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可辛：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节渐行渐远
搜狐娱乐讯（三三/文 李新/视频 玄反影/图）陈可辛带着一个复古款的墨镜，搭配一身休闲装扮出现在电影节官方酒店的露台上，采访开始前，还与相熟的几个记者打了个招呼聊了两句。连续两年来到这里，威尼斯电影节对他来说也像是一个老朋友般熟悉。他喜欢威尼斯电影节轻松的氛围，“在这里，大家没有像戛纳那样么着急”。陈可辛专访:从电影中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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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辛专访:从电影中得到乐趣
　　本报记者 米乔 北京报道
　　陈可辛，身兼导演、监制于一身的电影人。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18岁赴美研读电影，21岁返港，监制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无泪》，自此正式踏入电影圈。导演代表作品包括《双城故事》、《金枝玉叶》、《甜蜜蜜》、《情书》（美版）、《如果?爱》、《投名状》等，监制作品包括《晚娘》、《春逝》、《见鬼》系列、《三更》系列、《金鸡》、《门徒》、《十月围城》等。相对于做导演，陈可辛坦言更爱做监制，而他导演和监制的作品，被称为“陈可辛制造”，而“陈可辛制造”则成为票房和奖项的保证。
陈可辛以“合拍片”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稍晚于其他香港本土导演，但其天然的多重文化基因，让他在香港导演进入内地严重水土不服纷纷落马的当年，兀自杀出一条血路。
2005年，从未拍过歌舞片的陈可辛凭一部《如果?爱》首次进入内地市场，赢尽痴情男女的热泪，也让周迅获得当年的香港金像影后，顺利进入香港电影圈；2007年他指导的《投名状》在内地创造2.2亿人民币票房，亚洲累计票房达4000万美元，并赢得8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和3项台湾金马奖。如今，他又携带《中国先生》而来。作为一位导演，不可谓不成功。然而和记者谈及电影时，陈可辛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居然是“失败”。
　　《武侠》票房惨败
　　借机出书“疗伤”
《华夏时报》：从和曾志伟认识开始，在三十年的华语电影里，你和你的电影可谓中流砥柱，认可的声音一面倒。但看完这本《陈可辛自己的路》之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外界眼中的陈可辛，你说这本书对你是一个“治疗”，怎么讲？
陈可辛：这本书最先出的是繁体版。书对我来讲是挺意外的东西。香港电影节每年都有一个“焦点人物”，去年刚好是我。这个焦点人物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书，我也就出了。我人生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电影的不如意，包括我妈妈的去世都在里面，能了解到电影背后的一些东西。治疗是有病才治疗，自己已经活了大半辈子，知道自己有病，有些病可能展现出自己的内心，自己却不知道，去年《武侠》失败之后一并展现出来。这个过程让我了解到以前的不管对还是错，可能未必能改的一些东西，毕竟那么大了不是说能改就能改。但起码使得我更加知己知彼，以后我走下去会更顺。最后它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也是对自己的治疗。
《华夏时报》：见到你和看这本书之前，觉得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导演，但书里面却一直提到“失败”，你坦白得有点让人意外。记得当时《武侠》宣传期的时候，请到多年未出山的窦唯开唱主题曲，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在你看来，《武侠》失败在哪里？
陈可辛：失败说的就是票房。也许很多人觉得拍电影是梦想，但翻我这本书会看到我一直在谈票房。我一直说我的专业是电影，“专业”不是代表我很牛，代表我很有才华，我只是专业，生意怎么做，发行怎么做，选角色怎么选。我做电影，不是凭着“梦想”在做，是凭着喜爱，喜爱这个行业你就必须先生存。所以在考虑和票房有关的事情时，我在里面加上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喜好不会影响电影的行销。当一个人把电影当成专业行销，自然会把“监制”这个岗位看得很重――这也是为什么我既做导演，也经常做监制。做监制就会对电影有一个预估，从口碑到商业回报。如果说应该是一百分，当时我的预估（指《武侠》）是至少达到正的百分之四十、五十，结果却是负的百分之四十、五十，你就等于是百分之百的失败。那么，这个预估就是失败的，不专业你还说自己是专业的监制，所以对我是很大的打击。
《华夏时报》： 好像你爸爸当年在邵氏做电影，就是因为票房亏了才放弃这个梦想的？
陈可辛：对。我做电影也是因为他，看他做电影的梦，我也跟着做电影的梦。从小我爸给我的教育是非常民主的，我们像朋友一样，我没有叛逆期。我年轻时去UCLA学电影他心里是反对的，但他什么都让我做。我入行以后（关于电影）我们也有很多的沟通，我头几年的电影不停地给他看，他也给意见，每次回家把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他听。最近十年就比较少，第一他年纪已经七十开外了，第二电影越来越不好玩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你说多了他不一定听得懂，他觉得很麻木，不想听。《武侠》我自己也有投资，当时《武侠》亏了也不敢和他讲亏了多少，不想他担心有压力。
　　电影25年
　　是梦也是痛
《华夏时报》：父子同心。我看陈爸爸在序言里写：“我从没有因为儿子有一部电影卖座而替他高兴，总是担惊受怕，看着他忽起忽落，走着坎坷崎岖的电影之路。”他还说你的名字“可辛”原是为了纪念你母亲的难产，如今看你背负电影这个事业，觉得是你人生的谶语。
陈可辛：这可能和我爸爸的经历有关系。其实我觉得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觉得自己有才华，其实会是一个负资产，你就觉得你都对。我和我爸爸都很固执，固执地把电影这个梦想当成自己的事业。但我和我爸爸不一样的可能是我很多时候是固执，其实我又非常谨慎，因为我一路都非常不自信，我一路都非常不安，这个不安是来自哪里，可能来自我爸爸事业的失败。当时我爸爸在邵氏上班，电影失败之后他骑车带着我，甚至不愿意从邵氏门前经过，宁可绕路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想你从小在一个做电影的家庭长大，你会看到爸爸很兴奋地回来讲一个故事，会讲得很动听。当然他的第一个听众是妈妈，妈妈听久了不想听了，我就变成他唯一的听众，每次听到都很兴奋，觉得他的梦想会实现。当然除了艺术的理想，这也是一个创业的理想，像创业家一样，每部电影都是一次创业、不停的创业。创业又包含家庭环境是否能好起来，但是每次都没有，最终这个梦想彻底失败了。直到我12岁全家搬回泰国（因为爸妈是泰国的华侨），对我的打击不小。搬回泰国意味着爸爸不留在香港，不留在香港就是决定了他不再留在电影圈，就决定他每次回来讲的创业的梦在那一年停止。这些都会使得我非常不安，所以导致我创业的时候都是很拼的，不到最后一口气不放弃；但同时我又是很谨慎的，和票房有关的各个环节我都会去考虑，比如用明星演员，比如拍从来没拍过的武侠片、歌舞片。
《华夏时报》：所以电影对你来说既是梦想，也是痛。做电影这25年，有过和爸爸一样想躲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吗？
陈可辛：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次在首都机场降落都有那个感觉的。一定有的，因为当你一些工作不如意的时候，你对那个地方那个旅途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华夏时报》：这么难为什么还要自己投资、监制，做个单纯的导演不好吗？
陈可辛：刚才说不好的感觉，除了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个时候让我很不舒服――面对权威的时候。我跟我爸很像，我们不能面对权威，他为什么不能面对权威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面对权威，他在我身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依靠，感情或者经济上的。而这个依靠会给你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他不会强迫你，他不是一个强权，所以我从小就没有习惯在强权大的父权社会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出来面对老板就非常较劲，这个也是我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结果也形成了我自己一定要拼命自己做老板的想法，为什么说输是自己，赢也是自己，就是最后你找投资方也好，什么也好，最后你这个钱亏的话，大部分不是自己的钱，还是打工的，也没有话语权，你要话语权的话就是亏你自己的钱，这是很痛的。
　　《中国先生》：
　　回归小成本，快乐做电影
《华夏时报》：《武侠》投资失败对你的打击那么大，但我看书里写韩三平问你《中国先生》要不要只做导演不管别的的时候，你还是决定要自己投资。为什么？
陈可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我投不了那么大的戏，我还是投便宜一点的戏，《中国先生》的成本没有那么大，不把经营的底线放那么高，就把底线降低一点，还是可以做的，但是还是需要一个底线。
《华夏时报》：还是你父亲说的“硬颈”（北京话“后脖颈儿硬”，牛脾气、不妥协）。不愿意听别人的，很“自我”的做事方式。
陈可辛：对。我书封底的那句话：“路走到这里，是我自然的选择。我必须走这条路，做很多导演不用做，也没耐心做的事。”的确是我的写照。很多人说你干吗做监制，这句话问得好。很多导演其实不用管那么小的事情，我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去做，这就是我的方式。
《华夏时报》：《如果?爱》你挑战歌舞片，《武侠》你挑战的是武侠片，《中国先生》里，似乎看不到这种对不同类型的挑战了。是不是在坚持自己之外，也有一种回归呢？
陈可辛：《中国先生》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新鲜空气”，一是拍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题材，二是我回到了最拿手的戏种，文戏。但最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的。
《华夏时报》：像你前面说的，出于成本的考虑？
陈可辛：没错。因为《武侠》的失败，使我痛定思痛，一定把成本降低，所以这次拍《中国先生》，不是我喜欢《中国先生》，而是我必须拍成本降低的电影。但却意外给我碰到《中国先生》这个题材，结果我在这个题材里面找到了所有我为什么做导演的原因和我最拿手最快乐的拍电影的方式――就是我喜欢的电影都是讲情怀的、讲回忆的，讲“想当年”的、讲友情的、讲爱情的、讲一种集体回忆的……这些就是我做电影的全部理由。后来又多一个理由就是我认识了几位非常好的朋友（指《中国先生》的主演黄晓明、佟大为、邓超），这也是我第一次跟纯内地演员的合作，结果非常愉快。
《华夏时报》：今年你入电影这一行也25年了。你对目前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对自己的电影路又有什么总结呢？
陈可辛：其实我回顾了这二十几年，电影是一只非常风雨飘摇的船。今天大家在微博上觉得中国电影是能够发财的，其实电影是最难做的。非常困难，只是打平投资就非常难，别说赚钱了。当你在这样的环境下做电影，就必须跟很多人一样，看一些眼前的东西，包括每一个电影用什么明星，加谁，你才能卖到这个地方，卖到那个地方，才能够有钱拍；你拍电影有审批，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我拍《如果?爱》本来拍爱情片的，但人家要你拍大的，人家要你拍歌舞片，这些都是被迫的。这几年大家都流行用“被”这个字，我们做大导演也是“被”来的，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
《华夏时报》：这是一个容易让艺术家迷失自我的市场。
陈可辛：对。如果说这些年我混在这个圈子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大概就是“自我”了。其实我们（电影人）的生活中，所付出都跟我们得回来的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我得到了乐趣，所以我不会羡慕那些赚很多钱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打高尔夫球，需要做别的。如果我要的是赚钱，就不拍电影了，直接去炒股票快一点。我拍每一个戏都能找到我的乐趣。出这个书总结了我的前半生，没想到接着下半生就出现了《中国先生》这个电影。当时我就是不想拍大戏，结果拍的时候很快乐，这是我下半生的开始，拍每一部电影必须很快乐，我觉得以后必须得快乐。
　　《中国先生》介绍：
由陈可辛监制及导演，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主演的新片《中国先生》于2012年9月底刚刚结束拍摄。影片原名《中国合伙人》（后改名《中国先生》）。该片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穿越20多年，“土”、“海龟”和“愤青”三个好朋友在大时代下白手起家，艰辛创立教育机构“新梦想”的故事。影片自日在北京开机，2012年9月底完成拍摄，预计2013年初公映。深度专访陈可辛：从主流到更主流-艺恩网-中国娱乐产经门户
深度专访陈可辛：从主流到更主流
来源：综艺报作者：喻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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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主流的电影市场都是以大明星为卖点的。大导演的功能除了把戏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观众。这是电影工业的规矩
　　“全世界主流的电影市场都是以大明星为卖点的。大导演的功能除了把戏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观众。这是电影工业的规矩。”——陈可辛　　从《如果爱》到《亲爱的》，陈可辛“北上”已经九年。这九年时间里，他从完全不懂、不适应内地的市场规则，到如今游刃有余地拍摄题材、班底完全本地化的电影，之间也历经了几番浮沉。在香港，他擅长现实生活题材和小人物故事，到了内地却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大片时代。顺势而为并不容易，他曾形容那段时间自己是“挣扎着适应”，“武功全废，束手束脚”。其间既有《如果。爱》《投名状》等成功，却也遭遇了《武侠》《血滴子》的失败。　　终于，在内地中小制作于市场上起势之际，陈可辛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当代现实题材，《中国合伙人》的大获全胜让他迎来了“最好的时光”。9月26日，他的新作《亲爱的》在内地全面上映。这是一部根据内地社会新闻改编的亲情伦理片，从题材到风格内地化之彻底，堪称当下的香港导演之最。由此可见，陈可辛和香港电影的“北上”，目前似乎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亲爱的》的“高点”　　采访陈可辛，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行李找到了吗？”　　就在前一天，《中国合伙人》在长春电影节拿了5项大奖，包括他的最佳导演奖。但是陈可辛不仅因为飞机误点没赶上颁奖典礼，而且还被航空公司弄丢了行李，一番周折之后才终于找回。他苦笑着说：“每件事都比预料的还糟糕，真是不能再无奈了。”　　生活中丢行李，电影里“丢孩子”，陈可辛也在不知不觉中生动诠释了其新片“人算不如天算”的主题。《亲爱的》讲述了一对离异的父母因为不慎丢失孩子，生活由此发生巨变；等到好不容易找到了孩子，却又彻底破坏了另一个家庭的生活。据影片主演之一的郝蕾透露，拍摄过程中，演员们都说看这部电影需要在影院门口派发纸巾。而提前看过该片的媒体及观众也纷纷证实其确是一枚“催泪弹”。　　陈可辛说拍摄《亲爱的》的缘起是在2013年，当时一位内地的同事给他推荐了一个电视纪录片，“说这是个好的电影题材。”纪录片讲述了一个微博“打拐”的成功案例。平时并不怎么关注社会新闻的陈可辛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它最有力量的地方，在于里面没有一个坏人，就是太倒霉，被老天爷捉弄。”　　感动归感动，拍摄一部这样的电影却是一个不无冒险的决定。当下，严肃的现实题材电影并非商业领域的主流，悲剧风格更是与目前喜剧盛行的市场环境不太相符。更何况这个故事本身带有鲜明的地域、时代特征，要求导演对本地现实文化生活有长期深入的了解。当然，陈可辛有底气拍这部电影。毕竟，他最驾轻就熟的本就是现实题材，此外通过《中国合伙人》，他也证明了自己已能完全融入内地市场，“难道内地导演真的比我更了解农民吗？难道我拍《甜蜜蜜》的时候真的体验过新移民到香港的状况吗？拍电影需要的是观察力和对细节的敏感度，而我就是对细节很敏感的导演。”　　《亲爱的》从今年农历年后开始筹备，整个制作过程进行得异常顺利——影片于4月4日开机，6月6日关机，9月26日正式上映，用陈可辛的话说，“简直毫不费力”。他也将此归功于自己的合作伙伴，“拍电影要讲天时、地利、人和，我周围有一群厉害的人，剧本非常优秀，演员也好得不得了。”　　《亲爱的》编剧是来自内地的张冀。通过之前《中国合伙人》的合作，其与陈可辛培养出了深厚的默契。由于原型故事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创作素材，影片的剧本进行得也很顺利。不过按照张冀最初的设想，影片的主人公、农村妇女李红琴应由非职业演员扮演。然而向来只用大明星的陈可辛此次还是选择了赵薇。虽然承认这是一次赌博，但他说赵薇的表现令人喜出望外，“她的表演完全没有痕迹，像纪录片一样，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如此。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只能庆幸我在赵薇最好的时候遇到她。”　　《亲爱的》拍摄期间，陈可辛在赵薇的戏份杀青后发了一条微博，语气也颇带感叹，“这部电影应该是我的一个高点，但愿往后不往下坡走。”大概很难有人永远不走下坡，但陈可辛对于自己这部新片的信心是毫无疑问的，“这部电影从故事格局、叙事结构到人物塑造都比我以前的电影更复杂、深刻，对我来讲是一大进步。它的难度最高，但最后的完成度也很高。”　　“北上”成功路　　陈可辛正式“北上”是在2005年，当时他以歌舞爱情片《如果。爱》叩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这也是其第一部在内地公映的电影。在此之前，他曾在好莱坞拍过一部不算成功的爱情电影《情书》（TheLoveLetter），该片主演是斯皮尔伯格的太太凯特。卡普肖（KateCapshaw）。随后陈可辛创建了电影公司ApplausePictures，并先后参与制作了《春逝》《三更》《金鸡》等片，试图把步伐迈向泛亚洲市场。　　然而，命运最终还是将他带到了内地，且一待便是九年。　　在陈可辛看来，《如果。爱》其实就是《甜蜜蜜》的歌舞版，片中的爱情主题和三角关系几乎照搬前作，但成本制作升级换代，视听效果富丽堂皇。这是因为他深信，只有迎合市场大潮才有生存空间。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称赞《如果。爱》，肯定其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开拓意义，特别是“影片证明华语电影已不再局限在武侠片与艺术片两种类型的死胡同内。”　　然而《如果爱》在内地2500万元的票房，令陈可辛意识到“北上”似乎还是拍武侠大片更为有利。　　2007年的《投名状》之前，陈可辛从未拍过古装武侠片。一方面，他承认选择这样的大片是为了讨好市场，另一方面，他也在片中夹带了不少“私货”。例如影片的故事以三兄弟结义开始，背叛为终，悲剧结尾，“这部片子最不商业的恰恰是题材。”三兄弟先结义后反目的主题变奏，六年后也在《中国合伙人》中再次奏响。《投名状》在创作时经过了多次的审查和修改，这是陈可辛第一次正面触碰内地的电影规则。不过市场的结果最终是成功的：在当年的贺岁档，《投名状》与《集结号》同时上映并分庭抗礼，影片票房达到了2.2亿元。　　2009年2月，陈可辛、黄建新的“我们制作电影工作室”与保利博纳电影公司共同组建了“人人电影公司”，该公司首个项目是陈可辛监制、另一位香港导演陈德森执导的《十月围城》。该片的经过与《投名状》颇为相似——同样是制作时备尝艰辛，但最终结果令人满意。《十月围城》不仅在内地票房达到了2.9亿元，还一举获得了第29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8项奖。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陈可辛遭遇了“北上”以来最大的打击。2011年，他执导的新片《武侠》上映。该片前半段试图用科学解构武侠，后半部又向传统武侠类型频频致敬。但观众对此并不买账，影片最终票房不足2亿，负面评论倒是铺天盖地。2012年12月，陈可辛监制、刘伟强导演的《血滴子》票房、口碑更是跌入谷底，该片也成了那一年里“大片扎堆走麦城”的典型代表。　　现在谈到《血滴子》的惨败，陈可辛认为导演其实已经尽职，失败主要是源于“发行策略失误”。而谈到《武侠》，他仍然难掩委屈：“我承认片子没那么好，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已经比很多人都要更用心拍电影了，用不着骂成这样吧？”当然，对于失败，他也不乏自我批评，“武侠片是风格先行的片种，故事、人物都服务于风格。虽然我觉得尽力在超越自己，加了很多新东西，但仍然是高不成低不就。”陈可辛进而反思说自己的弱点就是“喜欢把事情搞得太大”，“其实我压根就不喜欢武侠片，但却弄这么大，还起个名字叫《武侠》，太轻浮了。”　　接连两次的失败也让陈可辛看到了内地市场上大片时代终结、中小影片崛起的大势。于是在2013年，他转而执导了风格迥异的《中国合伙人》。影片在内地的总票房高达5.5亿元，拿遍了内地各类主流电影奖，包括金鸡奖的最佳影片。不过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三天，票房却只有160万港币。“替换为”却只收入了160万港币，其在当地的最终票房也不过500多万港币。　　采访中，陈可辛多次谈到了他对《中国合伙人》的热爱。他说自己最初的野心是把该片拍成“中国的《公民凯恩》”，当然现实显然不允许他这么做，影片最终还是往《阿甘正传》式的“励志”方向进行了调整。不过，陈可辛并不为自己的“变通”感到遗憾，因为这部电影同样有他自己的影子，“虽然题材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的奋斗史，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分明就是在拍我自己的故事。”例如邓超扮演的孟晓骏，该角色有几场戏就来自陈可辛的真实遭遇，甚至台词都是他当时的原话。　　此外，在陈可辛看来，虽然80年代的香港跟90年代的北京并不一样，但两个时代的状态、内在情怀却不乏相似，“成长、回忆、童真失落，这是我电影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可以通过不同的故事来呈现，但通常不能完全呈现，但《中国合伙人》做到了百分百。不能说这是我最自信的电影，但肯定是最得心应手的一部。”在陈可辛眼中，《中国合伙人》和北上之初的《如果。爱》是他整个电影生涯中的最爱，这两部电影“是我最掏心挖肺的电影”，而这也仍是作为导演的陈可辛最为看重的，“我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赚了钱就走的导演。”　　陈可辛说陈可辛　　陈可辛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他讲话慢条斯理，表达清晰，给访问者的答案指向明确、内涵丰富，对自己的挫折和缺点也算是实事求是。此外，“北上”多年的陈普通话也越来越好。为了做到字正腔圆，他几乎是咬文嚼字地说话，不放过每一个卷舌音。　　他将这种自觉融入环境的能力归结为其命中注定的“外来者”身份。陈可辛的父母是泰国华侨，两人相识于北京念书之时。上世纪50年代，父母离开北京去了香港，陈可辛也出生在那里。小时候在香港，他觉得自己是泰国华侨，跟别人不一样。后来全家搬回泰国，他却更加不自在。再后来，陈可辛赴美求学，又回到香港拍电影，环境始终变来变去。“我一直是outsider（外来者）。作为一个outsider，必须把自己的事做得特别好。去了别人的地盘，就要守规矩。这就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　　这样的身份认同在陈可辛的电影中多少有所体现，他的电影总是讲着“离开”与“回来”的故事，理想失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亲情、友情、爱情，都被他在电影里质疑了个遍。不过由于其对商业元素的看重和对市场口味的自觉，陈可辛仍然被公认为商业片导演，顶多在前面加个定语——“具有人文精神的”。　　对此，他自己倒也欣然接受。　　记者：《亲爱的》是你继《中国合伙人》之后第二部彻头彻尾的内地现实题材作品，此片运作的时间更是非常短，这是因为你在创作上更自信了吗？　　陈可辛：其实我最自信的还是《中国合伙人》，因为完全是我的菜。当然这次也很得心应手，这不是说我比之前更了解故事的背景、环境，而是真实事件的力量太强了，让很多事情都能水到渠成。编剧在这个基础上写了一个优秀的剧本，演员也很受感动。当每个人都融入故事中，就会自动地超水平发挥。大家都发挥得超好，我这个导演简直太容易当了。　　记者：你并非是以关注社会现实著称的导演，这个故事的原型素材为什么会打动你？　　陈可辛：别说导演，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也不是十分关注社会新闻。微博上天天有人转发这类事件，但我不太喜欢参与进去。这个新闻打动我的是丰富立体的人物和峰回路转的情节。最触动我的一点是：找到孩子还不是结局，而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里也没有坏人，我近几年喜欢一些没有绝对是非黑白的题材。我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坏人。本来我想拍偷小孩的人，包括他的动机和他的不得已。如果能展现出来，电影一定会更好，但大家都叫我就此打住，因为怕这样会挑战老百姓的大是大非观，影片肯定也会遇到一些问题。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体，不像文学可以完全以作家为中心。而且我拍的是商业片，不是小众文艺电影，如果我再往下深挖，可能会错误地引导一些比较单纯的观众。你必须承认，电影是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的。　　记者：但你这次在叙事上还是有所冒险，比如把故事分为了两段，没有遵从情节剧的一贯规律。　　陈可辛：这次在故事结构上是有一定冒险，但我在拍摄手法和细节处理上还是顺着观众来的，情感上也不刻意留白，都给了观众抒发情绪的空间，再加上用了大明星。所谓的商业考量其实就是尊重观众、尊重市场，把这些都做了就行。难道说我五十岁的人，连一点险也不敢冒？一辈子没有几个故事能像这样打动我，让我相信就该这样拍。我从来都不是个任性的导演，这次就给我个机会吧。　　记者：《中国合伙人》的结尾展示了一系列企业家的真实照片，而这次《亲爱的》的结尾则记录了演员看纪录片时的反应，以及他们与故事原型见面的场景。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让影片更贴近现实吗？　　陈可辛：那倒不是。很多人批评我在《中国合伙人》结尾放那些照片。其实拍到最后我自己已经跟三位主人公产生了感情，每次我看到三位原型人物在北大拍摄的那张照片都感动到几乎落泪，但如果只放他们三个人的照片，电影就会变得有点像是新东方创始人的传记片。而事实上，我根本没有他们的授权。他们三个关于拍不拍这部电影，内部其实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之前多次请俞敏洪来看片，也都被他拒绝了。所以片尾我放上了一大堆企业家的照片。至于《亲爱的》结尾的处理，是因为故事原型和纪录片太打动我了，我很想把最初让我感动的画面放到电影里。我相信观众最后看到故事原型出现时同样会感到很大的震撼。　　记者：你一直努力在艺术和商业上保持平衡，每次拍片也都会考量当时的市场状况。但《亲爱的》并非时下的流行，这个题材相当严肃甚至沉重，你觉得它能在目前以年轻人为主流的内地市场上找到观众吗？　　陈可辛：每部电影都有它的命。时也，命也。你怎么知道观众不会因为市场上全是喜剧片，所以反而想要有不同的选择？也许现在恰恰是最好的时机，正因为市场上没有一部同类型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看这类电影，只有这一个选择。而且，这部电影不是只站在父母的角度看小孩，同时也站在孩子的立场看父母。每个人在七八岁的时候大都跟父母关系很亲密。现在的90后对这样的感觉更不陌生，他们一定记得自己小时候跟父母相处的场景，这部影片会唤起他们的回忆。很多人都问我是不是因为自己当了父亲，所以想拍这部电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心态一直都很年轻。　　记者：在《中国合伙人》上映前，为了更符合内地观众的口味，你曾经找了一些普通观众来做小范围试映，但《亲爱的》这次并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　　陈可辛：因为《亲爱的》并不是一部机关算尽的电影。之前试映《中国合伙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太喜欢那部电影，拍得太high了，担心自我陶醉太过头；第二，这是香港导演第一次拍彻底的内地题材电影，跟内地编剧合作，全部用内地的演员，我还找了一个内地执行导演在身边把关，随时提醒我哪个场景不对。因此我需要做一些论证。另外，我拍的是60后的电影，我要知道主流的70后、80后观众的反应。所以我还专门分成了三个不同年龄组的观众观看。　　此外，《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是日记体，比较散，可以根据观众意见调整顺序。但《亲爱的》不一样，其戏剧结构本身就不为观众所熟悉，你再去问观众意见，不是自找麻烦吗？一辈子难得有一两部自己非常坚定、非常喜欢的作品，不要这么没底气。再说你拍成什么样，观众都会有意见。一填问卷，“我喜欢”三个字太简单，要多写一点就等于去评论了，但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影评人，写一大堆意见给你，你听还是不听？根据他们的意见剪出来，我怕变成“三不像”。　　记者：客观上，是否也是因为之前《中国合伙人》已经证明你的内地化转型很成功了？　　陈可辛：也许有一点吧。但其实当时做问卷调查也是我自愿要做的。尽管《武侠》票房失败，我的商业价值有所动摇，但还不至于被投资方要求做这个。我在好莱坞拍片时也做过问卷调查，但那不是在测试电影跟观众的距离，而是投资公司对付导演的工具，好像考试题一样。我不是自愿的，感觉很不好受。当然，发行公司永远都是最保守的，每部电影出来，他们都会有质疑。这部也是，担心题材太严肃，担心悲剧不好卖，但是他们不会强迫我做问卷调查。可能《中国合伙人》之后，他们就会说：导演决定怎样就怎样吧。　　「陈可辛语录」　　守规矩　　“我非常了解生存下去的重要性。我从小就是很守规矩的学生。因为是小个子，总是坐在前面。老师眼皮底下，想干坏事是不行的。进入社会后，我也很守规矩。就算我知道某个规矩有问题，那也是后话，我首先会遵守它。老是有影评人说我妥协，其实不是的。我刚进行业时，香港电影产业百分百是商业片天下，我必须服从。我也不觉得这个体系很可恶，只是想保留一点自我的表达。”　　不是知识分子　　“艺术片我不喜欢，很多符号我看不懂。我看电影其实跟普通观众一样，会被情绪打动，所以我喜欢看文戏、爱情戏或者是让人落泪的戏。艺术片则不应让人哭，需要很冷静地分析人性，引发思考。我的性格就比较偏向商业片。从影以来，我不停地做很多audiencefriendly（亲近观众）的工作。我的电影从来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但随着年纪增长，我也会越来越多地思考人生，有自己的小拧巴，不甘于拍一些太直白的东西，有一点向文艺片靠拢，但我还是会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去讲述它。记得张曼玉看完《甜蜜蜜》之后跟我说，电影很好看，就是音乐太多太大声了。我说没办法，道不同不相为谋（笑）。”　　《甜蜜蜜》并非最爱　　“其实没那么好，是内行就知道：它是非常顺从观众意愿的电影，全是好人好事，而且是爱情片，大家都知道他们最终去向何方，中间设置几个障碍而已。这种戏很容易好看，但它是近乎Fomula（公式）的电影，从《日瓦戈医生》《卡萨布兰卡》都能找到痕迹。《甜蜜蜜》是我的技巧和能力达到成熟的代表作，但并不是我拍得最卖力的电影。”　　大明星使用指南　　“我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就用明星，明星会帮助发行和营销。除了内地之前有几年是以大导演为卖点，全世界主流的电影市场都是以大明星为卖点的。大导演的功能除了把戏拍好，最重要就是能吸引大明星，再由大明星去吸引观众。这是电影工业的规矩，我从小就明白。但是既然用了明星，就必须把明星拍出新意。对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颠覆。有时候找演员，感觉特别合适的反而不对，因为太理所当然了。不如找一个看上去没那么合适的，以制造一点惊喜。颠覆明星，最重要的不是教人家怎么演戏，而是选角的直觉。黎明在成为”天王“之前就是黎小军，黄晓明在成名前也就是成东青。这些都是鲜为人知的背景，你把这些写到剧本里面，他就会演得很卖力，因为他觉得就是在演大家没见过的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星演我的戏容易出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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