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施琅大将军》制片方拍这个是为了宣扬爱国主义，借古喻今，替中央向人民展示大统一的决心，暗示那些台独分子再找抽的话，有可能会在不得以情况下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可是拿姚启圣当男主角说事都行，不知道怎么想的竟能把那个争议颇多的施琅从坟墓里拉出来演这一出。就是金老爷子的《鹿鼎记》都没这电视剧离谱。
　　且不说那剧情忽悠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且不说那漏洞百出、生拉硬扯的细节地方，单施琅人物形象的定位，实不该定在正面的位置上。说好听点他是当时那啥啥的鹰犬，难听点说他不是“三姓家奴”也是“贰臣”！
　 因为施琅最初是明朝的将帅，后来叛降了。换句话说，他和吴三桂、洪承畴是一路货色。不过吴三桂晚年想当皇帝，又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闹腾，洪承畴的下场就“菜”了许多，被清廷奚落为“贰臣”。啥叫“贰臣”？就是乾隆皇帝说的“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一臣侍二主，大节亏透了。即使满请入关现在公平定义为异族入侵，施琅虽不是汉奸，也绝不是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
　　就事论事，结合时代背景，史书上说施琅“有识度，膂力绝人”，可惜为人偏狭：出身上，在崇祯十年，十七岁的施琅跟着明总兵郑芝龙（郑成功他老爹），在他手下当千夫长。后因剿捕山贼有功，年轻轻的就被封了将军。“习距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气节上，施琅却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自顺治三年，清军打进福州时，他就跟着顶头上司降了清军。后成为历史上因充当“嘉定三屠”中刽子手而被清廷提拔为江南巡抚的李成栋麾下一员。只是李成栋后来不满清廷待遇，得闻江西提督金声桓在闹事，就也趁机剪辫改装，在广州用南明永历年号扯出“反清复明”的大旗，而施琅因不满李此行径，便率部离开，赶向潮州。还在潮州跟李成栋手下的健将郝尚久打了一仗，“（施琅）踞守阅月突围出，且战且行，连日夜间关险阻。”等突围出时，就剩下几十个人了。在施琅走投无路时，有一个人听闻他受困于黄岗，便特去率部去接纳他。那就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可以说，郑成功对施琅有救命之恩。谁知施琅因和部下不合，违背郑成功令擅杀郑氏旧将曾德，惹国姓爷发飙砍了他父兄的脑袋——那是因为这厮提前得信儿，逃出了台湾。“去安平投施天福依(郑)芝豹（郑成功的叔父），求为排解”(见江日升：《台湾外纪》)。然后就死心塌地跟清朝一心干了。
　　可见施琅辅佐康熙打台湾，多少就是为了报家仇。关于他日后攻入台湾，没有为难郑氏一门，也是另有原因的.就是那个有名的郑克爽，在《鹿鼎记》中被妓院出身的韦小宝整得半死不活。实际上他登位时才十一岁，朝政多由岳父“忠诚伯”冯锡范把持。在康熙二十年，郑克爽就致书清廷，"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但康熙没有同意。在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精兵2万、战船300只在澎湖大败刘国轩，郑军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十三岁的郑克爽决意投降，他向施琅提出了“三不伤”的请求：“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在得到施琅的允诺后，郑克爽便上了降表，向清廷自愿称臣，表示以往对抗是“稚鲁无知”。被康熙封为“有名无实”的正黄旗海澄公，一生软禁在北京，晚年过的很凄惨。所以，“放过郑氏一说”并非如剧中把施琅形容得跟焦裕禄似的那么简单。

他投降清朝后全家被杀，还封侯拜将

　　澎湖之战后，施琅驻扎澎湖期间，严格约束军队纪律，清军纪律严明、并不扰民，“王者之师”形象深入人心。同时，台湾的郑氏政权，虽然曾武力抗拒统一，但澎湖之战后他们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归附清朝，使得双方避免了更多死伤，所以清政府对他们采取了宽容政策，甚至对于部分投降官员，给予信任而加以重用。此外，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通过采取轻徭薄赋、稳定台湾人民生产、生活秩序等方式，实现了统一之后台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宁。

　　在施琅率军正式进入台湾本岛之前，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向台湾兵民发布了“安抚输诚示”，提到：“军纪素严，秋毫无犯……本提督言出金石，决不尔负。”施琅进入台湾后，践行了他的承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在“谕台湾安民生示”中提到，此次清军入台，所有粮饷皆取自等内地，不用台湾百姓供应，只有日常食用的蔬菜需在台湾本地采购，但“照依民价无亏，断不许借称官办应用、一丝一毫侵取民间”。施琅还禁止台湾百姓为清军犒军，“诚恐乡社保甲沿袭故套，各自派办劳军之费，致扰民生”，并申明如有地方官员敢筹办犒军，将严惩不贷。此外，施琅还规定：“官兵不许占住民居，弁目不许包贌乡社……糖蔗民间物业，严禁兵丁混折。”确保了军队不扰民，与民相安，赢得了民心。

　　澎湖之战后，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台湾。算上招抚时间，清政府共计耗时两个月便统一了台湾。这一局面的实现，除采取了正确的和政治策略外，也同郑氏政权当权者能顺应形势、归附清朝有关。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等人没有选择在台湾本岛负隅顽抗，避免了更多的战争和牺牲，如刘国轩“决意倾心，以生死听命于朝廷，免贻害生灵”。也因此，清政府在统一台湾之后，对郑氏政权官兵采取了优容的政策。清政府一方面命郑氏家族和郑氏政权的权臣迁徙到北京，使他们安居；另一方面对于郑氏政权四万多普通士兵，施琅建议让他们愿入伍或归农，都各听其便。此外，对逃至台湾的明朝朱姓宗室人员，清政府也予以了安置，让他们在附近各省安插垦荒。此后，清政府授郑克塽公爵，授刘国轩、冯锡范伯爵，而力主降清的刘国轩“更叨天津总兵之任”，成为一方大员，可见清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和宽容。

　　战后善后之策，重在安民和休养生息。早在清军攻克澎湖之时，施琅便出告示，规定澎湖地区百姓“蠲三年徭税、差役”，以恢复澎湖经济。施琅率领的清军入台之后，“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壸浆迎师，接踵而至”，之后，施琅赐给他们衣帽、布匹等物，台湾汉人和少数民族“咸皆欣欢踊跃”。此后，施琅规定：“樵苏采捕，载运米谷蔬菜，出入港澳，均听民便。”确保了台湾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外，清政府还免除了台湾地区的正赋和杂饷，有助于战后民生的改善。统一台湾之后，清政府在台湾设府、设县，并设一万绿营兵驻防台湾本岛和澎湖，标志着清政府在台湾行政和军事管理的体制化。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台湾地区经济继续发展、民生继续改善，即如乾隆、嘉庆时人所评价：“台湾雄峙东海，横亘千余里，土田膏腴，家多殷实。”可见彼时台湾地区已为清朝的富庶之区。到光绪朝日本侵占台湾之前，“台湾银米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

　　清朝统一台湾既是出于历史原因，也是源于现实需要，避免了台湾被进一步割据化，也换来了清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安全稳定。同时，清前期国力强大、君臣团结以及台湾地区的内耗为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和契机。清政府在统一台湾时，恩威并施、剿抚并用，善用人才，积极争取台湾民心，使得以较小代价实现了对台湾的快速统一。此外，清政府还十分重视统一台湾之后的善后工作，实现了驻军同台湾民众的和谐相处，妥善安置了台湾郑氏政权的投降势力，促进了台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的较快恢复，为此后台湾地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