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是市民奔走相告,此事件体现了哪些宪法精神?

       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在1995年10月30日举行独立公投,有惊无险,以百分之五十点六的反对独立比数,保存了国家完整。2014年3月17日原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通过区域公投,以百分之九十六点七七的高票赞成脱乌入俄。3月27日,联合国大会以一百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五十八票弃权,认定克里米亚独立公投“破坏了国家的领土完整,违反国际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动”。“克里米亚共和国”还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承认。接下来,苏格兰确定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也计划在今年11月9日举行独立公投。就连威尼斯,也给自己起好了“威尼托共和国”国名,扬言脱离意大利以及意大利所在的欧盟、欧元区和北约。

加泰罗尼亚从小公国变成西班牙一个省    

       也许有人不知道加泰罗尼亚,但是都知道西班牙最著名的旅游城市巴塞罗那,它就是加泰罗尼亚首府。加泰罗尼亚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几乎是个正三角。北部是接近水平的一条边线,与法国交界;东南向的斜线是地中海海岸,整个地区只有三角的西部直线与西班牙交界。也就是说,要论独立,它的地理条件非常好:有漫长海岸线,和法国相通,而不是被西班牙国土包围地一个“腹地”。

       加泰罗尼亚面积三万两千多平方公里,占西班牙国土的百分之六点三。相对来说,一向独立呼声最高的巴斯克,只有七千多平方公里,只占西班牙国土的百分之一点四。根据2012年的人口统计,加泰罗尼亚人口七百五十六万多,占西班牙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它人口密集,也高度发达,旅游业兴旺。

       早在九世纪,就有了巴塞罗那伯爵封地。“加泰罗尼亚”的称呼起于十一世纪晚期。1137年,加泰罗尼亚被阿拉贡王国并入,成为阿拉贡的海军基地。1283年,阿拉贡王国下的加泰罗尼亚小公国,有了类似宪法的治理规则,它的政府叫Generalitat。名称后来变得极重要,成为它主权尊严的象征。

       现代西班牙的核心,是一场王室婚姻的结果。1469年10月,卡斯蒂利亚十九岁的伊莎贝尔公主,嫁给了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二世。五年后的1474年,伊莎贝尔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位。夫妇各带自己的国土,实现大联合,两个王国合并成现代西班牙的核心。一个法学家会议制定了夫妇共治西班牙的规则。阿拉贡保留原来的一套机构、法院和法律。独特的历史造成西班牙一定的区域自治传统。加泰罗尼亚作为阿拉贡的小公国,从1137年起,始终保持自己的惯例、章程和法律。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所以不论归属阿拉贡还是后来随阿拉贡变为西班牙,都隐含着一个相对独立特异、时强时弱的民族心态。 

       十八世纪初,有一个大的改变。波旁王朝的腓力五世膨胀了卡斯蒂利亚的统治,推行卡斯蒂利亚的政体法律,加泰罗尼亚第一次成为西班牙王国的一个省。在1707年至1716年,西班牙王国首次颁布系列法令,结束了加泰罗尼亚自然留存的古典自治,在法院、法律文件、剧院等,都禁用加泰兰语,禁加泰罗尼亚古国旗。这是后来二十世纪类似法令的基础范本。 

       现在一些国家在民族问题上追究历史归属,会强调有分离诉求的地区,自古以来就归属此国。而地区分离派,也会坚持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实际上,民族区域在历史上常常多有变动。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最后民族对国家的实际认同向心力,以及对异族离心排斥的程度。

民族区域在历史上常常多有变动,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对国家的实际认同向心力。图为主张独立的加泰罗尼亚人高举独立旗帜。

       向现代过渡的西班牙各区域的凝聚,法国的侵略起了很大作用。本来西班牙各个小王国间也征战互殴不已,如阿拉贡的胡安二世想让二儿子费迪南继位,而加泰罗尼亚当时主张他的长子继位,胡安二世就打进加泰罗尼亚了。古代西班牙是一盘散沙。可是近代法国入侵,反而凝聚了现代西班牙五花八门的各个文化,提醒他们都是法国入侵下的“西班牙人”。十九世纪初,第一次法西冲突,两年战事就落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在1808年至1814年,拿破仑发动“半岛战争”,再次入侵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称它“法国战争”。既然作为西班牙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并参与抵抗,战争就把加泰罗尼亚进一步推向了认同西班牙。

       对法战争期间,一群冷静的学者以总议会名义,制定了君主立宪的《西班牙1812年宪法》,含保障公民自由、私有财产,还规定了间接普选、有新闻出版自由、法官不得罢免。但是,它脱离不了西班牙现实,有政教合一内容。

       半岛战争后的1814年3月22日,总议会承认的合法君主费迪南七世回到马德里,却拒绝了这部温和改良的宪法,恢复了战时撤销的宗教裁判所,走向专制。自由派的共济会纷纷起义,其中也有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攻下马德里后,天主教苦修派打着“解救国王”的旗号起义,也有加泰罗尼亚人。政治动荡的法国和西班牙距离太近,对西班牙有很深的政治影响。此时法国已经复辟,又怕“西班牙革命”北上,居然打着“解救西班牙国王”旗号,又一次打进西班牙,成功帮助费迪南七世复位。他在西班牙王位上待到寿终正寝。接下来是争夺王位的漫长内战。当法国又革命成第二共和国的消息传来,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在一起呼唤共和。

       十九世纪,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一起,率先遭遇工业革命,阶级形成、左右冲突,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等迅速发展,巴塞罗那人口狂增四倍,它也与马德里一起,成为世界革命的试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总部在巴塞罗那,它发行无政府主义刊物,宣扬暴力手段作为斗争工具。西班牙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就在巴塞罗那举行。在政治动荡的十九世纪,加泰罗尼亚与马德里,同是西班牙经济中心及政治动荡中心。从拿破仑撤出西班牙到1870年,西班牙换了三个朝代、五部宪法、十届内阁。怪不得伊莎贝尔二世要退位。中央管不住各省,它们纷纷脱离,但那种分离只是政局不稳的暂时状态,有点像军阀割据下的中国。

       欧洲还是王朝相通,议会选择的伊莎贝尔二世的继位君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儿子。显然,当时的国家概念与现代有差别,区域自治概念也不同。新国王怎么也摆不平这个国家,三年后就匆匆退位回意大利了。议会毫无准备就走向共和。西班牙第一个总统菲格拉斯,就是加泰罗尼亚人。

       第一共和国只存在三百二十七天,就被军队推翻,其间居然换了四个总统。1874年12月,十七岁的阿方索亲王正在巴黎,有人拦住他:“西班牙军队宣布恢复君主制了”,他成了“阿方索十二世”,他的曾孙,就是领导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国王胡安·卡洛斯。少年国王很不幸,二十八岁就患病身亡。阿方索十三世是遗腹子,接下来是王后摄政期。

       十九世纪末,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一起,经历了帝国陨落的困扰。巴塞罗那作为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知识精英云集,所谓“九八一代”文化成果累累,加泰罗尼亚精英是重要的一部分。    

       进入二十世纪,西班牙就动荡不安。1902年,才十三岁的阿方索十三世登基。1903年就有著名的巴塞罗那大罢工。1906年5月31日,十七岁的阿方索十三世在马德里举行婚礼,一个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莫拉尔,向国王夫妇的马车投炸弹。拉车的马以及一些观礼民众被炸死,鲜血溅上王后婚纱,国王夫妇幸免于难。

       1909年7月底,加泰罗尼亚一些城市暴动,起因是阿方索十三世的首相摩拉为摩洛哥战争征召预备役,花得起巨款雇用“代兵”者免征。民众一腔怒火,适逢工业先进的加泰罗尼亚本是冲突中心,矛盾骤然放大。在巴塞罗那,一个由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联合组成的委员会,号召反征兵,工人接管了巴塞罗那,接着全面罢工、拦截军车、暴乱和巷战。左翼也反宗教,认为天主教也是资本主义一部分,最后焚烧修女院,挖空墓穴。巴塞罗那市中心失控,治安部队在兰布拉大道开了枪,大道是今天每个游巴塞罗那的游客必到之处。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军队镇压。最后,军警八死一百二十四人受伤,民众死亡一百多人,史称“悲惨一周”。事后更是逮捕了一千七百人,以“武装叛乱”的罪名送上军事法庭,其中五十九人被判终身监禁,死刑五人,其中包括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现代学院院长费雷尔。

       这是进入十九世纪后期西班牙的困扰。无政府主义在全球盛行,刺杀和劳资冲突带来血腥冲突或镇压,是工业革命后的时代病,但是在西班牙,只要和加泰罗尼亚有关,就自然演变成民族区域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引出强烈的分离意愿。而工业中心特别多事。“悲惨一周”的镇压,原本下令加泰罗尼亚军队执行,但是当地军人不肯镇压乡亲,结果马德里政府调来其他几省军队。这一来,就更是“西班牙”血腥镇压民族地区,更促进了分离的恶性循环。

1909年的“悲惨一周”中,当地军人不肯镇压乡亲,结果马德里政府调来其他几省军队,加剧了分离的恶性循环。

       高涨的民族分离情绪下,同民族的不同地区间,再有矛盾也会被压合。1913年,加泰罗尼亚现在的四个省,巴塞罗那、赫罗纳、莱里达和塔拉戈纳,合成联合体。中央政府立即认为这是分离信号。

       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维持中立。一战结束后,西班牙解散了加泰罗尼亚的四省联合体,禁止它的语言和国旗,这一来,反而更推进了它的分离倾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就是分离主义者。镇压极端无政府主义和镇压分离主义,也变成一回事。在严厉镇压下,左翼领袖纷纷流亡法国,他们中的马西亚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国家组织”,还策划了一次革命,刚准备越过法西边境回来推翻政府,就被识破失败了。

       阿方索十三世压不住左右分裂各走极端的国家,1931年放弃权力、黯然离开。就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一个激进左翼政府,立即宣布剥夺国王公民权,没收全部王室财产。

       加泰罗尼亚捷足先登。流亡的马西亚已经回来,抢先共和政府一步,宣布成立加泰罗尼亚共和国。这是分离主义走得最远的一步。西班牙新政府,马上与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部长展开协商,最后达成妥协。马德里同意加泰罗尼亚恢复实质的政治主体,而加泰罗尼亚也退了关键一步:不脱离西班牙。这个安排,有人称其“实质独立”,有人称“高度自治”,看要表达什么了。自治政府恢复了那个1283年的Generalitat,以及中世纪开创的Diputació del General de Catalunya(众议员委员会)的称呼,以示“独立国家,古已有之”。

       妥协容易达成,与两个政府都是左翼政府、相互间本是同志、没有附加政治对抗有关。但共和并未解决西班牙问题,左右两极严重冲突。加泰罗尼亚是一左独大,它的右翼党非常温和。但它还是西班牙大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当西班牙左翼政府的激进政策引出反弹,1934年右翼政府在大选中上台,左翼的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马上就领着民众反抗中央。结果,西班牙政府宣布暂停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令它失去了自治地位。

       1931年开始的第二共和国比第一共和国长寿。1936年,西班牙又选上了左翼政府,加泰罗尼亚又恢复了自治地位。但左右激荡两次,1936年就内战了。西班牙内战更是世界左右激荡的浓缩场景。一边是苏联和国际无政府主义组织支持,一边是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死亡六十万人,极为惨烈。1937年底,左翼共和政府从马德里撤到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成了内战左翼一方的代名词。1939年1月26日,佛朗哥军队攻入巴塞罗那。一个月后的2月27日,法国率先承认佛朗哥政府,接着,全世界除苏联和墨西哥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佛朗哥政府。

       1939年,已是二战开端。西班牙政府再次维持中立。它在两次世界大战都维持中立,始终没有针对整个西班牙的外战压力,却内战内斗连连。

       佛朗哥1939年占领巴塞罗那以后,Generalitat被撤销,禁了加泰兰语。加泰罗尼亚再次失去自治地位。内战后,佛朗哥政府残酷镇压了内战中的敌方人士。原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已经流亡法国。但纳粹德国占领法国,逮捕了贡巴尼斯,把他交给了佛朗哥。在巴塞罗那战争委员会,贡巴尼斯以“军事叛乱罪”被判死刑,1940年10月15日,在巴塞罗那山顶要塞被枪决。内战政治敌对的血腥镇压, 在西班牙很普遍。在讲西班牙语地区,只是被理解为政治问题,但发生在少数族裔地区,一定被理解为族裔迫害,一定导致分离情绪。禁用加泰兰语,事实上也压制了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1939年一直随着佛朗哥统治延续到1977年。可是,佛朗哥政府与加泰罗尼亚的冲突原因,与其说是中央政府容不下少数族裔,还不如说是政治的极端对立。加泰罗尼亚在标识上是左翼象征,在内战中是敌方大本营,在现实中是潜在的反叛源。

       战后,佛朗哥开始培养一个可能的未来君王,也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他九岁回到西班牙接受教育,一直对自己肩负恢复君主制、将在未来接管这个国家的意识保持清醒。他成年后很留意协调自己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在佛朗哥时期,他不仅去加泰罗尼亚慰问灾民,也私下悄悄接触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努力往往被现实困境抵消。1973年底,工业区都苦于遏制通胀的紧缩政策,能源危机雪上加霜,加泰罗尼亚罢工四起。1974年2月底,一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判了死刑。

       1975年底佛朗哥死后,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开启民主转型,其中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两个冲突最严重、独立呼声最高的民族地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

       巴斯克有极端分离组织埃塔,不断制造暴力、爆炸;加泰罗尼亚也有类似的袭击,但是加泰罗尼亚更多是原来的传统,分离运动和工人运动、左翼组织相结合,更多是罢工抗议示威连连,这往往会伴随发生与警察冲突的流血事件。   

加泰罗尼亚恢复历史上的自治地位    

       细究一下,区域问题其实涉及自治和分离两个不同概念。一般来说,中央政府更容易认同区域自治,却不愿意看到区域分离导致国家分裂。很多区域自治问题不能解决,关键是中央政府对后一步的惧怕。在理论上,自治和分离是两回事,在现实操作上,它很容易失控,一不小心就可能从自治滑向分离的下一步。

       佛朗哥死后的民主化局面,实质是中央与加泰罗尼亚等区域,政治理念开始趋同,并非单方面改变。在中央政府改变的同时,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左翼政党也已经今非昔比。内战结束四十年后,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影响力基本消亡。余下的不论是西班牙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党派,都已经不再如四十年前那样激进。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在读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之后,有了很大改变,更“修正主义”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偏右的中央和偏左的区域,有了对话、求共存于一个政体的可能。

       1976年10月,佛朗哥死后一年,一位叫玛纽尔·奥提尼斯的银行家,向马德里政府的奥索里奥建议,加泰罗尼亚的流亡政府主席塔拉德拉斯,很可能是解决该区域问题的关键。银行家是加泰罗尼亚人,的确只有“自己人”,才能准确判断这个区域的民众想法。

       原来,在贡巴尼斯被枪决后,流亡的原加泰罗尼亚的议会决定,还是要把Generalitat延续下去,他们推选了波赫做主席。1954年波赫辞职。流亡的Generalitat就在墨西哥,选出了新的主席塔拉德拉斯。此后二十多年,塔拉德拉斯流亡在法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并非寂寂无声,他时时代表加泰罗尼亚Generalitat,与流亡中的各政治力量保持联系。他把自己看作是超越党派的、加泰罗尼亚的精神领袖。1976年,他已经七十七岁。

       经历内战和四十年的政治对立,此类重大政治谈判需要互信。至少塔拉德拉斯必须相信,这并不是诱捕圈套;政府方也必须相信,对方在谈判中的承诺确实就会履行,不会恢复了Generalitat之后,加泰罗尼亚下一步就从西班牙分离出去。背后还牵扯了更危险的时局:军队保守势力一直反对政治转型,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理由,一是他们认为,左翼就是当年的激进左翼,一旦政党合法化,又要陷于混乱甚至内战;二是认为,新的区域自治政策会导致国家分裂,新政府在卖国。塔拉德拉斯曾是1931年加泰罗尼亚左翼政党ERC的主席。在军队保守派眼里,他和被判死刑的贡巴尼斯没什么区别,他们不仅内战记忆犹存,也是内战思维,认为贡巴尼斯被判死刑是罪有应得。军队反对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西班牙军队素有以军事政变干政的传统,佛朗哥就是一个例子。

       互信的开端是新政府的姿态。佛朗哥去世后的在任首相是纳瓦罗,他马上在议会宣布:“我们的意图是让西班牙所有地区都有自己的宪法机制,令它们能够更好地关注自己的特殊需要,保持各自的传统和特殊性,以丰富民族整体,从而更好地为祖国的统一和伟大服务。”但是,区域自治的具体谈判和操作,是由下一任首相苏亚雷斯完成,也离不开国王胡安·卡洛斯的大量背景工作。

1969年,当时的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一世与军人独裁者佛朗哥。

       国王在一次罢工抗议高潮中,不顾反对,和王后一起访问了加泰罗尼亚。在原阿拉贡王国所在地,官方招待会的直播镜头下,国王的演讲突然从卡斯蒂利亚语切换到加泰兰语。加泰兰语已经被官方禁止了近四十年。突然听西班牙国王说出来,强烈触动了加泰罗尼亚人。国王还接见了加泰罗尼亚反对派,包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宗教领袖。他访问了蒙特塞拉特修道院,那里一直被看作是反马德里的民族主义象征。他访问重工业区,那里痛苦的罢工骚乱刚刚结束,他对几千个工人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作为公民和工人的权利将会得到承认。”当年5月,加泰罗尼亚一个左翼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国王声望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九,被称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形象”。

       首相苏亚雷斯派亲信秘密前往法国与塔拉德拉斯接触,同意恢复加泰罗尼亚1932年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谈判都顺利,但一个条件令首相为难:塔拉德拉斯要求,在他回巴塞罗那的时候,要检阅加泰罗尼亚武装仪仗队。正在顾虑右翼保守军人反弹的首相,左右为难没有答应。

       解决民族区域问题,时机非常重要。专制强人离去的转变当口,是最可贵的时机。长期被压制的民众,看到新政府突然释放善意,容易被打动,政治人物就容易说服自己的族人妥协让步。

       虽然苏亚雷斯拖了半年多,幸运的是,并没有错过时机。在接下来的1977年6月15日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左翼党派大胜,而苏亚雷斯领导的UCD在这个区域大败。有历史学家认为,苏亚雷斯感觉必须用塔拉德拉斯这个标志性人物,来赢回人心,重建已经失去的主动权。否则,未来的自治区谈判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1977年6月27日,塔拉德拉斯飞往马德里与苏亚雷斯直接会谈。条件是,加泰罗尼亚恢复的自治地位和Generalitat体制。而塔拉德拉斯承诺效忠于西班牙君主制,接受西班牙统一,尊重西班牙武装力量的荣誉。这一次,苏亚雷斯答应了军仪的欢迎仪式。他理解这不是“荣誉回乡”的虚荣,在一个国家政权向自治区权力移交的授权仪式上,应有军队在场,以确认授权合法性。军中保守派果然无法接受。国王亲自出面说服,高调接见塔拉德拉斯,以示国王对民主转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的支持。

       1977年10月23日,七十八岁的塔拉德拉斯回到巴塞罗那,检阅了加泰罗尼亚武装卫队,用加泰兰语大声宣告:“加泰罗尼亚公民,我在这里了!”归来的塔拉德拉斯立即组阁,Generalitat在左翼政党管理之下,他的部长们立即展开与马德里中央政府部长间的谈判。

       在前两个月,议会已经开始草拟新宪法。新宪法列入了自治原则和具体程序,根据不同情况推行。冲突最尖锐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三个地区,宣布为“历史上的自治区”,给予手续简化,迅速恢复它们历史上的自治地位,以缓和紧张的区域形势。虽然自治区内部也有矛盾争论,但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最早通过,比1932年的自治条例更为有力。

       中央政府既愿意确保区域自治,又担忧国家分裂,宪法就有“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自治区联合”,以防止不同自治区进一步组成“区域联盟”,带来分裂危险。

       大量军队精英仍然认为,必须减缓快速的区域自治过程。军队压力使得中右党派(UCD)和左翼社会党(PSOE)合作,一起制定了著名的《移交权力和谐组织法(LOAPA)》。它的目标是给所有的自治区限定权力,尤其是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LOAPA在1981年9月29日递交国会,最终由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自治政府在1982年上诉到宪法特别法庭,要求修改或者至少冻结。LOAPA的存在,至少作为一个平衡,缓和了军队的干政意愿。后来才知道,局势极为紧张,军队密谋的高潮,是打算在1981年6月23日巴塞罗那集会中抓住国王迫其退位,建立军政府,连准备清算的黑名单都已经拉出来了。 

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    

       不论怎样艰难曲折,西班牙民主化和加泰罗尼亚的区域自治都十分成功。在1979年至1983年间,整个西班牙都在宪法之下成为自治区。今天西班牙有十七个自治区和两个自治城市。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不断扩大,与西班牙政府分享教育、卫生和司法的管辖权,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等等,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良好。1985年5月中,国王受到邀请,主持了加泰罗尼亚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会议。1986年7月24日,国王授予塔拉德拉斯世袭贵族头衔。1988年4月22日,国王主持了加泰罗尼亚的千年庆典。

       一个象征性高潮是在1997年10月4日,国王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和巴斯克的一个手球明星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公主克里斯蒂娜当时是巴塞罗那居民,说加泰兰语。当他们从教堂出来,和国王夫妇的马车一起穿越巴塞罗那大街,二十万人涌上街头,向新人和国王王后欢呼。在那一刻,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关系,圆满得如同公主与王子的童话故事。

       巴斯克的恐怖组织埃塔虽然越来越弱,但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对比下,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关系似乎简单得多,基本上就是安定团结双赢局面了。

       回看历史,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那段相互关系张力很大的时期,与西班牙的整个国家悲剧有关。从十九世纪进入现代,西班牙在工业革命初期剧烈的社会冲突之中,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左右对抗,整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大多数时间里,与西班牙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恰是处在不同的两端。政治对抗和族裔间对抗,混为一谈。

       但是,一个民族区域的分离主义诉求,可以独立存在。总会有人坚持:不论怎样高度自治,我就是要独立自己过。这是各民主国家会长期存在一些分离组织的原因。民族身份认同,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延续到今天,一直是欧洲一些地区的困扰。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区域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只要涉及不同种族,就很容易被敏感地导向族裔冲突;假如矛盾冲突发生在中央和区域之间,若涉及不同种族,就很容易被导向分离诉求。那些长期边缘化、看不出有什么前途的分离主义力量,会很快点燃民族情绪,突然之间毫无预料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在加泰罗尼亚,主张分离的几个政党始终存在。今天,主张分离的趋同团结党(CiU)领导人阿尔图尔·马斯,已经是Generalitat主席,他在当选前就多次表示,一旦当选将谋求“加泰罗尼亚民族自决”。CiU已是第二次执政,可以感受到后面的民意了。

       2003年,西班牙巴斯克自治政府就试图改变现状,把自治再跨前一步,把巴斯克对西班牙的关系改为“盟国”或“自由国”,介于自治和独立之间,被西班牙国会否决。2005年,加泰罗尼亚议会以百分之八十八点九的赞成票提出,要定义加泰罗尼亚为一个“国家(nation)”,后来在西班牙政府压力下,最终改回“民族(nationality)”。这两个词在英语中,“国家”、“民族”两者的意思都有,而“nation”的“国家”意味更重一点。

       今天的宪法文本,是民主化以后的1978年《西班牙宪法》,第二条就是:“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本宪法基于西班牙民主的团结、全体西班牙人共有的统一国家,承认并保障组成西班牙的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自治权和团结。”简单地说,原则是:符合“统一国家”的地方法是合宪的,否则违宪;容许自治是合宪的,否则是违宪的。

       立宪第二年,就建立了1979年《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其法律效用仅次于宪法。章程序言宣称:“加泰罗尼亚,作为一个民族(nationality),始终在西班牙法律之下,根据宪法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以一个自治区履行自治管理。”2005年,加泰罗尼亚起草新版《自治章程》,序言将上面那段话的“nationality”改为“nation”。此外,新版《自治章程》和1979年有了很多不同。这个版本2006年在加泰罗尼亚议会和西班牙议会通过,加泰罗尼亚公投有百分之七十三点二四的人赞成,百分之二十点五七的人反对。虽然批评者指出投票率没有超过一半(百分之四十八点八五),但是,程序都合法,新章程在2006年8月9日生效了。

       节外生枝的是,在西班牙议会投了反对票的人民党(PP),向宪法法院诉新版《自治章程》违宪。普遍认为,事情弄糟的一个因素,是宪法法院的责任,把法规合法性的决定,陷入了所谓“进步派”和“保守派”法官的党派之争。弄得章程在政治上取得合法性已经四年,法院还没有为它的合法性做出个裁定来。加泰罗尼亚本来就不信任宪法法院,2009年11月26日,十二份加泰罗尼亚报纸发表联合社论,标题是《加泰罗尼亚的尊严》,警告加泰罗尼亚人,宪法法院很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国家权利”。这又引发马德里绝大多数媒体的强烈反应,它们一向苛刻地反对新章程。两边的媒体和民众立场明显对立。在近年的记忆中,两边的裂痕还从未如此严重, 四年的漫长拖延中,弄得民间高度紧张,谣言四起。

       2010年6月28日,西班牙宪法法院以六比四通过了《加泰罗尼亚章程》审批版,加入了“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重写了十四个条款,解释了二十七个条款,主要涉及语言(不许可加泰兰语为官方第一优先语言)、司法(不许可进一步扩大司法自治权)和财政(不许可扩大自治财权);虽保留了“nation”,但是限定它“没有任何法律效用”,也就是不具备国家地位。在加泰罗尼亚人感觉中,法院裁决严苛,印证了他们久久担心的谣言。 

       这个得到双方议会通过、已在实施的新章程,四年后遭遇如此挫折,加上马德里媒体的渲染,连西班牙大主教会议也出了个文件,特别认定“西班牙统一”是一个“道德财富”。整个过程令加泰罗尼亚人认为,他们在今日西班牙没有地位,他们没有尊严。加泰罗尼亚一下就“毛了”,反应强烈群情激奋,分离议题发酵。2010年7月10日,百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街头抗议法院裁决,高呼:“我们是个国家,我们自己决定。”这次抗议被“自由国际”前副主席Emil Kirjas称为“近二十年来欧洲对自决的最强烈表达”。2010年7月,巴塞罗那的保守派报纸《先锋报》(La Vanguardia)公布民调,百分之四十八的加泰罗尼亚人支持独立,只有略高于百分之十的人反对。哪怕和五年前比,比例也大幅提升,显得触目惊心。

       十八天后,全球各地报纸的头条是,加泰罗尼亚议会做出历史性决议,禁止本地区进行斗牛。很多人理解为一个保护动物举措,而西班牙人都明白,这是加泰罗尼亚表示:要和西班牙在精神和文化象征上划清界限。    

宪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到底要什么?    

       2013年12月13日,加泰罗尼亚政府宣布,将在2014年11月举行独立公投。2014年1月,自治区议会通过了一个“加泰罗尼亚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声明,提交西班牙宪法法院。

       事情的表面进程是这样。那么背后分离主义日趋高涨的原因是什么?宪政民主框架下高度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到底要什么?

       加泰罗尼亚的分离组织各不相同。有的组织被认为,他们的分离主义旗帜更像是向中央政府在各项政策上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有更激进的分离诉求,有点像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要一个跨现存国界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理想是一个包括瓦伦西亚、地中海三岛、阿拉贡一部分和法国南部一部分的大加泰罗尼亚联邦,就是几百年历史中曾经是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都要回来,这个目标显然比较吃力。还有就是简单要求现有自治区从西班牙分离,作为独立国家加入欧盟。

       绕到背后,经济是最大问题。谈判1979年自治章程细则时,经济就是焦点。但是,说解决区域问题有“时机问题”,这是一个最好实例。佛朗哥政权刚结束时,民族地区的期望值相对较低,他们习惯了几十年的强压制,任何一点来自中央政府的善意都会奔走相告,看作变革的希望。国王说几句加泰兰语,民众都会非常感动。在各种权力的转让谈判上,也相对容易达成协议。因为这个区域长期一无所有,加泰罗尼亚当时一年向中央政府上交五百亿比塞塔。现在突然能够得到自治权、财政权,都会珍惜这个机会、愿意妥协,谈判起点较低。佛朗哥在经济上也给转型的西班牙留下较好环境。佛朗哥离世前,西班牙如中国台湾一样有过经济起飞,在1962年加入共同市场,是仅次于法国的世界黄金第二大买主。中央政府在解决区域问题时,经济上有放权的能力。当时谈成的财政分成比例,加泰罗尼亚感到意外的满意。塔拉德拉斯曾欢呼自治区成功:“加泰罗尼亚,你是举世无双的楷模!”

       此后加泰罗尼亚被公认是西班牙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2005年的人均GDP在西班牙十七个自治区中排名第四,金融业和投资业都领先。但是,他们对中央税收逐渐不满。2010年,西班牙百分之十的GDP,高达两百亿欧元,来自加泰罗尼亚扣除返回后的完全上交税款。这个数字占了加泰罗尼亚GNP的百分之十。很不巧的是,2006年自治区新章程出台到2010年宪法法院的裁决,恰恰在此期间,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是危机中心,各州都受到大冲击。可没人认为美国会引出某州要独立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区域民族情绪,很自然就共赴国难了。而在西班牙,一向寻求独立的组织在这个有独特语言文化、与西班牙有过冲突历史的自治区,看到了推动分离主张的最佳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西班牙是重灾区。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GDP在整个西班牙最高(三千一百四十四亿美元),2012年它的债务达到全西班牙十七个自治区总债务的百分之三十八,失业率升至西班牙最高,投资急剧下降。多数人认为,他们是中央财政掠夺的受害者。一些经济学家推算说,加泰罗尼亚将无法从这个状态下幸存下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加泰罗尼亚籍教授Charles Boix就表示,“宪法法院的裁决使得我们无法恢复经济。”

       那么,是不是“全是宪法法院惹的祸”?即便新章程被宪法法院批准,各种问题也只是缓解,因为新章程没有根本解决经济争端,很可能会继续推出新要求,而经济危机中的西班牙处境逼仄,也很难大大方方就给自治区再切出一大块税收大饼。裁决前的2009年,分离派已经举行了有一半加泰罗尼亚城镇卷入的非官方独立公投,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宪法法院拖延四年的裁决,无疑是拖得太久,又不幸恰好跨越金融危机。除了税收,还有很多细节的利益冲突。例如,总部在美国的大航空公司Delta,在它的三百三十三条航线中,巴塞罗那航线盈利占第三,可见机场之繁忙。所以,巴塞罗那机场的国家归属,自治区就认为是不公平的事情。还有中央只注重大铁路公司的投资,硬把自治区铁路给逼上了绝路,等等。

       加泰罗尼亚是地理上的中心地带、富裕地区,巴塞罗那是经济文化中心。所以,一向是西班牙“人往高处走”的目标。人口流动大,现在这个区域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讲加泰兰语,百分之六十是外来人口。连前一届Generalitat主席何塞·蒙迪亚(任期)都是生在科尔多瓦的“移民”。这也反映了现代区域分离主义的特征:它和区域利益紧密挂钩。只要有一个民族文化核心,然后,它可以结合动员共同利益的区域民众,哪怕他们是移民。更何况很多移民已在心理上认同了第二故乡。蒙迪亚讲加泰兰语,认同当地文化,否则不可能竞选得到一把手的位置。

       然而,人口大幅流动也是现在分离的原因之一。例如前Generalitat主席何蒂·普约尔(任期年)就担心,大批人口迁入很容易就会毁了一个小小民族的文化。Charles Boix教授也注意到西班牙近十五年来的移民潮,很短时间就增加了六百至七百五十万的居民。他认为,这个移民势头已经不下于美国的移民压力,可是“你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无法控制迁入,而它的经济、社会和教育体系都会难以应付。加泰罗尼亚是双重“移民”压力,它承担西班牙的外国移民,也承受西班牙向加泰罗尼亚的“移民”。

       种种原因之外,历史阴影依然笼罩在今天。一个标志,就是在1940年被判处死刑的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始终没有被平反。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政府和尚未合法的左翼党派,有过个不成文的协议:考虑西班牙已经动荡不安,在大变革关口,为避免点燃双方民众政治对立的火焰,毁了大局,双方就不再重提历史旧案和恩怨,专注完成政党合法化、区域自治等一系列具体安排。它和南非的“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似乎是相反的做法,但同样是在各自具体条件下,具政治智慧的安排。当然,历史欠账也就拖下了。另一个原因,是内战双方背后的政治争论并非黑白分明,也仍然涉及今日军方立场,西班牙历史恩怨和政治复杂性,可见一斑。所以,每一个上台的首相最终都绕过了,包括左翼党派领袖,如上一任西班牙首相,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洛,竞选时信誓旦旦,承诺上台后立即解决,但是真的上了台,还是知难而退,没有履行诺言。对加泰罗尼亚来说,Generalitat 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尊严象征,它的主席居然被西班牙政府处死了,还几十年拖着不给个说法,民族尊严在哪里。

       在西班牙政府和自治区之间,原本还有一个极为重要、极具威望的协调者,就是国王胡安·卡洛斯。按说,君主立宪制中的君主,只是一个象征。但在民主化进程中,国王是最重要的灵魂核心人物,他必须有所作为,高度紧张地化解重重危机,十余年来一直是一个救火员。待一切完成,国王自然退入一个礼仪角色,他突然松懈下来,也显然重新思考了人生。曾经,他身边最亲近的王宫内务官员,总是一些能够提醒他约束自己的长者。他决定改变。他辞退、解除了周围的约束,开始君王的享受。很快,周围就围上了一圈原本会被挡驾的,投其所好或谋求利益的人。总之,王室开始丑闻不断。最近,在巴塞罗那主教堂结婚的公主卷入经济案件,必须出庭作证。不久前,胡安·卡洛斯在一片对君主制的反对声中,默然把王位传给了儿子。还是那个胡安·卡洛斯,已失去他的精神光环和作为国家灵魂的个人魅力,2009年5月13日,“西班牙国王杯”毕尔巴鄂(巴斯克)对巴塞罗那决赛,当国王抵达体育场,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观众,一起对国王表示了不满。

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    

       2014年3月25日,西班牙宪法法院的十二名法官对加泰罗尼亚提交主权声明进行审议,当日下午,就做出表决,否决了这份声明。法官裁定:加泰罗尼亚进行独立公投是非法的。依据就是宪法的第二条:“国家统一和自治权利”条款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现在,预定公投的这一天越来越近。

       面对这波新的分离浪潮,只是需要面对现实。一种比较落伍的观念,是过度紧张拔高地看待分离主义。例如把任何人的分离主张或行为,都提升为“分裂国家”的严重罪行。许多国家都有类似西班牙这样强调统一、不容分裂的宪法或其他法律表述。但是,面对分离主义的组织、宣传和具体推动行为,只要不是暴力活动,一般都会像西班牙政府一样,持宽容态度,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去处理,过程充满了协商、让步和妥协。在理论上,成熟国家都理解,在各区域之间,在中央和自治区之间,不可能没有利益冲突,而在各种利益冲突下,一个少数族裔区域产生分离情绪、分离愿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些人固执地持有分离主义理想,积极投身这样的事业,也是自然的事情。在实践层面,中央政府的过度反应,一般都会适得其反,越压越不服。相反,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牵涉各种利益考量,不愿意地区分离,会尽可能利用国家力量的优势,例如宪法等手段,来竭力保留国家完整,也非常自然。那么,面对分离,国家怎么办?首先必须保障区域有高度自治的基本自由。

       假如在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之间,有非常对立的价值观,区域理念没有实践的可能,两者之间的张力会非常大,很可能会演变为对抗甚至暴力对抗,这就是加泰罗尼亚在第二共和国右翼政府当选后的情况。在民主转型的时候,加泰罗尼亚选出的左翼政府,和国王班底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但并非绝对的对立,双方共同具有“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区域有充分自治权利”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谈判、妥协、让步的最根本基础。当然,大原则会面对非常复杂的具体情况,即便有了高度自治,还是可能难以化解矛盾,例如民族情绪高涨不可逆转,旧日积怨无法消解,利益分配无法达成协议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加拿大和英国,长期挣扎纠结无果,就选择同意区域公投,任由选择去留。但若是牵扯重大国家利益,如加泰罗尼亚对于西班牙是一个重要经济支柱;库尔德的去留对于伊拉克涉及大油田去留,就会穷尽一切努力挽留。国际社会主要判断是否有种族屠杀、种族灭绝的恶性状况,如果有,会果断支持区域分离。

       对于西班牙,因为宪法和自治区章程有国家统一条款,独立公投在法律上不是一个合法选项。那么,就有一些可能前景。一、加泰罗尼亚放弃公投;二、坚持公投,独立不能得到多数支持;三、独立得到多数支持,并不付诸实践,仅存象征意义;四、在公投多数支持分离后,实际分离,变成一个“国家”。最后的选项很难发生。更可能的,是举行公投,不论投票结果如何,双方进入下一轮博弈,经济、语言、历史遗案处理,等等。最后,假如经济危机度过,也随着时间能协调好,就度过危机,渐入佳境,否则,也许如英国一样,终于有一天,马德里放手,同意合法公投任凭去留。

        (更多关于民族国家分裂的深入讨论,请关注“思想市场”栏目“关注苏格兰独立公投”、“海外族群冲突”标签下文章,或点击本文链接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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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25年传奇历程

在专业领域,“世家”,代表着一种底蕴、代表着一种传承、代表着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而在中国,律师制度在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传统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松散的组织模式似乎又注定让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会远远大于对律师事务所的投入。而这一切似乎预示着在中国,律师这个行业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有“世家”的概念,但随着2014年首届“全国十佳律师”岳成律师的堂孙女岳婷拿到了律师执业证、岳家第三代律师开始执业,岳成家族真正成为了中国的律师世家。

岳成律师是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在他的教导下,岳家第二代共有六人从事律师工作。其中长子岳运生是北京总所主任,长女岳海南负责黑龙江分所,二女儿岳雪飞负责上海分所,小儿子岳屾山负责美国纽约代表处,小儿媳宋静负责三亚分所;外甥王静巍负责广州分所。第三代除已执业的堂孙女岳婷外,最少还会有八人从事律师这一职业、在岳成所工作。

岳成律师从不讳言岳成所是家族所,在发掘家族所优点的同时,作为民族英雄岳飞的第三十二世孙,他比其他大多数律师更加重视律所的发展与责任的传承。经常有同行或者朋友问他,你孩子都已经接班了,又非常优秀,你岁数这么大了,干嘛还拼命工作?岳成律师总是这样告诉他们:一为子孙打基础;二为法治做贡献;三为自己留名声。

治家如治所,治所先治家。结合六十多年人生阅历和三十多年律师生涯,岳成律师总结出12字家训:“懂感恩、知敬畏、有礼貌、要孝顺”,教育其子孙身体力行。

2016年9月25日,岳飞铜像(按杭州岳庙岳飞塑像比例制作)在岳成所落成,有70多位朋友参与撰写岳飞铜像两侧楹联。最后确定为上联:精忠报国,武穆精神传千古,岳母刺字耀天下;下联:律师世家,扫尽人间莫须有,正义担当法中华。习近平主席曾经说过:“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追求”。作为岳飞的后裔,岳成律师始终把精忠报国牢记于心,并将其在岳成所传承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指引下,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一路稳步前行,不但亲历了中国律师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也参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还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创立和形成。如今,这个在中国律师界具有极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传奇律所,终于迎来了建所二十五周年的辉煌时刻,并正向其百年大所的目标稳步前行。

一、创始人岳成,每“跃”必成的律师传奇

他是首届“全国十佳律师”,代理过众多大案、要案,精湛的业务名满华夏;他76年进县城,86年进省城,96年进京城,06年成立美国纽约代表处,2016年又同时申办了六家分所,每“跃”必成,堪称中国律师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1、先做律师后学法,开所八个月创收过百万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执业律师,岳成已经在律师这条道路上走过了将近四十个春秋。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竟是“先做律师后学法”。

那是在1980年,中国恢复律师制度第二年,岳成被调入黑龙江省海伦县法律顾问处,只经过了两个月的速成培训班学习,他就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了律师。刚刚踏入律师这一行业,岳成主要靠自学,每天一大早他就起来背法条。当时用的还是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其中《刑法》共192条、《刑事诉讼法》共164条,他都能背下来。从业三年后,他以黑龙江省绥化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吉林大学法律系的本科函授班,终于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法律。

虽然岳成这种先做律师后学法的情况是历史大环境造成的,但他反而觉得这样也很好。首先,这使得他非常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其次,因为之前有过三年的实践经验,所以在听老师讲课时他能够带着问题去听,再在实践中体会老师所讲授的法学原理,他对法律条文理解得就更加深刻。就如同医生将讲课和临床相结合,相辅相成的效果一样。所以岳成始终觉得作为学法学的人,如果在实践中锻炼过,再回过头去听老师讲课,一定会获益良多。

1986年,岳成律师被调入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继续从事律师工作。九十年代初,岳成在黑龙江地区已经极具知名度,但1993年随着国家对律师事务所管理的改革,他还是毅然辞去公职,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因为他业务精湛,律所开张仅仅八个月,创收就已逾百万元。

翻开那时的卷宗,一份份用毛笔书写的辩护材料和蜡纸印刷的判决书让人们好像又回到了那记忆中的年代,但最后一页办案日记中“胜诉”二字那刚劲有力的字迹让人们时至今日仍然可以感受到岳成律师当年的豪情。

 2、“要想赢,找岳成!”他成为首届“全国十佳律师”

1985年,岳成律师作为原告的律师代理了一起离婚诉讼。被告方特意从外地请来了两位律师,庭前表示决不离婚。法庭上,岳成从婚姻的社会起源到道德基础,从爱情的心理特征到婚姻破裂标准,从东方的传统观念到现代的家庭理念……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他有理有据有情的发言,不但令审判法官禁不住点头称赞,对方的一位律师竟然也蹭地站起来说:“我完全赞成岳成律师的意见!”

1988年,岳成的故乡海伦县集资修筑一条大街。这条大街位于海伦县城的中枢,又是以抗日英雄李雷炎的名字命名,寄托了海伦民众的殷切希望。可是没想到工程开始后,路修了不到三分之一,施工方就以显失公平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县交通局补齐24.6万元的差价。海伦县交通局缺乏应诉的经验,急忙派人到哈尔滨找到岳成。当时岳成正患着肺炎,他一边打着吊瓶,一边翻阅材料。经过二十多天的辛勤准备,岳成在庭审中以详实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述,不但使法院驳回了对方的无理请求,还迫使其向海伦县交通局支付了违约金170余万元。海伦人奔走相告:“岳成为家乡赢回了一条街!”

1989年,岳成律师代理了满洲里市一件标的价值180万的房屋产权纠纷二审案件。他的当事人一审已经败诉了,面对外部的无理干涉、面对十几个抱头痛哭的当事人,岳成决心一定要在二审把结果掰回来。当时虽然正值孩子高考,但他还是将全身心投入到了案子中,几个月间,他从满洲里跑到呼和浩特,再跑到北京,期间多次往返,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为当事人讨回了房屋产权。

正是凭着精湛的业务水平,在1994年黑龙江省司法厅、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律师协会三家联合举办的黑龙江省首届“十大优秀律师”评选中,岳成以群众票、政法票两个第一,专家和评委两个满分的好成绩荣登榜首。1995年,他又被司法部评为首届“全国十佳律师”。

酒香不怕巷子深,时任《中国律师》杂志总编辑刘桂明老师为了给首届“全国十佳律师”做专题到律所准备采访岳成时,恰巧一位要委托律师的当事人也急于见岳成。他在办公室外大声地说道:“都说要想赢、找岳成!我一定要委托岳成代理!”这句来自当事人的最高评价,与首届“全国十佳律师”的名号一起,传遍天下!

 3、进京!他成为北京地区知名度最高的律师

作为首都,北京坐拥国内最优厚的司法、行政资源和最大的法律服务市场。“北京律师”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封号,代表了中国律师界的最高水准,令很多当事人不远万里,也要来北京请律师、打官司。

1996年,岳成的律师事务所在黑龙江省办得有声有色,但他并不满足偏安一隅,更大的理想使他毅然决然地要把律所开到北京去。不是在北京开分所,而是把总所搬到北京去!在实现“76年进县城、86年进省城、96年进京城”的三级跳的同时,他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北京律师,强手如林。一个外来户,既非海归、也不是“学院派”,既不“拜码头”、也不守“规矩”,虽有首届“全国十佳律师”的头衔,但北京的客户并不熟悉,想闯出一番天地,其辛苦可想而知。好在长子岳运生也已毕业进入律所,父子二人就这样开始了在北京的创业之路。

为了拓展案源,岳成坚持大案、小案、经济案和刑事案都办,不挑西瓜、不放芝麻。为了打开市场,他在权威刊物上常年刊登“岳成律师事务所”的报花广告,并定期向客户发放私人律师卡,还开通免费咨询热线。渐渐地,慕名而来的客户不断增多,其中不乏社会名人。随后,他代理了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被诉侵犯名誉权案、歌手田震名誉权案、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受贿案、《秋菊打官司》原作者陈源斌名誉权侵权案、《浏阳河》词作者徐叔华著作权案、联合国“世界和平使者奖”获得者李晓华名誉权侵权案、国家文物局被诉打捞甲午海战“致远”舰纠纷案等全国闻名的案件……岳成和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名气也随着这些案件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1998年,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就北京地区律师形象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岳成所虽然进京仅仅两年知名度却位列三甲,岳成本人更是成为了北京地区知名度最高的律师!

 4、为崔永元代理维权案,人格魅力征服央视名嘴

从1997年上半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被华麟集团的“美福乐”盗用肖像和名誉,在全国九十多家电视台播出了近万次广告。许多服用“美福乐”无效甚至有副作用的观众通过各种形式纷纷质问崔永元。很长一段时间,给崔永元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崔永元满怀苦恼地找到了岳成,岳成答应为崔永元免费代理这场官司。为了准备打好这场官司,岳成率领同事们熬了整整7个晚上,困了就住在办公室里。

开庭前一天,一个很有来头的中间人找到了崔永元,说“法院我们全都弄好了,肯定判你们输。如果你现在撤诉,不和我们玩命的话,我们还可以同你谈条件”。

崔永元十分愤怒,立刻给岳成打电话,倾诉此刻的心情,并一再叮嘱:“你现在在哪儿呀?明天要开庭了,你要有心理准备。”

岳成却答道:“我在理发馆里刮胡子啊,咱得保持律师出庭的好形象。你不用管那些,踏踏实实地睡你的觉。”

2000年12月7日,崔永元诉华麟集团案正式开庭。在法庭上,整个诉讼过程中唇枪舌剑,岳成的话句句说在理上,慢慢占据了上风。2001年2月20日,法院判决崔永元胜诉,华麟集团赔偿崔永元名誉损失费人民币10万元,连续7天在中央电视台道歉。崔永元认为这是岳成给他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并决定把这10万元捐给20个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

事后崔永元说:“我当时接触了很多律师,有的还是很有背景的律师,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情通过关系可以搞定。岳成恰恰就不是这样一个律师,岳成公开地说我不走关系,我不靠关系,我打官司就靠证据,就靠法律本身,这点就特别吸引我。他还说过,我是个农民律师。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的宽容,让我多站在被告的角度去看问题。所以我觉得他是我这个案子的律师,同时又是朋友,然后又是我的兄长,对我来说又是个普法者,希望我通过这个案子知道更多的法律知识。”

2013年1月12日,“岳成律师事务所再设500万元奖教金、奖学金捐赠仪式暨建所二十周年庆典”隆重举行,1200余位来宾出席活动。图为岳成律师、岳运生主任与设奖教金、奖学金院校方代表合影。

 5、对每一个当事人都饱含深情的“东方之子”

岳成律师事务所的所训要求律师要诚实、正直、富有同情心,要求大家认识到律师挣人家钱是“乘人之危”,所以一定要拍良心服好务。律师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者,绝对不可以像旧社会的棺材铺老板那样,为了发财而盼望死人越多越好。

记得还是在县城做律师时,岳成曾为一个父母离异的小姑娘代写诉状,要求其父亲增加抚养费。在诉状中,他深情地写道:“我之所以要让爸爸成为被告,是为了让爸爸在继母面前有个交代……”那位父亲看到诉状的内容失声痛哭,诚恳地对法官说:“孩子要多少,我给多少。”法官感动地说:“要是我们的律师都能写出这样的诉状,案子就好办多了。”

一次,山西阳泉一位当事人因为500多万元的税收纠纷找到岳成,要告当地政府。岳成分析案情后,坦诚地劝慰当事人别打官司,尝试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事项。当事人很奇怪地说:“我问了那么多律师,都劝我打官司,只有您劝我不要打官司。”后来经过和当地政府的沟通,纠纷果然得到了圆满地解决。当事人特别感激,要送岳成一辆车,被他婉言谢绝了。

一个外地来京打工的农民在为北京包工头干活时截断右手两个手指,伤残评定为8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包工头在负担了初期的治疗费用后即声称不再负责。这个民工走投无路,抱着最后的希望找到岳成律师事务所,希望大名鼎鼎的“十佳律师”能够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岳成当即表示,所里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免费代理诉讼。委派的律师不辞辛苦,数次奔波于法院、出事现场及北京包工头处,最后案件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这个民工得到包括医疗费、伤残补助费和误工费等各项补偿。这个民工为了表示感谢,特意送来了锦旗和家乡的苹果。岳成破例收下苹果,却让所里的律师将折价款200元交给民工。手里拿着这200元钱,这个民工顿时热泪盈眶,几次要给岳成跪下以表示感激之情,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正是凭借着这份作为律师的责任感和对当事人的浓浓深情,2001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岳成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个黑土地走出的农民之子正式升华为了享誉全国的东方之子。

6、优秀的律师必然是道德的典范

1998年,应中国政法大学之邀,岳成律师为学生们开设讲座,题目是:最优秀律师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岳成律师侃侃而谈:第一要业务精,就像外科大夫,你刀下去了,关系的是人命;第二要人品好,不贪,诚实;第三要有责任心,接了案子就要做到最好;第四还要有自信心。当他说到“最优秀的律师无一不是道德的典范”时,一位女生从座位站起,大声发问:“你是全国十佳律师,请问这种道德典范在你身上是怎样体现的呢?”这个带有“进攻性”的问题赢得全场一片掌声。

岳成答道:“我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回乡,第二年,我找了个小学文化的农村妻子。1976年,我进县城工作,妻子成了城市居民,小学文化没有工作;1986年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来到省城,还是这个小学文化的妻子;1996年我是知名律师来到北京,这个小学文化、没有工作的妻子至今还跟着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道德的典范?”

会场上鼓掌声再次响起,既是对这种“道德典范”的认同,也是对他即兴答辩的称赞。

近年来,岳成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有几个词语常挂在嘴边:感恩、敬畏、自律,由这几个关键词衍生的语句是:“律师界比我优秀、比我人品好的律师多着呢,他们只不过没有我这么幸运,所以常怀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7、捐资助学,一个律师捐了800万;法律援助,真情回报社会

捐资助学,回报社会。截至目前,岳成律师个人累计捐资800万元,以岳成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26所大学法学院设立了奖教金、奖学金,助力高等教育中法律人才的培养,鼓励、帮助广大师生更加积极有为,投身于法律事业,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栋梁之才。岳成律师提出,在2023年岳成所成立三十周年时,至少再捐200万元用于法律人才培养。目前,已有308位教师和773名学生获奖。同时,岳成所为获得奖学金的毕业生开通了就业绿色通道,提供就业机会。另外,岳成所还是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实习基地,每年都会接待大量的实习生在所内实习。

为了践行律所社会责任,岳成所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每年都会为很多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减免代理费用。此外,2004年9月起,岳成所承诺免费为黑龙江来京务工的农民工维权;2007年11月起,岳成所承诺免费为首都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维权,并承诺免费为中国SOS儿童村提供法律帮助。建所至今,岳成所累计免费代理法律援助案2300余件。另外,岳成所开通免费电话咨询、网络咨询,每年为全国各地的百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万余次,真正体现了一个知名大所的社会担当。

 8、“交岳成不会让你们后悔,你们用一份感情交我们三代人”

2017年5月21日,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开业庆祝酒会在杭州洲际酒店隆重举行。面对在场的1500余位嘉宾,岳成律师深情地说道:“交岳成不会让你们后悔,你们用一份感情交我们三代人。”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客气话,而是对自己家族事业的郑重承诺。“交律师”,在很多人看来是打法律擦边球、占便宜的捷径,但岳成律师却认为,交朋友,要讲义气。这个“义”不是没有是非的“哥们义气”,而是合法合规的长久之义。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岳成律师的很多做法未免太没有“人情味”,但这实际上所体现的是岳成律师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1993年刚开所没多久,就有一个法院的领导找到岳成律师,说他有个朋友接了个几十万的案子,希望岳成能帮忙给开个发票,怎么收管理费都可以。岳成律师回答道,这不是我们的律师,我们不能给他开发票,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最后,坚决没给开。

去年,岳成律师的一个老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她有个亲戚以前在岳成所工作过,现在考上了公务员,希望能给开一份在职两年的工作证明。岳成律师让所里工作人员一查,发现这个人实际上只在岳成所工作了五个多月。岳成律师表示两年与事实不符不能给开。这个朋友特别不高兴,说她家亲戚已经在履历上写了两年,律所开个证明又能怎么样?岳成律师回答道,也许不能怎么样,但这是造假,而且一入公职就想在履历上造假,这样的包袱是要背一辈子的。最后也没有给开这样的证明。

因为是开律所,经常有朋友拜托岳成律师给孩子开个实习证明。岳成律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在开实习证明这件小事上,也从未开过一份虚假的证明。

不仅是对朋友,即使是对家人,岳成律师也是如此。他二哥的孙女婿在北京买房子,他并不是在岳成所工作,但为了办贷款,希望能以岳成所的名义帮忙开一个月工资2万元的收入证明。岳成律师也没同意,为此,以后五年多这个孙女和孙女婿虽然也住在北京,但都没进过岳成律师家门。

除了对别人,就是对律所,岳成律师也是一样的严格。2001年10月,岳成律师从报纸上看到有的同仁因漏报或逃税受到处罚,于是就自己花钱请来有名的税务师事务所对岳成所五年来的财务全部进行审计。当税务师进所查账时问:“怎么查?”岳成律师答道:“就像整人那样查,出税务报告,今后我所如税务方面出问题可要追究你们的责任。”审计结束后,他主动补交了因财务交接出现疏漏而漏交的4万元税款。所里有人说他“大头”:“全国的律师事务所,谁像我们这么干?!”对此,岳成律师坦言:为什么这样做?一是因为五年中几次换会计和出纳,难免有疏漏或漏交税款的错误,如不查,待税务机关一查就要罚款;二是因为我们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更应模范地依法纳税,给社会做一个好的表率。

岳成律师常常说:“我来到北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出现一点问题。我时刻提醒我自己,人的一生一定要记住两点:一是感恩,感恩之心常存,用感激的眼光看待一切,世界都是美好的;二是敬畏,要心存敬畏,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有点怕头,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怕的时候,用我家乡的话来说,那就离粘包不远了。我们一定要记住那句警世名言‘上帝想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我怕自己也疯狂,求人写一条幅‘心存敬畏,严格自律’,挂在办公室,以自省。真的,平安是福。”这既是岳成律师的“义气”,也是岳成家族作为律师世家的“义气”。

 二、真正的公司化管理,家族所的经营传奇

二十年前,岳成律师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律师业务水平,在黑龙江赢得了“要想赢、找岳成”的美誉,二十年后,岳成所凭借“律师挣人家钱是乘人之危,我们要拍良心服好务”的职业道德,专业化分工的业务模式、全所服务、以及感动服务,赢得了“要想赢、找岳成”的赞誉。

周一早会:岳成所各部门负责人每周一提前半小时参加早会。

 1、提出“六大纲领”,制定律所“宪法”

俗话说的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岳成所也有自己的“宪法”,这就是岳成所的“六大纲领”。

第一、法律顾问是岳成所的主营业务,是岳成所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岳成所实行全员工薪制,律师全部坐班,真正实现了公司化管理。

第三、岳成所法律服务的三大特点:专业化分工、全所服务、收费标准公开。

第四、岳成所坚持“三不原则”:不给回扣、不给介绍费、不给找关系走后门,坚信打官司就是打事实、打证据、打法律规定,而不是打关系。

第五、岳成所首倡中国律师精神:法治、正义、担当、理性。

第六、岳成所首倡感动服务,感动服务是岳成所法律服务的标准。

“六大纲领”言简意赅地涵盖了岳成所的制度、理念、文化以及业务等方方面面。岳成所信奉并坚持“六大纲领”,以此作为律所发展的总章程。同时,“六大纲领”也成为岳成所人才招聘的第一道笔试题,牢记并深刻领会“六大纲领”是岳成所对律师及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要求。

2、坚持“不给回扣、不给介绍费、不给找关系走后门”的“三不原则”,铸造岳成所最宝贵的“传家宝”

岳成所的法律服务实行“不给回扣,不给介绍费,不给找关系走后门”的“三不原则”,坚持“打官司就是打事实、打证据、打法律规定,而不是打关系”。岳成所只依靠合法手段进行宣传,通过高质量的服务水平扩大影响力,不打花拳,不踢绣腿,不违法、不越界。建所以来,岳成所一直是平稳、安全、脚踏实地的发展着。可以说,“三不原则”是岳成所长久而稳健发展的基石,是岳成所最宝贵的“传家宝”。

“之所以坚持‘三不原则’,是因为我坚信,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靠法律和证据完全可以赢得诉讼。”岳成说。

有人怀疑岳成所的“三不原则”是否只是喊喊口号而已,到底能不能做到,做到了是否还能够生存?事实证明岳成所做到了,不但生存了,而且发展得非常之好。

刚来北京时,某教授与岳成律师在共同参加活动时相识。之后,他给岳成所介绍了一个案件,案件当事人也进行了委托,代理费70多万元。案件代理过程中,该教授致电岳成律师,寒暄过后便问应该给自己多少介绍费。岳成律师表示感谢后,解释说岳成所没有介绍费。该教授称自己办公桌上有好几份与其他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同,给那几家律所介绍都有。岳成律师明确告诉这位教授,岳成所依法依规经营,绝对不做任何法律禁止的事项。最终,也没有给那位教授任何费用。

几年前,某企业请岳成所代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起再审案件,首先要求岳成所的律师找关系,被拒绝后,又提出70万元的代理费要开80万元的发票,其余10万元作为在北京的“活动经费”。岳成所没有答应,最终这个案件没有委托。

2017年7月,某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打算委托岳成所三亚分所为被一审法院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的戚某进行二审辩护。因一审判决结果超过心理预期,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提出能否找关系谋得轻判,岳成所三亚分所的律师明确拒绝并告知岳成所的“三不原则”。最后,基于对律师专业能力及律所管理规范的认可,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仍然委托了岳成所的律师代理二审阶段。

为留住客源,岳成所采取“请客不送礼”的做法,参加过岳成所酒会活动的来宾说:“岳成所大宴宾客,其实是打造一个社交平台。虽然岳成所公开宣称不送礼,但由于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参加岳成所的宴请可以认识不少人,岳成能够不花钱帮我们解决很多难题,作为回报,我们也甘心给岳成所介绍案子,或者委托岳成所当我们企业的法律顾问。”

岳成律师自豪地说:“虽然不走后门,但该赢的官司我们大部分都赢了,现在我才敢说:打官司是打事实打证据打法律规定,而不是打关系。如果像社会所流传的那样‘没有关系就打不赢’,岳成所发展不到今天。”

坚持“三不原则”,虽然让岳成所流失不少机会和收入,但赢得的却是良好的口碑。岳成所全体律师及工作人员通过提高服务水平,让客户感动,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行业的品牌;所以,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更愿意请岳成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时至今日,岳成所已经为520余家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个人委托诉讼案件更是屡破新高。

3、以法律顾问为中心,打造中国法律顾问第一品牌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种法律风险的防范也日益重要。而防范法律风险的关键就是要顺应法治经济的要求,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为市场经济各类主体的发展保驾护航。而聘请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发挥律师作为法律专家和法律服务者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岳成所提出,聘请常年法律顾问的八大作用是:(一)提高领导者的法律意识;(二)提升单位的法治形象;(三)预防法律风险;(四)化解危机的法律专家;(五)经营决策的法律参谋;(六)领导者的外脑;(七)降低管理成本;(八)实现长久发展。而要想真正地实现这些作用,对普通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来说并不容易。

虽然在一般人看来,律师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官司,常年法律顾问充其量只是个顾问的角色,作用并不大,但是当前律师行业的主要工作形式仍为律师个人的单打独斗,所谓的律师团队也多为某个合伙人带几个助理的形式,而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不但涉及众多法律部门,而且工作量大、内容庞杂,还需要很大的精力去维护已有的顾问单位,这就决定对绝大多数律师和律所来讲,其很难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而且受制于个人能力和精力,其也很难对客户的需求做到随时响应、保质保量,而这显然无法满足客户对法律顾问服务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法律顾问服务必须由综合的、多领域的、专业化的大型律师团队或者律师事务所才能承担,而岳成所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

法律顾问服务是律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法律服务内容,但将其定位为律所的主营业务、核心业务,岳成所可能还是第一家。将为顾问单位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营业务不是一个简单的宣传口号,而是岳成所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律所法律服务的特点,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一个长期的发展方向。

作为岳成所的核心竞争力,在为客户提供常年法律顾问这一点上,岳成所拥有其他律师事务所无可比拟的十大优势:(一)法律顾问是岳成所的主营业务;(二)2011年成立了法律顾问研究中心;(三)律师实行专业化分工,设有12个部门;(四)公司化管理,全所服务;(五)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流程;(六)提供准确的法律体检;(七)二十五年丰富的法律顾问服务经验;(八)520多家常年法律顾问单位,范围覆盖各行各业;(九)感动服务是岳成所法律服务的标准;(十)社会公认的知名品牌大所,信誉卓著。

近年来,岳成所的业务重心一直在向法律顾问服务倾斜,服务模式和部门设置也依据顾问单位的要求不断调整、完善。为保证法律顾问服务质量,岳成所始终将律所最好的律师用来为顾问单位提供法律服务。现在,法律顾问服务已占岳成所业务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并单独设立法律顾问事务部,统一协调各个专业部门对顾问单位服务,形成了从法律顾问单位开拓、到日常法律服务、服务监督的一系列的服务流程,实现了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在为顾问单位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的同时,也为整个行业的法律顾问服务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4、建设一支业务专精、纪律严明的“律师岳家军”

2010年岳成律师事务所举办规范执业、提高素质、增强核心竞争力的职业培训。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是宋代岳家军的军纪。正是凭借着训练有素和军纪严明,岳家军百战百胜,使敌人闻风丧胆!而今天,为了给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岳成所也打造了一支业务专精、纪律严明的“律师岳家军”。

律所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岳成所的服务模式不同于一般“散养式”的律师事务所,不是所有的外聘律师都能适应岳成所的管理形式和服务要求,所以岳成所更重视对自身人才、尤其是青年律师的培养。

关心新人成长。二十五年来,岳成所始终把律师培养(尤其是年轻律师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以熟悉全面业务到精研专门领域为新人发展轨迹。在岳成所,法律新人们至少需要经历两年左右的学习和磨炼,在确定其有足够的业务能力和素质独挡一面之后才能升任为律师。在此期间,所内安排执业经验丰富的老律师亲自进行指导,发挥“传帮带”作用,从而保证法律新人的快速成长。

关注能力提升。为强化全体律师的职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实现律所和律师的共同发展,岳成所采取了一系列的人才培养措施。如每年制定培训计划,内容包括入职培训、周五例会培训、部门内部培训、全所业务培训,学习最新的法律法规知识、分析指导案例,保证律师知识库的及时更新和执业行为的高度规范。岳成所每年邀请法官、检察官、教授、学者等为所内律师授课,希望通过与不同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交流,促使岳成所的律师们能够全方位的理解法律法规。

每周五下午,全所律师都要集中在一起开例会。在例会上,每个律师都可以把他们即将出庭的案子拿出来让大家讨论,如果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则要必须上会讨论,这样案件的代理情况不仅体现经办律师的个人业务水平,而且体现出全所律师的集体智慧。为了及时得到客户对事务所服务的反馈,岳成所每天由专人向至少3名已经委托代理案件的客户和3名前来咨询的客户征求意见,了解客户对事务所服务的满意度,并将客户对律师服务的评价在例会上及时公开,同时抽出三至五份案卷,由律师进行分析评议、总结。如果有投诉,一定要在例会上向全所律师说明情况和处理结果。有时为了更好地起到警示作用,岳成所甚至会将投诉的当事人请到例会上介绍情况并当面向其告知对律师的处理意见。这样严格的监督和自查,就是要打造一个新时期的“律师岳家军”。

5、服务标准升级,倡导“感动服务”

2013年,时值建所二十周年,岳成所正式提出把“感动服务”作为法律服务的标准。建所之初,岳成所的法律服务奉行“无过错服务”,只要律师的服务没有过错,当事人挑不出毛病即为合格;后来又提出“满意服务”,比之“无过错服务”又上一台阶。“感动服务”是岳成所在总结过去二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法律服务新标准。五年来,岳成所坚持用实际行动落实“感动服务”。

某顾问单位的一个重大涉外建设工程项目需要律师协助与外方代表谈判。了解了顾问单位的项目概况后,岳成所根据专业化分工,派出三个部门的三位律师全程参与。谈判历时五天,日程异常紧张,其中两天甚至开会至凌晨。三位律师以扎实的法律功底,敬业的工作态度为顾问单位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服务。项目谈判结束后,该顾问单位的主要领导亲自登门向岳成所致谢,对三位律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被岳成所“全心全意为客户”的服务深深感动。

上海分所在2016年4月中旬临时接到客户的委托,为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事项做尽职调查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由于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告规定对于已登记满12个月但尚未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的,需要在2016年5月1日前提交法律意见书并备案首只私募基金产品,准备时间非常紧迫,而且由于客户股东人数众多,期间做过很多次变更,关联方也有十几家,客户的经营管理方面还有很多不符合协会要求的地方需要整改,工作量非常大。因此,此次的委托事项时间短、任务重,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最终导致客户无法备案,这需要律师必须在短短两周时间之内做完全部工作。为此,岳成所律师在接受委托后便立即前往客户处详细了解公司基本情况,并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非常详细的尽调计划,每一个环节都要事先考虑周到、全面,时间也要安排的合理并高效利用起来。需要客户准备的材料一一讲解并给客户每项材料确切的准备时间,在客户准备材料过程中随时跟进进度,督促客户在我们计划的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尽管如此,在客户准备好所有的材料时,时间也已临近提交法律意见书的最后期限。为节省时间,律师从4月23日开始,每天都在客户公司梳理材料,将不符合要求的文件随时反馈给客户进行整改,连续一周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多,一分一秒都不敢浪费,期间有一次客户自己的员工都受不了这个工作强度申请回家休息,而律师仍坚持在客户公司加班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让客户非常感动。最终,在律师的付出与努力之下,客户的法律意见书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上传,并顺利通过备案,客户对律师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岳成所律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非常感动,特别对岳成所表示了感谢。

还有一次岳成所律师在一件刑事案件的庭审辩护过程中肾结石病发作,但律师忍痛坚持开庭,在法庭辩论时额头因疼痛冒出汗珠,但仍坚持至庭审正常结束后方才赶往医院。嫌疑人家属在得知律师带病坚持开庭后非常感动,嫌疑人的父亲特意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并坚持要将家里的20斤黑猪肉送给律师以表示感谢。岳成所向其解释认真办理案件系律师职责所在,并婉言谢绝了当事人的礼物。

建所二十五年来,类似的事件数不胜数。“感动服务”是岳成所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智慧,是对岳成所律师提供高标准法律服务的又一例证,也是岳成所迈向卓越的标志性举措。

6、首倡中国律师精神:“法治、正义、担当、理性”

作为律师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岳成所始终不忘将自己的发展与律师行业的振兴紧紧相连。在发展过程中,岳成所深切感受到,归纳、提炼出一个中国律师精神的重要。为了准确、精炼地表述中国律师精神,岳成所通过手机短信、微博和网络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所里也先后召开了数次大规模研讨会,从律师职业内涵、行业功能定位等角度对中国律师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诠释。终于向社会发布“法治、正义、担当、理性”为中国律师精神的正式表述语。由一个律师事务所概括并倡导一个行业精神,这在全国律师界也是第一家。

对于总结并倡导行业精神这件事,岳成所一开始还比较犹豫,怕一个律所来征集和确定,会受到责难或攻击。但出乎大家的意料,律师同仁和朋友给予了热烈响应和关注。与大家所熟知的北京精神不同,北京精神是官方的、地域性的,它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而中国律师精神是民间的、行业的,它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归纳并倡导中国律师精神也是有其价值的,因为精神是旗帜、是目标、是方向、是追求、是信仰、是力量,有精神比没有精神好。

细细品来,“法治、正义、担当、理性”这四个词庄重大气、内涵丰富、外延宽广,词意美丽、词性高雅,意境绵延。

“法治”是中国律师精神的社会基础。律师制度是法治的产物,国家兴则律师兴。律师职业的发展意味着法治的进步,对律师的宣传就是对法治观念的传播。通过律师群体的贡献,人们必将感受到法治的精神和时代奋进的脉搏。

“正义”是中国律师精神的职业标识。与公检法等公权力不同,律师的职业特征是用自身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正是通过在个案中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其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伸张正义的职业使命。

“担当”是中国律师精神的重要内容。勇于担当、敢于担当,是中国律师面对责任时的一贯表现。中国律师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业为民的服务理念,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法律服务工作,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认真履行法律援助、法律宣传等社会责任,使困难群众享受到社会公平正义的阳光,感受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温暖。

“理性”是中国律师精神的最终追求。面对各种复杂的问题与冲突,律师需要有深厚的文化与知识底蕴;面对大千社会的种种诱惑,律师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执业过程中,律师只有正确处理与国家工作人员和当事人的关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执业纪律、诚信正直、审慎自律,才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和全社会的尊重,才能发挥好法律服务对社会诚信和公共道德的保护引导作用。

“法治、正义、担当、理性”这四个词所概括的中国律师精神,是集众人之智慧,在众多热心参与者共同努力下,精心归纳提炼出来的。既体现了律师的职业特色,又体现了中国律师的价值追求,还体现了职业特征与核心价值的相互协调、行业特性与民族个性的相互兼容、历史底蕴与未来追求的相互统一,也与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相吻合,必将会为促进律师行业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7、精于理论研究,出版专著十五本

律师工作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学习过程。岳成所自建所之初,就开启了从法律服务中发现新问题,对新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再回归到法律服务中的良性循环。为了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岳成所成立了理论研究基地——法律顾问研究中心。二十五年来,岳成所理论研究成果丰富,已经出版专著十五本。

2003年,岳成所创办所刊《岳成律师》,每年2期。

2006年,岳成所创办《法律顾问专刊》,每年4期。

2010年,岳成所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工伤的应急处置与索赔》《如何买卖二手房》等八本“私人律师”系列丛书。因丛书定位为普通读者提供一站式的法律帮助,实用性强,十分畅销,后又再版。

2016年,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岳成所50余位律师参与编写的《法律顾问服务指南》出版。该书是岳成所二十余年法律顾问服务的经验与总结,是向社会的宣传和承诺,也是为法律顾问单位进行服务的流程和标准,还是对岳成所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要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律顾问服务指南》在开始销售的首周即遭盗版。岳成所在深感愤慨的同时,坚定地选择了通过诉讼维权。目前,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

随着中央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法律顾问服务指南》已经成为时尚书、礼品书、法务和律师的必备工具书,出版不到一年便已再版。

 8、秉持本色,形成独具特色的律所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在宏观上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提升到了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在微观上也对各行业、各企业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其实,很多企业都已经认识到,文化是构成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健康、健全、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在企业生存、竞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岳成所一贯重视律所文化建设,大到首倡中国律师精神、律所的所训、“三不原则”,小到对工作人员的仪容仪表要求,每一个点点滴滴都体现出岳成所对文化的重视。

岳成所的所训直白、朴素、坦率、亲切,独具特色。“诚实、正直、富有同情心是成功之本”是律所的座右铭;“律师挣人家钱是‘乘人之危’,人家摊事才找你,我们要拍良心服好务”是职业道德;“不说其他律师的坏话,不说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坏话”是竞争原则;“胸怀感激、心存敬畏、竭诚服务、伸张正义”是信念。

 岳成所仪容仪表要求细致、通俗,极具个性:

“一、请露出你的整个额头,这是你的智慧。

二、不留胡须,男不留长发,不剃光头,不露鼻毛。

三、不留长指甲,不染指甲,不浓妆艳抹。

四、勤洗澡,没有头屑,没有异味。

五、每天换衬衣,上班着正装。

六、达到:整洁、大方、礼貌、高雅。”

进入岳成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上的对联,“上联是:天道酬勤,凡事需要努力。下联是:心存敬畏,规范自己言行。横批:有志者事竟成”。

岳成所大门上的另一幅对联:“上联是:亲情友情爱情,情情纯洁;下联是:你好他好我好,好好做人。横批:反省自己”。

走进岳成所第一会议室,看到的对联,上联是:“律师是民主的产物,律师是法治的产物,没有民主和法治,哪来律师;下联是:律师是民主的象征,律师是法治的象征,没有律师,哪有民主与法治——横批:律师兴,国家兴”

岳成所的所刊《岳成律师》、《法律顾问专刊》、文化长廊、板报以及悬挂在办公区和接待区墙上的名言警句……都在透视着岳成所的文化。

文化不单单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和信念。正是凭借着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与执着,岳成越过了一个个激流险滩,以自己的本色造就了属于自己的律政传奇。

9、热心公益普法,践行社会责任

为积极践行《律师法》要求,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律师行业服务发展、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重要精神,配合国家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为构建社会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岳成所充分发挥律师的职业优势,利用律所现有的场地和人力资源,从法制宣传教育的广泛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出发,自2010年7月22日开始,每两周开办一次“法律大讲堂”。此法律大讲堂的特点一是免费,该系列讲座属公益性质,不收取任何费用;二是规模大,每期参加的人员都很多;三是长期举办,除节假日外,每两周一次;四是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均由所内执业律师作为主讲人参与。到目前为止,“法律大讲堂”已经成功举办了两百余期,内容涉及公司治理、房地产建设与开发、劳动用工、合同、婚姻家庭等方面,社会反响良好,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此外,岳成所还积极参加社会各部门组织的普法活动,并主动深入社区、企业、各社会团体开展普法活动。2015年和2016年,岳成所还接受北京市残联委托,到北京市各社区为残障人士开展专项的普法咨询活动,活动遍布北京大部分区县,受到了残疾人朋友的热情欢迎。

10、注重党建工作,坚定政治方向

2008年以来,岳成所党支部连续十年被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委员会评为“先进党组织”,多名律师获得“优秀共产党员”、“党建之友”称号——岳成所拥有一支政治坚定、团结有力、担当尽责、群众信任的党员律师队伍。

党组织建设是促进律所发展的重要抓手。岳成所积极参与献爱心捐款活动,尤其是在发生地震、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时,共产党员主动带头进行捐款,并感染带动全所人员积极参与其中,为受灾群众、生活困难群众贡献一份力量。组织开展党员活动,在深化对党的认识的同时,为党员律师们搭建了沟通交流、互相了解的平台,推动全体律师团结一致、积极主动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社会。除加强自身建设外,岳成所着力提升党支部的外部效应,在社会各界树立良好形象,积极开展党员律师普法进社区活动,为朝阳区新源里、顺源里、三源里等周边小区免费开展普法讲座,耐心解答居民法律问题。此外,岳成所党支部还组织所内党员和群众至西柏坡、白洋淀等革命教育基地瞻仰革命前辈的光荣事迹,以提升党员的思想认识、坚定政治方向、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律师事务所党组织承担着引领政治方向、团结凝聚群众、推动事业发展、建设先进文化、服务人才成长、加强自身建设等多个方面的职责。正因如此,岳成所多年来始终注重发挥党支部的凝聚和带头作用,坚持以党建促所建,实现了党组织建设和律所发展共同加强、共同进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党建之路,从而获得了上级组织的肯定和褒奖。

三、打造百年大所,岳成所的传奇永不止步

建所二十五年来,岳成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但岳成所并没有沉浸在已有的光环里固步自封,而是以打造百年大所为目标,继续着自己的传奇。

2016年是岳成所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之年。这一年,岳成所购置21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所,同时申办了深圳、杭州、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六家分所。

目前,杭州(2017年5月21日)、重庆(2017年6月18日)、南京(2017年7月2日)、成都(2017年7月30日)四个分所均已开业,共计4100余名嘉宾出席了各分所的开业酒会;这些嘉宾绝大多数都在本单位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总裁、会长等重要职务。每一场酒会,均有单位在现场来宾的见证下与岳成所当场签约,聘请岳成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为回馈社会来宾的支持与信赖,岳成所承诺:凡是参加酒会的嘉宾,可以在岳成所免费咨询一年,在一年内有案件委托岳成所代理的,代理费优惠20%;凡是在酒会结束的一周内签约聘请岳成所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单位,顾问费减半。

深圳、杭州、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六家分所的设立,加上之前所创立的上海、广州、三亚、哈尔滨、大庆分所,岳成所的业务范围已经辐射全国各大经济区域。这标志着岳成所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阶段。

 2017年7月30日,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开业庆祝酒会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行。本次酒会预定120桌,实到132桌,共1580余位嘉宾出席,酒会场面宏大,气氛热烈,效果极佳。图为岳成律师(中)、岳海南律师(左二)、岳运生律师(右二)、岳雪飞律师(左一)、岳屾山律师(右一)在酒会现场对来宾表示感谢。

2、智能办公,实现全所资源统一调配

早在2002年,岳成所就已经通过了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此后,岳成所历经数次改革,形成了更加规范合理的管理制度,如业务档案管理制度、办公室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员管理制度、投诉处理制度等,加大了对接案、签约、收费、结案审查等流程的监督;健全了财务制度,堵塞财务管理漏洞。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律师事务所也已经到了“信息化”、“大数据”的时代。岳成所很早就意识到智能办公系统对律所服务流程和知识管理的巨大推动作用。为此,岳成所很早就结合自己的管理需要专门定制了oa办公系统,将业务从立案到最终的结案的全过程都实行流程化管理,并据此对律师的工作成果和工作效率进行监督和考核。

在开办深圳、杭州、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六家分所后,岳成所又斥巨资建立了视频会议系统,实现总所和全国各分所的实时互动。现在每周五下午的例会,全国各分所都要接入视频会议系统,一起对一周的工作进行总结。如果有需要讨论的案子,全体律师一同研究,所有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正地实现了一个客户“全所服务”的目标。

3、开微博、答微信、拍网剧,探索法律与传媒互动的新形式

岳成所一贯重视与媒体的合作。建所二十五年来,岳成所得到了众多媒体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借助媒体的力量,岳成所充分发挥了律师宣传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自媒体的快速崛起,岳成所的法律宣传又有了新的宣传平台。岳成所建立了完整的微博、微信公众服务账号,借助网络传媒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特性,向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法治理念。

此外,岳成所还参与拍摄了网络普法短剧《律师岳家军》。该剧由岳成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律师策划,《职来职往》金牌职场达人友情出演,第一季在大型视频网站爱奇艺独家首播后,首日就以播放点击率超25万次创下了爱奇艺网络剧的首播纪录。时隔一年,《律师岳家军》第二季也在爱奇艺上线。《律师岳家军》第二季秉承《律师岳家军》一贯的普法宣传宗旨,以轻松搞笑的形式将法律点巧妙融入剧情,表现出百姓身边的法律盲点。第二季的拍摄历时整整一年,除拍摄效果的精益求精外,岳成所还力邀众多职场达人加盟,全面升级演员阵容。汇集李响、朱丹、于洪泽、夏骄阳、吴威、夏果果、陈默、王思岩、马丁、韩頔、王惠、郑燕、冉冉、唐宁、薛梅、雷明、陶亚东、颜晓华、吴媛媛、王娜、陈静、张淼、李非、杨浩、徐杨斌等诸多名人的友情出演更为此剧增加了期待性和精彩度。

今后,岳成所还会继续探索法律与传媒结合的新形式,力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又让全社会分享法治的成果。

 4、推广“惠邻政策”,多方位拓展客户

2010年9月25日,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参加“法律援助龙江行”大型法律咨询活动。

“惠邻政策”,顾名思义,是一项为左邻右舍提供优惠的政策。这一政策由律师事务所提出当属首次。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也许正是因为岳成所的这种“人情味”,才铸就了它的迅速发展和良好口碑。

岳成律师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凡在岳成所同一楼办公的单位及工作人员(包括保安和保洁人员)都是我们的‘近邻’,应当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因此,自2017年7月25日起,岳成所北京总所和11个分所全部实行惠邻政策,凡是岳成所的“近邻”,岳成所都将提供专业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如果委托岳成所代理案件,代理费将优惠20%。

同时,凡岳姓人员,来岳成所咨询都是免费的,代理案件亦优惠20%。

“惠邻政策”有利于促进岳成所与“近邻”们的互联互通,构建互信、互助的互联互通网络,以点带面,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法律业务,进一步扩大岳成所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和品牌力。尤其是对于成立时间不久的各分所来说,“惠邻政策”将迅速提升岳成所在当地的知名度,加快岳成所与当地人文的深度融合,获得社会各界的信赖与支持。

结语:从优秀到卓越的百年大所梦

回顾过去,令人心潮澎湃;展望未来,岳成人豪情满怀。

二十五年来,凭借着对法律的信仰、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事业的执着,岳成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黑土地到京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打造出“岳成”这一在中国律师界响当当的金字招牌。2017年,岳成所正式提出“成为卓越的律师事务所”的美好愿景。

在从优秀到卓越的道路上,岳成所将继续遵照“六大纲领”的总章程,不断增强理念、制度、文化、服务的“四个自信”;岳成所将继续坚持“三不原则”,用实际行动落实“感动服务”;岳成所将继续以公司化管理制度为基础,以文化自信提升律所软实力;岳成所将继续坚持法律顾问的主营业务,着力打造“中国法律顾问第一品牌”,力争在短时间内实现为千家企业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奋斗目标;岳成所将继续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岳成所将继续热心公益,践行大所的社会责任。

国家强则律师强,国家盛则律师盛,国家兴则律师兴。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时代,一个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时代。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怀抱“中国梦”为民族的复兴而努力。今天的岳成所也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的发展战略机遇期,面对新阶段、新目标、新形势,岳成所将继续秉持“法治、正义、担当、理性”的中国律师精神,以更加成熟的发展理念、更加优质的法律服务,伴随中国法治进程,从优秀走向卓越,实现百年大所梦!(文/赵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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