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人玩这个游戏多年，所以攻略较为简单，还请大家见谅啦。不定期更新，以后会慢慢详细文章

1. 每月都必须科举，人品最重要，智慧和武力次之。

2. 开局必须将野心高道德低的臣子调换，野心给大于43不要，道德低于60不要，道德过低的知府会私吞银两（此为后期目标）

3. 贸易时选择智慧高野心高的臣子。

4. 野心高的闲官先不遣散，去东厂抄家，获取大量赃款（若金钱足够，可直接遣散）

5. 开局需招募工匠建造建筑，最开始建造陵寝再建造一些有利于国家的建筑。（储秀阁等可放于后期国家富裕时在满足自己）

6. 招兵买马可在后期大臣建议时在做决定，人数不用多，兵器制造在丞相辅政时会制造，也可自己适当制造，量也不需多（毕竟玩的是后宫模式）

1. 下朝后第一件事去东厂，招募随从，智慧武力小于60不要，（后期）经常点进势力表中查看把柄，以此获得金钱或者降低官员野心提高忠诚

2. 内庭中的人也得换，野心高于40必须送走，换成从随从府中招募的太监，智慧武力尽量高一点，具体不做要求

3. 派系中野心大，影响力大，又不能信任的人必须死。（例如：开局的皇后，妃嫔，丞相，中央将军，太傅等）

4. 案件调查时记得存档，否则选错选项，皇威掉的太快

5. 经常要下达指令搜寻珍宝或捕捉人才

1. 官职表中可以查看名臣的立绘，事迹等

2. 如果想收为近臣可以通过：送礼，增加两点亲密值。召见或宴请都是增加一点亲密值。亲密值大于80就可以收为近臣啦

3. 浩荡巡游可在前期来一波，如果嫌弃浪费时候也是可以不用的，到了之后会自动增长民心（个人建议可以来一下的，如果巡游中遇见的女子没有选择带回去，十几年后会有另外的,“惊喜！！！”）

4. 游戏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档！！！由于一些游戏bug的原因游戏时间过长就会突然黑屏然后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付之东流。总之存档的好处是数不尽的，一定要存档！

5. 丞相辅政是一项帮助皇帝偷懒的选项，可在后期国家稳定的时候实施。但丞相一定要野心低并且品质兼优和足够信任

6. 出游必须要建造颐和园圆明园等建筑，个人觉得如果国家不是很富裕的话是不必建造的，毕竟就是换了个游戏模式背景图

1. 养心殿可以用来恢复体力，睡上一天的话可以将体力和健康一起恢复

2. 藏诗阁用来放置皇帝与太后，妃子等的诗作，一般妃子不喜欢正确的诗句答案

1. 西殿主要是用来刷各种属性的地方，可以经常来，皇帝的属性越高，所得的好处也越大（可以用来教导子女，武力文化才艺均要大于800才最好）偶尔碰到大臣还可以刷亲密度

2. 御膳房用来宴请大臣，提高大臣的亲密度与忠诚度（一般一次可宴请10位，八月可宴请50位）

3. 青炉房用来练丹药，开局就拨款，后期药材会越来越多，可以自己练药（个人建议拨款可以一次性就拨10万两，毕竟数目不不算多，但却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就算经常不去也会生产丹药。国库不富裕可以自行选择）

4. 太医院用来回复健康，医术3的太医每次回复健康30，体力减少5。医术为4的太医每次回复健康35，体力减少5。早晨可以招募太医，晚上可以解雇，其他时间都不行。奉差中可以查看臣子与妃子等的得病情况，可选择奖赏或次惩罚。也有大臣无故死亡，在奉差中也能看见，然后让东厂进行调查

1. 后宫是大部分皇帝最终失去江山都主要原因。大部分人喜欢在开始就迷恋后宫无法自拔，导致死亡很快，个人建议在后期稳定时长期后宫沉迷

2. 开局国库不富裕时，可将所有妃子的分位调致选侍，节省资金（皇后不可调）

3. 后宫各殿是妃子用来居住的地方，最大型宫殿最低妃位的分位才能搬入。3年一次的选秀也是在这里找皇后举办（搬入后妃子不会降低宠爱值）

4. 慈宁宫是太后居住的地方，一般会在皇帝登基15年后死亡，所以在此期间抓紧刷道德

5. 御花园是最近才出来的场景，可以随机加属性，一般加15。后期解锁建筑后观戏台还可招募戏子，与太后妃子一同观赏

6. 储秀阁可以选举美人，可选择放入后宫或者储秀阁。储秀阁中的美人可以选择送给大臣皇子等。送给大臣时记得注意属性，送错反而会减少忠诚度。（也可将睡过和怀孕的美人送给大臣或驱赶出宫）

7. 重华宫是出生的公主或皇子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查看或教导公主和皇子，增长宠爱值，但不了太高，否则皇子成年后无法外派游历

8. 静心苑是放置冷宫妃子的地方，等宠爱值降为0时会自动死亡。

（之前写过一篇一模一样的攻略，因为手欠在文章中发出了自己的QQ和微信号，导致文章和账号被封，现在需要重新慢慢写，还请大家见谅）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一日，发生了唐朝政治史上令人极为惊骇的大事——唐玄宗在短短一天之内便废黜了身居储位长达二十二年的太子李瑛和另外两位皇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并且于次日将三子赐死于长安城东驿站。这在有唐一代皇帝对于获罪储君和皇子的政治惩罚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存在。那么太子李瑛究竟何以沦落至这样悲惨的地步？本文将从唐代君储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唐玄宗废杀太子一案做出一些解读和剖析。

正式行文之前，笔者先对后文中将提及的时间划分标准做一个简单的界定和声明。由于笔者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唐代的君储关系，那么笔者将不再以安史之乱作为时间节点区分唐前期和唐后期，而是以君储关系的整体面貌出发，将唐玄宗朝（包含唐玄宗朝）之后的唐朝界定为君储关系范畴上的唐后期。那么玄宗朝之前，自然也就是君储关系范畴上的唐前期。所以为了避免读者在这个界定问题上发生分歧，在此处暂时声明笔者个人的划分办法和界定标准。

终唐一世，就唐代君储关系呈现的面貌而言，前后差异极大。简而言之的话，在唐前期，君储关系更多是一种皇权和储权之间的政治互补共存但又对抗博弈的关系，而到了唐玄宗朝以后，君储关系变成了皇权对储权一边倒的防范和控制关系。而唐玄宗朝太子李瑛等三庶人被废一案，就恰好处在这两种君储关系嬗变的过渡阶段。

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太子李瑛的人生轨迹进而回顾一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玄宗废杀太子李瑛一案的本末

太子李瑛原名为李嗣谦（玄宗朝皇子多次更名，为行文方便，后文统一以李瑛作为太子的行文之名），是唐玄宗的第二子，生母为赵丽妃。大略是景龙二年（708年）四月以后景龙三年（709年）冬以前出生于潞州（当时唐玄宗以临淄郡王外任潞州别驾，在潞州遇到了美貌动人的赵丽妃，遂将其收归玉榻）

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李瑛被玄宗册立为皇太子。

开元三年（715年）皇太子李瑛行册礼。

开元六年（718年）皇太子和诸王赴国子监行胄齿礼，并听褚无量讲经授学，这标志着太子开始正式进入了师学阶段。

开元八年（720年）皇太子李瑛加元服并谒太庙。

大略在开元十六年（728年），兴庆宫扩建营造完毕，玄宗正式在兴庆宫常驻处理政务，太子李瑛出閤后也不再居东宫，于兴庆宫另置别院起居，每日问安朝请而已。

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册立太常少卿薛绦第六女为皇太子妃。

开元二十一年五月（733年）皇太子李瑛正式迎娶太子妃薛氏。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禁苑中亲率太子诸王收割所种之麦，并以稼穑艰难训导太子诸王，类同籍田礼。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太子李瑛心怀怨望，多次和鄂、光二王私下里议论武惠妃，乃至语及玄宗。被玄宗得知，欲废太子，咨谋于张九龄。被张九龄以晋献公废申生、汉武帝罪戾太子、晋惠帝废杀愍怀太子、隋文帝废杨勇为鉴阻谏，玄宗暂时放弃了废黜太子的想法。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为武惠妃所诱，和鄂、光二王披甲进宫，且被武惠妃构陷，被玄宗视为大逆不道，同鄂、光二王一道被废杀。

如果仅就开元二十四、二十五年太子悲剧命运关键的两年来看，似乎可以把太子的悲惨结局归结为宰相李林甫的政治投机和后宫武惠妃的阴险构陷，故而才有了这个唐朝政治史上极其罕见的政治惨案。但是我们稍微把视野变得更宏观一点，则能一定程度上看透在本案中对太子等三庶人的结局拥有决定性影响的唐玄宗做出的残酷抉择下隐藏的政治考量和利弊权衡。

从唐玄宗的成长经历看，可以说玄宗是极其不幸的。幼年丧母（皇嗣妃刘氏和昭成皇后窦氏神秘失踪），在奶奶武则天强大的政治威压之下，父亲睿宗的性命和前途也可以说朝不保夕。玄宗的早年完全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暴当中度过的。（武则天为了巩固最高权力大开杀戒，对她认为不服从自己的公卿百官和皇族宗室进行了残酷清洗）

青年的唐玄宗又见证了神龙元年（705年）和神龙三年（707年）两次以太子为核心对皇权发难的宫廷政变。尽管神龙三年（707年）那次太子李重俊的兵变最终落败，但是我们不难想象这两次储权对皇权的公开发难和挑战会给唐玄宗带来怎样的心理冲击。

迫近而立之年的唐玄宗，又连续策划了两场精彩而成功的政变（景龙四年的唐隆政变和先天元年的先天政变），一举夺取了唐朝的最高权力，成为了真正实至名归的大唐皇帝。虽然先天政变的成功已经是玄宗登基以后的事，但其中不乏有曾身为太子的玄宗利用储权进行运作经营的成分。

因此从政治修罗场中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胜出的唐玄宗，必然会阻止和防范自己的儿子们复刻自己的夺权之路，同时他肯定也看到了唐前期君储关系中隐藏的深刻矛盾和潜在的政治危机。

那么唐前期，君储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何储权能够屡屡对皇权进行发难呢？

下面笔者将对唐前期的君储关系做一个论述，以期能够展现这种政治关系的全貌。

唐前期身为储君的太子，往往没能最后成功继承皇位，这给唐朝的皇位继承打上了十分鲜明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的烙印。皇帝们所做的事情，无一不是基于王朝长治久安的考虑，设法稳定和巩固储君的政治地位，以最终实现皇权的平稳传递。

故而在唐前期，储君和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互补互助的关系，与此相应的储权，则成为了皇权的一种重要补充。所以唐前期太子能够合法合理地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当中来，而且皇帝也有意对储君进行培养和扶持，同时皇帝在主观上也希望把未来的接班人，训练成一个合格称职的君主。而唐前期为太子所规划的东宫体制，也就完全是实体化的，并且太子本人在朝廷中也是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然太子拥有的这一切都是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给予并承认的，目的就是希望储君能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同时居储位期间能够成为皇权有力的辅弼力量之一。

自然的，我们就能看到唐前期的国家政务运作中，时常活跃着太子的身影。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家常便饭式的太子监国。

唐前期不乏有因各种原因（皇帝身体抱恙、皇帝车驾出巡、皇帝御驾亲征、皇帝病危濒死，皇帝居哀服丧）而出现的太子监国现象。诚然，太子监国并不意味着皇帝将一切朝政大权都下放给了太子，但是至少太子得以受到基本的政治锻炼，在监国期间对相当多的国家政务有了基本的知情权和一定程度的决断权，然而这种决断权通常具有一定模糊性，没有明确的权力边界。不过太子监国期间，似乎皇帝仍然保留了对重大军国事务的知情权和决断权。（当然这要除开李世民作为太子在武德九年六月到八月期间的监国，这种监国只是李世民最终夺取皇位的一个政治过渡。）

李建成、李承乾、李治、李弘、李贤、李显等太子在身居储位期间普遍有监国理政或参决政务的经历。

1.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又遣礼部尚书李纲、民部尚书郑善果俱为宫官，与参谋议。——《旧唐书卷64.列传14.隐太子传》

2.朕以不天，夙罹偏罚，假息旦暮，分沈苫壤。……皇太子承乾，文过志学，秉性聪敏，频年治国，理务允谐。今欲於东宫平决，朕得尽哀庐室，终其丧纪，望群公卿士，股肱王室。兴言及此，唯增哽绝，朝多君子，恕朕哀心。（贞观九年五月，太宗守高祖丧，命太子李承乾监国理政）——《太上皇崩命皇太子承乾知军国事诏》

3.朕以寡薄，君临区夏，奉神祗之永命，当亿兆之重责……省方之务，既劳於躬亲；监国之重，允属於储贰。皇太子治，温文表德，睿哲日跻。仁孝之诚，彰於温清；弦诵之美，著於胶庠。礼义既茂，徽猷弥远。委以赏罚之权，任以军国之政，详诸前载，实惟令典。发定州巡辽左之後，宜令太子治监国。其宗庙社稷百神，咸令主祭，军国事务，并取决断。（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亲征高丽，留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太宗征辽命皇太子监国诏》

4.东台（即门下省，高宗龙朔二年二月初四诏改门下省为东台）：贰极之基，道光於上嗣；贞国之本，事表於元良……皇太子宏，寝门标美，寿街腾懿。三善夙茂，瑜珮以之含锵；四学早优，班翰以之凝映。正以年在幼冲，未从监抚，虽调护方勤，助琢磨之器，而稼穑靡喻，爽德教之途。然为教之方，义资素习。宜令皇太子宏每日於光顺门内坐，诸司有奏事小者，并启皇太子，主者施行。（李弘此次监国可能是龙朔二年十月高宗幸骊山温汤，亦或乾封二年因高宗有疾而为之。）——《大帝命皇太子领诸司启事诏》

5.（夏五月）丙戌（初七日），命太子（李贤）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 ——《资治通鉴.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

6.（闰七月）庚申（二十四日），上以服饵，令太子（李显）监国。——《资治通鉴.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

而且这些皇太子们在监国时，并不是通常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蹲在东宫当宅男然后做甩手掌柜，而是会负责批复一些很重要的日常政务文书，这也是太子在接替皇位之前，必要的政治历练内容，兹举两例说明问题。

如下图所示的文书，就是仪凤四年正月（679年）皇太子李贤在署理政务期间批准通过的由尚书户部上奏的仪凤四年年度财政支度计划。（仪凤四年正月初四唐高宗驾幸东都，由皇太子李贤留守京师处理政务，是年五月高宗正式下诏令太子监国）

再比如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初三，唐高宗因关中饥荒巡幸东都，命太子李显留守京师长安监国。李显在监国期间批准了一份为西州兵募氾德达立功而加勋官一转的告身文书。（笔者怀疑此人获勋官一转可能和当年其人曾参加王方翼热海血战因而立功有关，故朝廷为了赏功加其勋官为飞骑尉）

而且从以上两例文书的官员署名可以看出，在太子监国期间，太子的东宫属官将协助太子处理相关政务，因而体现了在唐前期东宫体制的实体化特征。也看得出皇帝普遍对身为储君的皇太子寄予厚望，在平常一般会给予其必要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历练。

而且在唐前期，作为太子属官的东宫宫僚与太子之间的良性互动并不鲜见。

（王）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袭爵邢国公。高宗时，累迁左奉裕率。孝敬（指太子李弘）之居春宫，因宴集命宫官掷倒，次至及善，辞曰：“殿下自有乐官，臣止当守职，此非臣任也。臣将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备。”太子谢而遣之。——《旧唐书卷90.列传40.王及善传》

（韦）承庆，字延休。少恭谨，事继母以孝闻。弱冠举进士，补雍王府参军。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累迁太子司议郎。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 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也……为上嗣之称首，奉圣人之鸿业者矣。”又尝为《谕善箴》以献太子。太子善之，赐物甚厚。——《旧唐书卷88.列传38.韦承庆传》

景龙二年七月（此处恐为神龙二年之误，景龙二年中宗未曾有立皇太子），皇太子（李重俊）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着衣冠。 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议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今属殿下亲从齿胄，将临国学，凡有衣冠乘马，皆惮此行，所以辄进狂言，用申鄙见。”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恒式。 ——《旧唐书卷45.志25.舆服志》

这种理想的君储关系设想虽然美好，然而现实中政治实践的残酷结果却证明了这种理想的君储关系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一种期盼罢了。

唐前期皇帝一心想把太子培养成合格储君的同时，又仅仅将太子定位成辅弼皇权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太子的力量相对变强，太子本人的政治野心和权力诉求显然也是同步增长的。羽翼丰满的太子逐渐不满自己尴尬的政治定位，将可能进一步谋求更高的政治权力——即挑战皇权，进而成为九五至尊的皇帝。这种野心和想法催动着唐前期储君们积极参与到权力角逐之中。而皇帝们为了限制储君权势的增长，又会适时对储君进行必要的政治敲打，同时不失权宜地扶持其他的皇子参与角逐，用以形成对储君权势的牵制。这样一来，太子一方面需要防范来自诸王兄弟的夺嫡挑战，一方面还要和皇权进行明里暗里的博弈，这让君储关系进入了一种既对抗又互补的矛盾状态。所以唐前期，不同皇帝与不同储君之间表现出的君储关系异常复杂和多元，而宫廷政局就在这种博弈中日益动荡化，这使得很多太子往往未能等到登基为帝的那一天，便倒在了充满荆棘的斗争之路上。而李承乾、李贤、李重俊等人的悲惨下场，无疑为此增添了一个残酷的脚注。

而和唐前期太子频繁监国不同，到了开、天年间，尽管唐玄宗也不乏有出巡举动，但再也看不到任何有关太子监国留守的记载或旁证，这表明太子在国家事务中的存在感被唐玄宗人为地削弱，并且唐玄宗有意让太子远离政事和朝堂，仅让太子在一些必要的礼仪场合中作为政治象征出现，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太子在公卿百官中的政治影响力，也最大程度阻塞了太子通过监国理政接触公卿百官的合法渠道。

同时作为太子宫僚的文职东宫官，普遍被用来作为安置元老勋旧的闲散官，而东宫官中的武官（东宫十率府里的武职事官）则被普遍假借给边军或者禁军将校作为官资，继而承担起军将武职阶官的功能，这也使得太子的东宫正在向着非实体化的方向演变。

李锦绣先生将出土《永徽职员令》残卷所载的东宫职员配置和宫僚职事和存世文献中（主要是唐六典、两唐书、通典、唐会要）记载的东宫职员配置和宫僚职事对比，进而发现从贞观十三年（639年）到仪凤四年（678年），东宫官属在不断强化，宫僚员额呈增置的趋势。（主要是通过扩大东宫规模和强化宫僚的遴选来稳定和提高储君的政治地位）而在开元后，则是省并降低，东宫官遭到削弱（通过削弱东宫官属和边缘化宫僚来降低储君的地位和实力），这无疑反应了皇帝对储君的态度，以及储君地位的动态变化过程。

这说明整个君储关系在开、天年间，正在由唐前期的那种与皇权互相补充互相博弈的状态朝着皇权对储君全面限制和政治防范的方向迅速发展。

如前所述，通过对太子李瑛人生轨迹的梳理，我们不但看不到太子李瑛的监国经历，即使太子与宫僚之间正常的互动交流，也罕有记载。太子正在逐渐被玄宗一点点地剥离出国家政治体系，仅在一些礼仪场合作为国家政治象征出现，而其他时间几乎无异于被禁锢在深宫别院之中。

这种转变的发生，并非是玄宗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玄宗从自身的政治经历出发，结合本朝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在他本人敏感多疑的性格催动下，做出的一种极端的政治选择。

因唐前期太子们普遍具备相对雄厚的政治实力（通过监国理政和辅政的宰辅重臣发生联系，同时在具备一定独立性的东宫又培植的有相对独立的宫僚班子和心腹亲信力量），所以不乏有储君凭借自身的政治资本联合或者勾结多方力量屡屡向皇权发难的现象。

如太子李承乾，贞观十七年（643年）就勾结汉王李元昌和吏部尚书侯君集暗中谋划，企图发动政变，逼太宗退位成为太上皇。可惜因为齐王谋反案后续审理过程中意外牵连到了纥干承基，前者为保命而告发了太子的政变阴谋，故而政变未遂，太子被废。

在比如，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各方复唐势力聚集在太子李显的大旗下，发动政变，对武则天的近从张氏兄弟及其一族进行了政治清算，并逼武则天退位，成功让中宗复位，改周为唐。

又比如，神龙三年（707年），太子李重俊因对武三思父子和安乐公主等人的欺压不满，气忿之下，联合了李多祚、成王李千里父子、沙吒忠义等人（甚至宰相魏元忠的儿子都被卷入其中）率左右两羽林兵数百人发动政变，攻杀了武三思父子，还企图一鼓作气杀死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危及中宗本人，幸而在中宗的游说下，政变的羽林军倒戈，对太子一方反戈一击，才令太子彻底失败。而太子本人出逃后，为部下所杀。

而唐玄宗本人在身居储位期间，利用东宫的便利条件广泛经营和运作，培植私人势力，为先天政变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必然会使得上位以后的玄宗对此讳莫如深，所以登基后的玄宗对东宫势力任何可能的越界滋生都会十分敏感，而他对日渐成长的太子交游动向也会异常关注。

由于太子李瑛初立时年纪尚幼，所以基本不会对唐玄宗本人构成什么实质性的政治威胁，但是当东封年（指封禅泰山的开元十三年）以后，太子和诸皇子逐渐长大成人，唐玄宗便有意识地逐步强化对皇子们的政治防范和人身限制。

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年，以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于夹城中起居，每日家令进膳。——《旧唐书卷107.列传57.玄宗诸子》

想必身为太子的李瑛，必然也是受“中官押领”的对象之一，这样一来太子和诸王的日常生活就基本上置于由玄宗委派的押领中官的监视之下。相应的，太子必然也就无法像唐前期在东宫起居的那些储君一样，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性和人身自由，更遑论在东宫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和政治亲信。

自然而然，太子平常的交游对象因而也被严格限制在了血亲兄弟和姻亲外戚这个范围里。

即使玄宗对于太子的政治防范已经如此严密和周全，仍然未能从根源上消除深藏在他本人心中的政治忧虑。因而武惠妃在他耳旁吹的枕边风时，他对太子的政治警惕和政治猜忌立刻被从内心深处揪了出来。尤其是武惠妃很聪明地提到了太子“阴结党与”和“指斥至尊”，无疑是紧紧抓住了玄宗对太子猜忌多疑的心理动态，触痛了玄宗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诉于上曰：“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

所以才有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在盛怒之下，第一次召见宰相商议废黜太子，继而有了张九龄对此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意见的事。表面上看似乎张九龄没有轻易屈从玄宗本人的意志，因而在后面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综合作用下遭到了玄宗的冷落乃至罢相。但实际上更为深入的探究个中缘由，则不难得知，张九龄本人以中书令的身份为太子说话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武惠妃对玄宗所说的太子“阴结党与”之事，即玄宗本人可能据此认为太子和身为宰辅重臣的张九龄之间，似乎存在着不为他本人所知的某种政治关联，所以在这个废立决断的关键时候，张九龄才会顶着忤旨的政治风险出面力保太子。玄宗做出这样的政治判断以后，不仅没有真正放弃废黜太子的想法，可能在他内心深处，这种政治忧虑还在进一步发酵变质，他深恐宰相和太子暗地里有什么不清不楚的瓜葛。

但是张九龄反对的理由又可谓义正辞严，储君并无大过而贸然遭到废黜，显然难以给天下人一个心服口服的政治交代。

九龄曰：“陛下践祚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奈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在玄宗犹豫难决的时候，偏偏武惠妃的一通操作让玄宗更加下不来台，无意之中令玄宗居然开始重新审视废黜太子的正确性和自己之前的政治判断。

上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官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上为之动色，故讫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武惠妃居然企图走宰相张九龄的门路，以宰相为奥援来实现扳倒太子的目的，然而被刚直不阿的张九龄当即揭发。武惠妃这种行为无疑又触痛了玄宗另一根敏感的神经，即后宫结交廷臣。玄宗得知张九龄的揭发后，权衡再三，暂时放弃了废黜太子的想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玄宗对太子猜忌的消除。这也说明如果仅仅只通过只言片语的构陷和一些简单的捕风捉影，尚不足以让玄宗做出自己皇位危在旦夕的判断，也不足以使他下定决心立刻废黜太子。因而后面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四月第二次对太子发难时，策略就显得高明了许多，而手段也更加巧妙大胆。

太子似乎暂时保住了性命，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由中书令改尚书右丞相，并罢知政事，而另一位宰相裴耀卿一同被罢。张九龄被玄宗逐出了宰相班子的同时，李林甫由户部尚书同三品改任中书令，并援引牛仙客入朝为宰相。太子由此失去了宰辅重臣对自己的政治保护，太子与玄宗之间最后一点政治转圜余地也随着张九龄的罢相而显得岌岌可危。取而代之的新宰相班子里，牛仙客基本是个“伴食宰相”，他对玄宗的决策既无有意义的影响力，对朝堂政事也不具备太多话语权，所以事实上掌握中书门下大权的就是李林甫一人。更为糟糕的是，实际执政的李林甫私下里一直在暗中进行政治投机活动，他不遗余力地推举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取代太子，企图由此获得定策之功，因而他是乐于见到太子被废黜的。不说一定会主动参与陷害太子，至少太子落难时他绝不可能施以援手。太子此刻的局面无疑十分危险，如果自身出现任何纰漏，都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偏偏太子是个性情中人，自己身处如此险境仍毫不知道韬晦自保的必要，政治警惕性还是一如既往的拉胯。太子三兄弟还在不断给自己的对手武惠妃制造种种把柄。

终于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玄宗因为监察御史周子谅妄引谶书进言阻止牛仙客拜相一事迁怒于张九龄，将张九龄由尚书右丞相贬为荆州长史。这样一来，张九龄彻底没有可能在朝中为太子政治斡旋。武惠妃抓住了张九龄被贬出长安的有利时机，急不可耐于次日开始了针对太子的第二次发难行动。

武惠妃整个构陷计划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指使自己的女婿驸马都尉杨洄向玄宗诬告太子和鄂、光二王兄弟三人勾结太子妃的哥哥薛锈，并有异谋。

杨洄又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云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上召宰相谋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然后以宫中有贼为由，派人诡召太子和二王披甲入宫，同时自己再去玄宗跟前进一步添油加醋，争取做到三人成虎，最后让玄宗派去查验的宦官亲眼看到太子兄弟三人披甲进宫的事实，进而坐实太子等人“构逆”的罪状。

惠妃使人诡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贼，请介以入。”太子从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谋反，甲而来。”，帝使中人视之，如言。——《新唐书卷82.列传7.太子李瑛传》

第三步，则由宰相李林甫出面表态不干预废立之事。（参与商议的宰相如果不表态，只要李林甫不表态干预，牛仙客自然也是不敢有所可否的，这就相当于将此事的裁决权完全交给了玄宗，实际上等于变相投了赞成票）

上召宰相谋之，李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当然有关武惠妃派人诡召太子三兄弟披甲进宫之事，司马温公在通鉴中未加采纳，并在考异中给出了两个不取的理由。私以为温公的论断在此处颇显武断，而温公给出的两个否定理由也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

温公的第一个理由是，武惠妃和太子三兄弟等人互相猜忌已久，太子等三兄弟不可能轻易受武惠妃之召。窃观新唐书的记载，并未说明诡召太子之人，是以武惠妃的名义召太子三兄弟。而且当时被武惠妃派去诡召太子的人，是以“宫中有贼”这种性命关天的理由欺骗太子三兄弟，设身处地思考一下，倘若我们遇到这种紧急状况，谁能预料到有人竟如此大胆，通过造谣宫中有贼来设局构陷？何况太子三兄弟本来就是个性粗疏而素无城府之人，怎么可能在这种“宫中有贼”的“紧要关头”还磨磨唧唧地考虑半天是否有诈呢？如果去迟了，事后被父皇追究其勤王稽迟之责，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假使太子三兄弟借口有诈不去勤王护驾，搞不好还会被武惠妃进一步构陷，让玄宗恶意怀疑“宫中有贼”是不是太子三兄弟搞的鬼，这样一来岂不是麻烦更大？所以诡召之人即便是以武惠妃的名义召三人披甲入宫，我想太子三兄弟也只会是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毕竟即便真的无贼，太子等人可能以为那也不至于被打成死罪。而且动不动就怀疑其中有诈，这并不像是性格粗疏者遇到这样重大突发事件的做派，反而倒像一个城府极深处事老练的政治家惯常的作风，太子三兄弟如果有这种警惕性，何至于让怨望之语一字不落地传到武惠妃的耳朵里？这显然与太子三兄弟的人设极为矛盾。

我想之所以温公会产生这种疑虑，恐怕也和史家惜墨如金的用笔习惯有关（欧九，请你主动站出来挨打，新五代史你也是这么胡搞！），新唐书在行文上比较简约，并未对这个事件浪费太多笔力描述其中的细节。

温公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如果太子三兄弟真的披甲进宫，那么为什么在废黜太子的诏书中叙述太子等人的“罪恶”时，并未提及披甲进宫一事。由此温公推断，这个事情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构陷。

其实这也是见怪不怪的事，诏书中所谓“潜构异端”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玄宗对太子三兄弟披甲进宫的定性，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地复读一次当天事件的细节。而且我们可以参考唐太宗废黜皇太子李承乾的诏书文字

肇有皇王，司牧黎庶，咸立上嗣，以守宗祧，固本忘其私爱，继世存乎公道。故立季历而树姬发，隆周享七百之期；黜临江而罪戾园，炎汉定两京之业。是知储副之寄，社稷系以安危；废立之规，鼎命由其轻重。详观历代，安可非其人哉！皇太子承乾，地惟长嫡，位居明两，训以诗书，教以礼乐。庶宏日新之德，以永无疆之祚。而邪僻是蹈，仁义蔑闻，疏远正人。亲昵群小，善无微而不背，恶无大而不及，酒色极於沈荒，土木备於奢侈。倡优之技，昼夜不息；狗马之娱，盘游无度。金帛散於奸慝，捶楚遍於仆妾，前後愆过，日月滋甚。朕永鉴前载，无忘正嫡，恕其瑕衅，倍加训诱。选名德以为师保，择端士以任宫僚。犹冀中人之性，可以上下；蟠木之质，可以为容。愚心不悛，凶德弥著。自以久婴沈痼，心忧废黜，纳邪说而违朕命，怀异端而疑诸弟。恩宠虽厚，猜惧愈深，引奸回以为腹心，聚台隶而同游宴。郑声淫乐，好之不离左右；兵凶战危，习之以为戏乐。既怀残忍，遂行杀害。然其所爱小人，往者已从显戮，谓能因兹改悔，翻乃更有悲伤。行哭承华，制服博望。立遗形於高殿，日有祭祀；营窀穸於禁苑，将议加崇。赠官以表愚情，勒碑以纪凶迹，既伤败於典礼，亦惊骇於视听。桀跖不足比其恶行，竹帛不能载其罪名。岂可守器纂统，承七庙之重，入监出抚，当四海之寄。承乾宜废为庶人。朕受命上帝，为人父母，凡在苍生，皆存抚育，况乎冢嗣，宁不锺心。一旦至此，深增惭叹。——《废皇太子承乾为庶人诏》

诏书全文并未提及李承乾策划兵变谋反之事，也未曾提及李承乾令刺客谋杀于志宁和张玄素的事，更没有提及暗中派纥干承基刺杀魏王李泰的事。通篇所言不过是太子失德、心怀异端、离间骨肉兄弟的事情。这莫非说明李承乾没有做过这些事，而只是因为失德心怀异端和猜疑兄弟所以被废吗？我想显然不是的，诏书不是檄文，不需要拿着放大镜把一个人的所有过错抠出来，全部都数落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看唐太宗贬降魏王李泰的诏书文字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於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於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锺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於隆重，爵位穷於宠章。不思圣哲之戒，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立之望，靡遵义方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沮。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伐。可解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并削爵土，降为东莱郡王。——《降魏王泰为东莱郡王诏》

仔细一看，诏书也未曾提及魏王李泰私下里用汉王李元昌得罪威胁恐吓晋王李治的事情，这难道能够说明这件事是虚构的吗？而且这件事唐太宗本人还是明确知道的，但是最后也没有写进诏书里。

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资治通鉴.唐纪十三》

有意思的是，温公通鉴在此处便采纳了这种说法，而偏偏在另一处相似的情况下，又没有采纳，只能说温公严谨全书而疏于一隅。

由上可知，温公这种推理逻辑显然站不住脚。同理玄宗废黜李瑛的诏书，也是这类官样文章的典范，其文字特点便是失之空洞言之无物，泛泛大言而已，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

综上武惠妃第二次对太子的发难，其用心之险恶，构思之精巧，实在令人惊叹。她准确的利用了老皇帝对年富力强的太子敏感多疑的心理，精心策划了这场扳倒太子的行动，促使玄宗痛下决心，立即对太子动手，最终炮制出了一个令人唏嘘感叹的冤案。

纵观武惠妃的构陷手段，本质上是紧紧抓住了玄宗的敏感心态，利用玄宗内心深处对太子夺权发难一事恐惧和担忧，精心营造了一个太子披甲进宫欲图谋反的假象，令玄宗在惊怒之下，不加详查便对太子和鄂、光二王痛下杀手，最后酿成了这个无法挽回的政治悲剧。从玄宗的抉择动机和政治权衡来看，他对于此事也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为了维护自己最高权力的绝对安全，不惜对身居储位二十二年无过无恶的太子做最严酷的处置。其下手的速度之迅疾惩戒之狠戾，一如当年他发动唐隆、先天政变那样果决凌厉。

虽然太子李瑛倒在了玄宗疾风暴雨般的政治打击下，但武惠妃和李林甫最后均未能如愿以偿地看到寿王李瑁入主东宫。玄宗在处置太子李瑛一事上，完全表现出一个政治动物最为冷酷无情的一面，自然在面对立新太子的问题时，也不会改变身为政治动物的本性。尽管李林甫一再催请玄宗册立新太子，但是玄宗在太子李瑛废杀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始终对新太子的人选不置可否，也没有向周围任何人透露过新太子的人选意向。直到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武惠妃因惊吓病死，玄宗都未令她如愿以偿。

而寿王李瑁虽然获恩宠，但迟迟不得册立的原因，恐怕也是和玄宗一贯对太子的猜疑心态有关。作为当时呼声很高的新太子人选，寿王可以说是实力强劲，其母武惠妃宠冠后宫，宰相李林甫又是其政治奥援。同时寿王从小寄养在宁王府，由宁王妃亲自抚养长大，所以寿王和宁王李宪一家关系匪浅。这种种人脉优势，在玄宗看来是十分具有潜在威胁性的，一旦册立了寿王作为新太子，对自己构成的潜在挑战丝毫不会比上一个太子更弱。何况李林甫对于册立新太子一事还表现出了反常的积极性，这不得不令玄宗怀疑寿王和李林甫之间的干系。前面我们说到张九龄的仗义执言都可能让玄宗怀疑他与太子李瑛之间的政治联系，如今李林甫对推立寿王这种反常的热衷，无疑会引起玄宗的政治警觉。

就这样，册立新太子的事一直拖到了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权衡利弊之后，令人意外地选择了毫无背景和人脉根基的第三子忠王李玙。开元二十六年六月，玄宗正式册立忠王为新太子，这总算是为废立太子风波画上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句号。虽然李玙意外地得到了太子之位，不过他不会想到自己悲惨坎坷的日子和炼狱般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这篇裹脚布文细细算来，已经欠了圣人大半年了，如今终于收官，也算能聊慰圣虑了。

另本人深知你乎能人大手子极多，所以行文不当、叙述不确、表达错误之处，还请大手子们轻拍轻喷，小可在这儿提前作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