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观点_百度作业帮
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 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 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中惟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 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交易成本经济学是融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为一体的、新颖的边缘学科. 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他们认为,市场运行及资源配置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的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的高低.他们认为交易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科斯定理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由此,科斯定理可被定义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的合法的权利配置对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无关的.这就是说,只要交易界区是清晰的,资源配置就能有效.根据这种定义来解释上述科斯所举的案例,他们认为,纠纷解决的结果如何取决于火车主和农场主的交易成本比较,如果火车主是一个人,而铁路沿线的农场主有很多个,那么农场主之间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便会远远高于火车主进行谈判的交易成本,这样纠纷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外在性无解.相反只有在农场主个数减少,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相当时,才可能有效地解决纠纷,克服外在性.在这里,产权界区的明确,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体制的完善与政策的推行等等,都是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换言之,产权界区的明确等措施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也是减少交易摩擦的润滑剂.基于这种认识,交易成本经济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向了企业组织理论.G．斯蒂格勒、张五常等产权理论研究者对科斯定理的解释与威廉姆森一致,都属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解释.[编辑本段]什么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的显著特征是坚持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一特征使新制度经济学比其他经济学更为现实,因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面临着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这就使人们不可能象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无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近十几年来西方经济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之一.一.什么是交易（概念） 威廉姆森是这样定义交易的： A transaction occurs when a good or service is transferred across a technologically separable interface (技术上不同的界面). One stage of activity terminates and another begins.(1985.1) 根据这种理解,交易限于这样一些情形：资源在“交付”（delivery）这一物理意义被转让.这种交割可以发生在企业内,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因此我们可以称为企业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以及市场交易.这种交易主要是由分工造成的. 企业内部交易可以用亚当·斯密（1776）的制针例子来说明.在那里,制针需要许多步骤的工艺,每个工人只从事一部分工艺,他们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就是一种交易. 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康芒斯（1934,58）提出了另一个交易概念：他认为交易“are the alienation（让出） and acquisition（获取）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rights of future ownership of physical things”. 可以看出,康芒斯的交易也涉及到资源的转让,但他的转让却是法律意义上的,是法定产权的转让. 法律意义上的和物理意义上的交易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但在分析交易成本时,我们发现,把这两种意义上的交易看成是反映了资源转让或经济交易的两种不同的类型. 在关于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关注的目标不只是经济交易,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会行动.因为这种社会行动是建立、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因而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交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易.这就是说,社会行动是形成和维持制度框架所必需的,而经济活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这里涉及到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实施机制.政治交易看起来特别重要,因为必须说明政客、官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易,并考虑这些集团对于行使公共权威而进行的讨价还价和计划.还要考虑的是官员们以司法行政形式行使的日常政治权力. 根据威廉姆森（）的看法,经济和政治交易都具有下列三个关键特征：一是不确定性；二是交易发生的频率；三是进行特定交易投资（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s）的程度.新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不确定性对交换的影响,但它没有注意到交易频率和特定交易投资的重要性.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的这三个方面都被看成是对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二．交易成本的定义 狭义交易成本是为履行契约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在某种条件下,这种交易成本可以非常高,以至阻碍市场交易的实现. 广义交易成本是为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要运用的全部资源.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对交易成本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并将其区分为“事先的”和“事后的”两类.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在签订契约关系时,交易关系的当事人都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困扰,因此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在明确这些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过程中是要花费代价的,这种代价的大小与某种产权结构的事先清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成本是交易已经发生之后,它可以有许多形式： (1)当事人想退出某种契约关系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2)交易者发现事先确定的价格有误而需要改变原价格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3)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 (4)为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化和连续性所必须付出的费用. 交易成本涉及到实际资源的消耗,也就是说进行上述社会交易（包括经济交易）都需要资源.因此,阿罗把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体系运行的成本”（1969, 48）.但除了这种日常成本以外,交易成本还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的成本.因此,相对于正式制度来说,我们可以说,交易成本来自建立、维持和改变下列方面的成本： （1）法律意义上的制度（宪法和民法）； （2）权利意义上的制度（如根据自愿协商的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具体索取权）. 此外,由于存在与基本的正规制度运行相联系的非正式活动,也会出现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典型例子是使用市场的成本和在企业内行使发号施令的权利的成本.其中前一种成本可称为市场交易成本（market transaction costs）,而后一种成本可称为经理交易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此外,还要考虑的是运行和维持一个政府的制度框架而产生的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可称为政治交易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这三种交易成本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固定”交易成本,即建立制度安排所进行的特定投资；二是“可变”交易成本,即与交易数量有关的成本.下面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三种类型的交易成本.三．市场交易成本 关于市场交易成本,科斯在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In order to carry out a market transa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who it is that one wishes to deal with, to inform people that one wishes to deal with and to what terms, to conduct negotiations leading up to a bargain, to draw up the contract, to undertake the inspection need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are being observed, and so on.(1960,15) 市场交易成本主要由信息成本和讨价还价成本构成.信息成本显然是重要的,但讨价还价成本也不能低估.在现实生活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决策者能够立即知道或自动地知道谁会买卖一种产品或以什么条件买卖. 一般来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也不会发生匿名交易.典型的情况是,潜在的交易对象必须相互搜寻对方.一旦这种有兴趣的交易者相互接触,他们就要了解更多东西.具体来说,包括交易对象是谁,他愿意且能够达成什么协议.因此,要通过协商来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并确立具体的交换条件.交易也可能需要法律保障.由于可能会出错,因而必须监督合约的实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通过法律行动来执行合约.使用市场的代价可以更具体地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准备合约的成本（狭义定义的搜寻和信息成本）；二是确定合同的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的成本）；三是监督和执行合同责任的成本.一、搜寻和信息成本 想在特定市场进行交易的个人必须搜寻适合的交易对象,搜寻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成本.这种成本之产生,是因为个人进行搜寻,直接需要支出,如广告费、访问潜在交易对象的费用等等.间接支出包括创设有组织的市场（如建立股票交易所、集市或周末市场等）等.此外还包括潜在交易对象之间交流信息的费用（如电话费、邮寄费等）、收集不同供应商关于同种商品价格的信息的费用,以及因检验和质量控制而产生的成本等.从理论上说,关于搜寻和信息成本的讨论属于信息经济学的范畴,但在这里,它也表现为一种交易成本.二、监督和执行成本 由监督按商定的时间交货,度量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等引起的成本.在这里,信息也起了重要作用.三、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 这类成本主要与起草合约及交易双方对交易条件进行协商有关.这一过程不仅需要花费时间,还可能需要昂贵的法律工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随着情况的不同,合约的繁简程度及协商的难度不同.决策成本包括收集信息的成本,支付顾问费和在集团内形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等.四．经理交易成本 经理交易成本涉及到在企业和雇员之间执行劳动合同的问题.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雇佣合同已经存在,因而现在是如何实施的问题.经理成本交易包括： 1、设立、维持或改变组织设计的成本.这种成本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人事管理成本,信息技术投资成本,防止接管和公共关系,以及院外活动成本.这些是典型的固定交易成本. 2、运营一个组织的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如决策成本、监督命令的执行成本、度量工人的劳动业绩成本、代理成本和信息管理成本等）,与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界面物质转让有关的成本（如企业内部的运输成本等）.这一项是可变交易成本. 经理交易成本有一些进入了会计帐户,这些成本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五．政治交易成本 市场交易和经理交易都发生在一定的政治背景下.这种政治背景的形成和公共物品的供给,都是有成本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政治交易成本就是通过集体行动来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它类似于一个企业内的经理交易成本.政治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如下： 1、设立、维持和改变一个体系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组织的成本,包括与建立法律制度、行政框架、军队、教育体制和司法等等有关的成本.此外,还包括与政党和压力集团有关的成本.实际上,所有这些成本都不是微不足道的. 2、营运一个国家的成本.这就是为了维护主权而发生的日常开支,如立法、国防、司法行政、运输和教育等支出.就象在私人部门一样,这些政府活动也有搜寻和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发布命令成本和监督与执行官员遵守原则的成本.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经理交易成本和政治交易成本都可以看成是代理成本.[编辑本段]交易成本的性质和来源概述 交易成本是用来描述达成和履行合同协议的阻碍的术语.这一成本被认为是“经济系统运作的成本”（阿罗,1969：60）,与讨价还价、签订契约和监督契约履行等等活动有关,这些活动都不是直接的生产性活动,而是在交易者之间协调活动的时候产生的行为. 交易成本的存在源于人类两大天性（威廉姆森,）：第一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指的是尽管个体期望以理性的方式行动,但是他们的知识、预见、技能和时间等都是有限的,这一切都阻碍了个体完全理性的行动（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个体不能瞬间解决复杂问题,也无法预知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对于他们所预见到的突发事件（contingency）,他们也不能总是计划周详并有效的做出恰当的反应.此外,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一局限性,所以不存在能够为交易者提供上诉帮助的、准确而且廉价的解决协议纠纷的全知全能的第三方.第二方面 第二个方面,因为至少部分个体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威廉姆森,）,交易的潜在收益有可能无法实现.尽管合作提高了从交易中得到的价值,所有交易都蕴藏潜在的冲突：每一交易者都希望从交易中攫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份额.机会主义（Opportunism）指交易者背信弃义、合同欺诈、逃避责任、规避法律、钻空子的意愿,或者其他各种为了尽可能榨取更大份额的交易产生的租金而利用交易对手弱点的意愿和行为.（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不道德,但是有限理性决定了很难区分诚实可靠的和厚颜无耻的行为,这使得对机会主义行为保持警惕成为谨慎的做法. 机会主义行为可以分为两大类：（1）对联合剩余最大化行为的偏离,这将导致现有合同条款下交易收益的事实上的再分配.（2）从一开始就指望榨取更有利的合同条款或者强迫重新谈判以便合乎法律地修改以前商定的条款（克莱因,1992和马斯腾,1988）.第一种 第一种机会主义是一种对合同包含的价格信号的反应,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道德风险.卸责、偷工减料、以某种不易发觉或不易诉讼的方式降低质量或者在合同中事先没有指定或者没有界定清楚的地方做手脚等等,都是此类行为的例子.逃避责任的人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对联合剩余最大化的偏离,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是寻求改变现有合同上的明确无误的条款,而是设法利用现有合同具体条款的漏洞以及执行中的失误.犯规者的理想境界是他的机会主义行为不被法庭和交易伙伴发现.第二种 第二种机会主义包括各类敲竹杠（hold up）的行为,涉及旨在订立新条款而不是依照现存协议行事的各种做法.第二类的机会主义行为不限于直接使交易者受益的行为,还包括为单方面行动提供更多资源的可能性,机会主义者的单方面行动会增加交易伙伴成本而有机会得到对方的让步.在契约酝酿形成阶段,机会主义行为的例子有杀价（haggling）和罢工（strkes）.在契约执行过程中,机会主义者可能会采取种种行为,如因为微不足道的偏差而控诉对方,虚伪地声称自己不满意,“合法的消极怠工”（working to rule）,或者隐瞒相关信息以让对方违规等等[5].因为这些伎俩通常既会给被施加者带来损失,也同样会给施加者带来损失,所以只会在以下场合应用才有利可图,即这些行为能够使现状如此之差以至于交易伙伴认为在重新谈判中让步并不比坚持原有条款更加烦琐. 机会主义行为的代价是高昂的,其原因有2个,一方面,敲交易对手的竹杠――加上对手反击的努力――是直接消耗资源的,另一方面,交易者没有达成协议或者没有采取应有的行动,会使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不能实现.问题是限制机会主义的努力,无论是事前精心设计更缜密的合同条款以保护自身利益,还是事后辅以更多的监督和检查,都不可避免的对有限理性提出了额外的苛求.结果,在选择和设计组织安排的时候,交易者面临“有限理性困境”和“机会主义威胁”两者之间的持久冲突（威廉姆森,1985）.[编辑本段]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 上面的分析实际上已提到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原因,这里根据威廉姆森的概括,再集中进行一下讨论.威廉姆森的概括虽然是针对狭义交易成本的,但也可以推广到广义交易成本.至于为什么会存在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概括了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与交易有关的人的因素,另一个是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1．关于人的因素 进行交易的个人都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ly rational）和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有限理性是指个人在交易过程中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意外因素（contigencies）,这将增加事前起草合约的成本,同时也将增加事后解决意外情况的成本.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个人可能违反一切合约,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中国俗语有一句话,说有些人就象墙头草,遇风两边倒,这是形容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还有“食言而肥”是诅咒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坐上观虎斗”,谁赢了投靠谁,都比较形象地概括了机会主义的特征.这些机会主义的行为使交易成本增加,因为人们在进行交易时不得不考虑如何防止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需要一些资源的支出.如保险和公证就是这样的一些预防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机会主义行为与简单的自利是不同的,一个完全诚实的人可能从来不会违约,也不会投机取巧,但他仍然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一个人出售一辆旧车,诚实的人也想卖一个好价钱,但他绝对不会向买主隐瞒有汽车质量方面的信息,但机会主义者却会隐瞒这种信息.以前有句话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说明诚实的人如何自利,但却不是机会主义的.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结合起来,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2．关于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 除了人的因素以外,还有三个因素与特定交易有关,也导致了交易成本.一是资产的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二是不确定性的程度(extent of uncertainty)；三是交易的频率(frequency).所谓资产的专用性是指一种资产一旦形成,就只有一种用途,而不能转作他用.比如,一个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一个企业组装汽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在竞争条件下,这两个企业在投产之前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如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除了将发动机卖给组装汽车的企业以外,没有其他市场,则一旦生产发动机的企业投产,他的资产就具有了一种专用性.如果组装汽车的企业还有其他的发动机供应来源,则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严重依赖于组装汽车的企业.结果,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在交易中就处于不利地位.但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可能会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种预防措施就成为一种交易成本.假如这种交易成本足够大,生产发动机的企业就不会投资生产发动机.如此一来,在没有其他供货来源的情况下,组装厂就只有自己生产发动机了.于是,两个企业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而成为一个企业.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条件下上下游企业会一体化. 所谓不确定性的程度是与有限理性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的范围是广泛的,既包括可以预期到的意外事件,但进行预期并在合约中提出解决办法是有成本的；也包括一方具有信息,另一方缺乏的信息的那种不确定性. 所谓交易的频率是指交易发生的次数.如果交易双方经常进行交易,那么,双方就会想办法建立一个治理结构,降低交易成本；但若交易是很少发生的,那么,就不容易建立这样的治理结构,其交易的成本就要高得多.如房地产的交易成本就比日常用品的交易成本要高得多.沉淀成本 -
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一种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不会影响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投资决策时应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人们在决定是否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也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淀成本。对企业来说，沉淀成本是企业在以前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现金,而在现在或将来经营期间摊入成本费用的支出。因此，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等均属于企业的沉淀成本。从成本的可追溯性来说，沉没成本可以是直接成本，也可能是间接成本。如果沉没成本可追溯到个别或则属于直接成本；如果由几个产品或部门共同引起则属于间接成本。从成本的形态看，沉没成本可以是，也可能是。企业在撤消某个部门或是停止某种产品生产时，沉没成本中通常既包括机器设备等固定成本，也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等变动成本。通常情况下，固定成本比变动成本更容易沉没。从数量角度看，沉没成本可以是整体成本，也可以是部分成本。例如中途弃用的机器设备，如卖出售获得部分价值，那么其账面价值不会全部沉没，只有变现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部分才是沉没成本。一般说来，资产的流动性、通用性、兼容性越强，其沉没的部分就越少。“现金为王”的观念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固定资产、研究开发、专用性资产等都是容易沉没的，分工和专业化也往往与一定的沉没成本相对应。此外，资产的沉没性也具有时间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转化。以具有一定通用性的固定资产为例，在尚未使用或之后弃用，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会成为沉没成本，而中途弃用沉没的程度则会较高。在经济学和商业决策制定过程中会用到沉没成本的概念，代指已经付出且不可收回的成本。沉没成本常用来和可变成本作比较，可变成本可以被改变，而沉没成本则不能被改变。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做决策时仅需要考虑可变成本。如果同时考虑到沉没成本（这被认为是错误的），那结论就不是纯粹基于事物的价值作出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人是理性的，那就不该在做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在谈到“沉淀成本”时，美国学者在其为编著的教材中指出，准确的成本计算，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是判断方案是否可行的重要原则之一。2001年得主斯蒂教授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淀成本”———这是一种睿智。他在一书中说：“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称为沉淀成本（sunk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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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成本沉淀成本是经济界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两种误区：害怕走向没有产出的“沉淀成本”而不敢投入；对“沉淀成本”过分眷恋，继续原来的错误，造成更大的亏损。1.策划或决策失误。2.前期调研、评估、论证工作准备不足，造成中途出问题而无法进行下去。3.有良好的策划、计划，但执行中偏离轨道，造成事与愿违。4.执行中发现存在问题，但没有及时调整策略、方案而是一意孤行。5.危机处理能力不足或措施不当，使事态扩大及漫延。
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会对因为过去的决策造成大量设备积压、闲置，“大马拉小车”现象产生一定的“心理负担，随之而来的相关决策，总是希望“能多少挽回点损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最终的结果可能会事与愿违，甚至在错误决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在“是否继续使用”的决策上，过去的采购成本已经作为“沉淀成本”的形式“固定下来”了，不会随未来决策的改变而改变，在制定时可以不予考虑。但在这些资产是否继续使用的决策里，必须注意到相关的成本仍会发生，如、等等。因此，事关“未来”的决策一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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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以下微观角度分析经济性沉淀成本对投资的影响。假设获得资本的成本总是大于废弃的，二者之间的差额便是沉淀成本。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最优原则是：PMPI&＝MCI，其中，P是产出的价格，MPI&是投资品的，MCI是投资品的边际成本。这是标准的新古典竞争结论。当物质资本投资是部分沉淀时，这一决策规则对物质资本配置有什么意义？在发生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依赖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及其自身沉淀成本产生了四种可能的投资行为，这些都被证明在右图中。在图中，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等于单位购买价格S，由SS曲线表示。物质资本负投资等于其打捞价格s，由ss曲线表示。S ＞s 表明有沉淀成本。在第一种情况，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较高，与投资的边际成本曲线（SS）相交于正投资区域，这表明经济主体处于投资行为；在第二种情况下，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处于中间阶段（Ss），这表明他既不正投资也不负投资。在这个资产固定区域，经济主体不易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恰恰是因为沉淀成本导致的结果。在第三种情况下，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较小（ss），经济主体进行部分负投资。最后，当物质资本的边际价值产品极小时，导致总投资完全退出。在图中，横轴表示投资，右侧为正投资，左侧为负投资。纵轴表示投资或负投资的和边际成本。如果S ＝s，即SS曲线与ss曲线重合，表明没有沉淀成本，投资者完全受外界条件的变化而瞬时变化。一旦亏损，经济主体会立刻进行负投资。反之，一旦有利可图，经济主体会立刻进行正投资，这是标准的。然而，如果S ＞s&，至少部分沉淀，一旦投资失败，有可能会等待退出，这偏离了标准的新古典结论。具体分析如：(1)沉淀成本将使经济主体没有任何激励参与资本市场。例如，在投资行为Ⅱ，此时往往出现观望，等待时机，没有任何投资发生。(2)沉淀成本可以产生和。滞后效应以不可逆效应为特征。例如，考虑经济主体在时间t 处于投资行为Ⅱ，在时间t ＋1处于投资I，在时间t＋2需返回投资Ⅱ。这个经济主体在时间t+1进行投资，在时间t ＋2不会进行负投资，尽管他事先知道在时间t+1需要返回时间t+2。这是因沉淀成本带来的调整障碍。(3)在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信息不完全对投资有不利影响。在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在后来的负投资时需要承担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大，面对的可能性越大，投资的负激励越强。同时这也意味着信息不完全和沉淀成本对投资有负面影响，影响企业进入。(4)与第三种含义相关的是，进入要求进行投资，沉淀成本和信息不完全相互作用对进入（投资）有负面影响。换言之，沉淀成本和信息不完全构成了企业的进入壁垒。如果信息完全，不会发生沉淀成本，不会阻碍进入。只有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投资者害怕投资成本无法得到补偿，从而造成投资不足。(5)沉淀成本对退出有阻碍。在有沉淀成本的情况下，该投资者将面对后来再投资或重新进入的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大，面对的沉淀成本可能性越大，负（退出）的激励越小。这表明信息不完全和沉淀成本减少企业负投资和退出的，构成退出壁垒。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投资过度。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模型同样也适用于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等经济性沉淀成本对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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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成本衡量投资项目成本，只能包含因进行或选择该行动方案而发生的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指与特定决策、行动有关的，在分析评价时必须加以考虑的成本，包括差额成本、未来成本、重置成本、机会成本等。非相关成本则指在决策之前就已发生或不管采取什么方案都要发生的成本，它与特定决策无关，因而在分析评价和最优决策过程中不应纳入决策成本的范畴。沉没成本是指业已发生或承诺、无法回收的成本支出，如因失误造成的不可收回的投资，是一种历史成本，对现有决策而言是不可控成本，也是非相关成本，不应该当前行为或未来决策，因此在投资决策时应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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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研发也计入沉淀成本中由于沉淀成本(sunk&costs)被为,一项投资无法通过转移或销售得到完全补偿的那部分成本。具体来说，沉淀成本的大小取决于资产的初始价值(扣除折旧)与其打捞价值(转移或再销售价格）之间的。换言之，沉淀成本与增加初始投资成本或减少打捞价值的因素相关。通过研究，发现影响沉淀成本的因素如下：1.物质特征这些投资专用于给定的场址、时间、或者产业，有可能是沉淀成本最重要的来源。当投资是场址专用性“资产”时，其物质特征使其难以安装、移动或者重新寻找位置，就像等，当投资是时间专用性“资产”时，即投资的价值在给定一段时间后迅速下降，如投入品，当投资是企业或产业专用性“资产”时，其物质特征难以再转移到其他企业或产业。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较小的产品或劳务的调整很可能需要减少其打捞价值的显著调整成本。按照的分类，资产专用性可以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本极强的专用性。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本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力“资产”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2.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交易成本增加初始投资支出以及减少打捞价值时更是如此。例如，解雇工人、、谈判成本、运输成本、在买卖间等都会进一步减少再出售价格。因此,尽管不是产业或企业专用性的，但经常也是部分沉淀的，一般是由于“柠檬”问题(Aker1of,1970）而使出售的资产价值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的旧车问题那样。即使是全新的汽车，只要买到手之后，再出售价格就会下降，也会带来沉淀成本。3.投资效当一项投资对其他投资的打捞价值至关重要时，这一效应便会产生。因此，尽管这项投资的打捞价值很高，但是其流动却受限于其他投资的找捞价值的影响。4.政府政策沉没成本政府的折旧政策、规制或制度安排(显性或)，以及解雇或雇佣培训成本乃至社会等，都会产生沉淀成本。例如，可以自由买卖的生产要素因不允许买卖而带来的沉淀成本。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沉淀成本也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发现，不考虑沉淀成本的新古典竞争经济模型(包括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实际上都假设企业进出产业没有沉淀成本是一种过度的简化，没有涉及沉淀成本。但是考虑沉淀成本的经济模型则是现实经济的一种扩展和延伸。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会形成在位企业的，所以在位企业一旦亏损，因沉淀成本的存在而导致其不能顺利退出市场或产业，造成企业之间过度竞争，进而引发。如果没有沉淀成本，信息完全与否与没有沉淀的投资行为没有关系，即使亏损导致投资失败，也不会带来任何资本损失，因为它可以顺利退出市场。这些情况适合没有固定资本投资的产业中，例如,、和等，它们与有固定资本投资的工业不同，因为前者的长期投资都很少，其资产从流通的难易程度上看很容易易手。然而，与巨额固定资本投资的工业相比，这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当有固定资本投资以及发生沉淀成本时，就会出现过度竞争，即相对于有限需求市场的供给过度，使亏损企业不能顺利退出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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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成本企业经营性支出可以分为生产性支出和两类。一般来说，生产性支出所形成的沉没成本的损失相对较小，比如一批生产原料保管不善而报废。又因为许多生产性支出项目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成本项目，这类沉没成本其实只是准沉没成本。而资本性支出特别是项目投资形成沉没成本，问题就严重得多了。一个投资项目，一是投资额比较大，二是回收周期比较长；投资项目一旦确立，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你都只好接受。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的沉没成本，这要求企业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沉没成本并不是由企业自身造成的，而往往是由合作方或供应链的上、下游方中断合作引起的。由于一项用于某一特定交易的耐用性投资往往具有专用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交易突然终止，则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很大部分会报弃，从而产生相当一部分沉没成本。因此，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确保交易的连续性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契约性或组织性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从减少沉没成本的角度来看，采用非市场的规制结构对企业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一结构能为交易提供更有效的保障，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风险。现代企业经营中，技术合作、策略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其内在原因，其实就包含了分散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风险、减少沉没成本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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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成本仅仅认识了沉没成本尚不足够。事实上，这当中仍有认识上的盲点： 必须建立决策成本的观念有这样一些例子：一些审慎的决策者因为将一些不相关的成本纳入决策成本考虑而错失了本来可行的项目；另一些冒进的决策者则因为将相关成本错误排除在决策成本之外而对项目做出盲目乐观的估计。可见，在行动和决策时，建立决策成本的观念十分重要。 衡量投资项目成本，只能包含因进行或选择该行动方案而发生的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指与特定决策、行动有关的，在分析评价时必须加以考虑的成本，包括差额成本、未来成本、重置成本、机会成本等。非相关成本则指在决策之前就已发生或不管采取什么方案都要发生的成本，它与特定决策无关，因而在分析评价和最优决策过程中不应纳入决策成本的范畴，如过去成本、等。 从决策的相关性看，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若决策时计入沉没成本，将使项目成本高估，从而得到错误的结论。 考虑已投入资源的机会成本沉没成本是决策非相关成本，但与其相伴随的机会成本却是决策相关成本，需要在决策时予以考虑。 机会成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成本，它不是一种支出或费用，而是选定某方案可能损失的收入或收益。以中国干线飞机项目为例，终止该项目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显然应当是继续进行该项目未来可能获得的净收益（扣除新增投资后）。如果不能产生正的净收益，下马就是最好的出路。即使有了正的净收益，也还必须看其投资回报率（净收益/新增投资）是否高于企业的平均回报。倘若低于平均回报，也应当忍痛下马。 事实上，干线项目下马完全是“前景堪忧”使然。从销路看，原打算生产150架飞机，到1992年首次签约时定为40架，后又于1994年降至20架，并约定由中方认购。但民航只同意购买5架，其余15架没有着落。可想而知，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该项目会有怎样的未来收益？ 当然，决策中某一既定行动的机会成本有时是很难衡量的，成本估计可能是高度主观和随意的。此外，有关评价应当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以贴现指标为依据。这些都应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正确区分决策成本与会计成本一般说来，沉没成本是就决策或经济评估而言的。从会计成本核算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沉没成本。例如一个已发生了咨询费和开办费的投资项目，当环境发生某种变化需要重新决策时，这些费用作为沉没成本不应当纳入决策成本范围考虑。但在具体会计核算时，则应视决策结果的不同而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最后决定放弃该项目，这些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投资损益；如果项目继续，则根据会计准则在该项目的受益期内进行成本分摊。可见，为财务报告目的而获得的某项经济活动的成本对于决策目的来说，并不总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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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说，普通人（非经济学家）常常不计算“机会成本”，而经济学家则往往忽略“沉没成本”———这是一种睿智。他在《经济学》一书中说：“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作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称为沉没成本（sunkcost）。”接着，他举了个例子：“假设现在你已经花7美元买了电影票，你对这场电影是否值7美元表示怀疑。看了半小时后，你的最坏的怀疑应验了：这电影简直是场灾难。你应该离开电影院吗？在做这一决策时，你应该忽视这7美元。这7美元是沉没成本，不管是去是留，这钱你都已经花了。”斯蒂格利茨不愧是大师，他用通俗的话语道出了生活和投资的智慧。 “损失憎恶”和“沉没成本”很多人对“浪费”资源很担忧害怕，被称为 “损失憎恶”。比如说很多人会强迫自己看一场根本不想看的电影，因为他们怕浪费了买票的钱。这有时被叫做“沉没成本谬误”。经济学家们会称这些人的行为“不理智”，因为类似行为低效，基于毫不相关的信息作出决定错误的分配了资源。 这些思考可能反映了对衡量效用尺度的不统一，因为这种衡量对消费者来说是主观且独特的。如果你真的预订了一张电影票还发现电影确实不对你胃口，你可能会等到散场再走，你觉得你保存了脸面，这也是一种满足。如果你中途退场，陌生人会发现你的判断失误，这可能是你想避免的。你可能从给电影找茬中得到些娱乐，并对自己的鉴赏结果感到自豪。或者你觉得有足够资格在其他人面前批评电影。 沉没成本的概念在分析商业决策时候会被用到。一个常见的沉没成本例子就是宣传品牌的促销。这种情况经常引致不能被正常消化的成本，它不是典型的可能降低品牌含金量换来销量的方式（除非执行市场退出策略）。在做将来投资、销售或广告决策时，仅应考虑未来的可能性，不能因为最近大笔广告投资而便宜。 沉没成本谬误有时也叫“协和效应”，指英国法国政府继续为协和式飞机提供基金的事，而当时已经很显然这种飞机没有任何经济利益可言。这个项目被英国政府私下叫做“商业灾难”，本就不该开始，当时也就要取消了，但由于一些政治法律问题两国政府最终都没有脱身。 变劣势为优势沉没成本用“拿钱买教训”“交学费”的观点来看待沉没成本是片面的。事实上，除了投资决策失误造成沉没成本这一极端的情况外，很多时候沉没成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支出。但沉没成本也可以为企业在某些方面带来优势。 对一个行业或产业来说，其沉没成本的状况往往构成了进出壁垒的关键，并最终决定市场结构。贝恩咨询公司（Bain）早在1956年就指出过，若一个产业的固定成本或沉没成本很高，就会形成进入门槛。 那些具有明显规模经济和庞大硬件投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能源、通讯、交通、房地产、集成电路、医药等产业，其超额回报可谓诱人，但其惊人的初始投入和高退出成本则往往使许多市场“准进入者”却步，因为这首先是一场“谁输得起”的比拼。 由于这些高沉没成本的产业往往同时具备低边际成本的特性，“输得起”的一方最终会成为市场的赢家。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正是利用沉没成本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小企业通常只能选择沉没成本较低的竞争性行业求得发展。 如何减少沉没成本 无论怎样，在实现同样战略目的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沉没成本的支出无疑是所有企业都希望的。真正如2000年前后网络公司竞争白热化时那样，比谁“烧钱”最快、最多，可以说是大多数投资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的沉没成本 这要求企业有一套科学的投资决策体系，要求决策者从技术、财务、市场前景和产业发展方向等方面对项目做出准确判断。 当然，市场及技术发展瞬息万变，投资决策失误难免。在投资失误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将错就错对企业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 英特尔公司（Intel）2000年12月决定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Timna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PC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当初在上这个项目的时候，公司认为今后计算机减少成本将通过高度集成（整合型）的设计来实现。可后来，PC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PC制造商通过其他系统成本降低方法，已经达到了目标。英特尔公司看清了这点后，果断决定让项目下马，从而避免更大的支出。 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减少沉没成本很多时候，沉没成本并不是由企业自身造成的，而是由合作方或供应链的上、下游方中断合作引起的。 由于一项用于某一特定交易的耐用性投资往往具有专用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交易突然终止，则所投入的资产将完全或很大部分会报弃，从而产生相当一部分“沉没成本”。因此，通过合资或双边契约确保交易的连续性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契约性或组织性的保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从减少沉没成本的角度来看，采用非市场的规制结构对企业是比较有利的，因为这一结构能为交易提供更有效的保障，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投资风险。现代企业经营中，技术合作、策略或战略联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其内在原因，其实就包含了分散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风险、减少沉没成本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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