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12年过去，时间不长，背景和发生机理相似，波及面都很广阔，危害同样巨大，可谓是殷鉴不远。今天我们稍加剖析，或许有一些启迪意义。

文/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梁启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殷鉴不远（之一）

2020年3月份，注定会载入史册。新冠疫情蔓延至全球几乎各个国家和地区，截止3月29日晨全球感染已经超过60万多例，死亡3万例。2月下旬以来油价最大下跌超过30%，美股四次触发熔断，欧美股市进入技术性熊市。学者们惊呼：我们已经进入全球性经济衰退，我们正站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边缘。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一次疫情的全球流行，如何点燃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信息化、5G、量子通讯、高度现代化时代的世界经济怎么能如此脆弱？

每逢灾难，人们都会和历史上的经历去比较，希望通过反思，能够找到经验、教训和启示。1929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萧条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那是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但那次危机现在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而且那次危机的背景是工业时代的前中期。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就是2008年的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被格林斯潘等金融“大佬”描绘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12年过去，时间不长，背景和发生机理相似，波及面都很广阔，危害同样巨大，可谓是殷鉴不远。今天我们稍加剖析，或许有一些启迪意义。

2008年：“潘多拉盒子”为什么会打开？

2008年9月15日，作为华尔街顶级投资银行的雷曼兄弟轰然倒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此大爆发。那么为什么金融危机能够爆发？为什么次贷危机能够引发金融危机？我们在这里通过分析美国次贷的流程，了解此次贷的发生、传导机制，剖析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了解金融危机的必然性及其教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总体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甚至文化原因。金融危机在什么时间爆发，以哪个银行出问题为契机，这有偶然性；但就危机爆发本身而言，有着一种必然性。美国之所以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根源于美国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源于美国华尔街的大金融家，根源于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根源于美国民众的消费方式。

进入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由于“9·11”后美国大幅提高国防安全开支，增发货币，流动性猛增；加上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联储为避免经济衰退放松了货币政策，强力刺激房地产消费。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可用资金数量，拉动投资和消费，所以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繁荣期，无论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然而，全球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所伴随着的脆弱性也在不断提高，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这些暗藏的危机包括：美国房地产价格以惊人的两位数上涨；美国的“双赤字”越来越大；金融创新的衍生品进一步放大风险。

“福兮，祸之所伏”。终于有一天，本来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源泉，最终却变成了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美国刺激房地产消费的政策给经济带来繁荣，但也累积了泡沫，而泡沫没有不破灭的，这就出现了美国次级抵押市场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过数十次的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有其特定原因。2008年危机，源于美国次级贷危机。

次级贷危机，是一场从房地产市场向证券市场蔓延的危机，自然绕不开剖析美国楼市的那场泡沫。2000年，IT业泡沫破裂，美国股市大跌。为拯救美国经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期间，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此举目地是为流动性松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美国证券市场，但亦催生了美国的楼市泡沫，楼价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快速提升。1994年至2001年这7年间全美房价不过上升53.12%，但是2001年至2006年年中这5年半时间内却大涨63.41%，其中2005年的房价年增长更一度高达15.66%。

房价一路狂升，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投机楼市的队伍中。而银行也大力推广次级贷款(subprime)，尤其是可调利率抵押型贷款（ARM，Adjustable-rate-Mortgages）等高风险的房贷按揭品种，使许多信用状况较差，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及其他负债较重的个人，即“三无”人群（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也能够从银行贷到款购买房产。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按揭者可以通过再按揭来缓解还款压力，而银行则因为抵押物不断升值而不惧还贷风险，一切皆大欢喜。于是次级贷尤其是ARM型次级贷的规模不断上升，其市场份额占当年新按揭的比例从1994年的5%大增至2006年的20%。至2007年3月，所有次级贷及ARM按揭的总规模估算高达1.3万亿美元。

然而，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2006年第三季度，全美房价首次出现单季下跌，至2007年一季度则出现年度下跌，且伴随美国经济疲软，年跌幅从2007年一季度的1.73%快速扩大至2008年上半年的15.38%。楼价一跌，此前被掩盖起来的按揭信用危机便爆发了。越来越多的次级贷按揭者因为房价下跌及大肆调高的月还款额而无力偿还本金及利息，截至2008年上半年，次级贷的断供率和90天以上无还款率分别高达11.81%和17.85%，而同期正常按揭仅为1.42%和2.35%。

次级贷怎样成为金融危机导火索？

如果仅仅是楼市泡沫破裂，2008年危机将只是20多年前储蓄及信贷危机的翻版。然而，由于这20年间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资产证券化大行其道，大量按揭证券化使得这场楼市危机轻易地蔓延到了证券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

次贷危机，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在买了住房之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次贷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引起的。次级抵押贷款(sub-premium mortgage)指银行或贷款机构提供给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的一种贷款。因为是面向信用状况较差，还款能力不确定的人群发行的，所以，依照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的原则，其贷款利率会高一些。随着次级抵押贷款的产生次级贷款市场（Subprime Market）应运而生，在美国，根据面向的对象不同，可分为三类：优质贷款市场（Prime Market）面向信用等级高（信用分数在660分以上），收入稳定可靠，债务负担合理的优良客户。次优级贷款市场（“alternative-A”Market）既包括信用分数在620到660之间的主流阶层，又包括分数高于660的高信用度客户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信用记录不错或很好，但却缺少或完全没有固定收入、存款、资产等合法证明文件。次级市场是指面向那些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人的贷款市场。

这就有个关键环节，就是资产证券化。按揭证券化，就是将一揽子的按揭业务（每月的按揭还款额打包出卖按月派息），形成的一个类似债券的金融产品。

美国对房子的按揭贷款（中国银行的做法很一度跟美国何其相似），实际上是买房者、开发商、商业银行签一个“三方协议”。比如说你要买一个房子，钱不够，银行把你的房子做抵押，给你贷款，然后银行就可以每个月都收你的按揭，这一收就收20年，银行就得守下去。你有能力偿还这些钱，就没事了。对这个“三方协议”，中国人要把它锁进抽屉甚至保险柜里，生怕弄丢了；而美国就不一样了，来了三个人：一是投资银行，二是保险公司，三是评估公司。这三个人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资产证券化”。美国银行不想把这些资金20年沉淀下来，影响资金周转效益。投资银行一来，两下正好合拍。于是华尔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就是要把房地产按揭进行证券化改造。

美国银行把各地按揭的现金流买到手上，把它卖给华尔街。华尔街把它打一个大包，卖给了其他的投资者。这解决了三大问题：投资者有新的产品，得到高的回报，忍受一点风险，贷款的这些购房者吧，也能够享受比较低的贷款利率；银行资金周转效率也更高了；华尔街也赚钱。这是个“一举多赢”的好事。

美国次级贷款市场的产生一开始确实效果显著。1994—2006年，美国的房屋拥有率从64%上升到69%，接近70%，许多贫穷的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屋，社会福利有了很大的提高，几乎要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状态。

资产证券化让危机不断蔓延

大量房贷按揭业务被证券化之后，便被大量金融投资机构买去作为债券类投资品种，于是乎房贷业务的好坏不仅与从事按揭业务的银行休戚相关，更是关系到大量金融投资机构的投资表现。

这是“惊险的一跳”。通过这一跳，次级贷尤其是ARM型次级贷的规模不断上升，其市场份额占当年新按揭的比例从1994年的5%大增至2006年的20%，且75%的次级按揭贷款被证券化（2001年不过54%）。到2007年3月，所有次级贷及ARM按揭的总规模估算高达1.3万亿美元。

在楼市上涨中，由于按揭还款正常，相关证券的派息稳定，所以此类产品往往以较高的价格交易。然而，伴随楼市下跌，大量断供和还款不良问题出现，相关证券化产品的派息自然大降，这意味着这些证券的价格将因此大幅下跌。

如果说资产证券化使楼市泡沫破裂的苦果蔓延到金融市场，那么关于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157号会计准则)则使金融机构蒙受的损失雪上加霜。根据Bloomberg的统计，全球金融企业为次级贷危机而反映在损益表上的损失高达5857亿美元。由于普通投资者大多仅关心损益表尤其是每股盈利的变化，所以157号会计准则大大加剧了普通投资者层面的恐慌。

一般情况下，银行资本获利有三种途径：一是存贷利差，二是中介服务，三是开办投资银行。按照美国中央银行的规定，贷款利率只有1%，存贷利差基本没有；中介服务通俗讲卖苦力，不可能富裕起来；富起来的唯一途径是开办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投资投到哪里，生产领域、流通领域还是资本市场？银行资本家根本就不是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金融投机家的对手，唯一选择是创造理财产品即金融衍生品。

于是乎，设计精美的钱生钱的理财产品（金融衍生品）进入各种企业，进入各个家庭。没有钱买这些理财产品怎么办？投资银行可以贷款；贷款没有东西抵押也没有人担保怎么办？可以造假编写计划书；不会造假编写计划书怎么办？没有关系，投资银行的信贷员可以帮助你。这个过程就叫次级贷款。按揭次级贷款炒作房地产，只不过是众多金融衍生品之一而已。以金融衍生品庞大客户群为基础的上市公司，包括叫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当华尔街的精英们捞够了之后，那么该倒霉的就是那些普通民众和实体经济了。

次级贷款是美国金融资本同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投机资本瓜分财富的一场博弈。金融寡头们的豪赌，不仅破坏了金融秩序，而且使美国普通民众和实体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深受其害。美国政府为巩固霸权地位不计后果地滥发钞票，意在损人，结果损了人但并没有利己。

但是次贷市场在发育中，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特别是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出现IT危机，经济开始放缓。小布什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了寻找美国经济新的活力，就确定将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联储除了连续下调利率水平，美国政府还积极扶持“两房”，以60倍的杠杆给低收入购房做按揭贷款。低利率政策降低了居民贷款的成本，人们通过贷款购房的热情不断升温，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次级抵押贷款成了信用条件达不到优惠贷款要求的购房者的选择，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的景象。2001年到2006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政府通过按揭贷款的支持，很快火爆起来。发展到了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和美国的GDP一样大。这些通过“两房”给低收入人的住房贷款很快就有人还不上钱了，这种还不上钱的比率越来越高，就引发了次贷危机。

美国人理查德-比特纳2008年7月出版了《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书名本身就一针见血的揭示了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书中所描绘的篡改信用、放大收入等行为极大的扰乱了信贷市场，为了获得更多的贷款以及更大的利益，从普通民众到金融机构，这种欺诈行为蔓延在金融领域的各个角落。《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说得更形象：华尔街把病猪、死猪宰杀了，做成肉罐头，术语叫资产证券化，再贴上AAA的最高评级，卖给全世界倒霉的投资者。

在房屋价格节节攀高的背景下，银行和各大金融贷款机构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逐步放宽贷款标准，让那些即便信用度很低的人也可贷到款、买到房。因为银行和金融贷款机构预期，即使贷款者本人没有还贷能力，但仍可以通过变卖其房屋收回资金，同时还可以有额外利润。显然，大部分次级抵押贷款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上，基于市场对美国房市前景普遍过高的预期，极大的刺激了美国房市的发展，所以房价从1996年至2006年飞涨了大约85%。

鉴于房价的非理性的上涨，为了促进房价回归理性，2004年6月起，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促使美国房市开始逐步降温。房市的降温以及利率的提高，增加了贷款者还贷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无力还贷，赖账者越来越多，银行以及其他贷款机构不能回收资金而出现坏账的现象越来越多。于是，次贷危机开始爆发，并且愈演愈烈，逐步蔓延到与次贷相关的金融市场各个角落。

投资银行的不光彩的角色

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中，投资银行担当了重要的不光彩的角色。投资银行是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中介。投资银行是证券和股份公司制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证券市场和成熟金融体系的重要主体。

雷曼兄弟在快要破产的时候，它的总负债达到了6130亿美元，而它的股东权益只有200多亿，它的杠杆比例达到30倍以上。资金杠杆比例大量地从商业银行购进这个次级贷款，然后向外销售，销售以后，再拿钱再去买，这样反复地来做，就形成了高杠杆的一种资金比例。

为什么要这么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根本目标。金融危机的一大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投资银行的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引起的，也就是说空卖空买过头了炒作过头了，就像本来只有100元却在做1万元块的赌博，一旦一方盈利倒是可以赚1万元，但亏损就变成负债9900元了，这个就绝对地增大了风险。增大了谁的风险呢？很多人说是双方风险都大了！实际上不然！因为这个“金融衍生工具”是投行为了“规避监管”推出的为了自己赚钱开发的产品，也就是说他们是庄，他们的风险不会自己独自承担的。当一个公司足够大时，它裹挟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政府为了稳定社会是不会让他倒的。最终，风险要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买单。

美国专栏作家理查德·隆沃思，几年前就有一本专著，叫《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他在书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全球资金市场两个星期的交易量，就超过全世界每年贸易和投资之所需。另外50个星期的交易活动，全是投机。”这种投机行为的危险，就在于让一块钱避险，就要以两三块钱进行避险操作。因此，“投机性的经济活动，规模是真正经济活动的12倍”。这意味着，资本市场上的多数资金，都在进行一场豪赌。所谓“次级贷款”以及将其打包上市的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不过是这种豪赌中的一种。隆沃思担心，全球经济自由化将带来全球性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衍生的危机，似乎印证了他的担忧。值得一提的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德国基本上“无恙”。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德国金融机构没有参购美国次贷衍生品；而且80%的德国出口商品以欧元结算，以美元结算的比例仅占13%，这也就使得短期内美元贬值对其出口的影响较小。

居民住房是不动产，很难发生位置移动。即使发生供求问题并由此引发金融问题，也应只限于一定地区的范围之内。发生在美国的次贷问题怎么能够成为全球性的危机呢？

一旦金融衍生品介入，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就会展开越来越大规模的金融交易。这种证券既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流通，于是就把住房问题由局部问题变成全局问题、由地区问题变成全国以至全球问题。美国住房市场火爆，即使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也成为抢手货。不少金融机构把这种十分畅销的金融衍生品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甚至垃圾证券“打包”出售，并推向了全世界。这样，多年积累下的大量金融残次品甚至垃圾就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涌向了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其后果就是金融危机的蔓延。

超前消费的“透支经济”

美国是一个“消费社会”，美国经济是美国式的鼓励超前消费的“透支经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刺激过度投资、过度消费的政策，这种策略以一种先进的方式包装得天衣无缝，不断向其他国家渗透。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金融手段刺激整个国家消费的高速增长，同时通过透支经济吸纳相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美国国民心理也早已适应了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把这种“寅吃卯粮”的生活当成常态，超前消费也成为一种大众认同的价值观。这种超前消费的经济、甚至文化现象一旦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吻合，就会具有点射效应，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辐射开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美国部分并不完全具备购买力的人可通过“次贷”等方式买房；银行再将这种产品打包上市。当经济繁荣发展之时，每个环节都吻合得刚刚好。

金融危机发生的很重要的环境因素就是美国民众的消费观，是美国人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夸张点说，美国是不储蓄的国度。美国政府靠财政赤字或者说靠借债运行，美国的家庭也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家庭债务在2008年前后已超过15万亿美元。美国人为何能如此敢花钱、能花钱？首先是“多挣少存”。美国人2004年的税后收入大约为86470亿美元，而当年就花掉85320亿美元。他们存入银行的钱很少，储蓄率只有1.3％。就是说美国人挣100美元只存进银行1.3美元。美国商务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10月份的储蓄率跌到0．2%，也就是说，挣一百元存两毛钱。其次是靠向银行借钱。很多美国人不但不存钱，还要到银行去借钱，去买大件物品或者通过信用卡透支出去游山玩水。美国家庭人均欠债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很多。美国1/6甚至更高的房子的拥有者都是资不抵债，也就是说房子的价格比他欠的债还低。2008年夏季统计，美国欠债累累，如果落到美国公民头上，是每人平均负债达15万美元之多。有专家更是估计，美国家庭平均负债率140%，美国联邦官府负债相当于GDP的80%，地方政府的负债多的无法统计。

凡事都有个度。个人消费也是这样，消费过了头会使经济过热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对此，美国的中央银行即联邦储备委员会经常利用利率杠杆对经济实施调控。消费和企业投资出现疲软迹象时，美联储就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这样人们和企业借钱所要支付的利息就比较低，可以刺激人们多贷款消费。反之，美联储就提高利率，这样人们和企业贷款就要增加开支，贷款消费的“热度”就会降下来。如果掌握不好这个度，就会出现危机。所以，我们表面看到的是美国的经济危机，背后却是美国的文化危机。有专家说，金融危机是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次挑战”，美国用了几十年时间，把勤劳俭朴的清教徒改造成了寅吃卯粮、不负责任的消费主义者。美国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不负责任的消费，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挑战。

即便有丰厚的贷款优惠政策，如果出于社会下层的贫苦民众能够冷静的看待，这场危机或许也能避免。但美国的民众过惯了今天花明天钱的日子。从住房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美国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人性的弱点致使这些民众在当时美国经济一片大好，房市节节攀高的环境下，忽视了自己的生存条件，高估了自己的偿付能力。甚至有相当部分的贫苦民众贷款购房是为了在繁荣的房市中炒房挣钱。在低利率的诱惑下，即使没有还贷能力，他们也心安理得地和银行签约，住上了高楼大厦。正是这种消费心理埋下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祸根。当高房价的泡沫破碎和短期利率的提高一起夹攻的时候，零储蓄的美国民众无力偿还贷款，这就引发了后面的房贷公司、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一系列金融机构的经营危机。这正应验了香港电影《无间道》里那句现在成为热门的网络用语——“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殷鉴不远。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去了12年，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全球经济在遭受重创之后，进入了低增长、高风险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孤立主义抬头，英国“脱欧”， 特朗普到处“退群”，“美国优先”政策大行其道；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加速变革，新兴经济体话语权逐步提升；以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步伐加快。但是，影响世界经济的根本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全球金融市场雪崩，疫情只是导火索，根源是长期货币超发下的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处理，量化宽松仍然是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手段，过度举债使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世界各国高悬，全球性忧虑情绪与日俱增，经济领域还存在尚未引爆的一些“地雷”。

这里有必要做出判断：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是必然的，冲击是全面的，影响是深刻的，运行是波动的，走势是长期的。中国面临极为复杂的外部形势：出口萎缩及面临的“贸易战”，投资保护主义浪潮和吸引外资的压力，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信心等渠道影响到中国经济，同时又受到成本提升的压力。复杂的外部形势又与中国自身存在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资源环境制约、就业压力、区域协调、通货膨胀预期压力等矛盾相交织，使中国经济步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发展区间，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当然根本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nbsp&nbsp&nbsp&nbsp进入21世纪20年代，全球银行业面临多重挑战。技术变革、经济疲软、地缘政治、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相互交错，相互融合，给全球银行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银行业如何备战未来10年？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近日给出了参考答案。

&nbsp&nbsp&nbsp&nbsp技术进步无疑是驱动各项变革的首要因素。机器学习和区块链等现有技术与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结合，在更大范围内创造新的机遇同时，也会引发新的风险。此外，技术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人们对工作内容、工作人员以及工作场所的原有认知。

&nbsp&nbsp&nbsp&nbsp当前，许多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欧洲的发达经济体，很有可能陷入“日本化”困境。其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低通货膨胀或低通货紧缩、零利率或负利率。德勤近日发布的全球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展望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不论是全面“日本化”，还是局部“日本化”，都可能对全球银行业的增长和盈利带来重大影响。

&nbsp&nbsp&nbsp&nbsp而全球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或将改变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社会、政治、商业体系造成压力。一旦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境，银行业的内生增长能力将大幅下降，能够收回股本成本的银行将更少。规模较小或功能较单一的金融机构可能会举步维艰。

&nbsp&nbsp&nbsp&nbsp尽管全球银行业的经营发展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但是银行的角色本位不能改变。德勤金融服务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银行业与资本市场首席研究员瓦尔?斯利尼瓦斯（ValSrinivas）指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银行应该坚守其作为金融中介的核心身份，确保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相匹配。银行的竞争优势仍然在于其具备管理风险和处理复杂金融问题的能力，能够在高度受监管的市场中开展业务，推动创新以满足客户需求、保护客户隐私并维持客户对银行的信任。

&nbsp&nbsp&nbsp&nbsp“无论如何，银行仍将是客户资产的忠诚保管者，是值得客户所信赖的。”斯利尼瓦斯表示，

&nbsp&nbsp&nbsp&nbsp在下一个十年，银行管理层应该根据当前发展形势重新审视银行的长远发展目标，从根本上强化银行的核心力量。不要让银行因短期利益而偏离朝着更远大、更大胆的目标发展方向。银行管理层应该主动出击，积极考虑驾驭新一轮浪潮的各种最佳方式，而不是消极回避。

&nbsp&nbsp&nbsp&nbsp当前，全球银行体系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盈利水平上升至金融危机后的新高位。据《银行家》杂志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全球银行业资本收益率（ROC）为13.7％，高于2017年年底的13.5％。然而，银行业仍未找到恢复可持续盈利水平的途径，股本回报率（ROE）为9.6％，低于通常与银行资本成本相关的12％这一基准线；全球银行的资产规模降至122.8万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各大银行处置了其非核心资产。从积极层面来看，全球银行业再次回归稳健发展，一级资本比率从2017年的6.66％小幅上升至6.75％。

&nbsp&nbsp&nbsp&nbsp美国银行业虽在多个领域呈现出缓慢增长，但仍保持业界领先。高达1.5％的资产收益率（ROA）使其资本收益率稳定在18％；总资产为16.5万亿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增长3％。

&nbsp&nbsp&nbsp&nbsp加拿大银行业的总资产同比增长11.2％，上升至4.7万亿美元，这主要归功于向个人和企业提供按揭贷款和普通贷款。然而，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银行业的利润率下降，贷款损失拨备率有所上升。

&nbsp&nbsp&nbsp&nbsp相比之下，欧洲许多银行仍然把注意力放在理顺业务上，努力赶上其他地区的盈利水平。2018年，尽管南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盈利水平有所提高，但资本收益率仅为10.2％，与上一年度持平。欧洲银行业普遍面临的挑战包括因欧洲市场的长期分散式格局导致净利差（NIM）结构性降低，以及德国等主要市场中的银行机构过度饱和。央行执行近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仍然于事无补。欧洲银行业的总资产稳定在25.8万亿美元左右。

&nbsp&nbsp&nbsp&nbsp亚洲银行业的情况喜忧参半。中国的银行规模普遍持续扩大，2019年全球最大的四家银行仍然是中资银行。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业一直无法摆脱由经济低迷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银行业系统性增长缓慢的问题：资本收益率（ROC）为5.8％，资产收益率（ROA）为0.31％，这主要就是由于低利率／经济增长乏力所导致的，资产规模减少3％，降低至13.1万亿美元。而中国银行业的资本收益率尽管低于去年的15.6％，但仍然保持强劲，达到14.4％。

&nbsp&nbsp&nbsp&nbsp展望2020年，全球经济并不乐观。德勤经济学家预测，美国2020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25％。多数G7其他成员国，包括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类似，甚至更不乐观。与此同时，各国央行的货币工具面临很大的局限性，世界主要地区的利率或处于历史低位，或接近处于负值区间。

&nbsp&nbsp&nbsp&nbsp为应对未来十年的挑战，银行管理层需要转型发展、推动银行融入行业生态系统，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行业联盟。在技术方面，首要问题是技术欠债问题，即现有系统不够现代化，这是银行实现转型的巨大障碍。其次是数据状况不佳，这可能会阻碍银行充分实现新技术投资所能带来的价值。高质量、易获取的数据作为所有技术解决方案的必要基础。

&nbsp&nbsp&nbsp&nbsp德勤中国副主席、金融服务行业主管合伙人吴卫军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各种驱动因素的独特融合势必会在更广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变革力量，全球银行业的发展目标和模式亦将随之改变。银行可能会更多地着眼于大局利益，管理层也会根据当前发展形势重新审视银行的长远发展目标，从根本上强化银行的核心力量。例如，在技术方面，我们敦促银行业回归本源，即在进行重大技术变革之前，首先解决数据质量问题，再通过核心系统的现代化升级来循序渐进地削减技术欠债。在人才方面，我们鼓励银行聚焦人力变革，根据智能化、自动化技术对银行业工作模式带来的影响，重新定义和设计工作岗位，尤其明确‘超级岗位’对人才的高要求，进而为当前的人才队伍赋能并着手培养未来人才。”（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