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律师代理费纠纷最高院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公报】
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诉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事务中，应当尊重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即使认为委托人的选择不妥，也应当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提供法律意见，而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合同条款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上述行为不仅侵犯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相关合同条款亦属无效。
　　原告：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镇生，该事务所主任。
　　被告：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0八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邢文华，该所所长。
　　原告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正律师所)因与被告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0八研究所)(以下简称船舶设计院)发生服务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弘正律师所诉称：原告原系被告船舶设计院常年法律顾问。2003年5月，被告委托原告律师王镇生代理其与上海市黄浦区商业网点管理办公室(下称商业网点)赔偿纠纷一案(以下简称赔偿纠纷案)，被告提出风险代理。双方协议约定：被告按照诉讼标的额的15％给付原告律师代理费；被告如有接受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情形，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否则，按照约定律师代理费的数额补偿原告经济损失。诉讼中，被告数次提出不当调解方案，均遭王镇生律师拒绝。2005年6月，被告在不让王镇生律师知晓的情况下与对方达成调解，并由法院制作了调解书。在原告提出异议时，被告称会分次依约支付律师代理费，原告为此同意被告先支付125
000元，余额分次给付。后被告突然解聘原告的常年法律顾问。原告提出异议时，被告再次承诺同意支付相应律师代理费，但至今拖延未付。原告认为，对于原、被告之间的风险代理，原告已为之付出大量投入，被告应依约按诉讼标的(房屋市场评估价)人民币2
090 000元的15％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现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律师代理费)188
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日止的利息。
　　被告船舶设计院辩称：涉案律师代理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弘正律师所不同意被告接受与对方调解，因而在调解中拒绝出席。原、被告之前已就律师代理费达成协议，风险代理方式是由原告提出。风险代理合同条款中，真正的风险承担者是被告。风险代理合同中有关调解问题的约定，应体现诉讼代理的依附性特征，双方发生争议时，应以被告的意思表达为准，而该合同相关条款明显限制了被告的诉讼权利。此外，被告之所以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125
000元，是考虑到双方存在的良好关系，想以友好的方式解决此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船舶设计院就本案提起反诉，诉称：在赔偿纠纷案诉讼中，是原告弘正律师所提出在原有合同基础上补充签订风险代理合同以提高其律师的积极性。补充合同由原告拟定，约定的内容对原告无任何风险，仅增加了律师代理费。在诉讼中，关于接受调解与否的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原告坚决不同意调解，且拒绝参加法院于日进行的开庭。赔偿纠纷案调解后，被告为息事宁人，依照调解数额还是向原告支付了补充律师代理费125
000元。被告认为，原告作为诉讼代理人，理应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尊重委托人的意志。但是，原告为博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委托人的诉讼风险，盲目放弃调解机会，且毫无理由拒绝出庭，严重违反了双方的合同和律师的职业操守。现要求原告返还被告第二次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25
　　被告船舶设计院提交了其在赔偿纠纷案诉讼中形成的两份答辩状、庭审笔录，原告弘正律师所的解决意见函、调解笔录以及相关支票存根等证据。
　　原告弘正律师所辩称：被告船舶设计院称原告未出庭，无任何证据，事实是被告未通知原告出庭。请求驳回被告的反诉请求。
　　原告弘正律师所提交了聘用律师合同、协议书、民事诉状、房地产估价报告、赔偿纠纷案法院调解书、律师付费发票、通知函、催款函及邮寄凭证、电子邮件往来、王镇生律师写给被告船舶设计院的信函等证据。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船舶设计院除对原告弘正律师所提交的电子邮件的真实性有异议外，对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表示：房地产估价报告关于房屋的价格有三个数额，不应按最高数额确定诉讼标的，应按1
110 800元计；调解书并非仅针对赔偿纠纷案所涉问题，给付800 000元中包含了其他案件的500
000元；对律师付费发票所载的“先期”二字不认可；通知函与本案无关；信函陈述与事实有出入。弘正律师所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本案处理无意义。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日，原告弘正律师所与被告船舶设计院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指派王镇生律师代理被告与商业网点之间的赔偿纠纷案，律师代理费20000元。日，双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在原有代理关系基础上实行风险代理，被告如有接受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情形需与原告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数额补偿原告经济损失。双方同意以赔偿纠纷案诉讼标的(赔偿款数)为基数，如完全不给付赔偿费，被告以诉讼标的的15％给付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已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经判决或调解被告赔偿的数额在诉讼标的50％(包括
50％)以上的，支付的律师代理费为已支付的20
000元；在50％以下的，则以赔偿纠纷案诉讼标的50％以下部分的15％计付律师代理费(不包括已给付的律师代理费)；如经判决被告全部败诉的，原告退还已收律师代理费中的15
　　在赔偿纠纷案诉讼中，商业网点诉称，中山南一路198弄16号104室、701室，
198弄17号101室、301室系被告船舶设计院作为公建配套房移交后，由上海市南市区住宅发展局调拨给商业网点使用的，但被告却称上述4套房屋已配售给了自己的职工无法退还，请求判令被告按上述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予以赔偿。日，上海国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估价报告，载明：“以日为估价时点，上述4套房屋房地产市场价格为
元，使用权价格为1 997 200元；以日为估价时点，使用权价格为1 110
800元。”被告在赔偿纠纷案中辩称其已按规定支付了公建配套费，故不该再交付房源，同时要求将上述4套房屋与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瞿溪路680弄1号205室房屋纠纷案一并处理。商业网点也同意两案合并处理。诉讼中，被告与商业网点接受调解，调解结果是由被告赔偿商业网点800
000元，双方达成调解后不再涉及本案被告的公建配套费等的返还事项。赔偿纠纷案调解解决后，
日，被告向原告弘正律师所又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25 000元。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弘正律师所与被告船舶设计院于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关“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约定是否有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首先，在民事诉讼中，尽管委托代理人可以在代理权限内根据具体情况独立进行意思表示，但委托代理人最终体现的是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诉讼行为的后果也归属于被代理人，因此，委托代理人在诉讼中所进行的独立意思表示，应基于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并受制于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和接受被代理人的指示。在与商业网点一案中，被告船舶设计院决定与对方调解，系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对此，原告弘正律师所作为诉讼代理人可以运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提供自己的见解，但最终应当贯彻的是被告的意思，而不应将原告的意思强加于人。
　　其次，被告船舶设计院在诉讼调解中处分的是自己与对方争议的利益，对该利益的处分不可能侵犯到作为代理人的原告弘正律师所的利益。即使该处分的结果可能影响原告的收费额，原告也无理由要求被告因此牺牲自己的利益，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或因此要求被告赔偿律师代理费。
　　综上，原告弘正律师所在法律服务合同中订立诸如调解等需与其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其经济损失的条款，是侵犯被告船舶设计院诉讼权益的行为。诉讼中，原告关于上述加重被告义务的条款是被告自行提出的陈述，违反常理，不予采信。原告关于被告曾承诺分次支付律师代理费，先支付125
000元，余额分次给付的事实主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纳。
　　对照风险代理协议书，双方约定的律师代理费是以商业网点的诉讼标的(赔偿款数)为基数，经判决或调解的赔偿数额在诉讼标的50％以下的，律师代理费以商业网点诉讼标的的50％以下部分的15％计付。尽管对该约定的理解双方存有歧义，但以诉讼结果计付律师代理费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考虑到被告船舶设计院在上述案件的调解中放弃了公建配套费等返还权利，以及原告弘正律师所在上述案件中的实际投入，现被告以与另一起案件合并调解的总数额为基数，按照15％计付律师代理费，已属合理。由于上述案件的诉讼中，被告并未获得完全不赔偿的结果，故原告要求以商业网点全部诉讼标的计赔律师代理费的差额，不合理，且明显相悖于双方协议的约定。
　　综上，原告弘正律师所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被告船舶设计院已支付给原告的律师代理费，考虑到被告与商业网点的诉讼毕竟是在原告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达成调解结果的，且被告也无通知过而原告不出庭参加法院主持的调解的证据，庭审中被告又明确表示，125
000元律师代理费是因认为原告已完成任务，按阶段性计算标准计付的，因此，对被告关于返还上述款项的反诉请求，依法亦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于日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弘正律师所关于被告船舶设计院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188 000元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二、驳回被告船舶设计院关于原告弘正律师所返还其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125 000元的反诉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0元，由原告弘正律师所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00元，由被告船舶设计院负担。
　　弘正律师所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
1．双方的风险代理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不符合无效或可撤销要件，故双方应按约履行；2．法律规定律师可作风险代理，且提成比例可达标的额的30％，而本案只约定了15％，并未超出风险代理收费最高限额；3．协议并未禁止船舶设计院与对方当事人调解，一审法院认定协议相关条款侵犯船舶设计院的处分权不能成立。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支持弘正律师所的本诉请求。
　　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答辩称：被上诉人完全同意一审判决对协议第二条所作认定，该协议限制了委托人对委托事项的处分权，相应的协议条款应为无效。请求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上诉人弘正律师所与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于
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有关“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约定是否有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协议书》系在双方原有的《聘请律师合同》的基础上为实施风险代理而签订的合同，双方之间构成委托与代理的关系。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对婚姻、继承、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其他涉及主张生活保障费用等方面的案件及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对于其他律师服务项目，相关法律法规并未做出禁止风险代理收费的规定，因本案所涉事项并不属于上述禁止范畴，故双方之间约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并无不当。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本案中，双方约定风险代理收费比例为15％，未超出最高比例，亦无不当。
　　二、关于《协议书》中“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约定的效力问题。
　　1．律师的职业责任是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执业过程中，律师应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纠纷解决、消除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应在调解、和解中发挥积极作用。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收取相应的费用，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律师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限制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2．本案所涉代理内容为诉讼代理。代理的概念系委托人将相关事项授权于代理人，由代理人处理委托事务，代理结果归于委托人。因此，从代理的目的和结果归属而言，委托人对代理人权利的授予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在代理权所涉范围发出或受领意思表示的能力，即委托人对委托事项仍享有自行处分的权利并可以随时终止代理权。代理人的义务为运用法律专业知识搜集、提供证据、参加诉讼、提出法律意见等，其目的是通过律师的服务尽量使当事人增加胜诉几率，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接受调解、和解，是对自身权益的处分，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调解、和解有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和彻底解决，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更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作为法律服务者，在接受当事人委托代理诉讼事务中，应当尊重委托人关于接受调解、和解的自主选择，即使认为委托人的选择不妥，也应当出于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考虑提供法律意见，而不能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多收代理费的目的，通过与委托人约定相关合同条款限制委托人接受调解、和解。上述行为不仅侵犯委托人的诉讼权利，加重委托人的诉讼风险，同时也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3．关于本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调解、和解必须当事人与代理人协商一致，否则应赔偿损失的条款，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称该协议条款并未禁止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对外享有自行与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法院认为，该条款虽然并未明文约定禁止船舶设计院进行调解、和解，但该条款对船舶设计院自行与诉讼对方当事人调解、和解设定了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在代理关系内部必须按照《协议书》约定受违约条款的约束，如果船舶设计院试图单方调解或和解，必然受制于违约责任条款而产生顾忌，以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进行调解、和解。故上诉人主张该条款未限制船舶设计院调解、和解的权利的辩解不能成立。
　　4．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约定实行风险代理，如果律师收取费用的标准以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该处理结果不应以结案方式的不同有所差别。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称所代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造成其经济损失而要求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赔偿。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代理的案件以调解结案，法院裁判并未下达，裁判结果为未知数，上诉人代理的结果可能胜诉，也可能败诉，赔偿数额是否多于调解结案的数额并不确定。因此，上诉人断定裁判结果必定优于调解结果并无事实依据，其认为调解结案必定造成律师代理费减少的主张亦不能成立。对于终止委托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该规定中的应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实际损失，而《协议书》约定如船舶设计院单方终止协议的，须按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上诉人经济损失，该约定缺乏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认为，上诉人弘正律师所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可能而限制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进行调解、和解，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风险，侵犯了委托人在诉讼中的自主处分权，不利于促进社会和谐，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故《协议书》中“船舶设计院如有调解、和解及终止代理等需与弘正律师所协商一致，否则以约定律师代理费额补偿弘正律师所经济损失”的条款应为无效。
　　三、合同相关条款无效，而代理人为代理事务付出了一定的劳务，委托人仍应支付合理的报酬。赔偿纠纷案结束后，被上诉人船舶设计院向上诉人弘正律师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25
000元。关于该报酬金额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认为，首先，在本案诉讼发生前，船舶设计院是自愿支付代理费，未曾以不合理为由而要求返还；其次，双方约定了以诉讼标的额为基数，按照案件判决或调解的赔偿金额不同来确定船舶设计院应付代理费的金额；船舶设计院与商业网点就赔偿案件和卢湾法院另一案合并调解，共需支付给案件对方当事人商业网点赔偿款80万元，赔偿纠纷案以最大标的额2
097 000元与卢湾法院处理的另案 500000元的标的额按比例分摊，则赔偿纠纷案中船舶设计院向商业网点支付的赔偿额为645
976元，该赔偿金额远小于案件诉讼标的额的50％，按照本案双方《协议书》的约定，应以诉讼标的数50％以下部分的15％支付律师代理费，即以诉讼标的额
2 097 000的50％减去赔偿款645 976元得402 524元乘15％为60 378．6元。船舶设计院支付给上诉人125
000元代理费已经超出了60 378．6元。故法院认为，船舶设计院支付上诉人125 000元报酬已属合理。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上诉人弘正律师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于
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060元，由弘正律师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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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打官司却惹火上身 律所频陷诉讼代理纠纷
发布时间： 09:22:56 | 来源：人民法院报 |
（资料图片）
什么样的结果才算打赢了官司？请了律师付了费，官司输了，律师该不该返还佣金？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因诉讼代理合同发生纠纷的情况时有发生。据统计，2010年至2016年6月，北京二中院先后受理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共计130件。从案件数量来看，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容小觑。
代理协议约定不明 索要代理费遭拒
a律所与甲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约定a律所代理甲公司与案外人的上诉案件，前期先支付代理费用30万元，于案件胜诉（包括和解）后，再支付风险代理费300万元等，如法院支持甲公司诉求并获执行，应支付最高达800万元的代理费。
后该案件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在重审阶段，双方并未就代理事项签订协议，甲公司再次给a律所出具授权委托书，律所参加了再审案件的审理。此后，该公司与案外人达成和解，向法院撤回起诉。由于甲公司拒付剩余代理费，a律所起诉要求甲公司给付代理费300万元。甲公司辩称，发回重审阶段，双方并不存在委托代理协议，且发回重审并非协议约定的上诉案件胜诉的结果，付款条件未成就。
法院综合考量案件事实，对甲公司应向a律所支付的代理费数额酌定为150万元。
■法官说法
委托代理协议仅对二审胜诉情形下的代理费支付比例进行了约定，没有对甲公司上诉后，可能会出现对其有利的其他处理结果应如何支付代理费进行约定。而二审案件被发回重审，客观上对上诉方即甲公司是有利的，甲公司亦无证据否认a律所在案件上诉期间所作出的代理工作。且基于对a律所的信任，发回重审时甲公司又继续委托a律所代理诉讼。甲公司在发回重审阶段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纠纷的方法后，自愿撤回起诉，其结果也是对甲公司有利的。
拒付代理费尾款 缺乏依据难获支持
乙公司在b律所已完成代理事项后，未依约支付代理费尾款50万元，律所起诉委托人乙公司要求支付该款项。乙公司辩称诉讼代理约定无效，因b律所代理的诉讼中，乙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被告不具有可诉性，律师未完成代理事务，无权要求支付代理费。在该案中，b律所代理乙公司作为原告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b律所已经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完成了代理事项，乙公司主张b律所违约缺乏依据，故终审判决乙公司向b律所支付代理费50万元。
■法官说法
乙公司拒付代理费尾款的理由为b律所明知乙公司起诉没有事实依据仍代理该案件，且b律所建立委托代理合同对其进行误导，但乙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根据民事证据规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乙公司的主张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而律所代理的案件已经两审终审结案，b律所已依约履行了代理义务，故乙公司理应向b律所支付代理费。
■司法观察
诉争焦点：代理费的支付和退还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因诉讼代理合同发生纠纷的情况时有发生。据统计，2010年至2016年6月，北京二中院先后受理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共计130件。收案量呈现先下降再激增后回落之势，2012年和2013年数量最多，2012年较2011年同比增长2.63倍，2014年同比减少了50%，波动幅度较大。
无论律所与委托人的诉讼地位如何，代理费的支付和退还都是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律所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通常是索要代理费，理由是代理事项完成后委托人未依约支付代理费；而委托人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请求往往是要求律所返还代理费或退还部分代理费，理由则是代理费收费过高、律所在代理诉讼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或诉讼结果未达到预期。
引发纠纷的原因集中在代理合同对一些重要条款约定不明。在代理费支付方面，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诉讼代理合同对诉讼结果与所对应的费用收取标准约定不明，律所是否就收费标准向委托人进行了告知以及代理费收取是否符合标准等。在律所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方面，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诉讼代理合同对代理行为、具体过程、诉讼阶段、诉讼结果约定不明，双方当事人对律师代理诉讼的过程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各执一词等，特别是对诉讼结果约定不明在此类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例如双方未明确界定“何谓严格意义上的胜诉”进而产生分歧。当诉讼结果为调解、撤诉、发回重审等不同于判决的情况时，双方当事人对代理费支付及数额产生较大争议。以2014年为例，在二中院审理的29件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中，因诉讼结果约定不明而产生争议的案件有7件，占该年度此类案件总数的24.14%。
结合在处理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中发现的问题，北京二中院法官对诉讼代理合同的委托人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起诉前要“多思考、多咨询”。委托人应增强诉讼风险意识，对诉讼过程及结果应有合理预期与诉求，起诉前要慎重考虑，尽量采取调解等效率高、效果好的其他非讼方式解决，调解不成再诉讼。
二是缔约前要“多提问、多协商”。委托人应仔细阅读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凡是不懂或心存疑虑的条款都要向律师询问清楚，对与自身要求不符的条款应与律师充分协商后进行修改调整。对于重要的合同条款或易引发争议的条款，特别是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应特别留意并明确界定。
三是履约中“多沟通、留证据”。在履约过程中，委托人与律师之间应多沟通多联络，实时了解诉讼代理工作的进展。就代理事项及内容的沟通尽量采用短信、邮件、传真、函件等易于固定化、书面化的方式，并保留相应联系记录，以作为证据保留。在缔约时可与律所协商在履约的各个阶段采用工作事项确认单的方式由委托人与律师共同对代理事项的完成情况进行签字确认。
最后，若委托人追求特定诉讼结果，可选风险代理制计费方式。风险代理收费不同于其他收费方式之处在于，律所收取报酬的前提是代理行为需达到合同约定的诉讼结果。但根据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婚姻、继承等特定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
■成因分析
诉讼结果难以预测
诉讼代理合同纠纷案件一方当事人绝大多数为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且为诉讼代理合同通常的提供方，为何仍会存在合同条款约定不全面、不清晰，履约过程证据保存不充分的情况呢？北京二中院法官分析了其主要成因。
首先，诉讼过程复杂，结果难预测。诉讼代理合同的履行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而诉讼过程纷繁复杂，诉讼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且难以预测，诉讼代理合同的约定难尽其详。诉讼过程随着当事人举证质证、相互辩论、法院调取证据等因素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产生新情况，诉讼结果无法仅用胜诉、败诉来衡量，法院可能作出判决、裁定或进行调解，也可能发回重审、改判或当事人撤诉，诉讼阶段也会随着诉讼过程的进展而不断变化，一审、二审、发回后的一审、二审、再审等，因而诉讼代理合同难以穷尽所有可能而面面俱到、滴水不漏。
其次，诉讼活动本身特点、律所与委托人存在的长期合作关系及律师对代理工作效率的追求等使得证明履约过程的有效证据少。尽管整个诉讼过程能被法院案卷材料所记载而留存下来，但对于起诉书、答辩状的制作者，证据材料的收集及提交者，未记录在案的调解过程参与人等能直接体现代理情况的有效证据，却无法依赖卷宗材料予以证明。一些律所与其客户有长期合作关系，律所应委托人的需要，代理某一诉讼阶段甚至整个案件均未签订书面代理合同。此外，诉讼过程有时对律师的工作效率有所要求，而口头交流沟通与协商使得律师能够尽快高效处理委托事务。
再次，委托人法律知识不足，缔约过程欠缺协商过程。普通百姓法律知识相对匮乏，对诉讼程序不了解，对法律术语一知半解，而诉讼代理合同通常是律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委托人往往依赖律师对案情及诉讼结果的预判和评估等口头说明，而忽视合同中重要条款的约定，拿来合同就签字，完全没有缔约磋商的过程。
来源：人民法院报
责编：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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