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气象辐射资料年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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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中国气象辐射资料年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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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调雨顺的三年：年气象水文考
全文在这里，不可能都引过来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本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上，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和严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灾害却铺天盖地地笼罩了全中国。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金　辉& 原刊于《方法》杂志1998年3期
“三年自然灾害”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的一个习惯词组。无论过来人还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提到年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场灾难，都会首先想到或说起“自然灾害”。从当年的传媒报导、谠正文件到后来的各种说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着和重复着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
话语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它甚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亲身经历的烙印。
虽然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在当时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或者主要不是因为自然灾害，但是“三年自然灾害”一旦成为习惯说法，重复几十年，便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以至人们会不自觉地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三年自然灾害”似乎已经成了历史的定论。
在这里，笔者却想对这个无人怀疑的神话问上一问：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灾害”么？
若问那三年有自然灾害吗？当然有的，中国地阔天长，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风调雨顺。若再问自然灾害严重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远的不说，单看近40多年，其间大规模的严重的洪水、乾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那三年能独占哪一项呢？可以说一项也没有，有的只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么一个笼统的习惯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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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0年代起，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表，似乎为“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说法提供了具体而权威的证据。请看笔者摘录的表1.表1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说明一下表1对年份的选择。除了年这三年外，还摘录了其前和其后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年，同时又选了气象界和减灾界公认的三个大灾年，即长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国大旱的1965年和1972年。
从表1看，年全国的自然灾害确实是相当严重的，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都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灾年。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更要命的是灾害的后果──粮食减产。从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减产。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7000万吨，比1958年锐减15％；1960年总产量比上年再递减15□6％，只有14350万吨；1961年比1960年虽然稍有增加，也仅仅为1958年的74％。自然灾害的后果如此之严重，粮食减产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本来是个灾害大国，按《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字计算，在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也就是说，一年中全国若有1000余万公顷耕地的“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灾年”，而只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却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实现了稳步增长。
如果除去年那三年，从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基本上是逐年递增的趋势。只有、这4个年头的产量比上年稍有减少，减产的幅度高者为4％（1968年），低者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灾面积，1972年为1718万公顷，1977年为1516万公顷，1980年为2232万公顷（1968年的数字缺），都高于或大大高于1959年的成灾面积，或者说灾情至少比1959年严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灾面积，已经接近1960年的灾情。但是这些年与那三年比起来，粮食的减产则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年的平均成灾面积为100，则1956年为68，1957年为67，1962年为74，1963年为89，1978年为97，1979年为67，1981年为83，1982年和1983年都为72。就灾情讲，这些年都是相当严重的，都超过了1959年的水平。但这些年的粮食总产量不仅没有比上年减少，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个年头中，有6年都是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好水平。
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年这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例外。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三其实，从气象水文概率和统计学上说，三年灾难的原因不要说完全推给自然灾害，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
这里有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偏旱，5度为旱。笔者将其中一些年度的数据综合整理为表2，选择的年份与表1相同。为了使情况一目了然，表2对原表中的旱涝等级做了符号意义上的对应调整，其中：涝由1度改为－2度，偏涝由2度改为－1度，正常或旱涝相当由3度改为0度，偏旱由4度改为1度，旱由5度改为2度。一般而言，－2度的涝和2度的旱，为气象水文意义上的灾害气候。
表2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尽管人们一直在说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严重乾旱”，可是这种说法却得不到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
表2显示，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
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
1959年总指数为－9，平均指数为－0.075，其中旱的2度站为13个，它们是长治、洛阳、郑州、信阳、德州、临沂、荷泽、苏州、宜昌、汉中、安康、万县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为25个。2度站、1度站合计38个。涝的－2度站13个。旱、涝站合计26个，为总站数的1／5强。
1960年总指数为＋11，平均指数＋0.092，其中旱的2度站仅8个，即大同、临汾、郑州、屯溪、邵阳、百色、汉中和铜仁；偏旱的1度站为44个。2度站、1度站合计52个，说明1960年偏旱的地区较常年为多。涝的－2度站14个。旱、涝站合计22个，不到总站数的1／5.1961年总指数为－1，平均指数－0.008，其中旱的2度站15个，开原、沈阳、朝阳、赤峰、南阳、信阳、济南、安庆、郧县、沅陵、喀什、康定、重庆、铜仁和贵阳；偏旱的1度站29个。2度站和1度站合计稍超出总站数的1／3.涝的－2度站12个。旱、涝站合计27个，不到总站数的1／4.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年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总指数＋27，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尤其是接连三年平均指数都没有溢出&0.1，三年总平均指数仅为＋0.003，这在《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组来。
我们还可以比较真正大涝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灾，总指数达－79，平均指数为－0.658，仅涝的－2度站达到41个，就超过了总站数的1／3；另外还有29个偏涝的－1度站。而1965年和1972年则是真正的大旱年，总指数分别高达＋95、＋97，平均指数分别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过了总站数的1／3，分别是41个和42个；偏旱的1度站还分别为34个和35个。
我们再看与年相邻的两个三年：年、年。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总指数、平均指数，以及旱、涝站的合计数，都要比三年灾难中的任何一年要高。年这三年被称为“三年恢复时期”，尽管这三年的气象水文条件大不如年，并且它又是在三年灾难的巨大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但这三年的农业还是实现了连年增产，整个国民经济也从三年灾难时期的近乎崩溃状态得到了复苏。
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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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信什么呀？？？？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灾害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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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3楼的发言：
我该信什么呀？？？？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灾害的三年？
非但风调雨顺而且是从当时上推一百年以内最风调雨顺的三年& 老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饿死了农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所谓解放前闹灾是可以逃荒的 但在那个所谓老毛统治下的盛世是绝对不许逃荒的 所以很多村子是整村整村的就地饿死 民兵把守要路绝对禁止外逃 这就是老毛的罪孽 也是毛粪一直以来绝对要拼命抵赖的事实和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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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毛灾毛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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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_第24页
31日，李井泉对报告作了批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材料，印发到会干部阅，供讨论反右倾参考。并发各县委参考。”日，省整社、生产检查团泸州分团安法孝又送上一个长达万言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泸州专区的右倾作法：
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问题。五月上旬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之后，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公共食堂问题，方针是解散。会后，各县布置了解散食堂的工作。说口粮、烧柴困难，说公共食堂浪费粮食，是“贪污盗窃的漏洞”，说“公共食堂虽然有优越性，我们现在优越不起”等。为了解散食堂，各级党委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层层布置，打通思想，限期解散食堂。有的公社要求“三天准备，七天散完”。在这“一风吹”的布置下，很多县的大部分解散了，．5月22日，省委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第一书记限期恢复。并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
关于自留地问题。隆昌县等地方1月和5月两次划地给农民。出现了以下问题：占耕地面积多了，超过了高级社时自留地的水平；社员对自种地的经营管理越来越积极，对集体生产关心少了；影响了食堂巩固；影响公社的粮食征购任务。
关于猪的喂养形式。5月上旬地委在布置解散食堂、下放猪只给生产队的同时，又布置将一部分公有公喂猪退还社员私人，可以公有私喂，也可以私有私喂。
这个报告最后说：以上这些是右倾思想的反映……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单干，反对集体，夸大口粮困难，反对公共食堂，要求猪只退给个人，领导上一方面感到这是一股邪气，也曾给以批驳，另一方面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作了让步。有的负责干部向下级干部宣传所谓“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把集体生产和个体生产相提并论（原来邓小平的“猫论”源自他的家乡四川）。
9月2日，李井泉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
看来泸州专区在公共食堂、自留地、猪分散喂养、几个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全专区性的，是从上而下的，是有不约而同的共同主张的，是直到现在还未基本纠正的，是很值得开展讨论，并且要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纠正过来。
泸州专区的不少领导干部丢了官，一批人受到批判。在两个月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副书记陈怀堂，在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名列前茅。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并没有止住这股潜流，它在农村还在悄悄地发展，还在悄悄地为饥饿的农民缓解困难。四川省委每年都要发出“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但包产到户还是没有纠正。
两年以后，日，中共四川省委工作组上报的《关于江北县委纠正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错误后的情况报告》中说，江北县接到省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以后，于7月下旬召开了各级干部会议，派出干部下去进行纠正，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纠正包产到户右倾错误是不彻底的。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社员对包产到户恋恋不舍。尤其严重的是，从8月底以来，这种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思潮又在全县范围内抬头，较7月之前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右倾倒退活动。突出的表现是：包产到户的面积不断扩大；一部分大队把大春粮食作物（包谷、中稻）以作业组或院坝为单位进行了分配；秋菜包到户和社员占用集体耕地种植秋菜的现象相当普遍；部分大队将小麦种子全部分到了户；扩大了自留地。报告说，“在群众中，主张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兴隆区10个公社党委书记没有一个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这个报告说，右倾倒退错误已经是一股顽强的势力，稍不注意，就会旧病复发。因此，“有必要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纠正包产到户右倾倒退错误的群众运动”。
日，李井泉对上述报告作了很长的批示，同意报告的建议：在农村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制止住这股救命的潜流。一年以后，又是这个江北县，“包产到户等单干活动普遍而严重，在全区591个生习队中，去年红苕几乎全部包产到户，今年小春约占60％”。这里不仅大搞包产到户，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只有包产到户，才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干活不用催，活路作得细；搞集体生产人多心不齐，活路质量不好，进度不快。2，包产到户，谁劳动好，产量就高，谁就能多吃粮，谁懒谁挨饿，这才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3，包产到户后，粮食损失是自己的，看得严，不会出小偷；集体的粮食损失了没人心疼，容易出小偷。4，包产到户用不着干部派工，不要熬夜评工记分，更不会因评工记分而吵架。5，集体生产小队干部两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社员骂娘；包产到户以后省心多了。6，搞集体生产没饭吃，一搞包产到户粮食就多起来了，就不会饿死人。“黄鳝没手没脚都会弄吃的，人还搞不到吃的？”“你把田荒起来不让我们搞单干，怎不饿死人？”其它地的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1961年8月，屏山县清流公社五一大队70．1％的土地、44％的耕牛分到了农户，这个县所属的地区包产到户的面积也很大，地委领导人牟海秀说：“第一次摸只有百分之几，第二次摸有百分之十几，现在摸的结果有百分之二十六的生产队，估计还不一定摸清”。
为了纠正包产到户，四川省委搞了一个“三包一奖”，想用此取代包产到户。所谓“三包一奖”就是“包产量，包工分，包投资，包奖励”，生产的粮食多，记工分就多，农民不能支配粮食。这实际是一种记工分的改进办法。包产的指标很高，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办法取代不了包产到户，还没有全面推行就流产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那个年代，对包产到户来说，是没有“春风”的，但还是顽强地在地下生存着，发展着。这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细胞，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有着深厚的基础，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显然，这股潜流的顽强生存是以不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为代价的。在一次又一次“反右倾倒退”的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是无法统计的。
九、反右倾加剧了饥荒
四川饥饿时间最长与这里不停顿地反右倾有关。
日，历时46天的庐山会议结束。全国开展了“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运动。李井泉对反右倾是很积极的，就在庐山会议之前，他也是坚决反右的。庐山会议之后，有了毛泽东的令箭，他的劲头更大了。
日上午，李井泉向四川省的干部传达了庐山会议。他在传达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粉碎”，“四个保卫”，即“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重申了“三面红旗”的伟大意义，他说：
公社化运动是伟大的运动，是几亿农民、首先是贫苦农民搞起来的，大办钢铁是几千万劳动大军。这样巨大的群众运动在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中国革命有革命战争运动，有民主革命运动，如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但这些运动的范围窄一些，时间也是分段的，而不像大办钢铁、公社化规模那么大，范围那么宽，时间那么集中。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本来巴黎公社是失败的）是革命的创举，是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最后方向。按照这一看法，中国的公社化、大办钢铁更不得了。公社化意味着大跃进，可以超过以往的速度，不仅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国家的速度。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按照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应当是钦佩不已，赞扬不已，应当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马克思都赞成了，难道我们这成功的经验就不应该赞成吗？
接着，他讲“一大二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说：
人民公社运动是如何来的呢？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不采取的一种生产关系的变化。至于小社变大社，我们原来就有大社的，如张泗洲的社一千多户，现在一乡一社两千多户，这是大跃进以来必然要做的。大跃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办起了食堂，这样一天可以多劳动一、两小时，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公共食堂办了，猪在社员家里就不好喂，就要入社，交食堂喂。猪入社了，自留地就不需要了。所谓一大二公就从此而来。……这些是为了生产发展而采取的措施，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不是凭主观愿望所采取的。至于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这是合乎广大贫雇农、首先是30％劳动力少儿女多的贫雇农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这一部分贫苦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全国有1.5亿，全省有2000万人。有这样的阶级基础才办起来的。既然符合多数农民的要求，首先是30％贫苦农民的要求，我们党就应当领导这个运动。……我党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后下心领导这个运动是正确的。不领导这个运动还要出乱子。不信，解散了试试看。今年解散了，明年还会办起来。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他的这些话可能反映了当时高层的认识。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有着很重的主观色彩。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李井泉这个报告透露了“三面红旗”以外的事情。李说：彭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张闻天也给高饶联盟当过军师。彭也承认自己是高饶联盟的忠实成员。与其说是高饶联盟，不如说是高、饶、彭联盟。高岗在东北，彭德怀在朝鲜掌握志愿军，他们两人相互利用。彭德怀先后同人谈过党内有人反对党。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他们的后台是刘少奇同志。并说从主席到重庆谈判就开始了。这显然是诬蔑，为的是想达到推翻刘少奇同志的目的。高、彭、黄对刘少奇同志是不满意的。彭德怀到处散布说刘少奇是篡党的后台，完全同高岗讲的有个圈圈是一样的。
几年以后的“文革”证明，李井泉讲不是空穴来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被弄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捆在一起被打倒了。从这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反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之间，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日，金牛坝地委书记会，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在会上的讲话，一再强调“坚决贯彻总路线，坚决继续搞大跃进，真正向着人民公社万岁这个方向来搞。”为此，要坚决整顿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左的问题，右的方面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解释毛主席分析1959年形势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说，右派分子把“问题不少”理解为刮“共产风”，认为我们没有纠正；实际上，“问题不少”是指右倾抬头，右倾活动，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的问题不是刮“共产风”，不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是右倾问题。李大章说，右派分子说反左比反右难，实际上反右要搞深搞透也不容易（李井泉插话：反右是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阶级影响问题，不大容易啊！）。李大章在报告最后强调，现在我们主要搞反右，反右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
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第一阶段在成都开，第二阶段在重庆开。会议一开头搞了一个“政治测验”：到会的1300多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不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情况下，先阅读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意见书》，然后人人必须表态。一些政治上受到信任的领导干部被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大家表完态后，才放毛泽东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其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动摇的共49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他们是：邓自力（沪州地委书记）、陈怀堂（沪州地委副书记）、张戟（省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陈星（重庆钢铁公司代总经理）、杜石生（重庆望江机械厂厂长）、高毅（宜宾造纸厂党委副书记）、夏戎（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家义（成都军区11团政委）。
作为军区团政委的张家义是怎样成为省级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呢？这是他一次回乡探亲招来的横祸。第11次会上每位代表得到了一份由李井泉批示的参考文件：“张家义的材料”上说：“原11团少校政委张家义在七、八月份休假回家（江苏铜山），给军区干部部写回两封信，其中对当地农村工作发泄了极为不满的情绪。”这是两封什么样的信呢？
　　　　　　　　七月十九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同志的信
　　　王科长请转牛部长：
我十二号从成都动身，十七日到家，一路未出什么问题。到家后困难重重，没饭吃，有钱买不到，吃了几顿草子菜叶对我教育不少，也逼得我很难在家多住。
老百姓情绪很不好，对生产没信心，对领导抵触很大（说毛主席共产党好，下边干部不好）。除了一些生活较好，吃得饱饭外，余皆挨饿。现在正处于农忙，每日大人10两，小孩6两到半斤。绝大部分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骨枯如柴，走不动路。我们这个村七百人口，在五六两个月分（那时日食4两）因病无粮而死、饿死、上吊、投水自杀了三十余人。医生看病在处方上都是建议领导上给病号增加几两粮食，这样救活了十几个人。
我家人口较多，父母都在，弟兄六人，除已分居多年的二叔被饿死外，全家20余口均平安无事。我到家后都哭哭啼啼，尤其父母哭闹，要求把他们带到外边来。二老有钱，但是买不到东西，我一个月给的三、四十元钱花不掉，因此，曾几度想吊死。我如果不带走他们有饿死吊死的可能。这种情况使我在思想上很不平静，埋怨地方干部领导无法（这都是思想活动没说出）。
上述等等情况，使我想把我的父母及四弟（因我四弟太好，他一分粮不吃，给老人吃，使他饿得不像样子），带往成都过一段时间。因为寄的钱到家不起作用，买不到东西。
上述请求可否，请速来信告诉我。如果可以，请给迁户口的证明。不能去也告诉我，不会闹问题，这种困难不是我的家庭一家之事，可以想通。
我所说的上述情况，是真的，没有扩大之处。
我家乡的生产我了解了一下，使人可怕，能够做活的很少，20多条牛死的只剩一条小牛，土地荒芜面积很大，很危险。
　　　　　　　　　　　　　　此致
　　　　　　　　　　　　　　　　　　张家义　7月19日
　　　　　　　　八月六日张写给干部部王三科的信
王科长同志请转牛部长同志：
部里来信，我于八月三日收到，四日离家返成都，原准备八月七、八日即可至成都，因路上买票困难，恐十五日左右才能回去。带父母问题遵照部里来信指示办，请勿念。
从来信中可以看得出，感到我对当前农村问题认识不足，甚至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这样及时的关心和提出的批评，使我非常感激。但是，我的家乡所存在的问题也应该认为是严重的，否则，这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由我的思想不好来负责，那么真有些吃罪不起了。说实在的，上次去信的主要目的，是请求带我父母去成都，作为反映几个村庄甚至于一个乡的情况，的确太片面了。但是那些情况是有的，是存在的。如果和四川、陕西、河南等省政治情绪、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干劲和干群关系等作比较，我家乡比上述地区差远了。什么原因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来。
我认为那个地区马上就会好转了，因为引起了上级的注意，现在又进行整社了，处分了不少干部，撤职停职的（乡以下干部）也不少。据说也有法办的。以此来大力发动群众（那里的群众非常落后）。
我到家后把我了解的情况，以对党负责的精神，向乡党委和县委某一干部作了汇报，他们都认为对整社有很大帮助，然后也参加了整社活动。动员群众积肥、生产，并亲身到地里作些有关生产活动，和耕作区的干部交谈整社、生产情况。由于参加一些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总的感觉是这样的：学习有关人民公社文件时，对于其优越性这方面领会较深，但由于客观问题（干部作风、生活不好、不能多劳多得、党的方针政策群众领会不深）的影响，公社中存在严重的困难（家乡那里，不是全国）和建设公社的复杂性了解不够，这次探亲解决了；关于紧缩开支、厉行节约比听几次报告还解决问题；党的政策不能被群众所掌握，以及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在那里都需要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斗争的激烈，是过去未所预料到的，群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深蒂固等等问题的认识提高了不少。我认为这是我极其主要的方面，否则也不全面。事情多，见面再说，不对请批评。
　　　　　　　　　　　　　此致
　　　　　　　　　　　　　　　　　　　　　　　张家义　　八月六日于郑州市
从这两信中还可以看出，张家义是一个善良而真诚的人，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然而，就是这两封信，使这位团政委成为四川省八个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一。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是合乎当时的政治斗争逻辑的。
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第11次会议，除了揭露出来了61个各种“分子”、批判了8个重点人物之外，还通过了两个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泸州地区以邓自力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告》十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