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8 11:55
来源:
历史小小范
1840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不得不面对“千年变局”，清政府内部也不得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应对当时的危机局面，清政府内部官僚群体进一步产生了很大的分化。1861年“洋务运动”爆发，洋务派官员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力图使中国在实力上追赶西方各国，李鸿章是这一官僚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人物，。
李鸿章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方式改变中国目前落后的情况。但是冲突也随之产生，李鸿章作为整个洋务官僚集体的重要组成人物，与当时和洋务派官员分庭抗礼的守旧派官僚在诸多方面的主张存在分歧，因而遭到了很大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
守旧派官僚大多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非常强烈的卫道意识，思想较为封闭，在对待洋务这一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上，他们采取十分警戒的态度，所以在洋务新政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对于洋务官员进行弹劾驳正，一旦洋务建设产生弊端，这些弊端就成为了守旧派官员重点弹劾的依据。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晚清社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转化，这种转化在前进的大基调下，又蕴含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新的洋枪洋炮裹挟着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奔涌进封闭且傲慢的近代中国，这种冲突无疑是剧烈的。洋务运动时期是晚清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的分化时期，在鸦片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社会变动激烈,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僚们表现各有不同，守旧者有之，趋新者亦有之。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集团，在时代的洪流中慢慢转变着自身，与此相对的守旧派官僚大多数饱受儒学熏陶，以“卫道者”的身份抵制“变”的事物，新的洋务群体与相对守旧的官僚群体，在洋务新政的大背景下产生强烈的互动，不仅晚清政局多有动荡，同时晚清社会也深受影响。
明末清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时期，中国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固步自封，深信自己的物质丰盈、文化鼎盛，以自身为世界中心的傲慢观念，使得这时的中国对于外界的巨大变化缺乏必要的感知。此时的西方国家，不仅国家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以一种全新的框架和视角影响着古老的中国，中国对于此时的西方文化的传入，所采取的态度显然不够开放，甚至是狭隘且封闭的。
封建王朝下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也没有一个清晰且科学的认知，大部分士绅对西方文化持抵制的态度，这也是他们思想守旧的最好体现。明末清初，大部分的西方人通过传教的途径来华，其中利玛窦、汤若望是比较突出的人物。西方文化主要通过教会对中国进行输出，为什么说是输出呢？因为这一时间阶段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处于比较被动的姿态，人们一定程度上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并不积极去传播本民族的文化，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排斥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也是阻碍民族进步的主要原因。
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同的国际背景、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方式等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想要达到融合交流，就其本身来说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再加上封建士大夫的激烈反对，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困难重重，最终以康熙年间西方传教活动的禁止为结束。
清王朝还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说闭关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沿海倭寇的侵扰，但是却在实际上阻碍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这种封闭使得中国愈发落于世界之后，并且隔绝的环境更容易滋生出封闭守旧的情绪，直至鸦片战争的炮火轰然而至，清王朝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开始了缓慢并且阻力重重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封闭状态下的中国培育出来的传统士大夫，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思想的相对闭滞，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国前进的步伐，却没有打开枷在守旧派士人身上的守旧思想的禁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他们的守旧，在鸦片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守旧派开始逐渐成长为一组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以绝对的心力应对变动的中国，卫国的迫切要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举措格外警惕。洋务运动时期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分化时期。在洋务运动时期，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炮火的洗礼，中国的民族危机愈发严重，官僚内部也逐渐分化出守旧与趋新的派别。面对客观的差距，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大批的有识之士，他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学习的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渐图国家富强。
因为实际的需要，洋务派开始在朝堂上崭露头角，洋务运动由此展开。但是洋务运动的进展却是异常艰难，守旧派昧于世界大势，对于先进的西方国家缺乏客观的认知，所以他们对于洋务派提出的一些学习西方的开新举措大多并不认可，这也严重阻挠了洋务政策的实施。结合着中国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利以及对内政策改革的强大阻力，再深入探讨守旧派的思想逻辑，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他们并非看不到西方国家的先进，但是这种夹杂着炮火的先进显然并不容易得到认可，再加上浸入式的封建礼义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对于学习西方这件事格外的警惕，强大的西方科技在他们看来只是“杂技之小者”。
他们眼中西方国家追求利益的行为与中国士人内心的富足不能相提并论，以此为逻辑，在洋务新政进行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反对西方国家的声光化电、轮船铁路，受到中国礼义伦常的影响，他们认为修路、开矿和架电势必会影响风水，破坏安定。所以需要抵制，学习西方制造轮船又收效甚微，强大的西方国家在他们眼里并无太多可取之处，这种抵制的情绪持续贯穿了整个洋务运动的时间段，虽然他们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进产生了一些历时性的变化，但是对于“师夷长技”的排斥心理还是无法使他们从根本上接纳和学习西方国家。
事实上，长久的闭关政策所造成的相对封闭的国家环境，使得这些守旧派官员对于西方国家的了解严重滞后，对于本国的实力又自视过高，这种矛盾使得他们不会主动去学习西方，在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他们更是仇视入侵的西方国家，这也是洋务运动时期大部分守旧派官僚的普遍心态。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了第二轮的大规模碰撞，一些有识之士向西方学习以图自强，与此相对的一些守旧派官僚则固守传统，反对变革，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反对洋务官僚群体提出的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诸多举措。
在与洋务群体的政争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守旧思潮不断发酵和蔓延，严重阻碍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步伐。从根本上说，洋务运动时期之所以出现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大规模的论争，还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下降所造成的。西人入侵的严重危机下，守旧与趋新的思潮在近代中国尖锐对立，但是对立中也有统一，其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