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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7分钟郑成功北伐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1644年，清军入关之后，随即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而部分明朝宗室和文臣武将则在南方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史称“南明”。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部分南明将领试图扭转乾坤，重振河山，而这其中战果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1659年的由郑成功发起的北伐战争。从摧枯拉朽到惨败而归自父亲郑芝龙降清后，南明隆武帝朱聿键不久也被清军俘杀。不愿步其父后尘的郑成功继续着自己的抗清大业，并逐渐在福建沿海一带站稳了脚跟，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同时遥尊远在西南地区的永历帝朱由榔（也算是广义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也封其为“延平王”（所以有些史书也称郑成功为“郑延平”）。
郑成功1657年，郑成功准备开始进军，不料两次都未果而终，而且还遇上了台风导致自己的三个儿子都落水身亡，但郑成功不为所动，继续秣马厉兵养精蓄锐。1659年，清军集中主力对西南地区的永历政权进行合围攻击，郑成功乘势开始了其第三次北伐。此役，郑成功统帅水陆大军近20万人誓师北上，并得到了另一位南明大臣张煌言的配合作战。初期，郑军进展神速，在舟山消灭了清朝水师主力，又顺长江逆流而上高歌猛进，一直打到南京城外，张煌言一路也攻克了皖南多个州县。清廷朝野上下都为之震动，那位在野史上对吃斋念佛、儿女情长颇为在行的顺治皇帝在军国大事面前却阵脚大乱，竟然产生了迁都关外的念头。其时郑成功的兵锋离清朝首都北京还相距甚远，而这位堂堂的一国之君竟然只想着仓皇逃命，其为人可略见一斑。
张煌言（1620年—1664年），字玄著，号苍水然而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郑成功竟然出人意料的在南京城外“休整”数十日，既不攻城，也无其他行动，白白浪费了宝贵战机，最后在清军大批援军赶到之后兵败南京，被迫撤退。之后郑成功又连吃败仗，只好又退回福建一带。张煌言孤立无援，也只好败退浙东，后被俘就义。从初期势如破竹、攻城拔寨，到最后损兵折将、功亏一篑，不过数月有余，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郑成功最后失败呢？
郑成功北伐南京之战首先，郑成功一方在具体作战中存在指挥失误和形势误判，坐失了良机郑成功作为当时的名帅，其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古往今来很多伟大统帅其实也都有犯错误的时候，郑成功也不例外。其兵临南京城下后，竟然“休整”了数十天有余，面对孤城寡兵的南京毫无作为，坐失良机，等到清朝主力援军赶到，只好失败。这其中原因也有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清朝守将假称投降，胡扯什么30天以上投降清廷就能饶过自己一家老小云云，请求郑成功宽限时日，而郑成功竟然也就糊里糊涂的相信了。这种说法实在“戏说”味道太浓，且严重拉低了郑成功的智商。
明太明所建的南京城而比较可信的是，郑成功认为南京城墙高大防御坚固，攻城会造成重大伤亡，为了保存实力所以进行围城，而初期的一系列胜利也让郑成功及其部将产生了轻敌情绪。而南京不仅是当时的军事、交通、经济中心，更是明朝故都，无论是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都很重要。如果能收复南京，对于南明一方也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撑，反而对清朝也是一种重大打击。无论如何，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南京确实是郑成功的重大失策。而南京之战失败之后，郑军不仅没能重振旗鼓，反而士气一落千丈，竟然一败再败，先前夺取的镇江、瓜州、仪征等全部丢失，最后只能铩羽而归。这一点，身为最高统帅的郑成功自然难辞其咎。
荷兰人笔下的明朝福建省地图其次，海上起家的郑成功过于依赖水师，陆战能力存在短板海上起家的郑成功，其水师战力在当时确实堪称冠绝天下，在福建、浙江沿海的一系列作战中，也多次重创大败清朝水师。然而，在深入内地的北伐作战中，陆战却更是起到关键的作用，而这一点郑军明显存在严重不足，表现的就是过于依赖水师，安营扎寨也都是在沿江一带，并没有进一步向内陆扩展战略纵深。而在南京一带的地面作战中，面对陆战能力强大特别是有绝对骑兵优势和拥有众多火炮的清军，郑军陆战的短板就暴露无遗，尽管有水师的支援，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在北伐惨败后，郑成功也意识到与清廷在陆上争雄已经不太现实，从而转而向海上发展，以收复台湾为反清复明的基地，最终还是回归了自己海战特长。
郑成功收复台湾 画报再次，南明政权一直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各派势力拥兵自重，缺乏协作配合南明政权就其人口、面积、军队、经济等来说，其实还是具有相当实力的，不仅不逊色于历史上的东晋、南宋等同样“命运”的南迁政权，而且很多地方还有优势（特别是经济方面），即使不能恢复大明江山，与清廷南北对峙、划江而治之类，也并非绝不可能。然而，与历史上的那些南方政权不同的是，南明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弘光帝朱由崧在位一年就被俘杀，后来又有多位明朝皇室出来称帝称王，这边隆武在福建称帝，那边浙江又搞了个鲁王监国；这边永历在西南称帝，那边朱聿鐭又在广东称帝改元“绍武”，各位帝王互不服气，甚至针锋相对兵戎相见。宗室互相内斗，而手握重兵的将领们也逐渐“军阀化”，视军队为私产，甚至出现了互相攻伐，抢夺地盘的丑剧。清军大兵压境，南明内部竟然还是在内卷不断，真是让人无比心痛加心寒。郑成功北伐之时除了张煌言外，南明众多势力也是观望中立居多，不要说配合作战，就连牵制策应这些“辅助”都做不到。郑成功可谓是独木难支，在极度缺乏外援的情况下，面对兵强马壮的清军，最后失败也是情理之中。
明朝时期的水师战船最后，清朝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得当的战略战术也导致了郑成功北伐的最后失败作为当时已经完成大半统一的清朝，其综合实力对一盘散沙状态的南明一方已经处于碾压状态，和郑成功方面更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即使面对郑军初期连遭失败，也并未伤及筋骨。更重要的是，清廷内部虽然也有些许矛盾（满洲皇室和贵族内部之间以及满族统治阶层和明朝降将之间），但基本能做到上下齐心，团结一致，这和内卷不断的南明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战略方面来说，虽然顺治作为一个帝王表现的“有失水准”，但其母孝庄太后倒是更有些“名君风范”，她对顺治慌不择路的念头给予痛斥并断然制止，让其稳住阵脚，又及时建议顺治立刻调兵遣将，增派援兵；从具体战术角度来说，南京城内清军最高统帅喀喀木、两江总督郎廷佐（汉人，此人系清朝第一任两江总督，其父亲本是明朝读书人，后投靠清朝，被纳入汉军镶黄旗）等人在面对郑成功大军围城之时，并没有弃城而逃（再次对比一下他们远在北京的君主），而是能依托南京坚固城墙做好防守工作。在援军到来之际，又能及时反击郑军，从而最后获胜。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顺治皇帝可以说，在对手强大的实力和无懈可击的“操作”下，郑成功最后失败也是在所难免了。郑成功北伐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也沉重的打击了清朝势力，成为南明最后的“高光时刻”。而后，郑成功转移战略方向，移师东进，一举击败了霸占台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成功收复了宝岛台湾，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参考资料：〔1〕《南明史》光明日报出版社 顾诚 著〔2〕《明季南略》清 计六奇 著-完-（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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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英华竞秀，河山壮美。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勤劳、勇敢、质朴的陕西人民，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三秦儿女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壮丽的历史篇章。01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陕西人民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陕西进步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和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旅京求学的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明轩、杨钟健、刘含初、呼延震东、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参加了五四当天北京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打章宗祥的斗争。杨明轩、郝梦九、刘天章、刘含初等在运动期间先后被捕入狱，刘天章、李子洲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此外，在上海求学的雷晋笙、在武汉求学的王尚德等人，也积极参加了当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消息于5月中旬传到陕西后，西安学生首先冲破军阀陈树藩的限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请愿、罢课、游行、宣传，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联合抵制日货。为更好地组织和开展全省学生运动，陕西学生联合会于6月初正式成立，并推选屈武、李伍亭为陕西代表赴京声援。6月28日，屈武在与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辩论时，言辞愤慨激烈，并以首触壁而血流满面。“屈武血溅总统府”一时传闻全国，激起民众对北洋政府的更大愤怒。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在陕西逐步得以广泛传播。在省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魏野畴、李子洲、王尚德等人陆续回省任教，通过讲授历史和语文等课程，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陕西省内具有民主倾向的地方报纸，不顾禁令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属于陕西靖国军辖区的渭北一带，陆续出刊过《启明日报》《捷音日报》《正义日报》等几种倾向进步的报纸，尤以《正义日报》“阐发革命理论，介绍中外学说，对社会主义思想尤多宣传。”在西安出版的《西北日报》《鼓昕日报》，也连续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形势的消息报道。旅外的陕籍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革命者，积极创办刊物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0月，旅京陕籍学生创办《共进》杂志，翌年10月又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陕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都是《共进》杂志和共进社的主要发起人。在天津，有武止戈、屈武等人于1922年创办的《贡献》月刊，以及陕北教育促进会天津分会于同年创办的《促进》和《改进》杂志。在上海，先有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雷晋笙及严信民等创办的《秦铎》《新时代》旬刊，1923年起又有刘秉钧等创办的《汉钟》《南针》等刊物。这些以陕西为主要发行对象的刊物，在评论陕西政局和介绍民主主义思潮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刊登了一些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和西北地区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共进》杂志出刊5年之久，对当时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全国范围内有着积极的影响，是五四时期国内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五四运动的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给黑暗的三秦大地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使陕西人民的精神境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诞生和陕西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群众基础。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地方组织较早的省份之一。陕西早期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进行，一方面是由旅京、津、沪、汉等地陕籍学生中的党、团员，受党、团组织指示回陕建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团中央派人来陕建立的。最初建立的党、团组织，都在交通比较方便、文化比较发达的渭南、西安、三原、绥德等地。1922年秋王尚德等人开始在渭南赤水进行建团活动，并于1924年6月建立陕西地区第一个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1925年10月，安存真、吴化之、魏野畴、雷晋笙、刘含初等人创建的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上的萌芽”。此后，陕西各地党组织陆续建立，陕西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02坚守西安孤城，支援北伐战争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陕西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奔走呼号，极力倡导，推动国民革命在陕西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其间，陕西人民1924年开展的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1925年开展的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反对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都是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陕西人民对全国国民革命最大的贡献，莫过于1926年进行的西安反围城斗争。这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豫西镇嵩军首领刘镇华，率军10万向西安发动大举围攻。在共产党人积极协助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李虎臣、杨虎城、卫定一率领陕西军民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终于取得了西安反围城斗争的伟大胜利。陕西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计整个守城期间，军民战伤冻饿而死者达5万之众，占当时西安城内人口的1/3，饿殍载道，尸骸狼籍，惨不忍睹，昔日繁华的市区疮痍满目，城外数十里几无人烟。陕西军民坚守西安的斗争及其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它牵制了10万之众的北洋军阀部队，致使吴佩孚不仅不能从西北取得人力物力的援助，反而在侧背上受到严重威胁，这就直接支持和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灭亡。1926年7月广东政府出师北伐时，西安反围城斗争已进行数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一个多月后，坚守西安的斗争仍在顽强进行。吴佩孚在武汉溃败后曾企图在洛阳立足作最后的挣扎，这一企图随着西安反围城斗争的胜利而破灭。其次，坚守西安的斗争，保卫了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西北根据地，使陕甘宁各省免受直系军阀的侵占而成为国民军联军的一统天下，国民军联军得以经宁夏、甘肃入陕，并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精疲为竭、装备贫乏的国民军联军从此有了巩固的后方，有了陕甘宁广袤的依托地，有了800里沃野秦川的物产和英雄的陕西人民的援助，从而在财力、物力和兵源诸方面都有了可靠的保障。西安解围后，数十万国民军联军云集在西起长武、东到潼关的渭河两岸数百里狭长地带，冯玉祥为解决部队粮饷，先后发行不兑换的军用流通券数千万元，富秦加字票数百万元，发行地方公债合白银数百万两。刚刚经过军阀摧残的陕西人民，紧咬牙关，节衣缩食，无偿地为国民军联军贡献出大量的粮食、布匹、草料、鞋袜和各种差役。1927年5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时，沿途人民箪食壶浆，热烈欢送。长安、华阴、华县等地农民协会组织运输队，随军开往河南前线进行宣传慰劳工作。各地农民自卫团还协助冯部肃清后方，擒剿土匪，维护地方治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前方的作战，保证了战争的胜利。第三、西安反围城斗争促进了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陕西地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西安解围后，陕西成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西安与广州、武汉遥相呼应成为中国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1926年底成立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是中共陕西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成立的具有战时军政府性质的统一战线政权，在革命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宗教诸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为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共产党人史可轩、邓小平等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政治骨干，时有“西北黄埔”和“第二黄埔”之誉。03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各路主力红军长征会师西北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后，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陕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血泊中站起来，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继续奋斗。1927年9月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使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的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相继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川陕省委、鄂豫陕省委、西北工委、鄂豫陕特委、陕甘晋省委、陕北省委、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西北特支等10个省级党的组织。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建和领导过14个特（市、工）委、5个中心县委、23个直属县（工）委，还在杨虎城部第十军建立了军委，在新编十四师建立了特委，在十七师建立了军委，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的几个师、旅和不少团、营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渭华起义旧址与南方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呼应，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决策，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夏，在陕北、陕东、渭北等地组织领导了多次反抗国民党的武装起义。主要包括1927年10月由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的清涧起义，1928年5月由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领导的渭华起义，1928年5月由许才升、吕佑乾等领导的旬邑起义，同期还有赵新三等领导的淳化起义，王泰吉等领导的麟游起义。三原、泾阳、礼泉、永寿、澄城等县的农民还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行了“交农”罢耕、围困县城、驱逐反动驻军等政治斗争。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陕西省委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组织了甘肃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以及省内的耀县起义、安康起义等大大小小数十次兵变。上述这些武装起义和兵变虽然大都失败了，但它在白色恐怖的严重时期，在西北大地树起了工农武装斗争的大旗，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地振奋了革命群众的斗争精神，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地方工农红军，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探索，先后创建了渭北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九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等几支地方红军。在地方红军队伍和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陕西和陕西边界地区的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红色武装割据的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联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黄河流域创建的一大块革命根据地。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等省的统治，在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把汉、蒙、回各族人民团结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有力地推动了西北乃至整个北方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南方工农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对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确定长征落脚点和革命新的出发点、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提供了一个现成基地，从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特殊的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35年10月19日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此后直到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最后离开陕北，在陕北和延安生活了13个春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也分别入陕，转战秦岭地区。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1月15日由商南县河坪村入陕，沿秦岭一线进入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直到1935年3月由川陕边出发长征，1936年10月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由红二军团缩编的红三军于1932年11月21日从今丹凤县小界岭、蔡家屋场入陕，经秦岭地区进入湖北，1934年8月在黔东印江县与红六军团会合恢复红二军团番号，1936年7月两个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同年9月再次从凤县双石铺入陕后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2月8日从洛南县箭杆岭入陕，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成为第一支经过长征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红军所到之处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掩护红军伤病员。据不完全统计，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共有4374人参加红四方面军，1651名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鄂豫陕根据地约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参加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者高峰时有近万人，惨遭敌人杀害的革命群众达1000多人。红二十五军入陕时只有2500多人，虽经残酷的战斗减员，1935年7月在留坝县西江口整编时已发展到4000多人；以该部300名战士为主体在陕南组建的红七十四师，两年内发展到2100人。为迎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由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成的红十五军团在解放瓦窑堡和安定县全境后，即挥师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力量，先后取得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民齐动员，节衣缩食，全力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解决给养和兵员。陕北省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就完成970石捐粮任务之后，从1936年4月19日至5月24日，又布置各县共卖粮5950石、借粮3550石、捐粮960石。中央财政部要求根据地各县在1月半内筹集军费1.5万元，赤源县即于1935年12月前筹款1600块银元率先完成任务。根据地人民还积极参加红军，壮大红军战斗力，至1936年3月21日陕北省有6209人参加红军，陕甘省的富县组建1个团整建制编入红二十九军。每逢红军作战之际，根据地还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战地勤务工作。直罗镇战役时，富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付担架转运红军伤病员和军用物资。红军东征时，又有数百名造船工人和水手工人造船摆渡，运送红军东渡黄河作战。根据地的妇女群众也动员起来夜以继日地帮助红军做鞋缝衣，至1936年3月底，陕北省妇女共做军鞋844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禹居区的妇女在4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陕北高原偏僻贫瘠，灾荒不断，生活尚且困难的当地人民尽全力供应红军军需、支持红军作战，不难想象出他们为革命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多么宝贵的贡献。04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三秦儿女的救亡运动尤如摧枯拉朽的风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极大地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为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中共陕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及革命群众既经受了土地革命血与火的考验，也得天独厚直接受到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教育，因此西安西安和平解放后，陕西党组织全力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在8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陕西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日军侵占山西、逼近潼关后，陕西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地区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联结西北、西南大后方的枢纽。在此严峻关头，陕西军民精诚团结，共御外侮，以拳拳爱国之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之中。他们在中共陕西党组织领导下，大力支持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战和西安“八办”的抗日活动；他们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捐钱捐物、救护伤员；他们参加八路军和陕西地方部队东渡黄河，转战华北、华中，以血肉之驱冲杀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疆场；他们分区坚守黄河防线，顽强抗敌，击退日军的数十次进攻，保障西北大后方的安全，使日军侵占陕西进而夺取四川，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化为泡影；他们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努力坚持生产，保证前线和后方的军需民用。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全面抗战中，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被称为“八路军的出生地”；全边区共缴纳救国公粮100多万石，支前154万人次，组织150万匹牲畜运送抗战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边区村、乡、县各级还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22.4万人，成为陕甘边区进行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陕西国统区8年中共征集兵员115.6万人，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全省共训练壮丁160万人以上，全省人口中几乎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8年中陕西国统区纳粮数和人均负担比例均超过全国其他省，1941-1945年陕西赋粮占全国比例折合小麦计算分别为6.6%、7.3%、7.4%、8.7%、8.5%；全国各省纳粮平均每人负担0.574石，而陕西每人竞达1.564石；全国各省纳粮数平均占总产量的3.855%，而陕西高达10.07%。三秦儿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仅牺牲的陕籍抗战英烈就有数十万人，遭日军飞机轰炸致死致伤者有万余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和指挥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在这片土地上，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六届六中全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在这片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由此成熟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片土地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边区党委和政府带领广大军民全力奋斗，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各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安放了第一块基石。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向海内外的“窗口”和走向世界的起点。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的延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05创建豫鄂陕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带领下，于7月下旬进入陕西商洛地区，与中共商洛工委领导的陕南游击队会合，创建以商洛为中心的豫鄂陕革命根据地。此前，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已调派中共陕西省工委书记汪锋到商洛接应突围部队，并成立陕南游击队指挥部。豫鄂陕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敌后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年时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它如一把锋利的钢刀刺向正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后背，造成了对敌战略要地西安的直接威胁，从而迟滞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为陕甘宁边区军民准备自卫战争赢得了时间。另一方面，豫鄂陕根据地牵制着国民党10万兵力，为解放军各主力部队寻找歼敌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1947年7月豫鄂陕军区主力北渡黄河之后，根据地军民还继续支持斗争，这也从战略上配合了各路解放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并开展局部反攻的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就对中原突围部队和豫鄂陕根据地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题为《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194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转中原军区全体同志，指出：“我中原军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7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30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陕南中共组织、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部队走至哪里，伤病员就寄放在哪里。仅从山阳县的龙头山到梅子沟岭的60华里山沟里，群众掩护的伤病员就有近千人。丹凤县留仙坪方圆不到10里之地，就掩护伤病员270余人。中原部队初入陕南时给养十分困难，陕南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地为部队筹粮筹款，帮助部队渡过难关，仅商山县从1946年8月至次年2月就筹借军粮40余万公斤，广大群众还想方设法为部队赶制冬衣。主力部队北渡黄河后，陕南人民又用鲜血与生命保护中原部队留下来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陕南有近千名游击队员和人民群众为支援和保护中原解放军献出了生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秦岭南北、丹江两岸。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集团25万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在此后为期1年1个月的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边区军民共歼敌10余万人，西北人民解放军也由2万多人发展到11万多人。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期间，边区党和政府带领广大群众，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着自卫战争的胜利，在动员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做出了重大贡献。广大青壮年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形成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高潮，兄弟争先、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动人事迹到处涌现。到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以前，全边区共有1.9万余名青壮年参加了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有1.6万余名地方兵团战士转入主力部队，并有1万多人参加游击队，使地方武装游击队扩大3倍以上。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是边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的又一贡献。在边区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统一指挥下，各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就地坚持斗争，对入侵之国民党军队进行袭扰、牵制和打击，搞得敌人昼夜不得安宁。延安游击队在敌人侵入期间共作战128次，歼敌700多人，边区各级政府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畜力，帮助解放军从事抬担架、运物资、修工事等战勤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次年1月，边区共动员随军担架6633付，临时担架15582付，随军运输牲口5440头，战勤用人工513万个、畜力约318万个。攻打榆林时，仅给前线部队运粮一项就动用人工和畜力43.6万多个。在物力方面，边区人民更是竭尽全力支援自卫战争。1946年全边区共缴纳公粮16.3万石，公草1100万斤，1947年边区共缴纳公粮24.6万石。绥德、米脂一带的群众，将刚刚收割的谷子、高粱不分昼夜赶打赶碾送往前线。延川县永胜区广大川群众在家里粮食被胡宗南部抢光的情况下，抢收地里的高粱、玉米，在炕上烘干后送给解放军。边区的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为前线解放军官兵赶做军鞋，仅1947年就缝制军鞋58.4万双。广大人民群众还主动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敌情，尽心尽力地照顾伤员；而对国民党军队则实行坚辟清野，封锁消息，使敌人一进入边区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西北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曾深情地说：“没有边区人民这样的支援，要想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49年10月26日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顺利进展，人民解放军向陕西各地国统区发起大举反攻。至1951年1月11日陕西全境解放，陕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从此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陕西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30年间，风云际会，英雄辈出。英雄的三秦儿女经过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血与火的考验，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先哲英烈，用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满腔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创造了足以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陕西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抓住机遇，团结奋进，加速陕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建设和繁荣可爱的家乡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来源：袁武振著《中国革命和建设史重要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二级教授；编辑：畅乐）}

北代战争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个石为总司令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战净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微往东北途中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代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代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治全中国，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唯一代表政权。一、战争背景1、内部因素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共和、富强统一而奋斗不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受启发，从而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任务。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和当时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合作，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帷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组建了以蒋个石为校长的黄埔军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打败陈炯明后，1925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汪精卫任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摩仲恺任财政部长，聘王鲍罗廷为高等顾问。除此以外，并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兼任主席，蒋个石等8人为委员，并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作国民革命军，计划北伐。10月1旧，国民革命军举行东征，击败陈炯明残部，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上统一。2、外部因素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奉系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形成。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贿选”的大总统曹锡，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于祥已经与张作霖决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了曹锡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925年10月，吴佩孚，孙传芳指挥直系军阀干长江流域争夺水注政府领导权，向张作赛的秦系军阀发动反素战争，北注各军阅长江流域实力削弱，无力顾及国民政府，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契机。国民政府发动北代战争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 军阀吴佩学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二、战争起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挂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组建国民革命军。经过东征和库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统一和巩固，由五州运动掀起的全国工农运动迅速高涨。这些都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号。2月的北京，中国共产党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进行北伐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同年春，因英国人在长沙公开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引发了长沙各界反英驱赵过吴运动。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的唐生智受干基永的劝导，与国民政府开始接触。随后，蒋中正委派陈铭权前往湘粤边界的坪石，与唐生智就北伐展开谈判。最终唐生智决定接受国民政府指挥。在此之前的3月，因中山舰事件与蒋中正产生分歧，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出走法国，国民党内另一领袖胡汉民出走苏联，蒋中正忙于整顿党务，北代呼声一度无人问津。与此同时，随着湖南形势的恶化，吴佩孚决定以援助赵恒惕为名，进占湖南。5月5日，李宗仁宣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一职，并赴广州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达成共识要求国民政府把握湖南战机进行北伐，5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北代战争决议案，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筹建总司令部、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具体计划阶段。至5月底，叶挺独立团进抵湖南安仁、深田一带，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高州和琼崖两地开拔援湘。三、战争过程1、正式北伐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代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代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宣言主要内容: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烷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学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即使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1926年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2、进攻湖南第一阶段从1926年5月开始。第四、第七军首途入湘，协助唐生智部稳定了湘南局势。进军湘鄂战前，湖南省长、军阀赵恒俱拥兵4人师，名为自治，实为吴佩孚的附庸。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讨吴(佩孚)驱赵(恒惕)运动。湖南省防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反赵，占领长沙、岳阳，就任代理省长。唐生智倾向革命为吴佩孚所不容。4月，吴令赵恒惕所部第3师师长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率3个师另2个旅反攻长沙，同时，命湘鄂边防军司令李体章率4个师另3个旅增援叶开粪。在直军重兵压泊下，5月初，唐生智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急电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于5月10日决定派兵援唐，遂命第7军第7、第8旅先行入湘。21日，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北代前敌总指挥。24日，又派第4军第10、第12师和叶挺独立团入湘援唐。第7军第8旅于6月1日在衡阳西北金兰寺地区击退叶开鑫一部的进攻。叶挺独立团于6月2日到达湖南安仁，在第8军第39团一部配合下，于安仁北面的泳田、龙家湾地区击退直军4个团的进攻。5日，进占攸县。援唐之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打开了北进通道。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4、第7军和第8军在安仁、衡阳、永丰(今双峰)地区集结后，分三路向长沙进攻，左路第8军第2、第4师和第7军第8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4军第12师指向沈潭(疆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10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不战而下疆陵。中路第8军第3师、教导师、鄂军第1师连克湘乡、湘潭后，第3师于11日进占长沙，俘敌2000余人。叶开鑫残部退守沿罗江北岸。7月间，第四、第七、第八军攻克长沙，疆陵，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8月12日，蒋中正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在直隶(约今河北)进攻国民军，湖北兵力弱之机，迅速以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8军)和右纵队(第4、第7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定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2、第3军、独立第1师(由赣军第4师改编)和第5军第46团集结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9、第10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6军和第1军第1、第2师为总预备队。制后，北线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路，向湖北直军发动进攻、8月19日，中央军向沿罗江北岸发起进攻、右纵队第4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10师从托田渡汩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12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沿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伴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经过激战，守军由北门退入城内。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猛攻，击退守军，攻入城内。平江于军1个旅被缴械。与此同时，右纵队第7军第1、第2旅分别占领洁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向张家牌前进。第8旅猛攻将军山，遭守军反击。第7军使用预备队从两翼投入战斗，击退守军，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8军于同日渡过沿罗江后未遭抵抗，即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前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在此期间，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奉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湖北暂编第1师和卫兵旅等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成宁地区汀泗桥，并派中央第25师第13混成旅另1个团增援。另以陆军第8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武卫军占领纸坊，鄂军第3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8月25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第12师的前卫，奔袭粤汉铁路(广州-武昌)上的中伙铺车站，歼灭直军1个团;第10师进占杨泉贩。第7军占领大沙坪、桂口市。第8军占领临湘(今陆城)、羊楼洞、蒲圻等地。唐生智根据总司令部关于迅速攻占武汉的决定，以第8军攻取汉阳、汉口，第4、第7军沿铁路北进，攻取武昌。3、汀泗桥战役第4军代理军长陈可钰决定乘吴佩孚直军主力未到达之机，于1926年8月26日凌晨向汀泗桥发起进攻，第12师第35团在高猪山击退直军一部的阳击，进至铁路桥头，遭对方火力封锁:第36团进至汀泗桥东南高地前，遭敌俯射，前进受阻。第10师第29、第30团分别在第36团两侧展开，激战入夜，仍无进展。第36团乘夜暗实施中央突破，也未得手。第12师师长张发奎决心以叶挺独立团和炮兵营向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迂回，从右侧后包围歼敌。27日凌晨，叶挺独立团从小路隐蔽接近古塘角，配合正面部队的全线攻击。直军遭前后夹击，全线溃败，被俘2400余人，残部向北逃道。第4军占领J泗桥。叶挺独立团乘胜猛追，当日中午攻占成宁城4、贺胜桥战役吴佩孚亲率湖北暂编第4师和陆军第8师及在汀泗桥战役中败退的残部共2万余人，在贺胜桥及其以南的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地区梯次设防，个图死守，国民革命至不给直军以喘息之机，于1926年8月29日中第4、第7军发起贺胜桥战没，第7军第8旅在责家铺附近击退直军约1个团的抵抗后，向王本立前进，途中遭直军反击，被迫后撤。第4军第12师在杨林塘附近与直军激战后，形成对娃。30日拂晓，第4、第7军继续攻击，叶挺独立团强打猛冲，在杨林塘突入直军主阵地，向桃林铺攻击前进。此时，直军部从侧翼反击，企图对叶挺独立团实施包围。第10师第28团和第12师第36团适时增援，协力抗敌，突破直军桃林铺防线，向贺胜桥发展进攻。第7军攻占王本立后，迅即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国民革命军于当日上午占领贺胜桥，俘敌3500余人，中路第四，第七、第八军主力全线击破沿罗江直军防线，继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直军主力，进围武昌，一部绕道攻克汉阳、汉口，前锋进追武胜关。5、会攻武汉吴佩孚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凭借长江、汉水固守武汉。部署以陆军第3、第8师和中央第25师等部守备武昌，陆军第14师守备汉阳、汉口;另以湘军残部在沌口、金口，武卫军和河南第10师在阳逻、黄冈，湖北暂编第2师和河南暂编第2师在蔡甸、沙洋，第13混成旅、浚滑游击队等部在汉口附近地区，保障武汉的安全。国民革命军于9月1日包围武昌城，2日，前敌指挥部决定以第4军并配第1军第2师和第7军第7、第8旅主攻武昌城，第8军继续准备进攻汉阳、汉口;第7军第1、第2旅在鄂城(今鄂州)、樊遮断直军长江交通，掩护攻城部队侧背安全，第1军第1师为总预备队，在崇阳待命。由于武昌城墙高筑，直军防守严密，攻城部队在缺乏周密准备的情况下，先后于3日、5日两次攻城，均未奏效，且伤亡甚重，遂对武昌改取封锁围困。第8军于8月26日开始在临湘、嘉鱼间陆续渡过长江，9月5日向汉阳发起攻击。直军湖北暂编第2师倒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刘佐龙任军长)，配合第8军作战，6日攻占角山。第8军第2师攻占汉阳兵工厂，第4师占领汉阳城。7日，第8军第2师湾讨汉水，攻占汉口。吴佩孚率残部北逃。第8军主力乘胜追击，至16日相继占领武胜关，平请关，鸡公山和力,里关，国民革命军攻占汉阳、汉口后，武昌已成孤城。9月中旬，第7军和第1军第2师奉调入赣作战，由第4、第15军和第8军一部继续封锁围困武昌。10月8日，守军第3师师长吴俊照率部投诚。10日，攻城部队在吴俊卿部接应下攻占武昌城，歼敌2万余人，生擒守城司令、第8师师长刘玉春和湖北督理兼中央第25师师长陈嘉漠6、攻取江西正当国民革命军席卷湘、鄂，吴佩孚军队濒于崩溃之际，孙传芳于8月25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调兵10万入赣，会同其驻赣部队2万余人进攻湘、鄂，并今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广东，威胁国民革命军后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为达到占领江西的预定目标，决定对江西转取攻势。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江西。在赣南，由李济深指挥第2军第5师、第5军第16师第46团和第14军(由独立第1师改编赖世璜任军长)先于其他方向行动，攻占赣州后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在赣西，由朱培德指挥第3军和第2军主力占领萍乡后，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新余) 与孙传芳魔下的直军一部激战=昼夜占领该地后，第3军向高安、第2军主力向樟树方向进击。在赣西北，由程潜指挥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分别克修水、铜鼓然占奉新和高安。9月19日，第6军第19师乘虚攻占南昌城，孙传芳急从南浸铁路南昌-九江)沿线和樟树地区调兵反击。由奉新向南昌攻击前进的第1军第1师在牛行受挫，伤亡甚重。第19师孤军苦战三日后，被迫于21日退出南昌。次日，第19师得本军第17师增援，再次攻入南昌，又遭直军优势兵力围攻，遂于23日突围，撤向奉新地区。在此期间，孙传芳将其在赣、闽的部队编组为5个方面军，并设司令部于九江，亲自坐镇指挥，计划以一路反攻南昌后，由高安方向进击长沙，一路由武宁越过九宫山攻取湖北通山;一路由武六渡江攻阳新，在咸宁、蒲圻间截断武昌至长沙铁路，然后北上解救武昌。9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再攻南昌第2军第5师占泰和、吉安，向樟树前进。第14军击溃吉水之敌，向永丰追击。第2军主力在峡江、仁和渡赣江，于十月上旬在新途(今新工)地区与直军激战后，占领永泰，继而不战而下樟树、丰城，向南昌推进。在此期间，直军一部进占湖北大治、鄂城，一部进抵通山、崇阳，威胁武昌。国民革命军前敌指挥部告急。第7军军长李宗仁为解其危，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部由阳新讯速潜入赣北，威助九江、德安，泊直军西进之师东调，在筹溪地区全歼直军谢鸿勋师后，千10月3日进至南温铁路中段德安地区，遭直军占香亭等部4个旅抗击，经激战俘敌各千余人，占领德安。孙传芳急调南昌、九江和已进入鄂东南的部队反击。第7军被迫撤至若溪，档事休整后，再攻德安，终因孤军无援，于7日撤至德安、奢溪间的罗家铺地区，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中干秦新的第6军和第1军第1师强渡修水河，占领永修，遭中德安增援的占香亭部包用，被泊空用转移至永修西北的白梯、第3军经新喻激战后，10月2日在万寿官地区歼灭直军郑俊彦部2000余人。8日进至牛行、乐化地区，又与直军郑俊彦、卢香亭部遭遇,惠战至12日，终因直军不断增援，第3军伤亡甚重，前进受阻。在此不利情况下，蒋中正仍令第2军和第1军第2师于10月11日强攻南昌。由于守军预有准备，凭借坚城深壕死守，并利用夜暗组织反击，攻城部队连攻三日不克，伤亡甚重，被泊于13日撤退。7、南浔路战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结三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在于孙传芳军队控制南得铁路主要干线，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各要点之敌，尔后再取南昌，并决定从武昌增调第4军入赣作战。国民革命军入赣部队分三路于11月1日开始总攻。右翼军右纵队第14军在第2军配合下，先期于10月20日攻占抚州，切断孙传芳军队入闽通路，从东南向南昌推进。左翼军第7军于11月2日攻占德安，第4军在独立第2师(由湘军第1师改编)和第7军一部合下，于3日攻占马回岭后，第4、第7军主力在德安以的九仙岭击败直军2个师，截断南浔铁路，向永修准进。独立第2师在九江、瑞昌间的晒湖桥歼灭直军1个师，至7日占领九江、瑞昌、湖口和武穴。中央军第6军于11月3日开始向乐化攻击，遭直军多次反击，伤亡甚重，后总预备队第1军第1、第2师赶到，协力攻击，于4日占领乐化、永修。此时，右翼军右纵队第2军主力已由进贤、三江口进逼南昌，右翼军左纵队第3军在第2、第1、第7、第6军各一部配合下，于11月7日占领牛行，继向余干方向追击，在除搓俘敌1.5万人。孙传芳见败局已定,乘船逃回南京。南昌守军待援无望，弃城溃逃，被歼万余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8、进占福建9月下旬，孙传芳为策应江西战场作战，令福建督理周萌人部进袭粤东。周荫人将所部3万余人编为4个军，于10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 、饶平(今三饶)等地。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乘湘、鄂、赣战场节节取胜之机，转守为攻。10月中旬，第1军第3、第14师袭击周部后方，攻占永定，然后回师松口(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俘周部第3军4000余人。此时，周部第2军曹万顺、杜起云两个旅在蕉岭通电起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曹万顺任军长)，随即进至中都、松源地区(今梅州市梅县区松源镇)，将退至该地区的周部第3军残部全部开灭:尔后，向上杭挺进。在上杭地区的周部第4车和第2军残部跟守长江。10月下旬，第17军中上杭沿江江两岸向北堆进，在中警入闽的第14军第2而下，击浪守军，进上汀。由第1军补充团扩编组成的独立第4师在第20师第58团等部配合下，先后在饶平、诏安、漳浦击退周部第1军后，于11月相继占领漳州、同安、泉州、莆田、永泰，近福州。12月初，第2军第6师由赣入闽，进占建瓯，切断闽、浙直军联系。此时，驻要海军起义，周部李生春旅投降。12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占福州。9、会攻南京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联合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任副司令。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铁路 (上海-南京)和沪杭铁路(上海杭州)沿线及南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1926年10月，共产党为实践北伐，于上海发动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军阀孙传芳部对工人、市民进行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被杀，起义失败。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今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中下兼中央军总指挥，率江右车(由第6、第2军和独立第2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和江左军(由第7、第10、第15军组成，李宗仁任总指挥)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1、第14、第17、第19军(由孙传芳军队第1师起义改编，陈仪任军长)和第26军(由孙传芳军队第3师起义改编，周凤岐任军长)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助攻南京。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率第8、第4、第9、第11军由鄂入豫，奉制北面之敌。1927年1月下旬，东路军第1、第26军在第2军配合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在龙游附近击溃直军一部，于二月上旬进占兰溪、金华后，乘胜向淳安、建德(今梅城)、浦江推进。2月11日，在桐、诸暨、富阳地区遭直军孟昭月等部4个师抵抗，激战五日，俘敌8000余人，于2月18日占领杭州。此时，共产党为配合国民军进攻上海，发动了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共产国际人员(Gotikof、Amo、Chemisk、Bouharo等)指导下进行军事布置，起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先头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取得了胜利。在此期间，东路军第14、第17军和第1军一部由闽入浙，相继攻占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浙江境内的直军。3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20日，第14、第17、第2军和第1军一部经大湖以西攻克常州、丹阳等地，截断沪宁铁路，第1军主力和第26军克松隐、松江、吴江、苏州，迫近上海。21日，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占领上海。第1军一部乘机进入上海市区与此同时，江左军由鄂东向安庆、庐州(今合肥)挺进。由于直军刘宝题师、陈调元师、王普旅和叶开彝残部相继起义，3月4日不战而下安庆，至18日进至庐州、六安之线。江右军由江西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后，3月20日开始总攻南京,经两天激战，扫清江宁镇、秣陵关、龙都等外围据点。23日，第2军进中山门、光华门，独立第2师进攻通济门、定门:第6军进抵雨花台，该军第19师由中华门冲入城内。当晚江右军各部分路进域，占领南京。第二阶段于1927年5月开始。10、宁汉分裂1927年3月24日二军六军占领南京，另一支北代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从广东出兵福建，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1927年2月底，占领浙江全境。3月22日一军进驻上海。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并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4月18日，蒋在南京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宁汉分裂。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后，孙传芳不甘心失败，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反攻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兵进入河南，威胁武汉。"四一二"事变后处于分裂状态中的宁汉两方，各自为战。武汉方面以唐生智大总指挥，组成三个纵队进军河南，在源河、临颖击败奉军主力，6月1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南京方面亦组成三路军，北代陇海路，5月下旬克蚌埠，6月初占徐州，后与直鲁军相持于鲁南。7月下旬，直鲁军反攻，占领徐州，蒋中正组织反攻未果，遂于8月12日辞职。嗣后，直鲁军进迫南京，在龙潭战役中为南京军所败，丧其主力，双方复相持于津浦路。同年冬，何应钦指挥第一路军反攻，十二月再克徐州。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于5月1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职，率部东出潼关加入北代行列，与武汉军会师郑州，开封，随后进入豫东与直鲁军作战，曾取得两次兰封战役的胜利，并肃清豫境吴佩孚残余势力。山西阎锡山亦于6月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职，派部进入直隶，占领张家口、石家庄，后因奉军反攻，晋军除傅作义部坚宁泳州外，余均退回晋境。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领袖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发动南昌起义，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8月14日，蒋个石下野。8月19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9月初，汪精卫亲抵南京，宁汉合流，不久汪精卫又鼓励唐生智与张发奎分别于10月爆发宁汉战争、11月爆发广州张黄事变，但南京国民政府皆获得战争之胜利，迫使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国流亡。11、二次北伐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决定恢复蒋中正北代军总司令的职务。1928年1月4日，蒋中正到任，继续领导北伐。北代车在占领河南之后，屡次致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将领准备北伐。2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命统归蒋指挥。928年4月7日，蒋个石在徐州誓师北伐。9日，各路北代军发起全线总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刘峙，指挥王均的第三军、缪培南的第四军、顾祝同的第九军、杨胜治的第十军和贺耀组的第四十军由徐州北进，担任津浦路正面进攻。曹万顺的第十七军、陈焯的第二十六军、夏斗寅的第二十七军、金汉鼎的第三十一军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进攻临沂、沂水，直趋胶济线为右翼。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率阮玄武的第二十四军、鲍刚的第四十一军、高桂滋的第四十七军和余令蒸的冲立骑兵师，沿鱼台、金乡进攻济宁为左翼。20日，方部攻占济宁。直鲁军张宗昌残部退向泰安一带。21旧，方部由济宁继续北进。28日晚，方部夺取万德、张夏之线，与津浦路正面的第一军团刘峙部会师。30日，各路军队对济南发起总攻。当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国民革命军投降。北代军行至山东时，日本一度出兵山东，暗助军阀张宗昌，杀害交涉员蔡公时，史称"五三惨案”。此时蒋中正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的党家庄车站会晤，决定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同时命今济南驻军一律出。避免再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从外交本洗，分向日军司令，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并要求日军同时撤出济南，同时请求英美协助调停。四、战争结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当夜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的专列在到达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被日本关东军埋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负重伤，当日逝世。6月8日，国民革命军开入北京。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南京中央政府，北伐至此宣布成功。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由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例子(另一次是明朝对元朝的北伐)，虽然它所大成的统一在很多方面来说都只是属于形式上的，当时更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五、 战争影响1、新军阀割据国民政府在北代战争中，除了透过直属的国民革命军，也吸收中国各地反北洋势力，允许军阀投靠国民政府，形成了一人一个派系众多的政治联合体。北代结束后，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始终未停息过。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系、阎系、西南地方实力派等。这些派系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由于地方军阀扩大势力与中央冲突，形同唐朝藩镇割据，造成日后发生中原大战等连串内斗冲突.2、国共内战爆发国民革命军北代期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导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决裂。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二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标志着长达十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正式爆发六、 战争意义1、打击军阀势力北代战争仅二年时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加深革命认识1927年4月和7月，蒋个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代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窃取。这次战争中途共产党被抛弃、被屠杀的教训，使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另一条革命道路。3、保证国家独立如果没有北伐的成功，国民政府没有实现对全国的政治统一。等到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北洋各个军阀各自为战，不能走向联合抗击日寇。中国是否能坚持八年抗战那么久，能不能保持独立国家的性质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北伐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与功绩4、维护祖国统一北代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国共两党广大将士紧密合作，共同奋斗，浴血沙场，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历史事实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七、战争评价陈独秀认为北伐战争中“所犯的错误”是:(一)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二)我们把北代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包遵信认为，"北代”只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所设想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一切施行宪政之障得，北代是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大陆官方教科书肯定北代战争的价值，但将国共合作期间的北代称为旨在推都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制度的"大革命”，而将国共破烈称为“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上台，毛泽东更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并列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观认为，宁汉分裂后，被官僚资产阶级所垄断的国民政府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封建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不符合中国普通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亦不能使中国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而只有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网评: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张太雷、邓中夏、萧楚女、怪代英、李富春、聂荣臻、蒋先云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际上次导了北代军的全部政治工作，对对北伐胜利进军起了重要作用。北线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团结合作、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土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代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战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使反帝反封建的北代战争中途天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