于87%，但是我想我们没做这件事，因为我们的股市从6000点到2000点，很难预测精准的投向。
第二是经济价值，会催生新产业和促进产业的升级。现在从事数据掌控、数据分析、数据交换的企业正在雨后春笋一般生长，已经衍生出很多的数据设计、数据制造、数据营销的新产品。
几年来，全国大数据技术与服务业的市场增速远远高于IT产业增速，规模从2010年的32亿，估计到亿美元，中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更是令人期待。2012年中国技术与服务市场只有4.5亿，而到2015年达到46亿，2016年可以突破百亿。
第三，大数据还有社会价值，广泛应用和提理效能，大家知道越来越多的政府利用大数据进行医疗健康、食品卫生、道路交通、地质灾害、社会舆情、国防安全等服务，大数据也对行政效能的提高大有裨益。
麦肯锡证明欧洲部门应用大数据以后，行政管理费用降低2,500亿美元。当然现在食品行业的问题，医患矛盾的问题还是很突出，我相信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加强管理，还要充分运用我们的大数据。
第四，在思维价值方面，大数据可以拓展思维形式，可以让科研人员直接从数据中挖掘智慧。我们过去搞数量经济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做每一个科研数据的分析都要建立在概率学的基础上，这个可能性是大概率还是小概率，当概率在5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难下决心的，而大概率要大量的样本数，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现在大数据几乎含着信息数据的全部，所以在这种时候，概率的分析往往就会相形见绌，我们可以直接从大数据中得到最精准的分析，所以图灵奖得主大数据的科学可能是科学继试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种科学。
第五，大数据还有一个被认为是未来新能源一样的战略，就是战略价值，而且要列入国家战略。美欧日都在加快实施大数据战略，特别是美国2012年启动大数据研发计划，是美国又一次重大的科研战略部署。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日本新ICT战略研究计划都将大数据作为研究重点。
凡事皆有利弊，人类因为数据泛滥的难题面临着新的困惑，面临着大数据下全球治理的缺失和标准规则的如何融合统一问题。
我想面对数据的真伪，关键人类自身要有法可依，要有鉴别、加工、集成和运用数据的能力，信息技术泛滥，我们如何来管理，如何去伪存真？
博商观点：在，个性化将颠覆一切传统，成为未来商业发展的终极方向和新驱动力。大数据为个性化商业应用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可持续发展的沃土。电子商务是崭新的模式，也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数据的支撑，电商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崭新的亮点，并将深刻改变人们的消费、流通和生产。现在种种势头表明，电子商务有利推动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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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教学中心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03期
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和特点
【摘要】：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这些高潮期都处于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段,商业的发展对社会转型往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促使商品经济发展走向新阶段。这三个阶段各自具有时代和阶段性的特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商业繁荣与发展的基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是商业发展的客观前提。由于政治地位及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开放程度等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交换媒介形式(即货币的形式)与交通运输水平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商业的发展历经坎坷。
【作者单位】：
【分类号】：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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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中国经济史学家，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等。
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业的主体
农村没有市场，那么农村居民需要东西怎么办？只能通过当时那些自给自足的大家族和豪族庄园在内部解决。后来有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民才能够通过市场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内贸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的主体。这里我们要了解三个问题：（1）这种商业由哪些部分组成？（2）这种商业的主要经营内容是什么？（3）商业交易手段有什么变化？（一）中国传统社会商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第一号人物吴承明先生对中国的商业和贸易有精深的研究。根据他做的归纳，近代以前中国的商业，主要存在于以下几种类型的贸易中：第一，农村集市贸易。大家觉得这是很低级的形式，但是要知道，这个所谓的低级形式的贸易，是把千千万万农民能够卷入市场体系最基本的渠道。没有这种贸易，广大农民和市场就没有关系。农村集市贸易在中国很晚，到唐朝后期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农村没有市场。农村没有市场，那么农村居民需要东西怎么办？只能通过当时那些自给自足的大家族和豪族庄园在内部解决。后来有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民才能够通过市场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农村集市是商业活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在重农抑商的时代也会受限制。到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村集市更被取缔。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先前的集市所在地，民兵到处巡查，看到哪个农村老太太拿着自家鸡下的几个鸡蛋出卖，就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就是没收了）。农村集市是商业的低级形式，但是意义很大。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说：“近代以前，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集市贸易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早，发展也比欧洲充分，是非常重大的历史进步。第二，城市市场贸易。在中国，城市市场出现得比农村集市早得多，至少从周朝时候有了。读过《木兰辞》的人都知道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在一个城市里几个特定的市场区，叫做市，大家在那里买卖东西。什么人在那里买卖东西呢？买者主要是贵族、官僚和住在城里的地主。他们及其家人、仆人的普通生活必需品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为他们在城外（有点甚至在城内，因为许多城市里有大片空地）都有田地为他们生产粮食、蔬菜、肉类，家里有婢女为他们纺织普通布料。但是有一些手工业产品和高级消费品（如珍宝、丝绸以及茶叶等），他们的庄园和仆人生产不出来，要去购买。而出售产品的人，主要是外地来贩卖珍奇产品的商人和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吴承明先生说：“城市市场上，主要不是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是一种以政府和私人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交换，即贵族、官僚、士绅（以及他们的工匠、隶役、士兵、奴仆）用他们的收入来购买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而他们的收入，基本上不外是封建地租的转化形态，即农民的剩余产品。”由于这种买卖主要限于少数贵重消费品，消费者也主要是皇室、贵族和官僚，因此贸易的规模很有限，一个城市只要有几个市场就够了。今天大家都在谈丝绸之路，在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是首都长安（今西安）。唐代长安是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内外三重城墙，周回八十余里，相当于今天西安城的九倍还多。城内人口，据估计在80万到100万，而当时欧洲最大城市人口才有15万。唐代长安不仅人口多，面积大，而且也是全世界到今天为止建设最为规整的城市。这个城市是在一片空地上建好的，建好之后人才搬进去住，因此建得方方正正，道路宽阔笔直，纵横交错，南北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十一条大街，把全城分割成棋盘状，形成108个坊（街区），坊区排列纵横有序。宫殿、官署，都被围在宫城和皇城的高墙之中，各个坊也都有围墙环绕。在108个坊中，只有4个坊是市场区，即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一切商业活动都规定在这两个市场区内进行。这两个市场区面积不大，四周环筑有市墙，俨然是一座城中之城，市四周的每面坊墙上各开两个门，市门有门吏管理，早晚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中午时分，击鼓三百下，市门打开，市里店铺也开了门，大家可以进去做买卖。到了太阳落山前七刻，击`（锣）三百下，大家就得赶快离开，随后关闭市门。由此可见，当时长安城内的商业规模并不很大。到了宋朝，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今天大家看到的城里街上到处有商店，这是宋朝才出现的。北宋都城开封没有承袭唐代长安的格局，很多官署与民宅、商业店铺、手工作坊分散杂处，由此开始了城市世俗化的过程。宫城东墙的东华门外，已成为专作大内生意的市场，其中央大道（御街）两侧也店铺林立，成为繁华的商业街。宋徽宗时，汁京的界身巷，“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水浒传》中有名的大相国寺，本是出家人清修的场所，这时也成为一个大市场，“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大家从《清明上河图》也可以看到，开封城内到处是商店。南宋首都临安（杭州），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称为“珠子市”，其买卖也“动以万数”。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边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货币兑换、清偿机构），有一百多家，门前堆叠称做“看垛钱”的金银和现钱，以准备榷货务算清盐钞引。比起唐朝长安，这种体现出了城市商业的一个伟大进步，用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城市商业革命。第三，区域市场贸易。在中国，城市市场出现很早，农村集市出现较晚，而区域市场出现得更晚。所谓区域市场，指的是是跨越了省界而形成的交易圈。在宋代之前，虽然也有长途贩运，但只是把商品从这个点贩运到那个点而已，除了这两点之外，商路经过的地区与这种贸易没有多少关系。因此在中国，虽然很早就有长途贩运，但并没有形成有辐射力的、稳定的、内部有密切联系的跨区域贸易。到了宋代，出现了区域市场。依照英国汉学家伊懋可的说法，宋代出现了三个区域市场：（1）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2）以太湖南北两岸城市群为中心的南方；（3）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在这三个区域内部的各个地方，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都加强了，所以形成了区域市场。到了明清时期，区域市场有了极大发展。依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到了清朝后期，中国形成了九个跨越省界的经济巨区，即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四川）、云贵、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岭南（广东、广西）。在每个巨区中都存在着一个有密切贸易联系的地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区域市场。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研究结论还是很有意思的。今天的京津冀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区等，还是沿着这个历史形成的区域市场。这里，我还要讲讲全国市场的问题。关于全国市场的观点是我提出来。1999年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史学会年会”，请我在开幕式上做一个基调报告，报告的题目就是“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在这个报告中我提出到了清朝中期，中国主要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很紧密，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国主要经济区的全国市场。这个全国市场以水运系统为脉络。在清代，中国内河航运的总里程增加了好几倍，在1840年前达到了5万公里左右；沿海航运里程也有很大增加，在1840年前已约有1万公里。这个巨大的水运网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在水运里程增加的同时，航运能力也提高了。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中国水域中航行船只总数超过20万艘，总载量达400万－500万吨。在这个全国市场上，有巨量的商品在流动。吴承明先生对长途贸易中的七种主要商品（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的增加情况作了估算，从这个估计可以看到：自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粮食总量从不到1000万石增加到3000万石，而棉布总量则从1500万－2000万匹增加到4500万匹。长途贸易的丝和丝织品的总值从30万两飙升到248万两。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以上述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而依据我的研究，这个比重可能达到30％―40％。因此这个市场是19世纪中期全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二）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经营内容商业经营就是从事商品交易，所以了解商业经营活动就要看看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是什么？有什么变化？在农村集市，买卖的主要是粮食、蔬菜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须品。张三卖了三斗米，李四买了两匹布，就是这样。交易规模小，商品种类有限，买卖双方都是本地人。城市市场上贸易的商品，在宋代以前，主要是奢侈品和一些工艺特殊的手工业产品，交易规模也有限。到了宋代才发生大变化，长途贩运来的商品越来越多，也不限于奢侈品和工艺品了。至于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上贸易的商品，更是以普通民生用品为主，奢侈品和工艺品所占的比重已经不大，而且这种比重还不断下降。在商业贸易的商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宗商品。在古代，交通条件不佳，货物运输的成本很高，使得商品贩运所受的限制很大。古代有“十里不贩樵（柴），百里不贩米”的说法。就是说，超过了一定的距离，运费就要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贩运就不划算了。当然，国家可以运用超经济的手段做事，比方说通过漕运，把长江流域的米运到长安、开封或者北京，供这些城市的官僚、贵族和军队食用。但这是一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国家行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商业没有关系。要进行真正的商业贸易，当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长途贩运要获利，必须有一定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因此必须贩卖大宗商品。中国古代的大宗商品种类并不很多。在汉代，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运只有两种――盐和铁。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盐，没有盐就活不下去。每个人工作都要使用铁器（锄头、镰刀、斧头、铁锤、钢锉、锯子乃至针、剪等），没有铁器就什么也做不了。但是盐和铁的生产受资源分布的限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生产出来的。因此盐铁的生产和贩运，很容易成为一种垄断性行业，有大利可图。所以在汉朝初期，最有钱的商人都从事这两项买卖。著名的大商人东郭咸阳是齐地盐商，孔仅是南阳铁商。大家都知道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而卓文君家族也是在四川经营铁生意的商人，非常有钱。因为盐铁盐铁是最能牟利的大生意，汉武帝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把盐铁贸易收归国有。从此之后，盐铁贸易只有政府才能经营，普通人不能从事。到了唐朝，盐的买卖还受国家管制，但铁已经不是管制产品了。唐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宗商品――茶叶。大家都知道茶是中国传统的国饮。饮茶的习惯是在南朝时才出现。开始时，是和尚们发现喝用茶树的叶子泡水喝，很提神。和尚们每天晚上都要念经和打坐，时间很长，而且劳累一天后很疲乏，因此念经打坐往往昏昏欲睡，但是这对菩萨很不敬。他们发现了喝茶可以提神后，于是兴起了饮茶之风。这种风气逐渐传开，一般人也学会了喝茶。除了提神之外，人们后来发现喝茶还有别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是防病。在古代，除了鼠疫、天花、麻疹等烈性传染病之外，人们健康最大的敌人是肠道传染病，而肠道传染病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喝生水。欧洲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对策是少喝生水多喝酒。欧洲人喝酒的历史比中国长得多，普及程度也比中国大得多。经过几千年的持续喝酒，欧洲人身体可以分泌出一种分解酒精的酶。有了这种酶的帮助，酒精进入身体后比较容易被分解，就不容易醉。所以欧洲人喝酒很厉害。而在亚洲，喝酒没有那么普遍，很多人身体里没有这种酶，所以没有欧洲人能喝酒。喝酒可以避免肠道传染病，但是经常大量喝酒容易得肝硬化，所以酒并不是一种好的饮料。茶就不同了，茶没有这种问题。大家都知道，茶一定要开水泡，所以饮茶使得喝开水普及了起来。水烧开后，水中的病原体都被杀灭，所以就消除了致病的来源。从唐朝开始喝茶之后，中国人的肠道传染病大大减少，死亡率也随之降低了。喝茶还有一个好处，即提神。茶里有咖啡因，喝茶之后会兴奋，这样就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到了17世纪，荷兰人到了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他们发现那里的华人工作很勤勉而本地土著则很懒惰。他们又发现那里的华人都喝茶，因此看到喝茶与勤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也跟着华人喝，并把茶运回荷兰，荷兰人民也很快接受了这种新的饮料，荷兰也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喝茶的欧洲国家。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招了很多荷兰人到英国做工，发现荷兰人工作比英国人更加勤奋，而他们天天喝茶，于是英国人也跟着喝。有人说：到了18、19世纪，全世界最勤奋的四个民族是日本人、中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全是喝茶的。欧洲大陆人主要喝咖啡，咖啡是从土耳其传过去的。但是喝咖啡的人比较懒一些，比如法国、意大利等，至今还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喝茶会上瘾，上瘾之后就必须接着喝。不仅如此，喝茶这个习惯，逐渐从社会上层传到下层，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茶叶就逐渐变成一种大宗商品。唐朝政府发现了这一点，想控制茶的生产和买卖。唐德宗时出台了一个政策，命令把所有私营茶园的茶树都要移到官办茶园里去。但是茶树一移就死掉了，所以政府拿不到钱，老百姓也很愤怒。这个政策只好废除，而采用特许专门制度来控制茶叶贸易。也就是说，政府发放买卖茶叶的许可证（茶引），商人付钱购买到许可证，才可以从事茶叶买卖。由此茶叶变成了一种专卖商品。到了宋代，除了盐、茶之外，粮食也开始成为大宗商品。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宋代水上运输比唐代发达得多。水运的成本比陆运低得多。像粮食这样的商品，如果没有水运，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大宗商品的。不过宋代的粮食贸易还是较短距离的贸易，而且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明清时期，水运大大发展了，形成了覆盖中国大部分重要经济区的水运网。有了这个水运网，主要大宗商品贸易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大宗的商品的主要种类有盐、茶、粮食、布、丝绸、木材、金属等。大宗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这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曾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和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的柏金斯（Dwight Perkins）说：中国在1910年以前（包括18、19世纪），20％―30％的农产品在地方小市场上出售，5％―7％进入长途贸易，1％―2％进入外贸。也就是说，农产品的商品率达到30％―40%，而进入长途贸易（外贸也是长途贸易）的大约为10%。与此相比较，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商品率约为20％―30％。由此可见，清代中国的商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中长途贸易所占的比重也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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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如何管理商业？
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之间的交易和交换可能发生在部落之间，如果没有必要或者收成不好，交易就不再进行。后来部落生活解体了，出现了一家一户的家庭，由于家庭这样的单位很小，不可能生产全部所需要的东西，只能到市场上交换自家所需的东西，大概在那个时候，市场交换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市场交换必定十分简单和分散，交换行为只发生在个人或家庭之间，商人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出现。到了战国时期，一些贵族利用家臣从事商业，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一些贵重的奢饰品，这就是最初市场的萌芽。可见，历史上的“市场”要比“商业”出现的要早。
早期的市场管理由执行“综合管理”的官员负责，传统社会的官员分工不像现在那么细，所以官员所承担的职能较多，比方说战国时代的“监市”，负责环卫、拆迁、防火、抓贼、治安、消防、工商、物价、税务，也就是说，并没有专门的商业和市场管理部门，而是由一些“总管”执行管理各项事务。这些“总管”不仅管理商业和市场，也管理其他方面的事情。而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于商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就出现了专门管理商业的一些机构和官员，这是国家职能部门逐步分化的结果。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的商业管理从行政手段到经济手段再到利用“行会”进行管理的发展过程，国家政治因素逐步退出直接商业管理领域，但国家政权力量始终在控制着商业行为。 一、先秦时期：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商业 由于市场和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规范和控制商业活动，政治因素就参与进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中来，主要表现在设置管理机构，规定交易时间和交易地点，等等。中国早期的“市场”由官方设立，市场上的商业贸易也由专门的时间规定，一般都是规定在白天的特定时间内进行。比如《周礼》中就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三时之市”，也就是说在一天中只能到市场上交易三次：早晨为朝市，主要是让商人之间从事批发交易；中午为大市，城市中的普通消费者可以去市场上购买一些日用品；傍晚为夕市，贩夫贩妇从事交易买卖。 商人进入市场时候，必须亮出一个专门的牌子，这个牌子是主管市场的官员发给商人的，以防止一些不法商人进入市场扰乱秩序，同时也是为了市场交换的公正和公平，商人有了这一道坎，对于那些管理市场的官员来说，便有了一定的权威，这些官员利用自己的权威，在市场上到处巡逻，对那些在市场上打架斗殴、饮酒闹事的人进行管束，对一些偷盗行为进行缉拿，这种严格的规定对商业规模的扩和市场繁荣或许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对于市场维持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也便于官员对市场进行管理。 这说明当时的商业交换是严格限制在一定的秩序内进行的，也说明当时的政权对于商业有着一定的干预。这些干预不见得都是干扰，大多数都是为了规范商业行为，比方说当时的各种商品必须按照分类放在一定的地段内，不许任意摆放，如果摆放的不够整齐，那些管理市场的官员就会出来加以禁止，现在的市场管理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当时商品的价格也要通过评定师评定之后方能出售，不得随意定价，假如出现一些违反评价师规定价格的交换行为，就要受到处罚，对于奢饰品也是要控制的，不能够随便地交换非常奢侈的商品。 对于度量衡之类的工具也是要进行审查的，如果某些商人的度量器具不符合标准，就会被没收，这项工作由一些专门的官员负责，可见当时对商业行为的规范确实是很严格的，当时的官员在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到位。某些商品是严格禁止在市场上买卖的，比如一些祭祀品、体现身份等级的官用品、有伤社会风气的服装、质量不符合格的商品、未成熟的五谷、未长成的禽兽、为成材的木料，等等，这些禁止有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有的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不能一概否定其合理性。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对商业和市场管理的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之一，国家执行管理经济的职能有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对于国家来说，则有利于对全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商业是市场还远没有出离“国家”的范畴，经济只是政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政治的附着物，是为了政治的稳固而设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但是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满足了人们不同程度的生活需要。 二、汉代：由放任管理到政治控制 相比于先秦时期，汉代的商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原因是由于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汉代初期的商业几乎不用缴纳什么税费，连铸造货币的权力也下放到地方，所以给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自由空间，随着人口的增多和日益聚集，城市的商业出现了大发展，当然这也对商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汉代比较大的城市，如长安，洛阳、宛市、成都、临淄、吴市、平阳、邯郸，里面设有专门的商业区，封闭在某些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定时开放和关闭，市场是用围墙围起来的，到了商业交换的时间，有人把门打开，让商人进去交易，市场开启的时候，在围墙的城楼上有一个办事的官员在那里敲鼓数下，表示已经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了，也是告诉人们可以进入市场买东西了。 市场里面有维护市场秩序的官员，他们沿街不停地巡逻，发现不轨行为，就加以制止，这些行为都和先秦时期的管理办法差不多，并且比以前更为规范一些，比如对进入市场的商人进行登记，定期检查度量衡标准，还设定一些标准的度量衡供消费者使用。 汉代对商业管理的一个很著名的手段就是平抑物价，由于汉初实行放开商业的政策，一些大商人便迅速崛起，拥有一些商品的定价权，操纵了市场价格，有些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故意让市场价格暴涨暴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为此，汉代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当市场上某些商品的数量增多时，为了防止商人贱价大量购买，政府便开始对这类商品大量收购，等到价格上升时再卖出去，这样做的结果是防止了商人哄抬物价，也为国家赚得不少利润。 先秦时期政府利用价格评价师评定商品价格，并处罚超过评定价格的商业买卖相比，是行政手段管理商业交易价格，而汉代采取的是经济手段，说明了汉代管理商业手段有了进步，这是汉代初期重视商业的表现之一，也就是说，汉代初期不再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交换，而是采取一些经济手段控制物价等。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逆转，当时为了抗击匈奴，国家需要大量钱财，而国库的钱财并不富足，因为汉初的富民政策导致的藏富于民，使大量财富落到地方大商人和地方豪强手中，匈奴屡屡侵犯中原之时，地方势力并不为国家着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定对商人和商业进行整顿式的管理，接着就采取了一些果断有力的措施，比如把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征收商人的财产税，鼓励告发申报财产不实者，等等。 汉武帝采取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商业政策就是实行盐铁专卖，也就是不再允许商人对这两项重要商品进行买卖，而由国家专卖盐和铁。对于食盐，民间可以生产，但不许私自买卖，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专卖机构，对于违反规定者严加处理和处罚，对于铁也是如此，绝对不许私自经营。汉代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旨在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打击私商，其结果有弊有利，对于国家来说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所以被以后的历代政府所采用的，对于商人和商业来说，则弊大于利。汉武帝之后的商业发展日益凋敝，与其搜括商人的商业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国家政策对商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唐代：由行政手段到经济手段 唐代官员的职能开始分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城市管理模式：京兆尹管民事；左右金吾卫左、右街使管治安；御史台左、右巡负责监察。后来又出现了军巡院和军巡使，负责巡察城市街道，对那些占用交通道路者给予处罚。故传统社会的城市管理由“总管”逐步发展到专门机构的管理（注：唐末五代的军巡院，实际上是由军队管理城市，这由是战乱时期的特定条件决定的。契丹南下过程中，设置了管理城市的行政机构“警巡院”，在辽代出现了录事司和司候官，宋代出现了“厢吏”。）这是唐代城市发展的表现，相应地城市中的商业和市场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对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也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比如长安和洛阳设有“市令”一职，负责对市场的全面管理。 唐代的商业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地点范围内，在中午的时候，有专门人员击鼓二百下表示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了，到了下午这些人员敲锣三百下提示商人和消费者要离开市场了，这种严格规定交易时间的举措与汉代是差不多的，他们对商业的管束都是比较严格的，所谓的汉唐盛的“盛况”主要表现在“文化”及政治方面，而在商业经济方面远不及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 对于度量衡的标准，唐代的管理更加严格，官方用统一的标准检测市场上的度量器具，不符合标准者要处以杖刑；对于别的器物，要求也十分严格，如果不按标准制作，销售者都要受杖刑之苦；对于物价方面，国家有统一的物价标准，不符合标准者，都要治罪。这些措施和举措表明了唐代政治清明和政权力量的强大，所以能够完全把商业经营活动和经营范围及规模控制起来，这种用政治和行政手段管理商业是市场的办法，对商业本身来说不一定完全是好事，而对于国家政权稳定来说，则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另一方面完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行为，则会加大管理的成本，唐中期发了安史之乱，国家力量受到削弱，已经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管理商业了，当时朝廷委任刘晏运用经济手段改革财政体系，比如让商人帮助运输和销售食盐，降低了盐价；政府收购各种商品，贱买贵卖，国家从中获利；国家预测粮价变动情况，及时调节。这些举措减轻了国家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商业经济的成本，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所以被后来朝代效仿。 因此，唐代的安史之乱成为传统中国商业管理手段转变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前，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比较有力，安史之乱破坏了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也减弱了唐朝的政治力量，使朝廷不得不改变管理整个社会的策略，这种转变导致了对商业管理办法的改进，以后的宋代由于政治力量的薄弱，政权力量更是从具体商业管理事务中抽身出来，借用别的力量管理商业经济。 四、唐以后：利用“行会”代管商业 北宋时期的政府对商人交易的时间不再限制，商人除了可以在白天进行交易，夜晚也可以交易，那时的夜市景观已经十分亮丽，各色商品出现于夜晚的灯光之下。政府对商品交易场所也不再限制，临街大小店铺到处都是，比方说开封城里，大小商店繁多，交易活动十分活跃，这说明市场交易场所不再被圈定，政府也不设定固定的市场范围，商业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但这些现象对管理商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一旦不再直接管理商业，商业内部就会出现自组织的管理办法，那就是在同业商人之间组建行会组织，行会组织是为了保证同行的利益，避免恶性竞争，但是行会组织本身则要受到政治的管理和支配，也就是说，政府通过行会这个中间组织间接地管理商业和市场，比方说行会直接替政府收纳商业税，为政府提供一些货物，等等，如此一来，同行业组建的行会不得不与政府走得很近，以便获得政治保护以及排挤其他业外行会。以往的政府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商业，到了宋代，政府连经济手段也不用了，直接委派行会组织代理自己去管理商业。 商业经营出现了自己相对独立的行会组织，一方面可以排除政府的直接干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另一方面对于个体商业小户和外来商户则是不利的，比如外地商人来到一处经营商业，如果不加入一个行会组织则是要受到排挤的，连官府也不同意这类商人存在，除非他们到官府登记并交纳“免行钱”，方被视作合法经营。可见行会既是对商业的保护，也是对商业的限制。明清时期的商人自治组织日益发展，出现了地域性与行业性的行帮、会馆、公所等，商人外出经商往往受到当地商人的排挤和欺诈，外地商人为了自身利益也会建立一些商业组织，比如建立同乡同业的行帮组织。 这些商业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所承担的管理商业的职能也越来越强，分担了政府直接管理商业的负担，有些行会与政府力量结合在一起，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组织和不可忽视的地方力量，但其活动始终受到政府管控，所以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力量，而且，由于商业行会具有排他性、垄断性以及限制竞争等的特点，所以不利于技术进步、自由竞争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行会组织内部的学徒、帮工等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不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可见，任何组织过大之后，都会出现有利有弊的现象。 因而，政府利用行会管理商业在节约管理成本的同时，对商业本身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行会越来越成为阻碍商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到底国家如何有效管理商业，才能使商业活动规范有序地进行而又不至于妨碍商业本身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想，我已经把我的企图讲得很清楚了
　商业为什么可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迈克尔·波特
　　哈佛商学院教授
　　商业并不能从制造社会问题中获利，而是从解决社会问题中获利。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可以让社会问题的解决变得规模化，而前提是企业必须改变对自己的认知，进而改变其他主体对企业的认知，最终改变整个世界。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而且是非常严峻的问题，紧迫的问题，是大问题——营养不良、水资源紧缺、气候变化、森林退化、技能缺乏、不安全感、食物匮乏、医疗紧张、污染等等。但是我认为当今时代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有了更加清醒的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现在存在的问题。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许多障碍呢？我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专家，我的研究领域在商业，帮助企业盈利是我的目标，所以我试图从自己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来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那么，商业在这其中有没有一定作用，如果有，这个作用又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思考一下这些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和解决方法。
　　现在许多人都把商业看作是一个问题，或者至少是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之一。想一想快餐业、制药业和银行业吧，人们没有表现出对商业的尊重。商业不被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其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一个问题。确实，人们的这个看法也是有根据的，不少的事例表明许多企业做得很不好，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那么，人们倾向于由谁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呢？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这类问题是非ZF组织、ZF和慈善机构的责任。的确，在当今时代，我们看到了非ZF组织和社会机构的异军突起，它们通过不断的创新、无限的激情和能力致力于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带来的挑战。我们许多人也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我是一名商学院教授，但截至目前我已经创办了四家非营利性机构。当我对某一社会问题感兴趣并且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的时候，我就会创办这样的非营利性机构，这是商人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即便是我这样的商学院教授也会这样做。
　　我们早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在非ZF组织和ZF方面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有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我们进步不大，并未成功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很严峻，那些我们已经实现的解决方案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还在循序渐进。
　　阻碍我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如果排除掉所有的复杂因素，答案就是我们无法形成规模。我们可以进步，可以有收益、有成果，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可以提供帮助，但是我们没有足够大的规模。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大规模的影响力。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我们没有资源，这一点在现在比以往表现得更加清楚。问题很简单，在当前这样的模式下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解决问题——税款和慈善捐款都不够。我们必须直面现实，资源不足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充满财政问题的世界里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源的问题，那社会的资源又在哪呢？这些资源是如何被创造的呢？现在，我想答案就很清楚了：是商业。所有的财富实际上都是由商业创造的。商业通过满足需求获得利润来创造财富，所有的财富都是这样产生的。获得利润满足人们的需求，就带来了税款、收入和慈善捐款，这些就是解决问题所需的资源。其他的机构利用财富展开工作，但是只有商业才能创造财富，资源绝大多数都来源于此。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发资源？当商业盈利的时候，它就产出了所谓的资源。利润就是售价与成本之间的差额，但是它具有神奇的魔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利润可以使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无限放大。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盈利，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规模从10做到100、100万、1亿，直到10亿，这样的解决方案就可以达到自给自足。这就是商业在盈利后可以做到的。
　　那么，利润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一种思路是将利润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商业应该多贡献一些，应该担起更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走的路，但是，这样的一条路并不能带我们实现目标。
　　我的职业生涯从战略学教授开始，现在仍是一名战略学教授，我为此感到骄傲。但同时，我也越来越多的开始研究社会问题，我曾经研究过医疗、环境、经济发展、扶贫等问题。随着我在这个领域研究的深入，我开始了解到一些对我本人和我的一生都产生深远影响的东西。传统经济学和商业观点都认为，在企业的社会角色和经济角色之间有一个权衡，企业实质上通过制造社会问题来盈利。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污染，在污染与减少污染二者中，企业往往会因为选择前者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减少污染的成本是高昂的，因此企业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样需要很高的成本，所以如果企业不想要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它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些都是从传统观点出发的，许多公司也都受到这样的传统观点的影响，他们拒绝改善环境和工作场所的安全状况，做出许多被公众谴责的事。
　　但随着我对社会问题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增加，再加上一些我试图通过自己或是非营利机构来解决问题的经历，我发现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商业并不能从制造社会问题中获利，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观点。研究得越深入，我们越会发现事实上企业从解决社会问题中获利，那才是真正利润的来源。
　　以污染问题为例。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减少污染会带来利润。这样做会节省成本，使企业更加高效和高产，也不会浪费资源。营造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有助于避免事故发生，对企业更有益，因为安全的工作环境是良好流程的标志，而工作事故会使企业承受巨大的损失。看过这么多事例，我们逐渐明白在社会进步和经济效率之间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博弈。
　　另一个问题是健康问题。我们发现企业应该特别重视员工的健康，因为健康的身体是高效工作的基础。新的深层次的研究都表明商业和社会问题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在短期内，你可以骗自己说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长期来看这绝非事实。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调动商业的力量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呢？假设我们可以做到，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巨大的资源库和组织能力来实现规模化的目标。这一切现在已经开始实现，部分原因是人们一直以来都在提出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看到像陶氏化学这样的组织引领了以创新型新产品取代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革命；这里还有一个吉安灌溉的例子，该公司将滴灌技术推广到成千上万的农民那里，大大减少了对水资源的使用；思科到目前为止培训了四百万IT技术人员，以推动IT技术的传播，促进整个商业的发展。现在，企业有机会影响和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一机会也是最大的商机。
　　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让商业思维来适应创造共享价值这个概念？所谓共享价值是指：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共享价值是资本主义，是一种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因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们最重要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追求产品性能的差异化和市场份额。在共享价值观下，我们可以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赢。通过寻求那些可以激发最大可能性的机会，我们能够真正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规模化。我们可以在许多方面倡导共享价值，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不过，为了使得这一方案顺利进行，我们需要改变企业对自己的认知，而这正在发生。企业以前局限在传统观念中，认为他们不需要担忧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不应由他们负责任。现在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持此观点的企业。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非ZF组织和ZF与企业进行合作，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一些新成立的非ZF组织，在与企业合作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些有很大改变的ZF，同样也寻求与企业共同承担责任，而不是把ZF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主体。此外，ZF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激发他们的竞争。
　　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企业对自己的认知，改变其他主体对企业的认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世界。我知道一定可以，我能看到、感受到这样一天的到来。年轻人，我在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如果我们能打破鸿沟，消除合作带来的不安和紧张感，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目标，并最终找到解决方案。（编译：张子孟）
　　（本文根据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2013年7月在TED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德鲁克的管理智慧》试读：第二章 政府、商业和市民社会：角色、关系和责任
大量证据表明，现在的政府是大而不强，臃肿不堪，优柔寡断，所费甚巨，所成无几……而此时此刻我们正需要一个强大、健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政府。
在一个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政府作为其核心机构存在。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它能够表达大家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愿景，能够协助每一个组织为社会和公民做出最大的贡献，同时又能表达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
换句话说，政府的目的就是治(国)理(政)。
—彼得•德鲁克《断层时代》
很多人将彼得•德鲁克尊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和20世纪卓越的“商业大师”，然而，事实上，就其著作和教学实践而言，其中60%都是聚焦于社会而不是所谓商业。德鲁克重点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而不只是商业企业，他也并不完全着重于组织和组织内的人如何在一个孤立的机构中行事，而是更关注组织和人如何进行跨部门协作。首先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德鲁克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时刻观察社会中由人组成的组织的性质，他所使用的观察方法和科学家用来观察地球上各种生物的性质和生态的方法毫无二致。德鲁克坚定地认为，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需要体现出个人性、制度性和集体责任性—要担负起做事卓有成效的责任、行动符合伦理道德的责任、尊重他人的责任和面向未来的责任。想到人们赋予他的崇高地位是“商业界的爱因斯坦”这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德鲁克竟然会将政府视为社会中三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 公共部门。他期望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而有活力。
• 商业企业。商业必须成为创新的引擎，但是同时也必须视其责任为回报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其股东。
• 慈善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市民社会是一种新的黏合剂，将对社区的参与和责任与有效运转的社会凝聚在一起。
只有当这几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保持平衡，每一个部分又都为不同的目的而努力时，整个社会才能有效运转，才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当然，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显然并非易事，而德鲁克仍然将“有效运转的社会”视为对抗他个人在年轻时代所经历过的暴政和极权主义的唯一可能的保障。他从各个领域中有效、负责任的机构身上看到了希望，因为它们的存在，文明才能延续下去，个人、社区和社会才能发展起来。
本章致力于向读者展示德鲁克的观察和思考，包括政府的角色，公共部门、商业企业和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组织担负的为建立和维持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所担负的责任。本章结尾则对德鲁克的构想和观念如何启发我们应对目前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挑战做出了一些推断。
政府的职责在于掌舵而不是划桨
经济—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选择已经不再是，政府要么完全放任，要么牢牢掌控。
—彼得•德鲁克《断层时代》
这个世纪形成的大政府已然崩溃，不管是在道德上还是在财政上都崩溃了。大政府从未兑现过其诺言。但是，其替代者不能是“小政府”。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面临的任务难以胜数。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这也正是所有发达国家的选民正在大声疾呼的愿望。
—彼得•德鲁克 “真正重塑政府”
德鲁克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观察的对象包括政治、商业、文化、技术、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性。他把管理学当作人文学科，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视野开阔、包容广大、高屋建瓴、融会贯通、深思熟虑。事实上，真正理解德鲁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系统思想家。他尽其一生来寻找各种路径，帮助由组织构成的社会提升其协调性、有效性和目的性。他的许多原创性的洞察和想法都得到了验证，如今已经融汇到我们日常的DNA 中去了。他的很多光辉思想如今已经被视为常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下文列举了一些德鲁克的观察和洞见，这些思想将继续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商业和组织通常是如何运作的。
•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社会中。
• 员工是资产，而不是负债，知识工人需要得到尊重，需要有参与权，而不是被操纵、被控制。
• 管理指的是把事情做对；而领导(力)指的是做对的事情。
• 一个病态社会不可能拥有健康的经济。
• 社会领域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
• 管理者在管理和激励他人之前首先要把自己管理好、激励好。
• 每个企业如果想要维持生存、获得成功，必须不断创新，不断开拓市场。
• 重要的是要“看到可以看到但尚未被看到的趋势”，而且能够基于已经存在的趋势采取行动，创造未来。
• 正如德鲁克的洞察告诉我们的，“预言未来的最佳方法就是创造未来。”
所有这些，加上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原创理论贡献，都表明德鲁克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思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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