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23 10:37
来源:
辉辉叙史发布于：山东省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的存在可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从时间来看，元朝在中国存在不过百年左右而已，在历代大一统王朝当中实在不算突出，但如果从影响力来看，元朝的地位却不可忽视。
无论是从军事上辽阔的疆域来看，还是从行省这一开创了历史先河且沿用至今的制度来看，元朝都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而纵观元朝历史，其在宗教方面的政策更是值得探讨，呈现出相当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元朝的宗教政策呈现出较强的变化性
1、元朝初期对道教颇为尊崇
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中唯一发源于本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在中国历史上着实说得上影响深远。最早从东汉开始，道教便已经形成和确立，直到东汉末年之时，道教无论是在宗教理论还是在传播范围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便是张角借太平道这一民间原始教团所发动，足以可见当时道教势力之强大。
唐朝之时，由于唐朝统治者将老子李聃奉为始终，而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理论的道教自然也就被尊崇为了国教，其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到了宋朝以后，宋朝统治者对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大力扶持，这再度促进了发展速度和规模，在整个社会当中已经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当时间来到南宋末年，此时的金国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蒙古则将北方的大片土地收入囊中，原金国故地上的人民也就此被纳入它的管辖之中。
但是，由于蒙古当时在北方地区的行为极为残酷血腥，“民罹俘佚、无所逃命”，这导致当时北方的农民起义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尤以红袄军对蒙古所造成的损失最大。
同时，正是因为见识到了蒙古人残忍暴虐的手段，当时许多的北方士人宁愿进入宗教隐居深山，也并不愿为其效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在北方地区的统治，蒙古人不得不选择将道教这一在当时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宗教，作为一种笼络人心与施行教化的手段。
因此，在蒙古入主中原的初期，蒙古统治者从整体来说对道教呈现出颇为推崇的特点。作为当时北方道教分支全真道的领袖，丘处机不仅受到了成吉思汗的专门接见，其治国理政的思想更是真正落到了实处，“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说明此时的道教是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
之后，道教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甚至获得了领导和管理其他宗教的特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包括儒教和佛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难以与道教争锋。另外，道教还是元朝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免税权的宗教，这使其在整个社会当中都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地位，其地位可见一斑。
2、佛教在元宪宗之后开始崛起
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道教的地位开始迅速下降。一方面，随着蒙古人对自己所占领地区时间的加长，尤其是北方地区，当地的阶级矛盾已经得到极大缓和，蒙古统治者也不再需要通过道教来作为加强社会稳定的手段，其利用价值大大降低。
相比之下，有鉴于佛教在西藏地区的盛行和出于进攻占领西藏的目的，推崇佛教则成为了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的重心。
另一方面，虽然发展到宋元之际，道教已经颇为壮大，但与佛教相比，它却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其中能够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持社会秩序的理论更是不成体系，难以给予蒙古统治者太多帮助，而佛教的优越性则在这时更多体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便开始了崛起的过程。在蒙古统治者的刻意安排和操纵下，道教与佛教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辩论比赛，最后自然是毫无意外地以佛教胜利而结束。
辩论结束之后，数十名参与辩论比赛的道士当即被剃发为僧，大量道教典籍被焚毁，而超过两百处的道观更是直接被改造为寺庙，蒙古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偏爱可见一斑。
原先显赫一时的道教尚且如此，其他宗教更是完全无法与佛教相比。直到忽必烈即位之后，元朝统治者尊崇佛教的措施的力度大大加强，不仅每年都给予他们丰厚的物质奖励，佛教的政治地位相比于以前的道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盖佛之行乎中国，而尊崇护卫莫盛于本朝。”
另外，对于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分支——喇嘛教，蒙古统治者更是给予了极高层面的礼遇。由于蒙古本身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这导致它为了统治人口最多的汉人，除了在本国范围内实施身份等级制度外，采取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的方式更是重要手段，藏族就在这时成为了蒙古族忠实的同盟。
还需要注意的是，与其他宗教相比，喇嘛教无论是在祭祀礼仪的程序还是在教义理论上，都与蒙古族的本土宗教萨满教更为相似，这使他们对于喇嘛教有着更强的亲近性，如喇嘛教允许信徒吃肉，这就与蒙古族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相契合。
正是凭借着这些优势，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平民，大批蒙古人便开始改信喇嘛教，其地位的提升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
二、元代的宗教政策呈现诸多特点
1、宗教与商业紧密联系起来
前文已经说道，在蒙古统治者初期实施尊崇道教政策的时候，道教成为了各大宗教中第一个拥有税收特权的宗教。
事实上，对于宗教免收税赋，这一点在历朝历代都有着体现。虽然寺庙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但这一机构本身却并不以从事任何生产活动为主要目的，自然也就无法拥有稳定的财富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朝政府一般都会通过给予寺庙土地、财政拨款、物质赏赐以及给予赋税特权等方式来保障寺庙的正常运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当时间来到元朝时期，佛教的财政来源却已经远远不止于此，而是成为了一个商业性质浓厚的机构。
得益于元朝政府给予的特权，元朝时期的佛教寺庙不仅本身拥有面积极为广阔的土地，同时对于这片土地还有着相当自主的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肆意开采在这片土地之上的矿产资源，为自己谋取大量财富，同时还可以任意进行各种工商业活动。
尤其是在元朝人种等级制度下，这些经商者的商业经营活动更是顺风顺水，极为兴旺。对于这种情况，元朝政府虽然也曾要求佛教寺庙缴纳商业经营的税赋，但这种措施最后却也在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之下走向落空。
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上僧人们普遍家产万贯，富得流油，“十人见者九人慕。金珠翠玉堆满头，又有肥膻充满口腹”。
2、专门设置了机构来管理佛教
对于宗教势力的管理，在元朝之前的历朝历代其实也都已经有着相应的措施，但元朝用于管理宗教的机构却有两个之前朝代没有的特点。
一方面，元朝的宗教管理机构颇为完善，在中央设置了宣政院、集贤院、崇福院三个机构来分别管理全国范围内的佛教、道教、基督教这三种不同的宗教，管理体系较为全面。
另一方面，这三个宗教管理机构的等级较高，后两者的院使为从二品，宣政院的院使则是更高一级的从一品，这就给予了他们在宗教管理上的极大特权，得以更为方便地实施一系列管理政策。还需要注意的是，宣政院同时还需要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事务，这就使其具有了双重职能。
3、宗教的社会地位极高
虽然宗教能够作为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助力，但当宗教势力过大，它却反倒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和黑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数次针对佛教的政治运动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元朝时期，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当时，教徒普遍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法律对他们来说也往往只是一纸空文，其中各个宗教的首领更是能够拥有觐见皇帝而不跪拜的权力。尤其是佛教，各种对于它的赏赐和优待更是直接掏空了元朝政府的国库。
但即便如此，元朝的宗教却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打压，反倒是继续我行我素，元朝社会本就已经十分混乱的统治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加速了其最后的灭亡。
三、总结
总的来说，元朝时期的宗教政策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初期尚且处于征战状态的时候，道教成为了元朝统治者缓解被征服地区的重要工具，道教在这时自然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和诸多政治特权。
但随着元朝社会环境的变化，佛教则趁势而起，到最后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宗教，并最终成为了推动元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纵观这一过程，宗教势力过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谓是一览无遗，而这也为后世的朝代提供了警醒。
参考资料：
《元代宗教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薛学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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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1、电视剧成本不同我们需要考虑一个成本的问题，在这个演员贵到天价的时代，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制作成本，就要尽可能的减少出外景的次数。而在元朝，最让人熟悉的君主莫过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了，然而拍摄这些君主必须要涉及到战争戏。2、元朝知名度不高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要让大家报出和元朝密切相关的一些君主，大家能脱口而出的肯定只有忽必烈和成吉思汗了，如果了解一些明史还能说出元顺帝的名字来。除此之外就很难例举出来了，电视剧拍出来是要考虑知名度的。清朝康乾雍的知名度，由《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鹿鼎记》、《还珠格格》等等电视剧已经被大众熟知，考虑到传播成本，商家肯定要选择知名度更高的清朝来拍摄了。别说是元朝，有大数据民调显示，中国大众最为熟悉的朝代就是清朝了，相比于汉唐宋元明，清朝的知名度要高上许多。3、元清的历史地位不同如果说上面两个原因是根据电视剧拍摄的成本出发考虑的，最后一个就是历史原因了。清朝虽然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满族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且尊重了传统的中原文化。文化差距文化上的压抑，元统治时期并不重视汉族文化，可以说元朝时期我国文明呈现出了倒退的迹象。当时的统治阶级认为，汉族的儒家思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只有能称霸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以科举制度举例，比起游牧民族，汉人当然更容易考过科举，可元朝是这样规定的：其他民族的人要比蒙古人和色目人多考一场，并且题目难度加大。就算汉人好不容易考上了，蒙古人如果是6品，色目人降1级，汉人降2级，南人降3级，并且规定南人不得进入登科前三名。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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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清非中国论”本质上是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二战后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在网络兴起后传入国内，被重新包装后广泛流播，目的是蒙蔽不熟悉历史的网民。
　　一直以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是不刊之论。然而近些年，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元朝不是中国王朝”的论调，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这种错误观点虽远谈不上是主流，但借着网络流传很广。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予以批驳，以正视听。
　　一般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国”一语直接来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于1997年出版的一部讲述崖山之战的历史小说《海啸》。“崖山之后无中国”作为主题语赫然置于该书首页，表面上是在营造历史悲剧情绪，实际是进行某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立场灌输。而网络上流传的蛊惑性网文也常直接引用《海啸》，经过层层煽动性铺陈，最后抛出自己的观点：“唐宋在日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实，网上一些讨论已注意到田中的思想来源于20世纪日本东洋史中右翼历史学家的“元清非中国论”(又称“满蒙非中国论”)，但多语焉未详。东洋史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产生的以中国历史为核心的泛亚洲史研究，在日本历史学科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东洋史的兴起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关系紧密，它的诞生不是一个“纯学术”事件，而是为当时日本政治服务的。因此，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学界的学者不同，战前的东洋史学界与日本政治牵涉很深。其中，鼓吹“元清非中国论”者主要有三位：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
　　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学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之誉。他在中国史的宏观理论方面有两大观点：一是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二是时间维度的“唐宋变革论”。其中“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政治意味最强，与“元清非中国论”渊源颇深。
　　1894年，内藤湖南以《地势臆说》为题，第一次表述了“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基本观点，后又在《支那论》《新支那论》(他称中国为“支那”)中将其系统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是按照“洛阳→长安→燕京(和江南)”路线移动的。但仅仅概括这一现象并非其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引出为日本政治服务的中国“中毒”、“解毒”或“恢复年轻”理论。内藤臆称中国文化中心形成后，自身文化积淀日久，产生种种衰颓的症状，形成“中毒”；周边地区新生的、强壮的势力反作用于“中毒”的中心文化，使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即所谓“解毒”或“恢复年轻”。
　　很显然，内藤这套理论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农耕定居的汉族与北方民族的互动现象，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看作对中国“解毒”。在叙述技巧上，内藤可谓颇具“匠心”。他刻意将中国狭隘化为汉族政权，再把汉族与蒙古、满洲在叙述上隔离开来，把中国与辽、金、元、清等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隔离开来。这就是“元清非中国论”的渊源。在曲解中国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内藤特别强调“外来民族的侵入”是维系中国历史悠久的原因，是中国人民“非常幸福的事”。反观当时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盛，咄咄逼人，而晚清中国日益孱弱的局势，内藤的用心已十分明显了。
　　相较于“以古喻今”，内藤对其学说的现实目的直言不讳。1894年，内藤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中即已道明，中国文明之中心，“今又将有大移动，识者实早已了解其间要领，此乃日本将接受大使命之际也”。当内藤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粤籍人士主导的维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时，他又提出，中国文化中心已转移到广东，“在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上决不晚于广东等地的日本，今天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这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股新的势力，已毋庸置疑”。他进一步引申说，“日本与中国在政治上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将日本的先进文化移动到中国，促进已经处在衰老垂死状态的、产生自身‘中毒’征兆的中国实行‘革新’”。在此逻辑下，内藤赤裸裸地鼓吹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妄称“日本的力量介入中国促使其革新，还算是中国自发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径是从军事上加以统一”。
　　由上可知，在将中华民族内部曾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与日本等同，将洛阳、长安、北京、江南、广东等中国地域与日本类比的错误前提上，内藤湖南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不仅为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觊觎提供“合法性”基础，也为日本右翼的“元清非中国论”开启恶端。
　　内藤的另一大发明“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从宋代进入“近世”，比西方早了四五百年，过早的成熟也就意味着过早的衰落，因此需要外界力量的“解毒”和“革新”。这同样是为侵略目的服务的。此外，内藤还提出过中国“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都是赤裸裸的侵略理论。
　　内藤之后，日本国际关系史学家矢野仁一(1872—1970)在1923年出版了成名作《近代支那论》，其中《支那无国境论》《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叫嚣“满、蒙、藏本来就不属于中国领土”的论调，坚称“中国不等于清朝”，直接抛出“元清非中国论”，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鸣锣。
　　第三位代表性学者是“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1901—1995)。同他老师内藤一样，宫崎涉猎中国历史领域甚广，并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但与内藤湖南不同，宫崎市定更注重考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如何影响中国历史。
　　高喊“历史学家必须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共呼吸”的宫崎市定于1925年应征入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后，转为预备役。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他被派往上海，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分子。宫崎市定也承认自己“与(日本)军队缘分匪浅，而是卷入很深的关系当中”。
　　日本侵华期间，宫崎市定推出多部所谓中国史著作。如《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日出之国与日暮之处》(1943)及《支那、南洋关系史》(1944)，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法性”制造“历史依据”。此外，宫崎与众多右翼学者一起参与了日本军部支持下的多部反动历史书籍的撰写，如《支那政治史》(1941)、《异民族统治支那史》(1944)、《大东亚史概说》(未出版)等，竭尽全力为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提供“历史依据”。
　　《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是宫崎第一部史学专著，是对“元清非中国论”的再一次推动，也为日本侵华作了一次有力的舆论鼓噪。该书将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紧密互动现象，置入“朴素主义”与“文明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在他的话语体系中，“朴素”是褒义的，“文明”是贬义的。如同以往日本右翼学者的话术一样，宫崎仍将汉族政权等同于“中国”，窄化“中国”的意涵，并将汉族建立的政权与游牧民族政权隔离、对立开来。该书认为，中国这个“文明主义”的社会，每逢发展到饱和点，就要趋于颓废。在具有“朴素主义”的游牧民族侵入并建立了他们的统治以后，才能使其重新振作起来。但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统治了中国以后，却又不免因“文明化”而趋于衰落。由此可见，宫崎将内藤湖南的“中国文明的中毒与解毒说”进行了更为精致的理论包装。
　　在该书中，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宫崎提及日本。如书中《宋人所见日本》一节，对历史的零星记载随意夸大发挥，宣称“最能理解日本人特点的莫过于宋人”；“宋人对日本的感情自然也很亲善”；“日宋之间的亲睦邦交一直继续到宋亡以后……向日本请求援兵以复兴宋室的计划，似亦并非止于风传”。由宫崎对宋朝与日本关系“捕风捉影”式的高度评价，再联想到元朝取代南宋后随即对日本发动的几次征伐，那么日本文人学者的“崖山之后无中国”也就呼之欲出了。
　　宫崎还不忘从浩瀚史籍中找出一些孤立的文字，拼凑起来进行比附，如他借满人入关建立清朝之例，宣称“日本和满洲在朴素主义的训练上一脉相通之处，即在于语言虽然不通，但系以心传心，互相了解。诚所谓好汉识好汉”。真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对历史细节进行毫无根据的臆想与虚构。
　　当清朝无法逃出从“素朴”走向“文明”进而灭亡的“历史周期律”，那么代替清朝的是谁呢？中国的未来又将如何？宫崎在此书最后一节《东洋史上的新局面》中，直白露骨地展现其真实意图。该节认为，日本也是具有“朴素主义”的民族，并且，日本的“朴素主义”是掌握了科学的新的朴素主义，具有“发展性”，因此日本如果对中国的统治一旦建立，就决不会再蹈契丹、满洲和蒙古等北方民族的覆辙。宫崎市定进一步提出，日本不仅应当统治中国，还要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重任”。如此，在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解构基础上，宫崎最终把着眼点放在论证日本对华侵略的“合理化”、“合法化”上。
　　由上可见，“元清非中国论”本质上是为了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二战后进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提法，不仅流行于日本通俗文学领域，还在网络兴起后传入国内，被重新包装后广泛流播，目的是蒙蔽不熟悉历史的网民。对此，今人不可不慎。
　　点评：
　　对待一个大的学术思潮或流派，需要严肃关注其背后深刻的历史背景。本期发表的有关日本东洋史学的文章对此作出了一些努力，或可使我们对这一学派有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而不至于“蔽于一曲”。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虽然失败，但东洋史学的谬误并未得到彻底清算，在冷战背景下，它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成为西方汉学的思想资源，并衍生出“内亚性”、“新清史”等概念和学术流派。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关注。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罗玮)
编辑：李慧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