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在政治舞台上，对于女性政治人物，人们常常先注意那些乱政专权的皇后、嫔妃，而忽略了另一些少杰出的女性，她们在男性政治家忙碌于政坛上激烈角逐时，她们在男人们陷入朝廷政治旋涡中尔虞我诈地争斗时，站在男人背后，牵肠挂肚、忐忑不安，默默地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压力，担心着她们的夫君、儿子惨遭祸害，担心着家庭飞来政治横祸。其中，有一些后妃表现得特别出色，她们或在后宫尽其所能支持他的夫君，或主动被动地参与政治角逐中，但她们并非像武后、吕后那样，阴险毒辣、手段残忍，而是表现出了贤惠、理智和宽容，她们是贤德之后，是贤惠的妻子。比如，有人选出了中国古代“十大贤后”，她们是：西汉汉武帝刘彻的孝武皇后卫氏、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隋文帝杨坚的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唐高祖李渊的太穆皇后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唐宪宗李纯的懿安皇后郭氏、宋哲宗赵煦的昭慈圣献皇后孟氏、明太祖朱元璋的孝慈高皇后马氏、明成祖朱棣的仁孝皇后徐氏。其中，汉武帝刘彻的皇后卫子夫、李世民之妻长孙皇后、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三位，被认为是最贤惠的皇后。而最为引入注目的应是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在所有贤后中，长孙皇后如果排第二，其他的皇后很难找出能排第一的。长孙皇后（剧照）唐吴兢于《贞观政要》中评价说：“三代兴王之主，无不内有贤助，以协成至治。任、姒、邑姜，其表表於经传者，为天下母仪之所取则焉。若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马、邓不足以侪之矣！遇危疾而不以肆赦徼福，非卓然有见何以能？兹不幸而弗登耆艾，宜太宗有'失内良佐’之叹也。”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于《大学衍义》说：“文德长孙后之贤，其行事皆可为后世法。方太宗之怒魏徵也，非后从容开捄，则徵不得免矣！其为君徳之累可胜计耶？一言而全直臣於将死之际，立太宗於无过之地，虽古之贤后何以逾此？吁可仰哉！吁可仰哉！”对长孙皇后评价如此之高，确实令人赞叹，说吴兢称：“若长孙皇后之贤，自三代而下，之绝无仅有者也。”真德秀称：“文德长孙后之贤，其行事皆可为后世法。”这样的评价，历史上其他的皇后是极难享有的。可见，称长孙皇后居中国古代三大贤后之首，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有事实根据的，下面所阐述的事例，能让人信服：长孙皇后确实是中国古代第一贤后。（一）将门之女嫁给了右骁卫将军的二公子长孙一族和李氏一家，都是显赫的家族，皆是门第非凡。长孙一族原本姓拔拔，是北魏献帝分封的宗室之长，在孝文帝改革时期，拔拔氏被赐姓长孙。作为北魏皇族宗室分支，从北魏至隋以来，人才辈出，真可谓“门传钟鼎，家世山河”。（《新唐书·长孙皇后传》）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父亲长孙晟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据史书记载，长孙晟擅长骑射，能一箭双雕，而因其疾骑善射，长孙晟家被称为“霹雳堂”。隋朝时，长孙晟是右骁卫将军，受到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的重用，多次出使突厥，是军事、外交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长孙氏（后来的长孙皇后）是出身贵族世家的名将之女。长孙晟对他这个幼女非常疼爱，长孙家族也对她的未来十分关心，长孙氏的伯父长孙炽对唐国公李渊的妻子窦氏十分赞赏，认为她睿智大气，一定能教出优秀的女儿来，于是，他经常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李渊家的公子结下姻亲。而长孙晟和李渊都曾是右骁卫将军，所以，长孙氏和李世民的婚姻是很有缘分的。可惜，在长孙氏八岁时，她的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长孙氏和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便寄养在他们的舅父高士廉家。李渊一家更是了不得，李渊出身于北周关陇贵族家庭，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时期太尉，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受禅之后，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后来唐朝的国号便是溯源于此。李渊的父亲李昞是北周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昞去世后，李渊袭封为唐国公。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皇后独孤伽罗的姐姐，所以，李渊深得隋文帝和文献皇后（李渊的姨母 ）的垂爱，李渊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时，击败了母端儿的农民起义军，又逼绛州贼柴保昌，收数万降兵，因战功大，升为右骁卫将军。李渊（剧照）长孙晟和李渊都是朝廷的统兵将领，两家是很熟悉的，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在年少时就是很好的朋友，而长孙氏的舅舅高士廉见李世民是非凡人才，又知长孙氏幼年时她伯父曾多次劝长孙晟与李渊家结姻亲，于是，便在长孙晟丧期满后，促成了长孙家和李家的这一姻缘，将长孙氏许配给了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于是，13岁的将门之女长孙氏，便嫁给了十六岁的李世民，成了右骁卫将军李渊的儿媳妇。长孙氏与李世民结婚之后，她有一天回到了舅父高士廉家，高士廉的妾室张氏，突然在长孙氏住的房舍外面，看见了一匹高二丈、鞍勒都在的大马出现，张氏非常害怕，她将此事告知高士廉。高士廉请人占卜，卦象显示了“遇坤之泰”：内阳外阴，内健外顺，显示天地之交。占卜者解释说：“龙是乾的卦象，马是坤的卦象，女子处于尊位，居于中正之位，卦象显示，此女贵不可言”。（参看《旧唐书·列传第一 后妃上》）（二）唐朝立国初期的贤惠妻子，乱局中的斡旋高手隋末暴政，民怨沸腾，积压的社会怒气终于爆发，各地势力纷纷举起反旗，群雄纷争，形成了大乱局。李渊在李世民的策划和鼓动下，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在晋阳起兵，举起义旗，李家是有根基有地盘有军事实力的，义旗一举，很快异军突起，于同年十一月便占领了长安。李渊、李世民很有韬略，不直接反隋，而是先奉代王杨侑为隋帝，取年号为义宁。同月二十二日李渊分封诸王子，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次年（618年）三月初九，又改封为赵国公。妻随夫贵，长孙氏随之也先后被封为秦国夫人和赵国夫人。当然，以隋代王杨侑为帝，这只是李渊的暂时政治措施，义宁二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终于把真正的政治目的公开了，他让受杨侑禅位，他很快登基为帝，称国号为大唐，改元义宁为武德。诸皇子开始受封，六月初七，李世民受封为秦王，长孙氏也随之受册为秦王妃。建唐初期，大唐虽有晋阳、长安为根据地，但各地对李唐有威胁的势力仍不少，李唐势力所能管辖的范围也不大。而李世民作为李渊儿子中最能指挥打仗的军事统帅，实际上成了执掌李唐军队的主帅，为了清除各地势力，李世民长年统兵在外作战，回家的机会很少，长孙氏只能守在家里为夫君牵肠挂肚，祝愿他在前线能多打胜仗。而她在家中，养育儿女，孝顺公公李渊。长孙氏仁德孝惠，深得唐皇李渊赞赏。李渊思念早夭的嫡子李玄霸，将长孙氏的亲生二儿子李泰，过继给李玄霸为子，封为卫王、上柱国。长孙氏虽舍不得儿子，但仍顺着公公之意，表示赞同。李世民（画像）秦王李世民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战无不胜，他先后击败了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等，特别是在“虎牢之战”中捉住窦建德，围洛阳时逼降王世充，以少胜多，消除了李唐的两股最强大的敌人，至此，李唐王朝基本上消除了强硬的对手。长孙氏为夫君在前线的大捷和建立盖世战功而高兴和骄傲，但她在宫中却要加倍谨慎小心，因为她夫君的巨大战功引起了李渊的其他皇子特别是李建成、李元吉的警惕。虎牢之战后，当李世民班师返京时，长安军民的夹道隆重欢迎，李世民声名日盛，而且，因为他军功显赫，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受封为“天策上将”，这不是普通的封号，而是职位显赫，他兼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三万户。从此，他位在王公之上。李渊还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李世民自此便开设文学馆，广收四方彦士，招引智者进入文学馆当谋士。文学馆是智囊机构，而秦王府是爵政府邸，这两个机构一结合，加上他手中有兵权，身边又有忠诚的文武属臣，并有洛阳这一准根据地，李世民的势力如日中天。可是，这样一来，麻烦事也就多了，李唐王朝在外部已经没有强硬的对手，但是，在内部各王府之间，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洛阳虎牢之战后，李世民手握重兵，并设立文学馆，身边文武属臣人才济济，加上他威望日盛，秦王府的势力直逼东宫，李世民的功劳太大，名声太响了，这被认为是功高震太子，于是，各种猜忌也随之产生。李世民（剧照）而且，李世民是一位洒脱和率性之人，他不拘小节、不循常礼，经常会做一些在别人看来是不合常理的事。比如，在平定洛阳之后，有李渊的贵妃奉命到洛阳，想摘取胜利成果，而李世民却果断地拒绝她们，他因此而得罪了贵妃。此外，秦王的部属文武，多次与李渊后妃的亲属产生摩擦，闹得很不愉快。秦王府与后宫出现各种矛盾，李世民与李渊的关系也逐渐变得疏远。在此局势下，秦王妃长孙氏表现出了她非凡的斡旋能力，她针对秦府上下对后宫有诸多摩擦的状况，她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唐高祖李渊的加倍孝顺，并与后宫嫔妃增进情谊；另一方面，她竭力表现出谦恭、低调，一点儿也不会因丈夫有巨大战功而变得志得意满，反而礼貌而又谦顺地拜访太子府，进齐王府，与太子妃、齐王妃多有交往，极力缓和秦王府与太子府、齐王府的关系，弥补李世民与李渊，与后宫的缝隙。当时，因为后宫妃嫔们经常联手在高祖面前谗言李世民的不是，而太子、齐王也常在高祖面前搬弄是非，议论李世民的傲气和不顺之心。李渊也曾想对李世民采取一些措施，而正是由于长孙氏的巧妙斡旋，加上尚书右仆射萧瑀和太子少保李纲等对李世民的鼎力支持，高祖李渊最终才不忍心对李世民下手。如果没有秦王妃长孙氏的调和、斡旋，李世民很可能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且将失去了绝地反击太子李建成的机会。秦王妃的巧妙斡旋为李世民争取了十分宝贵的积蓄力量的机会，使秦王府有时间做好与太子府、齐王府决战的准备。（三）玄武门决战中，她是秦王的坚决支持者和机智的辅助者其实，李渊在对待李建成与李世民的问题上是有些昏聩的，有几件事引发了秦王府与太子府矛盾的激化，而且其主要原因皆是由李渊所造成的。头一件事是在李世民被封为“天策将军”之前的武德二年（619年），因刘文静与裴寂矛盾激化，裴寂诬告刘文静有谋反之心，李渊下旨杀了刘文静，而李世民为刘文静讲话，引起了李渊的猜忌。其实，刘文静和裴寂曾都是李渊的重臣，都是帮助李渊成就大业的，是开国元勋。李渊称帝之后，封裴寂为尚书右仆射，而刘文静却只被封为民部尚书，归裴寂管辖。李渊对裴寂很尊重，而对刘文静则经常训斥。刘文静对此很不满，于是，在朝堂上，裴寂一有观点，刘文静便铁定要反驳。裴寂很恼火，在李渊搬弄是非，说刘文静诽谤李渊。有一次，刘文静的弟弟请巫师在家于夜里披发仗剑做法，被人告刘文静意图谋反，李渊派裴寂和萧瑀审问，萧瑀认为证据不足，而李世民也站出来为刘文静说情，说刘文静是晋阳起义的功臣，只有不满情绪，绝对无谋反之心。可是，这反而害死了刘文静，因为让李渊误以为是李世民在指责李渊，袒护刘文静。裴寂乘机向李渊挑拨，认为刘文静即便现在不反，将来也难保不反。于是，李渊不但下旨杀了刘文静，还因此而对李世民产生了猜忌之心。另外的两件事是在之后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和七月间。当年六月，有人告太子李建成暗通庆州都督杨文干，筹集军械想谋反，李渊大怒，把李建成拘押起来，并令人传杨文干觐见，而传令者却将李渊获悉密谋之事告诉了杨文干，杨文干担心入朝被害，索性起兵。李渊让李世民亲自领兵征剿，并许下诺言，若李世民得胜还朝，便废太子改立李世民。李世民立即率兵出征，而没等李世民大军到庆州，杨文干军已经溃乱，杨文干死于部下之手。可是，李世民回军之后，李渊并没有履行诺言让他当太子，而且还召回李建成，并指责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不睦，最后，李渊拿太子府、秦王府的人来惩罚，把太子府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等流放，以此来警告他们兄弟两。李渊的出尔反尔，这严重地加剧了两兄弟之间的矛盾。同年七月，突厥寇边，军情危急，太子齐王与多数大臣纷纷赞同迁都，唯独李世民认为夷狄之患不足为惧，请求领兵讨伐突厥，李渊赞同。但是，太子与后宫妃嫔却乘机诬陷李世民是谋求执掌兵权，以谋篡位。李渊因此而起疑心。不久，唐高祖等在城南狩猎，诸王随驾。太子将一匹烈性胡马授予秦王，其实是想让秦王摔死，而秦王却驯马成功，他感叹道：“死生有命”。而太子却让后宫妃嫔污告李世民妄言“天命”。高祖大怒，但碍于边境不宁，强忍着没有处置李世民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接着，太子又在东宫设宴，试图以毒酒加害李世民，但事未能成；之后，太子又和齐王策划在昆明池暗杀李世民，并想乘机逼宫，幸得率更丞王晊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李世民才逃过一劫。这几件事，严重地激化了秦王府与东宫的矛盾。而在此关键时刻，秦王妃长孙氏发挥了她重要作用，一方面，她继续与后宫贵妃们以及太子妃等来往，消除秦王府与太子府的紧张气氛，以此来做出淡化双方矛盾的姿态；另一方面，她知道他夫君李世民遭到了挤压和猜忌，认为十分不公，她已经意识到局势非常严峻，她坚决支持她夫君，义无反顾地站在她夫君身后，没有任何胆怯和退缩，她和她的胞兄长孙无忌，联合房玄龄、杜如晦等秦王府重臣，尽心尽力地支持和辅佐李世民，使秦王府形成越来越明显的优势。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太白星再次现于秦野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太白现于秦野），司天监有傅奕密奏：“秦王当拥有天下”。唐高祖将密奏给李世民看，以此来警告李世民。而李世民感到已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该下决心决战了。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领秦王府八百将士在玄武门设伏，长孙氏也出现在他夫君身旁，他从容地勉励将士，为将士们鼓劲。秦王妃亲自临场鼓励，使将士们必胜的信心更强了。而李世民也因爱妃无所畏惧地同他一道站在险境中而更胜利的信心。玄武门之变中，秦王李世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不仅除掉了他的亲兄弟、对手李建成、李元吉，而且，他也控制李唐的政治权力，让李渊失去了权力。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长孙氏随之成为太子妃。八月八日，李世民登基为帝，十三天后，册封长孙氏为皇后。李世民的成功与长孙氏的默默支持和巧妙斡旋是有分不开的，李世民的巨大成功离不开长期在他身后竭力支持他的贤德王妃长孙氏。 长孙皇后（画像）（四）抑制外戚，公而无私；劝谏皇帝，护佑忠良长孙皇后不但敢于劝谏唐太宗，而且还很善于劝谏，她很了解她的夫君的秉性，很懂得以最妥当的方法来劝说他。如果说魏征是贞观朝的第一谏臣，那么，长孙皇后应该可以称得上是贞观朝的“第一善谏皇后”。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长孙氏是一位很善于劝谏的很为智慧的皇后。李世民常年打仗，而在当时，要打仗，马是第一重要的，唐太宗爱马，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可是，有一次，唐太宗的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无病而死了，唐太宗非常心疼，他把怒气泄在养马的人身上，想把养马的人杀了。长孙皇后知道后，她没有直接为养马人请求赦免，而是与夫君谈起之前他们所了解的一个历史故事。他对李世民说：“之前齐景公因马死而欲杀养马者，晏子请景公准其列养马者之罪，得准后，晏子便替景公数养马人的罪过：'你养之马已死，此乃你罪之一；你让国君因马死而杀人，百姓知之，必怨国君，此乃你罪之二；诸侯闻之，必定轻视齐国，此乃你罪之三。’齐景公听后，便赦免养马者之罪。”讲完故事后，长孙皇后说：“陛下忘了之前读书时看到这故事了吗？”唐太宗听了，知道皇后的用意，立即免了养马人之罪。长孙皇后以巧妙的方式劝谏李世民，救了养马人一命。（参看《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劝谏唐太宗不要让皇亲国戚享有特殊权利；二是劝谏唐太宗要虚心纳谏，不要冤枉了忠臣，不要容不下谏臣。李世民是个模范丈夫，很爱他的妻子；同时，他也是个很好的父亲，疼爱他的儿女。而对于他与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更是倍加宠爱。古代认为表兄妹结婚是亲上加亲，长乐公主李丽质被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李世民对他们的婚事十分注重，他对众臣说：“长乐公主，乃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对其钟爱有加。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们亦深知太宗宠爱长乐公主，何况长乐公主是皇后的亲生女儿，而男方的父亲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当朝国舅，于是，纷纷表示，应双倍加赠嫁礼。太宗很高兴地准了。然而，直率的谏臣魏征却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当时永嘉公主的嫁妆都没有这么多，而她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晚辈的嫁妆比长辈多，这逾越了礼制。太宗将此事告知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不但没有怪罪魏征，反而赞叹说：“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十分难得，她对魏征的直谏举动大加赞赏。为了鼓励忠臣直谏，长孙皇后还特意派人送了绢四百匹、钱四百缗给魏征，以作赏赐，并传口谕曰：“常闻卿正直，此次见识了，望卿能长久坚持，勿要改变！”这就是长孙皇后的贤德之处，魏征反对给她的女儿、未来的外甥媳妇增加嫁妆，而她却赏赐魏征，鼓励他秉公直谏。为了唐王朝的大业，长孙皇后一贯坚持杜绝皇亲国戚享受特权，即便是她最宠爱的女儿也一样。（参看《通典》卷五十九》《魏郑公谏录》）长孙皇后对她的女儿不允许有特殊待遇，对他的亲哥哥，也一样不允许有特权。因父母早逝，长孙氏与他的哥哥长孙无忌从小相依为命，其亲情非同一般。而唐太宗和长孙无忌乃布衣之交，早年就互相很熟悉。长孙无忌是唐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是唐太宗的心腹大臣。而且，由于唐太宗对长孙皇后深情相爱，因而，对长孙家族倍加恩宠。因为这些原因，李世民曾多次想任命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可是，长孙皇后却屡屡表示反对。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身为皇后，长孙家族已受恩宠有加，不能再享受特别权力了。她屡屡反对夫君让她哥哥登上宰相之位，生怕因此而有损于夫君的公正形象，生怕朝臣会因此而非议太宗重用外戚。可是，唐太宗认为长孙无忌文武兼备、政绩斐然，堪当宰相，所以，拒绝长孙皇后的请求。长孙皇后说不动她夫君，便转而去说服他哥哥，她暗中给她哥哥下皇后谕旨，令其辞去尚书右仆射的职位。唐太宗没有法子，只好答应长孙无忌辞去尚书右仆射的官职，但他却让长孙无忌升为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准许建公府，能自选僚属。显然，他虽非“三公”（司徒、司寇、司空），但却能享受“三公”待遇。对此，长孙皇后才同意了，同时也很高兴。（参看《新唐书长孙皇后传》）在古代历史上，宫中后、妃绝大多数是为娘家人争官位、争权利的，她们巴不得让皇帝给予娘家人更多的高官厚禄，而长孙皇后却竭尽全力阻止她娘家人拥有特殊权力，劝阻他哥哥登上宰相高位。作为皇后，长孙氏这样的贤惠美德，是历史上极少有的。她极力阻止外戚揽有朝中大权，这种贤德之举，是促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长孙皇后不是不“干政”，而是以她的特殊的方式“干政”，他努力阻止外戚干政。李世民有长孙氏这样一位皇后，是贞观朝之大幸！长孙皇后的另一巧妙的“干政”方式就是在李世民不冷静时，以机智柔和的方式来劝谏她夫君容纳直臣，劝其兼听则明。唐太宗是非常出色的政治家，是十分杰出的军事统帅，同时，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洒脱而率直，虽说他是很有名的能“兼听则明”的帝王，但是，开明的帝王往往会遇到更厉害的谏臣，有时，也难免会遇到了被谏臣缠住直谏或大胆顶撞的时候。而当李世民耐心达到极限时，难免也会愤怒，会大发光火，于是，盛怒之下，他也会想对“蛮横无理”的“可恨”谏臣采取极端措施。而每每遇到这一状况，他身后的长孙皇后总会站出来，以其特有的机智而柔和的方式，安抚皇帝，护佑忠贤谏臣。在贞观朝，魏征是著名的敢于犯言直谏的大臣。他既是唐太宗最信任和喜爱的贤臣，又是最敢于直谏和顶撞的“愣臣”。比如，有一次，李世民下朝回宫之后，依然怒气未消，她非常气愤地对长孙皇后倾诉，大声道：“朕必寻机宰了那田舍翁（乡巴佬）！”长孙皇后关切地问：“谁惹怒陛下？”李世民怒气仍在，答曰：“岂能有谁？乃是魏征，他总在朝堂上羞辱朕！”长孙皇后见夫君怒气冲冲，便不劝慰，亦不细问，她安静地离开夫君，回到内室，李世民感到诧异。一会儿，长孙皇后穿上了皇后服，很严肃地走到李世民面前，立即跪下，连声对李世民表示祝贺。李世民感到非常惊奇，不知皇后为何而祝贺。急问皇后何意。长孙皇后说：“臣妾闻君明臣直，而今魏征敢犯言直谏，皆因陛下开明之至，岂能不贺？”李世民听了，立即怒气全消，不但原谅了魏征，而且对魏征的态度变得更好。（参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受长孙皇后护佑的，除了魏征，还有其他重要大臣，比如，有一次贞观朝第一谋士房玄龄因较大的过失而被下令回家休养，过来一阵子，长孙皇后知道房玄龄已很久没有上朝了，便对唐太宗说：“房玄龄陪奉陛下时日最长，忠心谨慎，胸有奇谋，其所知之朝廷大事，从无泄露，他若非大错，望陛下勿弃此贤智之臣！”唐太宗觉得皇后说的很有道理，便令人将房玄龄请回朝中。（参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长孙皇后强调“君明臣直”是有道理的。其实，还应该说：“后贤君明”，长孙皇后的贤德之风，是助成李世民成明君的重要因素，长孙皇后从不干政，但她却能以她特有的贤惠、机智和柔和方式，来劝唐太宗宽容兼听。当唐太宗不冷静时，长孙氏能以很智慧的方式来劝说太宗，以护佑贤臣、谏臣。若没有长孙皇后，李世民便很难成为“兼听则明”的明君典范。有人说，“没有长孙皇后，就没有魏征；没有长孙皇后，魏征死一百次还不够！”这说法虽有些夸张，但却是很有道理的。贞观十年六月（636年），长孙皇后因病情恶化，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36岁。对长孙皇后的去世，太宗悲伤不已，他遵从皇后遗愿，以高山为陵，建了昭陵，让长孙皇后长眠于这宏伟的陵墓之中。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也入葬昭陵，与离开了十三年之久的爱妻长孙皇后重新聚首，这一对深情相爱的伉俪，同寝于昭陵的卧室之中，而在昭陵周围，有他们所喜欢的一帮忠臣良将陪伴着。人生一世，能有李世民与长孙氏这样的经历，就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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