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新忧虑：越有钱，越寂寞，越没安全感！
安全感，在当下的中国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奢侈品，没钱人因为缺钱没安全感，有钱人因为有钱没安全感。近来大举涌进拍卖市场的企业家们或许就是那批寻求安全感的有钱人代表，安全感永远都是他们最缺乏的，不论是移民潮，还是投资艺术品潮流，其实都是追逐安全感之下的产物。
全球七成以上拥有亿万资产的高净值人群都热衷于收藏，国内顶级富豪们也都是艺术收藏的狂热爱好者。金钱结出的果实，总是格外引人瞩目，尤其是金钱和艺术结合之时。金融危机之后，大批的企业家进入收藏领域，温州财团、民企老板、金融大鳄、房地产商人，一再地成为各种拍卖会的“高端玩家”。短短几年之间，就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拍卖神话。
有需求就有市场，亿元书画时代，富豪和企业家们对于艺术品的需求究竟又来自何处呢?
富豪们的财富焦虑
中国开放30多年间迅速暴富的亿元富豪、十亿富豪，乃至百亿千亿富豪数量在急速增长，对于他们来说，财富增长的同时，更多和“原罪”相关的命题也在发酵，更重要的是，企业家们尽管获得了财富，但也有随时都会失去的风险，许许多多不正当和看似正当的理由，都能让他们的财富消失，重回起点。
黄宾虹 1955年作 南高峰小景 立轴
所以，安全感永远都是企业家们最缺乏的，不论是移民潮，还是投资艺术品潮流，其实都是追逐安全感之下的产物，它们的背后，映射的都是企业家的财富焦虑。
有人说：拍场富人游戏=隐藏财产
有人提出，大多数富豪购买艺术品的第一目的，并非因为艺术本身，而是为了抵御市场的风险，包括通胀在内的许许多多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些 内地的富豪们，往往不显山露水，在艺术品拍卖的世界，他们常常隐忍不发，但每发一次，却大多都能中的。而且，从最开始的个人行为，已经逐渐发展成规模化的资本运作。
拍卖会上“富人游戏”的秘密，正在于悄无声息的隐藏财产。一幅一亿的书画，不论是放在个人的收藏室里，还是放在企业的博物馆里， 都从流动资产变成了固定资产，年年都会折旧，现行的税法并无艺术品的规定，更多时候，计算在“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工具”中，折旧年限5年，五年后，1亿的资产“合法”消失不见。
NO！隐藏财产说法太片面
艺术品资产化是国家战略，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撑。对于企业来说，资金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投资艺术品收藏是一种企业多渠道投资的思维模式。从近20年国内投资市场来看，艺术品珍稀真品的回报率要远高于股票、房产以及贵金属等，因此，企业家会将一部分资金用来做艺术品投资，分担通胀风险和投资风险。
艺术品的价值在中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从过去比较单纯的喜欢、欣赏型已经转变为财富管理，兼顾了增值保值、资产质押，金融工具、企业宣传等功能。艺术品是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消费的终极。人民币贬值、遗产税方案、银行账户管理收紧等因素叠加而来，艺术品成为了避风港。当市场出现更多的刘益谦、王健林、王中军时，这种趋势就是向上的。
国外已经有大量的企业介入艺术品的收藏，中国的艺术品收藏，由企业家的个人行为变成企业行为，这是艺术市场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产业、文化资产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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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商人”历代都有，但“企业家”却是一个崭新的阶层。长期被边缘化的企业家如何崛起？他们要如何与中国社会达成和解？本书中，吴晓波系统的介绍了隐藏在企业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并努力探求企业家与中国社会的平衡。这是吴晓波最近一直在研究的话题，也是他下一本新书的主题，“这里谈的是我的心里话。”吴晓波说。
目录（共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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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我们的确没干坏事 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
冯仑：我们的确没干坏事 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
董事长冯仑(资料图)
　　我认为，在最近五六年，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民营企业仍然是一个偏房的位置，这是让我们经常感觉到的一种角色。就像杜月笙过去说的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夜壶，别人内急的时候用我们一下，用完了嫌骚就踢到床底下。多少年都是这样循环环。这种情况，也是导致现在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冯仑一向被称作地产界的“思想家”。五年前，他写了一本《野蛮生长》，他将中国民营企业“原罪”里“带血的野蛮”写得骨感而锐气。因为他憋屈、纠结、挣扎，他写出了民营企业家这么多年的矛盾与痛苦。冯仑在序言中说，这是一个“色”与“戒”的问题，是一个欲望与规制的问题。
　　今年他写《理想丰满》，风格没有变，依然是“冯言冯语”。冯仑说：“如果说五年前我叙述民营企业的”野蛮生长“时，主要是检视民营企业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制度变迁中，所承受的从原罪到死亡的一系列痛苦经历，和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逃生之路，那这本《理想丰满》的重点，则是观察民营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体制和社会生态。”
　　如今，民营企业家冯仑已进入“知天命”的年岁。他依然进取，乐于表达。应该说“从野蛮到理想”的冯仑在保留尖锐的基础上变得有点“丰满”了。在接受《法治周末》的这次访谈中，冯仑从内到外，更开阔地谈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谈自己从“野蛮”到“理想”之路上的修为和内省。如今，冯仑显然完成了“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蝶变。
　　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死的干净
　　《法治周末》：从字面看，你的《野蛮生长》有一种求生存的意味，而《理想丰满》又有求发展的意味。对你而言，在这两个阶段，各自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解决方式上你又是怎样区别对待的？
　　冯仑：在我做企业的20年里，头十年碰到最多的，是我自己内在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怎么样由原来的公务员角色、学者角色、文化人角色转化为一个野蛮人、一个商人、一个江湖中人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说一个民营企业青春期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自我问题，很少是社会问题，因为还没进入社会。
　　《理想丰满》是《野蛮生长》的继续，实际上是一以贯之———都是围绕着民营企业发展做的一些思考。我现在关注的是，比如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产权制度、外部的法治环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包括文化传统问题。
　　我专门在书里边讲到了台湾，实际上是希望以台湾来跟内地的现实做一个观照。我说台湾是“党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落脚点是“人民幸福”。所以，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讲人民幸福的时候讲了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产权制度带来的一种人性安定和长期预期。另外就是由一种信仰带来的价值观稳定，会导致人对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提高，包括自省能力增加等。这些方面对民营企业持续的发展，其实是至关重要。
　　《法治周末》：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你在《理想丰满中》关注的角度和我们所处的现实有直接关系？
　　冯仑：比如说，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富人移民。这些富人为什么要移民？我记得在五年前的时候，是所有海外人都要往国内走，大量的留学生带着理想回来创业致富。但这段时间倒过来了。这显然说明，第一，财富创造没有安全感；第二，没有公平感。
　　美国这十年、二十年死掉了很多曾经伟大的公司，比如说快两百年的雷曼公司，但是，现在跟没发生一样。关键是，又生出很多像扎克伯格创办的Facebook这样的企业。有企业死亡，也有企业在不断产生，所以这个社会就有活力。为什么？它市场效率高。
　　所谓市场效率实际上表现在，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最后死的干净。开始做一个公司很容易，但是生长很困难，因为竞争激烈。最后你要死，也会死得很干净，因为市场上有一整套处理尸体的、遗体的工具。比如说处理不良资产，最后还有像秃鹫一样的律师、会计师，在骨头缝里找腐肉吃。
　　雷曼倒台一个礼拜以后，我刚好在纽约。一个律师在电梯里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今天很开心，因为吃到一块肉。我说怎么回事儿？他说因为他要肢解雷曼，拿到五千万美元的一个律师合同。他们的原则是，只要你垮我就吃你。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市场，效率非常高。
　　《法治周末》：因此，你很关心市场效率。
　　冯仑：民营企业要持续增长，最大的问题是面临我们的体制环境是不是有利于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就是做到我讲的三句话，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死的干净。提高交易的速度，降低交易的成本，这是一个市场效率的标志。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事，审批需要二十道环节，那么交易速度自然就慢了，交易成本自然就高了。除了台面上的事，底下还有灰色的，所以交易成本就增加了。如果都是这样，那么市场经济没法发展。
　　最近五六年，市场由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然后破坏市场秩序，降低市场效率，对创新、创业不能够很好地定价。这样一系列问题，我在《理想丰满》里，都直接、间接地做了讨论。按照之前的那个比喻，《理想丰满》是在讨论民营企业18岁到25岁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我一生中一大半时间在研究跟体制博弈，天天就在这上面焦虑
　　《法治周末》：你很关注公平问题，对于公平和财富的分配机制，你是怎样思考的？
　　冯仑：我觉得，最重要是怎么消除心理上的收入差距和相对被剥夺感，那么就要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体系和制度，要在制度上很好地保障福利，包括公益慈善。还有就是要对公权力加以约束，然后才能够谈到私权利，逐步进入一个公平的对话。
　　现在，为什么温州的私营企业主会跑路？国企为什么不跑？因为国企可以赖账，打个报告就行。民企没法赖账，就只能跑。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这些公平问题，只是谈抽象的什么收入差距显然不够。而货币性的收入差距永远都存在。
　　另外，就是讲到价值观对于抑制社会不公平心理的帮助。我刚去了台湾，台湾四大宗教道场，大概把台湾一半人的精神世界挂住了。一旦有了信仰，有了敬畏，就有了一种自律和自省，然后就有了平衡。我们内地现在很多人都不自省，就剩下“他省”。“他省”就有怨恨，就有暴力，就折腾。
　　《法治周末》：你刚才说到的主要是民企与国企之间的不公平，对于社会个体之间的不公平，你怎么看？
　　冯仑：公平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时间。中国一百年来，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在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制度可以稳定下来。一代人当中出现了收入差距，结果就永远不平衡。时间会让一个秩序稳定下来。所谓不公平、收入差距问题有很多都是要靠时间解决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过去的一个家庭，父亲第一代创业，然后有了富二代，1949年以后成了贫一代。然后他的孩子又创业，又变成了富一代，他的小孩又变成了富二代。然后如果这个小孩运气差，如果社会再折腾，他又变成贫一代。所以，差不多一百年时间里，每一个人都过了两辈子———富和穷都是零。所以，每一代人都不满意。
　　《法治周末》：显然，你也觉得不平衡。
　　冯仑：所以，你要给一个正面的肯定。现在大家都变成了怨妇心态，我不认为是老百姓出了问题。如果我手下的员工，天天都在抱怨，那么我的问题就大了，一定是这样。
　　我们民营企业，怎么样也应该给一个正面的激励，对吧？我们至少是从“野蛮生长”以来，一直是努力向善、认真守法，不断提升自己的。如果说，我们民营企业得不到一个很正面的肯定，那么中国这30年的故事就完全是错的。
　　所以，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谈了很多对外面世界的看法。我这些看法，除了民营企业和创业者的角度，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批评的，像在一些地方，把邓小平讲的先富起来这些都否定，然后就是强调所谓抽象的均贫富。对此，我仍然采取跟《野蛮生长》一样的方式，就是讲故事，让故事来告诉大家。这些故事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已经在华人社会出现。我认为，它的说服力会比简单讲道理还要大。
　　《法治周末》：你对台湾的制度有非常深的体认。但是你是在内地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在你看来，在台湾的制度上从商，和你现在自己的从商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冯仑：我认为两边的营商环境不同，台湾基本上做的更多是商业性博弈。内地的民营企业很多时间去做体制性的博弈，会耽误很多工夫。我就想，我一生中一大半时间在研究跟体制博弈，天天就在这上面焦灼。所以，最大的分别就是我要一心二用，我还要能够超过别人，内地的企业特别不容易，就是因为这样。
　　过去一百年，民营企业活不过十几二十几年，大部分原因都是体制摩擦死掉了，而不是商业竞争死掉的。
民营企业的要求非常之低，就是好人最可怜的要求
　　《法治周末》：前几天社科院刚发布的一个关于企业责任的蓝皮书。我也注意到你前几年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来履行企业责任的？
　　冯仑：我觉得，我们履行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怎样对和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来负起责任。比如说我们不克扣员工工资，严格地按照劳动法，按政府的标准执行。除此之外，我们额外关心、照顾员工。
　　另外，我们怎么样来规范治理、诚信透明，然后给股东一个好的回报。还有环境责任。我们公司有绿色战略，住宅是绿色，三星、二星的标准，非住宅是LEED标准。
　　在公益这一块，我们有公益基金，通过公益捐款。每年，我们把盈利部分的0.5%到1%固定捐给公益基金，然后由公益基金回馈社会。我个人参与了六个公益组织的发起，也在花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在履行社会责任的维度上，我们已经下了大工夫。而且，在公司整体的价值观和文化上，我们坚持守正出奇。用这样的方式，使公司所有经营规范。
　　《法治周末》：先“独善其身”，再“兼济天下”？
　　冯仑：举例说，这十年，我们就没有陷入需要遮掩的事情，因为没有。所以，我们跟很多民营企业不一样，我们一直坚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大家感觉上都觉得民营企业有问题，但我们的确没有。因为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这样做，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从头一个十年能够幸存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我爹是李刚”，也不是因为我运气好，而是因为我们的确没干坏事。
　　在中国这么复杂的转型社会里，这种现象只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我们真的是好人，吃了很多亏。比如说，你踩我脚我不吱声，这样就没是非；我要揪着你就会扯，肯定永远就没有安生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爹太牛，一直有人罩着，谁也不敢动我。显然，这种结果不存在，因为我爹没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认为，我们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是认真去做的，也得到了回报，最后能够平安无事非，不能乞求再多了。其实，民营企业的要求非常之低，就是好人最可怜的要求———我作为一个良家妇女，最低要求就是没是非，还相对健康，有口饭吃。我已经不要求人家说我长得漂亮，也不要求说我生个儿子，一生下来就比别人家的孩子跑得快。
　　通过内省的工夫，来使自己和外部世界找到一个尺度
　　《法治周末》：那么，在性格和个人的修身方面，你的“成长”到“丰满”又是怎样的经历？
　　冯仑：我的性格有很乐观的一面，我是永远把丧事当喜事办的。另一方面，如果说得透彻一点，我对人性、人生有很好的把握。所以就特别能够有韧性，特别知道在时间里怎么来把握、处理掉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怎么把一个人的角色扮演好。这些一开始只是在理性上做，当然也跟年龄有关。
　　比如说，我们创业的六个人当时冲突比较大，那个时候我的性格还不像今天这么从容。我当时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拿出来给大家看。这就是历史，我们总得比陈胜、吴广，比太平天国做得好。我们不能内乱，一内乱什么都做不好了。然后把鲁迅的文章《韧的战斗》给大家看。然后，大家说我们不能这样，总得想个招，然后我们就去研究别的方法，最后得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我觉得一个人要做到通态、通透，历史感非常重要。有了历史感，你才知道自己在角色的扮演是怎么样的，你不会过。如果妄自尊大，你就过了。你不知道在历史的过程当中，你的角色就是一个小角色。再有一个就是要不断自我反省、检讨。通过内省的工夫，来使自己和外部世界找到一个尺度。
　　我跟周边各个方面的角色都很清醒，而且我更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学习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一件事情。那我多看一下别人的优点，我也没有损失什么。而且我得到了更多，还没有付钱。
　　如果我不学习，那么万通也不会进步。学习这件事情特别好，见贤思齐。我二十年来跟着王石学万科，我没死，而且也没给万科分过红。所以，我始终把社会上的一些好的方面学好，这符合中国传统。你是水，就要低，然后你才能够随山形、地势来适应自己，最后活下来。然后，把有利的东西集中起来，你才能成为一个潭，成为一个湖，成为一个更大的蓄积能量的地方。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包容，你才能够汇集到别人。一个人就会让自己舒服，别人也舒服。
　　《法治周末》：我看过网上有人对你的三通(境界的通透脱俗、做事通权达变，做人通情达理)很推崇。这些感悟，是来自于你各个人生阶段的经验积累，还是“先知之，后行之”？
　　冯仑：这是从生活的磨炼中悟到的，也是你不得不做的一些选择。从我个性上来说，也有一些个人的特点，可能在处理问题上会产生一些差异。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历史，也喜欢哲学。我喜欢这些东西都很简单，因为我的视野很大，心很大。因为心很大，所以有很多事就觉得就这么着吧。因为我喜欢历史，在我心目中处理任何事，参照非常多。所以没有太多事能让我生气，我自己会有处理事情的方法，这是知识结构的影响。
　　再有一个就是，“50后”有很多社会理想，所以他就对自己的要求会不一样。比如说做生意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妥协，能跟别人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说我在钱、权面前还有一个更大的追求和想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追求理想，顺便赚钱。在这个过程中，导致处理很多问题，跟别人就不一样。简单说，就是你在金钱上吃得起亏。很多人都吃不起亏，就败了。我顺便赚钱，能够养活自己，我就很满意了。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成为首富。而且我认为赚钱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交易，所以没有理由说每次都要弄到不能妥协才行。
　　《法治周末》：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士大夫阶层向来轻视他们。在现代社会中，你怎么看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冯仑：我觉得商人的社会地位，今天比过去有所提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我认为，在最近五六年，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民营企业仍然是一个偏房的位置，这是让我们经常感觉到的一种角色。就像杜月笙过去说的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夜壶，别人内急的时候用我们一下，用完了嫌骚就踢到床底下。多少年都是这样循环。这种情况，也是导致现在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我老开玩笑，在一个旧社会的封建大家庭里，偏房、丫环、小姐都很多，长得都很貌美。偏房负责陪老爷娱乐、生孩子，出去充场面，但是家里的钥匙不归你管。对于这个角色，我认为，难的不是我们，难的是制定规则的人。
　　在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希望能够看到，未来的社会可以朝着更加理性、有序、法治和平权的方向走。所谓平权，就是所有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在政治、法律地位上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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