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期货公司-中期的创始人。    从青年学者到员，再变身最大期货公司的老总，一直以来，田源都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

中国目前最大期货公司-中期公司创始人。
1954年出生于河南开封。
20岁入伍， 21岁入读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3年调入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1988年起主持了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现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试点准备工作。
1992年组建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现为中期公司董事长，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    有人说，田源之于中国期货界，十多年来，他一直扮演着不一般的行业领袖角色，除了因为他是中国目前最大期货公司的掌门人和创始人之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田源更是这个行业的直接推动者，这段历史要从田源1986年的一次美国之行说起。
　　田源：在纽约期货交易所，他们给我介绍，这个交易所是干什么的，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后来有一个总裁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演示，当时幻灯打到墙上，那个演示幻灯里面有几条曲线，她解释这个曲线，说我们这个交易所在世界上有一个发明，发行了石油期货，发行之前石油价格波动很大，给石油商带来很多风险。大家研究后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石油期货，通过买卖期货来把价格锁定，把风险锁定；同时，对市场本身也有好处， 她说你看这曲线前边这一段呢，波动比较大，后面这段比较小，为什么呢，由于石油价格波动比较大风险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德克萨斯的原油期货，这个期货可以让大家前来交易，交易的结果就把市场价格波动摊平了。
　　那时的田源在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研究商品价格，1985年，中国陆续放开了原来计划定价的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开始剧烈波动，但国家制定的控制物价的策没有太大的效果，农和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在纽约期货交易所听到的故事一下子触动了田源。
　　田源：回来之后，我做了一番研究，包括又到香港、日本，我发现期货市场很大， 并且市场里面有农产品，有金融产品，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农产品的期货，包括芝加哥市场已经做了一百多年了。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由于有这个市场，它对于农、粮食供应商，还有对贸易商，包括对做投资的人都非常有用。大家觉得这个市场能够创造一种工具，来回避风险，同时还可以作为投资，所以我回来做了一番研究，研究完了之后，当时就有一个念头，我要把这个概念，要把这种机制引进中国。
　　接下来，我们把研究计划装进了整个发展研究中心的计划，然后报给了当时李鹏，李鹏很快就批下来了。我印象是10月份批准下来的，好像是10月28日。李鹏专门在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上，用红笔划了一道，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写给当时我们发展中心主任马洪同志，要他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
　　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及试点正式开始了。田源是研究小组组长，他们准备选几个省作试点。
　　田源：选的这几个都是农业大省，为什么选吉林作试点呢，当时玉米波动比较厉害，我们希望吉林作玉米的期货试点。为什么四川也选呢，因为四川是我们国家生猪的生产大省， 而那个时候生猪价格也是波动得很厉害的，芝加哥有生猪期货，我们希望四川提这么一个方案。河南是小麦主产区，芝加哥的小麦期货一百多年了。北是稻谷的主产省，所以，选了这四个省，我都是根据交易品种来选的省。
　　然后召开了这次会议，定了一件事，就是选定了郑州作为试点城市。现在，第一个期货市场在郑州，就是那次会议定的。那次会开得非常有意思，就这四个省的省领导、省委领导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啊，感觉差别很大。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来参会的人的多少和级别的高低，二是体现在准备的情况上。我印象中河南省来了八个人，大概跟我老家在那里有关系吧，我跟他们讲得比较多一点，他们也比较有感觉，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河南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他叫杨昌济，当时是省副秘书长。我们把这个试点准备工作交给他以后呢，我跟他谈过一次话，杨昌济副秘书长非常有感觉，他是上海人，他跟我讲了一段话，他说，他爸爸过去在上海，就是做期货的，这是个好东西。
　　或者因为不够重视，或者没有协调好，吉林和四川都早早地退出了这次竞争。
　　田源：北省来了两位同志，一个是省里的，一个是武汉市的，当时武汉是计划单列市。首先是武汉市粮食局的一位同志发言，说武汉是九省通衢，是大米的集散地，所以希望搞一个大米期货交易市场。可是，武汉市的这位同志话还没有说完，北省的那位同志就说，武汉有什么资格搞大米期货，大米都是北省生产的，要搞也要北省搞，不能武汉市搞，所以，他们俩当时就吵起来了。后来，我们那的杜岩同志当时就生气了，说你们北的武汉的回去协调去，你们协调好了再来，这次不考虑你们了，结果他们被“”了。
　　1990年10月，郑州商品交易所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场试点。
　　田源：当时还不叫期货市场试点，因为当时反对力量比较多，只说可以搞期货市场试点。当时叫中央粮食批发市场，引进期货机制，搞期货试点，但是还不能用期货市场这个名字，却是搞期货。
　　期货市场试点确定下来之后，田源重回美国，用了一年的时间学习，并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进行访问研究。在异国的海风里，田源萌生了一个梦。
　　田源：我在美国时就下了一个决心，回国后就不再从了，回国后就去做企业，我相信中国的期货市场已经诞生了，就像一个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想我要办一个期货公司，而且要办一个带国字头的期货公司，我还要在芝加哥买一个席位。
　　回国后，田源开始筹备成立期货公司。此时，他已经是国家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按规定，从商者不能从。
　　田源：我去请示柳部长，柳部长特别开放，说反正你将来是要下去做企业的，这样吧，就把你的司长先免了，对外不宣布，你还是继续做，把部里的事情先办完。你可以先注册，部里给你出个文，已经免了，去做法人代表。
　　主持人：那批文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呢?
　　田源：拿到批文是1992年10月份吧。
　　新中国第一家期货公司——中国国际期货经纪公司就此诞生。公司注册资本金5000万元，田源出任董事长。
　　田源：我们下的第一笔单就是伦敦铜。我觉得我们是国际期货公司，确实很国际化，第一笔单子就做了国外的。 大家特别高兴， 因为第一笔单意味着我们有了第一笔收入，我们前期所有的工作都成了，就像我们的卫星上天了，上天又收回来了。
　　从这笔伦敦铜的交易开始，田源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中期很快成为美国三大期货交易所的会员。
　　田源：大概在我们成立公司一年后，我们就成为美国芝加哥交易所、纽约交易所的会员，买了席位，这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这么快就站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中期一时占尽风光，前途也似乎一片光明。 不过，十年后，人们却读到田源这样一段沉重的表述：中期公司的创业者们从国外带回玫瑰般的发展梦想，但是，现实很快无情地将公司置于近乎绝地的境况，从期货分支机构，到亚布力风车山庄，几乎每个下属机构都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中期总部更是长期面临无常的各种巨大的风险。有许多重大教训至今仍然刻骨铭心，其代价之高，处理之难，为新兴公司所罕见。
　　那么，田源到底经历了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萌生的中国期货市场，头几年发展迅速，1992年到1995年，全国的年交易量从3000多亿元猛增到10万亿。中期赶上了好时候。 
　　主持人： 1992年中期正好赶上扩张期，这时也是中期业务最辉煌的时候，听说业务多得好像每天开一辆奔驰进来。
　　田源：比较好的时候，手续费收入，就是四五万美金吧，一辆奔驰也就是三四万美元吧，确实是一天进来一辆奔驰，有过这样的日子。事实上，我们公司的服务做得最好最多的时候，一天手续费的收入超过140万元。当年，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董事长曾经考察过我们公司，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句话：我可不可以买你一部分股份?这就表明他对我们的一种称赞。
　　中期公司从一亮相起就是中国期货业经纪老大， 此时更借着好时机迅速扩张，在全国设立了18家分支机构，公司也由最初的6个人发展到1800名员工。 不过，分支机构急速膨胀的背后，却是不断积聚的风险，1995年的一天，田源突然收到某分公司自营仓位巨额浮亏的消息。
　　主持人：当时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田源：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呢，我非常吃惊。第二个直接的感觉，是我一定要到现场去，就是去现场亲自处理。那么，到现场之后呢，我看到情况应该是非常严重。
　　主持人：当时是什么状况?
　　田源：也就是说头寸还飘在那边，这个就类似中航油。所以，我对中航油这次事件是特别有同感。这个时候，实际上面临着什么样的决策呢，就是出问题的这个直接责任人， 他们的感觉跟市场的反应都是相反的。
　　这次危机，足以毁灭整个中期公司，田源面临的是一次生死抉择。
　　主持人：当时你是怎么下的决心?
　　田源：我当时根据各方面判断，认为必须尽快出场，但是，我们负责操作的这些人告诉我：不是这样，董事长，马上市场就反弹。因为我们已经亏损了，如果你斩仓，浮亏就变成真实的亏损了。一刀下去，就几千万元啊!我想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这种经历。比如说，明知道已经亏损了，还要继续亏损，眼看着还要越亏越多；但是，那些有关的人给你报来的信息都是可能市场要反过来，也就是说本来是跌的，他还觉得涨，他给你报的完全是相反的信息，而且会给你讲很多很多故事：说这个公司要进来，如果这个公司进来，市场马上要反弹。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影响你的决心。就是你本身作为高级领导到现场的时候，要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很清醒，不能受他人左右。但是，你处在这中间心里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万一你这时候斩仓了，斩完仓以后，市场回来了，他就把责任全部推到你身上。 也就是说，我告诉你马上要反弹，你还要斩仓，这个亏损就不是他们的责任，而是你的责任。这个时候，所有人的心态是什么呢，希望你拿更多的钱来，就是一只羊不够，你再扔几只羊进来，这感觉真是落入虎口的感觉啊!　　在这异常恐慌的关头，田源很快冷静下来，处理了大部分头寸，将剩余的头寸留给该营业部经理，由于不愿意认亏出场，该经理后来继续加大筹码，以期能够逆转，但是市场无情，浮亏继续扩大，田源第二次到达现场。
　　田源：我要求他马上处理掉，马上斩仓离场。当时，我们发生了冲突，他不同意，我就拍了桌子。我说我是董事长，我说的话金口玉言，你今天必须给我处理掉，否则，我今天立即撤你的职。我们这位同志说，那行吧，你是领导，我听你的，执行吧。 后来证实了，如果不处理掉，还会继续增加亏损，因为整个市场做错了。
　　主持人：那次到最后总共亏了多少?
　　田源：应该说资本金都亏完了，多于5000万元。
　　主持人：当时是否压力特别的大?
　　田源：也不能说特别大，我只是感觉到这是一种责任。就我要做的这事情，目的是为了避免再增加几千万元的损失，而不是再造成几千万元的损失。所以，就我们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我定下的天条是坚决不许做自营。
　　1994年， 国家出台不允许做境外期货的规定，中期不得不卖掉了在美国的三个席位。不过，客户还可以做国内的商品期货，而国债期货也渐渐火。
　　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327”违规事件发生，导致国债期货市场被关闭。之后， 大量资金集中到商品期货市场 。从1995年到1997年两年间，胶合板、郑州绿豆、苏州红小豆、海南天然橡胶等品种相继发生投机操纵事件。
　　期货市场也因此被大力整顿。
　　田源：朱对这个市场很有看法。他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整顿这个市场，大刀阔斧砍掉了90％的经纪机构，砍掉了95％的交易所。可以说把这些毒瘤啊，不规范的都砍掉了， 所以使今天的期货市场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第二件事情是通过了《期货市场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就像真正的出生证。在条例出台之前，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流传全国。是这样说的：现在期货市场问题很大。我有一个香港朋友，我问他，你们香港人怎么看期货。我的朋友讲，说你要恨谁，就让他的儿子做期货。　　清理规范的结果是，期货交易所由50多家撤并为3家；2800多家期货公司减少到180家；交易品种从35个压缩为12个。有关期货市场的系列法规终于出台，整顿取得成效，但市场也元气大伤 。2000年交易额1.6万亿元，只有鼎盛期的一成。
　　田源：我们开始调整瘦身，调整员工，从1800人减少到600人，最少到400人。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增资扩股，从5000万到1.5亿，再到3个亿，从3个亿到6个亿。 要上市，要增资扩股私募。
　　对田源来说，他的麻烦不仅仅如此而已。当时的他还有一个巨大的拖累，和许多早期的证券公司一样，那时的中期除了做经纪业务外，也涉足了实业投资。 1995年前，投资的亚布力滑雪场项目没有收益，但一年要付上千万元的利息。
　　主持人：当时投资了多少?
　　田源：当时投资了3个亿吧。
　　主持人：3个亿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田源：就是我们自己的盈利包括融资，一部分盈利，一部分融资，一部分资本金。
　　主持人：主要靠哪部分?
　　田源：主要靠融资。最多的时候一年光资金成本就需要2000多万元到3000万元。 现在一年还要付1000多万元利息。
　　主持人：你是不是认为那是你的投资失误?
　　田源：那个事情，也不能用投资失误一句话来表示，现在要是让我做，我肯定是不做的。这是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个领导，他到那滑雪，看中了这块地方，我们想在那个地方投资3000万建立一个好的滑雪俱乐部。 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去承担建设一个运动员村的任务，这样比较大的任务，应该是承担的。当时，有一个咨询公司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个报告给我们一个特别乐观的数字。 第一年我们就能收入大概两三千万元， 第二年三四千万元，第三年就五六千万元，第四年就七八千万元。一个特别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我现在还留着，经常翻出来看。从此，我就不再相信任何可行性研究报告。
　　主持人：您最难过的一天是一下子借不到2000万元?
　　田源：对。本来银行答应借钱， 已经说好了，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只要我的钱打进去他就还给我， 然而我钱进去以后，他突然变卦了，还跟我说这钱批不下来。就等于他骗你， 你这时候有一种愤怒。说好的，他却把我钱骗回去， 所以不是有客户骗贷，银行也往往会骗。作为他来讲呢，把风险降低为零。但把我的风险升级为一百，所以我说这人是骗子。
　　主持人：最后你是怎么借到的?
　　田源：当然是找我其他公司的朋友。这个借可想而知就难多了。一般来说，没有雪中送炭的，都是上添花，当你最困难的时候， 就发现你那个关真的就是过不去一样。但是也还好，我这人有贵人相助。我命好， 一生遇到的困难特别多，都过去了， 我这人命比较硬。
　　2001年，中国期货行业结束长达六年的低迷，开始复苏。田源则在其后重组旗下八家分公司，准备组建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上市。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未能实施。
　　田源：只要三年，到今年就可以上市了。等到最后一天，告诉我们没批下来。客观上来讲，这件事情需要两个方面的突破才能办成。就是说我们中期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在市场上的总体份额比较大。同时，我们每一家分公司在每个市场上的份额都比较大。当时，有一个规定，一个公司在一个品种上的持仓不能超过15％。那么，我们原来是几个独立法人，都不会超过这个比例，但是我们要是合在一起了，那肯定超过。但是，我们并不是由于合在一起才超过的，原来是八家公司，八合一了，就应该是形式的转换，没有任何实质的变化。我的客户还是这些客户，交易还是这样的交易，所以，我突破15％的限制应该说不是属于违规行为，而是说明这个制度本身，我们的改造改制和你那个改制发生了一个衔接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没有通过。不符合持仓限制的要求。
　　主持人：您一路走过来，对中国期货行业的现状怎么看?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您认为现在这个行业有什么问题存在?
　　田源：这个行业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行业的整体运行规则和国际同行的运行规则相比， 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二是期货公司整体上是一个弱势群体， 就是期货公司的意见和要求难以得到上面的理解和支持。美国最大的期货公司，它的资产是50亿美金，它一年的利润是2亿美金。 我们中期公司算比较大了，注册资金才不过6亿人币， 也不过是7000万美金，人家一年的利润就2亿美金。
　　这正是田源所担心的，国外期货公司已经在虎视眈眈，留给国内期货公司的时间还有多少呢?
　　田源：我认为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期货市场也许能够发展起来，但是就会像有的行业一样，如胶卷行业，一定程度上的零售业，一定程度上的中国投资银行，甚至包括基金行业，未来也许都是外国人的天下。 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不用很长时间，就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我最最担心的。
　　如今的田源，把自己比作长跑运动员， 直面现实虽然免不了有些忧患， 但他说不会放弃。
　　田源：从我的想法来讲，我在有生之年， 肯定是要把这家公司搞上市的，我一定把它送上市，就像送孩子上大学。

　　田源绝对是最适合上电视的嘉宾，他风度翩翩，表达流畅，经历丰富，故事生动，所以，我们的采访做了近四个小时，从上午10点多开始到下午2点，采访完后不能马上去吃饭，还要拍空镜素材。摄制组把这场采访称作是《资本人物》栏目组最经典的一场“饿”战，因为，不但所有人都饿得不行，最要命的是差点没磁带，3个小时一盘的磁带用掉三盒!也是创纪录的一次!
　　田源无疑是中国期货界的标志性人物。中国期货业从无到有，他从发展研究中心的青年才俊到中国最大期货公司的掌门人，经历了所有中国期货人的忧喜悲欢，这就是他吸引我们这个节目的地方。
　　田源的访问是刘鸿儒促成的，刘是个热心人，真的很感谢他。
　　田源：我是1983年到北工作的，在发展研究中心，那时候叫价格研究中心。当时的中央领导已经明确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当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价格改革。当时商品都是来定价的，小到一盒火柴，两分钱的火柴定价权是在。大到大宗商品，我印象当中最大的设备就是汽车，就是解放牌汽车，大概那时候价值是三万多块钱，从两分钱的产品到几万块钱的产品都是由国家决定的。当时就调不调高火柴的价格，我参加的有关的的会议就三次。第一次否定了，不能调。为什么不能调？火柴关系国计生，宁可国家补贴也不能调整。当时要调一分钱，因为两分钱的火柴价格，火柴厂都亏损，火柴厂都不愿意生产。因为它成本是三分钱，而国家定价是两分钱。调整价格是决定的，定价权在。所以领导讨论说，我们宁可补贴也不能调价，花钱买稳定。所以第一次就否定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买不到火柴。意见很大，就又讨论，这次讨论还是不同意。因为它两分钱涨到三分钱，影响面太大，还是不能调。这时候火柴厂想了办法，把火柴改包装。原来的火柴，大概是一盒一百根，两分钱。后来火柴厂生产新品种，一盒20根。这20根是大的，大的火柴就得重新定价。一盒就两毛钱，两毛钱买20根，它以后就不生产小火柴。只生产大火柴，所以市场火柴更加紧张。于是到最后没办法，又是经过同意，才把火柴价格从两分钱调到三分钱。
　　说，中国的宋代王安石就搞过期货  
　　田源：争论一直说是应该有，主要大家觉得这个期货市场好像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而且中国没有条件搞期货。很多人都有这种观点。这个事情断了，就搁到一边了。到1990年的5月份，那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那时候的通货膨胀率百分之十几。中央当时关心重点是怎么解决通货膨胀。李鹏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我参加这个会议。大概有七八个人，这些人代表不同的部委，向汇报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我是代表发展中心参加这个会。别的同志发言的时候，都是讲治理通货膨胀要采取货币策、财策、产业策等等。轮到我讲话，我当时跟李鹏提出新的观点。我说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粮食和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这些产品价格实际上不光是上涨也下跌，波动非常大。我觉得治理通货膨胀除了用传统的办法之外，还要尝试新的办法，比如说期货市场。发展期货，就是能平移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一种新机制。我说我们发展中心和体改委已经研究三年了，报告也打给了。我讲完之后，李鹏就插话说你讲得对，期货是个好东西，宋代王安石就搞过期货。那时搞过青苗法，庄稼还种在地里，粮食就卖出去，价格就定了，我觉得中国应该要搞这个，这个是好事。李鹏当时就表了个态。这样我们就算摸着底了，同意搞，这样我们九个部委就联合打这个报告给，就批了。
　　武汉、四川、吉林错失机会
　　田源：后来武汉市的好几任市长都问我这个事。因为我是武汉大学毕业，说怎么没选到武汉，跑到河南去了。我说这是你们当时的省市矛盾。四川也挺有意思。第一天开会，非常有信心，说我们四川要搞生猪期货。来了两个人，但是第二天一开会，就变卦了，说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四川这次就不参加了。我觉得挺奇怪的，让我们的同志去打听一下，他们是为什么意见这么大反差。后来我们这同志告诉我说，有一个部委是管四川的生猪补贴的，那天晚上把四川参会的人找去了，吓唬他们，说期货这个东西，你们不要跟他们瞎搞。如果你们搞了这个东西，将来我们取消对四川的生猪补贴，把他吓坏了。所以四川自动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就这样失去了。吉林来的一位同志对这个事情，个人很积极。但是还没有向领导汇报，领导没有态度。所以我们请了四个省的来，当时大家的认识水平都是非常非常低。如果说有先见之明，或者有这样眼光的，跟我们合拍的，就是河南。
　　做交易所就是打工的，会员才是老板
　　田源：我到美国以后，认识了很多期货界的人士。包括交易所的，包括期货公司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美国是会员制。交易所是会员来管理的，交易所的管理员是给会员打工的，会员是老板，交易所是打工的，美国期货业就是这样的。大的会员，在交易所里面交易量非常大的、知名度非常高的会员，都特别有地位。所以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当时不去做一个交易所的总裁或者交易所的理事长，我说我在美国学习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做交易所就是打工的，会员才是老板，所以我愿意去做会员。
　　田源：市场就像一个壶或者像一个水池子，当水下降的时候，最难受的不是那些小鱼，是那些大鱼，因为这些大鱼很难翻过身来。整个期货市场的规模从十万亿萎缩到一万亿时，作为第一大公司，在这市场里面我们真的是非常难。水干了，你这条鱼就在那个稻田上跳来跳去，真的就是这个感觉。那时候特别希望下雨。有点水，你就可以活过来。所以到2000年是我们谷底的时候，我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到处找钱，找人家借钱，借钱的滋味很难受的，一般情况是你没有钱的时候借不到钱的。你要靠面子，靠朋友，你要忍受人家很多的不理解，甚至一些攻击，一些很难听的话你也得听。
　　人的一辈子幸福的三条标准 
　　田源：我们那儿有一个搞培训的人，是香港一家期货公司的经纪人，说人的一辈子怎么才能算是比较幸福。三条标准：第一条标准就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第二条标准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老板。也就是说，有很多老板很差劲，虽然说职业还行，但是老板很差劲，下面打工很难受。第三要有一份好的收入。前两条都有了，职业挺好，老板也不错，钱太少，不能养家糊口。所以必须把这三条凑在一起。所以后来人家就问我，我们的公司能不能做到，我说我们一定会做到，我说面包会有的。实际上当时我们就是说，期货这个行业定下来了。不错，我认为我也是个很好的老板。收入呢，我讲面包会有的，那我们自己要把它干出来。
　　焦虑的时候，你的智慧就接近于零
　　田源：我在公司从来都是把希望带给大家。你要真的是解决不掉了，比如说你自己觉得已经无力来支持这个事的时候，那我想你精神肯定垮了。我自己在国外的国内的市场上遇到过非常多的事，一遇到困难，精神上自己还是很强健，相信自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信心从来没放弃过。另外一方面，我自己还是比较冷静，遇到事，我会想一想，要是实在一时处理不了，就放一放。往往就是在你非常焦虑的时候，你的智慧就接近于零，这时候怎么解决？你就不去想它了，放下来。我的一个领导告诉我，他说你愤怒会使智慧降为零。其实焦虑和愤怒都会使智慧大幅度下降。这时候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它放下来，休息休息。然后你找人聊聊天，使自己的情绪回归正常。这时候人的智慧就回升，回升的时候，办法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