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的张居正（1）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今荆州市），是个神人。在中国历史上，象张居正这样的神人可没几位，有的神人可能开始神，后来就不神了；有的神人是开始不神，后来神；有的只是中间神一下子，或者神一阵子，张居正是从小神到老，神一辈子。小时候就是神童，十二岁考中秀才，江陵知府李士翱因此很喜欢他。十四岁，他就去考举人了。那个年代，年过半百还在考秀才的都大有人在，范进四十几岁中个举人，高兴的差点没昏死过去【1】。这次乡试，张居正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器重。顾璘认为，他这么小年纪，考中举人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小孩子要多经历磨难，前途才会更远大，“伤仲永”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意见确实很中恳。顾璘甚至解下自己的腰带送给张居正，说这个腰带配不上你将来的地位，你要好好努力，做一位名臣、贤臣。实际上，顾璘也算一介名臣，当时他就已经是以三品侍郎巡抚湖广，没两年又升为二品尚书，在明代已是位极人臣，且素有政声。连他都觉得自己的前途不如张居正。不得不说，顾璘还是有点眼光的，张居正后来，也果然不负顾璘所言。三年后，再一次乡试的时候，就中了举人。而且紧接着又考中进士，名次很靠前，二甲第九名。这还没完，还授翰林，升庶吉士。庶吉士的品秩不算高，但是内阁大臣，几乎都是从庶吉士升上来的，也就是说，庶吉士就是内阁——未来国家领导人的人才候补团。这一年，是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才二十三岁。如果仅仅会读书的神，那只是普通神，只能算是学神，张居正的人际关系还处理的好。官场是一个大染缸，张居正当官的时候，正是明朝内阁首辅斗争的最激烈的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人草木皆兵。严嵩跟徐阶斗得死去活来，明里暗里，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个回合。严嵩耳目遍布天下，还有一个自称“天下第一聪明”的儿子严世蕃。严嵩防着徐阶周围所有的人，可就是不防着张居正，很赏识他，呼为小友。徐阶更不用说了，他是张居正的恩师，张居正入翰林，徐阶提拔的；张居正选为庶吉士，徐阶提拔的；张居正入阁，还是徐阶提拔的。徐阶谋划扳倒严嵩，除掉严世蕃，跟谁商量，张居正；嘉靖帝朱厚熜临终的时候，身为首辅的徐阶负责写皇帝遗诏，跟谁商量，还是张居正。徐阶跟后来的高拱也是龙争虎斗，十分激烈。高拱自命清高，眼睛从来都往天上看，能在他眼里的没几个人。可是高拱跟张居正相交莫逆，两人畅谈人生理想，政治抱负，互为倾心知已，而且两人也几乎同时先后入阁。俺答封贡之初，张居正以独到的眼光主张跟俺答和谈，明朝自诩是天朝上国，跟外邦和谈，还只是一个蒙古的部落，谁都反对，没哪个头这么大支持张居正，只有高拱。俺答封贡几乎是他们俩双人主角的对手戏，铁一般的政治同盟。事实证明，这个同盟的结果奠定了明朝北边土默特等部落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是明朝的铁杆藩篱。张居正是怎么弄的？简直如有神助，这要是晚生几百年，卡耐基【2】都得拜他为师。可是，在政治上，从来没有永远的同盟，只有永远的利益，在明朝，只有永远的权位。政治同盟再铁，也终究会产生分歧的。他俩开始是怎么闹崩的呢？这跟徐阶有关。高拱当了首辅以后，对徐阶仍不放过，徐阶的儿子有两个都获罪了，就剩下第三个。张居正替思师出面多方斡旋，从容辩解。高拱倒也最后手下留情，却拿这事情开了张居正一个玩笑，一次早朝的时候，当面问张居正，你是不是收了徐家三万两银子的贿赂啊？张居正何许人，高拱会不知道？这种话张居正是接不起的，为官当正，贿赂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三万两银子是多少啊，就算是神奸巨贪如刘瑾、严嵩之类，卖个一省巡抚也不到一万两。你高拱佛面僧面都不看，对徐阶穷追猛打，已经很不厚道。徐阶是张居正的恩师，张居正帮徐阶合理合法的辩护，用得着收银子么？那张居正成什么人了？他俩熟归熟，这种话，是身为一个阁臣能问得出来的吗？张居正指天划誓，坚决没有。高拱赶紧赔罪说，是我没有审察清楚，但是，他不知道这事情已经把张居正得罪得不轻。在高拱和张居正的龃龉中，有一个人显得特别重要，他就是大太监冯保。明朝的奏事体制，内阁票拟只是内阁帮着皇帝拟一个批示的稿本，最后要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皇帝朱批才能算数。司礼监里，最大的就是司礼掌印太监，内官的第一把手。这制度注定了内阁外臣要跟内臣司礼监勾结，以往的惯例也都是如此。隆庆元年，冯保就已经是东厂提督，还兼掌御马监事，内官里的二、三把交椅他一人坐，可就坐不上司礼掌印这头把交椅。隆庆二年，司礼掌印太监出了缺，本来轮也该轮到他的，但是高拱是隆庆皇帝朱载垕的老师，深受帝宠，他推荐了陈洪。到了隆庆五年，陈洪下台，高拱又推荐了孟冲。孟冲只是尚膳太监，级别是一样，可是排队他得排在后面好几号，两次司礼掌印太监换人，就任是没冯保什么事。冯保跟高拱是严重尿不到一个壶里，那，就得在外臣里另外找人勾搭，谁呢？张居正。朱载垕病得快不行的时候，张居正秘密处理了十几件事情，密封了以后让小官送给冯保，被高拱察觉，想去追的时候，东西已经进宫了。高拱当面质问张居正，“天下的大事，你不跟我商量，却跟内竖谋划，你什么意思啊？”张居正也被问得脸红，赔罪了事。以高拱的清高，他其实是看不起这些内官的，不管是谁。朱载垕临终前，托孤内阁高拱、张居正、高仪以及内监。怎么会有内监呢，高拱没注意，当时没写这个内监的名字，他觉得应该是孟冲吧。但是朱载垕卯刻死了，仅不到四小时的已刻就传出圣旨，罢孟冲，司礼掌印太监换成冯保。怎么会这样，这肯定是冯保做了什么活动，改了遗诏。礼科给事中陆树德就上疏说了这个事，而且似乎很有道理，“如果先帝真有换司礼掌印的意思，那为什么几天前不说？到要断气了，那有多少事情要交办，怎么可能顾及到内宫任命谁？”可是，这又为什么不可能呢，朱翊钧才十岁，外朝有托孤重臣，内宫呢？司礼掌印当然也很重要。重点是，怎么就换成了冯保了呢？朱载垕刚刚驾崩，高拱悲痛之极，在内阁房里喊了一嗓子，"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3】高拱的意思，是十岁的太子，怎么有能力治天下。但是冯保拿着这句话，向两宫和小皇帝汇报的时候，变成"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4】字句差不多，意思已经变成，十岁的小孩子，怎么有资格治理天下。可以想见，年轻的太后和朱翊钧小朋友听了以后，大惊失色。他没有资格，难道就你高拱有资格？为了驱逐冯保，高拱上疏请求罢斥司礼代皇帝批红的权力，政归内阁。这要是成功了，那就一反明朝一百多年来内官压制外臣的政治，这是一个极大的德政。高拱有自信的理由，这个奏疏，谁来票拟意见？内阁大臣，他高拱自己啊。皇帝才十岁，哪知道臧否对错，九成九还是他说了算。高拱还找来内阁张居正和高仪两位内阁大臣联名，这就更增加了成算。高拱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一般人不仔细想，还真看不出来，可张居正看出来了。张居正联名也联名，但是同时把奏疏的内容派人告诉了冯保。罢斥司礼批红，是可以驱逐冯保，但是同时也把孟冲等人的机会也剥夺了，那就意味着，在宫里面是没有一个人会替高拱说话的，就算是想说，你都要罢斥了他们的权力了，也没有机会说了。试想，冯保告黑状的时候，如果有别人内官帮着高拱说话，那高拱说不定还有救。高拱此疏，相当于自斩了内宫里的政治同盟。而且，他甚至不知道冯保已经告了他的恶状，这种奏疏只会有一种结果。那就是，更加证实了高拱自以为只有他才有资格治理天下。张居正真可谓四两拔千斤，仅就一个小小的动作，高拱就已经踩进了自己挖的坑，大坑。过不几天，大臣们朝会的时候，高拱看到冯保仍然站在皇帝身后，就意识到坏了。真的坏了，司礼监宣布圣旨，原文如下：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5】细心读一下这个原文，字句虽然很严厉，但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孤儿寡母的怨诉。高拱听到这个圣旨，一下子就瘫倒在地，还是张居正扶他出来。接着，张居正还帮他请求到乘驿回家的待遇。以高拱的精明，他不可能想不到是谁在背后对他下了黑手，他将用自己全部的后半生，来仇恨眼前这个以往的政治同盟，如今看似还在帮扶他的人。【1】范进虽然是小说人物，但所写的情节很贴合明代的生活环境。【2】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1888年11月24日～1955年11月1日)，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美国著名的人际关系学大师，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3】【4】张廷玉：《明史》卷三〇五《冯保传》，第 7801 页。【5】《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明.晋江何乔远.譔《名山藏》卷之八十·臣林记（隆庆臣一）·高拱独孤的张居正（2）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上早朝的朱翊钧小朋友突然发现，有一个内侍不按正常的顺序站队，而且神色慌张，形迹尤为可疑。下旨，抓起来，审问。这一问，问出一个大案。此人供认自己并非内侍，而是来自戚继光军营的逃兵，叫王大臣，这个案子就叫“王大臣案”。案子是交由东厂审理，东厂的负责人是冯保。真实的情况是，他叫章龙，不叫王大臣，是浙东章百户的一个家丁，偷了主人二十几两银子流窜到北京，想去戚继光的三屯营里充当一名南军，因为个子太小没被录用，在北京勾搭上了一个内侍，想到宫里参观参观。这本来很简单的案子，但是张居正听说了以后，派人告诉冯保，怎么能说是戚继光军营里来的呢，应该借机弄死高拱啊。于是，案审的结果就变成，王大臣怀里搜出了利刃，还两把剑一把刀，受高拱的指使进宫行刺皇帝。冯保派人向章龙许诺，只要承认是高拱让你来刺杀皇帝的，不仅可以免你一死，还给你官做。另外赏了一个心腹二十两银子，派他教章龙如何串供诬陷高拱，如何谎称与高拱家人高本、高来兴同谋。接着，冯保派东厂校尉五人飞骑河南新郑县，抓捕高拱家人到案。同时，张居正也上疏要求追查此案元凶主使。案情峰回路转，到这份上，朝廷大臣和街巷百姓都汹汹骇愕，替高拱不平，然而不知所措。最后，在狱中的章龙也想明白了，没道理承认要刺杀皇帝，还会有官做，他又不傻，于是翻供了。案子办不下去了，紧急叫停，匆匆杀了王大臣了事。这事情让人看不懂了，以张居正的聪明，加上冯保的配合，之前干掉高拱的那套组合拳是多么的漂亮。怎么刚过半年，竟如此大失水准，弄这么个没头没脑的案子呢？即损失名声，又增加了高拱对张、冯二人的怨恨，还没任何结果。真没结果吗？有一个。自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争斗激烈，但是首辅都很可能再任，除非他自己不想，如张璁（孚敬）、费宏、杨一清、翟銮、夏言、严嵩，都是不止一任首辅。高拱去职，时年不过六十岁，正是政治斗志昂扬的时候，怎么可能因为冯保的一句诬告，就认命在家养老不再谋划复出。所以实际上办王大臣案，不是要杀高拱，而是要斩断高拱的政治前途。此案的观众，当然不是朝臣或者百姓，而是办给国家最高的当权者——宫里的太后和朱翊钧小皇帝看就够了，足够了。也不需要多么好的理由，一旦存在高拱“可能有”刺杀皇帝的念头，即便是高拱门生故旧遍下天，在朝臣里声望再高，他也再不可能复官了。这一招断其前程，刀切眉毛不伤皮肉，可谓精准狠辣之致。揣摩张、冯二人如此意图，实际并没有史料可以支持。但是，事实就是，高拱真的不象之前那几位首辅那样幸运，一度丢官再也无缘起复。难怪在《病榻遗言》中，他将此案的经历写成“毒害深谋”，可见比起之前的去职，更加耿耿于怀。如果没有张居正，以高拱的政治水平，也许不会象张居正后来干的那么漂亮，但至少也会成为象李东阳、杨廷和或者徐阶那样的一代名臣。又或者，张居正的政治手腕稍差，那么总有一天，高拱也会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必需去除张居正的牵碍，这是迟早的问题。区别只在于，谁首先有这样的政治意识，谁先下手，谁玩得漂亮而已。奈何高拱跟张居正同生一朝，即生居正，何生拱？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定有其完善的，并可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张居正的政治纲领，见于隆庆朝徐阶退休之后不久上奏的《陈六事疏》，这也许是他不想与恩师徐阶的政见相冲突。这是明代一份很有名的奏疏，也是张居正的《隆中对》【1】。疏中的第一件事，就是“省议论”，概括而言之，就是少说话。要做事就必需少说话，最好少到只有一种声音，否则一件事，你提一个意见他提一个意见，似乎都有道理，光听意见就没完没了，那就别干了。中国人都很聪明，往往事情做到一半，就已经觉得不行了，每每总是半途而废，一事无成。政见不同，或者可能会不同的人要收拾，说闲话的人更要收拾。张居正是个做事的人，可他却活在一个充满政治自由批判的明代。明朝允许百官自由发表政治言论，不仅如此，朱元璋的《卧碑文》甚至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上到朝臣，下到“百工技艺之人”都可以对朝政发表自由言论。但是，有例外的，生员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万历初年，在针对这些自由的言论，张居正首先拿生员开刀，不断引用这一禁令，毁掉一些过分嚣张的书院。言论之殇，最麻烦的，还是言官。明朝的言官分两类，都是独立的系统。一类是六部里的给事中，又称科臣或称给谏，顾名思义，给事中就是对事件给予中肯意见，或者给予劝谏的人。给事中共五十人，从七品（原来是八品，六部都给事中各一人，正七品）。别看品秩低，干的好，或外放参、道，或升卿、寺，还是很有前途的。给事中的职能很多，主要是对六部的工作进行批驳审核，甚至封藩、科考也有给事中的职责。给事中虽然迁转是经吏部文选，但不隶属于六部，与现在驻守各部的纪委人员的情况比较类似。还有一类就是御史，属于都察院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人数就更多了，全国仅监察御史就一百多人，负责考察纠劾，也就是事后的批评者。都察院里左都御史是老大，二品。右都御史也是二品，各一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三品。佥都御史四人，四品。还有地方巡抚也挂衔以上三种职务的，没有定员。另外还有经历司，照磨所等。人数最多的是十三道监察御史，七品。给事中和御史合称科道，品秩都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却火力十足，弹劾干掉二三品的大官是常有的事。而且，管的范围也宽，什么事都能说，什么事也都敢说。而且，还可以风闻奏事，就是只靠听说的，就可以做为论述的证据，不需要佐证，说错了，也没罪。而且，政策上对文官是有优待措施的，提意见的人，哪怕无礼一点，嚣张一点，也要予以保护，罪减一等，古代的君王是最怕背上开罪言官的骂名。可以想见，在明代这一百几十号言官，那都是可以在朝堂上横着走的家伙。因此，越到后来，言官的地位越高，就算不是言官，也都积极提出批评或者意见，反正都是站着说话，腰不疼。言论不可怕，可怕的是言论毫无章法，无法控制。张居正解决的办法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即考成法。根据他的提案，各部上奏的奏疏，在得到皇帝批红的旨意后，送往各相关的衙门执行之前，视问题的紧急程度、地方的状况，事先设定期限，并记录在案，每月检查。必要的情况，还要另外作帐簿两册，记入问题的概要和期限，一册送六科，一册送内阁。六科对这些执行的情况进行调查，每月确认进度，每半年对是否严守时限朝廷再确认，如有拖延，则追究责任，予以参奏。地方各级官员如巡抚、巡按等官拖延执行，由六部进行揭发；六部、都察院有问题时，六科进行揭发；六科有问题时，由内阁进行揭发。官员的考成即工作的评定，以此为基础，这样做的话，每月、每年都确确实实进行点检，地方衙门也会意识到执行政策的责任。按这个程序来看，负责批评的都察院需要接受六科的审查，他们能做的工作，大概只能务实的对错误的政策进行补救。六科审查六部都察院的同时，接受内阁的审察，这样内阁就实际上具有了最高终审权，统揽全局。考成法，不仅在体制上制止了政事流入无意义的议论，而且有效的督促各阶层衙门务实的完成工作。言论，被放到他的政治架构里，变成了一个流水线上重要的组成部分。执行的结果，正如王世贞所说：“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2】这显然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以当时的通讯，万里之外的政令，肯定无法一天之内收发。但也由此可见，考成法的执行确实极有成效。问题是，能制止议论吗？当然不能。考成法的施行，使权力集中于内阁，同时也限制了监察权的独立性，不管御史还是给事中，都只能就事论事，无法象以往那样自由的批判政治。对科道官员来讲，这是内阁的独裁，是对政治批判的压制，言论的反扑当然不会停止，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自考成法施行以来，数不清的上疏，从各个角度进行非难，包括对制度的质疑，执行的方式，最大的意见，当然是压制言论，使天下失去了公知。张居正对这些反对者也采取了高压措施，反对的人，不断或罢或迁。但是，言官们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上疏，反对改革的声浪，在一定层面上甚至已成为一时的风气，最奇葩的是张居正的门生也来凑这个热闹。刘台，浙江安福人，以门生弹劾座师，这在明代是第一例，刘台口口声声说，为了天下公心，才破除师生情面弹劾张居正。实际呢？刘台在辽东巡按的任上，因为越权上报辽东大捷，被张居正请旨狠狠申斥。还有一问题，之前，张居正另外一个门生傅应祯，也是安福人，跟刘台不仅同乡，而且同科。傅应祯任零陵知县时抓强盗，安民心，还是有点政绩的。上疏言事的时候，却以宋朝王安石影射张居正和他的改革，结果被下狱。实际上，傅应祯当时这个奏疏，刘台也是有所指使的。因此，刘台心怀不安，此时毫无顾忌向张居正泄愤。这种弹劾座师的所谓公心，严重激怒了张居正，刘台也被下狱。之后，张居正还是针对刘台的弹劾进行了反驳，也因此提出辞职，并仍然请求给刘台宽大的处理。最后，刘台还是被流放，还连坐他的兄弟。很巧合的是，刘台后来因事故死亡，竟跟张居正病死是同一天。万历五年九月十三，张居正的爹张文明死了。二十五日，张居正在北京接到讣闻。按规定，明朝官员在父亲去世的时候，都应该解职在家守孝丁忧，为期三年（虚数，实际是不计闰的二十七个月）。问题是，此时离职，内阁这一摊子事交给谁？张居正当国五年多，已经把国家治理的安定承平，政府高效运作。内阁的吕调阳老实勤勉，但并无远大的抱负；张四维颇有才气，却资历尚浅；徐阶已经七十五岁，高拱也不可能回来了。这个时候，真没什么人可以象张居正那样，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保持政府的高效运作，哪怕就是暂时的。且不说国事如此，就是内宫中的孤儿寡母，一旦离开张居正，也就失去了主心骨，碰到点事，连个拿主意的都没有。解决的办法倒有一个，那就是夺情。夺情就是从国家角度出发，由皇帝出面阻止大臣回家丁忧。毕竟丁忧只不过是家事，大不过国事，明朝以前也有数次夺情的先例。譬如成化二年，皇帝朱见深已经二十一岁，国无大事，首辅李贤并不是非留不可，也照样夺情。麻烦就麻烦在，张居正此时已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明朝又以孝治天下，象刘台这样“敢于”说话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么一次，能理直气壮的让张居正去职的机会。这个道理，张居正懂，冯保懂，后宫的太后皇帝也懂，朝臣们更懂。朱翊钧下旨夺情，不许张居正回家守制；再请，仍然不许；三请，还是不许。朱翊钧此时虽然年少，可他是张居正的亲传弟子，岂能不知恩师的为难之处，当然是做足了戏码。其实夺情事起之初，还是有人象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都上疏请留张居正。但是，吏部尚书张瀚坚决反对，并不断从中作梗。朱翊钧表现出坚决的态度，勒令张瀚退休。张居正也马上推荐王国光替补吏部尚书，并提请夺俸守制。就是办公还仍然继续办，但是不领工资，而且不参加吉庆喜事活动，另外，他请假次年回乡葬父。朱翊钧一概同意，只要能把张先生留下，咋都行。这事，根本没算完，甚至只是开始。继续反对的，又是张居正的门生，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请求让张居正回家奔丧葬父。而且，不仅上疏，还把疏本先拿给张居正看。第二天，还是张居正的门生，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疏持同样的意见。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与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内容进了一步，要求张居正必需回乡守制。实际上，这时候上疏请留张居正的奏疏更多，但是为什么唱反调的都是他的门生、同乡呢？原因很简单，之前的刘台、傅应祯就是榜样，他们虽然都因为弹劾张居正没得到好下场，却留下一时的盛名。别的什么人说话，那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已，没多大意义。身为门生、同乡，敢于反对自己的恩师座主或乡党，就更显得自己公正，这是一个赚名声的好机会，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乡党、座师也是。很遗憾的是，张居正这一科的门生里，几乎没有出现有出息的人物。这种行为，少年朱翊钧当然不能原谅，下旨廷杖！廷杖是会死人的，翰林院的同僚们都上疏解救，无果。新科状元沈懋学写信给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请他说情，一连三封信，张嗣修不敢说。张居正此时内心的苦楚，又有谁懂？尚书马自强到张居正的家里求救，张居正甚至跪着说：“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学士王锡爵约齐十几位翰林院同僚，拜访张居正，不见。王锡爵奔到孝闱前向张居正劝解，请他解救吴中行几人。张居正匍匐跪地，找着刀子直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王锡爵吓坏了。【3】张居正数年来所承受的责难非议，一下子暴发了出来，这个世界，在他的周围，竟找不到一个能体谅他内心的人。张居正是不求名利的，如果求名，此时放弃职位，回家丁忧，是最为人臣楷模的；如果为利，他根本不用提出辞俸。贪恋名位也许是一个说法，但是以张居正今时今日是的声望，以朱翊钧对他的依赖，就算他离职三年，这个名位又有谁能与争？再细心想一想，被廷杖固然有生命危险，但是留情与否，其实全凭人为。真打死了人，岂不是更有损张居正的名声，事情越来越弹压不下去了吗？这中间的关窍，少年冲动的朱翊钧可能不太明白，主持行刑的冯保会不懂吗？这些翰林们难道不懂？这就是一个根本死不了人的廷杖，是一个以流血换取名气的政治做秀。之所以浩浩荡荡的前来求情，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希冀张居正作出让步而已。张居正也是人，他几乎快要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了。廷杖终于执行了，吴中行、赵用贤杖六十，打完了拖出长安门，再抬出北京。艾穆、沈思孝更惨，杖八十后，再加镣梏收监三日，而后艾穆遣戍凉州，沈思孝遣戍神电卫。在这四个人血流满地的时候，万历五年的新科进士，刑部观政邹元标又上了一疏，依然坚持让张居正回家丁忧的主张。这摆明了又是一份讨打的奏疏，开篇首句就是“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最后的结论是张居正“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4】一个新科进士，他有什么资格指责张居正的学术志向？毫无意外的，邹元标被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后来，这三个挨了板子并且遣戍的人，在张居正死后很快就复官了，名声果然还是赚到了。邹元标被打坏了腿，天启朝官至左都御史，又极力主张恢复张居正原官。好正直！想一想吧，邹元标名列三甲第129名，不过是一个新科进士，吏部观政（从九品）。以明代唯科举是图的环境，如果不上赶着挨这顿板子，以他的学问在官场苦熬苦扯，官至后来的七卿之列的可能性有多大？邹元标，不过是正直的比较恰到时候罢了。【1】华亭陈子龙卧子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二十四·张文忠公集一（疏）◆《陈六事疏》。【2】明·王世贞撰《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张公居正传（王世贞）。【3】《明史纪事本未》卷六十一，江陵柄政；《明通鉴》纪六十六，万历五年。【4】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独孤的张居正（3）夺情风波，不论是在个人的性格上，还是在对国家的改革政策上，对张居正的影响都非常大。这使他不仅没有延缓对国事的改革，反而更激进了。就在夺情前后，他提出三件大政。第一件是河漕合并，河道与漕运在明朝原来是分开的两个部门，张居正此时将它们合二为一，并将这两个部门交给他之前支持治河的吴桂芳。由于张居正的支持，吴桂芳起先的治河很有一些成就，但是后来吴桂芳开通草湾的结果却造成更大的麻烦。此时潘季驯提出他治河的主张，束淮河的清水，冲击黄河的泥沙，两河并流，这样黄河出海口以及草湾的问题就会同时都得到解决了。这显然是一个更加优异的方案，万历六年初，吴桂芳病死，张居正立即改弦更张，全力支持潘季驯治河，到万历七年秋，潘季驯治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得到张居正的大力支持，潘季驯本人甚至上疏奏请张居正为治河首功。张居正诚恳的拒绝了，将功劳归于潘季驯。在用人上如此宽大的胸怀，正是一代卓越政治家的过人之处。潘季驯感激这种知遇之恩，这也是后来张居正遭到清算的时候，他另可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保存张居正的名声，虽然这种努力最后并不成功。张居正提出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进行全国性的田亩清丈，这是一个更大的政策，也是全面施行一条鞭法的基础。朱元璋最初定的天下税亩，是超过8.5亿亩【1】。但是到了弘治年间清核天下田土，只剩下6.2亿亩。【2】这中间，虽然会有一些土地被抛荒，分封给诸王或者收归官田、学田，但是这仅仅是占天下税亩极小的一部分。国家休养生息了二百余年以来，并没有多少土地流失的理由，仅朱元璋之后，就对贵州整省的开发。国家的税田，应该大量的增加才对，怎么反而少两亿多亩呢？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断从中低产小民手里被侵占，掠夺，收买等各种手段归并到大地主豪强的手里。大量的土地归并以后，地主豪强为了达到逃税的目的，又通过各种手段隐瞒土地数额，致使明朝账面上的税亩大量减损。另外，不仅仅是税亩，朱元璋还定了天下军屯田四亿多亩，这些土地，不包括在当地官员征税的黄册之内，到了晚明，这些土地也被侵占的所剩无多。粗略的估计，明朝此时至少有一半的土地没有征收到应有的税。清丈土地，就是把这些隐瞒的土地清查丈量出来，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这是要跟整个天下，跟封建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作对，没有谁会因为国家的利益，肯把自己的即得利益老老实实的吐出来的。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这样为国家谋福祉，其结果，几乎都没有善终。以张居正的智慧，他又如何不知。然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3】，张居正以此为座右铭，也是这样希冀他的同僚和下属的。这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是一个超卓的政治家改革的决心，是面对天下蠹虫抬棺决战的战书。清丈田亩的施行，最大的敌人却不是反对的声浪，而是官员们对清丈田亩在政治意义上的认识不足。有的官员为了增加田亩数为功，多报清丈数据，以尺寸较小的丈量仪器，或者征收其它的田亩来充当虚粮；有的出于“爱民”的理由，则尽量的少报田亩数，或者降低土地的质量，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地方官爱不爱民，由谁书写？当然是当地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他们才有钱读书，他们才有权替百姓代言。真正底层的民，又有谁来爱？不论是为政绩多报，或为名声少报，对于官员们个人来说，政绩和名声才是最终为他们个人换来权与利的。为什么海瑞没有被重新起用？海瑞很能做事，而且做事很务实，张居正改革，他也表现的很积极，希望复出为官，为民谋福利。但是海瑞的直名，天下皆知。在当时的环境，他的名声会更加成为官员的榜样，而不是他的务实。因此，张居正很诚恳的写信把海瑞摁在家里，不让他当官。这种苦心，恐怕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也很难理解。从万历六年初到八年未，时经三年，核天下田亩7.2亿亩【4】，比起弘治年间，仅增长了一亿多亩，成绩斐然，却离实际还相差甚远。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历史，并没有给张居正更多的机会。与清丈田亩同时进行的，是之后在万历六年十月，张居正上《请裁定宗藩事例疏》，开始解决宗藩问题。朱元璋的时候，他的儿子孙子们加一起才58人，到了永乐年，就有127人了。请注意，这个数字仅仅是直系的有血缘的亲属，配偶眷属和其它的一切附带人员并不算在内的。朱元璋在定制之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数字是倍增的，而且倍增起来是多么可怕。年份越久，人数越多，几乎是每三十年就翻一倍，二百余年下来，数字已经相当惊人。到了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所载宗室人口达8203人；嘉靖三十二年，17661人；到了隆庆三年（1569年）就更多了，达到18492人。这些宗室人员，最高的岁禄是亲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以下递减一共九级，至最低是奉国中尉两百石。嘉靖四十一年的统计，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5】。全天下的税收标准一共才两千多万石，其中四百万石从漕运到北京，另外四百万石转换成一百万两金花银供应皇宫使用。除去这两块大项，那剩下的税收总值，了不起就是一千来石粮食的标准。这些剩下的税收，很大一部分还是实物税收，仍然运往京师供应内宫的使用。剩下的，才是要供应政府的开支、官员的薪俸、地方的赈济，灾荒的蠲免等等等等。最要命的是，本来军队是不需要从税收里划拨的，但是随着军屯制被彻底的破坏，越来越多的军需要从地方税收里扣抵，甚至征收到京的粮食或者银子也要大量的运往九边。如果遇到战争呢，国家费用还会毫无节制的增加。这个账一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明朝的财政多年以来一直是缺钱缺钱，还是缺钱。宗藩问题是朝廷节流首当其冲的一个大项，也越来越引起朝廷的重视。嘉靖四十四年，出台《宗藩条例》对宗藩进行一次大清理，但这是一个矫枉过正的条例，因为削减太多终致无法执行。很显然，这不仅是一个长期，而且是艰难的工作，张居正对此提出九条处理建议。然而，张居正不知道，这个政策在他有生之年是完不成了，而且永远也没有完成。在开始执行以上三项政策的期间，万历六年二月，张居正在北京主持朱翊钧的婚礼。古时候的人对婚礼这种事情特别讲究，就算是平民也希望婚礼的主持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而张居正当时，正值大丧之期。让这样一个“无福”之人主持婚礼，可见两宫皇太后和皇帝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支持和信任。在主持完皇帝的大婚以后，张居正踏上了回乡葬父的归路。与个人的声名上，张居正也表现的与夺情之前大相径庭，之前严格控制驿乘，反对铺张的张居正，这一次离京，并没有拒绝百官相送的排场，而且一路坐着三十二抬的大轿，还有戚继光派来的军队沿途护送。他确实已经不在乎别人对于他个人品行的评价了。在路过新郑的时候，张居正专门去看望了高拱，两位多年的知交好友，政治上的夙敌，此时都已经两鬓斑白。张居正早半年派儿子探望的时候就听说高拱有病，但实在不知道此时高拱已经病的说不出话了。天下间如果有一个人能理解张居正，那可能也只有高拱了，然而两人相见，只是对面痛哭。等张居正葬父回京，再次路过新郑的时候，两人又见了这一生中的最后一面，商谈了关于高拱立嗣和恤典的事情。张居正没有忘记多年的交情，尽力为高拱主持。而高拱的心里，却最终没有真正的原谅张居正。在江陵老家，张居正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死人的事情，总是做给活人看的。不是都要求孝吗？那我就孝给你们大家看，葬礼极具风光盛大，显得张居正极具孝思。这是对世人眼光的一种嘲笑，却也是一种无奈。张居正离京不久，朱翊钧就受不了了，天天掰着手指数日子，真是一天也离不开张先生，不断下诏，催他回京。本来说好葬礼完了，张居正要带母亲一起进京的，张居正又希望避过炎热的夏天，拖到了秋天再走。那朱翊钧哪等得及，张先生还是先回北京吧，至于母亲进京的事，把随行的太监们留下，让他们随后护送张母进京。就这样，张居正在匆匆办完丧葬以后，就回到了北京。北京，朝廷还真就出事了。辽东的一个蒙古小部落，因为受不了土蛮的胁迫，率众投降明朝，一群人大概有七八百，带着牛羊成群结队而来。辽东副总兵陶成喾不问清情由，直接率兵追杀，当场砍死了大半，然后上奏朝廷称辽东大捷。辽东大捷的消息把朱翊钧高兴坏了，屁巅巅的就告郊庙，谢天地和祖宗的保祐，同时大行赏赐。等张居正到了北京，才查出来，这些鞑靼人是真投降，那，这一仗陶成喾其实是杀降冒功。张居正一改往日的作风，对此事处理的相当严厉，所有因为这次“胜利”得到的恩赏全部追回，包括他在内阁的同事，还有同朝的政治盟友，也有地方上的大员以及他自己一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这样做，不仅得罪了一大帮自己的亲信，甚至没有顾及到皇帝本人的面子。为了国家的利益，张居正已经没有自己的私人关系了。万历七年正月以后，为了阻止不成熟的政治批判，张居正又一次对江南的各大书院进行了强有力的弹压，全国六十多所书院被迫关闭。甚至连有敕额的白鹿洞书院，也对学田做了限制，仅留下了祭祀用的三百亩。这是张居正又一次促使自己“众叛亲离”的举动。学生们的思想总是激进的，尤其是明朝的科举，考的策论就是针对时政的，但是身为学生，比起在朝的官员，政治主张更不成熟。被压制言论的学生们，在随后的成长中，对张居正的主张进行了更加激进的反扑。这一次被弹压的书院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书院叫龙城书院，龙城书院当时有一个学生叫顾宪成。多年以后，在这个顾宪成的主导下，成立了一个民间团体，这个团体始终影响甚至左右朝局，最终酝酿发展成为遍布朝野的极大的团伙——东林党。万历八年正月，张居正提出归政，朱翊钧已然大婚，此时虚龄十八，正是个跃跃欲试的年纪。可惜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本来不太可能达成的归政中断了。朱翊钧晚上在宫里饮酒胡闹，随意吩咐小太监唱曲儿，小太监不会，实在没学过。什么，你胆敢违抗圣命，斩了。当然不是真的斩首，而是割了头发。这显然是一个玩笑，事情不大，却显得皇帝实在不够成熟。亲妈李太后气坏了，扬言要废了他的皇帝，让他的弟弟朱翊镠liú来当皇帝，并把小皇帝胡闹的事情交给张居正处理，张居正当然也恭恭敬敬的写了认错的奏疏，代替皇帝罪已。朱翊钧当然也吓得不轻，当时就装孙子，两个胡闹的太监在张居正的处理意见上进一步要求流配。至于归政嘛，老妈说了，要归政，等朕三十岁以后再谈，张先生还得继续为国家砥柱中流。万历九年，张居正再一次提请归政，言辞比之前更加恳切。但是照例，还是被朱翊钧断然拒绝了。如果说是之前，张居正也确实象言官们说的贪恋权位，张居正自己也承认。但是现在，他是真心的想归政。可是这个时候，清丈田亩还没结束，接下来要执行的全国一条鞭法还没的提出来。很多要做的事情都正在进行之中，而且正是紧要关头，为什么要这么操切的要把权力交出去呢？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一，考成法是以压制言官为体制的，言官从来都是独立的系统，这个体制创立之初，就没打算一直这样执行下去，而是有朝一日，终归要回到皇帝的手里的。张居正当权是以阁权钳制言官，归政以后当然是皇权来压制言路，那谁也不能说不合理了吧，这样言路的压力相对会少很多，接下来的事情也会顺利一些。其二，一般的说法，明朝的阁臣也称为相，但是张居正也觉得自己的情况比较特殊，“吾非相，乃摄也。”【6】事实上他也真不是所谓的相，而是摄政。历史上的摄政，从来没有好下场。张居正当然不想做王莽、曹操之类的人，但是形势却逼迫着他象诸葛亮一样，不断的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居正自己的身体。多年来一直病体缠身，他知道自己可能干不了几年了，此时交权归政，倒可以带皇帝几年，如果再不放权，恐怕就来不及了。实际上，放眼望去，也没有哪个能接过张居正的棒子，能有他这样的政治手腕和能力继续摄政下去，他的后继人，也只有把权力交还给皇帝本人，国家才能继续兴盛下去。【1】《明史》◎食货一·户口·田制(屯田庄田)：“（洪武）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春明梦余录》孙承泽撰，卷三十五·田土户口：“……洪武年间田土官民共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亩零。”《明通鉴》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是岁，核天下土田，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及夏税，秋粮之实数。”【2】《春明梦余录》孙承泽撰，卷三十五·田土户口：万历八年十一月。（接【1】上句）“据防典载弘治年间田土官民共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八十一亩零。”《明通鉴》及《明史·食货志》都有“至是勘实，总计天下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字条，但笔者更倾向朱东润先生在《张成正大传》中的主张，六百多万顷才是实际上数字，比弘治年间（四百多万顷）多三百万顷是数字上的错误。【3】张居正给下属同僚的信件中经常提到这样的字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张居正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議處宗藩事宜疏》[宗藩事宜]。【4】《春明梦余录》孙承泽撰，卷三十五·田土户口：（接【2】上句）万歴年间田土官民共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零。【5】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说：“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内阁。独孤的张居正（4）张居正的病，其实很常见，就是痔疮。这几乎只能用外科手术才能彻底根除的病，放到现在，最多只是一个小手术，几天时间的事情。但是在几百年前，那是要命的病，外科手术根本达不到标准，张居正却仍然让人在他身上动刀子。这跟他的治国理念一样，正确的做法，极难达到的目标，义无反顾的做，这就是张居正，一个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者。可以想见，治疗的结果很不美妙，张居正病倒了。就在生病的期间，归政不果之后，张居正接着就开始全面施行一条鞭法，他在要有生之年，赶着把要办的事情办完。在他之前，很多人已经在各地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试行过一条鞭法，都取得良好的效果。张居正这一次是要全国性的推广，而且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上制定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并不是说，对全国都施行同样的规则，而是根据不同的地区，在政策上有所异同。一条鞭法是赋役合并条编，但有的地方着重于役，有的地方则着重于赋。绝大部分地方，都要求征收折色银，但苏、松、杭、嘉等地仍然征收本色粮以供京运。折银征收，使得明朝在货币上，进一步向银本位统一，这符合当时的市场需求，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由于之前有了丈量田亩的基础，一条鞭法一经施行，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张居正的病情也越发严重了，已经不久于人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蒙古俺答过世，张居正又极力促使俺答的遗孀钟金夫人改嫁给继承人扯力克，从而继续巩固明朝的北方安定。临死前几天，朱翊钧号召全国为张先生祈福，还给他加了太师的职务。这个职务，纵观整个明朝，仅此一位。其它的太师要么是死后追谥的，要么是生前就剥夺了。虽然张居正的太师后来也被剥夺，但那是死了以后的事情了。张居正当国十年，因为考成法，明朝一改往日官僚腐败的作风。两百余年来蒙古一直侵袭北方边界不断，现在蒙古西部俺答封贡了，东部的蒙古被戚继光和李成梁有效的挡住了，原来的倭寇作乱也没有了。西南少数民族，一直是明朝的心病，叛乱不断，此时也被平定了。最大的成就是在经济上，土地经过丈量以后，开始实行一条鞭法，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国家的收入增加了。一直以来都是缺钱的明朝财政，在张居正身后，国库居然有了四百多万两存银，太仓的粮食可供十年之用，明朝彻底摆脱了负债的日子。张居正死后的朱翊钧，不过虚龄二十岁，一朝亲政，他很想展现自己。朱翊钧此时在政治上挣脱了张居正和冯保两大钳制，并不关心是否能继续改革，而是如何把权力重新收归已有，如何树立自己的威望。长期受到压制的言官更是毫无顾忌，开始，并且迅速的形成一股抨击张居正政治主张风气。继任者张四维不久就回家丁忧了，他可不敢象张居正那样夺情，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了，接下来的就是申时行任首辅。张四维与申时行的政治主张本来就极力想撇开与张居正瓜葛，此时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样的魄力，更谈不上压制这些言官。一个用以钳制言官的体制，变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工作程序来坚持，那不用说，考成法当然坚持不了多久。大臣们又上疏，声称有些地方的官员因为丈量土地破坏了当地的寺庙、坟墓，这如何显示皇上的爱民之心呢？于是丈量土地也跟着废止了。张居正禁止官员任意使用驿递，这个禁令取消了；张居正裁汰的冗官，被裁汰的一律恢复了；张居正严禁滥广学额，学额也一并从宽了；甚至张居正一直严守嘉靖“外戚封爵不得世袭“遗训，这些外戚也全都重新世袭了。数年来苦心建立起来的体制，一阵风之间就刮的烟消云散。整个朝廷上至皇帝，下到百官，为了各自的利益出发，都不希望有张居正生前的体制存在，任何影响，任何踪迹都要清除。二百余年以来，明朝已垂垂老矣，身罹各种重病。张居正以其超绝的政治眼光，尤如名医对症下药，且疗效显著。张居正的死，明朝再没有象他这样能够医治国家的国手。泱泱帝国，象拒绝就医的病人，任由各种旧病复发而不顾，最后发展到各种并发症丛生，且愈加严重，终致王朝不治覆亡。【1】为了震慑百官，朱翊钧决定清算张居正，他觉得，没哪件事能比这更能树立自己的威望了。抄冯保的家得来的大笔财富，就已经狠狠的刺激了朱翊钧。之前辽王因为张居正被废为庶人，因为庶人妃上疏辩冤，诬称辽王家里金宝万计，都抄到张居正家里去了。官员们也奏称，张居正与冯保勾结多年，如果抄了张居正的家，也会得到跟冯保同样多的财富。那，抄吧。为了不让财富被转移，荆州府、江陵县提前将张家封门，等半个月后抄家的队伍到的时候，张家因为没有食物供应，已经饿死了十几个人了。搜检、拷问之下，张居正家里兄弟，子嗣，亲族所有的财富全部搜刮出来，一共抄出来十万两银子，一万两黄金。这个数目，实在无法用来构陷张居正。为了要榨出根本不存在的一百万两银子，拷问不得不从严从重继续进行。张居正的儿子们都是读书人，几曾遭过这等罪，长子张敬修被逼供寄银曾省吾、王篆、作舟三家共银三十万两，然后自杀身亡，临死写下血书控诉这些“追赃”的官员。张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好歹留住了一条性命。张允修因父死丁忧，也失去了考取功名的机会。张敬修的死，对朝廷震动很大，内阁和六部都上疏请求宽免。朱翊钧也玩不下去了，下诏留空宅一所，田十顷，赡养居正的母亲。到了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张献忠派手下请张允修出来做官。张允修不仅没答应，反而在家里自杀了。清兵入关以后，攻下了广州、全州。当时留守桂林的大学士瞿式耜不肯走，全城已经全部逃了，就他一个人坐在家里，部将戚良勋最后请他赶紧上马逃走，反而被骂走。这时候，张居正的曾孙，当时的总督张同敞从灵川来了，瞿式耜说，我是留守的，当与城共存亡，你没有守土的责任，又是来干嘛的？张同敞说，古人以独为君子为耻辱，你有理由不允许我跟你一起死吗？瞿式耜很高兴，就陪他一起喝酒，到晚上清军定南王孔有德来了，也不生他们的气，说不杀忠臣，让他们投降。他俩当然不从，于是被关在两间小屋子，两屋可以互相说话，两人一起关了四十多天，写了一百多首诗。最后两人一起从容赴死。张居正之后，朱翊钧其实还是很认真的当了几年皇帝的。上朝、经筵也不间断，甚至还格外的进行阅兵，步祷郊祀，勤政得不得了。到了万历十四的秋天，朱翊钧以腿疾【2】为由，就开始请假翘班了。腿病跟懒病一起发作，这一罢工，就是长达三十多年的怠政不上朝。明朝，再也没有第二个张居正。张居正的一生，其实是很独行特立，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因为他的优秀被拿来对比辽王朱宪节，间接导致他的爷爷之死。年青的时候，混迹于与他年龄不相符的翰林院之间，可能只有他的恩师徐阶才了解他。高拱本来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却最终也没原谅他。他的思想领先于那一代人，所以不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他的弟子不能，他的同僚不能，甚至一向重用他的万历皇帝，对于他的锐意改革，也不是很理解。所以说，张居正的一生，是很孤独的。【1】黄仁宇先生曾对张居正写过一个评价，称：“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人难于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下愈况，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个人觉得这个评语倾向于西方文化的观念，而且并不够精确，所以另外写了一个，不知妥否。【2】腿病是真的有，朱翊钧之后跟大臣们也多次提到，后来定陵挖出来他的尸骨也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