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形势政策课心得体会中美关系篇4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2017形势政策课心得体会中美关系篇5

摘要：尽管目前全球处于金融危机，能源仍然起着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杠杆作用。能否获取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将决定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未来。

关键词：中国，经济，能源;石油

一、中国能源需求的基本情况

近40年来，中国石油消费量增加了25倍，占世界的8.5%。自1991年起，中国在世界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9%增加到16%，接近于欧洲(18%)和最大石油消费者美国(21%)。

2008年，中国已加工3.42亿吨原油(增长了3.7%)，增长率为2.7个百分点，低于2007年，燃料产量达到2.08亿吨(增长了6.9%);石油开采量接近1.9亿吨(增长了2.3%)。

中国的油田大体分布在七个相距较远的不同地区，其余数量众多的中小油田较分散。近几年来，中国开发了拥有大量碳氢化合物的矿区，如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等。2007年5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约30亿吨的大油田――冀东南堡油田，这是几十年来勘探发现的最大油田。

可是，这些勘探发现以及原油产出一时很难改变中国大量需求原油的现状。中国政府期望加大勘探海域石油、天然气储量的开发力度，2010年，预计开采量上升3%，每天产量为390万桶。

截止1993年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原油生产供大于求。而目前是石油进口大国且保持外部供应稳定上升的趋势。2008年，中国进口了一亿七千九百万吨石油(增长9，6%)，国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上升了1.8个百分点，达48%(2020年将超过60%)。

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上升至每天1420万桶，其中1090万桶需要进口。美国认为中国占世界石油消费量的14%，而国际能源署则认为达16%。到2030年进口石油可能会增加3倍，达到每年6.55亿吨。

二、中非能源合作的现状

最近几年，由于中国采取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正大力开展与非洲能源领域的合作，以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2002年以来，非洲石油出口到中国平均每年增长40%，占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三分之一，到2045年中国拟增加到45%。

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石油来源国，中国进口的石油50%至60%来自苏丹。中国在苏丹有大规模的石油项目。仅2006年.中石油地质学家探明11个油田获得地质储量2亿桶。同年，中国专家完成喀土穆炼油厂扩建工程的第二阶段，使该炼油厂原油加工能力达到每年500万吨。中石油与苏丹能矿部(政府)各持有喀土穆炼油厂50%的股份(原油日产量达到10万桶)。

中石油建成位于红海海域、苏丹南部的1、2、4区块原油外输管道海上终端以及原油装卸港口。中国8%的石油供应来自苏丹南部，占65-80%日生产的苏丹石油。2006年的主要事件是开始启用了长达1370公里的出口石油管道。

中国是苏丹南部油田开发的战略投资者。中石油在苏丹投资50亿美元开采原油，是苏丹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在该国投资开采石油的四个财团中的其中三个都有中石油的投资。中石油集团在苏丹穆格莱德盆地油田开发中占40%权益，原油日开采量20万桶;如Petroenergy财团、中石油拥有位于达尔富尔6区块9 5%的权益，原油日开采量4.2万桶;Petrodar财团、中石油拥有位于迈卢特盆地油田开发中47%的权益，原油日开采量21万桶。

三个财团开采95%的苏丹石油，其中中国占43%。苏丹每天向中国运送60万桶石油。

由于中国优惠的贷款援助和减免债务，安哥拉(日产原油量50万桶)已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原油的主要供应商，中石化与安哥拉当地公司合作投资35亿多美元建造炼油厂。2004年法国加蓬公司与中石化集团签署了共同开采、提炼原油，以及向中国出口原油的合同。

2006年4月，中海油集团收购了一直被欧洲和美国企业垄断的尼日利亚Akpo深海油田45%的股份，中海油支付了22.7亿美元使用权费。另外4.24亿美元用于支付财务、业务和资金的成本。2010年应当开始投产采油。

2006年，中石油中标乍得湖流域四个油田的开采权(尼日利亚东北)。此外，中国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杜纳的德卡杜纳炼油厂投资40亿美元，以换取与尼日利亚合作开发原油。

2006年中海油签署了开采肯尼亚南部面积为44，5万平方英里的六个石油区块。中石化已签署开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大沙漠油田以及在科特迪瓦开采石油的合同。中石化和加拿大恩萨纳各持50%股份的合资公司在乍得成立。作为回报乍得方面希望得到投资和贷款援助，正如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一样，以减少乍得、喀麦隆的石油管道对世界银行的依赖，因此中国主张投9亿美元建设管道，而世界银行预算则需要35亿美元。

中国石油巨头中石油正在大力开发非洲市场。该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公司签署了共同开发、建设阿尔及利亚炼油厂和油田的合同，以及与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供应原油的协议。中国公司与刚果共和国签署了近海勘探和开采原油合同，开始在纳米比亚北部开采石油，在埃塞俄比亚勘探油井。中国公司在利比亚正准备开始采油。

三、中国石油主要来源地――中东地区

2008年5月，伊朗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东地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中国不会停止对伊朗油田的投资。2009年1月，中国和伊朗签署了价值10.76亿美元的石油开发协议，将共同开发伊朗北阿扎德干油田，该油田原油储量60亿桶，日采原油量预计达到7万5千至15万桶。

2009年8月卡塔尔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公司签定了卡塔尔东部海域区块勘探及产品分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公司将在卡塔尔东部海域勘探，水域面积5649平方公里。协议的年限25年，协议总耗资约一亿美元。

2009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英国石油公司(BP)在伊拉克第一轮国际油气田招标中成功中标，获得鲁迈拉油田的作业杈。鲁迈拉盆地(鲁迈拉)储油量为22.6亿吨，日采原油量可达285万桶。中石油集团已开始勘探位于伊拉克北部阿赫达卜区块的原油。

四、拉丁美洲逐渐成为向中国出口石油的地区

委内瑞拉是中国的第四个燃料供应商，中国投资20亿美元勘探开发奥里诺科河地带和祖马油田。2004年，委内瑞拉向中国出口原油l 2000桶/每天，2006年，已达到20万桶，201 1年，双方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50万桶。这些原油将通过中方企业从巴拿马运河送到中国境内的专门提炼委内瑞拉重油的合资炼油厂处理。

委内瑞拉还签署了在中国船厂建造18艘油轮和12台钻进平台的合同，用于增加向中国输送原油。另有12台钻进平台已经在委内瑞拉与中国合资的公司装配。但是，巴西是中国在能源领域最有前途的合作伙伴。自2008年以来，巴西石油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始在位于大西洋的两个新领域一

桑托斯盆地和卡拉默一阿尔马达进行勘探。在年期间里，该公司计划投资约407亿美金来勘探开发国内原油，到2011年，巴西石油公司计划日产原油量达到237万桶/每天。

中国和巴西签署了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巴西石油公司贷款100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将被用到巴西石油公司的海上油田开采。与此同时，中石化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巴西保证向中方提供10万桶石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中石化确立了每年要达到的贸易额目标，即从2008年300万到2010年底万吨，到2010年底将达到3000万吨。在最近十年内，巴西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我们认为中国将成为其重要的原油进口国。

2006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石化)和印度OVL(印度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旗下全资海外投资公司)公司联合收购Omimex哥伦比亚公司的股份，OVL和中石化分别持有25%的股份，而哥伦比亚国有企业哥伦比亚石油公司则将持有Omimex de Colombia公司剩余50%的股份，中国在这个合资企业投了8.5亿美元，Omimex de Colombia公司每天原油产量为2万桶，该矿床原油储量约为30亿桶当量。

五、中国认为与中亚地区的能源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2006年，中哈两国在能源方面的交流合作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布罗投资公司(CIC)用9.39亿美元购买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勘探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子公司)约11%全球存托凭证。这是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石油市场的第二大收获。2009年初，中石油收购了在哈萨克斯坦开采量占第五位的Mangistaumunaigaz公司48%的股份，加上最近的收购，中国已经控制了23%的哈萨克斯坦原油产量，领先于吉兹油田运营商雪佛龙(2 l%)，接近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企业(24%)。

哈萨克斯坦中部的石油是通过阿塔苏一阿拉山口管道运输到中国的。也有可能从哈萨克斯坦西部地区供应石油，因此在阿塔苏建设装卸台，接收来自通过铁路运输的石油并转运到阿塔苏一阿拉山口管道。

该项目由哈萨克斯坦TransOil公司与中国CNODC公司(中石油的子公司)合资来实施，双方分别各占50%的股份，到2011年，这条干线将延至独山子以及将增建运送天然气的支线。

六、中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建设中的“东西伯利亚一太平洋”石油管道对中俄能源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该管道设计能力8000万吨/年，将从泰舍特(伊尔库茨克州)铺设到斯科沃罗季诺(阿穆尔地区)、再到科济米诺(滨海边疆区)。2009年。俄中石油项目谈判结束：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及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签署的协议涉及：

建立石油管道斯科沃罗季诺一俄中边界(离中国边境城市漠河67公里);延伸到大庆(大约960公里)，预计2011年1月俄罗斯公司开始向中国供应原油-中方向俄方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每年5%的利息(150亿美元贷给俄罗斯石油公司，100亿美元贷给俄罗斯石油管道公司);俄罗斯长期向中国供应石油(每年1500万吨，为期20年)。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了在天津建立炼油厂的协议，将于2010年启动工作，该项目投资成本将达到30亿美元，本协议还设想在中国建设300至500座加油站。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方银行向其提供60亿美元资助收购尤甘斯克石油气公司，未来用供应石油的办法来偿还中国的债务，俄罗斯石油公司承诺到2010年供应4488万吨原油。

中国公司联合俄罗斯石油公司参加东方国家的拍卖，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强了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的关系，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中石油买下俄罗斯公司公开发行的5亿美元股票。

为了出口石油到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需要改造和扩大鄂木斯克一巴甫洛达尔一阿塔苏的管道运输能力。现已完成从哈萨克斯坦阿塔苏至中国阿拉山口的管道建设.本管道长980公里，起初的年运输能力1000万吨。该石油管道将扩展到新疆的炼油厂，以及中国内陆省份，运输能力可能增加到3000万吨。

因此，中国计划到2010年从外国增加一倍以上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量以满足国内需求，中国将不得不加强在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方面的努力。但无论是自己的有限资源还是每年进口l亿吨的石油仍然是不够的：据估计，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企业没有完全运行生产就是因为缺少燃料。另外，随着许多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数百万人把自行车替换成消耗汽油的汽车。因此，中国将大大增加来自世界所有可能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