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话题：吴兴华与宋淇-乱世中的两个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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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在燕大任教，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校方还打算保送他出国留学，但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封锁燕大，他只好转行当翻译谋生。
在1985年写给张芝联、郭蕊的信中，我爸爸宋淇谈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愿景，那时他和吴兴华在燕大当助教，一心要在学界发展：“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 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日后，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大家便各奔前程。我爸爸留在上海，吴兴华则与众多兄弟姊妹挤在会馆的小屋里，终日读书作诗，生活非常艰苦。
沦陷期间，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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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在燕大任教，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校方还打算保送他出国留学，但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封锁燕大，他只好转行当翻译谋生。
在1985年写给张芝联、郭蕊的信中，我爸爸宋淇谈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愿景，那时他和吴兴华在燕大当助教，一心要在学界发展：“学校方面内定在我教书两年之后，送我去B erkeley（伯克利）深造，谢迪克的理想是西语系应有以中国教师的核心，将来以Lucy赵(赵萝蕤)，我，兴华三人为成员。如果没有珍珠港事变，说不定我仍然会走上这条路。如果从硕士读起，三四年下来，英文至少可以弄通。无奈日本人一偷袭美国，兴华同我二人的命运就此重写。”
日后，燕大被日军占领，师生解散，大家便各奔前程。我爸爸留在上海，吴兴华则与众多兄弟姊妹挤在会馆的小屋里，终日读书作诗，生活非常艰苦。
沦陷期间，吴兴华的两个妹妹先后病逝，对他打击甚大，自己也因为生活清苦，营养不良，结果患上肺结核，之后再也出国无望。那时为了生计，他曾经和德国神父合编德华字典，又为中德学会编译了中德对照的《黎尔克诗选》(黎尔克，今天通译里尔克)。1947年，吴兴华把这部诗选寄给我爸爸，附信说：“我自己只有这册，希望你别丢了。”但不知道多少年后，这书给人借去，竟真的遗失了。爸爸想从别处弄一个影印本来，闻说哈佛有一册，便设法去借，但对方回复因为纸张脆薄，无法影印，结果也没有办法借到。据我所知，吴兴华有27首里尔克译诗已收入臧棣编的《里尔克诗选》(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可惜2005年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却漏收了。
北平沦陷，工作不稳，反而令吴兴华更迷上读书写诗，而他跟我爸爸的通信也是这时期最频繁的。现在我家里有他六十二封信，三封是英文，其余的是中文，中文用白话。所有信都用墨水笔写，他曾说没有墨水笔便一切写作翻译皆无法进行。通信自1940年开始，直到1952年，即他十九至三十一岁的时期，多数由北京寄往上海，1949年后我们南下，信便寄来香港。
这些信是关于什么呢？最多的是谈诗，讲读书心得，也讨论人生、友谊，有时更会批评别人。这时候吴兴华的措词很尖锐，跟钱钟书差不多，但吴偶然会很坦白批评自己，我觉得他的自省能力比钱钟书要高。总之，这些信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吴兴华显露出来的才学不下于钱钟书，但他不会七国语言连珠炮发那么张扬，我反而觉得他的信比较深刻和耐看，让我想起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或济慈(JohnK eats)书信集那类的信──这两部也是我爸爸的藏书。
看吴兴华的信，你根本很难想象到他原来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日本人来了，一家九口挤在会馆，他依然若无其事跟我爸爸讨论梅花诗。这件事我爸爸在《更上一层楼》中也有提及，他1942年曾写信给吴兴华，问他对宋人梅花诗的看法，当时在沦陷区没有书可以参考，吴兴华却凭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在回信中把唐、宋、明、清的梅花诗逐一征引，如数家珍，更对诗句优劣品评得头头是道。他这封信究竟怎样写呢？今天来看，我觉得吴兴华的评论跟耶鲁文评大师H aroldB loom（哈罗德·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有相通之处，他旁征博引不是为了炫耀，而是用实例来说明自己的论点，这儿应该把它整段抄下来给大家看看。
当时只有21岁的吴兴华在信中说：
“我很高兴你表示出对宋诗的欣赏。我个人对这一时期的‘热狂’已是过去了，自然我对苏、黄的敬佩还是没有改变的，不过而今我可以不自夸的说，能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诗同时在脑中列出，而在那样做时我就看出宋诗的正确地位与它特有的限制。我个人的意思是你引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宣扬宋诗优点最好的代表，尤其是萧德藻那两行诗(编按：“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称之曰工巧则可，必说是胜过林逋，也未必然。咏梅的好句中国诗中屈指难数，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提到时会想到萧德藻的杰句。东坡道：‘江边万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万里春随逐客归，十年花送佳人老’，高启道：‘微云淡月迷千树，流水空山见一枝’，张问陶道：‘美人遗世应如此，明月前身未可知’，唐人诗：‘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些是放眼大处的话，而萧之两句相形之下只有一neg-ative (否定意义上的)价值，i.e，我们欣赏他之能避开熟路，而锤出些新的意象；但设想以上那些名句都不存在，人人见了萧的两句恐怕都要笑歪鼻头的。”
可见，吴兴华除了通晓多门外语，国学造诣也很不简单。我爸爸说过，他抗战时跟随张尔田读经，邓之诚读史，但最熟的始终是诗，燕京大学和国立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诗集、诗话皆全部过目。他很喜欢清代诗人，认为他们成就不在前代诗人之下，尤其喜欢舒位、黄仲则和王昙。当时他打算为清代被埋没的诗人作论文翻案，可惜因时局不稳，最终也未能成事。关于舒位和黄仲则，虽然吴兴华没有写得成那篇翻案文章，但他曾经在信中跟我爸爸大谈自己的看法：
“黄景仁(仲则)因为有点Baudelairian(波德莱尔式)的颓废气，所以近年曾大受一般花天酒地的文人的崇拜，但他真好的，足追比李白的诗却没有人去念。舒位的《瓶水斋诗集》，这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你看了若不拍案叫绝，我准负全责。这两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在情感上形式上都有点觉出旧诗拘束的倾向，故此才把它推向最妙，最细也就是最后的可能去。”
另一封信他又写道：
“舒位集你买到我高兴极了。他的五古应以读论语诗为冠冕，虽说是出自袁枚赵翼，但其中最妙的如‘武王曰人十’替女子辩护等篇又远出前人之上，其题材何尝非散文？咏岳庙中铁人(卷十四)，因而想及木人，泥人，石人，他儿子改名仲舒而念及史上一切名舒的人，而在这些诗里他的优点偏是自然，永不露出东拉西扯的窘态，彷佛每触一题，他的em o-tional field(情感领域)，借用M urray的名词，就是这些历史的火花。其七律更不必说，他的属对足称全清第一，如咏陶潜道：‘五株柳树羲皇上，一水桃花魏晋前’，人人心中都知道，但他是第一个凑成这对联的人。”
吴兴华最后一句评语，我想起钱钟书《谈艺录》也有近似的说法，就是说好诗都能道出别人的心中事，令人看着看着，好像是自己记得那些诗句一样。
提到舒位，我就记起一件轶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爸爸有一册吴兴华亲手抄的诗集，那是天下孤本，第一页抄录了一首署名舒位的诗，没有诗题，起首是“天地有生气，终古不能死”，共二十八句。爸爸不能肯定是哪首诗，甚至不肯定是否真是舒位的诗，便到大学图书馆翻查《瓶水斋诗集》。谁知道图书馆认为这书是善本，不予外借，爸爸只好在那儿匆匆翻了一遍，却找不到那首诗。当时还没有百度、谷歌，怎么办呢？只好“人肉搜索”了，即是说，他写信向钱钟书求救。结果钱钟书是这样回复的：“所示诗不知出何人手，寒家一无藏籍，惟不得《瓶水斋集》检之；港大有此书，目为罕籍，而珍秘不 许 检 阅 ，L e s e x trême s setouchent！此集即原刊亦不足为善本，大有寻常小家女被选列三千粉黛之概。王右丞诗所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可以移咏矣。”
爸爸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港大”是钱钟书自己想当然而已。“Les extrêm essetouchent”是法文谚语，意思是说，两个极端的事物往往就会碰头。钱钟书又引法文又引唐诗又打比喻，不外乎要说那部《瓶水斋诗集》根本价值不高，却偏偏得到最高待遇。我觉得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会简简单单说一句“我不知道”就算了，但钱钟书有问题不懂得答，也会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好像他不懂的时候比他懂的时候还要博学，这也可以算是“Les extrêm es setouchent”了。
后来我爸爸在给张芝联、郭蕊的信里写道：“钱钟书对舒位评价不高，大概吴(兴华)以外国眼光看，钱以传统中国眼光看，品位不同。”我记得几年前南方都市报曾访问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他跟吴兴华和钱钟书都曾经共事，他说“吴兴华的英文可能比钱钟书好”。我不评论巫教授的意见，但看过吴的书信后，我倾向接受爸爸的看法，即吴的思想、观点和品位都比钱更接近西方。
我一直想弄明白，我爸爸和吴兴华究竟要好到什么地步呢？吴兴华似乎觉得爸爸是他第一号的知音人，他这样说：“即使我的诗只能使你一人喜欢，别人全讨厌，我也不会懊丧，正相反，我的自信会更增深。”
另一封信又写：“悌芬，我诚实的告诉你，我觉得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胸襟最大，眼光最好，最适宜作一个欣赏态度的批评家的人。面谀，你知道我是素来不会的。你在这点上比我强得多，因为我不管怎样鞭策自己，仍禁不住有时抱着点‘己见’去念别人的诗———自己写诗一个应得的责罚。但是你却像永远能跟着创作者的脚步，有时我的诗格略变，甚或大变时，当我自己都不确定，你总是站在我拐弯的地方，告诉我这些改变是all forthebest(实际上要比表面看来更好)，你自己并不是没有个人的好恶，但你永远不让它们obtrudeupon(干扰)你的判断，你总是那么虚心，我就不行。”在吴兴华眼中，爸爸是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批评家，所以他还称我爸爸为“批评家中的王子”。
正因为他如此看重我爸爸的判断力，有次便为了一句含糊的评语而责怪我爸爸。话说在1941年，他们有个朋友叫石奔，寄了一篇诗文之类的东西给爸爸品评，爸爸用英文回信，只抛下一句“su-reness of touch”的赞许。吴兴华于是也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爸爸，说石奔收信后样子非常忧愁和困惑，因为所有人都觉得那句“surenessof touch”(中文大概就是“挥洒自如”)很莫名其妙。吴兴华认为，爸爸是大家最信任的批评家，不应该给这种空洞的评语，而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石奔等人什么写得好，什么写得不好，要具体，因为“H igh-flow ncriti-cism is tothem，G reek”，即是说，他们绝对不会明白那种装模作样的评论。你在这件小事上不单可以看到吴兴华的文学批评观，也可见到他的为人很率真，对爸爸也是爱之深、责之切。
吴兴华对我爸爸的爱护，在另一件事也可看到。那时张东荪是燕大的哲学教授，他找爸爸做一些中译英的工作，但不满爸爸的英文写作style，便找吴兴华去改。根据吴写给爸爸的“密函”所述，张东荪理想的style是“每句必过一行”，大凡简单的句子，都要用“w hich”把两句联为一句。张把不满之处全用铅笔标出，并加上评语如“连起来”、“去掉头一半”、“太中国味”之类。他有时还自己动手改爸爸的译文，吴兴华发现他的英文错误百出，便又替他再大改一遍，还对张明言，照这种改法肯定会比爸爸的原文更差，但张竟然说“不要紧”。后来吴兴华改了四十页，忍无可忍，用橡皮擦子把所有“太中国味”的评语擦掉，不加修改便交还给张东荪，结果张也没有发现。
很巧合，钱钟书也做过类似的事：话说杨绛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给傅雷看，傅雷给了她很多修改意见，她回家告诉钱钟书，钱叫她不用改，原封不动地给傅雷再看一次，第二次再看时，傅雷便很满意了。
我爸爸、吴兴华和钱钟书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性情嗜好都各有不同，例如我爸爸很喜欢《红楼梦》和Jane A usten（简·奥斯汀），吴兴华则不太欣赏，说“明知是好书，却不喜欢”，这大概就跟性格有关。除了一天到晚都是这首诗或那首诗，他们还有什么共同兴趣呢？我想，答案就是侦探小说。爸爸说吴兴华读它们读得爱不释手，而钱钟书在牛津时，也是一天看一部A gathaC hristie（阿加莎·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来消遣解闷，我爸爸当然也喜欢看。我不禁想到，也许他们做学问的方法，都跟他们喜爱推理找凶手有关，像探究一首诗的出处、某个意象在不同语境的运用、作者的创作意图等等，不是跟破案很相似吗？
(下期将讲述吴兴华的心路改变、给宋淇的绝笔信“文革”遇难等，敬请关注。)
宋以朗撰写　供图
已经有1条评论小组话题：陈远： 吴兴华：在辉煌的中点陨落
吴兴华（）
原籍浙江杭州，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主任。他是一位诗人、学者、翻译家。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作为学者，他写下了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所之。
今年一月，记者采访王世襄的时候，王世襄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你应该写写他。”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的回忆从吴兴华的求学生...
吴兴华（）
原籍浙江杭州，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主任。他是一位诗人、学者、翻译家。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作为学者，他写下了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所之。
今年一月，记者采访王世襄的时候，王世襄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你应该写写他。”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的回忆从吴兴华的求学生涯开始。
给钱锺书的《谈艺录》提意见
他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留日的医生。他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念的，就是现在绒线胡同的三十一中，他家就在那一块。兴华从小功课就特别好，很多文章他看过一遍就能背诵。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让他的老师感到惊奇。1937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惊叹于一个16岁的孩子能够写出水平那么高的作文。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他跟我说起那段时光的时候，兴华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诗路。但是他的诗又是很超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些文学和历史的根基，看起来会比较困难，兴华的有些诗我也看不懂，只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好。
还在兴华读书的时候，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锺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我们家一直很好。当时我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我们一些帮助。
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很好了，又加修了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兴华的外语虽然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出去留学，因为身体不好。抗战胜利之后，司徒雷登好几次想把他送出去，但是因为身体的缘故一直没有成行。
由师生恋而结合
我认识兴华是在1949年底。那一年我从上海的沪江大学转考到燕京，到了燕京之后，根据燕京的传统，无论什么系都要读两年的英文。我第一学期是跟张景榆老师读的，张老师的英语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能干，当时张老师跟兴华的关系很好。那时候大家大概是把张老师和兴华看作一对恋人。
我跟张老师读完一学期之后，就分到了兴华的班上，兴华注意到了我。兴华讲课时口若悬河的风采也让我非常佩服，我经常去找他借一些小说，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走得很近。大概半年之后，兴华找到张景榆，说他们的关系就算了吧。这件事当时还让张景榆感到很伤心。
那时候我很贪玩，经常有男孩子约我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和兴华约好了在学校门口见面，但是忽然有人来找我，我就跟着去玩了，回来一看，兴华还在那里。兴华的学问我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些侦探小说，很吸引人。有时我们还会用英文在一起唱歌，兴华轻轻地唱：“像一个向日葵，升起也好，落下也好，总是对着它，它崇拜的偶像。”但是对我来说，我还没有把兴华当成我的男朋友。
当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我很希望能够给母亲一个安定的生活，当时兴华已经是副教授了，在条件上算是很好的，而且母亲也很倾向于兴华，她觉得兴华可靠。就这样，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我1952年毕业，7月份我和兴华举行了婚礼。当时燕京刚刚要和北大合并，婚礼是系里给举行的，在燕东园的一个大花园里，弄了很多大桌子，好多的饮料和蛋糕摆在桌子上。结婚没有多久，燕京就被合并了，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
断断续续的治学经历
随后运动来了。“三反五反”的时候，虽然一些人对兴华还有看法，但是他表现得比较进步，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在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使党对他很信任。院校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当时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锺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倒不觉得什么，但是却让一些人不服气，觉得他的资格不够。
“反右”时，兴华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也没有怨言，他总是对我说：你放心，我尽量改造，争取把“帽子”摘掉，不连累你和孩子。在他的身上，我也看不到一点的怨恨。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字报、开会批判接踵而来。我们走在路边上，人们都绕着走。女儿在学校里也被别的孩子欺负，她的那些同学围着她取笑：“你的爸爸是右派！”后来对兴华的处理还不算很重，没有让他去劳改，但是级别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不允许他教书了。那以后兴华就整理一些资料，编了一本《英语常用词词典》，但是出版的时候也没有署名，作为集体成果。
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后，兴华在家里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在家里经常看到他读，看到他做笔记。当时李健吾对兴华不错，就让他翻译了大量的拉丁文戏剧理论，但是这些翻译的东西在那个年代里最后都不知去向了。
1961年，兴华的右派帽子摘去了，算是摘得比较早的。虽然摘帽右派和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是总算让他讲课了。一开始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那段时间我被下放，常常不在家。1964年我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状态还算不错。兴华说他要开始写东西了，写柳宗元。在他的计划里，是想把唐朝的历史背景和柳宗元的个人生平结合起来，并且综合欧洲的历史、作家和文化背景。他说这本书写出来就可以概括他的学识，那时候，《神曲》也翻译了三分之一。但是后来不断地搬家，兴华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
逃不过命运的劫数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是最先贴满大字报的。别人的冲击还不严重的时候，我们家就被贴上了大字报，这让兴华觉得这一关在劫难逃，他开始寝食不安，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无论我怎么安慰他，好像都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他跟我说：“我不会自杀的，那样会更加连累你们，我会咬牙忍着。”当时家里有一部《四部丛刊》，十二箱，包括经史子集。这是兴华经常翻看的，看得很乱。这时候，兴华把那套书重新整理了一遍，跟我说：“万一将来我被关起来或者怎么样了，这套书应该还值点钱。”
大概就是兴华整理《四部丛刊》的第三天，我在单位接到电话，让我快到医院。我还记得那是在日，前一天我还在人民大会堂听一个动员报告，当时我在单位被扣上资产阶级出身的帽子，日子也很难过，当晚兴华跟我说到学校里的一些情况，他说：“不太妙，第二天不知道要干什么，去也不好，不去更不好。”第二天我也没有说什么，就去上班了，上班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到了下午我就接到电话，让我赶快到北医三院，说吴兴华病了。我赶到医院，看到兴华已经昏迷不醒、不停地泻肚子。当时医院还没有不给抢救，还给输了液。我在那里守着，守了一夜。到了8月3日早晨5点，兴华就不行了。后来通知了北大，红卫兵就去了，说兴华是畏罪自杀。我说不可能是自杀：第一、兴华自己说过不会自杀；第二、我们家里没有东西可以让兴华自杀，家里仅有的安眠药还是我吃的，兴华从来不吃。
后来僵持不下，红卫兵说那就解剖尸体。经过解剖，证明了兴华不是自杀，而是因为喝了脏水，得了中毒性痢疾。后来我听别人说，在8月2日那天，兴华被红卫兵叫去拔草，这活本来也不是重活，但是兴华的身体过于虚弱，拔了一会就支撑不住了。然后他就跟红卫兵说想喝点水，红卫兵又打又骂：你牛鬼蛇神喝什么水？按说兴华如果能识相一点，就不该再要水喝了，但是兴华不懂，过了一会他又管红卫兵要水喝，红卫兵就拿阴沟里的水给他灌了下去。没有多会儿，兴华就昏迷了，倒在地上。就是这样，红卫兵还不放过，对兴华又踢又打，说兴华装死。后来一看真昏迷了，就把兴华送到校医院，校医院一看就说治不了，赶紧送北医三院。就这样，兴华走了。
■记者手记
在燕京，吴兴华是流星式的人物，他的早逝没能让他和在世的燕京老人一样取得让人仰望的成就。但是他的才华当年是那么耀眼——他曾经和钱锺书先生探讨古诗源流，令博学如钱先生者也不禁赞叹；他16岁入燕京，20多岁就评为副教授，这在过去年轻教授比较常见的时代也很罕见——以至于一直存留在燕京人记忆中。
现在的人们说到吴兴华，无不惋惜他的才华，我理解这种惋惜。但是我想，如果吴兴华假以天年，他能取得多高的成就？从他的经历来看，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说。吴兴华一生最为钟情的是诗歌，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选择的应该是诗歌创作，但是从他的经历来看，后来能够做这样选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种情况有些像钱锺书，钱先生在《围城》大获成功之后，本来有意继续进行小说创作，但是形势的转变让他意识到文艺思想斗争很残酷，所以选择古代文学研究。
而吴兴华本身是比较倾向于跟上当时形势的，虽然他不能忘情于诗歌，但是已经没有发表的可能了。
1953年，吴兴华在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抄录了一首王安石的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表达了自己没有用武之地的苦闷，当时吴兴华作为北大的英语教研室主任，在外人看来是不应该有这样的苦闷的。
我在吴兴华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不能是真实，如此的幻象不能是真实！/永恒的品质怎能寓于这纤弱的身体，/颤抖于每阵轻风像是向晚的杨枝？/或许在瞬息即逝里存在她生的意义，/如火链想从石头内击出飞迸的歌诗，/与遥远的应答，穿过沉默的世纪……
这大概可以算得上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回答。
口述：谢蔚英（吴兴华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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