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GDP高意味着什么？_历史频道_新浪网
一个国家的GDP高意味着什么？
各类社会消费品
　　国内生产总值(缩写“GDP”)是一个被“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词，说它已经把人们的耳朵听得已经起了茧子也不为夸张。然而，GDP对一个国家、对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恰恰是人们由于太过熟视以至于没有仔细想过的问题。其答案恐怕会让人觉得“出乎意料，情理之中”。
　　一个国家的GDP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国的人均GDP高――人均GDP其实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GDP除以人口数得出的。人均GDP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该国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成果换取别国花费较多劳动得到的成果。道理何在呢？
　　我们从一个例子说起。据统计，2012年，英国男士做一次普通理发的平均价格约10英镑，换算成人民币的话，超过100元。虽然找不到中国的同类统计数据，但可以估计很可能在30元以下。英国理发师做的平剪与中国理发师有多大实质区别呢？可以认为区别极小可以忽略，但价格却悬殊。在英国国内，这个价格要考虑其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才能凸显出意义，但放在国际上，意义就大了：它可以使英国出口产品的定价很贵。
　　英国是一个进口远多于出口的国家，大部分食品、消费品都依赖进口，而出口的产品却不多，其中出口最多的是飞机发动机。飞机发动机是很昂贵的产品，卖出一台用在大客机上的罗尔斯-罗伊斯涡轮风扇发动机赚的钱，大约可以买17.5万吨小麦。飞机发动机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是在英国这个高成本的社会中生产出来的；飞机发动机的生产者也要理发，所以理发的价格也会包含在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中。正如理发无法出口，大部分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然而包括理发在内的服务业产值占到英国GDP的约82%，其价格参与形成了可贸易产品的成本，构成了英国昂贵的经济环境。
　　与英国情况相似，大多数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到其总GDP的七成以上，并且大部分服务业的劳动本质上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没什么不同，但是却获得了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评价――也就是报酬，于是，发达国家的居民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时，就是在用较少的劳动换取了发展中国家付出较多劳动生产出的产品。
　　发达国家是如何将其昂贵的产品卖给发展中国家的？造成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与GDP背后的故事有关。GDP广受关注的部分只是一个数字，但这一个数字背后的体系却异常复杂，复杂到涉及经济运行的全部环节，而GDP的运用则是世界治理策略的大博弈。这是一个涉及到全球工业秩序的发展演化和世界治理机制的核心奥妙的故事，是看清世界体系结构与运行方式的绝佳样本。
　　从大萧条到冷战
　　发达国家曾经被称为“工业发达国家”，不过这个词已经在各国和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消失了，因为“工业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已不在发达国家。不过，工业已不再发达的国家却普遍维持了“发达国家”地位。这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治理体系之神奇功效，而GDP就是这套治理体系使用得最广泛的工具。
　　直到大约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都在于绝对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或技术有绝对优势，例如机器织的布比手工织的布更便宜，个人电脑曾经只有美国能生产等。这类优势都不必通过GDP来体现，有趣的是，发达国家拥有这类优势的时期，GDP还没诞生，或者不重要。
　　GDP这一“伟大发明”的诞生，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有关。当时，美国政府只是知道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钢产量、铁路运输量等指标纷纷剧降等零散的信息，对于应对危机来说远远不够。1933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立志采取“新政”克服危机，这就需要建立反映经济运行整体面貌的统计体系。应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商务部联合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在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主持下，开创性地编制了年全国国民收入数据。1934年的1月4日，《国民收入报告()》由美国商务部向国会呈递，这是GDP的生日。虽然当时的“国民收入”(NI)跟后来的GDP还有很大差别，但制定了其基本的方法基础。
　　GDP基本方法是在对全国经济运行各环节进行记录、货币化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协调一致而完整的经济账户，加总得到宏观经济的全貌。
美国能够建立这一套体系有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工业工程学在全社会的普遍运用，使大部分重要的经济环节都建立了像现代化的工厂一样的生产管理系统和财务核算方式，能够对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存档和标准化管理；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展开，使经济活动都有了货币价格和流通规范。简单来说就是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
　　美国能够“发明”GDP的现实基础是20世纪初的“福特革命”带来的大规模制造时代，使美国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工业社会。GDP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治理工具。即便如此，美国真正建立能执行的全国经济核算体系也要到二战时。美国参加二战期间，国内实行严酷的战时经济管制，几乎所有工厂都被纳入军工体系，实行军事化管理。为支持战时经济规划的编制，美国在国民收入统计的基础上，发展出国民生产总值(GNP)。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其三大基本点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DP的统计体系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价被援助国家执行状况的工具，由此得到推广。
　　联合国从1953年起推进的统计体系是英美发展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实际上只在西方阵营的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得到推广。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采用了另外一套统计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MPS)。两套系统的区别在于SNA统计货币化了的经济活动，包括金融业、服务业等；而MPS则统计产量，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经济行为。这种区别反映了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对立：SNA体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一切都用钱来衡量”的社会中才有意义；MPS则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体中才有意义。
　　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两大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都是工业时代的经济管理工具，使政府力量可以深入到经济各环节。而两套体系互不兼容，将两大阵营的经济活动塑造成了“基因”不同的物种，几乎无法相互投资、贸易。
　　另一方面，治理结构相通也使得两大阵营内部便于进行资分工与贸易，为此，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结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则组成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这是两个相互对抗的经济集团，各自都有一套经济治理机构，其中，SNA体系背后的全球经济治理力量是现今仍在发挥巨大作用的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
　　苏东解体与金融海啸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一股巨大的经济潮流开始涌动，先是改变了冷战时代的经济格局，然后改变了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最后彻底重塑了世界秩序，这股潮流就是全球产业转移。
　　随着集装箱运输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 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 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可以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SNA。经历了5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换换思路工作，中国于1985年开始试行发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数据。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进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西方由于打开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大门，其经济体系得以扩张。而苏东集团的经济体系却由于难以实现产业转移而无法在空间上扩张。于是，东西方集团之间的抗衡中，经济力量对比开始向西方倾斜。这也间接导致了苏东解体。
　　1991年，就在苏东解体这一年，美国宣布SNA的统计结果以GDP代替GNP。其中的缘由尚难以深入解析，但由于这一决定的时间点特殊，的确产生了奇妙的效果。
　　由于苏东解体的推动，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马上特里赫特条约》。这两件事分别有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这就使全球产业大转移的过程大大加快。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由于把制造业转向了中国等东亚地区和前苏东集团国家，而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GDP代替GNP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金融的高速流动性，本国国土实际上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使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地位。
　　这时，西方国家实际上可以“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金融带来巨大“霸权红利”使西方国家经济越来越虚拟化，结构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G20时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
　　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世界工厂”转移到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具有了劳动生产率优势，反而是中国要以付出大量劳动的产品交换西方“劳动含量”不高产品呢？
　　答案蕴含在当代世界产业治理体系中。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属于各国政府；而世界产业治理体系的“法权”则是知识产权体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不是各国国内的，而是跨国的。笔者曾撰写《全球产业重组与知识产权博弈》一文论述知识产权的基础是“市场相互准入”，承接别的国家的委托生产任务，要求尊重其知识产权，缴纳知识产权费用，否则就是“山寨”，不能向国外销售。而为了能够获得市场，实际上就必须接受对方的定价。
　　在这一历史条件下，OECD组织实际上成了一个相互“尊重知识产权”的共同市场，使得“山寨品”几乎找不到出口市场。而加入OECD的条件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高收入”，也就是高人均GDP。于是，GDP就有了区分“弱劳动强所得”和“强劳动弱所得”两类国家的全球治理功能。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使得西方国家蓦然发现，过去的游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随着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占据全球GDP总量70%以上的“西方七国”(简称G7，包括美、英、法、德、日、意、加)到2008年下降到了50%，并且还在快速下降。而一些原先的发展中国家GDP则随着工业发展GDP快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新兴市场自己组织起来，不带发达国家玩了”的局面。
　　于是，2008年美国邀请了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首脑到华盛顿开会，共商应对金融危机大计。这样G7扩展成了G20，世界秩序进入了新的时代。
　　G20时代是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虽然政治上国家区分彼此，但经济上生产链条却是全球一体，共享同一个微观经济基础。这样，基于一国国内统计的GDP就无法客观描述经济面貌了。由此，各种修正GDP的方案的出现了，其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有三种，每一种方案背后都蕴藏着极深的谋略算计。
　　第一种是在G20框架下基于“全球价值链”议题的“贸易增加值算法”。其思路是：中国有一半左右的贸易量来自加工贸易，也就是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制成后直接出口。中国企业在该过程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加工费用，但却在数字上造就了中国庞大的出口量。因此，中国的出口额应该根据“贸易增加值”进行核减。核减后中国的GDP将降低。
　　第二种是美国进行的GDP统计方法改革。2013年4月，美国宣布将调整GDP统计内容，把研发支出、电影版税等“21世纪的组成部分”纳入。根据这种新算法中，企业、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研发费用支出将被视为固定投资，有关娱乐、文学及艺术原创支出也将作为固定投资纳入GDP。经过这种调整，美国1959年至2002年的GDP水平平均提高2.6%至4.6%，其中1995年至2002年增长更是高达6.7%。
　　第三种最为重要，是联合国框架下推进的“绿色新经济”框架。―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大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 + 20)。“里约+20”被联合国官方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解决“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里约+20”推出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核算的“绿色经济”框架，改变只计算经济活动的GDP。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根据这一思路，GDP将被纳入“国民幸福”内容，并减去自然资源损耗。联合国宣布，计划在2014年7月，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再举行一次大会，届时各国将宣布接受并采用“国民幸福总值”和自然资本核算，以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则要开始具体落实。在这一框架下，中国可能会面临“国民不幸福”的困扰，并将从GDP中减去“自然资源消耗”。
　　GDP背后蕴含的其实是经济运行体系、治理方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的GDP提高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逐步提高中国人在全球经济生态链中的地位的过程，直接对西方人“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构成挑战。因此，应该看到，中国的GDP总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二，并且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但这只是“打工”的收入为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没有本质上升。因此，中国需要寻找更能刺激经济地位提高的指标。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GDP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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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DP高增长真相看中国离发达国家的差距
&&& 经济学者撰文指出，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均GDP为49351元，即便按照1:6.2的汇率计算，还是不到8000美元。假如今后5年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为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目前的水平1:6.5维持不变，则到2020年的人均GDP为1.04万美元，依然与12616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门槛有不小的差距。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减少方面，对全球贫困化问题的改善功不可没。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进一步逼近2020年超过1万美元这一历史性的跨越。有的学者更乐观，如教授曾表示，中国人均收入在2020年可达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究竟中国有没有可能在5年内就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业，中国经济未来增速会有什么变化？对此，我不妨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高收入国家的涵义以及GDP的评价方法。　　高收入国家不等于发达国家　　发现很多人都热衷于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还认为一旦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就意味着中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其实，这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世界银行为了确认每个国家的借贷资格所做的分类。每年7月1日，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最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估计值也被用来指导世行基于经济体的业务分类，以确定它们的借贷资格。　　日，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做出的收入组分类如下：低收入为1,035美元以下；下中等收入指1,036美元至4,085美元；上中等收入指 4,086美元至12,615美元；高收入为12,616美元以上。　　所谓GNI（或称GNP，一度也成为中国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后改为GDP），目前中国的GNI比GDP略低一些，但基本可以等同。14年高收入国家又新增了和智利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资源国，后者曾经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高收入国家未必是靠技术或勤劳取胜，故它们未必能成为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衡量标准也不止一种。其中联合国承认的发达国家大概有42个，它们是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以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来计算。目前，被联合国承认的发达国家及地区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匈牙利、冰岛、、、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斯洛伐克、、瑞典、瑞士、、。　　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安道尔、巴林、巴巴多斯、文莱、塞浦路斯、爱沙尼亚、中国香港、以色列、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纳哥、、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文尼亚、阿联酋。　　2015年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分布图
摘自《WDI 2015 MAP》world bank　　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看，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华人圈，除大陆以外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澳门除外）。看来，作为全球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理应成为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　　中国要跻身高收入国家有多难　　如果只是计算中国何时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容易计算出结果的。　　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均GDP为49351元，即便按照1:6.2的汇率计算，还是不到8000美元。假如今后5年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为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目前的水平1:6.5维持不变，则到2020年的人均GDP为1.04万美元，依然与12616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门槛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今后十年中国总应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吧？也未必。假如未来十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速降至6%（15年为6.3%），2025年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7，则到2025年的人均GDP为1.21万美元，还是没有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便今后十年的经济状况要比假设的好，实际人均GNI超过了12616美元，但不排除世界银行上调高收入国家标准的可能。　　因此，未来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存在三大障碍：　　第一，未来GDP增速能否维持6%左右的水平。　　201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已经降至2.3%，官方存款利率已经降至1.5%，在西方国家，这样的经济环境所对应的GDP增速也就在3-4%水平了。德国、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制造业大国的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速之后，GDP都是减半增长的。而中国从过去9-10%的高速增长，即便降至6%，也似乎略高一点。　　发现不少学者或官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非常乐观。而乐观的理由总是从“人均牛奶消费、人均电力消费、人均铁路里程……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空间很大”的角度提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岂不是越贫困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就越应该乐观？那么，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应该比中国更好，因为中国毕竟是中高收入国家了，排名全球80位左右，还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比中国更落后，故经济增长潜力更大？　　其实，我一直认为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看中国经济，一是人口因素（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二是结构因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匹配度），三是环境因素（全球经济状况）。目前看，这三个维度的状况都不乐观。　　第二，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广义货币M2规模扩大太快，到今年年末估计达到168万亿。与GDP之比为2.3，而美国只有0.6，欧盟为0.9，韩国1.3，日本1.6，均大大低于中国。人民币从05年开始升值，至14年1月历时9年；14年之后人民币开始缓慢贬值，目前看应该会采取渐进式贬值方式，所以，今后十年，1:7的汇率水平能否稳住也是存疑的。　　第三，十年之后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理应提高。过去十几年中，高收入国家标准从人均GNI1万美元逐步提升到目前的12616元，提升幅度超过20%。今后十年，随着世界各国政府竞相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泛滥现象难以改观，那么，1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标准提升至1.4万美元也是偏保守的估算。　　在上世纪的1970年，被列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3040美元，因为那个年代，货币还没有泛滥。我们总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相当于日本70年代。其实，日本在1978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500美元，相当于目前的25000美元。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19%，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20%左右，如果中国被纳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意味着全球39%人口成为高收入人口，这显然也是违反常识的，即高收入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太高，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高收入国家了。因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始终是一个相对概念。　　中国GDP高增长与他国有何不同　　中国的GDP高增长，2000年之前主要是靠第二产业的崛起，其中制造业是恰逢全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2000年之后业也崛起了，中国经济靠房子和车子双轮驱动。这些都是正常的，与那些经济成功转型国家类似。　　但中国GDP高增长与其他国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在世界银行数据库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14年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数据中，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20%、32%、20%。可见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这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真相。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国民储蓄率很高的基础上，社会整体属于少消费、多储蓄，储蓄率高了投资才会多；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则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　　不少人认为，中国GDP有虚假成分。我觉得总体看应该是真实的，因为那么高的投资率才带来那么少的产出，你还认为这产出是高估了？当然，个别省市有报高之嫌也是正常的，因为还有些省份可能是低报了。我的推测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GDP存在低报可能，因为民企存在少报收入少纳税的动机；而国企占比较高的地区，存在高报GDP的可能，因为国企需要获得更多贷款，地方政府也需要政绩。　　若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不仅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投资质量更差。因为另一个统计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扩张得更加离谱。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00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占GDP比重达到83%，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只有43.8%（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资本形成额要多出26.6万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是非常相近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差额很小。如2000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26万亿，而资本形成总额为3.48万亿；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6万亿，资本形成总额为5.59万亿。后者大于前者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括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而资本形成总额包括无形资产投资。　　那么，为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2004年之后就大幅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呢？我认为有五方面原因：　　第一，随着房地产的繁荣，土地交易日趋活跃，如去年国家土地出让金收益虽然下降，也超过3万亿，但这部分是不计入资本形成总额的，因为土地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计入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　　第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购买以前年度生产的产品，而资本形成总额却不包括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经计入当年的GDP。　　第三，这些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建设周期较长，不少项目难以在当年统计为资本形成总额。如拆迁等费用均统计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但不统计在资本形成中。　　第四，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自有资金的占比越来越低，主要靠举债投资，故利息成本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此外，居民购房的按揭贷款，去年同比增长了22%。地方政府的投资活动也主要靠借新还旧来维持。估计15年全社会利息支出就达到8万亿。　　第五，尽管有以上四大因素来解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差额，但对于26.6万亿的巨大缺口，这些因素还是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个缺口如此之大的原因。因此，最后一个原因是数据虚报或投资资金挪用带来的灰色收入。　　虚报投资的原因，对地方政府而言或是为了政绩，对于企业而言则可能是为了骗取贷款，但资金却没有流向实体投资。至于灰色收入部分，太多的腐败案例可以来佐证“回扣”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应该不小。如2011年7月审计署发布了2010年审计署绩效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　　本人曾在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一文中，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虚高问题做过研究，将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速以及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结论：一、博彩业收入增速与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很容易理解。二、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或博彩业收入增速约滞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两年，后期也呈现同步性加速迹象。
靠高投资维稳GDP模式恐难持久　　简单测算一下，自2001年开始至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超过20%，也就是超过M2的增速，后者大约在17%左右。如今，无论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M2的增速，都已经降下来了。尽管已经降下来了，但体量还是非常庞大，说明为了拉动GDP增长，靠这种巨量投资驱动，靠货币疯狂扩张难以持久。而且，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根据财政部网站显示，国有企业去年实现利润才2.3万亿，但债务却增长了12.3万亿。估计债务增长中有很大一块是利息支出，估计至少有4万亿，而全社会去年仅债务的利息成本就达到8万亿。　　美国15年的GDP中资本形成额大约为3.38万亿，中国的资本形成额则为4.54万亿。所以，无论是GDP的增量，还是投资规模，去年中国均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人民币贬值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要大于美联储的原因。　　更为惊奇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然达到8.86万亿，超过美国5万多亿美元，这肯定大有水分。这些水分流向哪里呢？估计多数去了资本市场，由此又形成了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从房地产到股票，从各类理财产品到债券。　　所以，我们不难从GDP高增长的线索中寻找出中国主要症结的出现逻辑：　　GDP高增长& 高投资&宽货币& 高债务& 赤字财政& 资金脱实向虚&资产配置荒& 资产泡沫& 通货膨胀& 本币贬值。　　过去那么长时间以来，通胀压力之所以不大，还是与居民收入结构的扭曲有关。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即大部分收入和财产被少数人所拥有，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故通胀压力不大。但凡事都会有极限，目前贬值压力已经显现，通胀也蠢蠢欲动。一旦出现恶性通胀，则货币政策就难以维持宽松，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就会加大。　　无论是五年发展规划，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是把GDP当作预期性目标，把就业、环保等作为约束性目标。但在现实中，却把GDP当作约束性目标。这说明，书面逻辑与操作逻辑是不一致的。回顾过去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书面报告，分析原因十分到位，改革方案也鼓舞人心，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却常常遥遥无期，由此也导致了上述诸多问题的不断日积月累。　　中国还远未到创新驱动阶段　　尽管我们一直在宣称中国经济应该创新驱动。虽然中国经济有创新的亮点，但创新的贡献有多大，技术的含量有多高，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一切。　　国家统计局15年的统计公报中，新增了一个数据，那就是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增长17.0%，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所谓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高新产业投资的占比过低，也说明中国离创新驱动阶段还很遥远。尽管中国的行业发展迅猛，但做大的都是交易或信息平台，如BAT、京东、携程等。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投资都是低级的，无论是短期回报率还是长期回报率都很低。如果回报率高了，则企业债务就不应该快速增长。　　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比如，天津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人均GDP第一，但这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过高，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远低于北上深。重庆也有同样问题，GDP增速很高，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居然超过90%，巨大的投资并没有吸引人口集聚，人口反而是在外流的。　　只有深圳是可以与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者比肩的，如15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2%，现代服务业的占比达到39%。上海主要是靠金融、房地产、汽车制造等传统优势和经济集聚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并不大。　　究竟谁是投资驱动，谁是创新驱动（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海通宏观于博提供　　有意思的是，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03年提出东北振兴，06年提出中部崛起。如今看来，西部的投资增速已经不及东部，东北则是负增长，中部还勉强维持。但从投资占GDP的比重看，全国都在上升，说明经济没有任何转型成功的迹象，但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债务压力却越来越大。　　各地区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
海通宏观于博提供　　鉴于篇幅原因，很多话题就不展开了。简单总结吧：真的要敬畏市场，逆市场的经济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而且，长期的副作用危害极大。从今年来看，管制的领域正在逐步扩大，从汇率到资本账户，从理财市场到房地产市场。管制对于短期防范金融风险是有效的，但长期用管制替代市场机制，则会导致挂一漏万的风险。　　如果把GDP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看成是赶超英美的标志，这与大跃进时代的全民大炼钢铁似有类似之处，即便GDP赶超了，我们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落后人家一大截。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做得很棒了，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缩小贫富差距，过过小康生活已经不错了。　　（摘自李迅雷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
（责任编辑：孙建楠 HN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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