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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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
作　　者：贾根良 等
出版时间：
字　　数：257 千字
书　　号：217383
ISBN：978-7-300-21738-3
开　　本：16
包　　装：平
印　　次：1-1
定价：￥49.00
本书是为“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的相关学术活动撰写的专著，是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开山之作。 全书共体系结构安排如下：导论；第一、二、三、四章是对李斯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回顾和讨论；第五章是对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及其在民国时期的传播过程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第六、七章是对新李斯特学派为何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以及新李斯特学派的理论创新的探讨；第八、九、十章试图在新李斯特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对经济史和战后东亚发展经验的再探讨，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第十一、十二章试图通过将新李斯特学派的视角引入到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探讨中国模式未来的变革方向。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首批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思想史、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经济史、中国经济和科技管理等。出版独立著作4部，主编和作为第一作者合著10部，主译学术专著6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6项，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招标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丛书有《演化经济学译丛》（）、《经济思想史研究丛书》（2009-）、《中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丛书》（）、《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2015-）、《新经济思想史与新李斯特学派丛书》（2015-）。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主席，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内多家大学兼职教授等。
第一章 从李斯特经济学到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
第一节 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日“大分流”与李斯特
第二节 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
第三节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
第二章 对李斯特经济学的一些澄清与新的认识
第一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历史的回顾
第二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的一些澄清
第三节 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进一步认识
第四节 简短的总结
第三章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回顾与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
第二节 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
第三节 李斯特生产力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斯特:比较与启示
第一节 作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李斯特经济学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发展与阶级斗争
关系的观点
第三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欠发达问题的
第四节 对经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及其现实
第五章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作用
第一节 清末民初之滥觞:李斯特学说的零星介绍
第二节 马寅初在20世纪20年代的演讲:简化版的
李斯特学说
第三节 关键性的1925年:李斯特经济学被正式引入
第四节 余音不绝:两部著作之后的李斯特学说之
第六章 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
第一节 新李斯特主义比李斯特经济学新在何处?
第二节 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节 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难题与中国面临的
第七章 新李斯特学派需要深入研究的十大经济理论
第一节 以李斯特经济学原理为基础的新理论
第二节 对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修正和突破
第三节 新李斯特学派原创性的理论学说
第八章 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导地位的新李斯特
第一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目的及其绩效
第二节 自由贸易虚假繁荣背后的结构变化
第三节 英国丧失第二次工业革命历史机遇的原因
第四节 英国自由贸易的教训对他国的警示
第九章 构建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尝试
第一节 学派:从战略性贸易政策回溯李斯特
第二节 历史:以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演化为例
第三节 理论:从历史推导出战略性工业化
第四节 政策:针对中国当前工业发展的建议
第十章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
第一节 为什么新李斯特主义需要管理学基础
第二节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
第三节 约翰逊传统与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第四节 阿贝格兰传统与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
第五节 总结和讨论
第十一章 中国模式:（后）李斯特主义还是依附型
第一节 中国模式的李斯特主义说和后李斯特
第二节 历史上的李斯特主义发展模式究竟是
第三节 中国模式的历史性透视
第四节 对李斯特主义说和后李斯特主义说的质疑
第五节 中国模式的性质
第十二章 新李斯特主义革命与大国经济崛起的战略
第一节 大国崛起的秘诀及其历史经验
第二节 中国模式的新李斯特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第三节 中国新李斯特主义经济崛起的战略方针
刘秉麟:《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1925）自序
王开化:《国家经济学》译者原序（1925）
19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o李斯特（）是反对以
亚当o斯密和大卫o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创建者，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是仅次于马克思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最多的德国人的著作，对19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斯特在美国流亡期间曾成为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和该学派保护主义经济理论的整理者，美国著名经济思想家迈克尔o赫德森曾把包括李斯特经济学在内的美国学派与李嘉图的自由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并称作1815年至1914年间发展起来的三种主要的经济学说。李斯特总结了在他之前西方世界兴衰特别是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批判性地继承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现实主义的经济学成就，为当时的落后国家追赶发达的英国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国民
经济学说及其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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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80 联系电话：010-　E-mail：中国为什么需要李斯特而非简单地回到李斯特——兼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
一、引言在经济思想史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Listians)是一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其独特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与以斯密为代表的世界经济学针锋相对的国家经济学体系。这种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强调国家主导的“另类”理论不仅改变了当时,也影响了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是,对今日的大部分读者而言,李斯特及其理论,即使不是陌生的,也是一种仅仅与保护主义和幼稚产业同义的学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为主线的经济思想史中,德奥传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在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教条及其政策主张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李斯特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已经被有意无意地隔离起来(赖纳特)。从维基百科到各种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学术界对李斯特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作为保护主义者的李斯特,而淡化了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一种后发国家追赶理论的重要意义。然而,正如经济思想史专家基思.特赖布(Keith Tribe)指出的那样,李斯特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为一个国家在...&
(本文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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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是一部在经济学说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在生产力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 李斯特的整个经济学说的目的在于反对当时德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保护关税政策。为了论证德国实行保护贸易的必要性,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并以此作为他的理论体系的中心。在经济学说史上,象李斯特那样系统地研究生产力理论的经济学家还是不多见的。由于李斯特受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在他的生产力理论中存在着许多糟粕,但其中也不乏丰富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因此,今天我们认真地研究和科学地评价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这对于我们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经济学是不无裨益的。‘、生产力的重要性和建立生产力理论的必要性 李斯特说:“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
(本文共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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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十九世纪初期,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英法资本主义经济已全面发展.而这时的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地主贵旅掌握着政权,当李斯特走上政治和经济舞台时,面对的是德国民族的分裂,英国资本主义的竟争威胁和德国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他深深地体会到,在德国,要想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赶上先进的英法等国,必须强立强大的国家生产力.于是,李斯特积极从事生产力理论的研究,在批判并发展资产阶级古派学派生产力理论的羞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系统的国民生产力经济学. 首先,他强调生产力在财富增长中起极其重要作用.主张建立独立的生产力理论.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与价值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生产力是产生财富的原因,而交换价值则是财富的本身。他说:“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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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且存在利益差别是分析前提,生产力理论是其核心,包括关税保护等政策主张是手段,而在生产力理论中,精神资本是决定性的。东亚等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赶超实践并丰富了李斯特的理论,同时也暴露出李斯特经济学对国家概念理解的不足,尤其是对国内政治结构的忽视。当代李斯特主义者沿袭了李斯特的国家主导经济和致力于战略性产业的传统,并对传统李斯特主义长期忽视的社会发展问题给予了关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当新自由主义对民族国家的干预能力构成一种“自动的”或“宪政化的”约束的前提下,如何提供更具可行性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是当代李斯特主义者面临的挑战。一、引言基思·特赖布(Keith tribe,1988)这样评价弗雷德里希·李斯特:“19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与幼稚产业以及在既定国际秩序下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的理论紧密相连。”[1]在基思·特赖布看来,在李斯特这两个理论中,后者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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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或者说他的国民生产力理论,是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德国处于经济落后的情况出发,作为关于后进国家如何赶超先进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核心而提出来的。尽管历史的车轮已经推进了一个多世纪。但是,他的这一理论,对当今进行经济赶超,达到经济增长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具有深刻的启迪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由此,本文试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其生产力理论作一陋叙和分析。 一、李斯特作为历史学派的先驱,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的主导息想是研究如何从各国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出发,来维持和改进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使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因此,他首先认为,落后国家必须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来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运用斯密的价值理论来进行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这样会使工业落后的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使本国生产力卜遭到破坏。第二,对本国来讲,重要的是培养使国民生产力增长的各种因素和力童,而不是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社会财富本身。社会财富作为价值的一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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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之一:生产力发展源泉说 生产力这个概念,英国古典经济学早已使用过了。但他们只看到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强调自然条件,无视人的作用;完全撇开社会关系孤立地考察生产力,不理解生产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针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缺点,李斯特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生产力理论。他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①由此出发,李斯特强调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都要为促进和发展生产力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针对古典经济学无视人的作用的错误,突出强调了生产力中人的作用。在李斯特的生产力范畴中,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他不仅认为体力劳动是生产力,而且认为脑力劳动、管理组织都应包括在生产力之内。他提出,从生产力的理论来看,那些养猪的、制药丸的当然是生产者,但是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教师、作曲家、音乐家、医师、法官和行政官也是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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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新李斯特学派视角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初探
新李斯特学派视角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初探
——《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第四、五期专栏主持人语
说明：这是为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和将发表于2016年第3期的《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第四、五期专栏撰写的《主持人语》。过去，杂志让我写学术专栏的《主持人语》，我怕花时间，很不情愿写，这次我主动写了，花了两天时间撰写修改，但该杂志在没有告知作者的情况下最终拒绝发表该主持人语，对作者很不尊重。放在博客上算是对《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最后两期专栏背景和主旨的说明。
主持人：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31日，第七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在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日照校区）召开，会议专门举办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专题讨论会，本刊本期和2016年第3期的两期专栏文章主要选自于其会议论文。为了准备这种纪念活动，2014年5月，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专门举办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按照计划，会后完成的相关论文在2015
年已经分别刊载于《学习与探索》第1期、《教学与研究》第3期和《管理学刊》第2期，前两期专栏已与笔者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本刊发表的这两期专栏文章标志着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学术活动圆满结束，五期专栏共发表12篇论文，在此，笔者对《当代经济研究》和上述三家杂志对我们开办专栏的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期专栏刊载了两篇文章。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这也是理解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因为金融化而陷入长期停滞这种“新常态”的关键。金融化是“去工业化”的核心特征，在历史上，威尼斯、热那亚、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这些制造业曾经发达的城邦或国家都曾因金融化最终走上了衰败的道路，对此学术界已有很多探讨。但在有关金融化对后进国家的危害问题上，学术界却很少有研究。江涌的论文《金融化与工业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就着眼于此，通过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他得出了一个值得中国警醒的结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化必然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而这正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据笔者观察，在金融化导致美欧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国却开始了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危害极大的金融化过程。江涌的论文通过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解读，呼吁持续推进工业化而不是金融化应该成为中国的战略选择。在该文中，他还针对目前在我国流行的“和平保发展”的神话和人们对“发展是硬道理”的误读，运用李斯特著作中的相关历史史实，提出了“和平并不必然保障发展”和“发展也并不必然带来国家富强”的观点，并重申了保护民族工业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性。
本期专栏丁涛的论文是对农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时代，李斯特经济学“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制成品”的国家致富原则已不能完全成立，新李斯特学派提出了“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国家致富新原则，这一原则适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对外经济活动，也是我国前几年强调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和战略目标。丁涛的论文通过对农业全球价值链形成过程的考察，证明了占据农业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对一国农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并揭露了美国“按我所说的去做，不能按我所做的去做”的一贯行为：一方面通过对农业巨头的扶持培育农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另一方面却通过鼓吹世界农业的新自由主义，控制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该文的政策结论必然是“按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是按其所说的去做”。实际上，按照新李斯特学派的理论，中国不仅应该保护农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且还应该通过提高关税对大豆等产业实施全产业价值链保护。
本刊2016年第3期的专栏将刊载三篇论文。笔者的论文《“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阿喀琉斯之踵”》讨论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这种伟大战略构想得以成功的两个互补性的前提条件：保护国内高端价值链并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等金融制度。目前学术界将这一伟大战略构想主要定位于解决我国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化解巨额外汇储备的巨大压力，这是缺乏历史视野和不具备战略眼光的解读。该文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贸易格局，如果外资走进来占据我国价值链高端，而我们却走出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夺其价值链中低端市场，这必将堵死这些国家转型升级的道路，为了使“一带一路”取得成功，我国必须保护并创造价值链高端特别是智能工业化的国内领先市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雁阵模式”带动“一带一路”国家相继起飞。国内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是一国独立自主金融制度的基础，如果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发行仍以美元流入为基础，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就变成了以人民币伪装的美元的国际化，因此，从根本上杜绝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外汇占款发行机制，使用人民币而非外汇储备作为“亚投行”结算货币的基础是“亚投行”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严鹏的论文《国家作用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一个新李斯特主义的解读》通过对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工业化过程的考察，更一般性地探讨了国家对后发工业化的关键作用，重申了新李斯特学派有关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驾驭市场”的基本观点。该文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指出，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下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道路具有国家主导的特征，这种发展道路偏离了工业化的“自然”模式。实际上，历史史实说明，不仅后发工业化国家取得成功需要国家“驾驭市场”，而且，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英国，其工业革命的爆发也是国家主导或者说国家“驾驭市场”的结果，在这方面近期的经济史研究可参看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为何欧洲走向富强而亚洲却没有——年全球经济的岔路口》（商务印书馆2016年将出版）。严鹏认为，后发工业化是由国际竞争引发并在国内具有不同观念的精英之间斗争的结果，当那些具有整体及长远利益观的精英占据上风，并找到适宜的手段高强度地参与国际竞争时，工业化就能够启动并得以维持，这是国家作用于工业化的一般性机制。他的这种观点与笔者此前对中日大分流的部分解释不谋而合。
“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最后一篇文章是杨虎涛教授的《中国为什么需要李斯特而非简单地回到李斯特？》，这是他结合对《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的书评撰写的。他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李斯特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事实，并指出，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距离上，都存在着一个李斯特经济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最新版本，这就是在有关“东亚奇迹”的讨论中兴起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但是，由于李斯特经济学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发展型国家的讨论和反思虽然日益深入，但离李斯特之根却渐行渐远，以至于忽视了对发展型国家成败的根源及其评价标准等重要问题的讨论，因此，发展型国家的讨论必须回到李斯特之根。但简单地回归李斯特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李斯特经济学之所以在历史上始终成为后发国家的富国指南，原因就在于睿智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不断地在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杨虎涛教授看来，《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就是这方面最新的尝试。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视野，杨虎涛教授对于该书“发人深省”的新观点和扎根中国情境的理论进行了点评。
杨虎涛教授高度评价了《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对于突破目前中国经济困局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这正是我们从准备到结束持续近两年之久举办“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各种学术活动的目的所在。李斯特经济学曾是推动德国、美国等历史上后发国家通过抵御英法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崛起的经济学，新李斯特经济学也应该成为中国反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破坏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锐利武器，并成为推动中国崛起的主要经济学说之一，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目的地创建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原因。解决中国急迫的经济问题是我们开办纪念李斯特学说专栏的目的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没有接受有关新李斯特学派哲学基础等高度理论化的选题建议，但这并不说明这种基础研究不重要。由于作者队伍的弱小、知识结构的局限和时间限制等因素，专栏未能对其他经济热点问题如中国经济的通货紧缩、地方政府债务、基础设施建设融资、TPP、智能工业化和国企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无疑限制了我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的视野范围，这反过来说明了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况是何等紧迫！但愿“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活动对此能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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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主持人语）
笔者按：将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期
我国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刘秉麟在1925年曾指出，“经济思想在今日最占势力者”有三：一是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二是李斯特的国家主义，三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开始时的一个世纪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就一直是有关国家发展的相互竞争的三种主要学说。但是，从“冷战”开始，李斯特经济学就逐渐地被边缘化了，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极端。
笔者自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就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自然就很熟悉李斯特的经济学说，深信德国学者萨林的这句话：“任何人想要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著书立说，首先应当师从这位增长理论与发展政治学的伟大前辈。”所以，当笔者在2004年初看到韩裔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新著的书名《踢掉梯子：发展战略的历史性透视》（2002）并读到埃里克·赖纳特的论著时，就意识到复兴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时机快要到来了。因此，就首先通过翻译张夏准介绍自己专著的一篇论文将其思想介绍到国内。2011年初，笔者在和梅俊杰研究员商议主编《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时就把《目光远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列入了出版计划。
转眼到了2014年春，在筹备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内在矛盾的进一步展露，中国经济学界在今后十年左右将有可能对李斯特经济学重新产生兴趣，因此，笔者便与部分与会者商议并决定将李斯特经济学作为会议主题之一专门进行讨论，以推动其先期研究。由于刘秉麟在1925年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而在同年五月，留德学生王开化在德国也翻译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并为之作序，因此，这一年无疑可以作为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性一年加以纪念。出于这种考虑，日，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专门召开了“纪念李斯特经济学2015年传入中国90周年论文开题会暨中国新李斯特学派演化经济学座谈会”，20多位学者就李斯特的经济思想、政策意义以及创立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与一些学术杂志商量，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计划2015年在三家杂志开设《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3期专栏，这是第一期专栏。这些论文最后将与笔者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专著《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并计划在2015年于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日照）召开的第七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上举办“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题讨论会。
在本期专栏中，笔者的文章将依次简要讨论李斯特经济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李斯特经济学与中日大分流、李斯特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呼唤李斯特的归来、对“中国模式说”的“中国例外论”的质疑等问题，最后总结开设本专栏的意义。丁涛博士的论文认为，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实质上是“国家生产力”理论，我国以交换价值的数量为目标的盲目增长破坏了国家生产力的整体发展，新李斯特主义的国家致富新原则对于纠正这种失误具有重大意义。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后，曾对民国时期保护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中国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路线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尚未有人对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研究，这正是严鹏论文的着眼点，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证和深入的分析。本专栏的第二期将讨论中国经济学界为什么要创立新李斯特学派、该学派的主要学说和新李斯特学派的管理学基础等问题，计划刊载于《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刊载第三期“纪念专栏”的杂志目前尚未最后确定，讨论主题将为（新）李斯特主义与“中国模式”的问题。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新李斯特主义或新李斯特学派的概念做一交代。笔者最早见到使用“新李斯特”一词的是迪特·森哈斯于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欧洲经验：发展理论的历史性批判》。李斯特经济学对森哈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于1977年发表论文《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政策：对隔断的呼吁》将李斯特学说导入到当时有关发展问题的辩论之中，引起了德国经济学界对李斯特这一主题“极其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迪特·森哈斯发现，缺乏历史视野是发展研究的一大缺陷，这促使他对复杂多样的欧洲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就是这本以历史案例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后发展”理论专著的出版。但是，迪特·森哈斯并没有提出新李斯特学说，只是重申了李斯特学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20世纪70年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适用性，丰富和发展了李斯特的学说。
2011年底，当笔者构思成熟并开始撰写《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时，忽然想起来需要搜索一下国外是否还有人使用过“新李斯特主义”这种提法，一搜，果然有Neo-Listian
Economics这个提法。本·塞尔温（Ben Selwyn）将张夏准、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图尔·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谢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这些李斯特的当代追随者所提出的经济学说称之为“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但却遗漏了埃里克·赖纳特这位当代李斯特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实际上，本·塞尔温所谓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者”是指经典发展经济学中深受李斯特影响的学者，这些学者反对“华盛顿共识”，仍坚持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传统，但这些学者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霸权和系统整合型全球公司——及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新挑战进行研究。
挪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赖纳特在经济理论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贡献最大，代表着目前世界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最重要的成就是把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到李斯特主题的研究上。笔者曾向赖纳特建议，将其研究成果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熊彼特研究专家安德森将埃里克·赖纳特的理论体系称之为“熊彼特—李斯特发展经济学”。但是，赖纳特也未能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前述重大变化，以至于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中大国内部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缺陷。因此，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新国际分工”之下实现经济追赶和赶超就成为我们创建中国“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
众所周知，在演化经济学中，“新熊彼特学派”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深受李斯特的影响。在过去十多年中，该学派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欠发达国家上，但却进展甚微；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受“新熊彼特学派”很大影响的我国科技政策研究几乎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已经丢失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联系，而在演化经济学其它流派中，欠发达经济问题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主题。因此，笔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学者有必要在演化经济学中创建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新李斯特学派”，使其与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并列为演化经济学的三大主要流派之一。
但是，“新李斯特学派”并不局限在演化经济学之中，创建该学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恢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这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的原因。
张夏准：《踢掉梯子：新自由主义怎样改写了经济政策史》，王晓蓉译，贾根良校，《经济学消息报》，日（第21期）。“踢掉梯子”一词就出自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一书，张夏准的这本专著最后在2007年以《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为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亨德森的这本李斯特传记因版权问题一直无法翻译。目前，梅俊杰研究员正在翻译温德勒教授的新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具有前瞻眼光和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并将收录到其主编的“外国经济战略家丛书”中出版。
讨论的内容请见杨虎涛：《演化经济学新范式与中国问题导向的经济学——第六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侧记》，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2期。
Dieter Senghaas，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New Hampshire: Berg
Publishers Ltd, 1985, P.8, P.3.
该书中文版将于20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改为《欧洲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梅俊杰：《迪特·森哈斯理论与后发展之道探寻》，海派经济学，2014年第3辑。
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贾根良、王中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另见贾根良：《新李斯特学派：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问题的经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日第6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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