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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及可持续发展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1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资源和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经济大系统中， 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 资源不仅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而且是经济发展的直接 投入要素，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转化成能为人类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是人 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环境是人类周围一切物质、 能量和信息要素的总和， 是经济 发展的前提。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源、环境的供给。经济的发展也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影响。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 使得人们改变了生产、 生活方式，减轻了

2、空气污染、 水污染等一些环境污染问题。 同时，也使我们更加合理、更加充分的利用了各类自然资源。2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发展又是为了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即人口发展。 同时，人口 又处于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是经济发展中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环境的能 动要素。一方面，人口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 离不开人才资源。人口资源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偏低，对经济发展也起到阻碍作用。3人口和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又与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其有 着很大的影响。 人口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使资源利用合理和环境优化；

3、也可以阻 碍经济发展，造成资源过度开采和环境恶化。可见，人口对资源、 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这就要求人口本 身也应当是可持续发展的， 但又不能孤立地发展。 这是因为，离开了资源、 环境， 就不可能有人类；离开了经济、社会，就不可能有人口发展。人类生存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不顾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人口增长是不能长久的上述诸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说明，只有各方面都能持续发展， 同时也为别的方面创造条件， 人类生存和发展才能步人良性循环轨道。 因此，树 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坚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1解决人口问题首先应当继续适度控

一、令人瞠目的人口流动现象

根据5月份出版的《2006中国统计摘要》（以下简称“统计摘要”——作者注）提供的数据，2005年末全国城市人口总计5621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1929万人，增长率为3.55%。与此同时，全国乡村人口总计74544万人，比上年减少1161万人，增长率为-1.53%。我们相信，由于城市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全国5.89‰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水平，因此，在1929万人的增长数当中绝大多数属于机械增长，或由人口流动造成的增长。进一步说，由于乡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大领先城镇人口，因此，可以肯定乡村人口的机械减少数远不止1161万人。照此估计，2005年由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接近1800万人。
   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显然不可能是均衡的。遗憾的是，统计摘要所显示的2005年上海市总人口增长率仅为2.07%，北京市相对较高但也处在低于上述全国平均水平的3.01%。考虑到近年来国内人口统计数据变化较大，我们宁肯相信真实情况是大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远远快于中小城市。

深圳市人口05年激增近四成

来自深圳市的人口统计数字令人瞠目。根据深圳市政府提供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该市常住人口2005年按年激增38.52%，其中暂住人口增长49.35%，户籍人口增长10.17%鉴于深圳市当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3%，速度惊人的人口增长无疑是机械性的。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随着当地经济快速发展，深圳市一直是国内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对于深圳市2005年超常识的人口增长，我们的理解是，与当地政府当年对常住人口中的暂住人口进行全面调查登记有关。在新增的213.4万暂住人口当中，估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随深圳市2002年取消二线关后逐步形成的。不过，这依然不能改变深圳市人口激增的事实。分析表明，深圳市常住人口过去5年的累计增长率高达91.19%，年均复合增长率大致为13.99%，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平均水平。  
不过，深圳市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总体上是良性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市GDP由2000年的1665.24亿元增至2005年的4926.91亿元，5年累计增长195.88%，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11%。常识告诉我们，GDP的增长要么是由就业人口增长贡献的，要么是由劳动生产率提升或技术进步贡献的。鉴于深圳市过去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由2000年的38463元提高到2005年的59522万元，累计增长率为54.75%，仅相当于同期常住人口累计增长率的六成，因此，我们相信，人口增长对深圳市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八省市人口05年净流出2884万

    尽管统计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长1929万人，但我们怀疑这不能反映当年人口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大大低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转移速度。
与上述深圳市人口增长异常表明国内城市人口增长极不平衡的情况相对应，2005年发生在一些省市的总人口大幅减少情况也颇为惊人。其中，依据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四川、湖南、安徽、河南、重庆、湖北、广西、贵州八个人口大省（市）总人口出现大幅减少，表观合计人口减少2596万人。我们相信，如果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情况，八省市05年合计净减少人口多达2884万人。
分析表明，上述8省市2005年度总人口不仅在当年出现大幅减少，而且与2000年相比也呈现减少态势。例如，统计摘要显示四川省2005年末总人口8212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513万人，较2000年减少390万人。按照同期各年度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四川省2000年总人口为8602万人，到2004年可增长至8821万人。但该省总人口到2004年仅为8725万人。这表明此前4年同样存在总人口减少的情况。
    毋庸置疑，作为人口大省，上述8省市总人口减少是对省外特别是省外城市输送劳动力的结果。所谓人口减少，本质上是人口净流出。
分析表明，上述8省市总人口大量净流出与当地人均生产总值的地区差距存在相关性。我们注意到，按照地区生产总值计算，上述8省市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排名并不算低；但按照人均生产总值计算，均处在较低水平之列。例如，河南省2005年度生产总值为10535.2亿元，在全国排名第5位，仅次于浙江省；但人均生产总值为11265元，在全国排名第17位。安徽省2005年生产总值5375.8亿元，在全国排名第14位；但人均生产总值仅为8810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5位。其他6省市2005年人均生产总值均远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
有理由相信，人口大量流出对上述8省市经济发展总体上是积极的，不仅没有造成经济减速，反而促进人均生产总值大幅提高。以安徽省为例，2005年该省总人口净流出379万人，但当年全省生产总值按年增长幅度仍达到12.95%，由上年4759.3亿元增长到5375.8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由上年的7681元提高到8810元，按年增长14.7%。作为当年总人口减少数量最多的省份，四川省2005年净流出人口564万人，但当年全省生产总值按年增长幅度高达15.76%，由上年6379.6亿元增长到7385.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8省市2005年人口大量流出几乎全部是在上年总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四川省2004年总人口较上年增长0.29%，2005年增长-5.88%，安徽省同期人口增减变动幅度分别为0.8%和-5.28%，河南省分别为0.52%和-3.47%，湖南省分别为0.53%和-5.55%，等等。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

二、27年我国城市人口累计增长2.27倍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提供的数据，中国在公元1000年有着世界最高的城市人口比例记录，但在随后的820年当中，城市人口比例仅仅由最初的3％提升到4.4%。西欧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虽然公元1000年的城市人口比例小到忽略不计，但到1500年已大大超过中国达到6.1%，到1820年则提高到12.3%。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这一发展阶段的人均GDP仅仅由450国际元增值到600国际元，而西欧同期人均GDP则由400国际元大幅增长至1232国际元。
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总是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西欧自18世纪60年代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生产活动由手工作坊被大机器所替代，人口的快速聚集成为工业化重要的副产品。这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不断扩大工业化的外延，以城市为中心的第三产业也随之逐步兴起。最早实现人口结构城市化的西欧为英国，从1760年到1851年的9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50％。作为西欧的衍生国，美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步伐更快，在1860年至1920年的60年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了总人口的５０％。
中国的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应当说是从1978年开始的，到2005年的27年间，城市人口比例从最初的17.92％快速提升到42.99％，城市人口数由1.72亿人增值到5.62亿人，27年城市人口累计增长2.27倍。与此同时，尽管27年当中总人口累计增长率为35.84%，但乡村人口却由7.9亿人减少至7.45亿人，累计减少5.7%。由于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优先于乡村，按照城市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在新增的3.9亿城市人口当中，九成以上是由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形成的。
    与欧美人口结构城市化的背景颇为一致，中国城市人口比例的快速提升同样是伴随人均GDP大幅增长实现的。27年间，中国人均GDP由最初的381元持续快速增值到2005年的13985元，累计增长率高达35.71倍。应当说，在人均GDP增长或准确地说在工业化促进人口结构城市化进程方面，中国的表现似乎更加明显。
大致说来，中国改革开放近27年来城市人口增长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出现在1978年至1984年，伴随农业改革与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大量农民进城经商，6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0.848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受城市及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城市职工就业开始分流，下岗职工数量逐步增加，以往城市第三产业新增就业岗位中主要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人口占据的情况发生改变，11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下降到0.546个百分点。第三阶段出现在1995年以后。1996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由上年的29.04%大幅提升至30.48%，升幅达到1.44个百分点，随后7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一水平，8年间平均每年上升1.44个百分点。
进入2004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速度明显减缓，由上年的1.44个百分点下降至1.23个百分点。2005年继续保持按年上升1.23个百分点的速度。不过，这只能理解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宣告结束。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在2004年已接近1500美元，到2005年进一步增至1748美元，加上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扩大内需因素，我们预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四阶段即将到来。

三、是什么推动了中国城市人口增长

    单纯以人均GDP增长为背景并不能揭示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真正原因。总体说来，既然国内城市人口增长主要是机械性的，绝大多数来自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那么，有关城市人口增长的动力显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关。进一步说，由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主要发生在就业人口当中，因此，城市人口增长的另一个动力应当与就业结构有关。

人往高处走：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圈地运动曾导致英国大批乡村人口丧失土地，并向城市快速聚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业用地政策颇为稳定，由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而形成的城市人口增长显然与土地使用权无关。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曾经是美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表现为乡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虽然中国过去27年农业生产效率也获得大幅提升，但农业生产用地闲置的情况却颇为严重，许多进入城市就业的乡村人口实际上是放弃了农业用地。这似乎说明，乡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我们相信，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的逐年扩大。根据图表4提供的数据，与1994年相比，2005年乡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累计增长率为166.58%，而同期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长率为200.13%。表面上看，如此增长差距算不上是惊人的。但是从绝对差距来看，情况是相当惊人的。在上述时期，国内城乡人均收入的绝对差距从1994年的2275.2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后者是前者的3.18倍。
进一步说，发生在城乡之间劳动者收入以及每一劳动者负担人数或供养人数的差距变化更加惊人。在1994年至2004年10年间，城乡劳动者收入的绝对差距从最初的4166.42元扩大倒13737.48元，后者是前者的3.3倍。同期每一乡村劳动力负担人数从最初的1.57人减少到1.45人，而每一城市就业者负担人数从最初的1.74人增加到1.91人。由此看来，城乡劳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原始动力。当然，更原始的动力在于心理上人人都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即所谓人往高处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在谈到城乡劳动收入差距时表示，收入差距扩大的确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民面临着各种税收负担沉重、种地收益低的问题，这使得农村人口不愿务农，纷纷向收入更高的务工、经商行业转移，这不一定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要是走得了的农村人口都有流出意向，归根结底，农业劳动收益低下是根本。” 王春光说。
    不过，即使属于乡村非剩余劳动力的外流，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也并没有阻碍农业发展。这似乎表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不仅弥补了劳动力外流形成的农业生产增长缺口，还促进了农业生产增长。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图表8可以看出，与从事农林牧渔业人口日益减少所不同的是，相对应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在急剧上升，2005年总产值达到39450.9亿元，比1995年的20340.9亿元几乎翻了一番。
    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夏海勇教授认为，很难界定流出的劳动力是否属于剩余劳动力，比如，原来100亩地由50个人来种，现在只剩下20个人也一样种，走掉了30个隐性失业的劳动力反而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对农村发展有利无害。 
王春光研究员也同意这种观点，他提到，要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是要减少农村人口，不可能以少数城市人口支持多数农村人口的富裕。像西方国家一样，由于农村人口占少数，农民人均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国家也有财力补贴支持少数的农业人口富裕，所以他们的农村人口也很富裕。因此人口城市化中人口的转移能大大提高农村人均土地占有率，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同时，国家用于扶持农村的钱分配在较少的农民身上增加了人均补贴收入，这也能够提高农民的人均劳动收益。

    虽然很难区分到底是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还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第三产业发展可以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即使第三产业增长率低于第二产业，在就业人数增长上依旧是第三产业领先第二产业。
    依据图表9提供的数据，过去10年间，虽然国内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都处在逐年递增的态势，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总体上是减少的，累计减少2.59%；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虽然呈现总体增加态势，但累计增幅仅为11.66%，而且个别年度出现减少；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不仅逐年稳步增加，而且累计增幅高达32.84%。
    由于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可以得出第三产业增长以及相应的就业人口超前增加是国内人口结构城市化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显然，由于城市人口基数较小，并考虑到因退休产生的就业岗位更替，在第三产业过去10年新增的5888万个就业岗位（占全部新增就业岗位合计的85.64%）当中，绝大多数是由乡村人口获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城市人口增长不仅会继续受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而且随着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很有可能成为更加重要的城市人口增长动力，即使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有所缩小的情况下。
    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七大工业化国家200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平均为69.7%，五个人均国民收入在3000～5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为61.7%，而三个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国家平均为43.2％。
中国过去27年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由1978年底的70.5%下降到2005年底44.7%，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由17.3%上升到23.9%，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由12.2%上升到31.4%。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人均国民收入3000～5000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与人均国民收入15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同样包含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方面的意义。考虑到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未来两年内就可突破2000美元，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偏低的问题将不断突出。接下来，即使按照2005年就业人口总数75825万人计算，一旦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提升到43%，可增加或经调整而增加的就业人口可达到8790万人。这决定了未来人口结构城市化的步伐将持续下去，并且有逐步加快的可能。
然而，依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最近几年国内第三产业增长的情况相对不为乐观。早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就达到40.7%，但2005年竟然下降到40.2%，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也由2002年的4.2%下降到3.8%。另一方面，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39.4%上升到2005年的41.8%，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则由4.5%提高到5.5%。我们相信，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人民币升值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最终消费加快增长，以及因人口聚集本身产生的第三产业需求增长，国内第三产业比重有望提高，对GDP的拉动率也将有所上升。

四、城市人口增长的三大关系

    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扩大被看作是中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长期动力，但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比例的快速提升也是中国内需增长的火车头。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长不仅在过去为出口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同样将扮演促进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角色。

城市人口增长和扩大内需的关系

    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伴随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收入水平较低的乡村人口数量不断减少，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人口则不断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内需的不断扩大。
    那么，城市人口增长或人口结构城市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内需呢？这似乎是可以计算的。
    按照2005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乡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目前的差异值7238.1元计算，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每年增加2000万人，可增加内需1457亿元，相当于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年增加值的19％。这应当被视为城市人口增长或人口结构城市化对扩大内需的贡献。
有两个可以预期的因素足以不断强化该等贡献。一是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二是不断增加的年度乡村人口城市转移数量。鉴于城乡收入差距在过去5年扩大近80％，再过5年，即使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依然是每年2000万人，上述因人口结构城市化对内需的贡献至少可以扩大至2600亿元。如果到那时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每年达到3000万人，这一贡献大致可进一步扩大至3900亿元。
对上述观点，地质大学经济学院主任兼中国人口学会理事李通屏表示，21世纪初，是我国人口结构城市化的加速时期，也是内需增长的重要时期。扩大内需最主要表现就是扩大消费，增加消费水平和消费数量。人口结构城市化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人口增长特别是城市人口增长有助于拉动国内需求，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积聚的生产能力。从世界范围看，控制人口的国家一般不扩大内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需要适度的人口增长，但不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增长。1956～1973年期间，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抵消作用，1990年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一种刺激作用。以1956～2000年为考察期，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两者的相关程度随考察期的延长而提高，短期低而长期高。以日本为例，人口增长显然早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持续的低生育率以至低自然增长率情况下，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就来自于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不断聚集。

城市人口增长与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关系

    不可否认，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或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增长，其中包括较多的加工出口增长。这无疑会吸引大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当然，也正是由此形成的城市人口增长促进了出口的持续增长。
进出口贸易增长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可以用多角度加以分析。首先，人口净流出省份与净流入省份之间贸易发展的极不平衡，以2005年为例，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川五个主要人口净流出省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合计397.9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14219亿美元的比重不到2.8%；而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五个主要人口净流入省市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合计10751.2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高达75.61%。其次，贸易发达省份的总人口增长与进出口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以广东省为例，2000年～200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累计增长151.59%，而同期本省总人口累计增长1487万人。第三，随着国内城市人口比例由1990年的26.41%提升到2005年的42.99%，全国进出口总额对GDP的比例也由最初的30.35%提升到63.03%。
由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30，这相当于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总体上是发达国家的1/30，因此，按照生产力总是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的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持续的，即使人民币升值。按照200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1750美元计算，即使人民币升值10％，也仅相当于美国1/23，依然存在巨大差距，依然拥有巨大的比较劳动力成本优势。何况美国的经济仍在增长，由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而缩小的两国人均国民收入差距在速度上不可能过快。这意味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依然会对出口持续增长构成有利的支持。

城市人口增长与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初、中等教育几乎全部是按照就地入学的方式完成并不涉及人口流动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异地入学的特点使得它成为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一条途径。从1999年开始，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人数开始告别以往年递增率平均不超过10％的时期，当年增长率高达47.32%。与1998年相比，2005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由108.4万人增长到504.5万人，累计增长365.41%，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5%。与此同时，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也由1998年的340.9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1561.8万人，累计增长358.14%，年均复合增长率略高于招生人数。
尽管没有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城乡结构数据，但我们估计2005年来自乡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资源每年接近300万人。如果国家统计局关于2005年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数据是准确的，在当年城市新增人口总数当中，因普通高等学校入学而实现的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比重接近17％。不仅如此，虽然绝大部分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口是劳动人口，但其中的一部分是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子女或兄弟姐妹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大致说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长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出现在1978年至1984年，第二阶段出现在1985年至1995年，第三阶段出现在1995年以后。进入2004年，城市人口比例上升的速度明显减缓，不过，这只能理解为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三阶段宣告结束。我们预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第四阶段即将到来。

　　摘要:采用新疆地区3市12地州年人口和GDP数据，使用相关的指标数据对这个地区这个时期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及空间分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在总体规模上，年新疆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着良好的协调关系，但各地州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程度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②从空间分布的地理集中度来看，各个地域之间的经济集中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聚集高于经济聚集；从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关联性看，Moran，sI由2000年的-/chachong/1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