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争端时有发生，且没有趋缓的迹象。有分析认为，双方关系正处于自冷战以来的最低点。日前，围绕英文化委员会驻俄办事处活动一事，双方的立场再次出现严重分歧。 *** 俄方发表措词严厉声明 据英国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1月3日表示，如果英国不顾俄罗斯的要求，重新开放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俄罗斯的办事处，俄将视这一举动为挑衅行为。 俄外交部发言人米哈伊尔·卡梅宁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认为英国方面将会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停止文化委员会办事处在俄罗斯的非法活动。如果对方采取其他行动，我们将其视为有意恶化双边关系。”这是克里姆林宫2008年在此事件上首次发表官方评论。 他还表示，由于英方此前采取了驱逐俄外交官、中止两国简化签证制度谈判等破坏双边关系的举动，两国在该事件上的相关协商工作已冻结。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外国在未获得本国当局许可且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在本国开设文化机构的做法。 *** 英国打算不顾俄方禁令 俄罗斯此前曾表示，英国文化委员会违反规定在俄各地注册了15家办事处，2007年12月12日，俄罗斯要求该机构从今年1月1日起关闭其除莫斯科以外的所有办事处。 对俄罗斯的说法，英国予以坚决否认。伦敦方面本周重申，这些办事处的运作完全符合其法律地位。 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2日发表文章称，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办事处将在新年假期1月14日结束后恢复工作，一度被关闭的驻俄其他分支机构也将在指定日期重新开放。 卡梅宁说，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可以继续办公。“目前，我们还没有对其莫斯科办事处的活动提出异议，这表现了我们的一种善意。” 他还表示，莫斯科不愿意看到英俄间的这场争端牵扯到第三方。2007年12月，欧盟呼吁俄罗斯收回关于要求关闭英国文化委员会驻俄办事处的决定，对此卡梅宁评论道：“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英国方面不仅采取与我方明显对抗的立场，而且就此事与其他方面，尤其是欧盟方面进行讨论，毫无疑问，他们将注定要失败。” *** 双方外交争端源于中毒案 英国文化委员会负责海外工作的领导人凯瑟琳·博德表示，该组织完全遵守俄罗斯的法律、1994年签署的英俄科技文化合作条约以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的相关规定。 她在伦敦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从未违反法律，如果有的话，俄罗斯政府早就应该指出来了。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希望这件事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俄英近期的外交争端是由俄前特工利特维年科中毒案引发的。2006年11月，居住在英国的利特维年科出现神秘中毒症状，并于当月23日死于医院。 英国警方将一名俄罗斯人定为嫌疑人，并于2007年5月向俄方提出引渡要求，但俄方以违反宪法规定为由予以拒绝。同年7月份，英国驱逐了4名俄罗斯外交官，抗议俄罗斯的立场。作为回应，俄罗斯随即驱逐了4名英国外交官。（任娜） *** 相关链接：英国文化委员会 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是一个在英国注册的非盈利性组织，在全球109个国家的2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雇有7500名员工，是英国促进文化教育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组织。（任娜整理）}

《政治学研究》 2006年4期内容提要：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西方敌对势力和苏共内部那些不肖子孙们曾经制造了不胜枚举的谎言，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煽动，力图玷污和全盘否定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如今，在苏联解体、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档案和其他新材料的公布，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真实。本文总结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澄清的问题有：关于肃反扩大化问题；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的问题；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流放少数民族问题；所谓“宗教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关于所谓“偏执狂症”的谎言等。作者依据新公布的诸多材料，对这些问题均做出了澄清事实真相的新分析。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评价的争议，实际上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表现。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斯大林，是检测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作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复杂情况，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曾经是几十年中一直沸沸扬扬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是由于抱着不同政治追求、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人物和集团制造出来的。今天，对于在历史上对于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就应该根据事实真相，去伪存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得广大具有客观思维和良知的人看清真相，经过深刻反思，深刻认识斯大林评价的真相，这就是具有劳动人民良心的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一、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应该客观评价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半的篇幅是集中攻击斯大林在肃反过程中的问题。其他问题依次为斯大林的性格问题，卫国战争的责任问题，疏散少数民族的问题，个人崇拜问题。总之，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是问题的核心。但是，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在批判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方面的错误时，许多批判者抛开了历史条件，把全部罪责归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性格，甚至把整个30年代概括成“黑暗的时代”，完全抹杀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一面，这样的批判就太极端了。应该看到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历史背景和主观因素的影响。现在，由于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在史实面前，许多夸大其辞的说法和谎言不攻自破。从这些解密的新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发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曾经作过纠偏的巨大努力。由于基洛夫被暗杀而引发的苏联对反革命分子的警觉，加之当时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和颠覆的威胁，以及法西斯对苏联的威胁等因素，苏联开展了肃反运动。在1937年至1938年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1938年的甄别、纠正又不够得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次肃反过程中主要是审查了中央委员皮达克夫、拉狄克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中心”、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右派——托派反苏联盟”几个重大案件。此外，还审查了“平行的布哈林中心”和“平行的军事中心”等案件。这场肃反运动在揭露打击坏人、消除敌对势力的侵入方面是具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的举措。但是，由于斗争的复杂性，许多混入中央机构的坏人进行“形左而实右”的操作，搞乱了局面，伤及了许多无辜，这是消极的一面。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的部门操作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不仅如此，斯大林在了解到一些案件的扩大化倾向时，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仍然应该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负领导责任。需要指出的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自从赫鲁晓夫故意夸大渲染之后，被严重夸大化和妖魔化了。今天，科学的研究应该根据新发现和公布的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结论。第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严重夸大了。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相差极大的一个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受杀害。他说：“3500万无辜受害的人们！18000万中的3500万！也就是说六分之一人口被这吃人的制度吞没了。”1言者制造这么耸人听闻的数字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索尔仁尼琴曾经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做被镇压的人数，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连以反共为己任、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最高智囊人物的雅可夫列夫，在担任审核历史各种案件的审核小组组长期间，经过审核也觉得索尔仁尼琴当时的说法太离谱了。“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的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取决于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需要，根本不是事实。1997年10月24日至31日的《真理报》发表的“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提纲证明：“早已确定的事实：1921年——1954年被判决有罪的近380万人。而这发生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三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国内战争和若干次地区战争的国家里。有人用古拉格的故事吓唬整整两代人，而不是让他们了解真相。而且这么干的往往正是大规模践踏法纪的人。”2半个世纪的战争、革命，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总共损失的人群是380万，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数字。但是，这样的数字如果都笼统地都加在肃反扩大化上，就成了不可理喻的事情。在新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对被镇压的人数有正式的统计。他说：“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3按照疯狂的反斯大林的人的夸大的说法，大清洗过程中遭到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当时苏联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总数。这种惊人谎言的编造，足以证明反共势力的无耻。肃反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苏联面临危险的时期。肃反的错误只是在于扩大化。现在的俄罗斯学者提供的信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在东线（苏德战场）的失败辩解时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在1937年枪杀了他在俄国的‘第五纵队’。”4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反苏军事中心”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6年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他在一次会见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时说：“部长先生，您把自己的仕途和自己国家的命运与英国和法国这样一些日暮途穷的老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应该指望新德国。至多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我坚信，希特勒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救星。”5面对这样的情况，对希特勒所说的他的“第五纵队”的警觉，并非杞人忧天。为了驳斥敌对势力污蔑斯大林“消灭自己的人民”、“比希特勒还坏”的诽谤，俄罗斯的理·科索拉波夫博士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指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每年净增人口300万，“自1992年起，死亡率一直高出出生率。在90年代的和平时期，我国就丧失了700万人！请问，是什么人、又是在什么时候消灭了自己的人民？是谁纵火烧毁和炮轰自己的议会、解散人民的苏维埃？是谁的行为与希特勒更接近？”6看来，对于这些真正“消灭自己人民”的现代罪行，反共势力就可以采取“鸵鸟政策”了。第二，所谓清洗“列宁近卫军”等老党员。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以前有人总认为斯大林毕竟是“无情地消灭了整个列宁近卫军”，即自称为和列宁一起工作过的第一批老党员的人。其实，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许多人都自称列宁近卫军。连1917年8月才入党的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也自称自己是“列宁近卫军”。他们在同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斗争失败后，把自己的垮台，也算做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这种牵强附会的指责，是不能说服人的。30年代的镇压，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老的党员。原因是许多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等派别斗争。列宁曾经称这些人为“这样的天晓得的老布尔什维克”。1997年俄罗斯政治学家库拉什维里在他的专著《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中写道：“1936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问世。书中号召两三万名为真正的列宁主义党转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分子利用自己在党、国家和军队机关中的地位来策划反斯大林‘热月政变’的‘政治革命’，推翻背叛了世界革命的‘热月党官僚’政权。除了已经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可能与德军司令部秘密勾结一事，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政变一事也是开始大规模先发制人的清洗的导火线。”7所谓斯大林消灭“列宁近卫军”的说法，是把不属于斯大林的一些残忍行为也算到斯大林的账上，把那些反苏分子也说成是近卫军。其实，斯大林并不是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的。拉·卡冈诺维奇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描述，证实了斯大林对反对派教育的耐心和仁至义尽：“诽谤者造谣，说斯大林只通过行政手段‘加速’‘收拾’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恰恰相反，斯大林和整个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同他们进行了思想原则斗争，希望他们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也能有部分人洗手不干。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党及其中央用了15年时间耐心地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直到最后才对他们采取国家措施、镇压手段、诉讼程序和枪决。这是因为反对派已经走上了颠覆、破坏、恐怖甚至搞间谍活动的道路……我记得，当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中央委员，即我、基洛夫、米高扬问斯大林，他为什么容忍那些人留在政治局里时，他回答我们说：‘对这种情况不能操之过急。第一，他们也许不敢轻举妄动，不至于把我们逼得必须采取开除他们的极端措施；第二，应该让党了解开除的必要性。’”8虽然1934年发生了暗杀基洛夫的事件，虽然发现了个别元帅与德国的勾结，斯大林在判断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是冷静而审慎的，并没有出现鲁莽的行为。第三，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的说法。所谓“消灭了4万个指挥员”，就是苏联30年代末由伏罗希洛夫处理的36898名军人退役的问题。出于政治和健康条件的考虑，实行了这次退役措施。在退役者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即9579人被逮捕。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提出申诉。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审理了这些申诉，1940年5月1日前，已经有12461名指挥员归队，1500人被释放，有70人被判处枪决。可以说，在被逮捕的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是错案。斯大林及时地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伏罗希洛夫因此还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在1941年5月批评说：“当然，可以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失去警惕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为了在前线实施一次成功的进攻，需要成千上万个战士，而为了瓦解这一进攻，只要在参谋部里有两三个该死的叛徒就够了。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证明让4万个武装力量的指挥员退役是正确的，这一措施不仅过分了，而且从各方面来讲也是极其有害的。党中央委员会纠正了伏罗希洛夫同志的错误。”9这就是所谓的“消灭4万指挥员”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过程不但不能证明斯大林的粗暴，反而能够证明斯大林的正确。第四，关于流放少数民族问题。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曾经把部分少数民族从当地流放到边远地区。斯大林时期迁徙部分民族——鞑靼、车臣、印古什人，成为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人指责斯大林“镇压少数民族”的口实。他们认为，苏联内务部部队把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运到荒无人烟的地区去，试图使人觉得斯大林如此残酷对待少数民族只是出于“荒诞的想法”。对此，俄罗斯学者做出了新的说明。佩哈诺夫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有非常重要的理由。第一，这些民族在战争中有投降行为。根据贝利亚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报告，克里木鞑靼人有2万人参加苏联红军，但在1941年红军从克里木撤退时，这2万人全部逃离红军，并加入德国占领军。车臣和印古什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第二，并非是如同过去所说“斯大林因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惩罚整个民族”，实际上这些民族绝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进去了；第三，并非把整个民族都迁徙了，起码，这些民族中一些参加了红军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并没有被迁徙；第四，可以与此比较的是：1942年2月19日，在和日本开战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命令：从美国西部某些州把所有居住在美国的日本民族、无一例外迁移到中部地区的集中营，按照这个命令一共拘禁了12万人，都是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人。在迁徙日本籍美国人同时，美国政府还解除了所有在美军服役的、在日本出生的军人的职务。与美国的同类做法相比，当时苏联的做法只是显得比美国更加仁慈。事情发生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当时战争情况仍很严重，这些人和德军的配合直接影响了苏军解放北高加索和克里木地区。后来，苏联政府给这些民族平反，让他们回到原地居住并恢复民族自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但是，这决不是指责斯大林的理由。第五，关于所谓的“宗教裁判所”的问题。以往，西方敌对势力散布苏共和列宁、斯大林迫害宗教人士的舆论，说是苏联成立了新型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宗教界人士。2002年3月6日，阿·斯捷潘诺夫在《领袖之谜——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文写道：“从1927年下半年苏共调整宗教政策。主要表现就是支持传统的东正教，不支持东正教中的‘革新教派’。1943年9月斯大林和东正教总主教阿列克谢、尼古拉等人座谈，主教们感到十分满意。共同解决了以下问题：容许召开已经有18年因国家禁止而未能举行的教徒会议选举总主教；恢复东正教教会事务协商会议；容许开办神学院；容许出版宗教书籍，包括定期刊物；释放还关押在监狱、集中营及流放地的神职人员。正是由于苏共和宗教界关系的改善，宗教活动迅速恢复，在战争初期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的教区中有150—450个教区恢复活动，还重新开放多达2200个教堂。”所以，斯捷潘诺夫引用1995年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的话表达他对此的看法。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她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10 在肃反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以后，季诺维耶夫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为当年的肃反进行辩护。他说：“任何政权不经过大规模清洗都不能确立起码的社会秩序。……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制度是新社会为对付日益增长的各种犯罪现象的泛滥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自我保护体系。”11这个评论十分中肯和精辟，说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只有把这些科学冷静的观察与苏联肃反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才能对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真正看清楚。二、关于斯大林评价中其他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斯大林的评价中，还有几个问题被严重歪曲或扩大化了。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依据新的可靠事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第一，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曾经以很大的篇幅描述斯大林在为自己歌功颂德的书《斯大林传略》添枝加叶，说斯大林“扮演了编辑兼作者的角色，他是为自己的歌功颂德的传记的编撰者之一。”现在，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校样的修改意见公开面世，作为《斯大林全集》第16卷出版，就粉碎了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的捏造。历史学家马恰洛夫作为《斯大林传略》一书的作者集体的一员，于1946年12月23日记录的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一书的谈话记录，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1998年8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世纪末的思考”栏公开发表的记录稿，斯大林的意见是：“错误太多。调子也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什么学说都说成是我的，甚至什么关于战争经常性因素的学说也是我的。原来我还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瞧，据说列宁只讲过社会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一点也没讲过。而我讲了共产主义。还有，据说我有关于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等的学说。事实上，国家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恰恰应该归功于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也是一样。“在这部传记中颂扬的东西太多，吹捧个人的作用。读者看完这部传记后该怎么办呢？得跪下对我顶礼膜拜。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你们这么去教育。……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者……“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没有一处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不可思议……但只在某一处隐隐约约地提到。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关于这一点，我在与路德维希那次大家都知道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了我，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12斯大林个人的民主作风是坚持如一的。尽管在他晚年的一些问题上，他有时显得不够民主，甚至有些专制的味道，但他个人的民主作风是贯穿始终的。起码，他的民主作风比批评和指责他的那些人要民主得多。他明确地提出，在党内不要再培养“珠穆朗玛峰式的人物”，坚决保持党内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气氛。斯大林在晚年确有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是这种所谓个人崇拜是有分寸的，原因是具体的，应该是有分析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斯大林这位世界瞩目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也是需要一定的威信的。这是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需要。没有足够威信的无产阶级领导人，是不能担任当时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责任的。总的说来，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不是靠宣传机构和舆论工具鼓吹起来的，主要是他个人的伟大实践和辉煌业绩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使得人们没有妥当地把握对领袖的信任和热爱的方式而造成的。后人应该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作为一个教训，不应该再这样做。斯大林在他能够觉察的问题上也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斯大林对修改《斯大林传略》的那篇引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个人崇拜，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对斯大林个人也没有好处。个人崇拜容易使得个人的错误意见和错误决策很难得到纠正，使得党内民主监督的气氛受损害，使得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应该防止和避免产生个人崇拜。这是党的建设工程应该包括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哲学博士理·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是很有意味的：“在后来的40年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怎样制造对自己的崇拜，到头来留下了什么呢？不过是为个人运作的党和国家机器的短暂效应，而不是个人英雄业绩产生的结果。狭隘的职务上的荣誉往往很快就变成了骂名和耻辱。”13这番话是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是教人做人要老实，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会弄巧成拙。然而，那些自恃自己的权势而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明白这样的简单道理的。第二，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14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15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6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自己的卑鄙。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17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8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第三，关于制造斯大林有“偏执狂症”的谎言。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就恶意散布斯大林具有“偏执狂症”的谎言，以此打碎人民心目中斯大林的伟大形象。戈尔巴乔夫在所谓“改革”中，更是变本加厉地把这一谎言当作对斯大林的“致命一击”，到处散布。戈尔巴乔夫的宣传机器散布说：杰出的医学专家别赫杰列夫在20年代为斯大林做过医学诊断，说他患了“偏执狂”，而别赫杰列夫就因此遭到暗杀，而且引用了别赫杰列夫的孙女的“证词”加以证明。现在，同样是科学院院士、杰出的人脑学科专家的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了问题的真相：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诊断！她说：“这是一种要宣判斯大林是疯子的倾向，包括借用所谓我祖父的意见，但我的祖父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否则我们是会知道的。然而，有人需要这样的说法。他们开始对我施加压力，而我只得证实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发表文章，介绍别赫杰列夫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为了勇敢地履行医生的职责而殉难。”19人们应该感谢别赫杰列夫的孙女，她终于说出了真话，有良心的话。她的话不但揭发了那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企图污蔑斯大林的谎言，而且也揭露了这些篡夺了列宁、斯大林开创的事业而无耻背叛的人的卑鄙伎俩。他们竟敢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强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用假话和谎话去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领袖，这是世界历史上多么卑鄙无耻的事啊。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做出科学评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蜀黍。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评价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评价斯大林的传统，而且随着历史的推演，为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了越来越多的自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科学公正评价斯大林的榜样。正当赫鲁晓夫拉开大反斯大林的帷幕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不同意这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对斯大林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1956年4月25日，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就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零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2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坚持公正评价，不同意赫鲁晓夫做法的最早表示。这样的评价，显然能够服人，与赫鲁晓夫的做法划清了界限。这里讲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又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的人，就是指赫鲁晓夫。正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在世时称斯大林为“父亲”，斯大林逝世后又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1956年的“五一节”，中国一如既往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1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曾直言相告：“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21 鉴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混乱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教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形式，表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讨论过的意见，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斯大林同志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并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关于斯大林评价的严重性，《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同时，《再论》的文章回击了国际上把斯大林的错误与社会主义制度连在一起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强调对待斯大林及其有关同志的态度是一个立场问题：“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在批评他们错误的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否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22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出发的，是从科学地评价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公正立场出发的。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是有远见的。四、历史将把斯大林坟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一生功勋卓著，但也确实有错误。但是，几十年来对于斯大林的争议，并不是在研究事实上的出入，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对斯大林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看，是否客观公正地对待斯大林，是当代检测一个人是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2002年12月，俄罗斯学者符·苏霍捷耶夫在俄罗斯的《对话》杂志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的敌人，对党的一切攻击，对斯大林的一切仇恨，并不在于斯大林似乎追求个人的权力，追求个人的独裁。他的不可饶恕就因为，尽管敌人施展阴谋诡计，但他还是信心十足并坚定不移地带领苏联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另一个胜利。”23在观察各种评价斯大林的言论时，这样一个因素也是必须考虑的。自从赫鲁晓夫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恶浪，斯大林的功绩被抹杀，错误被扩大，事实被歪曲，被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下台后，“非斯大林化”的氛围一直延续下来。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以归因于西方的压力和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形成了“非斯大林化”的疯狂，斯大林受到空前的诽谤和污蔑。斯大林简直就被彻底“妖魔化”了。但是，辩证法的逻辑就是物极必反。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对斯大林的诽谤越是极端，随着他们自身的原形毕露，就越是使人们看清了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大致从1994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和谣言制造者们陆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这些叛卖者制造的灾难降临到人民的头上并引起人民的觉悟，随着许多档案材料的解密，随着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公布于世，在事实面前，当年许多污蔑斯大林的谎言不攻自破。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还斯大林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地位的时候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卖者们能够把斯大林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名誉上贬下去，马克思主义者和有马克思主义良知的人民大众，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把斯大林的地位恢复到他应该占有的高度。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24斯大林的话讲得真好，历史的风已经强劲地刮起来了！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北京市，100080)1、瓦·别洛策尔科夫：《自由、权力和所有权》，第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3、《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莫斯科俄文版。4、《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7月3日。6、《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7、《库拉什维里：新社会主义——论大难后的复兴》，第24—25页，1997年莫斯科版。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10、吴恩远：《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11、《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4年4月8日。12、《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13、《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14、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6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15、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16、秦永立：《斯大林年谱》，第217—2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17、《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一，《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4期。18、《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19、《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维·科热米亚科与哲学博士理·伊·科索拉波夫教授的谈话之二，《并不神秘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2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1、转引自：《曲折发展的岁月》，第32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2、《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23、符·苏霍捷耶夫：《斯大林的誓言与遗嘱》（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6期。24、张捷：《“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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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第三十八卷
2011年12月08日 12:59
　　同志们，我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由它的主席团行使）的工作报告自然要分两大部分：第一是谈谈国际政治，谈谈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第二是谈谈国内建设和基本经济任务。现在我按照这个次序来谈一下我们所要总结的最近这两个月我们工作的主要情况。　　　　　　在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基本事实就是红军取得的胜利。大家知道，高尔察克军队的残部在远东几乎已被消灭干净，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形式上结成同盟的强国已日益明显地进行争夺，互相敌视，不能拿出全部力量来进攻苏维埃共和国。在我们消灭了尤登尼奇的军队以后，在1月初又在南方收复了新切尔卡斯克和顿河畔罗斯托夫以后，敌军的主力已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各国都已清楚地看到，他们原以为能够摧毁苏维块共和国的军事力量，这种希望已经落空了。　　　　　　协约国最高会议的一项没有正式通知我们的决定通过电讯传到了我们这里，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已意识到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决定是它们在1月16日通过的，它宣布解除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封锁。最高会议通过的决定的主要部分是这样说的。（读决定）［61］　　　　我不需要评论这里面的外交辞令，那是非常明显的，不值得去纠缠协约国对俄国的态度没有改变这种说法。如果协约国这样理解自己的政策，以为解除封锁并不是改变过去的政策，那就表明它们自己的政策没有根据。但是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这个决定的政治方面，而是这个决定的经济方面。解除封锁这一事实是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期到来了，因为封锁实际上是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用来扼杀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和真正可靠的武器。　　　　　　在最近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曾经提出并详细说明了这样一个看法：同苏维埃俄国进行斗争的结果，不仅法国、英国及其他先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迫使这些国家放弃这种斗争，就是这些国家里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开始愈来愈反对封锁［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73—375页。——编者注］。英国和法国这类国家的中间阶层采取这种反对态度，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政策。我们也知道这些帝国主义者爱耍外交手腕，所以不能期望他们十分干脆，毫无保留，不想再走老路，不想玩点什么花招把他们现在不能公开推行的旧政策再搬出来。然而应该指出，我们基本上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胜利，甚至象舰队这种只有协约国才有的武器也不中用了。尽管动摇分子恐吓我们，说舰队是不可战胜的，但我们还是使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政治关系的发展说明，就连这支不可战胜的舰队也没有能力进攻我们。我们虽不可能在海上进行军事抵抗，却已迫使帝国主义强国放弃使用这一武器。　　　　　　当然，国际政治的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已有可能同世界各国发生关系，从而有可能得到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援助。当然，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也很糟，而且还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能有太多的指望，然而当我们有可能发展我国的工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指望从这些国家得到进行生产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机器。最主要的是：我们同先进国家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由于封锁造成的状态，已经打破了。　　　　　　继协约国最高会议被迫放弃使用这一武器后，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又取得了许多胜利，而最大的胜利是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我们今天从越飞和古科夫斯基那里获得的消息说：“今天，2月2日莫斯科时间晨两点，俄国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从雷瓦尔来签字的是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比尔克。”　　　　　　同志们，这个经过反复讨论的极其重要的和约文件已由信使送出，明天早晨可以送到，但我们现在已通过电报得到了确切的全文，明天就可以发给大家。我们将审查并批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对我们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俄国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爱沙尼亚政府也正在成为民主政府，就要同我们建立巩固的关系，但是它过去一直受到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支持，因此，同这个政府缔结和约，应当认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知道，处在帝国主义和民主制之间的人通常总是不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现在看来，我们无疑是获得了胜利，因为和约已经签订了，所以这个国家现在就不得不同我们的敌人对立起来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事实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分成许许多多大国和小国，小国极其软弱，同富裕的大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大国则完全可以支配许多弱小的国家。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时代，使整个世界，使地球上全体居民分成两类国家，一类是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国家，是占少数的国家，另一类是给它们当殖民地的弱小民众的国家，是占多数的国家。　　　　　　我们争得了同爱斯兰缔结的和约，我们证明了，我们这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国家是能前进的。何以见得呢？我们向以前反对和平、进行战争的协约国各国证明，我们善于从我们的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府那里博得同情，从一个小国那里博得同情，这种同情比称霸世界的强国用来控制这个小国的一切军事压迫、一切财政援助、一切经济束缚更有力量。协约国看到，我们不是仅仅能在使用暴力时取得胜利，我们能够驳倒全世界资产阶级政府散布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只是靠暴力才能维持的那种谎言和诬蔑。爱斯兰一向受到沙皇地主俄国的暴力统治，为什么在同它的关系上我们比世界帝国主义的联合势力占上风呢？因为我们证明：我们善于及时地和真诚地放弃暴力，采取和平政策，博得了一个小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同情，使国际资本对它的竭力支持落了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爱斯兰是一个小国，一个小共和国，它却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不可胜数的种种经济压迫和军事压迫，它的全体居民都处在这些压迫之下。这个和约证明，我们不管怎样疲惫、虚弱、分散，仍然能够战胜各国支持的白卫军。强大的协约国善于用更厉害的暴力来回答暴力，而这个和约证明，我们善于不用暴力来赢得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　　　　　　这里摆着一项极困难的国际任务。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方式方法。社会主义共和国现在是单独一国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着，在迫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发生动摇。于是有人说了：“可见你们的地位是靠不住的，你们虽然用暴力战胜了白卫军，但是对整个世界你们怎么办呢？”我们说，我们也要战胜它。这不是一句空话，同爱斯兰缔结的和约就是证明。在人们确认我们放弃暴力是出于至诚的地方，国际资本的全部压力已经失去作用。国际资本曾经说：“不要同布尔什维克订立和约，不然我们就不给你们财政援助和经济援助，而用饥饿来征服你们。”可是爱斯兰这样的形式上独立的小国却说：“我们认为，同协约国这些称霸世界的民主国家相比，布尔什维克更能够同弱小的民族、甚至同资产阶级政府和平相处。”　　　　　　民主最主要是表现在战争与和平这个基本问题上。一切强国都在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的工人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美国和日本眼看就要厮杀起来；英国在战胜德国后侵占了很多殖民地，对此其他帝国主义强国是永远不会甘心的。一场新的疯狂的战争正在酝酿中，群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爱沙尼亚同兵力雄厚的俄国缔结的民主的和约，可是有人曾诬蔑俄国，说它在消灭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后，会用全部兵力进攻这个小国。从缔结和约的条件中可以看到，我们在领土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作了许多不完全符合严格遵守民族自决原则的让步。这样，我们用行动证明了，边界问题对我们是次要的问题，而和平关系问题，善于等待每个民族内部生活条件发展的问题，则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而且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敌视我们的民族的信任。我们能够这样对待爱斯兰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单独存在的、似乎是软弱无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已开始把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那些国家争取过来，而这样的国家是占大多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就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不管协约国怎样竭力发动战争，即使能够再一次挑起战争来破坏这个和约，有一个历史事实总是确定不移的：世界资本尽管施加许多压力，我们却比似乎是民主的而实际上是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能取得一个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小国的信任。　　　　　　在这方面，同似乎是民主的而实际上是掠夺成性的世界列强的政策比较，我们的政策怎么样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偶然获得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文件，现在就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些文件是一个姓奥莱尼科夫的白卫军官，也可能是个文官，送来的，他本来受某一白卫政府的委托把这些极重要的文件交给另一　个白卫政府，但是他把文件交给了我们。［62］（鼓掌）这些文件是辗转送到俄国来的，现在我给你们念一念，虽然要占很多时间，但是文件很有意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政治内幕。第一个文件是萨宗诺夫给古尔克维奇公使的电报：　　　　　　第668号，1919年10月14日于巴黎谢·德·萨宗诺夫谨向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致以崇高的敬意，并送上Б．Ａ．巴赫梅捷夫第1050号和И．И．苏金第23号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情况问题的电报副本，请查收。　　　　　　下面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文件，这是10月11日从华盛顿发出的电报：　　　　　　收字第3346号，1919年10月12日收　　巴赫梅捷夫致外交大臣　　第1050号，1919年10月11日于华盛顿　　我第1045号电报谅已收悉。　　　　　　（密码）国务院把给盖得的指令口头告诉了我。盖得的名义是美国政府驻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专员。他并不是派驻某一个俄国政府的代表。他的使命是观察和汇报情况。他的行动不应使当地居民产生一种希望，以为美国政府会同意支持比要求自治更进一步的分离倾向。相反，美国政府希望，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能在全国性的工作中帮助他们的俄罗斯弟兄。这个指令的基本意思，如我在6月17日致政府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是对协约国各国政府同最高执政达成的协议的解释。盖得已经得到了总统在最近一些演说中猛烈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摘要。　　　　　　总之，美国政府通知说，他的代表可以发出任何指令，但不能支持独立，也就是不能在独立问题上对这些国家作保证。大国在欺骗爱沙尼亚，这一点已经直接间接透露了出来而且也瞒不过爱沙尼亚。当然这一切大家本来是可以猜想得到的，但是我们握有文件，就要把它们公布出来：　　　　　　收字第3347号，1919年10月12日收　　苏金致外交大臣　　第28号，1919年10月9日于鄂木斯克　　　　　　（密码）诺克斯向最高执政转达了英国陆军部的通知，其中英国陆军部警告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有想同布尔什维克订立和约的倾向，因为布尔什维克保证立即承认它们的独立。同时，英国陆军部提出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否应该设法使这些诺言不起作用而由政府自己去满足上述国家的愿望。我们引述了最高执政6月4日致各大国的照会中所叙述的原则来答复诺克斯，并指出，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同布尔什维克签订和约毫无疑问是一种危险，因为这会使一部分苏维埃军队脱身出来，并会冲破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渗入西方的壁垒。我们认为，要想和谈这件事本身就证明，这些自治单位的政党是极端腐败的，自己不能防止侵略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渗入。　　　　　　我们相信各大国不可能赞同布尔什维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我们认为必须停止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援助，这是各大国借以施加影响的有效办法，而且要比在许诺方面同布尔什维克竞赛更为恰当，因为布尔什维克已经是没有东西可以失掉的了。　　　　　　谨向您转达上述情况，并请您在巴黎和伦敦知照有关方面；巴赫梅捷夫处我们另行通知。　　　　　　收字第3286号，1919年10月9日收　　萨布林致外交大臣　　第677号，1919年10月7日于伦敦　　　　　　（密码）古契柯夫曾告诉陆军部作战处长，说我们可以提供船只，以便于英国向尤登尼奇提供补给。作战处长给古契柯夫写信说，据陆军部的意见，尤登尼奇现在拥有一切，同时，英国在继续提供补给方面有困难。但是他又补充说，既然我们有船只，只要我们能得到贷款，就可以根据商业原则组织对尤登尼奇的供应。同时，拉德克利夫将军认为尤登尼奇的军队应有相当的装备，因为它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中唯一能够对布尔什维克积极作战的一支力量。”　　　　　　外交大臣致华盛顿巴赫梅捷夫　　第2442号，1919年9月30日于巴黎　　　　　　（密码）我从瑞典方面极其可靠的来源获悉，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莫里斯说，美国愈来愈同情布尔什维克，想不再援助高尔察克，以便同莫斯科建立联系，促进美国的贸易。官方代表的这类声明令人困惑莫解。　　　　　　收字第3244号，1919年10月5日收　　巴赫梅捷夫致外交大臣　　第1021号，1919年10月4日于华盛顿　　第2442号来电收悉。　　　　　　（密码）国务院有人秘密告诉我，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莫里斯，特别是驻哥本哈根的哈普古德确实是以左倾著名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丝毫影响和威望，政府已不得不对他们定期发出训令，坚决指出美国的政策始终是支持我们政府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　　　　　　上面就是我们要公布的全部文件，这些文件清楚地说明：围绕着爱斯兰问题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协约国的英国和法国曾怎样同高尔察克和美国勾结起来对爱沙尼亚百般施加压力，不让它同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而答应在领土上作出让步并保证对方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又是怎样在这场竞赛中获得胜利的。我说这一胜利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取得这一胜利并没有使用暴力。这是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使布尔什维克博得全世界同情的胜利。这一胜利决不是说明现在就要订立普遍和约；但是这一胜利说明，我们代表着地球上大多数居民的利益，要求和平，反对军事帝国主义强盗。这样的认识才导致共产主义的敌人——资产阶级的爱斯兰同我们订立和约。既然我们无产阶级组织，苏维埃共和国订立了和约，对于受帝国主义大国压迫的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和平的方针，那就可以断定应该怎样制定我们的国际政策。　　　　　　现在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把动摇者争取过来，这是世界性的任务。许多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动摇的：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仇视我们；另一方面，作为被压迫国家，它们又宁愿同我们媾和。这就是爱沙尼亚同我们订立和约的原因。当然，这个和约只是第一步，将来才会发生影响，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影响，这是无可怀疑的。我们同拉脱维亚到现在为止只有红十字会的谈判，同波兰政府也是如此［63］。再说一遍，同爱沙尼亚订立的和约一定会发生影响，因为道理是一样的：别人正在象挑唆爱沙尼亚一样竭力挑唆拉脱维亚和波兰同俄国作战。这也许会得逞，我们必须警惕，因为对波战争有可能爆发。但是我们相信，并且我们获得的主要成就已经证明，我们能够订立和约，作出让步，使一切民主力量发展起来。这点在目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波兰问题非常尖锐。我们获得的许多消息说明，除资产阶级的、保守的、地主的波兰外，除波兰一切资本主义政党势力外，协约国的各个国家都在拼命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　　　　　　你们知道，人民委员会向波兰劳动人民发出了呼吁书。我们将请你们批准这份呼吁书，以便粉碎波兰地主集团的诽谤。我们还要提出一份告波兰劳动群众书。这份呼吁书将是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怂恿波兰反对我们，而我们则把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64］　　　　　　现在我想读一下昨天我们截获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告诉我们，美国资本怎样竭力诬蔑我们，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这份电报说。（读电报）我从来没有说过和听到过这样的话，可是他们能够造谣，因为他们拿出资本来并不是平白无故的，而是有一定目的的，就是为了散布谣言。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给他们保证了这一点。（继续读电报）这份电报由资本家出钱从欧洲拍到美洲，替资本家进行活动，用最无耻的办法挑唆波兰同我们作战。美国资本拼命对波兰施加压力，为此竟恬不知耻地硬说布尔什维克打算在消灭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以后，把自己的全部“铁军”开去打波兰。　　　　　　我们必须立即在这次会议上批准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然后我们应该做我们以前对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采取我们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采取过的措施。我们应该立即向波兰的民主力量呼吁，说明事情的真相。我们很清楚，这是我们分化他们的最有效的手段。这种方法最终会把他们引上我们所需要的道路，引上已把各国劳动居民引上的那条道路。不管多么困难，这种政策应该肯定下来，我们开始执行了这样的政策，就一定要把它贯彻到底。　　　　　　应该指出，我们对其余的国家也执行过同样的政策。我们曾建议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跟我们订立反对邓尼金的协定。但是它们借口不干涉他国事务而拒绝了。我们要看一看，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工人和农民将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这种政策在用于西边各民族时比用于俄国各民族时更为慎重。我们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这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政策，对许多发展水平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相同的东方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政策（殖民地国家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多数，它们遭受着至今还拥有殖民地奴隶的英国的压迫）。我们对西边欧洲国家采取十分慎重的政策，要对它们等待一段时间，使它们能度过自己的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而东方的国家要落后得多，它们深受宗教狂热的毒害，对俄罗斯民族更不信任，几十年来以至几百年来受俄罗斯这个大国实行的沙皇资本主义政策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我们在这里的政策应该更加慎重，更有耐心。　　　　　　我们让巴什基尔共和国实行了自治［65］。我们应该建立鞑靼自治共和国［66］，并对东部各民族继续执行这种政策。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广阔的正面同它们相对峙，我们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要求军事上的紧密团结，所以我们认为任何破坏这种团结的做法都是完全不能容忍的，都是违背反国际帝国主义斗争的利益的。但是，我们在奉行这种政策时应该更加慎重。欧洲国家还必须经历一个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而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则更多地保留着不信任的因素。对待它们，我们必须采取更加从容的方法。我们支持这些国家独立自主。我们向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呼吁说：军事力量的统一是必须的，违背这种统一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相信，我们继续贯彻我们建立紧密联盟的政策，就能在同东部各民族的关系方面获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了不起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东部各民族中间享有很高的声誉，原因和我们能跟西边一个小国订立和约的原因相同：我们被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我们是唯一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共和国，我们这个共和国不仅善于利用各种时机避免采用暴力，而且善于在不采用暴力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不言而喻，我们对乌克兰共和国执行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这里问题比较简单，因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间以前就订立了条约［67］。这个条约意味着两个共和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联邦关系。我们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正在建立日益亲密的联盟。乌克兰的工农群众也吃过邓尼金统治的苦头，相信只有同俄罗斯共和国最亲密的联盟才是国际帝国主义真正无法战胜的，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条件下国家的分离不会有好处，因为帝国主义会利用分离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分离是犯罪行为。我们的政策在乌克兰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们相信，即将举行的全乌克兰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将会郑重地确认这个政策。以上就是我在国际形势问题上所要谈的一些意见，至于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应提出的具体建议，我已一一列出，所有这些草案将提交本次会议批准。　　　　　　下面谈谈国内建设工作。首先我要谈谈我们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然后再谈最主要的问题，即转上新轨道的问题，从军事任务转到国家建设任务的问题。　　　　　　在我们所要总结的这两个月的一系列日常工作中，比较突出的是我国对内政策的一些基本措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关于废除死刑的决定［68］。你们知道，在对邓尼金取得重大胜利和攻克罗斯托夫以后，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同志立即向人民委员会提出废除一切由肃反委员会决定采用的死刑的建议，并已在他主管的部门付诸实施。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竭力散布反苏维埃俄国的谰言，说它基本上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都在散布这样的谰言，考茨基还专门写了一本名叫《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说共产主义政权依靠恐怖主义。大家不难想象，他们在这方面散布的谰言多么荒唐。为了驳斥这种谰言，我们采取了捷尔任斯基同志已实行的和人民委员会已赞同的措施，这项措施需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　　　　　　我们实行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主义逼出来的，因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不顾一切地派遣大批军队向我们扑来。假如我们对军官们和白卫军的这些行动不予以无情的回击，那我们连两天都不能支持，这也就叫作恐怖，但这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逼出来的。在刚刚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在收复罗斯托夫以后，我们立刻取消了死刑，从而表明我们是按照我们所许诺过的那样来对待我们的纲领的。我们说，使用暴力是为了要镇压剥削者，镇压地主和资本家；这个问题一解决，我们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措施。我们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我认为，并且也希望和相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定会一致批准人民委员会的这一措施，规定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不言而喻，要是协约国试图重新采用战争方式，那我们也就不得不重新实行旧日的恐怖；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不讲理的弱肉强食的时代。以上就是我们的考虑。决定性的斗争刚一结束，我们就立刻开始废除其他一切强国无限期地还在采用的那些措施。　　　　　　其次，我想提一下工人检查问题的讨论情况。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要作专门报告，我如果谈多了，那就不对了。我们看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任务正在提到首位，这个任务比进行大规模建设的任务更急迫。你们会得到详细的草案，等你们讨论修正后，你们就会懂得，大规模的建设必须在广大工人群众更广泛地参加下进行。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在目前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干起来是很难的，但是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　　　　　　我们面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合作社问题。我们曾提出一项任务，要求把所有的居民吸收到合作社里来，这种合作社要不同于过去那种至多只吸收上层分子的合作社。　　　　　　社会主义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所建立的技术、文化和机构，它就不可能实现。合作社也在这些机构之列，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愈高，合作社就愈发达。我们给我国的合作社提出的任务是把全国居民都吸收进来。至今合作社只吸收上层分子，使有钱交纳股金的人得到了好处，而劳动群众享受不到合作社的服务。这种合作制我们坚决屏弃，但并不是根本取消合作制。我们曾在1918年3—4月间给合作社规定了任务，要把所有居民都吸收进来。如果合作社组织者重视合作运动创始人的遗训（合作社原来的任务就是满足劳动者的利益），他们就应当支持这样做。我们相信，大多数合作组织的参加者是支持我们的，但是我们决不会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博得了大多数合作社领导者对我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抱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点的，把合作社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经营和所谓贸易自由的一种新形式，其实这种自由意味着少数人发财而多数人遭到破产。相反，我们宣布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使合作社真正为劳动群众服务，以便把全体居民都吸收进来。这一点是不可能立刻做到的。我们提出这一任务后，就一直在进行工作，今后还要继续进行工作，以便最终完成这一事业，通过合作社把全体居民联合起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可能再过几星期，也可能再过几个月，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就要变成一个劳动者的大合作社。那时，劳动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将更广泛地参加建设。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决定要逐步地慎重地把各种合作社，不仅是消费合作社，还有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联合成中央消费合作总社。我们相信，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会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地工作人员的支持。各地工作人员在正式完成合作社的联合以后，一定能展开经济建设工作，吸引大多数工农参加这一工作，使合作社成为同旧资本主义国家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极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把反对官僚主义列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将用各种办法在各机关进行这一斗争，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把合作社联合起来，就是不要再面向合作社内的资产阶级上层，而要面向应独立进行合作社建设的真正的劳动群众。　　　　　　再次，关于国内建设问题，我想谈谈我们在农业方面所做的事情。为了对土地的使用进行整顿，农业人民委员于1919年7月颁布了关于防止经常重新分配份地的措施的通告。这个通告公布在7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并收入《工农政府法令汇编》。这个通告很重要，因为它答复了农民屡次提出的意见。农民们认为在小经济的条件下，经常重新分配份地会妨碍劳动纪律的加强，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委员会也有这种看法，它已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关于重分办法的条例草案。最近将对这一草案进行审查［69］。同样，农业人民委员部还要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使耕畜和农具能重新备齐。在这方面，地方工作人员的经常性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希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适当地督促和协助各级政权，使农业人民委员部的这些措施能尽快实现。　　　　　　现在我谈一下我们建设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按实质说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即劳动军和劳动动员的问题。在社会生活急剧过渡和急剧转变的时候，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估计到各种过渡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者应怎样进行斗争，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并且早已解决了。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一过渡搞得好也需要许多年。在这一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又要照顾到许多较小的过渡。我们担负的任务的全部困难、政策的全部困难和政策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要估计到每一种这样的过渡的特殊任务。　　　　　　我们刚刚大体上和基本上完成了作战任务，虽然还没有彻底完成。以前，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击退白卫军的进攻。那时我们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必须为了战争。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后方遭到了空前的困难——饥饿、寒冷、经济破坏；但是，得到了好评的红军（我曾看过作这种评价的典型作品）在一个最落后的国家中完成了作战任务，这也就证明，这个国家里蕴藏着新生力量，不然就不可能建立起这支模范军队，不可能战胜物质条件远为优越的敌军。我们当时强调了全部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任务，抓住了这个任务的特点——一切服从于战争的利益。但是在这以后，形势要求我们作迅速而急剧的转变。我们还没有结束战争。必须保持充分的作战准备，必须消灭邓尼金的军队，必须让每个国家的地主和资本家看到，如果他们还想同俄国较量一下，再打一次仗，他们也会落到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样的下场。因此我们不能丝毫削弱我们的军事力量。但是，同时必须把整个国家转上另外的轨道，必须改造整个机构。不可能并且不需要继续强调一切为了战争，因为作战任务已基本完成了。　　　　　　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任务提出来了，但是我们要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进行和平建设：我们不能解散军队，因为必须估计到波兰或哪一个强国可能进攻我们，估计到协约国还在继续怂恿它们打我们。我们不能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但是同时必须把全力从事战争的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新轨道。我们的任务的这种特点既要求我们特别小心，也清楚地说明：我们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不能靠一般公式，靠纲领中的一般原理，靠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而必须估计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从我国的过去向我国的现在过渡的这些条件的特点，估计到过去国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现在国家在军事方面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应该用军事办法来完成经济任务。我们说用军事办法，是因为我们的情况，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异常困难的。在这残冬时节，劳动群众继续遭到空前的困难——饥饿、寒冷、经济破坏。我们要坚决克服这一切困难。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红军的刚毅精神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四面被围，跟产粮区和产煤区断绝了联系，尚且能够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已经收复了这些地区，已经有可能同乌克兰一起来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我们的基本任务：把大量的粮食和其他食物收集起来运到工业中心去，以便开始工业建设。我们应当集中全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离开这个任务去完成任何其他的实际任务都是不容许的；在完成这个任务时，要用军事办法，要十分果断，要让其他各种利益都服从这一利益。我们知道，这会使许多极为正当的要求受到限制，使许多极为正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我们不承受这种损害，就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现在必须实行急剧而迅速的转变，给和平经济建设奠定基础。这就是要建立丰富的粮食储备，把粮食运到中心地区；运输业的任务就是运送原料和粮食。从1917年8月至1918年8月，我们收集了300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度收集了11000万普特，现在5个月就收集了9000万普特。这些粮食是我们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收集的，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收集的，是按照固定价格向农民摊派而不是通过由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粮食这种办法收集的，这就是说我们找到了一条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的成果，以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必须集中全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把在军事建设中发挥过作用的一切军事力量调到这一新轨道上来。就是这种特殊的形势、这种特殊的转变使我们想到了组织劳动军，使我们相继制定了关于建立乌拉尔第一劳动军和乌克兰劳动军的法令、关于后备集团军人员从事劳动的法令，以及关于成立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委员会的决定（这项决定已由苏维埃政权颁布）［70］。关于所有这些法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有一位委员给你们作详细的报告。当然，我无须多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在专门的报告中会谈得很清楚。我只是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在我们总的政策中的意义，强调一下这种转变的意义，这种转变向我们提出的特殊任务是：用军事办法动员一切力量，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以便把大批积存的食物收集起来运到工业建设中心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坚决建立起劳动军，要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要压缩甚至撤消一系列机关，以便在最近几个月内坚决消除运输瘫痪现象，战胜残冬时节带来的饥寒贫困，摆脱绝境。必须摆脱这种状况。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定会批准一切有关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措施，更深入地向广大民众灌输这一思想，要求各地工作人员都来实现这一思想，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相信，我们一定能在丝毫不放松作战准备的情况下完成这一最艰巨的任务。　　　　　　我们不应该放松我们的作战准备，但是同时要坚决把苏维埃共和国转上经济建设的新轨道。在最近几个星期，也许在最近几个月，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每个苏维埃组织或党组织必须竭尽全力消灭运输瘫痪现象，增加粮食储备。　　　　　　这样，并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俄国的电气化奠立巩固的基础。为了让居民特别是农民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远大计划不是凭空制定的，而是根据技术条件和科学理论制定的，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一项决议（我希望中央执行委员能赞成这样做），请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同农业人民委员部拟订一个关于俄罗斯电气化问题的草案。　　　　　　由于国家出版社的帮助和原库什涅列夫印刷所（现在是国营第17印刷所）工人的努力，我得以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罗斯电气化的基本任务》在极短时间内出版了，明天就分发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各位委员。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工技术处工作的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在这本小册子里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进行宣传（不是实际解决，而是宣传）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在科学技术人员协助下，在几个月内（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实际任务是另外一些任务）制定一个广泛的完备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小册子的作者十分正确地选了下面一句格言作为小册子的题词：“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必须为新的经济建设创造新的技术基础。这个新的技术基础就是电。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切。这件事要干许多年。我们不怕干上一二十年，但是，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我们不是要造成旧日那种工农业的相互隔绝状态，不是要造成那种培育了资本主义和引起了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之间的对立的最深刻的矛盾，而是要向农民归还我们向他们借的粮食债，因为我们知道，纸币当然不是粮食的等价物。我们必须把工业生产组织起来，向农民供应工业品，还农民这笔债。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在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在把城乡连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贫困、疾病丛生的状态。我们一完成当前的基本任务，就要来进行这一工作。为此，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离开我们的基本的实际任务。　　　　　　在今后几个月内，要用全部力量来运输粮食和扩大粮食基地，我们一点也不应该离开这一任务。与此同时，要让科学技术专家制定一个全俄电气化的长期计划［71］。我们同外界、同资本主义的欧洲已建立了联系，我们同爱沙尼亚缔结了和约，给自己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希望这一切能使我们马上得到必需的技术援助。我们要在今后几个月内完成运输和粮食方面的基本任务，我们要在最近一个时期丝毫也不分散精力而是集中全力来完成推行劳动义务制这一任务，完成了这些任务之后，我们就会让人们看到我们有能力转而执行长期建设任务，有能力把整个俄国转到最高技术的基础上，消除城乡对立，坚决彻底地消除农村的落后、涣散和愚昧状态，铲除这种至今还使农村陷于保守、落后和受压迫状态的主要根源。在这方面，在争取和平地取得改造工业这一不流血战线上的胜利方面，如果我们能利用我们的各种军事经验，发挥我们的全部能力，团结所有的力量去完成这一任务，那我们就能取得比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更彻底更伟大的胜利。（鼓掌）　　　　　　载于1950年《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87—110页　　【参考文献】　　［61］列宁宣读了1920年1月18日苏俄中央各报刊登的关于协约国各国政府决定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和准许同俄国进行贸易的消息。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协约国强调指出，这“决不意味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99]。　　　　　　［62］这些文件是在巴黎的谢·德·萨宗诺夫交给奥莱尼科夫，要他经过瑞典带给尼·尼·尤登尼奇的。奥莱尼科夫向苏维埃政权投诚时，交出了这些文件。　　　　　　文件中提到的萨宗诺夫曾任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当时是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府的成员，驻巴黎的代表；康·尼·古尔克维奇是高尔察克政府驻瑞典的公使；Б．Ａ．巴赫梅捷夫是高尔察克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И．И．苏金是高尔察克政府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外交部长）；萨布林是高尔察克政府驻伦敦的代办；阿·威·诺克斯将军是英国政府驻高尔察克政府的代表。——[103]。　　　　　　［63］指俄国红十字会同拉脱维亚和波兰就交换战俘、遣返难民等问题举行的谈判。——[106]。　　　　　　［64］这里说的是1920年1月28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波兰政府和波兰人民书及1920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波兰人民书。——[107]。　　　　　　［65］巴什基尔共和国是根据1919年3月20日签订的《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巴什基尔政府关于巴什基尔实行苏维埃自治的协议》实行自治的。协议规定根据苏维埃宪法组织巴什基尔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并确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和行政区划。协议由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公布于1919年3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08]。　　　　　　［66］鞑靼自治共和国（鞑靼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立于1920年5月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该共和国的法令是由列宁和米·伊·加里宁签署的。——[108]。　　　　　　［67］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9年6月1日通过的《关于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抗击世界帝国主义的法令》。法令中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在各条战线上发动的进攻，考虑到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5月18日通过的决议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提出的建议，认为有必要把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组织及军事指挥、国民经济委员会、铁路运输管理、财政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统一起来。根据这个法令建立的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在战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109]。　　　　　　［68］1920年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废除死刑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和各级革命法庭的判决中今后不再采用死刑。2月2日，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了人民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110]。　　　　　　［69］关于重新分配土地的法令经人民委员会1920年4月30日审议通过，刊登于5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02号。——[113]。　　　　　　［70］指苏维埃政府为了战胜经济破坏和恢复国民经济而通过的一系列决定。关于第3集团军改名为第1革命劳动军并参加乌拉尔的经济建设的决定，是国防委员会于1920年1月15日通过的。乌克兰劳动军委员会条例，是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在同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协商后于1920年1月21日通过的。关于利用苏维埃共和国后备集团军的人力和物力来改善莫斯科—喀山铁路区域内的铁路运输状况的决定，是国防委员会于1920年1月23日通过的。关于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办法的决定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委员会条例，是人民委员会于1920年1月29日通过的。在此以前，劳动义务制法令主要适用于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资产阶级和同它有联系的寄生分子），而这次通过的法令则适用于各个阶层的居民。苏维埃共和国的每个公民（没有劳动能力者除外），不论从事何种经常性工作，都可被吸收参加一次性的或定期性的义务劳动：采伐和运输燃料、农业劳动、建筑工作等等。国防委员会负责对劳动动员的总的领导。为了对动员劳动力进行具体领导，成立了以费·埃·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115]。　　　　　　［71］指全俄电气化计划。　　　　　　全俄电气化计划是根据列宁提出的任务并在他的指导下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2月3日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于1920年2月21日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任主席，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有200多名科技专家。委员会进行了大量工作，到1920年底编出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电气化计划》。1920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计划，在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技术经济问题作了讨论以后，由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2月21日批准。全俄电气化计划规定，除恢复和改建现有的电站外，在10—15年内建设30个区域电站，包括20个火电站（基泽尔、卡希拉、什捷罗夫卡等）和10个水电站（第聂伯河、斯维里河、沃尔霍夫河等），总装机容量为175万千瓦。总的年发电量达到88亿度，而1913年俄国的年发电量为19亿度。根据计划，工业品产量将比1913年增加80—100％，比1920年增加许多倍。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到1931年已基本完成，该年发电总量已达107亿度。到1935年底，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均大大超额完成。——[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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