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办处通讯》第179期--国家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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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办处通讯》第179期
田力普：中国政府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态度坚定
　　十八大代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11日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说，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坚定的，未来将继续强化。　　田力普说，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杜绝。中国已建立较为完备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含义就是要加强执法，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　　田力普还表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西方媒体扭曲了，这些西方媒体片面地硬给中国贴上侵权、盗版的标签，忽视了中国通过建立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事实上，中国是支付专利使用费、商标许可费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购买正版软件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回答记者关于中兴与华为两家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问题时，田力普说，中兴和华为在知识产权创造方面走在了全球前列，其海外经营符合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也包括各国安全规则，否则无法解释中兴和华为为何能在那么多国家占据那么大的市场份额。　　“美国的结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但没有证据证明具体怎么威胁。”田力普表示，“美国用政治化的手段来限制中国企业，我觉得很不好，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竞争。这样来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自身也是损害。”（新华社/何宗渝、周而捷供稿）
杨铁军出席中国专利审查文化建设成果展开幕式
　　12月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强局之路――中国专利审查文化建设成果展”在京隆重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杨铁军出席了开幕式，并为展览揭幕。此次审查文化建设成果展是国家知识产权局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任务目标，以十八大精神指导专利审查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重要工作举措。 　　据了解，审查文化建设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点工作。为满足创新主体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将2012年确定为“专利审查文化建设年”，以贯彻立法宗旨为根本，以“客观、公正、准确、及时”为总目标和总要求，在专利审批工作中培育和营造“敬畏法律、注重责任、把握实质、执行一致”的审查理念。用优秀的审查文化引领审查工作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此次展览形式创新、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在中国专利审查文化的引领下我国专利审查工作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全景记录了审查文化建设对推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心工作开展和知识产权强局建设的贡献及成效。展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和局机关党委联合主办。（知识产权报/吴艳供稿）
甘绍宁出席知识产权系统杰出青年和优秀青年表彰大会
　　12月21日，知识产权系统杰出青年和优秀青年表彰大会暨青年文明号授牌仪式在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甘绍宁出席活动并讲话。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办公室主任宋文广应邀到会。　　甘绍宁指出，此次表彰会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扎实推进创先争优常态化、机制化开展，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系统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的形势下召开的。通过开展评选活动，为广大青年树立榜样，营造学先进、当先进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引导青年岗位成才，激励青年成长进步，有利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青年人才队伍。　　甘绍宁强调，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认清形势，围绕中心，不断深化主题，丰富内涵，强化载体，加强宣传，立足于激发岗位热情、培养青年人才和创新工作机制，不断深化青年文明号创建和优秀青年评选活动，不断推进知识产权系统的青年工作，为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本次活动表彰了10位首届知识产权系统“杰出青年”和19位“优秀青年”，并分别为3个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和10个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青年文明号授牌。对于在地方知识产权局工作的获奖青年和专利局各代办处的青年文明号集体，将另行表彰和授牌。　　首届知识产权系统杰出青年和优秀青年评选活动和年度国家知识产权局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参评范围更加广泛，首次开展了青年文明号评选活动，并将专利局各代办处纳入申报和评选范围；首次在知识产权系统内评选杰出和优秀青年，并将地方知识产权局的青年纳入评选范围。二是参评主体更加多元。青年文明号创建集体从过去的以窗口单位和服务部门为主扩展到包括审查业务部门和管理部门；杰出青年和优秀青年的参评对象也扩展到审查、管理、服务等多个岗位的青年。　　局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局直属各单位、各社会团体负责人，局属各基层党组织青年委员，局属各基层团(青)组织负责人，获奖杰出青年、优秀青年和青年文明号集体代表共150余人参加会议。（知识产权报社/张帆供稿）
人 事 任 免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以下8名同志试用期满考核合格，正式任职：办公室副主任李胜军；国际合作司（港澳台办公室）副司长（副主任）刘剑；规划发展司副司长金泽俭；人事司副司长薛丹；监察办公室副主任孙军；专利局人事教育部副部长杨常青；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副部长马昊；专利局通信发明审查部副部长张景。以上人员任职时间自试用期起始时间（2011年10月）起算。
关于胡文辉等职务任免的通知
　　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局直属各单位、各社会团体： 　　经研究决定： 　　胡文辉任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主任，免去其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部长职务； 　　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副部长董马林主持该部工作。
人事司关于张景职务任免的通知
　　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局直属各单位、各社会团体： 　　经研究决定： 　　张景任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副部长，免去其专利局通信发明审查部副部长职务。
学昆山、优服务、讲效能、树品牌
――苏州分理处获市级最佳服务窗口
　　为深入贯彻落实苏州市思想作风建设大会精神，按照2012年苏州市作风效能建设五大行动计划中关于创先争优的安排，以及作风效能共进会的有关精神，苏州在市级机关广泛开展了“最佳服务窗口、最佳服务明星、最佳服务举措、最佳制度创新、最佳项目推进”(以下简称“五个最佳”)的评选活动，在经过酝酿初评、媒体公示、万人公选，又经考核小组选评后，苏州分理处脱颖而出，获得最佳服务窗口前十名。　　近年来，苏州分理处紧贴实际，立足苏州，辐射苏南、苏中，深入开展“学昆山、优服务、讲效能、树品牌”活动，不断加强作风效能建设，积极打造优质服务窗口，受到各级领导及申请人的高度评价。2011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评为先进代办处，连续两年被市知识产权局评为先进集体。　　2010年4月，苏州分理处正式开业，首先建立完善了党支部、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青年团员的参谋助手作用，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制定了《苏州分理处部门及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试行）》，完善了考勤制度、学习制度、例会制度、档案管理、服务承诺和保密管理等制度。大力开展“诚实守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在全体职工中树立“明礼诚信、敬业奉献”的思想，加强职工的思想道德修养。　　2011年，苏州分理处受理专利申请11.46万件，收缴专利费用21.13万笔，苏州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双双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一。月份，受理专利申请14.8万件，收缴专利费用23.4万笔，继续位列全国代办处前列。苏州代办处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深入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新《专利法》学习月”、“专利受理百日无差错”等活动，不断细化操作规程，加大检查力度，对国家专利局每个月的数据返回进行梳理剖析，完善应对措施，不断提升受理质量,确保差错率控制在万分之一以内。　　全体职工牢固树立“服务有起点，满意无止境”的理念，坚持以真诚为本、以奉献为荣，优化服务，用服务赢得声誉，用形象打造品牌。创新开展“文明服务、文明形象、文明用语”三部曲活动，坚持上岗统一着装，保持仪表整洁，开展微笑服务。在受理大厅免费为办事人员提供电脑上网、报刊阅读、饮用水、老花镜等，设立咨询服务窗口，做到有问必答，周到热情。公开服务承诺、专利收费标准及投诉电话，自觉接受监督，努力为申请人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服务，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苏州分理处/管辉供稿）
辽宁省推广电子申请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012年，辽宁省电子申请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截止到日，辽宁省共受理电子申请21332件，电子申请比例由去年12月份的90.89% 提高到今年12月的93.11%，圆满地完成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我省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高度重视电子申请工作，按照国家局的要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广电子申请。一是认真学习和贯彻国家局有关电子申请工作的要求和规范，针对电子申请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定期开展业务知识学习，加强各种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针对受理中出现的特殊案例，加强沟通，及时解决问题；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客户提供方便，同时工作质量得到提高。二是省局将今年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的重点放到各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上，并设专人加大对各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力度，例如：召开电子申请座谈会和培训班，帮助用户解决电子申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作电子申请宣传手册，在专利周期间向公众推广电子申请；在省局制作的知识产权专题片中重点介绍电子申请的特点，并通过辽宁电视台以及公交电视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受理大厅播放电子申请相关幻灯片和申报流程；采取专人负责的方式，现场指导新注册的用户如何使用电子申请客户端进行案卷的申报和查询，同时利用休息时间，上门为申请人提供服务，解决电子申请用户在使用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得到申请人的一致好评。三是积极发挥代理机构的传帮带作用，不定期地组织电子申报量比较大的代理机构对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指导。截止到12月，全省所有代理机构、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都已开通并成为电子申请注册用户，今年新增电子申请注册用户171户；省内36家代理机构中，其中有33家电子申请率达100%。　　随着电子申请业务的不断改革和发展，我们将与时俱进，不断结合业务新特点和新趋势开展工作，以此为契机，带动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竭诚地为全省申请人和代理机构提供更加有效和便利的服务。&& （沈阳代办处/李斯供稿）
大力推广电子申请& 促进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2012年，银川代办处紧紧围绕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要点和宁夏知识产权局的中心工作，积极拓展职能，大力推广电子申请。　　在宁夏局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银川代办处在推广电子申请工作中，由负责电子申请的人员对电子申请流程、系统的操作、接收文件等业务工作给代办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培训讲解；多次组织区内的代理机构、部分大专院校和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参加培训座谈会，现场演示电子申请用户注册和电子申请的网上提交，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部分企业和个人当场提交了电子申请注册请求书，并获得了数字证书，同时也使参会人员掌握了电子申请系统操作流程，为我区电子申请的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银川代办处将不断强化管理，努力提高业务质量，积极做好各项工作，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公众。（银川代办处/李嘉雅供稿）
滨州市积极开展专利电子申请宣传活动
　　为进一步推动电子申请工作，日前，滨州市知识产权局召开滨市电子申请工作会议，同时举办电子申请推广培训班。　　滨州市自6月份以来，电子申请比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为了实现山东省知识产权局提出的年底实现电子申请比率85%以上的工作目标，滨州市局要求各区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一步做好电子申请的宣传推广工作，并将其列为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滨州市专利申请量增长迅速的情况下，加大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培育力度，提高企业专利申请的质量，转变企业专利申请的方式；鼓励创建或引进专利代理中介机构，扶持培育知识产权中介机构品牌；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各类园区、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联络对接；继续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电子申请工作中的龙头作用，使滨州市的知识产权工作朝着健康、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　　济南代办处参加了会议，并为与会人员讲解电子申请的应用及专利查询系统和网上缴费系统，现场解答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 （济南代办处/耿丽供稿）
深圳代办处召开推广电子申请座谈会
　　日前，深圳代办处会同深圳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对深圳市7家电子申请率未达95%的代理机构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我处向各代理机构讲解了专利电子申请的优势，尤其是代理机构使用电子申请的优势，并详细了解了各代理机构电子申请使用率低下的原因，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为代理机构解决困难和问题。　　座谈结束，各代理机构表示，将尽全力克服自身困难，努力提高专利电子申请率。&&&（深圳代办处/余斯敏供稿）
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座谈会在昆明召开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昆明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自动化部副巡视员贾争出席会议。省内部分代理机构和企事业单位30余人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贾争听取了昆明代办处负责人对云南省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的情况介绍，通报了国家局下一步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的规划。他对云南电子申请推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就今后云南电子申请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建议。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对在电子申请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家局相关部门人员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同时还就纸件转电子申请、中国专利查询系统的使用进行现场培训。座谈会的召开，对云南电子申请推广应用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昆明代办处/杜金凤供稿）
苏州分理处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
　　12月18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苏州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审查业务管理部巡视员翟薇；全市30多家代理机构、企事业单位及高校的代表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苏州分理处主任管辉详细介绍了苏州市电子申请推广的基本做法以及今后电子申请推广的发展形势。与会代表介绍了使用电子申请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并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各种问题和意见，同时充分肯定苏州分理处在推广电子申请中提供的周到服务。国家局有关人员介绍了下一步电子申请推广计划，并对网银缴费进行详细说明。 　　苏州分理处表示，将继续发挥分理处窗口服务作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定期举办电子申请培训班，继续扩大电子申请推广工作成果。（苏州分理处/夏文斌供稿）
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石家庄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
　　12月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邯郸市举办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省内部分代理机构、企事单位及申请人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初审及流程管理部有关人员分别对电子申请注册及网上缴费进行了讲解，并现场一一解答用户在使用电子申请中遇到的问题。　　与会代表表示，将积极配合省局做好电子申请的推广应用工作，努力提升我省电子申请率，为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石家庄代办处/魏红恩供稿）
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南京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座谈会
　　12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南京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座谈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业务管理部巡视员翟薇、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春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内部分代理机构、企事业单位及大专院校相关负责人50余人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翟薇对江苏省电子申请推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张春平对2012年江苏省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做了总结。初审及流程管理部有关人员分别介绍了国家局开展的纸件转电子申请、中国专利查询系统、网上缴费工作，并对会议代表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与会代表对江苏省局在电子申请工作方面制定的政策和提供的服务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各代理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将积极配合电子申请的推广，进一步做好纸件申请转电子申请及网上缴费工作。（南京代办处/孟云云供稿）
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天津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
　　12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在天津召开电子申请推广座谈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副部长董马林、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王成出席会议。市内部分代理机构、大专院校、企业和区县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董马林详细介绍了全国电子申请工作情况及国家局下一步推广电子申请工作的安排，并对天津市电子申请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初审流程部有关人员介绍了由纸件转电子申请、中国专利查询系统的使用、网上缴费等相关业务工作。同时，现场听取并解决与会人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受到大家的欢迎。　　与会代表表示，将积极努力，促进天津电子申请工作的进一步推广。（天津代办处/张名成供稿）
北京代办处就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到代理机构调研
　　日前，北京代办处和初审及流程管理部有关人员就电子申请推广工作，到市内部分代理机构开展调研。　　调研中，北京代办处处长姚军甫针对代办处近年发展状况及各项业务进行详细介绍，并表示要加强主动服务，切实为代理机构解决问题；同时以“一对一”现场讲解的形式为代理机构解决在电子申请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按照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的部署，截至到目前，北京代办处分别走访8家代理机构，解决用户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获得代理机构的一致好评。代理机构均表示调研活动为今后电子申请业务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京代办处/朱广东供稿）
深圳代办处参加深圳市“两建”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12月1日，由深圳市“两建”办主办的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圳市‘两建’宣传咨询活动”在深圳举行。深圳市“两建”办主任、知识产权局局长徐友军，深圳报业集团宣柱锡总编辑，市“两建”办副主任、市发改委副主任吴优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由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郭驰主持。　　徐友军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此次宣传活动主要目的是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坚持走群众路线，借脑引智，吸引群众知晓“两建”，关注“两建”，参与“两建”，积极为“两建”建言献策，推动建立与深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在推进“两建”工作时，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还要注重社会发展方式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一是要还政于民，转变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二是要社会共治，依靠老百姓的力量，共同治理社会；三是要社会共享，让全社会共同分享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　　深圳代办处派业务骨干在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并制作了宣传展示板，同时为市民发放宣传资料；解答专利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等问题，通过多种方式营造崇尚知识产权文化，提高市民知识产权意识。 （深圳代办处/邓科峰供稿）名单｜LOFTER（乐乎）
LOFTER for ipad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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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谈民国学术圈
胡文辉像 李媛绘　　“民国范儿”现在是个很流行的词，一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就不由自主地带着仰望的态度。胡文辉先生所著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对民国以来的人文学者的成就均有评骘，在他看来，“民国范儿”对一般人来说，更具有文化启蒙的意义；而从学术、历史的角度看民国学人，还是平视为好。　　在您看来，与现在国内的学术界相比，民国学术界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说水准高于现在，其优秀之处表现在哪里？　　胡文辉：因为学术背景的原因，从古代一路传下来的学术传统在民国时并没有中断；同时，民国学人很多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甚至他们接受西方的教育比我们现在更直接。我们现在一般要读完本科才会去继续深造，而民国的很多学人可能在高中时期就出国了，接受的东西也比我们直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这两方面的因素，至于其他的，倒不一定是他们的特别之处，比如有天赋的人、勤奋的人，什么时候都有。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的“凡例”中曾说过：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一方面趋新求变，方法多取经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在研究领域上，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而在中国领域之内，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易言之，是以“文史之学”，也即所谓“国学”最为发达。这算是我对民国学术的总体看法。　　还有一个因素。那个时代处于现代学术建立的开创期。我曾说过，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创世纪”。那些学人受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在本土创立了一套新的学术规范，在这种条件、环境下，肯定能贡献更多。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学术什么都是空白的，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似乎都可以填补空白。现在要想填补空白就很难了。　　现在一谈到民国知识分子，就有种仰之弥高的调子，这是不是合理呢？　　胡文辉：我们对现在的学术状况不满意，所以会觉得以前的好，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古人所谓“凡人之情，重古而贱今”嘛。很多学者在回忆民国的老师时，总是一种仰望的态度，很容易有把那个时代神化的倾向。其实对现状的不满哪个时候都有，比如陈寅恪在1929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现在的学术水平很差，比差很多。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那个年代倒可能是最好的。（当时的学界，也许某个学者并不比日本的差，但是日本十九世纪就学习西方，现代的学术建设比中国早。所以当时陈寅恪会那样说。）　　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不是一无是处，现在看起来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如果过几十年再看，现在一些好的东西会慢慢浮现出来，只不过现在信息太杂乱，好的、坏的混杂在一起，不容易分辨。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评论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里面提到，学生回忆老师，可以说有三派：仰望派，平视派，俯瞰派。一般来说，仰望派最多，但我最欣赏平视派。我写《现代学林点将录》时，对那些学人可以说就是取平视的态度，不会把他们看得很高，对好的东西我会说它好，对坏的东西也说得很刻薄。　　在学术圈之外的人谈论起民国学人，会更看重他们的个性、精神气质等，那时的学人在气质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胡文辉：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学者神化了，他们的行为自然就成有个性了。其实现在的学者，说起来也是有个性的，只是当我们跟他的距离太近，我们不觉得他的学术水平达到某种境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值得去说。就像明星，对于他的粉丝，他的一举一动好像都有个性、性格，如果你不粉他，他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其实取决于我们怎么看某位学人。如果我们觉得他是大师，那么他的很多行为都是有个性的，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如果觉得他够不上这个档次，就根本不会注意他。　　现在要把民国的学人向介绍，很自然地就会有点偶像化、娱乐化的倾向，比如的一些谈话和文章，岳南的《陈寅恪和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之类，还有邓康延搞的纪录片《先生》等，这些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用的是比较煽情的写法，比如“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之类。这属于大众文化的范围，其实无意识地是把这些学者、大师当成明星来包装、叙述，从通俗文化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理解；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应该对这种倾向保持一点距离。　　现在的学术水准，是没有达到民国时候的高度，但是不能因此就说现在没有学术水平高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认认真真做学问的人，说“再无大师”这种话，对现在做学问的人未免不公平。　　我注意到，您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只有邹衡、裘锡圭、汪宁生这三位大陆学者是1949年之后才进入大学的，是否意味着在大陆有一个明显的学术断层？　　胡文辉：这个断层很明显，是不用强调的了。我在《点将录》中提到的余英时、唐德刚、何炳棣先生是1949年之后在海外成名的。比如余英时先生，真正成长起来是在1949年之后，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还是陆续传下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觉得从五十年代开始，大陆学界，除了史料以及考证上的著作，其他没有多少可看的了。而且会有个印象，那时中年一代的学者没有太大的成就，要么是民国时已经冒出来的钱锺书、沈从文这些老先生，要么是吸取了新风气的年轻一辈。而中年的这一代中，李泽厚算是特例，像他这个年纪的，多数人没有留下什么学术成果。李泽厚出道比较早，相对比较突出。但即使是他，也不是那种基础很雄厚的路子，他有大的眼光，但是从现在的学术状况来看，他也不太合乎现在的要求了。　　要是单纯从学者的数量上来说，民国时期肯定不如现在多，但是相对来说，平均水准肯定比我们现在高。就像日本研究中国学术的人，肯定没有中国多，但是他们的平均水平很高。民国的学术群体与以前的学术传统有很多关联的，所以做文史研究的人，似乎有着一个学术共同体，平均水准比现在高得多。（其他的学科，如社会科学、理工科等，传统的影响就相对小得多了。当然，理工科的学者在民国时期杰出的也很多，冒出来很快。）传统不是说对某个人的成长一定有很直接的作用，只是从整体背景来说，传统的因素会影响到他们的学术取向，在文史领域，过去的积累比较多，就能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民国学术圈也有学术不规范甚至抄袭、剽窃的阴暗面，您能介绍一下吗？　　胡文辉：阴暗的东西肯定有。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好的东西出现，原因也许各有不同，但坏的东西出现，原因应当都差不多。　　我曾写过文章，举了不少例子。比如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都说过他是抄了自己祖辈的东西，考虑到刘师培只活了三十六岁，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有个方壮猷，曾以个人名义发表《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至少后一篇是抄日本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通过日本人的著作，对东西洋的学说有不少生吞活剥的地方，近代有不少人专门研究过（比如邬国义先生专门出过一部专著，作了细致的文本校勘）。傅斯年曾指出，王国维也曾沿袭前人的见解，而没有说明出处。写《清代通史》的萧一山也有不少内容是抄的，甚至是抄梁启超那些名著的。还有，余英时先生指郭沫若抄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白寿彝却也指责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剽窃了清人著述，也算剽窃连环案。　　当然，那个时候的学术规范没有那么严，像钱锺书，他一般不提近代学人的名字，有时参考了也不加说明，这可能与他自己写作的体例有关，但至少属于不够规范。而他的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直接抄了别人的不少东西。　　任何时候的学术都不是一片净土。从剽窃这个问题，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民国学术界，不必将它神化。　　王国维、陈寅恪这些民国学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人关注，有人认为是因为那时文化保守主义兴起造成的，是这样吗？　　胡文辉：我觉得可以分出不同的线来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说重新发现王国维、陈寅恪，还有钱锺书、沈从文，其实说是重新发现的，这是学术史本身的规律，是理所当然的。“国学热”则是另一条线，有些人有重合，但是热起来的原因不一样。王国维、胡适这样的学者，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是主流，大陆重新承认他们的成就，是很正常的；但像章太炎，我觉得就不一样，现在已没有人能像章太炎那样做学问，不合乎学术的规范，他热起来，应该更多是“精神”方面的原因，跟“国学热”有关。我们看胡适的著作，还可以照胡适的方法做学问，但是看章太炎的东西，像他的方法去做，恐怕就没法毕业。像陈寅恪，他热起来，也是有不同的线，不同的背景，纯粹的史学是一条线，“国学热”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也是一条线，还有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方面，也是一条线。　　民国时代的学人整体上的风格来说，与现在有什么大的不一样？　　胡文辉：风格上来说，更重文史，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大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个传统不能说完全断了，但是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八十年代以后是另一个时代，我们更容易受西方的影响，引进西学成了主流。　　民国时期，胡适、陈寅恪这些影响最大的学人，在国外学习之后，回国还是做中国的学问，树立出了典范。直接将西学引入中国的也有，比如严复，但是严复的影响主要不是在学术界，而是思想界，他是以翻译为主。　　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很红的一些人，就是立足于翻译西学。刘小枫、甘阳、秋风、邓正来等学者，他们翻译的东西虽然不一样，但是都因为有翻译这个背景，所以在学界的影响非常大，反而是他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多少成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所以我感觉，现在直接译介西学的学者，比民国的时候影响来得大。民国时从事翻译的学者也很多，但是翻译归翻译，要树立学术地位，还是要靠自己本身的研究，可以用西方的治学方法，但是领域、材料都是中国的，这样才能发挥长处。现在则不然，只要是搞西学的，在学术界就会有特别的影响力，甘阳就是典型，刘东也是（当然，我不懂外文，阅读西方著作，完全是受惠于翻译，我个人很感谢搞翻译工作的人。这里我说的是目前学术界的风气）。也许可以说，现在的学术界，比起民国的时候，学统已经断了，少了自信力，所以只能跟着西方人的后面跑。甚至于中国人最有优势的领域，也要跟着西方的汉学家跑。　　相对来说，现代大陆的学人，我觉得达到第一流的，比如列入《现代学林点将录》的裘锡圭、汪宁生等几位，从事的领域都是相对比较冷僻的，更接近绝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受限制。海外的余英时、许倬云先生有西方学术背景，汲取了很多外面的东西，但传统的素养也很深，自己做的东西也很好，同时“能量”也很大，在学术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学者我觉得在大陆应当没有。余、许两位应该更多保留了民国学者的风范。如果大陆有他们的话，就会形成一个重心。　　具体对“民国范儿”这个词，您怎么看？　　胡文辉：我觉得青说的“民国范儿”，对一般人来说，能起到一个文化启蒙的作用，还可以说是对当下现状的一种批判，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但从学术角度看，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看，民国学术圈肯定也有很多问题，何况那是一个战乱的时期。我们现在把民国的知识分子说得那么神，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个运动下来，几乎所有人都抵挡不住。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是出了很多文化上的大家，可是中国就几乎没有，这个余英时先生已指出过。当然，这跟中国的政治作风有关，苏联更倾向于通过秘密警察，中国则倾向于通过群众运动，思想改造此起彼伏。不知道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民国范儿”再厉害，也经不住几次运动，经不住思想改造，经不住反右。　　我以前写过一篇小文章，标题是《怀念贼》，从“民国范儿”这个角度看起来，意思就是，当年的土匪、强盗也有“民国范儿”。结尾我说：现在许多人动辄怀念过去的大学，过去的教授，过去的知识分子，在这个为了抢一点东西就拍头斩手的年代，我们是不是也该怀念过去的贼呢？总之嘛，讲“民国范儿”无伤大雅，但应当保持一点分寸。　　现在也有人批评“民国热”，并说“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您是否赞同？　　胡文辉：“民国热”是过头了，泼点冷水，也是合理的，但是泼冷水也不必过头。我取中庸之道。民国的时候战乱很厉害，当时的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比起现在也很低，那是“万恶的旧社会”嘛，这个谁会不知道呢？但“民国热”我觉得主要是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主要是仰望那些民国人物，那种风范，你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很糟，就说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也很糟，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用这个理由来否定“民国热”，有点不切题。就像春秋战国也是个很糟的时代，但谁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思想文化是最辉煌的。　　而且，民国时候的糟，很大程度是因为战乱，因为技术水平，是外部的问题，是不可抗的；但我们现在反而是技术水平、生活水平掩盖了这种糟。我们对民国不必美化，但对现实总应当有批判精神。
04/18 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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