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倾一时的窦宪几乎毫无抵抗之力的败亡，原因确实是窦氏家族虽然官爵显赫，但实际并没有真正控制住京师禁军。但不同意用汉朝“禁军真正的主人就是太监”来解释窦氏家族为何没有控制住军队。

汉代宦官集团虽然也是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直接责任者之一，但汉宦与同样著名的唐宦不同，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实际更接近于明代宦官，基本是皇权的附属和打手，本身并没有坚实的独立权力基础。整个两汉直至十常侍打破汉代政治斗争规则，不顾在位的是幼帝，摄政太后与外朝实为一体的基本格局，诱杀大将军何进，导致禁军高级将领们直接血洗宫城为止，禁军的主人只有一个：就是皇帝。两汉只要是成年的皇帝，对禁军就都有绝对的权威和控制力。

两汉有以外戚“持戟宿卫”的政治传统，皇帝更替新帝登基或成年后，重用自己的舅族为执政是惯例，两代权戚之间交替时，就有可能发生矛盾，比如窦氏梁氏就是拖延甚至是抵抗的典型。这时新帝往往就通过自己最贴身的部分宦官，向禁军下达动员，消灭旧的权戚。这之中，禁军不是对宦官敬畏服从，而是对皇帝，对皇权敬畏服从。证明就是，两汉“宦官铲除权戚”的戏码，都发生在皇帝成年时。而当在位皇帝年幼，众所周知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志时，“禁军真正主人”的宦官们却是不敢和权戚们摊牌对抗的。唯一这么做的十常侍，结果就是尽管成功杀掉了权戚集团的首领，宣布掌握中枢，但立即遭到了禁军的反扑，整个宦官集团几乎都被诛杀殆尽。

两汉这种政治运作机制的制度保障，奥秘在于京师禁军的来源一直坚持“良家子从军”的原则，服役待遇以当时的条件来说，也相当优厚。而从西汉初的长安南北军起，京师禁军实际一直起着国家军校的作用，禁军中下级军官依制度就有着比较顺畅的升迁通路。这样，禁军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卒，在心理上和实际利益上，最终的效忠对象都是国家最无可争议的代表——皇帝，对一时佩印掌军的大将军、将军们的服从，也只因为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授权。这种状况已经接近于近现代的军队效忠制了，但由于可以理解的思想局限性，汉禁军也只能走到“只效忠皇帝”这一步。

由此自然，当皇帝直接与大将军、将军们发生冲突时，禁军便会毫不犹豫的转而服从代表皇帝直接权威的宦官们。只有当人人都知道皇帝年幼，不可能有自己的主见，而摄政的内外朝又公开分裂时，禁军集团才会迷茫，疑惑自己应该第一效忠的对象为谁，禁军高级将领们才可能趁机自己左右禁军的刀锋杀向何方。然后……汉朝的太阳就开始落山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一些有识之士站了出来，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少人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身居要职，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宪，他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26年，因为表现出色，博古被组织上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也正是这一次留学经历，让他后面的人生出现巨大转折。

博古来到苏联后，学习成绩很优异，期间也认识了王明、张闻天等日后的大人物。1930年，博古回国参加工作，作为喝过洋墨水的高材生，他很快受到重用，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第二年，王明远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年仅24岁的博古成为了临时中央总负责，一跃成为了党内头号人物。

当时因为顾顺章等人的叛变，中央决定迁往苏区瑞金，博古也自然而然地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只不过博古没上过军校，也没实战经验，根本不会指挥部队，于是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军事顾问李德身上。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博古李德等人照搬照套，不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红军进入贵州后，于1935年1月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博古被取消最高领导权，但他仍然被允许列席高级会议，并且随军长征到达陕北。

遵义会议刚结束后，博古想不通、有情绪，后来看到红军转危为安，便积极支持主席的工作。而他也认清楚自己的定位，转而从事擅长的宣传教育领域，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只可惜的是，1946年4月，博古乘坐的飞机失事，他本人也壮烈牺牲，年仅39岁。

博古早期的人生无比辉煌，一度掌握了最高领导权，但他后来却因为走了弯路，饱受诟病，逐渐变得默默无闻。但鲜为人知的是，博古有一位胞弟却很厉害，他以两根金条四处打拼，一手创建了华润集团，晚年甚至成为正部级领导，此人就是秦邦礼。

相比于哥哥博古（秦邦宪），秦邦礼早期并未走上政治道路，他14岁辍学，来到一家钱庄当学徒。不得不说，秦邦礼做生意是把好手，他为人精明能干，点子多，备受老板器重。当时博古的仕途扶摇直上，成为了我党重要领导人，他想让弟弟秦邦礼为革命做些工作，于是把弟弟引荐给了陈云。

陈云是经济方面的专家，他也十分看好秦邦礼，后来甚至把两根金条给秦邦礼，并且郑重地交代“中央能给你的钱只有这么多，你自己看着办，中央将来的经费大部分要靠你。”秦邦礼不负众望，他拿着两根金条开了家米店，逐步盈利后又开了糖坊、家具店等。在他的经营下，店铺生意十分红火，秦邦礼一边赚钱经商，一边也为党打掩护，护送了李德、陈赓等一大批重要人物前往中央苏区，贡献很大。

抗战爆发后，秦邦礼受中央所托，来到香港经商，创办了“联合行”。他再次展现出超凡的经商头脑，与外国人的生意十分火爆，大量的物资和经费也源源不断送往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里。香港沦陷后，秦邦礼短暂回到了内地，解放战争时期继续回来经营“联合行”。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盈利额也不断增加。然而秦邦礼并没有忘记理想信念，为了表示一颗红心，他决定为公司改个名字，并且向中央报告，最后新的名字定为“华润公司”。“华”代表着中华，“润”则是取自于毛主席的字“润之”，秦邦礼成为了首任董事长。

现在的华润公司大家都不陌生，是著名的世界500强企业，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秦邦礼可谓是功不可没。建国后，他本人也历任对外贸易部计划局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属于正部级干部，令人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