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西汉一朝，文帝刘恒的福气可算两百年来第一，超过了他的威猛老爹和争议孙子。

之所以说他福气第一，是因为福气拼的是一个综合指数。

包括运气，国力，国民幸福指数，自身执政质量等等因素。

有人会疑问，刘邦作为开国皇帝，难道不是最大福气吗？

没有祖宗哪来你后面这一大串啊！

哪怕放宽到整个两汉，乃至魏晋南北朝，在这一千年内，刘邦同志都是毫无疑问的运气第一。

他的一生自带神龙护体，很多条命，后世只有成龙能与其相提并论，无论让项羽挤兑成啥样都能逢凶化吉，十战九不胜能拿下天下的，古往今来只有这位爷。（汉初开国内容详细请看楚汉争霸系列）

虽如此，他的福气却算不上最大，毕竟混沌了大半辈子，49岁才扛旗创业，晚年又活在马上，天天提心吊胆，算不上享了什么大福气。

而他当年看不上眼的这位儿子，却当真是洪福齐天。

首先是在汉初的一系列政治风暴中，人家刘恒不声不响，稳如磐石的当了十六年的王爷。

然后最终摘了整个平吕政变的丰厚成果中最大的桃子。

之后又顺顺当当的当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天子。

而且他的大福气在于，无论他怎么做，哪怕就是错的事，最终都阴差阳错的变成了对的事情。

记住这句话哈，后面有大篇幅论述。

这种咋做咋对，我们通常称之为“大福大报”。

有的朋友会说这是迷信，这种东西玄之又玄不可控，不能拿出来说事。

但实际上，当我们的人生路越走越长，当你摔的跟头越多，看的冷暖越唏嘘，你就会有所体悟。

命运这东西，不仅存在，还很重要。

比如说，江南是个好地方，但如果你生在了太平天国时期，你大概率会死的很难看。

比如说，你是个读书人，生在两宋，就很幸福，但如果你生在了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你就会去接受很多再教育。

再往大点说，今天，如果你生在中国沿海一线城市，你只要身体健全，能找份工作，踏实肯干，哪怕混的再差，下限也不会太低。

但你要是生在超险民主共和国，就不好说了，哪怕你一路都踩在老金家的前列线上，你的上限也不见得会有多高，而且善终实在是个高难度事件。

我们的祖宗总结过，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命是排第一位的。

一个人要有大成就，自身努力是一方面，可遇不可求的“命和运”同样重要。

刘邦如果不是赶上了天下大乱，他将作为一个二流子的鲜明案例形象成为沛县妇女教育孩子的反面典型。

马云如果早出生二十年，也许就是个长的比较讨喜的民办教师。

总之，我们无论何时，要对自己的所有境遇，心怀感恩。

感恩并接纳、承认我们的“命”。

无论好坏，都要活的精彩。

刘恒的“命”好，是他在历史上留名的必要条件。

但人家刘恒这“命”能继续好上二十多年，却跟自身的素质有着极大的关系。

上一章中，我们说了吕家后生德不配位的灾难表现和可悲下场。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好命的汉文帝，是如何完成“大干部空降虎狼单位”的人事难题的。

刘恒在上位之初，其实是充满疑惑与风险的。

当推举他当皇帝的消息传来时，普遍上的看法是一场风暴在袭来。

他曾经就是否去长安继位的问题和代国班子成员们反复讨论过，除了心腹宋昌，没人赞成。

反对派们的理由是朝廷中的那帮老流氓都是高帝时的大将，熟习兵事，多谋善诈，如今他们刚刚诛灭诸吕，血染京城，此时来接咱们当皇帝，谁知道接咱们去有什么阴谋！

宋昌的反对意见则是：吕氏不得人心，天下归心于刘家，那帮老同志是主持公道的，尤其大王是现存的高皇帝最长之子，勿疑！

最后，还是烧龟甲占卜听天由命。

占卜结果烧出来个“大横”，类似于上上签，极乐香。

大吉后，刘恒再次派出了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去长安，问问到底啥情况。

薄昭把政变的来龙去脉讲过后，文帝听到整个政变的来龙去脉后，权衡下决定动身。

到了高陵后，刘恒再派宋昌去长安打探动静。

宋昌回来后说没问题，刘恒才敢再接着走。

从这几件事，就看出来了刘恒是个啥样的人。

刘恒在面对天底下第一大馅饼砸过来时，人家先分析。

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听听老天爷的意见，这是己方多维度分析。

随后，多方面求证，先是派舅爷去长安打探消息，后来走到了长安近郊时仍然不忘派人看看长安的动静。

看看我都出洞了，你们是不是真对我想不利。

如果想把我骗来宰了，此时一定会有征兆。

这种谨慎程度，就是我们上一章中所说的“政治天赋”。

此时的刘恒，仅仅23岁。

一百年后，同样有一个基本类似的情况。

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傻冤家，听说自己要当皇帝后第一时间兴奋的连跑了一百三十里地，骑死了N匹马，路上一直搞女人玩车震。

历史不会重复，只是会相似。

当考卷突然扔过来时，你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底蕴帮你回答那份考卷呢？

接下来的这段过程，我应该被每一个立志走向领导岗位的同志打印下来，将来以备不时之需。

到了霸桥时，以周勃为首的百官赶来拜见他。

刘恒懂规矩，下拜还礼。

这个时候，周勃老同志站出来，说了句：咱借一步说话。

心腹宋昌拦住：高声道：您要是说公事，就在这大大方方的说，要是说私事，王者是没有私事的！

九月己酉日，刘恒入长安，在之前的代国办事处接受群臣拥戴，即皇帝位。

当天晚上，刘恒要入未央宫。

有十个保镖在端门说：你谁啊！知道这是哪吗！

刘恒再次派人找周勃，周勃把这十个保镖领走后，入未央宫。

当夜，刘恒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心腹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然后下诏书大赦天下，宣布即位。

继位后，刘恒第一时间对“诸吕之变”的功臣们进行论功封赏，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功臣周勃拿回了军功派最看重的相位，而且文帝对这位老革命的待遇是“上礼之恭，常目送之”。

对刘家这帮，过去被吕后除国的刘友子刘递，被封回了赵王（原吕禄），由赵分出的常山国还给了人家赵国。

被齐王刘襄绑架的琅邪王刘泽，封为了燕王（原吕通）,废刘太（惠帝子）的济川国,将琅琊和济南全都还给了齐。

废鲁国（吕家女婿），将薛郡还给了人家楚国。

这是刘恒从一个懵圈王爷到大汉皇帝的空降过程。

一个新领导，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庙大妖风更大，池深王八更多”的混乱单位时，你要咋上岗呢？

复盘下刘恒的这一整套做法。

到了新单位后，第一轮过招，人家来接你，你拜谢还礼，说明你这人尊重人，懂规矩。

当这个单位的地头蛇对你试探，说咱哥俩说说悄悄话的时候，要迅速立威，划清界限，我这人大公无私哈！

而且很艺术，给周勃难堪和下马威的不是刘恒，伤人的话是宋昌说的。

宋昌的这段话是在表明刘恒的立场：我不是个软弱听摆布的人。

当文帝要入未央宫时，周勃跟他开始第二轮过招，那十个道具不让刘恒进宫，表明你小心点，这都特么是我们的人！

但刘恒当晚上就第一时间宣布，我的心腹张武当郎中令，护卫宫殿；宋昌总管南北军，还发明出来个“卫将军”。

刘恒真的掌控“郎卫”和南北军了吗？

除了这俩光杆司令外，没有一个是自己人！人家要想弄死你还是分分钟的事！

但是，把你接来当领导不会因为你这几件事就跟你翻脸的。

刘恒摸准底线的玩造型还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很强硬！我不会受人摆布！

并非我们到了新单位要以忍为上，甚至被扔过来了挑衅也要先逆来顺受，不动声色。

那样做会严重削弱你的威严！

你要尽最大的可能性表现出来“我不会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所有人都要围着我来转！”

再重申一次：权力这东西最重要的看信心。

吕家的那帮完蛋玩意咋就众叛亲离了？

你让人看出来了不是那块料！

你的第一次出场表现，会给所有人留下极其重要的印象。

人们会对你迅速形成判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好说话还是不好说话，软弱还是强硬。

当你被人判定成窝囊蛋后，你的所有后续举措哪怕全都正确，也会容易被人看成笑话！

政令就出不了办公室了！

千万记住，同志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领导一见面时态度上不热情就抵触你的。

下属之所以造反的最关键点是利益分配！

前途上，我干了你所有的脏活累活，你十年不提我！

奖励上，我拿下了一千万的单子，你给我一张购物卡！

既得利益上，我的利益大饼你这个外来人想要插一手！

这是下属捅你刀子的三个关键原因！

之前我们在刘邦对待英布时也说过：在领导岗位上，所有的第一印象尽量不要春风拂面，要绷着点！

此时树立的“威严”极其重要！

后面能不能顺利开展工作，你刚露面的这几天极其重要！

刘恒在继位过程中的这一整套流程里，都是在释放一个信号：我不好惹。

但是，紧接着人家在主持分红时，又完全的尊重了老爹的“白马之盟”。

而且除了那两个安全部门任命了自己人外，第一时间他并没有大封心腹，而是给这帮造反派大封赏的。

他将相权还给了军功派，对首功的周勃给予足够尊重。

将吕家侵占原来宗族们的地又都还了回去，对齐楚这两个造反派都给予了尊重和安抚。

这对我们能有什么启发呢？

空降一个复杂的新单位当领导时。

你要“面冷、手稳、尊重人”。

面冷，是你要让所有人知道，你这人不好糊弄，你有你的一定之规。

你一定要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给予人们这种感觉。

这是你培养“敬畏”的最关键一步。

手稳，是指你一定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定要遵循现有规矩先走下去，一定要在全都摸透了之后再做动作！

可以有变化，有调整，但一定要温水煮青蛙！

复杂单位的问题永远都是人的关系问题！

你要释放一个信号：你不是革命者，不是搅局者，你是合作者。

“尊重人”，是指在利益上，对贡献者和关键位置要给希望给待遇，千万不要贸然动别人的奶酪，。

一定不要在还没弄清状况前就调整利益大饼！

最好能寻找到这个单位混乱前的利益状态，去恢复它。

所有的工作开展，都要等到这个单位被你理顺了之后，再去抽丝剥茧。

你的第一要务，是能在这摊浑水中先呆下去。

然后才是看清这浑水背后的门道。

刘恒在登基坐殿后，迅速安定了所有的利益集团。

新领导不好惹，但够意思。

再回想下吕家，但凡有一个刘恒，吕掌柜至于死前整那一出吗？

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

说个令人无限遐想的事，关于牺牲。

《史记》在写文帝皇后窦后时有这么句话：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

刘恒原来的代国王后生了四个小子。

刘恒还没当皇帝时这个王后就死了。

等到刘恒当上皇帝后，这个王后生的四个小子就全病死了。

刘恒这一年23，他那王后应该不会岁数很大。

刘恒九月底当的皇帝，正月立的刘启（景帝）当太子。

中间这俩月，皇后这四个小子就全都病死了。

这个代王后是谁，史书无载。

但这些年，吕后对刘家这堆诸侯王可是基本上都配了吕家的闺女哦。

权力下的那些妥协，血泪斑斑，伤痕累累！

刘恒继位稳定政局后不久，体现他命好的第一个环节出现了，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说是西汉最终能成功转型的总设计师。

贾谊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三年，但把他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文帝服务中去了，活着就是为了忧国忧民。

他给文帝提了很多建议，包括“重农抑商，倡导儒家，不忍匈奴”等等一大堆。

这些建议在他得势时不停的提，失宠后依然不停地提，甭管文帝搭不搭理他，这哥们永远保质保量无怨无悔。

从经济到民生，从司法到国防，没有他不掺合的。

在这些建议中，文帝有的听了，有的没听，反正你爱听不听，我就不停嘚嘚。

在贾谊的诸多爱国策论中，有两项建议入选了大汉“金点子”工程。

成为了解决军功集团势力和诸侯王势力的关键切入点。

先来说说他是咋帮文帝下手军功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的。

人家那招数那真叫隐蔽到你说不出话来。

文帝二年冬十月，下召: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干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

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也无由教训其民。

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翻译下：我曾经听说，古时候诸侯国有一千多个，诸侯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定期朝贡，王与诸侯脸上都好看。

现在列侯们都在长安待着，不去自己的封国，每年的利润都要让吏卒们千里迢迢的给运过来，列侯们也都不好好训话自己的子民，太劳民伤财了。

现在，列侯们都回自己的封国吧，在中央任官职或我明确不让走的，也得派太子去。

该上班的还在这上班，退休或赋闲的同志们就回国去当老大，去教化自己的臣民去，你们天天在这待着劳民伤财还增大人民负担。

没动任何人的利益，相反，还摆出了高大字眼帮你省钱。

贾谊帮刘恒点出了军功集团的强悍原因：在权力中心密结的网络。

刘邦打下天下后，这帮老兄弟们得到封地谁也不愿意回去，都在长安享受大都会的繁华，自己的封地就是个输血的钱袋子。

当然，搁今天，你也不愿意离开北京。

军功集团之所以能称之为“集团”，也是因此而来。

一帮老兄弟都在长安，有的本人在任职，有的子孙在任职，有的虽然全家赋闲但后台却依然梆硬。

因为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家小子娶了你家闺女，我跟你爸是一起扛过枪的弟兄，你妈的妹妹是我们儿子的三婶。

归根到底，这帮打下革命江山的大院成员全都是一家子。

一旦战友情和联姻走到了一起，这几乎就是世界上最坚不可摧的力量！

军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五湖四海人进去，铁板一块走出来，我爸到现在最好的兄弟仍然是当年的战友们。

西汉这帮老同志们在万里江山万里红后，动不动就要串个门，搞个联欢，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彼此扯淡打屁抱头痛哭中消磨时间，联络感情，谈论时事。

也因此，当吕家动了相权时，所有人才会如此义愤填膺！

一帮人遛晚串门时得那议论：听说了吗？吕家那倒霉娘们把老陈那丞相拿走让她外甥干了！

今后都是他吕家的天下了！

咱们打下来的革命江山啊！

这还能忍啊！忒拿咱不当人了！

咱们千万不能坐以待毙！

在周勃和陈平两个大佬最终政变时，可以派亲信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所有能找来的人手全都聚拢起来。

所以我们能看到管印的纪通，老郦头家那吕禄的男友，管外交的刘揭如此源源不断的弹药最后向吕家倾泻。

因为都住的不远，因为都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这个集团的最关键力量，来源于老一辈的情感纽带。

老陈当丞相，老周头是太尉，我家小子当你的“西曹”，曹家那大小子是御使大夫···

这些台面上能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背后还有大量的擂鼓助威和建言献策以及出人出力。

这个庞大的势力所沉浸的整个网络就是一股几乎无所不在的力量。

在贾谊的这招釜底抽薪后，军功集团的后援团被打掉了。

大量的老同志们要去乡下当财主了。

没办法再一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烤串搞春游串闲话了。

很多关键纽带，也因此被割裂了。

比如说，我儿子是张家女婿，我闺女是王家媳妇。

王家和张家就通过我，联系在一起了。

哪怕我家全部没有任官任职，我也是有着巨大价值的，因为王家张家因为我被联系在了一起。

我这一下乡，这俩家彼此就热乎不上了。

大量的列侯归国，中央的压力要减轻好多。

虽然说所有的权力仍然是台面上任职的那些官员的，这些官员并不会回老家。

但是这帮人的联系，由过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盘根错节的一大坨。

变成了很多断线稀疏的一小坨。

虽然人家仍然会形成网络，但降维度了。

只要人际关系复杂的几何数量级降下来了，各个击破的难度就大幅度降低了。

更关键的是，由于大量列侯归国，从军三代们开始，军功集团的新一代们将彼此不再熟识。

军功团的势力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枯萎！

干掉一个团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他们彼此间的联系。

如果核心弄不动，至少也要把家属观众们都清场。

除了让列侯去封地外，文帝还有相辅相成的组合拳。

中央把在别的王国中的封国迁到了中央的境内。

不白折腾你，我兜底，给你的新侯国比你之前的封国还大。

文帝在用自己的吃亏，进一步的温水煮青蛙。

不仅让你去封国，还把你控制在我的辖区，省的你跟诸侯王们勾搭。

周勃同志在长安时谁瞅他谁哆嗦，皇帝都“目送之”。

后来卸任到了封国后仅仅一年多，河东守尉路过他地盘时，周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

一个小小的守尉路过，就让大干部周勃心虚成这样了。

情报信息来源不及时，不准确。

当你远离了权力中心，你也就被减去了翅膀。

手法高级，但人家后面更高级。

文帝在令军功集团回老家后，终自己一朝，也没有动“相权”。

人家釜底抽薪后，大歇二十年。

人家是太太们打麻将，慢条斯理的吃一张牌，吐一张牌。

二十多年一过，汉初的那股剑拔弩张的老干部军团，在釜底抽薪后渐渐的失去了那股谁也碰不得的戾气，也为后面景帝终结“白马之盟”铺平了道路。

关于文帝对诸侯王的出手，我们后面一块说，下面要说一下他的执政功绩了。

刘恒，他被后世谥号为汉文帝。

“文”这个谥号，是不得了的。

评功定调时，文的依据分别是：经天纬地；道德博闻；愍民惠礼。

他是咋“经天纬地”的呢？

总体来说，刘恒的这二十三年皇帝延续了吕后治国开的好头。

几乎无战乱，百姓有饭吃，君王无欲望。

再加上吕后的那十五年，这近四十年的时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华夏大地非常罕见的一段人人都有福气的岁月。

亚当斯密先生在《国富论》中，非常推崇“小政府”。

所谓“小政府”，就是政府的财政与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

税收不要过量，财政支出也应最小化，只承担一些安保事务与没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就可以了。

尤其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用不着你没事瞎指导。

不过哪怕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教父级别的人物，他的《国富论》指导了整个西方社会三百多年，但这种所谓的“小政府”也没出现过。

无论东西方，政府都在变得越来越臃肿，各种干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这个没有办法，在说到秦的政治制度时，我们就说过，“大有大的难处”。

国家机构的臃肿与政治干预的力度都属于大国与强国所必须承受与面对的现状。

小政府往往只能存在于想象中。

正所谓大国就别指望会是小政府，这是个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坎。

不过历史上，有没有过小政府，大国家的时期呢？

还是有的，而且就出现在我们的古老中国。

这段“小政府”岁月，就处在我们的上一章和这一章所探讨的汉初六十年。

自此之后，“小政府的庞大国家”将永远的从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绝迹。（蒙古人应该算小半个）

所以朋友们，且看且珍惜。

“小政府”是现代叫法，我们的老祖宗对它有一个非常优美哲学的概括，叫做：“黄老之术”。

所谓“黄老之术”比“小政府”更加超脱，综合思想就是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

再精炼点，就是我们上一章中讲的“不折腾”。

刘恒继位后，能够延续吕后执政的道家无为的整体思路，这点就很难得。

老爷们哪有不爱折腾的。

而且不仅统治者不折腾，汉初的官僚制度还是历朝历代最具有简约之美的。

这套官僚制度，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三公分别是丞相，主管行政，太尉，主管军事，御史大夫，主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

九卿是九个方向与领域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

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也不多。

这种中央，郡，县的简单连接，给予整个社会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呼吸空间。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所以超级省钱。

养活当时的整个官僚，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

哪怕按一百万石算，只用全国大约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这个官僚系统。

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政府运营成本自成一档的优秀存在。

这套体制虽然简约，但却并不简单。

中央对于局势的控制力度一点也没有弱化。

这段时间，反而是整个有汉一朝，刑事案件与社会矛盾最少的年代。

《道德经》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最牛的水平，是下面的人仅仅知道有这么个领导。

水平差点的，是下面的人赞美夸奖这个领导。

再差点的，是所有人害怕这个领导。

最次的，是所有人都在骂这个货。

比较意外哈，“亲而誉之”并不是啥高水平。

大家可以去品一品这里面的道理。

这段时间的西汉政府，就做到了“太上”的阶段。

下面只知道上面有皇帝，有政府，但具体是个啥样，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每天都能吃饱，徭役摊牌派很少，日子过得很好。

不仅百姓的日子好，中央的日子过得也很棒，因为国库开始充盈。

在《史记》中，太史公对当年的富裕是这样深情描述的：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家家能自足，钱多的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的小米都搁坏了，作为排量最大的牲口，马变得到处都是。

要知道当年刘邦上朝时，四匹纯色的马都是找不到的，萧何出门都得坐牛车。

这就是文景之治的后期，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种富足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说说汉初的税收政策了。

当时汉初的政府，有两大项收入，一个是土地税，一个是人头税。

人头税，就是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成年人，每年必须缴纳一百二十钱。

土地税，就是每年土地上的粮食产出按一定比例给国家交租。

刘邦时期，名义上土地税是十五分之一，不过由于他看谁都不放心，没事总是打来打去，这点税就不够了，无论是徭役还是地税，都大为攀升。

到了吕后执政时期，土地税被调整回十五分之一。

到了刘恒这，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再次减半，从十五分之一变成了三十分之一。

而且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三分之一，每年只用缴纳四十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在越来越少的进项下，汉王朝却出现民进国也进的神奇盛况。

这是需要特殊历史机遇的。

一般来说，古代政府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四个方面：官僚成本，欲望消费，苍天示警，军队支出。

前面我们说过汉初官僚简约，文帝本人更是出了名的节俭，既不盖宫殿也不扩后宫更不玩各种艺术，所以官僚成本、欲望消费等支出全都被削减的很低。

但有两项往往是不能省的。

黄河改道，千里蝗灾，随便来一个就够中央政府十几年缓不过来。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十万之众，日费千金。

历来战争就是名将的福音，财政的悲哀，不过之所以说文帝有大福气，也在于在他长达二十三年的任内，一直风调雨顺，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战端。

上至老天爷，下至北方的匈奴和分封的诸侯，这段时间都安静的出奇。

刘氏的宗族们被文帝调理的很好，除了不知好歹的侄子刘兴居和太过于猖狂的弟弟刘长外，全都变成了乖宝宝，而那两个人，也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全是吃饱了撑的。

匈奴那除了偶尔的挑衅一下外，也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只有一次闹的比较大，上访到了长安边上，但也没出啥大岔子，之后文帝也没做太大的追究，该和亲继续和亲，匈奴也没再大折腾。

对了，那次匈奴的大规模武装游行让文帝发现了一名年轻将领，他叫周亚夫。

这个小伙子后来被他提拔重用，或者说没法不重用（周勃子）。

人家最终用实际行动报答了他的慧眼识才。

这是文帝的第一个大福气：康宁

夸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要翻转一下，说一下“黄老治国”的劣势以及文帝在这背后的一系列行动逻辑。

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福气能够不折腾的，因为往往树欲静但却风不止。

战争，决定着你是否有执行所谓“黄老之术”治国方针的关键土壤。

因为“黄老之术”与“小政府”，在诸多美好外，存在着一个巨大弊端。

这个弊端就是财政弹性不足，整个国家对于突发事件缺乏应对能力。

举个例子，一个家庭，每年能收上来1000斤粮食，每年的自己吃与各种消费是500斤，然后一年就攒下来了500斤。

但是这500斤粮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坏，所以并不意味着，你一味的节省就可以永远的保有这笔财富。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中央政府往往都是挣一个恨不得花俩的，不找你多收就不错了。

但有一年，你家的房突然塌了，你需要5000斤的粮食才能重新建起来，这时你就该急眼了，因为一年最多就是1000斤粮食的进项。

你家的房塌了，就是国家遇到战争的时候。

当战争打起来，物资会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原有的小政府状态就会捉襟见肘。

因为大政府即便有诸般不好，但它的战时动员机制却是非常靠得住的。

只要国家进入突发状况，哪怕危机旷日持久，都会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与官僚资源将各方面的资源不断抓上来。

面对突发状况，大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号召并强制全民绑上国家战车，苦熬一段时间渡过危难。

但小政府，就没这个本事。

小政府征税，由于征得少，老百姓们负担轻，所以官员不咋费劲，也因此官员少。

一旦要突然“集中力量干大事”后，老百姓们不配合了，你就那俩基层官员，根本不够用。

用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没有一竿子插到底。

少缴税容易，多加税就该骂街了。

和平时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一到国家有难，资源抓不上来，老百姓们大难临头各自飞，你中央政府就傻眼了。

所以说，黄老之治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理想化的政治体制，有点类似于温室中的花朵。

它并没有过久的存在于历史长河中其实是有着它的深刻道理的。

文景二帝之所以名垂青史，在于他们康宁的大福气。

这种福气，可遇不可求。

之前我们说过，文帝无论干什么事，哪怕是错的，最后都会起到对的效果，他很快就犯了一个大错。

此时的政府开支，大头是北方防备匈奴。

大臣晁错看到了，此时通过休养生息，民间已经涌现出一批富人，他建议文帝采取买卖爵位的办法，允许富人通过捐献，获得一定的爵位，或者免除罪过。

只要富人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交给守军，就可以从皇帝这里获得爵位。

这种爵位带有免人头税、免役、减罪免罪的特权，但不减免土地税，只减免与人身有直接关系的税收，也并没有一系列的政治特权。

换句话说，就是个荣誉称号，类似于今天网游，手游的各种“皮肤”或“光环”。

带有炫酷属性，但并没有啥实质性的意义。

不过晁错的做法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富人们对于这种奢侈光环很买账。

很快，在富人的帮助下，边关军队的粮食有了保证，不仅不再匮乏，反而变得充足，晁错之后又趁热打铁建议文帝卖爵位让富人把粮食直接上缴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仓库。

富人的捐献因此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收人的一项可观收入。

文帝很快发现，富人的捐助，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已经足够维持中央政府运转了，于是在公元前166年，文帝做了一件今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宣布不再收农业税了。

这种我有收土地税的能力但我放弃了，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孤例，没有之一。（后世也有短暂时间不收的，但那是没能力收）

强大如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是2006年才取消的农业税。

这件事成为了“文景之治”下，夜空中最亮的星，文帝也因此跻身古代圣君排行榜的最前列级别。

谁来也不好使！谁免过农业税！

对于百姓来说，免税这种事肯定好，谁少交钱都会说好。

但往深远想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在古代，取消农业税这其实是一个误国的方针。

我国2006年取消农业税，原因之一在于，收税成本高。

农业税属于主动税收，并不类似于工资中自动扣的个人所得税的那种被动税收。

上班族的税每个月直接从你工资里就扣了，扣你上千块钱的社保和个税你都没感觉。

因为没找你要，不用过你这一道手，没经过你本人把这钱从你口袋里掏出来。

需要公务员去你家敛，痛感奇强，当面找你要钱，还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民父老乡亲们，非常容易让乡亲们想起杨白劳先生。

原因之二，这是根本原因，就是农业税太少了，无足轻重。

收不收都无所谓，收的还这么费劲，收它干啥呢？

要是税收大头，多费劲也不会跑了你的，绝对要警钟长鸣重拳出击严肃对待。

所以农业税在今天免掉了，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它缓和社会矛盾的意义比那俩钱重大的多。

但两千一百多年前，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的主力就是农业税。

货物和货币可以藏起来，而且人随时可以跑，猫腻太多，收商业税的难度太高。（后来被刘彻同志绕道攻克了）

唯独跑不了的，就是土地。

所以说商业税对于政府来说，是不牢靠的，只有土地税实实在在，稳定可靠。

据估算，土地税和人头税在当时占了汉初政府大约九成的财政收入。

当然，文帝不收土地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初的这种小政府的官僚体制不太容易将土地税收上来。

土地丈量，粮食清算等等问题搞起来都很困难。

在当年，所谓的土地税并非是我盯着你家打了多少粮食，然后我收三十分之一。

哪有那么大功夫盯着你。

你家有10亩地，我按经验算，估计能打九百斤小米，最终就找你家要三十斤小米吧。

基层官员们只能粗略的算出每家要交的粮食，然后挨家挨户去要。

你打五十斤粮食我也要三十斤，你打五千斤我还要三十斤。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时工商部门通知在市场要的摊位费一样。

我算不清楚你那摊儿能挣多少钱，我就一个规定统一价，多卖的是你能耐。

但是，还是那句话，农业税属于主动税收，费人工，痛点高。

你再青天大老爷，我交粮食时也是不愿意的。

但是，不能因为麻烦和此时暂时国家财政充裕你就放弃了稳定带来收入的税收来源！

你运营的是国家，不是过家家。

如今，文帝靠着卖爵位的税收，直接就把土地税说不要就不要了，往好了说，真仁慈之主。

往坏了说，就是断自己的后路！

灾、兵、疫、旱，碰上一个就让你够呛！

这就相当于开着上千万的车，却不买车险。

不过人家文帝之后又裸开了十三年的车，啥事也没有。

不光老司机技术好，命好也很重要。

但是，你命好仍然无法掩盖一个影响深远的弊端。

就是当年商鞅的活儿，那堆废了极大精力整理出来的土地造册，慢慢就都白干了。

还是举个例子，你们村，有1000亩地，你这个当官的每年中央报税，就是10000斤小米。

由于你每年都去收税，所有的民间土地交易，易主以及新开垦的荒地你心中是都有数的。

你手中的地方土地册账本，基本上就能维持下去。

但是，你把土地税免了。

官员们十年不用再去征税了。

这片土地十年后的归属、地力等等系统的数据就全不准了！

原来全村400亩地，赵钱孙李四家一人100亩，你收税时很清楚。

你转过年来收税时，发现孙家落魄了，开始卖地了。

由于变化并不是很大，你相应的作调整，这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你十年不收税，土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地主也许全换了，而且各家的土地边界错从复杂，全都说自己就10亩地。

你知道是扯淡，但是，你要是真想弄明白各家的土地有多少，就需要重新进行丈量。

这就极其考验基层官吏的能力和数量了！

后面为啥豪族起来后，国家的地就越来越少了呢？

你说不清楚他家的地有多少了！你还丈量不动他家的地！

商鞅的国家操作系统为啥这么好用呢？

人家做到了对整个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做到了心中有数！

每年征农业税，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对国家的操作系统进行日常维护。

你可以少征，但绝不能不征！

这么宝贵的国家操作系统，被文帝无心之失的抛弃了。

放弃农业税，在古代，几乎就是放弃了国家的统治基础，而且失去了重要的应急手段。

但是，文帝二十多年，啥事没有！

不仅如此，文帝之后犯了个更大的错误。

无论古今中外，货币的供给都是要牢牢的攥在中央政府的手中的。

因为货币的供应对整个国家的关系太大，必须中央政权统一抓。

涉及到钱的事，从来没有小事！

不过在文帝一朝，却再次让人瞠目，文帝干脆把货币的发行权都让出去了。

再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谁那有矿谁就能铸，铸出来钱我就认，在市场上就能流通。

彻彻底底的市场经济啊！

从此连货币都得去自相竞争。

这造成了历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居然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

如果你家造出来的钱缺斤短两，广大劳动人民是不会用的。

必须足值足两才会有口碑！

当时市场上有两个大的私钱贩子，一个是邓通，一个是吴王刘濞。

有一天晚上，文帝做梦要上天，但死活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

现在很多鸡汤口号中说：帮了我一把的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这种漂亮话很多人会说，但很少有人会做，不过人家文帝一觉醒来却当真了，开始留意寻找。

后来在河边碰巧见到一个正在划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与容貌都很像他的那位梦郎，这个人，就是邓通。

文帝后来极其宠爱这个邓通，宠爱到什么地步呢？

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了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钱，再加上邓通白来的矿不心疼，超标打造自己的产品。

也因此，不差分量的“邓氏钱”遍布天下。

至于赠他铜山的原因比较无厘头。

因为看相的人对文帝说：这个邓通是贫贱之象，将来必被饿死。

文帝也是和这看相的怄气，我的梦郎还能饿死喽！

于是直接赏了座铜山给邓通，到底要看看自己这位梦郎会咋饿死。

题外话，这位邓通真的最后饿死了，因为文帝的儿子景帝很痛恨这个邓通。

文帝脚出脓，梦郎二话不说直接拿嘴上，结果作为儿子的景帝在旁边就被显得很尴尬。

为了显得孝顺，景帝也只能勉强拿嘴给老爹吸脓。

邓通的过度表现堵死了自己的后路，景帝上台后就把他饿死了。

面相这东西还是很靠谱的，说啥就是啥，你逃不了的。

另一个货币大佬，是刘恒的叔伯兄弟，吴王刘濞。

刚才的邓通是家里有矿，这位爷不光有矿，人家这真叫全方位的不差钱。

吴国当地产铜，而且还靠着海，吴王刘濞一边铸币，一边卖盐，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清爽。

这种好日子让很多人眼红，但文帝就是不管。

吴国也渐渐成为了在财力上，甚至可以和中央抗衡的地方政权，这也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

宠信近臣到了这个地步，无视隐患势力肆意膨胀，这都说明文帝并没有英明伟大正确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还是那句话，架不住人家命好。

大量的放手私人与地方势力扰乱货币供应这种几乎任何时候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政策，却在当时误打误撞成为了盘活经济的妙招。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整个金融系统中，几乎就没有货币。

自商鞅变法之后，整个秦朝的思路就是打击经济，将整个国家的人民变成农奴，经济活动几乎不存在。

随着秦的不断强大，吞并六国后，这套制度被覆盖到了中华大地，当一切只认粮食时，货币的存在价值就并不高了。

秦始皇的三功之一是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很晚，而且并不重要（揭竿大泽乡时我们分析过）。

这也侧面说明了在当时，很多最基础的规范还并没有拓展到商业领域。

刘邦拿下天下后，几乎就是完全继承了秦制，经济上也承袭了那套重农抑商的做法，直到吕后时代，开始纠偏，经济活动才开始有所抬头。

下面就是经济学问题了，我会尽量说的让大家明白。

经济活动中，什么最重要？

或者说，是被大家认可，放心的结算方式。

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起到的最大好处就在于，它可以让经济交易的成本降下来。

之前我们在商鞅那章中探讨过以物易物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且一切都拿粮食结算有着它的极大局限性。

因为粮食太沉了，这也就导致了你的交易不会太大，你的交易地点也不会太远。

经济想要发展起来，交易必须频繁，地点必须遥远。

频繁才会盘活经济，遥远才能互通有无。

这上述关键的两点，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大量被认可的货币做保障。

文帝的放手铸币恰巧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呼声与浪潮，往已经干涸了很多年的金融系统注入了大量的货币。

经济的活力随即被激发了起来。

虽然货币被大量的，没有管控与规划的释放到了市场上，并便宜了私人与地方的源头。

但最终都还是填充到了各阶层无处不在的经济活动中。

这就好比当年的西班牙人从美洲抢夺了大量的黄金与白银，但最终大半却都流入到了中国，换成了茶叶与瓷器，帮助中国实现了货币的升级换代和经济大发展并最终左右了明朝的国运。

只有放上了水，才有可能养鱼。

只有有了钱，才有可能去盘活经济。

之前所说的，晁错说发现了很多富起来的人，卖他们民爵，其中最大的原因也在于，货币的大量产生后，交易频繁发生，富人群体的这群大鱼开始出现。

文帝的昏招，在这个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变成了大招。

在土地和货币政策全都咋做都有理后，贾谊同志再次帮文帝的好命升级。

为身后事提出了解决方案。

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推恩令》的框架原型。

贾谊建议，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

老诸侯王死后，将他的封地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

这样，除了得罪嫡长子之外，所有的人都会和中央站在一起。

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代的这样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嗣绝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

这招“群众斗群众”让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小，也就会让他们失去反抗的能力，中央也会因此越来越稳固。

贾谊的这套肉烂在锅里的办法，算是摸准了解决藩王势力尾大不掉的最佳途径。

朱允炆要是多读读历史，他也就不至于让他的藩王叔叔成功“靖难”了。

燕王的这几个儿子中，着实有几个狼子野心的。

朱允炆小朋友要是早拿出这招，瓦解朱棣团伙的最关键盟友早就从敌人内部跳出来了。

贾谊抓住了两个主要关键。

一个关键就是人的欲望大小与实力大小是成正比的。

另一个关键则是有权继承人与无权继承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当你兜里有十个亿时，你就总想着在北京买个院儿玩玩。

当你有一个亿时，你也许就打算在二环弄套大平米了。

当你有一千万时，你会谨慎的选择地段，在五环找一套还算过得去的，然后精打细算的过生活。

这就是实力在欲望上的体现。

另一个关键更好解释，我们常常在一些综艺节目中见到一个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主持人帮人调解矛盾。

矛盾的主体，绝大部分都是亲哥们兄弟，妯娌大姑姐，很少见到两个陌生人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原因就在于，陌生人之间牵扯不到太多的利益纠葛，即便有纠纷在法院上也好解决，该说说，该判判。

因为亲人之间根本没法讲理。

利益与情感早就纠缠到了分不清的地步！

郭德纲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其实平移到亲人身上，也是如此。

你可能会说：我所生活的伟大社会主义和谐中国从来没看见过什么伦理仇恨！

顶多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家庭惨剧，伦常惨案哪怕有，也是极极少数！

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家庭大多没有什么利益可以争的（其实照样打的血肉横飞），“只生一个好”的伟大国策又巧妙地帮我们避开了很多伦理闹剧。

但凡算得上是大户望族的，在分家时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情热乎劲可言的。

利益牵扯的越大，在分家产时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华人家族中，又有几个哪哪都摆的平的李嘉诚呢？

贾谊的“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帮文帝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其实早在文帝刚上位不久后，对诸侯国的调整就开始了。

文帝二年,文帝对诸侯王国第一次稍作调整。

首先,将他本人出身的代国分为代和太原二国,封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同时恢复梁国,以皇子刘择为王。（封自家孩子用的是自己的地，吕家的试错真伟大）

由于刘襄光荣革命后没多久就死了，他的齐国也被分为了齐、城阳和济北三国。

齐国由刘襄子刘则继承,两个兄弟刘章和刘与居变为了城阳和济北王。

分赵国为赵和河间二国，原赵王刘遂不变,立他兄弟刘辟强为河间王。

汉之诸侯王国由八国增加至十三国。

这已经颇显“众建诸侯少其力”的雏形了。

后来就这样维持了好多年，其中出现了自己兄弟刘长和刘肥那一支的刘兴居闹过事，都被轻松抹平。

贾谊在发大招后，文帝开始了他肢解诸侯王的计划。

齐王刘则（刘襄之子）死后，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都分给了刘肥这一支的子嗣。

刘友死后，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给长子，小的给少子。

淮南国在刘长死后被一分为三，成为了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除了嫡长子之外，几乎每个利益既得的庶子都是翻身的农奴把歌唱。

歌唱美好新生活，伟大领袖汉文帝，指引我们向前进。

贾谊对于汉文帝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他在死前就像穿越过来的一样，给汉文帝提了最后一个重要的一条建议。

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

当时贾谊因为文帝要缓和阶级矛盾，被踢到梁国做太傅。（这哥们这辈子光得罪人了）

贾谊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忧郁，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忘全心全意的为文帝服务，对梁国的未来提出了建议。

因为刘揖没有儿子，按惯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

贾谊认为，如果这样做，将对整个局势不利，不如将这片封国用来加强文帝的两个亲儿子淮阳王刘武和代王刘参的地盘。

因为当时的封国中，文帝自己这一支的势力太弱，藩王中都是别支兄弟，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亲儿子靠得住。

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没有加以变动，于是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梁地，作为天下之中，在后来的那场大战中，为拱卫中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汉文帝，就这样咋做都有理的一路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帝。

他的伟大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帝国的平稳巩固过渡。

在他的治下，喧嚣了上千年的中华大地，第一次由内到外的全都消停了。

在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帝国搭建中。

始皇帝完成了总工程的百分之六十。

《揭竿大泽乡》的最后五千字我一直在骂，但前面的两万字仍然是货真价实的佩服。

华夏大地后面两千年的整体框架，是人家搭出来的！

刘邦先生和大小股东们通力合作，完成了总工程的百分之二十。

高皇帝带队，再度缝合了天下并创造性的发表了“白马之盟”的政策性纲领。

吕后和文帝各完成了最后的百分之十。

吕后开创了黄老之治为华夏大地疗伤，并用整个吕家为反面教材帮文帝试错指出了“白马之盟”的突破方向。

没有吕后，前面的百分之八十再度崩盘未可知！

没有吕后，最后的百分之十能否收尾不一定！

文帝则踩在吕家的尸体上，通过前面的试错指引，打通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任督二脉的最后两大穴道（“列侯之国“与“众建诸侯少其力”）

至此，中华大地终于拢住了松散了几千年的诸多相互冲撞的内力。

开始导气归海，真气游走奇经八脉再无滞塞。

最后一棒，交到了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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