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 一账本引出百余高校购书回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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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一账本引出百余高校购书回扣案
据《新京报》报道 阅读提示：近日，北京检方公布一批高校商业贿赂案，其中，一家名叫“人天书店”的图书企业引起关注。
人天书店，中国内地最大的民营图书中转商，经营网络覆盖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而这家企业的一个帐本，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系列高校商业贿赂案件，至少有上百所高校人员涉案。
在北京，人天书店涉及到的案件由房山、顺义、海淀等各区检察院联合侦办，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对此做过批示。
目前，系列案件仍在侦查之中。但是，该案已经撕开了图书行业“潜规则”，并揭露了高校商业贿赂的部分内幕。
一个账本引发串案
人天书店是1998年9月成立，2004年的时候已经成为内地最大的民营图书发行公司、专业性的图书经销和出版信息提供商。邹进介绍，在全国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内，均有该公司的办事处。而其中90%的业务与高校有关，主要是向高校图书馆供应图书。
一个回扣现金账本，是人天书店行贿的关键物证，也由此引出一系列高校图书采购贿赂案件。海淀区检察院提供的资料显示，在这本现金账里，人天书店总经理李虹详细记录了2004年以前每一笔回扣款，包括具体金额、领取时间、业务员以及收受单位，总共金额500万余元，其中多数涉及高校。
“到底涉及到多少高校，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都搞不清楚。”7月18日，人天书店董事长邹进表示，当时该书店每笔业务都是给了回扣的。
2005年11月，这个账本被房山区检察院扣留以后，该检察院将涉及到的受贿线索转交到了相关单位当地的检察院。接着，一场全国范围的图书回扣检察风暴，迅速展开。“涉及面很大，当时还在网上公布了一些涉及名单。”7月4日，海淀检察院许永俊处长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邹进介绍，案发以后，经常有检察院的人员来人天集团调查情况，“各地的都有。”而包括邹进本人、总经理李虹等人在内，共100多名人天员工，接受过各地检察院调查。
半年多之后，“北京各区动手快的检察院，相关案子已经结案了。”顺义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人员张霞说。
“这个案子至少涉及到北京十几个高校”，海淀区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徐姓工作人员说。
南昌检察院公布的资料，原人天书店南昌办事处经理刘林根以购书回扣款等形式，向有关人员行贿200余万元，涉及到南昌市20余所高等院校。
7月14日，南昌检察院工作人员表示，此案由于涉案高校、个人较多，目前仍在侦查中。
“没想到这个违法”
“像人天书店这个案子这样能拿到直接物证的，非常少见。”顺义区检察院一名孙姓检察员说。他已经干了30多年的侦查工作，主要办理经济贿赂案件。
他解释，商业贿赂的案子很难查，行贿受贿现场一般没有第三人在场，又都是现金交易，“没有物证，有一方不承认，你就一点办法没有。”一名图书业界的“老资格”也对人天的回扣账本被检方掌握“很是不解”，他说，像这类账本，一般都是放到主管人家里某个角落里的，有些随身带着，很隐蔽，被查到的可能性很小。
当事人李虹表示，由于一直没有想到这个账本是犯法的，而且经常有客户来查阅相关账目，所以就一直放在办公室里。
“检察院来调查的时候，虽然我们也想过涉及到客户的问题，但是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所以很配合地上缴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违法。”邹进说。这本现金账一直都有，而回扣是图书行里的“行规“，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正常业务的一部分，把每一笔回扣都记录在了上面。
“其实这类案子，只要受贿的没有在什么相关单据上签字，死咬住自己没有拿那些钱，有两三个证人证明根本没用。”一知情人告诉记者，陕西西安那边也有因为人天案子受牵连的，死咬住不认，也就没事了。
“书生气太浓，不像个商人。”图书出版业不少人都对邹进有这样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是人天“出事”的原因之一。
跟邹进相同的是，总经理李虹也出生于军人家庭，业内评价她“有女人少有的决断能力，比较大胆”，在创业之时就成为邹进的合作伙伴。
邹进说，他是最初想办一个文化公司，主要策划图书出版，“前面的店面挣点钱，我跟朋友在后面的小院看看书。”这个很书生气的想法，让邹进领导下的人天在前两年不断亏损。1999年3月，人天书店转型，主做图书馆图书配送，到2004年的时候，在全国各省市建立了完整的网络，公司员工最多的时候达到500多人。
也就是2004年底，人天书店制度完备、走向正轨的时候，邹进开始准备出本诗集。“没想到，诗集没出来的时候，诗人进监狱了。”邹进苦笑。
明暗“潜规则”
李虹表示，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牵连到那么多人，“但是这个问题说我们错了，我们也很委屈。”她说，因为是客户向他们要回扣，而且要求开全额发票，没想到现在出事了。而现在，有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因为这个事件，对人天书店有一些意见。
“现在还是一样，大家都还在按潜规则做，只有我们人天被整顿了。”李虹说。
北京图书市场上，回扣分为“明扣”、“暗扣”两类。顺义区检察院宣教处章洪介绍，在支付“回扣”中，往往先以一定比例的“明扣”返还给购书单位，其余的作为“暗扣”以现金或储值卡等形式支付给购书单位的经手人、负责人、主管领导。“基本上是这样”，世纪天鸿书业一名辞职高管说，明扣和暗扣是北京图书市场上基本统一的规则。
多名业内人士证实，一般情况下，明扣的金额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但是暗扣的数额就很不好说了，这个可多可少，进量小的时候就几百块钱，但有些情况下，暗扣的数额能占到码洋的20%以上。“这个完全由书商或者直销图书的出版社自己控制。”就暗扣这部分来讲跟出版社、文化公司大小有关系，一般规模越小的公司，为了拓展业务，给予客户的暗扣会更多一些。
“我们以前的折扣一般是在25%，这也是我们能给予客户的最高限。”邹进说，很难说这个回扣在圈里是高是低，因为都是暗箱操作，没办法界定。
高校“重灾区”
高校教材、相关图书以及图书馆用书，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民营书店主攻的经营项目。在诸多图书采购回扣案中，高校成为“重灾区”。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中小学教材、辅导材料基本被新华书店垄断，因此，高校教材、相关图书以及图书馆用书，是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民营书店主攻的经营项目。
“尤其在以前，高校对图书馆一块并不是全额拨款，一些内部运转和一些不在学校编制人员，以及一些在编人员的福利都要图书馆自筹，这也是导致图书馆人员要办‘小金库’，收取一定折扣自己创收的原因。”李虹对记者说。
据图书发行圈内人士透露，除了潜规则“规定”的15%~25%的回扣以外，进书渠道的不同，回扣的数额也不同，“如果是学校直接从图书馆进书，那么也是按照5折进的，回扣率甚至达到了50%~55%。”
匿名举报谜团
“人天书店的案子是被匿名举报的。”海淀区检察院宣教处处长许永俊向记者透露。而业内多名人士表示，人天书店被举报，也与业内不正当竞争有关。
去年6、7月份，李虹收到不少客户和业务员的反馈，说一条关于人天资金链断裂、运转困难的短信在全国业界人士以及高校图书馆采购人员之间流传，“当时没意识到有人故意想败坏我们，这也是这个案子的先兆吧。”案发以后，当地公安机关接到邹进提供的这一线索以后，曾做过相关调查，“是个神州行卡的手机，天天晚上发，地点就在紫竹桥附近。”虽然没有落实到人，但是邹进还是请公司法律顾问郭凤武于日发表了公开声明，对案件以及之前的流言进行了澄清。
“人天那帮人在图书圈里算是努力的，后来者居上，出这事儿也是树大招风吧。”一名圈内资深人士说。
采访中，多名出版社、文化公司高层表示，这几年，图书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盘外招也就越来越多。也正因为这样，人天书店“出事儿”以后，几个传言版本都跟行内不正当竞争有关。
调查中，多名业界人士证实，两个“支持率最高”的案发原因，一是两家在目标客户群方面跟人天书店重合、一直有利益争端的国营图书出版社，私下写了举报信；二是人天一个被辞退的四川籍业务员，心里不服，又跟一家跟人天书店竞争激烈的民营书店老板串通好，“出卖”了人天书店。
对于这两个说法，邹进和李虹都表示，自己不愿意攻击别人，但是，“我们后来了解也知道，就是那几个地方的人。”
在海淀、顺义两地检察院采访中，相关领导都告诉记者，针对图书回扣的问题，院方在办理相关案件以后，都写成了相关建议，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整顿图书市场秩序、图书经销商遵纪守法，同时也对高校商业贿赂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整改建议。海淀检方透露，目前对高校的排查仍在进行中，部分个人已经被检方立案侦查。
而针对教育领域的回扣问题，教育部今年的一次会议上，相关领导也提出要求，以后不允许收取回扣，但目前还没有明文规定，“只是依照1996年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规定，一切商业回扣都是违规行为。”邹进说。
他表示，在出事以后，人天的业务上“全线收缩“，把业务限定在了高校图书馆配书上，按客户要求，少数做一些教材的批发。
李虹表示，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经历风波以后，业务受到重大打击，只能把有限资金放在一个点上，规避投资风险。
邹进表示，自己曾呼吁图书业界建立相关反商业贿赂联盟，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大家响应。“毕竟，我们不做了，大家还在做。”他表示，要从体制上改变，教育部、工商局、图书协会这些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硬性规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图书回扣问题。
“看看吧，不做回扣，实在过不下去，我们就退出，但是我们不服！”谈话中，邹进再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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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衡水原反贪局长：查贪污案无人说情不正常
　　正义网北京6月27日讯(记者钱贤良) 河北省外贸厅原副厅长兼机电办主任李友灿受贿4714万元，是2003年查办的全国受贿数额最大案,并在今年3月被高检院评为2006年度全国检察机关“十大精品案件”。6月27日上午，承办该案的河北省衡水市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朱克愚做客正义网，谈查办反贪污贿赂大案背后的故事。
　　巨贪李友灿：看着一地钱心里就高兴 退休后想回村里修座桥
　　朱克愚介绍说，2003年以后，河北省衡水市检察院先后办理了李友灿受贿4714万元，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贪污案(吴系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秘书)。还有商务部机电司助理巡视员贾小左受贿案，2006年又办了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全受贿窜案。
　　朱克愚说，李友灿案发之后跑到了俄罗斯，通过公安系统从俄罗斯引渡回来，是各方面协作的结果。再一个，李友灿案子当时振动非常大，他受贿是4774万，当时是受贿数额最大的。再一个，办李友灿的案子，衡水市检察机关动员的人力是最多的，11个基层检察院院调动了10个。
　　李友灿案件对国家公职人员有何警示？朱克愚认为，自己最深的体会，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就平常人来说，提到世界观、价值观是非常虚的东西，但是对于像李友灿这样的贪官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李友灿自己也说了，放松了世界观、价值观的改造，导致价值观的扭曲。他曾说，有时候把钱摆地上，看着一地都是钱，心里就高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扭曲了。
　　“那些贪官的忏悔录总说，辜负了党的培养，辜负了党的培养，在这个时候谈这些话，我认为是非常真实的。”朱克愚说，“包括李友灿案件，他当时说到价值观的扭曲，为什么扭曲呢？因为他从小在村里长大，家里比较穷，他总认为别人瞧不起他，他认为将来一定要混成个人样来，让村里人知道我是个人物。我们办案人员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他就说我退休之后，我要回村里修一个桥，让人们都知道我李友灿混出个人样来了。就是说所谓价值观的背后一定有一些具体实在的东西。”
　　交通腐败症结：不送礼拿不到工程
　　全国30多个省市的交通厅长出了20多个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曾参与查办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张全受贿串案的朱克愚是怎么认识这样结构性的腐败问题？朱克愚说，交通管理系统是权力密集、资金密集的部门，四川省两任、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都先后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张全的案子是2005年办的。在办理张全案我们了解到，工程招投标，作为施工单位来说，不送礼拿不到工程，并且送礼都是非常大的，有的人一送都是30万现金，直接送到家里去了。在工程方面，形成这么一个怪圈，不送礼拿不到工程。很多工程形成了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局面。他们在办这些事的时候，总是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不知道，往往事情败露之后，又后悔了。所以除了纪检、检察监督预防之外，还要有人民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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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克愚长达10年时间在工作在反贪一线。通过多年办案，他自己感觉现在贪污贿赂犯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朱克愚说，从整体上看，贪污案件相对少了一点。因为整个体制上非常严密，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管理现在比较严格，尤其是越高层的越少。而相对的是，贿赂案件现在比较突出。特点是隐秘性强，即使像李友灿案这样受贿毫不避讳的，相对来说也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一对一，隐蔽性比较强。再一个，贿赂的手段也越来越复杂了。不像原来很单纯的，从银行里提出现金放到你那去，现在你到银行查现金存取的情况查不出来，直接用,隐秘性非常强。而且许多受贿案是事后受贿，就是在事前给你承诺，这个工程给我，工程办完了以后，我拿百分之多少给你提成。像这种受贿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你同意了，到时我把钱存在你的账户上。这是非常典型的权钱交易，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说心照不宣，而是非常明确的。 再比如说承诺退休以后再给你钱，那时谁都没事了，这种案子是非常难办的，很多贪官也在钻这个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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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克愚透露说，办案的非常严格要求，同时对干警也是一个考验。在办理上级交办的大案时，办案人员家里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能跟家里联系，配发专案组的手机，等于说跟家里就失去联系了。专案要求高，我们干警回来之后，都能把专案的经验运用到自己所办理的案件中来。 另外，专案对信息化、科技的要求也非常高。衡水市检察机关提出办案时全部启用电子笔录，也是从办理中央专案开始的。我们最近出台了关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规定，都是受到办理专案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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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克愚给网友讲了一个检察机关人性化办案的例子。2003年，衡水市检察院办了一个河北省院交办的某县电力局系列案，嫌疑人是一个副局长，叫高峰。这个案子涉及的官员级别不大，但是影响非常大，也是河北省院反贪局交给我们办的第一个案子。当时在讯问的时候，发现他面色不好，就马上送他上看病。一查是冠心病。马上给他安排住院，又专门从天津进了药，做了其他一系列的检查。在住院过程中，衡水市检察院安排四名干警24小时监护。朱克愚说：“当时我负责这个案子，经常晚上11点、12点过去查岗。在监护的过程中，检察干警天天给他端茶、送饭。到第七天晚上将近10点，他跟监护的人说，要见见领导，说要交代问题。他自己写了一份材料，说你们这么伺候我，又给我看病，确实对我非常关怀，非常受感动。就把当时的县里领导叫过去，主动地交代自己的问题。后来一直到了12点了，我们说别说了，他就说，不说心里不踏实。他交代出来以后，那个案子影响也比较大，通过这一个案子，涉及到23个科级以上干部。 ”
　　“如果没人说情，这个案子就是不正常的” 反贪局长细说抗办案干扰四大招
　　被查处的贪官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一旦出事了，就有领导、同事、亲戚、朋友通过各种渠道打招呼，甚至是施加压力。“案子收过来，电话打进来”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朱克愚说:“如果没有人说情，这个案子就是不正常的。”他说，因为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网非常密，每一个案子，只要一动，说情的马上就找来了。案子要办，说实话，人也不能得罪的太多，办一个案子得罪一批人也不合适。
　　现实的情况会存在，又回避不了怎么办呢？朱克愚介绍了衡水市检察机关的四项解决措施。他说：“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初查工作。在办案过程中，在立案之前有一个初查阶段，我们要求取得的证据必须过硬，我们对初查要求非常严，你至少要掌握住一笔主要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立案以后，讯问12个小时就是一个判断案件走向的过程，过了12小时以后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采取强制措施以后，说情的人就少了。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受干扰的情况比较多。”
　　“第二方法靠说明办案层次来拒说情，比如说案件是市里办的，这样就为基层检察院挡去不少麻烦。”朱克愚说，
　　“第三个方法就是要把说情的作为案件的突破口。既然你来说情了，我们就把案件情况跟你说说，如果你能做工作，或者是帮忙做家属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往往在案件侦破的僵持阶段，如果有一个嫌疑人比较熟悉、比较信任的人对嫌疑人说说利害关系，有时候嫌疑人很快就想通了会积极交代案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在我们的监督之下。”
　　朱克愚认为，提高办案质量是防止说情等干扰的釜底抽薪之举。他说：“衡水市检察机关最近几年办案力度比较大，连续三年实现了三个100%，就是案件侦结率100%，案件起诉率100%，有罪判决率100%。这样的话，尤其是对一些‘懂行’的人来说，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心理：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检察机关办的案子肯定错不了。应该说，我们办案质量的提高，从另一方面让我们这几年抗干扰能力确实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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