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大多数香港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归属感很低？为什么？ - 知乎1647被浏览358963分享邀请回答1.1K18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852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28 个回答被折叠（）台媒评深圳人均GDP超台湾：一个深圳打败整个台湾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作者：郝艺
　　深圳：超越台湾？
　　“当深圳抢进硅谷，争取第三波制造革命的商机时，台湾却毫无招架之力，我们会和深圳愈拉愈远吗？”来自台湾媒体的此番言论，刷新着我们对深圳和台湾经济发展程度的已有认知，报道中对两地人均GDP的比较，以及“一个深圳打败整个台湾”的说法更是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改革开放至今，深圳的腾飞毋庸置疑，然而，用“无招架之力”来形容台湾，也不是那么贴切。对于深圳和台湾这两个经济发展模式颇为相似的地方，到底该如何概括二者的超越关系？超越背后又该作何思考？
　　了不起的深圳速度
　　今年4月份，深圳市统计局局长殷勇在深圳一季度经济社会运行情况通报会上这样表述：“2013年深圳人均GDP为22113美元，超过台湾地区，逼近韩国。”
　　不仅如此，“2013年是特区改革发展进程中值得载入史册的一年”。“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达2.2万美元，从此与&亚洲四小龙&并肩前行。”今年年初，《关于深圳市201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下称《执行情况》）的报告更是满怀深情地向世人展示了不起的深圳速度。
　　如果一个地区或城市的GDP总值侧重衡量该地的经济总体发展状况，那么人均GDP则更为客观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人均GDP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作为被比较对象，台湾的该项数据确实不太养眼。
　　据《台湾财讯》报道，台湾人均GDP在2011年首次冲破2万元大关，在“亚洲四小龙”中最后一个晋级2万美元榜单，但此后台湾的人均GDP一直原地踏步，而且没有迈进的迹象。
　　从发展速度上看，早在2000年，深圳的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约为台湾的1/3，10多年后，深圳以2.2万美元的人均GDP数值超过了台湾的2.1万美元。而且深圳常住人口不超过1000多万人，约为台湾的一半，深圳土地面积也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约台湾平原面积的1/4不到。可见，深圳速度已然超越了台湾速度。
　　深圳华丽表演的背后，是城市产业良性发展的支撑。据深圳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深圳二三产业比例为44∶56，第三产业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而且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14.3%的快速增长，高于GDP增速6.3个百分点。
　　再看台湾，近日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WEF）“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称，在全球144个受评国家中，台湾排名第14，较2013年退步2名，原因在于评比项目中的“商品市场效率”、“创新”与“企业成熟度”名次下滑所致。
　　相似的“双城”
　　尽管深圳后于台湾发展起来，但稍加比较便可发现，二者有不少相似之处。
　　“从自然条件来看，深圳和台湾都没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在台湾即时政治研究学科创始人张荣闽看来，这是二者最大的共同点。
　　从自然资源来看，矿产种类不多，储量不大，除了石料、地下热水和矿泉水外，大多无工业开采价值，是深圳矿产资源的特点；台湾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水力资源相比，种类单一，储量不丰，已发现的矿产资源约有110余种，具备实际开发价值的不过20多种。
　　由此决定了二者都需要依靠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加工类产业，张荣闽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这也正是深圳和台湾起步后几十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用“制造重镇”来形容这两个地方，再合适不过了。
　　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的占比情况，集中反映出制造业在地区产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深圳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占比，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基本维持在40%-60%的区间；而台湾的这一数据，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高速发展期间，呈现波动中小幅上升，之后从90年代的40%多逐渐降至现在的30%左右。
　　制造业是台湾经济的主体，其生产净值一直占据整个生产净值的65%以上，20世纪90年代末更占到90%以上。从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轻工加工工业，到90年代的高新技术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基本上建立了以委托加工形态为主体、以信息电子产业为支柱的工业体系。
　　深圳的发展最早始于特区的建立，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从接收港澳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到向全世界大量引进外资的发展路径，加工型制造业在短期内获得了较高的工业总量并吸引大量就业，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深圳的发展需求。从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企业数目等方面考察，制造业都占据了深圳工业的绝大多数。
　　毫无疑问，制造业重镇的身份吸引了大量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已经扛起了两地产业发展的大旗。截至2013年11月底，深圳市中小企业数量已达60万家，并形成了通信设备、黄金珠宝、物流、家具等区域化的产业聚集；据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中小企业白皮书显示，2013年台湾中小企业家数超过133万，中小企业家数占整体产业的97.64%，创历年新高。
　　此外，同为“移民社会”给深圳和台湾增添了不少相似的人文情怀，“背井离乡”、单根独立、敢闯敢拼、适应性强，是两地创业者的共同标志，正是这些标志培养出了中小企业赖以生存的必备素质。
　　“双城”相较
　　既然是自然资源、发展路径、产业主体等高度重合的双城，相比之下最近十年的台湾为什么颓势渐显？
　　首先需要了解，台湾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对台湾来说格外重要。数据显示，1980年，台湾经济发展对外贸依存度高达95.6%，近年来依存度虽有下降，但仍高达八成以上。这就造成台湾经济发展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局面。
　　张荣闽认为，台湾一直向往经济国际化，但由于特殊身份的限制，一直没有办法更好地走向世界，和深圳相比，这是台湾的劣势。
　　抛开国际因素，台湾经济即使在岛内也并没有获得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张荣闽指出，李登辉执政的后两年以及陈水扁执政的8年，即从1998年至2008年，台湾经济停滞发展了10多年，而这段时间的深圳却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岛内社会纷争不断，各方力量轮番登场，各种集会、游行示威不断，影响了正常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
　　除了社会商业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几年台湾经济能维持适度增长，新市场开拓、贸易创造效果大于技术创造效果。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开发中心主任黎友焕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台湾的科技基础薄弱，近年来虽然产业升级取得一定成效，但关键技术仍然对外依赖性较高，整体工业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工业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例如，台湾集成电路芯片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其电路设计这一关键技术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
　　相比之下，深圳即不存在特殊因素的客观阻碍，又在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扈志亮将深圳“超车”台湾归因于改革开放的利好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王博士则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分析道，深圳之所以能“超车”台湾，主要源于良好的扶持政策，以及毗邻香港、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优越地缘条件，使深圳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形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黎友焕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是，深圳在产业升级方面努力用创新优势替代正在失去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用第三产业替代第二产业，深圳经济质量提升，得益于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和产业转型升级。他指出，大批战略性新兴龙头企业汇集深圳，吸引上下游企业在深圳聚集，华大基因、腾讯、宇龙通信等领军企业发展强劲，同时，众多高端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产业后劲持续增强。
　　黎友焕还表示，深圳已经超车台湾的事实给了我国经济发展很大启示，首先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经济发展交给市场主导，最大程度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政府只需进行有效地监管。
　　并不是所有的业内专家都认为深圳和台湾具有可比性，在张荣闽看来，这种将深圳和台湾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做比较的探讨并没有什么意义。
　　张荣闽认为，首先需要搞清楚两地的发展阶段，台湾的高速发展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30多年，之后基本没有太大发展；深圳则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起步，比台湾晚了20多年，但深圳改革开放至今，同样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就是说，深圳的起步时间相对滞后，但目前二者处于同一发展阶段。
　　尽管有很大的相似度，又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但是过于注重人均GDP的比较没有意义，张荣闽强调，比起简单的经济发展数据的攀比，更应该从二者的共同点出发，着眼于未来的产业发展布局。
　　“由于都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应该向非物质型的服务产业发力，是二者的共同方向。”张荣闽明确指出。他举例，对台湾而言，生物科技产业和观光旅游产业就是两个不错的发展方向。
　　生物科技产业对物质消耗较少，是低投入的高技术产业。在台湾，新兴产业更替频繁、资金筹集相对容易、企业主创业积极是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优势，而且目前该产业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足以担当台湾新的高科技产业。
　　旅游产业往往不是单一产业，而是涵盖了包括交通业、景点经营、餐饮服务业、旅行社和旅馆服务业等在内的产业群。旅游观光的发展，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更能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尤其是“观光资源永续发展策略”的实施，是对台湾旅游资源的重新整合和整体规划。
　　深圳方向
　　“深圳该走向哪里”，曾一度成为业界的讨论热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提出了“腾笼换鸟”政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张荣闽明确了非物质型产业发展方向。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王博士表示，至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已经十分成熟，经产业升级改造，第三产业开始占据产业结构的主导地位，并且在未来一直会是深圳的主导产业。
　　“深圳第三产业投资比重2010年首次超过50%，之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现在占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0%以上就不足为奇了。”深圳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工业化进程标准来衡量，深圳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不仅投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产生的附加值总量也在不断增加。
　　据深圳市政府有关人士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双引擎。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到5000亿元左右，占GDP比重超过1/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突破五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结构优化创造&三个历史新高&：服务业占GDP比重达56.6%，服务经济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这是《执行情况》对2013年深圳发展成就的表述，这一表述既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深圳的产业转型，更是对这一转型方向的极大肯定。
　　黎友焕指出，一批新的产业待成为经济新增长点，地处光明新区的国际平板显示园区，目前聚集数十家规模以上企业，华星光电、旭硝子、日东电工、等产业集群，形成了完整的垂直产业链，将推动深圳产业实现高端化、集群化。深圳产业发展核心增长级正在形成，园区经济聚核增长效应将逐步显现。
　　加快发展金融业同样是深圳第三产业发展的下一步棋，《执行情况》明确，深圳抓住国家深化金融改革机遇，落实好《关于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等，并明确了“2014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4%左右，引进金融机构20家以上”的目标。
　　张荣闽和王博士对这一做法予以充分肯定，深圳拥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基于深交所等因素，深圳可以吸引很多金融机构，而且未来将不单单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更重要的是服务实体经济，此外，这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可小觑。
　　回首深圳的发展轨迹，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香港，这一因素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助力深圳前行，而关键在于，深圳如何用好这个因素。
　　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离不开内地最基本的就是离不开深圳，但是我认为这个关系可以做到更好，张荣闽表示。
　　在王博士看来，深圳和香港无论从人员结构、优势产业、经济基础、发展阶段来看，都有雷同，更多是互补，基于这种情况，两地更多是经济交流合作，适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因地制宜地发展方式，不应采取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零和博弈模式。
　　王博士进一步表示，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规律来看，香港地区很多发展成熟的产业可以往深圳转移，这些产业恰好是深圳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所急需的产业类型，逐渐体现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发展规律，这个“新鸟”便来自香港。
　　深圳，正在告别汗水式增长，寻求创新式增长，“这是特区的使命，也是深圳的价值”。
　　深圳之所以能“超车”台湾，一方面源于良好的扶持政策，以及毗邻香港、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优越地缘条件，这使深圳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形式，较好地发展了加工贸易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深圳在产业升级方面更倾向于用创新优势替代正在失去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用第三产业替代第二产业，深圳经济的质量在提升，产业后劲也在持续增强。
　　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规律来看，香港地区很多发展成熟的产业可以往深圳转移，这些产业恰好是深圳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所急需的产业类型，深圳将逐渐体现出“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发展规律，这个“新鸟”便来自香港。
(责任编辑：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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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香港经济怎么了：一个久居香港的北京人的看法 |香港|制造业_新浪财经_新浪网
　　来源：微信公众号 市政厅 作者：王缉宪
　　1993年到香港教书，一呆就是二十几年。香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二十几年，加上在1980年代后期在香港大学究生的时间，我亲历了港英政府时期、香港的回归，然后看着香港一步步走到“占中”，再到打着“本土”旗号搞港独的团体出现的今天。
　　近来，香港经济眼见越来越不行，各种指标——包括港人常常引以为豪的“自由经济”竞争力排名，开始下跌。甚至，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指标”也在下滑。比如，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间越来越长，各种消费服务越来越贵且质量下降——在一个全新的影院花80元看个新电影《北京遇到了西雅图之不二之恋》，居然断片10分钟（这是我在香港居住这么多年第一次碰到）。
　　当然，我的这种描述，比起最近见到的常住广深者所撰文章中的香港，已是轻描淡写得多了。
　　在他们看来，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形态上已全面落后：经济上，在制造业离开、又没有高科技接力发展的情况下，过度依赖地产和服务业，已经无法有未来；政治上，因为被西方长期洗脑，无法真正实施一国两制，更无法与内地融合；民众眼看着被大陆赶超，仍然孤芳自赏，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结论是：回头是岸，与深圳联手发展一个港深大都市，才是有想象力的明天。
　　我以为，他们的确代表了不少深圳甚至内地很多人对香港的看法或印象，就是：香港被深圳超过指日可待（就是这个词所内含的心态）；香港若不幡然醒悟，就不可救药。但我觉得，这不是香港的现实，而是对香港的偏见。
　　而这些典型的偏见，来自他们可以看到的关于香港的报道及他们短期到访香港留下的印象。作为一个普通的、久居香港的市民，以及比一般香港市民更了解内地的学者，我想与大家聊聊我对今天香港的认识与看法。
　　先谈内地朋友最关心的经济方面。
　　按内地的习惯，我先从GDP说起。2014年，人口730万的香港的GDP是2910亿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 [对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9，156美元（2015年PPP），北京30，241美元（2015年PPP）]；没有找到深圳的可比数据，但深圳南山区2014年的人均GDP高达49，000美元（如果用PPP算，高过香港）。
　　香港过去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虽比中国大陆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间（2015年为1.9%），但纵观过去40年，香港经历了制造业带动的经济起飞、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主导结构的平稳过渡、新结构下再上升这样三个阶段 （见图一）。
　　数字也清楚显示，香港经济起伏是外部经济决定的：每每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比如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香港都跌个底朝天。但从较长的时段看，香港在自己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后，一直依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向上，特别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费带来的直接收益（后面再细谈）。
　　其他一些指标，例如百分之三的失业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为33%等，皆显示出，香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很健康的，尤其考虑到她已成为一个发达水平的经济体，在如此风高浪急的十年中继续以2-4%的增长率前行，已经很幸运。
　　香港国民生产总值（GDP） 总值（线状）与增长率（柱状）历年变化
　　那么，我们在香港和在大陆的人，为什么都感觉香港经济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们通常会将香港与新加坡和中国内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广州）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国内地的主要经济城市都在猛进。比内地城市经济增值慢，好解释，一句话，发展基数不同。
　　与深圳比，深圳有一个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联网经济搞上去了。这两点，香港根本不是对手，主要在于，从一开始，两者就没有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就像一个是世界游泳新冠军，另外一个是帆船赛明星。香港没有庞大的互联网市场是事实，香港政府没有及时投入去发展IT也是事实。
　　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把新加坡放进来一起比——从本世纪开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为什么？直接与根本的差别，就在新加坡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和石油加工工业，而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十几年间都越卖越贵，新加坡币对美元也越升越有（直到最近才回落了一些，而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
　　与此相反，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旅游，游客还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渐从中国大都市开放到二三线城市，这里的内地游客消费支出主要在购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观光，见后面的讨论），香港话叫做“旺市不旺财”。
　　港口也是，越来越多的是低收费的中转集装箱（从2000年的占总吞吐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陆路直运的高收费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开箱物流增值服务的转口贸易箱，都越来越少。一般老百姓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经营商，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码头的主要股份卖给了迪拜港务集团。
　　也就是说，香港虽以其非常高的效率处理着增加的流量，但每个单位的流量（集装箱）带来的增值却越来越小：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进入了效益递减的通道。这其中间接或称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转型发展高科技的年代，没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样，在政府引导下整体投入并向着新经济转型。
　　再谈谈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市场选择带来的隐性转变。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个专项调查，香港企业在中国内地的离岸投资于2013年产生的增值量，已超过香港当年的GDP总值。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个香港。
　　我们不知到底这部分GDP产生的利润有多少回到了香港来消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们没有被计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从香港经济指标表现上看不到的这一巨大财富，也许是香港贫富悬殊的隐性原因之一。
　　　也许，这可以帮我们解开一个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谜：为什么香港经济貌似不好的情况下，高端餐厅和娱乐场所却往往天天爆满。那里通常是商人和讲本地话的80后、90后年轻人，他们开和BMW，是内地经济起飞制造的香港富二代。他们与在香港社会底层工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批蓝领与底层服务业白领，与住在新界北公屋的新移民，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
　　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张五常、弗里德曼语，及一些机构的排名）中另一个隐性的东西，就是税收的转嫁。香港的个人所得税（薪俸税）和企业所得税（利得税）都很低，分别是不高于15%和16.5%。而货品进出口除了极少数的烟酒一类限制品外，都是免税的。资金来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对投资者有吸引力。
　　低税率的政府靠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公务员，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维护开支？一个财政重要来源，就是卖地、地租，以及对已经卖出的土地使用权收取根据市场波动调节的物业租金——差饷。差饷是就房产物业征收的税项，是一种间接税。差饷是按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一个百分率征收，该租值是假设物业在指定的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计算。目前的差饷征收率为5%。而差饷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卖地与其他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包括地价收入、印花税（即物业买卖税）、差饷，还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资。从2015年的情况看（图二），仅地价收入和印花税两项，就占到政府整体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饷，就达到30%以上。
　　香港特区政府的收入来源。图表来源：香港特区政府2014-15年度预算案
　　我为什么认为，作为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卖地是一种隐性的税收转嫁呢？因为其实，经由“地产商-&商场业主-&超市经营商”这一通道，差饷、地租、物业和地价的成本，都暗中转嫁到我们在超市买到的每一件产品上。剪个头发或看场电影的费用里，也都含有土地和物业的税金。
　　香港为什么几个超级大企业都是地产商？我觉得，他们很早就看透了这个制度最脆弱的地方：这个收入来源靠土地的政府，必须继续很珍惜地把土地吊起来一点一点卖，并且绝不希望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容忍地价和物业价格向下走。这种依赖土地经营城市的方式，从香港蔓延中国内地很多城市，是利是弊见仁见智。
　　香港政府长期执行这种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后果，从经济结构上说，导致了香港与深圳如今进入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我在最近的一个会议的发言中指出，深圳与香港差别（不是差距）越来越大，是指这两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越来越不一样。深圳成功转型为一个以网络和电子科技为核心的制造业基地。
　　相反，香港经济中仅有2.5%的制造业，主要是金器首饰、手表等传统高增值的产品，而九成以上的国民产值来自服务业，其中所谓高端服务业的金融占16%，贸易、运输与物流、旅游、商业与餐饮，多数都是中低端的。可以说，香港经济是以流通为本的服务型经济。科技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市场对像华为这类高科技公司的高估值，让我们一眼就看到深圳经济的成长性，以及在对比下香港经济的过气状。
　　当然，香港经济走到目前这种状态，完全归罪于积极不干预政策，并不恰当。我个人以为，还有几个原因也很关键，且常常不被人提及。
　　首先，是香港的重商传统。
　　香港一百多年前开埠就是一个转口贸易门户。重商文化，靠在国际贸易中提供增值服务来赚差价，从帮助买家选择实物产品，到后来经营股票证券服务，本质是逐渐向高阶形式的贸易走。
　　让我试试总结一下这重商在日常生活中都意味着什么：
　　（1）不太重视学历，够用实用就好。所以香港人读博士的很少，但企业里精明高手很多；（2）精于买卖，市场敏感度高，同时有很好的遵守合同的习惯与原则；（3）非常习惯从客户角度思考问题，从客户得到增值服务的满意中获取回报。这几点，从无名卖菜阿婶的行为，到上市大公司的举动，都是一样的。
　　这种重商的倾向，与瑞士这个800万人口的欧洲小国非常不同。
　　为什么要拿瑞士来比较？香港汇丰以前的一位总裁在香港回归时曾建议香港转型为亚洲的瑞士。近来又有深圳的文章认为，香港与瑞士和新加坡比较，输就输在缺少制造业。而不能不提的是，瑞士人和德国人一样，有一种工匠文化，他们那种对产品精益求精、从产品制造中寻求利益和乐趣的精神，逐渐形成一种本地或本民族的文化。
　　除了政府不干预政策与重商精神，第三个影响今天香港经济结构的，是人才与教育。政府不干预市场，不特别扶植任何行业，导致人才自然向着本地回报最高的行业集中。
　　根据我在20多年的观察，1980年代到2000年代，香港最好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都集中到社会收入最高或最稳定的几个职业，它们是律师、医生（包括牙医）、金融业从业员和政府公务员。直到今天，当我们上课和判卷子时，还是可以看到，即便是地理系开的公共课，法律系和金融系的学生平均成绩也稳定地高出了其他人文或社会学科学生的成绩。
　　香港大学的牙科学系的学术排名高居世界榜首（根据2015年QS大学分学科排名榜），是全香港各个学科在世界排名中最高的。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专业学生中的精英，最后也往往被政府、银行或国际大公司吸走。
　　但是，即便培养了一些科技人才，由于重商的结构，他们也未必能在本地做出成绩和大事业。不说不知道，今天成为世界无人机第一制造商的深圳大疆創新科技的创始人兼行政总裁汪滔，曾于2003年从华东师大退学，到港科大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创立了大疆创新。
　　汪曾经说过：“假如我没有去香港，便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内地或者去了美国，也不会创立大疆创新。”然而，虽然实现他创新思想基础的是香港，但实现他理想的企业却设立在了深圳。
　　这个案例，恰恰带出了我要提出的最后一点，就是香港地理位置和历史特殊性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人们常拿香港与新加坡比较，因为两个都是所谓“city-state”。
　　但事实上，新加坡早早摆脱英联邦、与马来亚闹翻而独立的时候，就奠定了它必须依靠其经济的独立，来确保其政治上的独立，同时依靠其经济上与国际强势国家的联系来确保其政治上的安全。因此，新加坡李光耀那种政府主导式的企业型国家，在推进经济时，时时刻刻想着自己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以及自己经济在未来经济中的角色。
　　相反，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靠着自己做出口加工业辛辛苦苦拼出了四小龙地位；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成立深圳特区之后，突然间，一个靠在廉价劳动力在珠三角建厂经香港转口的挣钱机会冒了出来。
　　香港与新加坡不同，并不存在对身旁这个世界潜在超级经济实体的戒心。中国内地对香港，既是市场和服务对象，又是转口贸易的货源地。
　　而且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大陆的依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政治正确”的，尽管从香港“本土”来看，它在当时失去了发展高科技的压力和动力。香港特区政府的科技促进局到今年才成立，比新加坡晚了整整十五年，就是事实。
　　今天，内地游客总量已达到每个月300万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万游客总量的七成多。内地游客生意迅速膨胀，以及相应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像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给经济发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强心针，即便真正带来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决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业。但另一方面，从著名的奶粉限购政策到网上网下狂骂“蝗虫”的情况，处处反映出短期内不少本地人难以接受如此大量内地游客访港在切身感受上带来的种种冲击。
　　有内地经济学者指责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带两罐奶粉，是对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市场的莫大讽刺。我倒是觉得，更讽刺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为什么要到香港来买本来国内就有得卖的外国奶粉？难道不是因为那个市场有问题？另一个是如果真有纯粹的自由市场存在，为什么还限制自由行的人数？这说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并非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的铁证。
　　而今天天嚷着要加强对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时也是在不同的场合天天说着彻底市场经济最完美的那些人，这不是一个更大的讽刺吗！当然，这讽刺对香港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内部的冲突，恶化了陆港两地关系。
　　不论制造业全部转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还是每个月三百万的内地游客，都反复在证实着一个简单的事实：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外向依赖型的城市经济。香港不过是一个730万人口、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
　　让这样一个城市活好，让香港市民活好，并不需要考虑重新构造什么“合理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不能少于百分之……），但需要维护一个长期、多元的对外网络联接。近20年，这个联接越来越偏重于从与内地交往中获益，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觉地忘记发展自己的国际能力。（完，有删减）
责任编辑：王琳琳
中国当今排名前十的房地产开发商，无一不是周期游戏的高手。在经济低迷和宏观调控时期，他们大胆从政府手中低价吸纳土地，形成财务上的高杠杆性，而在经济复苏及货币宽松时期，则快速出售，积累现金，等待下一轮紧缩周期的到来。
德国近一半的高中生从16岁起就被分流到职业教育领域，有40%的德国年轻人成为学徒。如果能被戴姆勒，博世或是宝马这样的企业选中所学徒，可以成为一件毕生值得骄傲的事情。
中国台湾经济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排名在亚洲四小龙中垫底，引以为傲的电子产业发展前景危机重重。当年诺基亚被苹果手机击败，导致芬兰经济大退步的悲剧，难道又要在台湾重演么？
应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与本行发展相匹配的薪酬增长机制，以业绩论英雄，凭数字说话，多劳多得，增强薪酬水平的市场竞争力。推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市场化激励模式，以市场化的薪酬吸引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