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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打钱到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多久能到账？
工商银行打钱到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多久能到账？
工商银行打钱到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多久能到账？网友ZC_给出的答案是:普通到账、次日到账三种转账方式供客户选择。1、“实时到账”从2016年12
工商银行打钱到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多久能到账？网友ZC_给出的答案是:普通到账、次日到账三种转账方式供客户选择。1、“实时到账”从日起：将在受理存款人的转账申请后，将提供实时到账，延时2小时扣款并汇出。3、“次日到账”，即时处理扣款并汇出，银行柜面（仅对个人客户），以及除自助柜员机以外的非柜面渠道，单笔金额不超过5万元。、“普通到账”：普通到账即非实时到账。2：将在受理存款人的转账申请后，将在受理存款人的转账申请后，延时到第二个自然日扣款并汇出。请注意次日到账并不是24小时后到账。4、以上汇款时间均是指银行扣款并发起汇款的时间，如为跨行交易星期五下午六点网银转账什么时候到账网友xyzzd给出的答案是:星期五下午六点网银转账，一般为次日到账。同行转账需要时间：① 同城同行实时到账，一般入账延迟在2小时左右。② 异地同行，下午3:00以前汇款，当日到账；3:00以后，最迟次日到账。③ 私人业务2万元以下不受周六日影响，当天到账；2万元以上如遇周六日，顺延至工作日到账。④ 对公业务，周六日停办；周五下午3:00前办理，当天到账；周五下午3:00后办理，下一工作日到账。跨行转账：① 跨行交易因为要通过双方银行柜台进行业务处理，一般要一至三个工作日才能到账；② 如果是周五晚上转的帐，最早下周一到账，最迟周三到账；③ 周一到周五白天下午三点前转账基本能当天到对方银行，但对方银行是否及时入账决定到账实际时间。邮政邮政跨省转账多久到账网友QmeetM给出的答案是:邮政储蓄异地转账到账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日9：00－17：00，到账时间：① 普通方式24小时到账；② 加急方式实时到账。手续费：转账汇款金额的0.5%，最低2元，最高50元；周末到账略有影响：① 2万以下当天到账；② 2万以上，需工作日到账。对公业务：① 周六、周日停止办理；② 周五三点以前办理正常到账；③ 周五三点以后办理，等下一工作日到账。中国银行网上银行转账需要多久到账，内部转账 不跨行 不跨省网友黄金次元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内部转账不跨行不跨省是及时到账的。　　中国银行网上银行转账分为行内转账和跨行转账：　　一、行内转账：在提交成功之后对方即可收到款项，没有时间差立即到账；　　二、跨行转账：跨行转账分为实时跨行到账和普通跨行转账：　　1、实时转账：在提交成功之后对方即可收到款项，没有时间差立即到账；　　2、普通转账：在提交之后，收款人不会立即收到款项，一般会在2-3个工作日内收到。别人从其他银行拿现金给我建设银行打钱，需要多久到账网友jbp9a给出的答案是:同行转即转即到，跨行不能转，支付宝,转两小时内到账工商的卡给农行卡打钱最快多久能到账？网友快乐人生ddd给出的答案是:网上的话会比较快，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账了。各个银行跨行转账到账时间及手续费如下： ■中国工商银行 手续费用：工商银行提供两种汇款方式，一是灵通卡汇款，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1％，最低汇款手续费为1元，最高为50元。二是牡丹卡汇款，没有汇款的手续费用。 网上银行：每笔最低5元，最高为50元。 到账时间：灵通卡汇款24小时内到账，牡丹卡汇款3～5个工作日到账。 ■中国农业银行 手续费用：分为存款汇款和电子汇款两种，存款汇款最低手续费1元，超过1000元，按0．5％收取费用。由于国内很多地区目前还没开通收费服务，所以还可以暂时享受免手续费的优惠。电子汇款最低手续费1元，超过l00元按1％收费。 网上银行：与柜台式汇款收费相同。 到账时间：即时到账。 ■中国银行 手续费用：该行的汇款手续费是汇款金额的0．1％，最低限额为5元，最高限额为500元。即汇款金额在5000元以内的汇款手续费均为5元，5000元以上按汇款金额的0．1％收取手续费。 到账时间：第二天到账。 ■建设银行 手续费用：最低手续费1元，最高手续费为50元。 网上银行：每笔最低1元，最高不超过30元。 电话银行：每笔最低1元，最高不超过40元。 到账时间：分两种情况，如果汇款的银行是在联网城市，汇款后两小时即可到账；否则，需3～5个工作日才能到账。 ■交通银行 手续费用：同行之间汇款，收取0．05％手续费，最低10元，最高50元；跨行汇款收1％的手续费，最高收取50元。 到账时间：即时到账。 ■招商银行 手续费用：分为两种，一种是快速汇款，最低手续费5元，超过1000元，按0．5％收取费用，适合l万元以内汇款金额。另一种是电子汇款，最低手续费10元，汇款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1％，最高为50元，适合1万元以上汇款金额。 网上银行：每笔收费5元，跨行汇款收费10元。 到账时间：快速汇款即时到账，电子汇款到账时间为2～3个工作日。 ■光大银行 手续费用：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0．5％，最低为2元，最高为20元。 到账时间：即时到账。 ■华夏银行 手续费用：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0．1％ ，最低1元，最高10元。 到账时间：即时到账。 ■邮政储蓄 手续费用：按汇款金额的0．5％收取费用，最高50元。 到账时间：即时到账，除少数偏远非联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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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需要多长时间？网友招行CMB004给出的答案是:2个小时内到达对方总行：00实时到帐。2，跨行1-3个工作日。建行：周一至周五工作日运行，3至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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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期文集的内容1月10日放上网之后，又有所变动，后放进来的《回到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必须结束企业家的特权时代》等几篇文章都很值得一读。胡星斗教授和张新光教授的文章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权力私产化的严重问题。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由腐败和弊脚教育导致的人心不古和整个社会心绪的恶化。社会成员的素质蜕化是比制度落后更可怕的事情。当中国社会走出传统的儒家道德社会之后，迎来的法制文化将可能是更加险恶的灾难。]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左大培：《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新法家传真：《回到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原文明》
殷辂：《到U曲线的另一半为什么不能自发显现？》
陈学振：《多党制基础上的竞争执政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目标选择初探》
施晓渝：《永远都要反极左和极右---兼谈重新整合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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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先生终于说出了“三农”问题背后的真相
康新贵：《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为0.65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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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走向brutopia虚构国？》
张曙光 程涛 李宾：《跨国粮商的阳谋：中国大豆的退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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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wentiejun" &tjnrenet@mx.cei.gov.cn> 收件人： "zdjun" &>,
19:03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WSG office
To: Undisclosed-Recipient:; Sent: Wednesday, January 09,
AMSubject: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维护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左大培
&&& “改革”以来的30年中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有“企业家导向”，现在已经出现了要造成“企业家统治”的舆论，而且已经在大面积地发生“企业家”对人民和社会的掠夺。这样的“企业家导向”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规定，有时它还与现有的法律相抵触；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严重倾向，危害极大。现在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这种“企业家导向”，维护制约“企业家”们的社会力量，以保持和谐社会的力量平衡。
&&&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化、形式化的要求传导渠道（“征求意见”、“听取意见”的途径）中，没有达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这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应当有正式的渠道来“征求”和“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在“征求”和“听取”意见时应有工会代表和农民（合作社）的代表参加。
&&&& 一、目前的问题：中共17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或之后的“征求”意见都只是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只听取了劳资双方中一方的意见。
&&& 据传，前些年国务院召开会议听取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时，往往会请“企业家”们出席，但是从未听说请工人农民的代表出席。
&&& 现在的工商联阶级色彩十分明确，不仅代表“企业家”，而且代表的是掠夺别人资本的企业家。证据：郎顾之争时他们“群情激愤”地要反击郎咸平，与人民大众的情绪正好对立，工商联的主席胡德平竟然说“追究‘原罪’就是反改革”。
&&& 而目前中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十分清楚：实施劳动合同法后的争议表明，企业家们与劳动者的主张是对立的，他们指责劳动合同法是偏向劳动者的。
&&& 只征求企业家的意见是偏听偏信，必然造成对人民利益的损害：有媒体透露企业家们向朱熔基进言要放款对住宅的信贷来“使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2002年之后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并且放宽住宅按揭贷款造成房价暴涨损害人民利益。房地产商的发言权在这方面起过极坏作用：2003年人民银行下发文件控制房地产贷款，触犯了房地产商销售住宅赚钱的利益；不到100天就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将这次对房地产业过热和涨价的控制扼杀在初始阶段。
&&& 这个通知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的名义作指示，表面上说要增加低价房和廉租房供应（提出进一步扩大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还有一些似乎照顾城市贫困居民的措施，但都没有硬性的落实要求，因而最终都成为空话。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却都迎合了房地产商要求：
&&& “坚持市场化取向”，“不断消除影响居民住房消费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完全依靠市场就是放任房地产商掠夺人民；“增加商品住房供应，搞活住房二级市场”，还说各单位“不得对以购公有住房上市交易设置限制条件”，其目的是鼓励倒卖住宅的投机，它最终只是有利于房地产商；要求“鼓励继续规范发展住房信贷”，“要求加大住房公积金归集和贷款发放力度”，（这满足了房地产商的最主要要求：不要限制房地产贷款的发放，否定了人民银行控制房贷的主张，以致新闻媒体说房地产大亨们对这个通知“弹冠相庆”）；“发挥企业在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把房地产大亨们尊为“主体”；
&&& 二、征求工商联的意见可能是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必须改为平等地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因为政治环境已经根本改变：
&&& 改革开放前只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征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意见是无产阶级对盟友阶级的“团结”和“统战”行动；现在共产党在理论上已经“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质上已经自命为“代表全民”，不是一个阶级的代表，要听取意见就应当平等听取各阶层意见；在实践上，资本家大量入党，“党员变成资本家”，共产党也不可能再单纯代表工人利益，甚至很有可能变成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更必须听取别的阶层的意见以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
&&& 恰恰是在经济问题上，政府和执政党都应当听取工人和农民的意见来决策，法国的指导性经济计划下制定经济计划时就如此。
&&& 公众一方面通过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委员会，参与法国国家经济的计划活动。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负责召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代表。委员会的成员有政府各部、主要工业部门、工会联合会、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农业合作组织、国有化工业、各行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前计划委员会主任皮埃尔?马赛曾在1961年对编制第四个计划（年）所做的说明中说：“然而，在决定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前，政府须同……由国家所有主要的各界代表组成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协商。这种作法是经济民主的新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给那些被人们不公正地称为专家官员的人（参与经济计划的政府官员）提供更为广泛联系的机会。计划不仅在通过时，而且在最初的形成阶段也非常需要国家通过它的各种政治机构进行协商”[1]。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只是个咨询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政府听取私人经济集团和社会对政府的计划提案的反应；同时，也在制订国家计划时给这些集团提供影响政府的手段。
&&& 由一些纵向委员会和横向委员会组成的现代化委员会，为几个主要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了更重要的、影响法国国家经济计划制定的途径。这些与前计划总局同时（1946年）成立的现代化委员会，是由企业、工人和政府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目的是为了使私人经济集团参与各项计划的制订。
&&& 三、目前的倾向、也是最大的危险，是把所谓的“企业家”变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这个阶层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
&&& 这些“企业家”先以某种手段变为“大企业”的“大企业家”，然后就以不法手段榨取和盗窃钱财，并设法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委员”，然后就变为凌驾法律之上掠夺人民财产。
&&& “蚁力神”的例子
&&& “上海百事”的陈秋芳
&&&&& 大连“万宝绿”的潘新利
结论：必须结束“企业家”们的特权时代。
&& “企业家”的“才能”和“功绩”都不是特权的理由，正如老干部的“功绩”不是其特权的理由一样。这次的紧缩如果碰上了经济困难，政策导向应当是要“企业家”们承担损失，至少不能让他们向人民大众转嫁损失。这样才能制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
发件人："新法家传真" &> 收件人： 抄送：发送时间： 07:15:07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应化之道，平衡而止――热烈庆祝新法家中文新版及英文版的开通&
回到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原文明
新法家传真
&&&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新法家的全部思想内核，那么这句话就是：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语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圣经"《黄帝四经?道法》。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陆寿筠先生称之为"动态平衡多维整体的世界观，或者简称为动态整体观"。
在中国古典文明中，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医学，在不断变化中追求动态平衡是他们的最高价值观。这种平衡包括人与自然的平衡（月令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社会功勋制和节制资本）等等。
&&& 西方建立在二元对立世界观和野外考察基础上的进化理论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基础。在中国哲学中，矛盾是内在的，社会不因为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个力量消灭另一个力量而"进化"。从黄帝时代起，建立在阴阳相生相克基础上的平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几年前，考古学家在河南省灵宝市传说中的黄帝铸鼎之处进行考古发掘时，根据中国建筑对称平衡的特点，在发掘出了两座大型房屋遗址之后，在对称位置发现了另外两座。&
&&& 我们坚信，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社会生活，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这种价值观都应成为人类生活的指南。如果把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把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掠夺作为一种"进步"的象征，那么西方文明技术发展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今天美国膨胀的消费主义、军国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新法家的全部目的，那么这句话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华道法文明为原型的新世界。
&&& 尽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清史稿》作者之一张尔田在其代表作《史微》中就重申儒家"六经皆史"，恢复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在中华文明中的古典王官学地位，并在《原法》一节中阐明中华道法原文明的实质："盖道家者，君人南面之内术，法家者，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张尔田，《史微》，第3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1月）但超越儒家，中华道法文明恢复本来面目，贡献于世界之路仍阻且长。新法家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关于我们"中以激扬的笔调，将这一过程比喻为人类文明的长征：宇宙洪荒，唯有银行系里米粒般的地球盛开了人类智慧之花。沧海桑田，多少强大的帝国和发达的文明都被掩盖于热带雨林之中或被埋没在大漠黄沙之下，只有中华文明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 古往今来，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建立在纯粹理性而不是宗教神话之上的文明体系，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不仅指导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国人还在这一伟大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特的医学、政治、经济体系――她追求人体内部、社会与自然、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她的医学、政治、经济都按"应化之道、平衡而止"（《黄帝四经?道法》）的原则构建――经济上，她按照自然时序与产出能力进行生产和消费；政治上，她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配置……&
&&&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靠枪炮征服和殖民扩张，而是靠不同种族自由通婚和自由迁徒，靠血与土地的统一发展壮大的族群。她曾经强大过，但她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文明有机体。直到今天，中华文明产生的核心区域陕西仍与中国版图东南西北四方的距离大致相等，那是中化文明自然发展的有力证明！
&&& 如同公元五世纪蛮族的外部入侵使西欧从古罗马的辉煌落入中世纪的黑暗一样。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公元一世纪前后儒家从内部逐步取代了以道家哲学和法家政治为基础的中华原文明，信奉规则，开放进取的中国秦汉大黄金时代结束了，代替它的是处族的持续入侵和文明的长期停滞。&
&&& 如同十四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工业文明一样，二十一世纪东方文明的复兴将使人类回归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发展的轨道――面对工业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野蛮破坏，面对冷战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庞大的武器库，人类必须选择一条非西方的新的文明之路。历史事实证明，中华原文明范式应当是最好、或许也是唯一的选择！
&&& 本网的宗旨是将中华原文明的哲学、政治、经济从人类文明最丰厚的文化矿床中开采出来，献给所有关注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和普通民众――我们幸运自己能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一员，并殷切希望您加入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艰辛，也最激动人心的长征！
&&& 新版新法家目前仍在最后调试中，当她出现在您面前的时候，不仅增加了英文版，还增加了评论功能。其中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美工李振海先生、软件工程师王入松先生、陆寿筠先生、翟玉忠先生、徐光宇先生、华军先生……让海内外所有关注新法家的同志和朋友以此为起点，奔向世界、奔向未来！
发件人："star" &> 收件人： "zdjun" &> 抄送：发送时间： 01:19:18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
永远都要反极左和极右
------兼谈在胡锦涛讲话和十七大精神下重新整合左派
胡锦涛和十七大最近指出；文革十年动乱局面，毛晚年错误，文革经济崩溃局面，批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话我们总体上，原则上是同意的。文革的确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片面强调斗私批修而忽视了对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排，文革时人民生活水平也非常低下，对这些问题我们是没法否认的，谁否认谁就是搞极左。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搞社会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个首要任务是搞不好的，文革的夭折无不与此相关。但是，文革的夭折并不是文革就是一场灾难所能概括的，文革中有旧社会新社会，旧意识新意识，旧制度新制度等的更变，还有国外封锁，侵略和备战防范等情况是现在没法直接对比的。文革有很多毛泽东思想发光的遗产，如没有继续革命就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有了既得利益集团就要搞造反有理，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文革后由于邓小平，江泽民，特别是朱熔基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这一思想遗产，在口号上他们不否定毛泽东，但在政策上完全对着毛泽东干，以偏对偏，从历史上看，中国这社会也老是矫枉过正，于是就有了你专讲公心我就专讲私心，以纵私欲为纲，搞国企工人下岗，国企归厂长私人等等，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制造了官僚，不良文人，奸商的铁三角，对国企工人，农民工，失地的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侵犯人权的掠夺，迫使多少穷人痛不欲生，下岗工人的生活比他们在文革中不如，在自杀或在死亡线上挣扎！邓小平在临死前也反省到了这一点，以致于邓小平在临死时抛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搞的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如果我们搞的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完全是走上了邪路。实际上从邓小平临死这话看出，邓小平已在向全国人民认错道歉了。可是江泽民，特别是朱熔基却不顾邓小平的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的迫害人民。胡锦涛上台干了系列好事来纠江朱的偏，提出了纠正改制中，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中的错误，搞劳动合同法等，要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但毕竟江朱干的坏事太多，积重难返。我们只有耐心的等待和配合胡锦涛纠正我党的错误，收复失去的人心。
&&& 谈改革的重要性是为了健全改革，总结改革，反思改革。讲改革的重要不是为了包容改革中出现的错误。在文革中也有人提过反思文革，但这意见没得到重视而使文革走向极端从而使文革夭折。改革也一样，如没有对改革的反思，改革亦会走向极端，造成社会的动荡，如89年发生的事，现在全国每年近十万起群体事件，巨大的贫富悬殊，最近的无节制的国内外资本导致的通货膨胀等，这都说明我们的改革中的确存在问题，需要反思，我建议我党要适时应组织人民集体讨论，反思改革。我们吸取文革的教训就要想到，不是好心就能办好事，毛主席搞文革难道是有意为难人民？包括邓小平也曾积极参于的大跃进不也是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吗？邓小平不是没犯过铁定的错误的人，难到他最初参于大跃进时不是也认为他在干大好事么？从文革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是想为人民办好事的，但效果的确不好，改革也如此，邓小平搞改革也想造福于民，但却带来了很多负效果，这些我们都要加以总结。目前把改革停下来反思一下是好事。
&& 学习胡锦涛的讲话和十七大，我们要批极左，有个别人混进左派不反原始，野蛮，权贵资本主义而就在哪里搞内斗，这些人百分之百的美化毛泽东，把毛泽东说成的伟大得无边的神，把文革说得是完美无缺，这里面有坏人，想借为文革的全面翻案来打击别人，为自己以前干过的整人害人的坏事涂脂抹粉，对这类坏人要千万警惕，不要让他们坏了左派的名声。这些人混在左派的队伍中也影响左派批原始，野蛮，权贵资本主义的效果，不与他们划清界线，世人会认为左派想回到人人自危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安排好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日子。真正的左派是根据实际学用马列毛以及人类的知识财富，不是机械的考证原始出处与场景，以人为本不是以出处为本。我们的资源在人民，在社会，不在于一两个人。左派的目的是反对走邪路，反对搞成了邓小平所指出的失败和走上了邪路，左派是帮助我们的党修正错误，是维护我们的党。我们也将造福于人民。让我们为真理，为人类而奋斗吧！
&&& 以上发言，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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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殷辂来稿（两篇）&
到U曲线的另一半为什么不能自发显现？
&&&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假设，这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这种理论认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逐渐减轻，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收入差异随着总体经济的增长而逐步下降，收入分配又变得平等。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像一个倒U字，所以被命名为倒U曲线。这一理论传入我国之后，立即被学者用来指导实践，成为有关政策的理论依据。但二十年多的发展表明，这种倒“U”字理论只显示了一半，另一半却一直]有显现出来。人们正焦急地等待这一转折的出现，但它真的会自动出现吗？收入差距真的会在经济的自发作用下自动地缩小？这种抛开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背景的非历史的归纳能否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 倒U曲线的事实依据是所搜集到的少数所谓经济成熟国家收入分配的变化，在这些国家内，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变化大致符合倒U字曲线的描述，但有限的刻意归纳并不能得出一般的结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重复这一过程。如果说这个曲线能自发地发挥作用，那么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也应该有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差距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缩小，反而逐步扩大。这一曲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不到验证，这说明在收入差距问题上并不存在自然而然的由大变小经济过程。从国际背景看，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以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为代价的，将局部矛盾的缓和作为一般性的、可以普及的规律，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所谓经济成熟本身就是与非成熟相对的，没有国家、区域的分化，所谓的经济成熟或工业文明国家就不会存在。也就是说，经济成熟本身就是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是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能够成熟起来。脱离特定的“关系”而孤立地谈论经济成熟，这不仅是看问题的视线问题，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误导性。另外，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不是经济的自然过程，与政策和法律的调控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收入差距的缩小是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的结果，并不是经济自发作用，而是政策干预的结果。如果不分析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政策和社会背景，而将希望寄托在经济的自发作用，这无异于守株待兔。&
&&& 少数人、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的发展，这种政策的意图和出发点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倒U曲线的误导下，贫富分化成了经济走向成熟或所谓“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似乎蛋糕做大或经济成熟之后这种经济制度中内含的分配模式就会自动发生变化。“发展是硬道理”，这种口号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倒U曲线的影响下，建立在贫富分化基础之上的“发展”成了日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收入差距的拉大反倒成了社会和谐的希望。这是为政策寻找理论依据还是对政策的歪曲？“发展”的内涵不发生变化，社会的分化、对立就是其题中之义，遵循这种“发展”方向，其“代价”只会越来越大，不会由于“发展”而消失。如果以积极的态度促进少数人、少数地区的发展，而将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发展的任务交给“市场”，等待其自发调节，那么所谓的先富效应绝对不会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富者更富而穷者更穷。“曲线救国论”者所预想的所谓“先恶化、后改进”不但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是与常识相违背的。&
&&& 倒U曲线在国内一些经济学家那里变成了“曲线救国论”，但这并不能完全怪罪于这个曲线的发明者。库兹涅茨自己就讲过：这篇关于倒U曲线的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也就是说，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学术话题、产生学术影响，这与国内学者为了评职称而强写文章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这样的“学术”戏论在国内学术界却被捧为真理并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现象。种下恶因不可能结出善果，产生社会分化的动力没有消失，政策上没有消除贫富对立的有力措施，而将解决问题的希望交给神秘的曲线，幻想“曲线救国”，这是典型的“拨无因果”。这种自欺欺人的学术恶见现在虽然已经回归到校园，但其对思维的影响却并没有由此而消失。
腐败有没有正功能
&&& 抽大烟成瘾，身体就会产生病态的“生理需求”，如果不加判断而孤立地分析它的功能，抽大烟就会具备提神等“正”功能；一个蛮不讲理的壮汉依靠拳头征服了一个群体，如果从“现状”出发作“事实”判断，这种行为就具备了维持群体秩序的“正”功能。这种所谓的功能分析虽然不会被常人所接受，但在一些思维复杂的学术家那里却非常流行。比如“洪水能促进经济增长”；“引狼入室可以促使羊跑得快一些”；“适度腐败是现代化进程和改革的润滑剂”。这些论断被一些“求真”、“理性”的理论家反复咀嚼，将正常的是非观念搅得越来越模糊。腐败既然有正功能，那么反它干吗?只要遏止它的负功能，发挥它的正功能就可以了，所以“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反得太彻底，正功能也同样被解决掉了。腐败就这样在“科学”研究的旗号下变得“有理”、“有利”起来。
&&& 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身体就会在疾病的刺激下形成新的病态的平衡，如果将这种平衡当作“常态”而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那么疾病就成了病态系统必不可少的环节，对维持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正”功能。如果将病态下的局部亢进看成是“发达”、“强壮”，那么这种所谓的“正”功能也就更加明显。可见，类似于腐败这样的社会疾病之所以具备“正”功能，并不是因为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而是对系统病态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取舍的过程。对病态作“合理化”处理或脱离整体而追求局部或短暂之“利”，才有可能发现腐败所谓的“正”功能。比如，一个不孝子孙在长辈得了眼疾之后不愿意帮他治疗，反而说这种疾病能够刺激人的触觉发达，就是运用了上述的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不孝子孙的逻辑在一旦变成学术语言并从学术家嘴中说出，似乎就有了“科学性”。“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这样的观点比前面所说的不孝子孙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不仅仅是为“不看病”找借口，而是为了实现触觉发达的“改革”目标故意弄坏眼睛。
&&& 为了弄清“腐败功能论”的本质，我们来全面看一下学术家所谓腐败的“正”功能究竟是什么?&
&&& 第一个“正”功能是，腐败可以瓦解旧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从而达到创新、转型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观点来源于享廷顿，他将一定程度的腐败看成是“踏上现代化道路值得欢迎的润滑剂，可以帮助传统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专门为“旧体制”国家或地区定做的理论在国内不但被反复传唱，并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实现“转型”、“改制”的目标，一些人竟然将腐败说成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主张用腐败来“购买”公权，这种对“转型”的偏执与那些不顾一切坚持变性的男人极其相象。使用雌性激素可以使男人“女人化”，一些损坏社会机体的社会激素也可以帮助一个社会迅速具备“现代”形态，但这种“功能”发挥的越好，肌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迷恋于特殊的形态，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没有改变形态，这种“变态”心理不克服，必然会得出违背常识、颠倒是非的结论。
&&& 第二个“正”功能是能够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因为它能打破生产和市场的垄断以获得机会和资源，而参与打破垄断的寻租竞争要支付高额贿赂，企业就必须有效率以保证利润。”(纳森尼尔?里夫)这种可能是在评职称的压力下“憋”出来的“见解”在国内竟然也有相当的市场。按照这种逻辑，穷奢极欲应该最能促进效率，假如没有效率以保证利润，怎能满足放荡纵欲的生活？
&&& 第三个“正”功能是可以缓解社会运行中的冲击。享廷顿认为，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主要方法有暴力和行贿两种，行贿是和平的方式，它与改革一样，可以起到维护政治体系的作用。“贿赂本身可能代替改革；而贿赂加改革也可以代替革命。”只要掌握财富的权贵能用向政治权贵行贿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就不会用金钱去资助推翻政治制度的暴力企图。这种“权贵政治”的逻辑是发现上述“正”功能的基础。腐败为权贵提供了满足其私欲的“和平”手段，但没有条件利用这种手段的民众会怎样？能够满足权贵非法目的、能够“调动官员积极性”，这些所谓的“正”功能都是对着权贵的，与稳定政局有什么关系？稳定了权贵就能稳定政局，这种“权贵”施舍的“稳定”无论怎样符合所谓“帕累托优化”原则，都不可能持久。
&&& 第四个“正”功能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因为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各自的手段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最后可以达成利益的综合。腐败是避免还是造成决策失误？这一点在现实中非常清楚，很多决策失误的背后都有腐败的影子，这在西方国家也非常明显。以腐败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竟能够避免决策的失误，这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相信。
&&& 如果以静态、片面、孤立的方法看问题，任何现象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正”功能。饮鸩的“正”功能是止渴，负功能是结束生命；竭泽而渔的“正”功能是提高产量，负功能是再也没有鱼可打。如果学者沉迷在这样的研究中，怎能不被大众所唾弃？咀嚼腐败的“正”功能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起码也是一种无聊的、自欺欺人的学术游戏，将它用于实践，必然会发挥一个功能，即为腐败辩护。
“寻租”：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西方学术家为“学术”目的而创造的概念、理论一旦被国内学者发现，立即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某些经济学者在西方经济学书籍中读到“寻租”的概念之后，以为找到了一切腐败问题的症结。他们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管制，由于政府管制经济而形成了“租金”，必然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解决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釜底抽薪”，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个时期正是“双规制”施行时期，这为“腐败寻租论”提供了一些依据。然而“双规制”被淘汰之后，腐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但这些经济学家却依旧坚持这种观点，只不过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这个永不过时的说辞成为发现问题的理论武器，任何不正常的现象都能从中得到解释。
　　所谓“租金”是指类似于地租的与一定经济要素相对应的利润。布坎南将它扩展到行政权力，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活动，是人们在特定制度背景中的行为。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即追逐私利是一种天然的法则，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中这种行为能够转化为效率，否则就会造成浪费。拐弯抹角地搞出“寻租”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但在这种制度模式下难道就不存在租金？如果把惟利是图看成是类似于本能的行为，那么只要存在管制和约束，就都存在“租金”，所谓真正的、彻底的市场化模式同样也离不开法律等制度框架，难道这种约束就没有租金？按照上述理论，如果要杜绝“寻租”活动的话，那么根本的办法不是建立特殊的经济模式，而是将一切约束都解决掉。只有到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寻租”所造成的浪费才会消失。由此可见，“寻租”理论并不能证明某种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它能够证明的只是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
　　政治权力所谓的“租金”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其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的异化，在于公共权力不遵循公共原则。“寻租”理论的问题是，它不去分析政治权力变异（产生“租金”）产生的社会原因，而将问题直接归咎于权力。权力成了问题的根源，而使权力发生变异的原因则成了正常的现象。一些学者将“寻租”产生的原因概括为政治干预经济，其实，如果将惟利是图看成是内含于经济中的“正常”的行为，如果存在那种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价值的一般的、真正的“市场经济”，那么问题的本质并不是政治干预经济，而恰恰是经济干预政治。正是因为所谓“经济法则”的扩张，本来不存在租金的领域都具备了“等价”交换的资本，不只是行政权力，医疗、教育、法律、舆论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因为权力的异化和疯狂的“寻租”行为而产生大量的“租金”。如果用政治干预经济来解释腐败，那么怎样解释政治领域之外社会权力的异化？如果将腐败看成是“租金”诱惑的结果，那么怎么解释计划经济时期腐败相对较少的状况? 为什么在无需“彻底市场化”的“样板”国家“寻租”行为不能自动消除?为什么在不断下放权力的过程中腐败现象却不能减少?&
&&&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一些学术家用僵化的模式来衡量一切，这样一来，行政权力是否必要、是否适当的问题并不存在，因时制宜也成了多余，能否适应某种经济或政治模式的“内在要求”成了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只有刻板的、形式化的“最优”，没有具体环境下的“最优”，如果泳衣是“好”的，那么所有场合、所有时间都应该穿戴这种服装，这就是一些学术家的思维定式。在他们那里，腐败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恶因就会自动结出善果，腐败问题就会马上解决。在这种理论看来，防止手生冻疮最好的办法杜绝冻疮生在手上的机会，如果生了冻疮，就应该“釜底抽薪”，砍掉手臂。将所谓的市场领域扩大，政治权力干预经济的几率的确减少了，但由于“内火过旺”，政治权力腐败的绝对数量并不会减少，社会权力的腐败却大量出现。由于社会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产生腐败的原因并没有消失，它即使不产生政治腐败这样的恶果，也不会生出善果，这只是将问题从政治领域向其它领域转移。“将公权谋私利转化成私权谋私利”，这是解决问题还是魔法师的障眼法？改变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然能欺骗人们的眼睛，但问题依旧存在。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实际上是同一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
&&& “租金”的非正常存在是腐败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一问题在“寻租”理论家那里非常模糊。如果说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理论家津津乐道的“设租”该怎样解释？本来不应该存在租金的地方现在被人为地设置了租金，这难道不是腐败的结果？政策的失误或制度的缺陷可以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租金的大量存在却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 在腐败成风的前提下，公共权力异化转化为私人权利，产生大量的“租金”，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并不是“租金”诱惑的结果，而正是它的原因。用“寻租”来解释腐败，虽然可以得出“市场化改革是遏止腐败的基本途径”这样的结论，但恰恰颠倒了因果，实际上是将问题的转移当成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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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基础上的竞争执政制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目标选择初探
山东省人民政府调研室 陈学振
（本文仅严格地界定在政治学范围内，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学术研讨）
一、对我国现存政治体制的探讨
&&& 研究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问题，便要对我国政治现行状况加以分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从解放初期沿袭而来，也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旧政权后，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的，其基本特点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多层次垂直管理，划地域、划行业分别管理。层层级级基本上实行封闭式管理。当初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阶级斗争为纲，即建国初期，镇压被推翻敌人的反抗，巩固政权是头等大事。这一政治体制即是从这样的要求着眼建立的。应当说，中国共产党巩固政权走过的道路证实，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已经由建党之初即开始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即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由于政治主张不同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文化斗争等等，变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即水平更高地实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而，原有的政治体制便越益显露出与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无法适应。
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讲的是政治统治，为此要以有利于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管理和对敌人的镇压为首要出发点。共产党必然要把政权牢牢控制在手中，只许一党独裁，不许多党竞争；要把政治上、思想上的稳定放在重要位置，只许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个声音，不许有不同意见；要把层层级级、方方面面的一切社会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不许别人有支配权；要实行多层次垂直管理，而且是封闭式的，以方便对所辖各地域的控制；要实行部门、单位对所属成员的管理为主，称之为单位、部门所有制；要实行城乡分割管理；要把其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杀荣辱、收入、医疗、住宅等种种利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利于其服从和自己的统治，如此等等。
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中国的农民曾全部是人民公社社员，凭评、记工分吃饭、生存；中国的城市人口除无业者外，曾全是国家单位、国有企业及国家管理的集体企业中的干部职工。凭发给的工资吃饭。这样做实现了政治统治的稳定，但相应带来的是，邓小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所说：人民生活苦到这种程度。这也说明此体制必然带来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效率的低下。
我国实施改革以来，遇到了来自政治体制改革的障碍，而且在涉及到要解决相应政治体制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打的全是败仗，还没有听说在哪几个政治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这既都说明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和最大障碍，源于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说白了是党采取的现行的政治体制，也说明了突破这一体制的艰难性，即这一体制的顽固性，还说明了如不突破这一体制，我们的一切改革努力仍然是要止步不前，最终付之东流、毁于一旦的。
正因如此，我国的政治现状是：至今实行的仍然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且执政没有时限界定、不许竞争。共产党自己声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服务质量如何却从不许社会的主人――人民打分，或叫评判。
应当说全民公决是人民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最真实、最公正、最客观的方法。采取的是多层次垂直封闭长工管理体制，党直接掌握或调控着方方面面，层层级级，一切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利益，直至他们的荣辱生杀予夺，还有等等。这基本可说是我们的现行政治现状。
那么，我们的政治现状文明吗？或说文明程度高吗？显然，不好称之为很文明，或说文明程度高。
二、对我国现存政治体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分析
&&& 我国现存政治体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主要植根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这两部书中，伟人们分别对未来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进程做了预见。我国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前苏联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前东欧各社会主义诸国二战以后，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主要在这二部著作。因而，对此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历史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对于科学地、正确地认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并研究明晰其改革，或说发展建设方向，有其必要。
很显然，马克思所讲的产品生产、消灭商品、货币，实行劳动证书、按劳分配等是错误的，而且，已经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前苏联、前东欧原社会主义诸国，中国、越南、北朝鲜等在革命胜利后，实行的均是这一体制。而实践早已反复证实，产品经济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物质消费需求无法满足，国际竞争失败。
由此，前苏联、前东欧原社会主义诸国均早已解体。我国也于一九八四年正式宣布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继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南、北朝鲜也均已实行市场经济改革或改革试验。应当说，有史以来，地球上出现的全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实验、实践应当说是具有说服力、权威性的。因而，我们只能说至目前的实践来看，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预言是错误的。
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论只能如此。如果问原因何在，应当说，马克思轻看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轻看了利益机制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轻看了几千年来，随生产力发展，逐步自然形成的社会化大规模商品经济内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机制的自然合理性。因而，得到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
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是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在此，还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毕竟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人。他们都没能见到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实践。历史的发展仅按自己的内在规模前进。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他们当年的预言有出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切不要被那些陈旧过时的理论词句、观点所束缚。
&三、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理论依据的再分析
&&& 我国采取现行政治体制，从理论观点分析，依据还有三点：一是，我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我领导着军队。对此应如何看待？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的确有不科学、不完备的地方，比如前面讲到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生产、货币等，均已被实践证实是错误的，也给许多国家的建设、发展造成了历史性的严重损失。实事求是地说，责任主要在后人。但从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具有历史局限性、主观局限性的。更何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号称马克思，而实际反对马克思的人，挂着羊头卖狗肉呢？
但马克思也有他正确的地方，即平民性和公共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践不为个人谋私利，为整个工人阶级，从而全体人民谋利益，早期的共产党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动员、号召、鼓舞、带领了全国人民。
1，党的蜕变
放弃了这一宗旨的，都无一例外地丢掉了政权，并亡了党。那么，中国共产党又会怎么样？我们说，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结局同样不容乐观。理由在于，体制相同，而体制带有内在必然制约性，即规律会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因而结果不可能相异。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中国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的奋斗者，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革命领袖，及众多革命前辈，的确是忠实地实践了全心全意的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和平年代，不畏苦，不怕难，带领和组织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各项事业。可以说，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教育、动员、激励、鼓舞了全中国人民与他们共同奋斗，才赢得了胜利。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及革命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随时可以牺牲自己一的奋斗精神，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实践，也教育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早已有目共睹，铭记在心，载入历史史册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关系到党的性质和生死存亡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党的第三代各级领导人及广大党员中的多数，是根本无法与他们的先辈们划等号的。原因在于，时代不同了，条件变化了。而人是历史的人，现实的人，因而必然要变化，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时光的流逝，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革命者多数已辞世，健在者也已基本都退出了工作岗位。而后继者们基本或说绝大多数均没经过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等的锻炼考验。
2，实行物质利益原则的后果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并坚持实行了物质利益原则。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承认物质利益，对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行，短时间行，长时期不行。这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不尊重物质利益规律，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的严重缺陷而讲的，必然是正确的。物质利益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谱遍规律。二十多年来，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普遍规律的被重视、尊重、实行，的确前所未有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发展积极性，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前所未有地巨大变化。
但是，由此以来，不仅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社会行业、每个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党的每个成员、党的各级领导的物质利益问题，也自然随之成为实际问题。从党的各级领导来说，有职务问题、接待规格问题等等，无一不是，或不牵扯到物质利益。从党的每一个普通成员来说，必须以一个普遍社会成员的身份在社会上谋生。这种物质利益要求，显然与过去战争年代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实行配给制和产品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我国政治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我国利益导向核心座标体系错位等情况下，党的用人机制明显滞后，弊端丛生，且至今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我国利益导向核心座标体系错位等情况下，党内，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队伍已经开始变的明显不纯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明显不纯了。
对此，我国党内的腐败势力已基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齐鲁晚报》今年五或六月份，转载了文章摘要。可见，腐败程度是逐渐加重的趋势。因而宣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就想取得永无时限、垄断的执政资格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
对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指出人民群众的选择“不是―劳永逸的”。在此应当说：人民群众不仅要看你说的如何，更要看你做的如何，即听其言，更观其行；既看你的昨天，更看你的今天和今后；既看你是否真为人民服务，还要看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如何？
比如说，如果你仅仅有拉平车的本领、修皮鞋的技能，人民群众是不能把驾驶波音七四七飞机驾驶权交给你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是天大的事情！换句话说，关系到国家、民族，从而也关系到每一位国民和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幸福。无论是一个国家权力的交付执掌，还是其国家权力机器中某一部位权力的交付执掌，都不允许，更不要说交付给为非作歹者。
国家权力交付给为非作歹者究竟能做出什么？人民群众早就有目共睹了。还用再提，跑出去的那数千贪官污吏，卷走的那数百亿的人民财产吗？恐怕这也是很不完全或说保守的数字吧。仅福建省一个外逃者卷走了多少呢？且不说至今没有卷到国外，且尚没浮出水面的，恐怕也不会没有吧。
3，马克思的普选制被抛到九霄云外
再是，既然声明为人民服务，究竟是否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如何？当然不能自己说了就算数，当然要有评判者，评判者当然是中国的人民群众。最真实、最客观、最具权威，又最简便易行的方法，自然是全民公决，或说叫普选制。
对此，马克思在总结当年巴黎公社会历史经验时时确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10）列宁则在归纳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11）
&&& 恩格斯则明确指出：“州政府任命县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省（省或区域）、县和市镇通过由普选权选举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12）
这一切难道不难说明些问题，给我们一些明确的答案吗？在此，还要说几句似乎是题外的话。在一个至今尚不敢提及普选制的国家，却热衷于四处搞在一个个封闭的单位中进行领导或明或暗授意下的民意测验，岂不耐人寻味吗？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又指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毛泽东的以上论断必然是真理。中国的全体公民既有权力选择执政者，也有权力决定他们的执政时限，还有权力评判自己选择的执政者的执政质量，并有特殊情况下对他们的随时更换权。只要我们承认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则以上是毫无疑问的。
4，军队是独裁的保障吗？
其三，在于，我有军队，或说党掌握着军队。这一理由看似非常有力量，但同样站不住脚。原因同样在于：原苏联红军同样具有十分坚强的战斗力。在第二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曾经在消灭世界东西方法西斯的战斗中，发挥了坚强的战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至苏联解体，苏联红军一直保持着基本上可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国可抗衡的现代战斗力，包括核战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仅核武器就有二千六、七百余枚。他同样也是在苏联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那么，他为什么没有有效地保卫好苏联共产党，使其不垮台。原因在于党腐败了，军队是不会保护他的。人民的军队是不会接受腐败了的党的绝对领导的，相对领导也不会接受。
前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党灭国亡，原因也在于此。既然说到军队，还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武装起来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是战无不胜的队伍。因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人民军队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一灵魂，才能指引人民军队形成一整套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战法，由小到大，不断发展，以革命的武装打败了貌似强大的武装的反革命，完成了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特殊历史使命。因此，应当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同样是人民军队活的灵魂，而且是人民军队唯一的灵魂。党指挥枪是建军原则。讲的是党与军队的关系，也可称之为党对军队规定的政治纪律。纪律与灵魂并不是一回事。
四、应该形成的结论
&&& 至此，可以看到，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确是有明显或说较大弊端的，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不具备，现行理论基础也无法成立，因而，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必须进行大幅度地改革，的确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目标选择问题。形成的认识是：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全体。人民有制订修改宪法的权力。人民有决定国家政治体制的权力。人民有权决定执政集团或政党产生的途径和方法，有权选择他们，有权决定其执政时限，有权监督、评判其执政情况，有权随时撤换他们（执政集团或政党）。而且，唯有人民才有以上权力。同时，全民公决是人民表达自己意志的最主要途径，公决结果具有该国最高法律效力。由此，必然产生的是：多党制基础上的竞争执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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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能把土皇帝“关进笼子”吗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胡星斗
&&& 近一两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著名的公权私用案件，如重庆“彭水诗案”，彭水县教委科员秦中飞发短信《沁园春?彭水》，被认为诽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而被拘；山西“稷山诽谤案”， 稷山县三名公务员因举报县委书记而获刑[附件五]；陕西“志丹诽谤案”，志丹县两人因编发“辱骂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的手机短信，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诽谤罪的名义逮捕，转发此短信的4名科级干部，则被免职和纪律处分[附件四]；山东“高唐诽谤案”，高唐县三人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县委书记的帖子，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侮辱”、“诽谤”县委书记；
&&& 最近，又有陕西“绥德事件”[附件一]，陕西绥德县职中校长为了让助学金在年前下发到学生手中，去找县长签字。而县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心急的校长追着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岂料此举引来麻烦，校长被当地教育局责令停职，向县长道歉，公安部门以妨害公务为由将其拘留7天。
&&& 日，因为一篇报道涉及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西丰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对《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西丰县公安局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记者进行拘传[附件二]。
&&& 2007年，是我最悲观的一年。没有被揭露曝光的土皇帝为非作歹的事件肯定不计其数。胡锦涛能否管得住县里的土皇帝？中国能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解决土皇帝集党委行政人大、公安检察法院大权于一身的现象？如何对土皇帝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机关中出现的人身依附现象？如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如何实现公检法相制约、司法独立以及纪委、监察、审计、反贪的自主运作？如何建立现代新闻制度、公民监督制度，何时制定《新闻法》、《举报人保护法》、《阳光财产法》？
&&& 我了解了太多的黑幕：上级调查组只听土皇帝的汇报；上级宣传部门拿了钱就帮助土皇帝封锁新闻；地方公安凭着土皇帝的话就可以随便抓人；得罪了土皇帝就以经济理由或者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集会等理由拘捕、判刑；以及劳教、信访、腐败、特权、黑社会……。
&&& 没有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这些问题永远是无解之局。现代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成果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不朽的文化经典，而是把政府“关进了笼子”。只有约束官权，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官员，把土皇帝“关进笼子”，才能建成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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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权力的私产化
----官场内生腐败论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 张新光
&&&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官场积弊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制度腐败，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的一条铁律。这种“强龙斗不过地头蛇”的尾大不掉问题，经常造成“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社会政治动荡局面，使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和治乱循环堪称世界之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整党”、“整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基本上清除了绵延数千年的地方宗法制政治庇荫关系网。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转轨，原来的“全能主义”中央威权政治式微，全民动员性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淡出，一些地方政权中逐渐衍生出具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家族化、帮派化、圈子化的个人政治庇荫关系网结构，从而出现了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系统性、联动性的地方政权退化、弱化、甚至异化的现象。
&&&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官场腐败窝案”正在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最终将形成一个能左右当地政治生态环境变化、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腐败了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国内一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式的地方政权苏丹化”，即“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权力运作的无规则化，统治方式的非意识形态化和以私人政治庇荫网络为基础的朋党组织结构”[1]。正像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严厉批评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后的情况，“在这个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机构中，掌握实权的人全部是他的亲信，拉希多夫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安插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这样，整个地方政权系统中都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做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2]（p167）。
&&& 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对于这种在新中国地方政权中衍生的“权贵阶层”也早有警觉。譬如在日召开的一次中共高级领导人吹风会上，刘少奇同志就提醒全党同志注意：“党外有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时是好的，当了权以后是不是会腐化变质呢?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我们的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组织已经变质了，中央的什么口号来了，他们应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党，可是几个书记勾结起来，停滞、腐化、堕落。这不是变质? ”[3] (P726)
&&& 到了1982年4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再次警告全党，提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4]（p402-403）。
&&& 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再过几天，就要进入21世纪了，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揭露的有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有的地方和部门中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发现。还有，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和‘三讲’教育，就发现有重大问题。……搞腐败的人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果我们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甚至粉饰太平，掩盖问题，那就很难发现问题”[5]。在2007年10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6]。总的说来，如何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产生权力腐败现象的特点及其规律，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现实政治课题。
&&& 所谓“官场内生腐败”的现象，主要是指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或部门利用现行体制下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政策弊端，基于共同的特殊利益需求，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自下而上建立起一种反法制基础上的自我封闭运行的“隐蔽秩序”，将自己控制的地盘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促使大多数地方党政官员不得不遵从“适者生存，不适者遭逆淘汰”的潜规则行事，随机应变地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极力迎合和维护地方党政“一把手”无限膨胀的个人政治权威，结成了一种具有封建专制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关系网结构。因此，凡是进入“小圈子”的官员都可以从体制内获得源源不断的最大利益，而那些抵制和违抗“一把手”带头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等违法行为的硬汉子却付出了身败名裂的高昂代价，这种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最终将导致国家正式的“显性规则”的法律效力和制度化水平大大降低，甚至摧垮和动摇中共在地方政权中的政治影响力和执政地位。
&&&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方各级党政“一把手”权力腐败的问题异常突出，具有明显的群体性和集团性的腐败特征。比如在近几年，中纪委牵头查处的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卖官受贿窝案”，共牵扯领导干部74人，其中厅级干部11人，相关部门和县市“一把手”30多人。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慕马腐败案”，涉案金额高达2亿多元，共牵扯领导干部122人，其中副省级干部1人，厅级干部4人，局级干部18人。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的“三级连环腐败案”，共牵涉领导干部260多人，其中省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30余人。其中，仅仅是绥化市就被牵涉进去了50多位党政“一把手”，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受贿案”。而以阜阳市为代表的安徽省皖北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大地震”，共有18位县委书记纷纷落马，还顺藤摸瓜挖出了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原副省长王怀忠和阜阳市前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等一大批高官，以至让当地老百姓感到了“阜阳没有共产党”的无奈。
&&& 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长雷渊利、原市委组织部长刘清江、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郴州官场腐败窝案”，共有158位大小官员被拉下水。最近查处的“上海社保基金腐败大案”，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就连像陈良宇这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人也被牵涉其中……等等。总的看，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中所发生的权力腐败大案、串案、窝案，就其性质而言几乎都是“拔出萝卜带把泥”的内生拓展型官场腐败。而现在有些大案子之所以处理不下去，根子就在于“背后有人顶住”。
&&& 二是具有明显不同的地域性特征。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对近期查处的各类权力腐败案件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权力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具有外向型和资本积累型的权力腐败问题严重；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是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权力腐败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严重”[7]。
&&& 三是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政权中出现的官员权力腐败的手法不断翻新，腐败形式的变化复杂多样，并且逐步由“公开”转为“私下”、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特别是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利用自己所掌管的体制内的“合法性政治资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相互牵连，以至把原先制度化、程序化的地方党政组织结构变成了“施恩者”与“效忠者”之间的私人政治庇荫网关系。这种建立在互利性基础上的上下贯通、左右逢源的非实体性、非紧密组织结构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完全取代正式的国家政治组织而成为主导性的权力结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个由恩主、受保护人、地方黑社会势力和国家司法系统结合起来的多重保护伞为基础的政治蛛网结构，还具有自我复制与不断扩展的特性，它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延伸，最终形成了一个“低参与――高腐败发生率――强权威控制――低政治参与――高腐败发生率”的恶性循环。
&&& 四是具有极强的抵抗外部的干预性。因为在一些地方政权的政治庇荫网外围，还分布着许多以若干权力为中心的“蜂窝状”社会关系网结构，其主要的联结方式是通过举办“宗族聚会”、“同乡聚会”、“同学聚会”、“同事聚会”、“战友聚会”、“回城知青聚会”等活动，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都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等。这种基于集团利益的“地方官场腐败链”，将使上级党组织考察、群众民主评议、党委常委会决议等等一系列看似关卡重重的干部任免程序流于形式，最终将导致整个地方的社会政治风气变得污浊不堪，而让“好人难做，恶人当道”。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直言上书国务院总理朱F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后，他之所以受到排挤而不得不选择辞职远走他乡，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就是由于监利县原县委书记杨道洲多年在当地培植起了一支地方恶势力――所谓“八大金刚”[8]。
&&& 由此可见，我国在社会转型期形成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网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在关系网的中心，有地方土皇帝式的人物；在其上面，他有足够的财力资源去贿赂上司以获得庇护，使其上司成为他的‘恩主’，而他本人则成为‘被保护人’；在其下面，又有一批为其私人效忠的朋党供他使唤，这时他就成了他与朋党这一关系网的‘恩主’；在其左侧，又有从属于他的公检法司系统，作为其所作所为的保驾护航者；在他的右侧，则有地方黑社会势力为其呼风唤雨。这样，他就会在这一地区达到‘战无不胜’的地步，由此完成了地方政权向‘类苏丹化’的最后蜕变”[9]。
&&& 总之，“官场内生腐败”是附着在党和国家政治肌体上的一块毒瘤，是一种违法性扩张和内生型拓展的地方权力腐败，具有极大的政治内蚀力和社会破坏力。据了解，目前我国少数地方提拔一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大约需要花费行政成本1000万元左右，提拔一名科局级领导干部大约需要花费行政成本100万元左右，提拔一名乡镇基层领导干部大约需要花费行政成本10万元左右，因而被圈内人士戏称为“千百十人才工程”。可见，这种由一群人互相扎堆、互相抱团、互相结伙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网结构，实际上已经蜕化成了一种“地方性和局部性的和平演变”。正像美国政治评论员对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垮台所作出的评价，“一个政权，一种已经确立了的制度，极少是被革命运动所推翻的；它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的虚弱和腐败而倒塌的，革命运动随之在这片废墟上兴起，接管了已经成为真实的权力”[10] (P122) 。
参考文献：
[1]萧功秦.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荫网政治[J].社会科学，2004，(12)：24～29.
[2]【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推进党风廉正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N].人民日报，（1）.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1）.
[7]孙志勇.当前腐败新特点[J].t望周刊，2003，（34）：8～9.
[8]徐楠，李思德.湖北省监利县两任落马书记的滑铁卢[N].南方周末，（3）.
[9]庄礼伟.亚洲的病痛：裙带资本主义研究[N]，南洋商报（马来西亚），（2）.
[10]伍天冀，杜红卫.政治的智慧：中外政治格言集萃[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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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持经济学家张维迎、茅于轼的主张
农村问题专家 李昌平
　　张维迎、茅于轼是两位经济学家，并且是大家。二位都觉得大学的学费不高，一再呼吁提高大学学费。据二位经济学家说，只有这样做才可以解决穷人读不起书的问题。自从二位经济学家给大学出了高收费的招之后，网络上批评二位经济学家的声音几乎快要将网络撑破了。
　　我开始也没有明白过来，觉得张茅二位经济学家不严谨，后来仔细阅读二位经济学家的“理论”，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感觉这二位经济学家的招太好了！
　　张茅二位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很巧妙的，即：普遍提高大学学费――增加学校收入总量――再从学校总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奖励给穷学生。说白了，这就相当于政府多收人头税，再通过转移支付“以工补农”。再说白一点，就是“劫富济贫”。这办法比“以农补工”――“劫贫济富”的政策好多了。
　　我觉得张茅二位经济学家这招很实用，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譬如：电费涨价，再从国有企业拿钱补贴穷人；电话费涨价，再从电信公司拿钱补贴穷人；住房涨价，再从房地产公司拿钱补贴穷人；水费涨价，再从水务公司拿钱补贴穷人；大米、食用油涨价，再从粮油公司拿钱补贴穷人；猪肉涨价，再从宰场拿钱补贴穷人……
　　这个招还可以举一反三，譬如：多征车船税，转移支付给没车的人；多征房屋税，转移支付给没有房住的人；重征奢侈品税，转移支付给不奢侈的人……
　　这个招甚至还可以这样用，譬如：学校高价出售一些文凭、职称，再转移支付给穷学生；默许一些单位多一些乱收费，再通过纪委、审计没收后转移接济穷单位；组织部高价卖一些官职，再将钱转移接济基层党组织；执政党多培养些大腐败分子，再将腐败分子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没收其不义之财接济穷人……
　　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住，按照张茅二位教授的理论，关键是住房的价格太低，只有房价涨涨涨涨涨，再找开发商拿些钱设立“穷人住房补助基金”，这样穷人没房住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这年头，是网络虚拟时代，经济学家在网上招人骂是常有的事，谁叫你是经济学家呢？张茅二位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在意网络这种虚拟民意。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要敢于说自己的学问，让别人在网络上愤怒去吧！
发件人："zhangxinguang" &zhangxinguang@mail2.xytc.edu.cn> 收件人： "zdjun" &> 抄送：发送时间： 09:21:0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20世纪90年代：国家放任农村，中央放任地方》（河南张新光稿件）&
20世纪90年代：国家放任农村，中央放任地方
――李昌平先生终于说出了“三农”问题背后的真相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 张新光
&&& 李昌平先生曾经在湖北省监利县担任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2000年3月，他在担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最后一站，直接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F基同志，说出了一句大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位敢于在谎言和沉默的政治环境中斗胆讲真话的“农民代言人”，随即被国内外各大新闻媒体吵得沸沸扬扬，一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
&&& 然而直到今天，李昌平先生终于道出了隐藏在“三农”问题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性根源――“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是错误的‏”（祥见《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这句话虽然让人听起来感到过激和刺耳，但却是一句大实话――“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国家对农民和农民工的政策是错误的，党的农业和农村基本政策是错误的，几乎包括了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乡村企业的强制性改制运动等等诸多方面”。&
&&& 不过，我作为与李昌平先生有过相同经历的河南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对他的心思是最清楚不过了，他现在只是讲出了“上半句大实话”――即把“三农”问题仅仅归因于中央高层决策的失误，而把他最想表达、又不敢和盘拖出的“全部真相”埋藏在心底。
&&& 为此，我在这里有必要把李昌平先生想说的话作一补充：“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在经济上，国家放任农业、农村和农民；在政治上，中央放任地方政府及其官僚群体，由此造成了亿万农民群众在经济上的贫苦和政治权利方面的缺失。同时又使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出现了退化、甚至异化的现象，最终形成了一个能左右地方政治生态环境变化、且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权力实体’和‘既得利益集团’。
这样就在省与地（市）之间、地（市）与县（市、区）之间，县（市、区）与所辖乡镇之间的上下级官员内部衍生出一种具有封建社会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荫制关系，以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多次重演的‘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的政治悲剧”。
&&& 试想，倘若李昌平先生当初能够把他在农村基层工作17年的经历“细说一番”，恐怕对中共十六大以后制定的“农村综合改革路线图”就会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力。当然，在当今中国地方政治势力逐步向群体化、集团化、规模化、半公开化大面积扩散的趋势发展的大环境下，又有谁敢冒着“被人暗杀”的生命危险去做这种傻事呢？
&&& 最后，但愿已经大红大紫的李昌平先生能够尽快地创作出《监利官场众生相》新作，也许我会步您的后尘写出一部《大别山区一个红色地方政权是如何垮掉的？》。
&&& .凌晨于信阳?谭山包
发件人：&> 收件人： "zdjun" &> 抄送：发送时间： 10:38:15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如何衡量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
中国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为0.65比1
----如何衡量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文明进步
广东平正信诚律师事务所
&&& 摘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劳动者阶层而言，什么主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真正实现政治、经济上公平与正义的权利。人民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那就是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能否真正的实现，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从经济上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公平与正义？那就要看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什么主义都只是一个外壳，重要是在于内容是否真正体现了当代应有的公平与正义，才能算是与世界同步的文明社会。
&&& 关键词：公平正义 政治权利 收入分配
&&& 毫无疑问，公平、正义是人类理想的最高价值目标，这是古今中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一切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的共同追求。如何才能实现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不惜流血牺牲，为之作出不懈的努力。
&&& 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自秦始皇至慈禧，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不断的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过程。每一朝代的末期，当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求生不能时，便会在“均贫富”的召唤下揭竿而起。而这种“均贫富”的理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起义的最终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新的开国皇帝自然懂得人民为什么会起义，在采用强权压制的同时，也会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能够生存下去。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人民进入了一个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连奴隶也不能做时，便会再一次揭竿而起。
&&&& 历史进入到现代，人们终于意识到这种封建制度的可恶，在孙中山等一大批人的努力下，中国走向“共和”。然而中山先生的“共和”也没有实际解决中国的公平问题。随着马列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被引进到中国。毛泽东豪迈的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依然被贫困所困扰，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最终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然而中国的现状公平吗？当新的《劳动合同法》在日实行时，深圳华为集团公司的几千名职工便全部提前“自愿”辞职，重新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其背后的猫腻只不过是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在该企业连续工作十年，就会成为该企业的长期无期限职工，也即连续工作了十年，就有了一个固定的“铁饭碗”，华为的资本家们便不满意了，于是乎几千名职工便会全部“自愿”的辞职。这是否公平？愚以为不需要回答，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无言的可怕。
&&&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公平正义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各种理论家粉墨登场，各种理论纷涌而至，弄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民大众头昏脑胀，在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已沦落为弱势群体。而《宪法》上赫然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人民如何才能真正享受公平正义下的幸福？人民不需要懂那么多理论，既弄不懂也不需要懂，也不可能懂！大家都是理论家，谁来做工？谁来务农？人民大众只要看实际结果就可以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人民如何实现政治上的公平与正义？那就是自己的选举与被选举权能否真正的实现，以及是否能够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当今中国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①每个阶层都力图使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必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强势集团总是利用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影响、干预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向着有利于本阶级的利益，于是乎，弱势群体的利益就这样被“合法”的剥夺了。所以说，政治上公平正义的体现就是看各阶级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否自由、有效的在政治舞台上表达本阶级的愿望。
&&& 资本家阶级要成立“商会”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一件极其容易的事，而农民有什么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浙江台州温岭市的农民要成立“温岭农会”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本世纪初至今，不仅未获批准，甚至是没有进入审查、批准的程序，有关部门对他们的申请置之不理，既不“批准”也不“不批准”，使他们无法进入“合法”的程序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批准”、“不批准”都是政府的权利，政府有权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但不予理睬，是万般没有道理的。资本家阶级和农民的政治权利，真是天壤之别。
从经济上人民如何实现自己的公平与正义？那就要看国民收入的第一、第二次分配比例是否公平。如果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